業內人士解密宗教產業化利益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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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仰能產業化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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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動汽車產業化尋路

2014-05-26  NCW

中國電動車發展歷時多年，「彎道超車」夢想一直延續，但產業化的迫切感在當 下尤為濃重 ◎ 財新見習記者 朱世耘 文財新記者無意中在微信朋友圈裡透露，5月5日將有一個中國電動汽車百人會（下稱百人會）成立大會在清華大學召開，一天之內既有十數家包括體制內中央新聞單 位和國外通訊社在內的媒體同行打來電話，詢問如何參加這次低調的會議。 會議的規格毫不低調。科技部部長萬鋼、工信部部長苗圩到場發言；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原黨委書記、副主任陳清泰，原科技部部長、中國科學院院士徐冠華，科技部電動汽車重要項目組總體專家組組長歐陽明高分別主持討論。 汽車、能源、通信等領域一眾主流公司均是 「一把手」出席，還被限制只做五分鐘之內的發言。 首屆百人會的成員名單更是陣容強大，12名部長級官員組成了顧問委員會，徐冠華和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吳敬璉牽頭學術委員會，同時還匯聚了幾十位相關業界的領軍人物。 「我們是一個 NGO（非政府）組織。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百人會秘書長張永偉對財新記者說。這個跨學科、所有制、部門、行業的平台，希望自己是個 「第三方智庫」 。 為什麼現在需要百人會這樣的 「第三方智庫」？中國電動汽車產業化有哪些瓶頸，還有多遠？在百人會成立大會上，萬鋼、苗圩等多位發言人士均不約而同地提及美國純電動車品牌特斯拉（Tesla） ，足見這條 「大鯰魚」帶給 中國的刺激。中國電動車發展已歷時多年， 「彎道超車」夢想一直延續，但 「產業化」的迫切感在當下尤為濃重。 離不開的政府之手 「科學決策比較弱。 」中國汽車工業協會常務副會長兼秘書長董揚在沉思片刻之後，就目前中國電動汽車產業面臨的主要問題這樣回答財新記者。 董揚介紹，德國在推動電動汽車產業化的過程中，建立了由百位科學家組成的國家電動汽車平台計劃以協助決策。但在中國，決策還是交由官員和政府部門。科技部、工信部、財政部、發改委四部委組成了電動汽車產業管理的頂層結構，由工信部牽頭主導，共有十多個相關部委參與；四部委之間組成部際聯席會，各部部長、相關司長、處長定期參與交流討論。對電動汽車產業發展起到導向作用的多項政策，就是在這些聯席會上討論完成的。 「我們的部長、司長、處長裡有很多專家，但正因為專業出身，反而容易忽視專家的意見。 」董揚說。政府也逐步意識到，在電動車這樣一個全新的、富有爭議的產業發展問題上，需要聽到更多的聲音。今年3月份在國務院副總理馬凱開展電動車調研時，中國汽車工業協會就提出建議，在部際聯席會下面成立一個專家委員會，協助科學決策。 但在現有多頭管理格局下，專家委員會的影響力並不樂觀。董揚認為，四部委對決策的影響各有不同。科技部對電動汽車進入產業化有關鍵的臨門一腳的作用，其在推動 「十五」 「十一五」計劃，搭建三縱三橫新能源車體系方面功不可沒，但目前主要影響仍停留在研究層面；發改委主要是綜合協調；工信部在電動汽車產業化過程中理應發揮牽 頭作用，但由於資金渠道的問題，財政部的決策權反而更大。 「財政部的角色偏重，工信部的角色偏輕。財政部同意的項目就可以做，不同意或沒有認識到的項目，就比較難。 」他說。 在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副總理李嵐清積極倡導和陳清泰、吳敬璉等人士的推動下，最終促成了百人會的誕生。張永偉認為，百人會的目的，就是為政策決策提供前期的科學研究。 百人會最新拋出的九大研究課題，圍繞 的是全球視角下電動汽車發展的一些共性、基礎性問題，如果這些問題找不到答案，電動車就很難實現產業化、規模化發展。 九大課題包括：充電基礎設施相關問題、動力電池相關問題、純電動汽車示範推廣與商業模式、增程/ 插電式乘用車技術路徑及節能減排分析、微型短途電動汽車有序發展與規範管理、中國電動交通一體化和智能化系統研究、國內外電動汽車產業發展現狀與趨勢調研和分析、全球電動汽車的政策梳理和創新、節能與新能源汽車不同技術路線的分析。 「目前的政策法規不能夠清晰描述未來。 」長安汽車集團董事長徐留平認為，這是目前電動車領域的主要問題。 張永偉認為, 中國缺乏把一個新興產業從技術培育到推進產業化的成功經驗，電動汽車發展在現階段，對政策倚重較大，但政策引導能否與市場機制結合？董揚對此的觀點是： 「目前政府、企業、機構等各層面仍有點偏重表面。 」陳清泰指出，電動車發展初期存在市場失靈的領域，如要加快實行產業化，就需要政府適度巧妙地伸出一隻「看得見的手」 ，這只 「手」最重要的是確立發展戰略等宏觀導向。 宏觀政策直接左右著企業和行業的發展方向。浙江萬向集團董事長魯冠球在發言中直白地說： 「做電動汽車，最怕國家相關政策不穩定。 」比如2010年和2013年的兩輪新能源汽車推廣補貼政策，在評價標準上，就從電池組能量變為行駛里程，各車企只好隨之而動，續航里程200公里、300公里的產品頻繁推出。 在最近一輪新能源汽車政策刺激下，國內車企紛紛加大了這一領域的研發及生產投入。第一電動網的統計數據顯示，到2015年，九大車企大部分的計劃產能在10萬輛以上，最少的也有5萬輛。政策評價標準的變化將改變企業的產品策略，但新能源汽車的研發成本耗資巨大。上汽新能源和技術管理部總經理幹頻就曾對媒體舉例稱，開發一款新能源車，要10億人民幣的研發投入。 董揚強調， 「評價一項政策要看兩個維度，一是和大政策方向是否一致，是否是綜合指向、形成合力；二是看程度、力度，力度太過就會扭曲市場。 」而以里程 「論英雄」政策引導下的產品，又是否符合市場需求？這觸及新能源車的根本定位問題，在全球範圍內充滿爭議。同濟大學汽車學院院長余卓平就對財新記者表示，未來交通需要形成系統化，不能靠單一交通工具來滿 足需求，純電動汽車的生命力應在短途。福特汽車 CEO 艾倫穆拉利（Alan Mulally）也認為，純電動車仍是小眾市場，其突破還取決於電池技術的突破。 市場化難題 電動汽車能否產業化，瓶頸不僅僅在技術層面。百人會將充電基礎設施、動力電池相關問題、純電動汽車示範推廣商業模式，歸類為當前影響電動汽車商業化的瓶頸問題。同時，近日一位百人會內部人士還對財新記者指出，如何防止地方利用補貼，或利用汽車與交通管理機制搞地方保護主義，也是百人會的研究課題。 儘管財政部公佈的補貼新政中明確提出要破除地方保護，規定各地推廣應用的新能源車（包括純電動車、插電式/ 增程式混合動力車、燃料電池汽車） ，外地品牌數量要多於30%，但地方仍然掌握補貼和搖號政策，比如北京市就可以對特斯拉不給補貼，並要上被嚴格限購的傳統車車牌，不能進入目前免搖號的電動車車牌體系。 馬凱副總理在此前召開的「新能源汽車推進應用座談會」上就特別指出，有些地方領導人思想認識未完全到位，沒能下決心。而近期，廣州、深圳、合肥、襄陽四個新能源汽車推廣應用城市的主管領導已表態，不會設立新能源汽車進入目錄。 基礎設施建設與動力電池是社會關注較多的話題，但企業更關注的是產品的可靠性。比亞迪董事長王傳福就認為，私人電動車對充電站更多是一種心理依賴，實際需求遠小於燃油車對加油站的需求。他建議，應為電動出租車和大巴建設充電站，這樣既可保證設備充分使用，吸引社會投資；又可為私家車解決心理障礙。 產品如何被消費者接受，是眾多車企的聚焦所在。幹頻表示，續航里程並不是新能源車最重要的評價指標， 「我們應該考慮一款電動車是不是在它整個生命週期是一個可靠的車，這是做新能源汽車的開發、生產、銷售最關心的一個問題」 。吉利集團公關總監楊學良也認同 「市場化怎麼樣被消費者所接受」 ，才是目前新能源汽車推廣最核心的問題。他認為，如果新能源車節能減排出色，性能與可靠性方面不遜於傳統汽車，並且成本也能被消費者接受，就能逐漸形成需求，被市場接受。 比如，比亞迪與戴姆勒合作的純電動車「騰勢」 ，有超過300公里的續航里程，但其宣傳重點放在了戴姆勒所帶來 的安全、品質和可靠性上。 今年一季度數據顯示，全國新能源汽車共銷售6853輛，其中轎車佔80%。 2014年中國新能源汽車銷量有可能邁上3萬輛台階，但官方的目標是2015年達到50萬輛、2020年500萬輛。 「明年50萬輛是沒有可能完成的，但50萬輛的目標沒有錯。 」董揚認為，50萬是一個產業化的標誌， 「中國基礎條件不如發達國家，但大家又急於把事情幹成，說小了不行。中國的事情，推遲一兩年實現是一種常態。 」 以里程 「 論英雄」 政策引導下的產品，是否符合市場需求？ 這觸及 新能源車的根本定位

獨家︱翻版的GT驚魂：深圳惠程聚酰亞胺產業化的那點事兒 Trans-media止觀

來源: http://xueqiu.com/4234422658/32008519

作者：張冬晴

美國當地時間10月6日（周一），蘋果公司藍寶石玻璃合作商GT Advanced Technologies Inc（以下簡稱為“GTAT”）股價驚魂暴跌引發了大洋彼岸尚處於黃金周假期的資本市場人士的強烈驚嘆。由於對外宣布已經正式申請破產保護，GTAT股價當日開盤後瞬間大幅殺跌至最低0.75美元，最終以0.80美元報收，較前一交易日收盤價11.05美元的跌幅高達92.76%！而這種A股市場罕見的猛烈跳水事件，本身就是一種極其深刻的風險教育。

值得註意的是，在產業轉型升級的過程中，類似GTAT的投資風險在A股市場不是沒有，而是早已出現——不同之處在於滬、深A股市場的漲跌停板制度讓投資風險以時間換空間的方式進行了消化。

在GTAT壯烈的跳水背後，其本質是藍寶石屏幕蓋板產業化的理想與現實之間還存在著一條難以逾越的鴻溝，而iPhone 6和iPhone 6plus放棄采用藍寶石屏幕蓋板只不過是壓垮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

2013年11月，GTAT曾和蘋果達成一項價值5.78億美元的合作協議，計劃實現成本僅為十幾美元、產能兩千萬片的藍寶石屏幕蓋板。但由於GTAT的關鍵技術還不過關，也沒有規模化量產經驗，導致成本高達55美元，並且沒有解決應力問題等缺陷，最終迫使蘋果最新一代iPhone手機不得不放棄了采用GTAT的藍寶石屏幕蓋板，並徹底引爆了GTAT眼下的破產危機。

實際上，類似的情況早在A股市場已經上演，市場的投資熱情與產業的技術和經驗不足所產生的巨大反差帶來的直接後果就是一地雞毛。縱觀A股市場上市公司，早在2007年就開始嘗試聚酰亞胺產業化的深圳惠程便是比較鮮活的案例之一——曾經創下86個交易日累計跌幅接近90%的記錄。

今年5月初，為了減輕上市公司的負擔，深圳惠程對外宣布將其控股子公司長春高琦33.63%股權轉讓給公司控股股東、前董事長呂曉義，持股比例下降至51%——這意味著深圳惠程終於不得不承認一個血淋淋的事實：自2007年以來，長達7年多，連續巨額投資高達數億元的聚酰亞胺產業化夢想，破滅了。

作為深圳惠程聚酰亞胺產業化項目的實施主體，長春高琦與上市公司的淵源要追溯至2008年初。當時深圳惠程以自有資金1400萬元對長春高琦增資入股。增資完成後，深圳惠程對長春高琦的持股比例為56%，並在隨後連續多次投入現金增資或收購股權至持股比例最高達84.63%。

2010年1月初，在聚酰亞胺產業化領域鋪墊多時以後，深圳惠程終於對外拋出了一項增發計劃——計劃以募集資金投入33,140.83萬元建設聚酰亞胺產業化項目，項目建設規模：

（1）年產高溫過濾用聚酰亞胺纖維2,900噸；

（2）年產電纜護套用聚酰亞胺連續纖維20噸；

（3）年產聚酰亞胺纖維織物80,000平方米；

上述三項產能達產後預計每年可新增銷售收入74,000.00萬元，年利潤總額17,012.74萬元，年凈利潤12,759.55萬元，稅後內部收益率43.66%，投資回收期4.28年。

然而，根據2010年初的規劃，這項豪擲數億元的聚酰亞胺產業化項目建設期2年，達產期3年，但在隨後的四年多時間里始終讓二級市場投資者極其失望：

早在入股長春高琦前後，深圳惠程就曾經對外宣稱中科院長春應化所與長春高琦合作所得到聚酰亞胺纖維綜合性能已達到國際先進水平，並具備了產業化生產的條件。

但到了上述增發窗口期的2010年4月，深圳惠程再次對外披露的口徑是——“長春高琦僅通過示範生產線生產出了數百公斤聚酰亞胺纖維，年產300噸纖維的生產線預計在2010年8月正式投產，公司能否將示範生產線的成功工藝和技術順利推廣到300噸生產線和募投項目的2,900噸生產線存在一定的不確定性。”

而後深圳惠程2013年報進一步披露，上述項目並未達到預期收益，主要原因系“該項目剛剛進入市場推廣階段，尚未進行大規模銷售，同時公司尚未進行大批量生產以及銷售，自2010年通過定增募資投產以來遲遲未見效益，2013年虧損接近900萬元。”

需要強調的是，截止2014年6月30日，深圳惠程“高性能耐熱聚酰亞胺纖維產業化項目”已經使用募集資金29，950.89萬元，占募集資金投入總額的90.37%；“2,900噸高溫過濾用聚酰亞胺纖維項目”則按照募投計劃已經建成聚酰亞胺纖維產業化生產線1條，該生產線最大產能為每年約300噸，較計劃產能懸殊巨大；而受市場需求不足和技術仍需完善的雙重因素影響，“20噸電纜護套用聚酰亞胺連續纖維和8萬平方米聚酰亞胺纖維織物項目”則甚至還沒有開工建設。

對此，深圳惠程方面給出的最新解釋，無異於在告訴市場投資者苦心經營長達7年多的聚酰亞胺產業化項目幾乎都打了水漂——

按照現有已經建成的生產線投資水平和額度，募投剩余資金3,189.94萬元再投入生產線建設，公司預計新增聚酰亞胺纖維產能為每年約200噸。假設募投資金全部投入，預計聚酰亞胺纖維全部產能為每年約500噸，這與募投預期2,900噸產能相差較大。

在公司募投項目開始前，國外只有奧地利贏創公司建成了高溫過濾用聚酰亞胺纖維生產線，公司是國內第一家開工建設高溫過濾用聚酰亞胺纖維生產線的企業，由於沒有成熟定型的生產線設備，公司只能依靠自己對工藝和設備進行改造。按照多年市場推廣後客戶的最粗纖維需求和多年設備磨合後生產出合格纖維產品的最高生產線速度，公司計算出該1條生產線最大產能為每年約300噸。

根據300噸聚酰亞胺纖維產能和產銷率100%計算，公司預計銷售收入為6,000萬元；假設募投資金全部投入，根據500噸聚酰亞胺纖維產能和產銷率100%計算，公司預計銷售收入為10,000萬元。由於營業收入無法覆蓋成本、費用和攤銷，吉林高琦預計將繼續處於虧損狀態。

目前，吉林高琦除使用募投資金建成1條聚酰亞胺纖維生產線外，使用自有資金也建成1條聚酰亞胺纖維生產線，最大產能每年約240噸。吉林高琦現有聚酰亞胺纖維最大產能每年約540噸。按照2013年報披露的聚酰亞胺纖維銷售情況，吉林高琦的產能利用率不足25%，在市場銷售沒有出現重大改觀前，公司將謹慎投資剩余募集資金。

需要補充的是，深圳惠程早在2009年就開始布局的另一個重要領域——聚酰亞胺納米纖維電池隔膜項目，也同樣出現了大打折扣的窘境。

2011年3月，深圳惠程拋出的“年產2億平方米聚酰亞胺納米纖維電池隔膜產品生產基地”規劃總投資額約 6 億元，計劃在2011 年7 月前正式開工建設，2014年項目預計達產。

但最新的消息是，聚酰亞胺納米纖維電池隔膜產品（一期）項目建設期自2014年1月至2015年1月；預期在項目建成兩年內可以逐步實現PI納米纖維電池隔膜4000萬平方米產能。

今年9月底，深圳惠程給出的消息則是“由於產品性能指標和生產工藝尚未最終定型，江西先材的生產設備采購工作尚未開始，由此影響項目建成投產時間比原計劃延遲9個月以上。”

反觀二級市場表現，自2008年底創下最低5.56元/股觸底反彈之後，深圳惠程股價一路扶搖直上，到了2009年底增發事項停牌前41.30元/股（後複權），累計漲幅已經超過7.4倍；而自2010年1月4日披露增發預案至2011年3月30日創下歷史最高點，深圳惠程的股價繼續一路高歌猛進，累計漲幅257.02%。

結合機構參與增發的盛況也可見一斑。按照最終確定的發行價格30.11元/股，較經調整後的發行底價12.20元/股溢價仍然高達146.80%。其中，華商基金甚至還報出了36.00元/股的最高價，較12.20元/股的發行底價高出近3倍。

然而，隨著聚酰亞胺產業化項目進展不斷低於市場預期，深圳惠程的股價終於出現了GTAT類似的“雪崩”——自2011年3月30日創下歷史最高點以後，短短86個交易日持續震蕩下跌，累計跌幅高達84.74%！即便是觸底以後，深圳惠程的股價依然表現羸弱不振，將近2年的時間里基本上保持低位箱體震蕩的運行格局。

值得玩味的是，同樣是抱著新材料領域的產業化夢想起飛，無論是GTAT的藍寶石還是深圳惠程的聚酰亞胺，都無一例外地折翼於技術、經驗和市場的不成熟。

但較之於GTAT幸運得多的是，深圳惠程消化了夢想破滅對二級市場股價的巨大沖擊花了足足三年多時間，並且不存在申請破產保護之虞，甚至還可能在後續的資本運作過程中迎來鳳凰涅槃——只是，這到底是境內外市場投資者的幸運呢還是悲哀？

衛星產業系列研究報告：通信衛星產業化呼之欲出

來源: http://www.gelonghui.com/portal.php?mod=view&aid=2121

石墨烯產業化受熱捧 市場技術瓶頸已突破

來源: http://www.yicai.com/news/2015/09/4693174.html

石墨烯產業化受熱捧 市場技術瓶頸已突破

第一財經日報 陳楚翹 2015-09-30 06:00:00

近期資本市場針對石墨烯產業利好信息不斷傳出，石墨烯產業市場化發展進程受到多方“助推”。石墨烯市場化量產所遇到的瓶頸陸續被相關研發團隊攻克。

老後不能光靠政府 高齡政策要走向產業化 改革趨勢》深度解讀 兩黨總統候選人長照政見

2016-01-11  TWM

台灣人口老化的速度在全球前所未見，解決高齡化問題，早已成為台灣社會刻不容緩的議題。面對即將到來的總統大選，各候選人的高齡政策走向，將決定台灣能否 順利進入超高齡社會。而高齡政策中，最受矚目的焦點非「長照政策」莫屬。這不僅決定了未來台灣老人能否被妥善照顧，也決定了台灣社會將如何共同承擔責任。 檢視目前國、民兩黨的長照政策，最大的不同來自於「到底誰要出錢？」朱立倫主張保險制，強制全民納保；蔡英文則主張稅收制（編按：以遺贈稅和房地交易稅作 為財源），先以政府稅收支付長照支出，再討論長照保險。任何制度皆須禁得起時間考驗，一個穩定的財源制度，應從「來源」及「分配」來檢視。 從來源面看，以遺贈稅和房地交易稅為主的稅收制，容易受到景氣波動影響，導致稅收不穩定，「看今年房地產市場如此低迷，明年長照的錢幾乎就沒有了。」台大 社會系教授薛承泰觀察。同時，台灣的租稅負擔率（即賦稅收入占國內生產毛額的比率）低，稅收規模有限，在高齡人口持續成長的趨勢下，政府真的能撐得住嗎？ 吸引民間資源投入： 活化服務，才能發展完整體系從分配面來看，稅收財源每年須重新接受立院的預算審議，且「不僅是長照，其他社會福利項目也在打這些稅的主意。」在稅收有限， 支出卻無限成長的情況下，稅收制到底可不可行？「可以做，但只有加稅一條路。如果不加稅，不可能持續。」薛承泰給了答案。 但，難道採用保險制，就能免於財源不足的問題嗎？「目前規畫的一千三百億元中，政府要出四百多億元，但政府根本沒有，三百億元都沒有，更何況四百億元。」台大社工系教授林萬億指出。 不僅是四百億元籌措無門，隨著接受長照服務的老年人口增加，承擔長照支出的青壯年人口卻在減少，長照基金遲早會面臨虧損。 所以，真正的問題不在於財源，因為以現在的人口結構來說，提高保費、或是加稅都是最終結局。而且，薛承泰也同意，長照保險在未有足夠的居家、社區服務出來 之前，的確不應該貿然實施。所以，真正的問題是，「長照十年」都要變成「長照二十年」了，為什麼現在這些服務還是不夠？ 對此，台北榮總高齡醫學中心主任陳亮恭認為，「長照服務做不起來，是因為沒有產業化的思惟」。正因為單靠政府力量，無法發展出完整的長照體系，才須適時引入民間資金、資源，讓服務「長出來」。政府扮演的角色，應是營造吸引民間投入的環境。 他認為所謂的「產業化思惟」，第一，要有產業願景。以現行稅收制下的長照十年計畫為例，長期領取補助、標案為生的業者，無法做長遠規畫，連帶導致照服員等相關從業人員的工作不穩定，使從事長照服務的人既沒有光榮感，亦看不到產業的未來。 第二，按現行法規，每個區域經營多少照護機構，是由各地縣市政府決定，但有些縣市一區僅限制招標一到兩家長照機構，在欠缺公平基礎、多元競爭環境的情況下，不僅失去了提升品質的動力，業者投入的意願也不高。 善用企業能量： 以創新商業模式，解決問題然而，對於鼓勵長照產業化，林萬億則有不同看法。他認為有意投入的企業，都是為了發展連鎖型長照機構，透過創造規模經濟賺取利潤，但連鎖長照機構卻與「在地老化」的概念背道而馳。 反觀支持在地老化的社區及居家服務，因經營複雜度高且利潤微薄，企業反而興趣缺缺。但從一○四銀行經營「銀髮銀行」的案例中，我們仍可看到企業利用自身的強項，以創新商業模式，解決居家服務人力不足的問題。 因此，在思考長照產業化時，應該要善用企業的創新能量，強化未被補足的服務區塊。只要願意保持開放心態，解方還是會出現。 「不幸的是，兩黨的高齡政策都沒有在這著墨。」一名社會系學者這麼說：「兩黨的政策，都在同一層次打轉。政府應該要做的，是提高高齡勞動力，並加強預防醫 療的角色。」他補充，惟有活化老年人口、降低台灣老人失能率，才能從根本扭轉超高齡社會龐大的社會負擔。而這正是台灣下一個總統，需要覺醒的地方。 撰文 / 陳前康

“聚眾“吃轉基因玉米 多位學者呼籲加快產業化

給你一個轉基因玉米，你會吃嗎？

8月14日，在中國農大玉米試驗基地，基因農業網舉辦轉基因技術座談會，與會人員以自願吃轉基因抗蟲玉米的實踐行動為轉基因食品的安全性背書。針對可能出現的質疑，中國農科院研究員黃大昉回應從稱，“這並不違規。”他說，轉基因玉米尚未產業化種植，還不能夠上市，按照管理規定，只能進行銷毀等安全化處理。品嘗也是安全化處理的方式之一。

品嘗轉基因玉米的背後，在“挺轉”人士看來，這背後是轉基因主糧技術——哪怕是拿到國家批準的轉基因安全證書——無法產業化的尷尬。

同與不同

在對轉基因持消極態度的人士看來，需要官方或高級官員以“是否吃轉基因食物”來表明立場以及回應質疑。近年來，每年的全國兩會，來自媒體關於轉基因的提問從不缺席。這導致主管部門領導不得不以“我也吃轉基因食品”來表明態度。

座談會上，中國工程院院士戴景瑞稱，全世界有將近28個國家生產轉基因作物，還有30多個國家進口轉基因產品，全世界三分之二的人口每天都在跟轉基因食品接觸。他說，“我曾經在美國待了20多年，吃的玉米片都是轉基因玉米制成的，(至於安全性)我就不多說了，大家都清楚。”

一位不願具名的生物科學工作者援引自身的例子稱，自從上個世紀80年代末出國以來，在國外一直吃轉基因食品。比如，在美國，75%以上的食物都含有轉基因成分，他一直在吃。該學者從事植物遺傳轉化工作近三十年。

對於試驗基地種植的轉基因玉米及非轉基因玉米的區別，中國農大教授賴錦盛解釋稱，兩個材料的遺傳背景，從常規育種上都一樣的。如果這個轉基因材料最終能夠被授權成“品種”，那麽它跟非轉基因品種的差別，就是轉基因玉米多了一個轉基因的性狀。

黃大昉補充說，目前基地展示的轉基因材料，盡管受體品種是已經生產應用的品種，但是現在這些轉基因材料尚未被正式審定為“品種”。這是由於現行的規定要求必須進行安全性評估獲得安全證書，這些材料才能成為正式的“品種”。

他說，在國外很多國家，受體品種是生產應用的品種，那麽再加一個抗蟲基因，對受體品種來說並沒有改變任何東西，就不需要再審定了。但是，我國現行的法規還需要進行審定。如果要加快產業化，就需要解決這個問題。

拿到證書後怎麽辦？

根據國務院頒布的《農業轉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條例》及相應配套制度的規定，我國對轉基因生物實行嚴格的分級分階段安全評價制度。安全評價從實驗室研究階段就開始進行，再到田間小規模的中間試驗，再是大規模的環境釋放、生產性實驗、安全證書評估，共分五個階段。

對於前述基地展示的轉基因材料，戴景瑞稱，絕大多數都進入到最後一個環節——生產性實驗。生產性實驗如果沒有問題，就等著農業部頒發安全證書。

值得關註的是，中國此前曾批準三張轉基因主糧的安全證書。根據法規“一次申請安全證書的使用期限一般不超過五年”的規定，在2014年到期時曾引起熱議。不過，當年年底證書又獲得續簽，有效期從2014年12月11日到2019年12月11日。

三張轉基因主糧安全證書續期到2019年12月11日

需要說明的是，在獲得安全證書的五年中，一直未被允許商業化種植，雖然這次安全證書得以續簽，但是仍然只能試驗性種植。

至於獲得安全證書後不能推動轉基因產業化的原因，中國農科院研究員何康來解釋說，我國轉基因品種還要經過品種審定這一關，但是目前還沒有出臺有關轉基因作物品種審定的文件，所以三個品種雖然已經拿到了安全證書，但是也沒有辦法進行品種審定。沒有經過審定，按《種子法》規定就不能成為一個品種上市。所以，這也是一個障礙，需要推進解決。

那麽，有效期為什麽規定五年呢？

何康來解釋稱，以抗蟲品種為例，害蟲對這一品種的適應也需要長期觀測。如果蟲子出現抗性等情況，就需要有治理對策或者替換新的抗蟲基因。有效期是一個技術性問題，而非安全性問題。戴景瑞補充說，任何產品都有一個有效期，比如汽車駕駛證也得更換，這個很正常，不同的對象時間長短不一樣而已。

對於目前轉基因主糧產業化所面臨的困境，黃大昉提到，一是簡化有關程序，盡快批準安全證書;二是品種審定需要做一些調整，可否借鑒轉基因抗蟲棉，如果受體品種通過審定，那麽轉進去的基因經過各方面評估也沒問題，就不需要再審定，或者直接登記認定即可。當然，還要加強科普提高公眾的認知水平。

需要說明的是，已經有20年轉基因作物種植歷史的中國，近年來，對於轉基因主糧產業化應用方面，高層態度的傳達也漸趨明朗。

不論是決策層直接給出鮮明的產業化態度，還是給出明確按照“非食用→間接食用→食用”的轉基因食品推廣路線圖，首先發展非食用的經濟作物，其次是飼料作物、加工原料作物，再次是一般食用作物，最後是口糧作物，以及明確的時間表。

前述生物科學工作者稱，轉基因技術是用於釋放生產力的，誰阻擋也阻擋不了，無非就是推遲幾年產業化而已。以玉米為例，之所以導致庫存積壓嚴重，不是生產太多，而是生產成本太高，下遊加工企業無法使用，而抗蟲的轉基因玉米，是從害蟲口中奪糧，能夠增加10%-20%的產量，這部分所降低的成本，正好可以抵消國內外玉米的價差，提高競爭力，解決玉米積壓的難題。

石墨烯產業化：摸著石頭過河

走進嘉興中易碳素7000平方米的工廠，整齊排列著幾十臺燒結高導熱石墨膜的高溫爐和低溫爐。這些爐子生產的是用於制作手機等電子產品散熱膜的原材料。

石墨烯是人類發明的第一種單原子的二維碳膜材料。只有一層原子，電子的運動被限制在一個平面上，為它帶來了全新的電學屬性。它的導電性強、可彎折、機械強度好，看起來頗有未來神奇材料的風範。

2012年，因石墨烯而獲得諾貝爾獎的康斯坦丁·諾沃肖洛夫(KonstantinNovoselov)和他的同事在《自然》雜誌上發表文章，討論石墨烯的未來。他認為作為一種材料，石墨烯“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雖然將來它也許能發揮重大作用，但是在克服幾個重大困難之前，這一場景還不會到來。

更重要的是，考慮到產業更新的巨大成本，石墨烯的好處可能不足以讓它簡單地取代現有的設備——它的真正前景，或許在於為它的獨到特性量身定做的全新應用場合。

導熱性：手機上的應用

這究竟是一種怎樣的材料?

石墨烯在可見光下透明，但不透氣，這些特征使得它非常適合作為保護層和透明電子產品的原料。如果再加上超級電容、信息存儲器件、高性能複合材料，到催化劑載體、藥物輸送等，那簡直就是可以改變世界的發明。

在生產車間里，15條人工合成石墨生產線月產能可達6萬平方米。這些燒結完畢的原材料進行壓延、背膠、覆膜、模切成型加工後，最終被制成一塊塊手機蓋大小的薄膜，用來貼在手機屏幕、屏蔽罩、中框、後蓋、電池上，實現散熱功能。

在2011年創立這家致力於特種功能材料研發的企業之前，中易碳素創始人CEO李平在中國電信上海研究院工作。在高導熱石墨膜的應用領域，中易碳素從大尺寸石墨膜、連續卷材、多層複合石墨膜等方面進行研究創新。

針對最新的石墨烯概念，李平表示，中易碳素一直在持續跟蹤和投入研發，行業首創的石墨烯量產化產品石墨烯散熱膜即將作為高導熱石墨膜的升級換代產品正式推向市場，記者在現場看到，石墨烯散熱膜最薄厚度可以做到5微米，遠遠突破了高導熱石墨膜25微米的常規厚度，同時，石墨烯散熱膜具有更加強大的導熱性能。目前，石墨烯散熱膜已經實現了原材料制備、表面化學修飾、分散、成膜、後道模切加工等全生產流程的打通。

不過隨著智能手機行業的飽和，整個行業都面臨訂單的下滑。李平表示：“今年上半年情況特別糟糕，很多客戶訂單都削減了80%。但是下半年開始好轉，有望與去年持平。明年有了新產品就好多了。在這個行業，只有不斷保持創新，研發出新品，才能夠不讓自己被市場淘汰。”

生物相容：檢測試劑與植入骨骼

李平對記者表示，公司也在和中科院、同濟大學、華東理工大學等院校和研究機構合作，希望開拓石墨烯未來更多的應用領域。“生物醫療是我們非常關註的領域，尤其是石墨烯在生物傳感及檢測領域的應用，石墨烯具有非常強的熒光猝滅效應，可以使傳統的生物檢測方法靈敏度提高2到3個數量級。目前最主要的挑戰是安全性評估，尤其是石墨烯這種納米材料輸入人體後，可能會與蛋白質等發生反應，影響新陳代謝，或者導致細胞雕亡，這些都還需要大量的工作。”

李平所說的產品，是用石墨烯的生物相容性來生產檢測試劑。他說：“化學修飾是關鍵。由於氧化石墨烯富含羥基、羧基、環氧各種活性含氧基團，有很好的生物相容性，可以通過量子點表面特異性化學修飾，通過納米自組裝技術設計特別的DNA或核酸探針，針對某些蛋白質產生電化學反應或者熒光能量共振，從而快速診斷。就像抗體和抗原、生物素和親和素、DNA的堿基配對，都是特異性很強的。”

這一想法，和此前萊斯大學(RiceUniversity)物理學家Ching-HwaKiang的想法相一致。Kiang和他的朋友JamesTour通過將碳納米管解壓的方式制成石墨烯納米帶(GNRs)。GNRs是一種長度超過寬度幾千倍的條狀材料。這種材料的形狀，造成了其類似於蛋白質和DNA的性質。這就意味著，可以通過這種材料觀察蛋白質的折疊狀態。研究人員發現，GNRs像DNA和蛋白質一樣，在溶液中可以自發形成皺紋和循環，也可以形成螺旋體、皺紋或環繞。

這種材料未來很可能會被官能化修飾，用來和DNA、蛋白質，甚至是細胞結合使用。有了這樣的材料，未來生物分子檢測和分子醫學都將成為可能。同時也可能以用於DNA測序。這種材料可能會多方面地改變生物醫學的其他領域。

近期，萊斯大學的科學家又在嘗試焊接納米薄片以形成堅韌的多孔材料。研究人員通過實驗發現，聚焦的離子束顯微鏡圖像顯示出一塊焊接在一起的3D石墨烯層。該材料符合骨植入標準所必需的生物相容性和材料性能。

萊斯大學材料實驗室的科學家PulickelAjayan和同事在美國得克薩斯、巴西和印度等地使用放電等離子體燒結焊接石墨烯氧化物的薄片，其機械性能與生物相容性能和鈦相媲美，成為一個標準的骨替代材料的多孔固體。

這項發現發表在《先進材料》論文里。研究人員相信他們的技術將能夠創造出高度複雜的石墨形狀，而且只需要幾分鐘，他們認為這種工藝會比​​特種金屬加工更容易創造出特殊材料。

“我們開始思考骨植入，因為石墨烯是最有趣的材料之一，它能創造出許多可能性，因為它具有一般的生物相容性。”萊斯大學博士後研究助理ChandraSekharTiwary對《第一財經日報》記者表示。Tiwary也是論文的共同第一作者。另一名第一作者DibyenduChakravarty來自印度海得拉巴粉末冶金新材料研究中心。Tiwary說：“四件事情很重要：機械性能、密度、孔隙率和生物相容性。”

新型的3D打印材料

研究人員通過改變納米級的焊縫上的電壓來控制材料的密度。雖然實驗在室溫下進行，研究人員還把燒結溫度提高到200至400攝氏度以制成各種密度的石墨烯的固體。Tiwary表示：“實驗證明在300℃局部溫度能夠得到最好的樣品。”

在美國明尼蘇達州高科技納米制造公司海思創(Hysitron)同事的幫助下，研究人員通過與一個掃描電子顯微鏡連接反複測試二至五層接合石墨烯的承載能力，並發現它們在70微牛(micronewtons)的壓力下仍然很穩定。此外，他們還在得克薩斯大學MD安德森癌癥中心研究人員的幫助下，成功地在該石墨烯材料上培養出細胞，顯示了其生物相容性。令人驚喜的是，研究人員還發現了燒結過程具有去氧化功能，能夠使得氧化石墨烯薄片變成純雙層石墨，這使得它們比單層石墨或石墨烯氧化物具有更加穩定的能力。

Ajayan表示，這個實驗證明了如何使用常規的技術來制成非常規的材料。但是一個重要的前提是，二維材料能夠量產制成密度和強度都合適的3D材料。“二維材料的好處是它能夠在很大的表面積上實現連接，你只要去克服一個小小的活化能，增加焊接強度。”Ajayan說，“納米積木之間的工程結構和強大的接口是實現這些目標的最大的挑戰，但在這種情況下，放電等離子燒結似乎是有效的加入石墨烯片並制作成3D石墨材料的方法。”

Tiwary還表示，放電等離子燒結在工業上一般與陶瓷一起被用來制造複雜的零件。“該技術采用高脈沖電流把焊片瞬間連接起來。你只需要高電壓，不需要高壓或者高溫。”他說，他們制作的材料近50%是多孔的，密度只有普通石墨的一半，只有金屬鈦的四分之一。但它有足夠的抗壓強度——40兆帕，這樣能符合骨植入​的要求——骨骼中的扭力可以使得它在水中也不會溶解。

此前有傳聞稱諾基亞未來新手機將會使用石墨烯感光元件，傳感器將由臺灣富士康生產。新手機將會是諾基亞和富士康聯手的第一款產品。對此，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的研究人員表示：“石墨烯感光元件制成的攝像頭對光線的敏感程度比普通的CMOS要強1000倍，但同時價格也要高5倍以上。”不過該研究人員同時表示，諾基亞著眼於提高感光元件在強光和弱光的成像品質，選用全新的感光元件。如果成功，將會給業內造成巨大的沖擊。

不過隨著技術的成熟，新材料的成本也將大幅降低，石墨烯3D打印材料就是一個很好的證明。就在上個月，知名石墨烯企業、倫敦上市公司HaydaleGrapheneIndustries(HGI)全資子公司HaydaleCompositeSolutions(HCS)宣布將與熱塑性3D打印線材生產商Filamentprint公司及Fullerex公司共同合作，推廣和銷售石墨烯增強聚乳酸(PLA)線材應用於3D打印。據了解，這款全新的3D打印線材將會在本月舉辦的TCT增材制造展會上正式露面。

目前這種3D打印材料已經在幾家大型3D打印公司進行了使用並取得了良好的反響。HCS公司董事總經理GerryBoyce發表聲明稱：“我們非常興奮能夠為3D打印應用開發出石墨烯增強的熱塑性材料。這些新材料擁有諸多優點，包括能夠使零部件更硬、更強、更快!一直以來，打印速度就是阻礙3D打印技術得以大規模應用的障礙。一想到未來能夠直接根據CAD制造出結構性部件的前景就讓我們無比激動。”

除了推出其第一款商用石墨烯增強PLA線材之外，該公司也正在研究包括ABS、尼龍和PP(聚丙烯)材料在內的石墨烯增強3D打印線材。此外，這兩家公司也可以根據客戶需求開發出定制的石墨烯增強熱塑性線材，以滿足特定的產品要求。

諾貝爾獎物理學獎得主、英國曼徹斯特大學教授康斯坦丁-諾沃肖洛夫曾在今年的MWC移動通信大會的石墨烯專場上指出：“石墨烯和其他的二維材料擁有獨特的性能，它們可以為可彎曲和透明的電子設備提供基本的形態。最早的應用之一是在印刷型電子產品中的二維材料應用，接下來將在移動的印刷型電子設備中有所應用。”

不過，石墨烯的應用在整個行業都還沒有一個清晰的途徑。“我們接觸過很多高等院校的教授，他們也寫過一些比較有意思的論文，但問題是他們不了解產業和市場，從研究到產品是一個極其複雜的過程，石墨烯一定要變成一種電子元器件才有它的實際應用價值。在實驗室里成功的案例，未必拿到生產線上就可行。”李平對記者表示，“我們還是要依靠自己的研究人員進行研發，結合整個產業的發展和需求，但是剛開始產品成本是個問題。”

缺錢、缺人、產業化程度低 中美轉基因科研實力差距大

轉基因重大產品產業化，是“十三五”期間中國要推進的工作之一。但從橫向對比來看，中國的科研實力跟國外仍然存在相當差距。

日前，在全國媒體記者轉基因報道研修班上，中國工程院院士、“轉基因重大專項”總工程師萬建民稱，當前，中國在轉基因原始創新能力、研究能力處於第一方隊相對偏後的位置，可能超越了日本，接近歐盟，但是跟美國相比，差距仍然很大。

以1980-2014年批準轉基因專利數為例，美國以6023項位列第一，占全部授權專利的44.0%，中國為2812項(20.5%)位居第二，但是數量明顯少於美國。不過，跟為列第三的日本(10.5%)已經存在較為明顯的領先優勢。

中國農科院生物技術所研究員黃大昉提到，我國轉基因水稻、玉米、棉花這些作物上，水稻和玉米的抗蟲性狀等方面的轉基因研發和產業化的準備上已經達到了國際先進水平。他認為，這是可以和跨國公司相抗衡的。但是也應該承認，我國的整體水平跟美國存在差距，特別是在產業化的推進上，中國是滯後的。

在產業化方面，中國存在的不足集中在三個方面。

一是資金投入的不足。

農業生物領域科學家張世平稱，跟國際跨國公司相比，中國的劣勢很明顯。因為他們起步很早，前幾年的專利都壟斷在前六家跨國公司手中，而且他們的科研資金、人才投入非常充足。還有，跨國企業長期在全球各國布局。

以先正達為例，公司每天的預算都有2000萬，在科研的長期積累和資金支持方面，中國肯定處於劣勢。因為中國的轉基因重大專項中央政府投入只有100多億，而且是13年的總預算，再加上地方政府的配套只有200多億。頂多是先正達這一家公司一千天的預算。

二是知識產權保護起步較晚，專利申請方面的人才奇缺。

萬建民稱，過去所有的育種專家都希望把培育的品種或者基因無償提供出來，認為這是對社會的貢獻。如今來看，假如沒有知識產權保護，那麽重大的成果就得不到很好的利用，因此必須由市場機制來推動這些成果的使用。這就使得科學家的知識產權的意識越來越強。

令人遺憾的是，在跟國際接軌的同時，外國會以知識產權保護對中國施壓。

當前，中國在國際上受保護的專利數量並不多。而且中國的專利水平保護低，範圍小。不過，同樣的專利，如果讓專業人士來申請的話，專利所覆蓋的範圍會更廣，這樣讓其它人侵犯專利的範圍就更小。正是因為這方面的人才缺乏，導致我國申請的時候往往只申請一方面，很多方面都丟了。

萬建民提到，國外跨國公司的法規部門都有大量的專家從事轉基因產業化方面的法規研究。目前的人才引進政策中，沒有將這方面的人才納入。

三是生物育種產業化程度低。

跟國外研發體系以企業為主體不同的是，中國目前主要的研究力量集中在大學和科研院所，但是他們的研究成果與市場需求是脫節的。萬建民提到，這些科學家不是以盈利為目的進行研究，是以個人的貢獻來考慮的，對市場需求的了解跟公司相比存在差距。

林祥明更是直言，科學家不能太任性，不能過分按照個人興趣去做科研。他認為，如果在市場中沒有產生價值，即使很多東西處於領先，但是並沒有意義。以目前已經頒發安全證書的7種作物為例，除了4個證書尚在有效以外，其中有3個已經作廢了，在實踐過程中也沒有商業化。

盡管存在不足，但是中國本土企業也有自身的優勢。

張世平認為，跨國企業涉及的研究領域很廣泛，但是國內企業可以將研究方向收窄。同時，開發出針對本土市場、環境的產品。比如，在中國，亞洲玉米、東方黏蟲是對國產玉米危害較大的蟲害。那麽國內企業開發出對應產品，將會很快占有市場，而且還能擁有相應專利。此外，國內成本較低也是優勢之一。

在未來轉基因技術產業化的過程中，萬建民認為，阻力首先來源於產品本身，即是否有好的產品，能夠打敗國外、能夠打敗傳統的產品，其次才是社會能不能接受，再然後才是國家對轉基因采取的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