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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家新西蘭乳品公司寧可虛驚一場，承受公關危機帶來的名譽和經濟損失，因為安全風險一旦成為事實，才是真正無法承擔的危機◎ 本刊記者 王姍姍 屈運栩 文wangshanshan.blog.caixin.com｜quyunxu.blog.caixin.com 說起來，不過是一個月之前的事情，新西蘭恒天然集團CEO西奧 ·史畢根斯（Theo Spierings）對今年8月5日在北京的那場新聞發佈會歷歷在目。這位身高196厘米的49歲荷蘭人被幾十位身背 “長槍短炮”的中外記者團團圍住，窮追不捨地仰著脖子向他發問，而恒天然的公關職 員，則萬般焦慮于如何從里三層外三層的混亂中將他們可憐的CEO 大人儘快解救出來。

那次中國之行的目的，是就濃縮乳清蛋白粉（WPC80）受肉毒桿菌汙染事件代表公司向中國的客戶及消費者做出說明並道歉。8月2日，恒天然和新西蘭初級產業部對外宣佈，恒天然生產的濃縮乳清蛋白髮現有三個批次超過38噸產品受肉毒桿菌汙染。

短短一個月之後，史畢根斯又帶著對產品汙染事件的另一個解讀版本，重返中國。

8月28日，新西蘭初級產業部發佈調查結果稱，由新西蘭政府委托進行的後續獨立檢測，經195次重複測試，結果顯示 “恒天然濃縮乳清蛋白原料以及包括嬰幼兒奶粉在內的使用該原料的產品均不含肉毒桿菌” 。造成 “汙染”的有機物並非令人驚悚的肉毒桿菌，而是生孢梭菌。

“該菌種過量才會造成食物腐敗，沒有食品安全風險。 ”恒天然在隨後對外發佈的新聞稿中如是說。

南轅北轍的結論令外界瞠目，洋奶粉信譽遭遇的滅頂之災，瞬間轉化為一場“娛樂事件”：整起風波被重新定義為一樁烏龍案。

這樣的虛驚一場，對於挽救企業和產品聲譽絕對是個好消息，卻也讓恒天然面臨過去一個月不得不手忙腳亂召回產品的合作伙伴無法言說的抱怨。

但是史畢根斯9月6日在接受財新記者專訪時堅定地說： “那不是一場烏龍，是我們公司在那種情形下肯定要做出的選擇。如果事情重來一遍，我依然還會做出同樣的決定。 ”

重新被梳理的真相

過去的半年時間里，恒天然其實是為整個行業上演了一幕有關食品安全危機處理的經典案例。

“事實上，現在翻過頭來複盤，我們8月在忙亂中未能將一些關鍵性的事實準確地傳達出去，是一個重要教訓。 ”恒天然中國區一位高管對財新記者說。

2013年3月，恒天然在澳大利亞的一家工廠，在為一家客戶生產嬰兒配方奶粉的基粉時，對原料乳清蛋白粉基粉產品做了一次“梭菌屬微生物檢測”（SRC檢測） 。

這並非是一項恒天然對所有產品“標配”的檢測項目，而只是根據這家客戶的要求，對供應該客戶的產品所做的檢測。

這一次的 SRC 檢測，結果出現了一些異常，但也在客戶所給出的質量安全指標之內。恒天然對可能造成基粉SRC 升高的各個要素進行了追溯檢測，確認導致該指標升高的是三個批次的濃縮乳清蛋白。

客戶自己對基粉又做了一次檢測，結果依舊——比以往偏高，但在合格範圍之內。因此，客戶同意接受這批產品。之後的三個月，其工廠使用這批基粉，總計生產了2200噸嬰兒奶粉產品。

“這是我們過去沒有準確傳達出的信息。 ”上述恒天然中國高管說， “我們和客戶對這批基粉進行了反複檢測，它是合格的，客戶同意接收。按一般做法，這件事就結束了，但公司的一些科研人員希望從中找出有哪些因素可能影響 SRC 檢測的結果，作為科學研究和今後指導生產的科學依據。 ”科學家們很快鎖定了此次檢測指標升高的變化因素——這三個批次的濃縮 乳清蛋白粉，是2012年5月底的三天，由恒天然位於新西蘭的一個加工廠生產。這三天惟一不同的是，加工乳清粉的生產線使用了一根備用管道，這根不常使用的管道雖然也經過了正常的清洗流程，但是，消毒力度可能不夠徹底。

同樣經過這根 “清洗不夠徹底”的管道生產的產品總計38噸，其中有21噸直接出售給了包括雅培、可口可樂、娃哈哈在內的六個海外客戶，剩餘的17噸產品則轉去恒天然位於新西蘭的工廠，作為加工成嬰兒配方奶粉的基粉原料。找到了 “汙染源” ，科學家們用了整整六周時間，將 SRC 所可能包括的兩百多種細菌逐一排查，力求緝拿導致檢測指標偏離通常水準的 “真兇” 。

6月末，科學家們將目標縮小到生孢梭菌和肉毒桿菌——A 與 B 兩個選項 之間。 “恒天然雖然擁有著一支多達400 人的科研檢測團隊，但針對梭菌屬微生物進行的檢測太複雜，我們的檢測條件無法最終判定具體菌種。 ”史畢根斯說，整個新西蘭也僅有兩家科研機構有肉毒桿菌的檢測能力，並擁有美國FDA 的認證資質，恒天然委任了其中一家——AgResearch的皇家研究院，來進行最後一程的獨立測試。

這項決定恒天然命運的檢測，又歷時數周，直至2013年7月31日，一個不幸的消息被回饋回來：實驗室經過培養的肉毒桿菌檢測結果顯示陽性，也就是說，這根備用管道可能使生產線上的產品混入了肉毒桿菌，導致梭菌屬微生物檢測值偏高。一個科學家們的研究設想，卻發現了令人震驚的可能。

一個後來同樣被誤讀的細節是，肉毒桿菌本身其實是沒有毒性的，通過高溫加熱手段即可殺滅。真正有毒的是它的芽孢，而只有當它進入嚴格缺氧的環境，才會快速滋生成肉毒桿菌毒素。

史畢根斯在7月31日聽到了這個壞消息。他來不及再找那第二家機構重新做菌種確定性檢測，來不及向客戶通報信息，要求他們對終端產品進行毒性測試，當即決定將消息通報新西蘭政府。

“當時我的第一反應是：這是涉及嬰幼兒食品的安全危機。雖然在過去30年間嬰兒食品因肉毒桿菌而引發的中毒案例不超過十件，但我們不能承擔這樣的風險。 ”史畢根斯對記者說。

8月2日，恒天然公司和新西蘭初級產業部對外發佈了消息，並迅速在中國這個對奶粉質量問題無比敏感的市場引起軒然大波，洋奶粉的優良信譽也隨之遭受到前所未有的責難。

8月4日，國家質量監督檢驗檢疫總局官網公佈消息稱，經中新雙方核查，初步確定有四家中國境內進口商進口了恒天然受到肉毒桿菌汙染的相關產 品。史畢根斯緊急飛抵北京，于8月5日召開記者招待會，向中國消費者公開道歉，並與中國相關政府部門會面，說明情況，8月7日，質檢總局要求無限期停止進口恒天然乳清蛋白粉和基粉。

史畢根斯又回來了

在收到新西蘭初級產業部的澄清調查結果後，史畢根斯如釋重負的同時，很快做出一個決定，他必須儘快重返北京。

食品安全危機解除了，出口禁令和公關危機的後遺症還在。

幾乎沒有人知道史畢根斯其實是一個 “中國通” 。他1986年進入食品行業，多年的跨國貿易讓他往來中國的旅行記錄已經不下100次。2011年9月，也正是看重其對於亞洲市場的豐富經驗，恒天然集團董事會任命史畢根斯為新一任集團CEO。

恒天然是全球最大的乳品出口商，占全球乳品貿易總額的約三分之一。作為新西蘭最大的跨國企業，恒天然的乳品貿易遍及全球105個市場。而中國，則是恒天然在海外最大的國家市場。

不幸的是，這裡的乳品消費者，特別是嬰兒奶粉的購買者，對於產品信心之脆弱已如驚弓之鳥。很多一二線城市的家長對國產奶粉品牌持集體不信任態度，他們寧願費盡周折求助于淘寶或者親朋好友從海外代購洋奶粉，買的就是一個放心。

8月初緊急啓動的危機公關，並沒有實現恒天然所期待的效果。由於很多對於事件定性非常關鍵性的事實細節被忽略，8月5日在北京舉行的 CEO 新聞發佈會，並沒能扭轉公司形象。

於是，一個月後又重返北京的史畢根斯，決定不再召開大規模的記者會，而是低調地選擇幾家媒體，展開一對一更為細緻的 “單聊” 。他被問到最多的問題依然是：面對食品安全危機，企業負責人要怎麼樣選擇，才是保持公司聲譽最好的做法？

“市場恐慌程度與公司品牌的知名度是成正比的。 ”史畢根斯說，即使是百萬分之一的可能性，如果有哪個孩子因為服食了問題奶粉而出現中毒情況，那結局都是無法承受的。在他看來，7月末收到的檢測結果，無論如何都會首先觸發恒天然的 “緊急響應”機制——以最短的時間告知公衆，同時啓動對問 題產品的預防性召回；對 “問題產品”做進一步的確認性檢測，則是其後需要考慮的問題。

這是史畢根斯為維護企業聲譽所做出的選擇。因為一次有關肉毒桿菌的鑒定測試，時間需要數周之久。對他來說， “以分鐘計算正在不斷流淌的時間，已經無法損失下去了” 。

高昂的代價

整個過程中，恒天然努力做到快速和透明兩條原則。但損失已經種下：商譽的無形資產，還有中國市場已持續一個月的暫停進口。

受損失的不只恒天然一家，還包括它的客戶們。雅培雖然確認供應中國市場的所有產品均未使用恒天然受汙染批次的乳清蛋白粉，但8月4日晚間從恒天然方面獲悉，有兩個批次供應中國市場的雅培金裝幼兒喜康力（三段）聽裝奶粉，流程經過了恒天然公司曾包裝問題 原料的包裝線，構成微小風險。雅培不得不對相關產品進行預防性召回。

達能旗下的奶粉品牌多美滋也完成了14個批次的產品召回，盡管上海市質量技術監督局8月27日的檢測結果公告稱，相關召回批次的奶粉產品中並未檢測出肉毒桿菌。多美滋方面對財新記者強調，中國檢驗檢疫科學研究院綜合檢測中心、國際領先的實驗室歐陸坊科技（Eurofins）等國內外權威檢測機構也對多美滋涉事產品、其他批次產品及原料進行了檢測，均得出同樣的結論。

“事情發生之後，我幾乎每天都要打電話去跟客戶保持溝通。 ”史畢根斯對財新記者說，通過密切的溝通，他希望雙方高層能在針對 “召回、再評估、市場恢複以及信譽重建”等一系列善後意見上保持一致， “但所有的事情都做完至少也要等到今年聖誕節” 。

不過，達能嬰幼兒營養全球總裁Felix Martin 對於與恒天然的溝通並不十分滿意。

“我們是有交流，但是沒有得到正式的檢測文件，而這個報告才應該是判斷汙染可能性的基礎。 ”Felix Martin 對 財新記者說，他感覺惟一有些遺憾的是，恒天然應該盡早通知達能，雙方可以盡早在檢測環節展開合作，以實現多重驗證。

對於來自客戶的抱怨，史畢根斯向財新記者強調，因為恒天然無法用自己的檢測能力做出最後二選一的檢測，所以只能拿到第三方權威機構，這個過程首先要在恒天然內部得到一個答案後，才涉及是否需要通知客戶。

8月7日，恒天然宣佈啓動運營調 查，涵蓋業務流程、信息系統和追溯系統，以及包括決策流程在內的現行工作方式，以探討如何杜絕類似事件的發生。次日，恒天然董事長宣佈進行董事會獨立調查，內容依舊是涵蓋涉險濃縮 乳清蛋白的具體情況和關鍵決策流程，同時考察恒天然集團的業務流程、系統和做法。

9月5日，恒天然公佈了對於流程自查的五點失誤並值得今後的生產中嚴格規避之處。比如對於久未使用的管道，不應該只使用常規清選流程，且並未考慮對加工產品進行 “降級處理”——不將其使用于高健康敏感度的嬰幼兒產品。還有，在澳大利亞工廠與新西蘭總部之間“出現了一次偶發的信息共享疏漏” ，因而導致相關檢測有所延誤。

“我們在檢測環節上的確損失了一些時間。此外，他們應該在樣品重新被拿回試驗室做篩查的階段就通報給我，而不是到7月底才讓我知情。 ”史畢根斯對財新記者解釋說，他沒有得到更多的時間來幫助公司做選擇。

最後，雖然恒天然有產品召回系統，但涉事乳清蛋白作為原料被添加到了多個客戶的產品中去，這讓召回範圍更大、更複雜。史畢根斯在談及本次事件帶給恒天然的經驗教訓時總結到： “這次事件將促使恒天然進一步建立更高的食品安全標準，並推行至世界各地。 ”“我們希望中國消費者瞭解恒天然是怎樣一個公司。 ”史畢根斯說， “盡管此次我們發現的是一個極小的食品安全風險，我們仍然立即實行了預防性召回。我們寧可虛驚一場，承受因此而帶來的名譽和經濟損失，也不願讓消費者承受哪怕是萬分之一的安全風險——因為風險一旦真的成為事實，那個危機才會是我們真正無法承擔的。 ”

所謂新一輪電信資費改革，是一場殷殷期盼心理下的烏龍劇◎ 本刊記者 覃敏 文qinmin.blog.caixin.com 經過一個月的等待，８月底吵得沸沸揚揚的“ 電信資費改革”“ 下調電信資費”雷聲大雨點小，無論是運營商還是主管部門工信部，都沒見什麼動作。

財新記者採訪獲悉，根本沒有所謂的新一輪電信資費改革，它實際上是一場殷殷期盼心理下的烏龍劇。“ 現在的電信資費是市場競爭的結果，關鍵問題 如何規範市場競爭，使資費更簡單、透明。”北京郵電大學教授闞凱力說。

資費下調無人“認領”

沒有人知道“ 電信資費改革”“ 下調電信資費”的言論來自何方。財新記者找到發改委、工信部權威人士求證時，他們都有些懵，第一反應均是“ 沒有這回事”“至少不是本部委搞的”。

實際上，在８月底傳出電信資費下調的消息中，發改委、工信部均被提及。

最普遍的說法是，為配合在電信行業展開的反壟斷工作，發改委和工信部將在今年餘下的四個月中推動電信資費水平進一步下調。

“ 電信反壟斷？要下調資費？這不是發改委價格司說的，也不是反壟斷局說的。發改委從來沒有說過這樣的話。”一位國家發改委的內部人士稱。

該人士解釋，發改委反壟斷局反的是企業在定價上有沒有壟斷行為，而不是價格水平。按照法定程序，一般是有人舉報某家電信運營商存在壟斷行為，發改委收到舉報後立案調查。這主要是企業之間的事情，所以，不能將電信反壟斷與消費者的電信資費下調畫等號。

“ 發改委也樂意看到電信資費下降，但改不改革、下不下調，不歸發改委管。

根據最初的電信改革方案，電信資費管理主要由工信部負責，發改委只有建議權。”該人士說。

與發改委一樣，作為電信資費監管部門的工信部也蒙在鼓里。工信部內部人士告訴財新記者，工信部通信發展司都不知道為什麼會傳出這個消息，現在也沒有制定專門的政策或採取措施要進行電信資費改革。

不過，據《經濟參考報》報道，工信部運行監測協調局副局長高素梅曾透露，將展開新一輪工作推動電信資費水平下調，並會進一步研究和完善電信資費定價機制。

“ 這可能是一個宏觀的表態，或者是媒體誤讀。”該人士進一步表示，高素梅是運行監測協調局的，而電信資費 監管是由通信發展司負責，是否調整電信資費最終還要看通信發展司的行動。

電信資費下調的消息最早出現在8月26日。它的出現與發改委的電信反壟斷聯繫在一起，被大衆視為三大運營商應對反壟斷的脫身之道。受此消息影響，當天，中國移動、中國聯通、中國電信股價集體由漲轉跌，跌幅分別為 0.3%、0.51%、0.25%。

那麼，到底是不是三大運營商感受到了反壟斷的壓力主動降價？財新記者向三大運營商求證，三大運營商均表示不知情。中國移動內部人士透露，中國移動沒有接到下調資費的通知，他們市場部還曾猜測，可能資費下調主要針對 的是固定寬帶，而非移動業務。

2011年底，發改委曾對中國電信、中國聯通發起寬帶反壟斷調查。今年9月24日，發改委價格監督與反壟斷局局長許昆林公開表示，將督促這兩家企業進一步整改，整改期限為三至五年。

至於下一步的反壟斷目標，許昆林並未指明具體的領域，僅謹慎地表示未來的反壟斷將與老百姓密切相關。“ 石油、銀行、汽車及電信這幾個行業，其實是媒體提問時主動提出來的，許局長的回答只是將其納入調查視野。反壟斷 涵蓋的領域很廣，自然也包括這四大行業。”上述發改委內部人士稱，不能據此推斷電信資費下調，這是工信部監管、各大運營商自主決定的事情。

如此一來，無論是自主定價的運營商，還是電信資費的監管者，針對當前的電信資費政策，現在都沒有大張旗鼓進行調整的行動，“ 電信資費改革”的聲音如一陣風吹過，過了也就算了。資費背後的陽謀實際上，在三大運營商的激烈競爭下，中國的電信資費每年都有下降。工信部電信研究院政策與經濟研究所副總工何霞告訴財新記者，整體來講，綜合資費 下降的幅度平均每年超過10%。

據工信部測算，隨著物價逐年上漲，電信業務是近年來為數不多的價格下降的產品( 服務)。“十一五”期間，中國電信綜合資費水平下降約42%，每年拉低CPI 指數0.13至0.45個百分點。

不過，近年來用戶並未感受到電信資費下降的變化，運營商的收入也在不斷增長。工信部統計數據顯示，今年1-8月，電信主營業務收入累計完成7690.7億元，同比增長8.8%。

秘密都藏在套餐里。工信部電信研究院專家李耀華向財新記者介紹，由競爭帶來的套餐現在已經成為運營商最主要的資費形態，利用套餐中的各種交叉補貼，運營商可以維持整體收益。

李耀華舉例，短信的價格是0.1元/條，以前一個月發200條短信，運營商收入20元。隨著市場及成本的變化，短信實際的價格可能下降為0.075元，現在發200條短信，收入就只有15元。這個時候，運營商提出“20元包300條或者更多的短信”，其短信收益並沒有減少，畢竟多發一條短信增加的成本很小，何況隨著移動互聯網應用的出現，用戶發短信的數量往往不會達到300條。

以此類推，運營商針對不同用戶群體的剛性需求，會精打細算地降低單價，並給出一個高于實際業務使用量的打包總價，或者推出五花八門的附加業務，或者對超出套餐的服務收取高出幾倍的價格。

實際上，一開始，運營商推套餐最大的目的是為了低價搶用戶。中國移動最早將套餐運用到市場競爭中。2001 年2月，原信息產業部批准了中國移動提出的移動電話資費套餐方案，包括30 元-788元之間不同檔位的七種資費套餐。據中國移動當時的統計，高用量客戶在“ 手機套餐”計劃下付費額度降幅達到27.4%，整個新計劃的付費額度減幅在5%-10% 左右。在中國移動低價策略下，其他運營商紛紛效仿，譬如廣東聯通推出的七檔“130移動電話資費套餐”，收費水平較中國移動低10%-20%。

中國聯通熟悉套餐制定的人士向財新記者介紹，基於成本及市場需求的變化，三大運營商的套餐也不斷調整，現在均已形成一套完整的體系，並在某種程度上達成了一種默契，不會過分降價，也不會沒有競爭，“ 因為它既要最大限度地滿足不同用戶的需求，又要保證運營商的收入”。

“ 在滿足用戶需求與保證收入之間，我們絞盡腦汁尋找平衡，非常不容易，”上述中國聯通內部人士說，“ 我們也希望設計的套餐結構簡單一些、數量少一些，因為多設計、推廣一款套餐就多一些成本。這些都要按照市場需求來。”據他測算，中國聯通主要推廣的套餐大概是幾十款，還有一些細分領域的套餐，無法細算；中國移動由於是各省自主定價，套餐體系更複雜，它在每個城市的套餐都不一樣，大大小小算起來差不多上萬種。

能否直接降價

針對現在的電信資費狀況，發改委一直希望直接降價，而不是搞花樣繁多的套餐；或者是在不斷調整價格上限的基礎上，再允許套餐競爭。

上述發改委內部人士介紹，我國電信資費實行上限管理，即規定不能高于的最高價格，但政府制定的上限價格已逾十年。十多年間，電信成本已大大降低，各大運營商的電信資費早已遠低於政府制定的上限價格。價格上限對目前的電信市場已形同虛設。

根據現行資費標準，移動電話的基本月租費為50元/ 月，主叫和被叫的基本通話費均為0.40元/ 分鐘，漫遊基本通話費為0.60元/ 分鐘。如此高標準的價格上限之下，運營商騰挪轉換的空間極大，也逼得用戶不得不選擇套餐。譬如中國移動全球通用戶，若選擇套餐，打電話每分鐘0.17元-0.20元、接聽免費；不選則按照標準資費計，撥打、接聽每分鐘都要0.40元。在套餐內外資費 差距如此之大的情況下，盡管用戶可能不會使用套餐里的數據流量，也只能選套餐。

上述發改委內部人士表示：“ 綑綁銷 售減少了用戶的選擇權，多年未變的價格上限實際上是放縱了運營商的這種行為。如果標準資費下調，用戶用多少就付多少錢，不僅可以增加用戶體驗，而且還可減少很多不必要的訴訟，譬如長沙移動因未使用完的套餐流量月末清零遭起訴。”但財新記者採訪的中國聯通員工對此並不認同：誰來界定下調的尺度，誰又能判定怎樣的尺度才算合適？若下調尺度過大，將直接破壞運營商經營多年的套餐體系，影響運營商的收入；若下調尺度較小，也不能發揮實際的作用。

闞凱力認為，三大運營商之間存在實實在在的競爭，現在的價格是市場競 爭的結果，套餐也是市場競爭的手段，“ 應該聽從市場的手指揮，政府的手不要太長、干涉太多”。

他並不同意將套餐拆開來賣：“ 這就好比你去商場買東西，買個大包裝的東西十塊錢，這個大包裝里有十件東西，計算下來確實是一件一塊錢，但你硬要拆開來只買一件，我就不能一塊錢賣給 你，肯定要貴一些，因為所有東西都是買得越多，價格越便宜。”至於運營商為何不推單一業務的套餐，譬如只有語音或只有數據流量，闞凱力認為，如果用戶有需求，運營商肯定不會放過這塊市場。現在沒有大力推單一套餐，應該是運營商發現這類用戶需求規模較小。

中國聯通內部人士亦指出：“ 你想得到的套餐，我們都推過，也包括單一的套餐。只是，無論20元沃卡還是2G 暢 聊卡，用戶不買賬，推廣得並不好。”

可能的出路

按照絕對電信資費水平計，國外運營商的主流套餐資費比中國還要貴不少。以美國運營商Verizon 為例，它的固網（包括固話+ 寬帶+IPTV）ARPU 值（平均每月每戶收入）超過100美元，移動業務的ARPU 值超過150美元。中國三大運營商的ARPU 值大概在50-70元人民幣。

“ 微博上經常曬一些資費對比，實際上，對比選取的資費約束條件是不同的，譬如香港推出48港元的不限流量套餐就限制在64K 的網速上。”愛立信咨詢資深人士告訴財新記者，用一些“ 非典型套餐”來對比中國的“ 典型套餐”有失公允，整體來說，中國的電信資費 水平還算合理。

盡管成績還算不錯，但中國的電信資費發展仍存在瓶頸。闞凱力認為，中國三大運營商都是全業務運營，但基於先天基礎設施條件不同，電信資費競爭中形成了天然的壟斷。如移動話務一般會選擇中國移動，固網寬帶是“ 南電信北聯通”，這顯然不利於電信業務和資費的充分競爭。

上述發改委內部人士則將目光投在監管部門上。他將工信部與三大運營商之間的領導委任關係稱為“ 旋轉門”：運營商的老總未來可能調到工信部，工信部的領導也不知道哪一天就成了運營商的老總，所以在制定相關電信政策時會很謹慎。再加上作為行業主管部門，工信部本來就應該維護運營商的利益，降價的動力不大。

中國聯通內部人士擔心的則是三大運營商的大股東——國資委。作為國資委直接管轄的央企，三大運營商都背負“ 保值增值”的使命。在政商一體的邏輯下，一旦整體收益減少，不僅過不了國資委年度考核關，運營商領導者未來的“仕途”也不會好看，“一旦降價，虧損了，國有資產流失了，誰負責？”“ 國企體制是繞不開的，從國有資產升值的角度，自然是資費越貴越符合股東利益；從消費者角度，則是最好能像德國的信息高速公路那樣免費。”北京郵電大學王立新教授對財新記者說。

上述發改委人士認為，從監管角度，發改委的目標是穩定物價，工信部的天職是維護行業發展，國資委則要管好國有資產，在不同的訴求下，三大部門博弈很難得到一個合理價格，所以才會出現上限價格多年不變的現象。

德電咨詢市場營銷部咨詢總監陳少華認為，隨著OTT 對運營商的衝擊越來越明顯，當運營商全面轉向流量經營，收入結構將會改變，短信、語音業務的重要性大幅下降。威普咨詢全球副董事侯成芬也認為，從全球看，這種趨勢已很明顯，譬如美國運營商Verizon 宣佈語音免費，還有很多運營商提供純粹的語音套餐包幾近免費。

業內不少專家認為，今年上半年，中國移動營業收入3031億元，淨利潤631億元， 利潤率高達20%， 在語音、短信等傳統業務上的價格仍可下調。而坐擁寬帶骨幹網的中國聯通、中國電信，仍能夠從寬帶上獲得高回報，價格下降空間比語音、短信業務還要大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