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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科院李揚談股市監管:分業監管模式既有過度監管,也有監管真空

來源: http://www.yicai.com/news/2015/11/4711709.html

社科院李揚談股市監管:分業監管模式既有過度監管,也有監管真空

一財網 李德尚玉 2015-11-14 14:45:00

李揚稱,市場迄今為止沒有完善的頂層設計;市場被賦予太多政策理念;市場過度負債,不堪重負;市場重交易、輕資本形成;分業監管模式導致既有過度監管,也有監管真空。

11月14日,在中國金融學會2015學術年會暨2015中國金融論壇上,國家金融與發展實驗室理亊長、社科院原副院長李揚針對中國金融業未來改革和發展的主題發言,李揚分析了我國股票市場問題的五個方面:市場迄今為止沒有完善的頂層設計;市場被賦予太多政策理念;市場過度負債,不堪重負;市場重交易、輕資本形成;分業監管模式導致既有過度監管,也有監管真空。

在下一步設計未來的中國股票市場發展時,李揚認為不要賦予股市太多的政治責任,要建立一個有利於資本形成的市場,開放、有發展的市場,保護中小投資者的市場,並且是一個有效監管和法制嚴密的市場。

以下為李揚現場發言:

我們的主題是“十三五”,我想講最近講過的一個議題就是中國需要怎樣的股票市場?股票市場國內外垢病審度,國外很多的機構針對根據我們股票市場最近的波動以及我們政府應對的狀況,得出中國政府掌控不了局面的悲觀結論。當然,確實到現在為止,我們的領導人也反反複複說這個市場平穩了,使功能恢複了,但是客觀還是存在著問題。對於這個問題,我們在“十三五”開始的時候必須考慮。

我國股票市場問題的五個方面

我想講這個問題講兩個例子,一是大致上概括我們這個市場有什麽樣的問題,二是針對這些問題我們下一步怎麽發展。

問題可以概括為五方面。第一,這個市場迄今為止沒有一個完善的頂層設計。我們在一開始設置這個市場的時候並不是非常清晰,我們比較盲目的認為中國發展市場經濟,市場經濟國家都有一個資本市場,所以我們也應該有一個資本市場。

迄今為止,有些比較權威官方的說法,小平同誌說股票市場可以開,不好就關掉。作為資本市場的頂層設計,我們心里很害怕,說明了頂層設計,只是說我們沒有一個非常完善的,每年都要定規劃,那規劃細枝末節,都是大的概念,在市場經濟中,在國民體系中是什麽樣的,並沒有很好的描畫。沒有這東西,但是事實上我們在發展過程中,腦子里潛在的有一個版本,這個版本大概就是美國,美國的資本市場非常發達。我們沒有考慮美國這樣一個發達的資本市場在中國可不可以複制。如果說學習的話,發達國家有這樣的資本市場,榜樣也不止一個,美國是一個,日本、德國,其它也都是可以。對這些問題一直沒有很好的回答,這樣使得我們這樣一個市場發展的有很多偏頗。

比如關於直接融資和間接融資的問題,這是很陳舊的概念,我們還是把它反反複複的說,在中國所謂傳統意義上的直接融資,在中國是間接融資,你發債券,機構買,買了之後放在資產負債表里,變成間接融資。對這樣一些關乎市場發展的根本前景和它架構的一些東西沒有很好的回答,致使我們出現問題就搖擺。

第二個問題,市場是個政治體,我們給它賦予了太多了政策的理念。

從一開始為國企改革服務,甚至有一段時間是為國企解困服務,資本市場是提高效率的一個機制,為國企解困服務,這樣寫應當說不堪重負。這樣一種政策設計在這一輪的市場波動中體現的非常清楚,現在大家在打擊做空,首先要打擊惡意做空的人,做空是去泡沫,相比而言吹泡沫更可惡,有關當局又是文章又是什麽,普通百姓認為上面是那樣一個媒體、載體來說,4000點剛起步,誰跟著這話去做呢?所以這些賦予太多政策的功能,而迷失了它提高配置資源的根本效率根本目的,這市場可以說對於提高資源配置效率方面並沒有發揮非常重要的作用。

第三,它是一個資金所,也就是個拼錢的地方。還是回歸這個市場本質,資本市場是資本形成、資本交易的地方,什麽時候在我們這變成了一個資金池。

首先想到有沒有錢進去,市場出了問題首先想到的是停止IPO,停止了,又怕吸收錢,其實IPO這市場還有功能,更重要的是這一輪市場波動的時候,我們看到在或明或暗的,或者監管當局已經開始默許大量的信貸資金入市,什麽場外配置,那些管道就是把銀行資金入市。

大家知道這個事是資本市場發展的大忌,防止信貸資金入市是世界各國的通則,但是在我們或明或暗這是在支持,這是非常大的問題。我們一定要知道金融所有問題可以歸結為,在80、90年前(英)的一句話:問題不在於過度的投資,也不在於過度的投機,在於過度的負債,這市場現在就是過度負債,那麽市場就是不堪重負,而且不敢動。

第四個問題就是我們這個市場重交易、輕資本形成。

資本市場首先是資本形成的市場,促進資本形成的市場,但是在我們這里是先從資本交易做起。這是中國特殊改革的路徑造成的,我們還沒有股份公司就搞了個市場,交易了什麽,最早的一批人,股票就是債券一樣,股票出了問題要找人還。這樣使得資本市場,特別是股票市場能夠正常運行的一些一級市場的基礎還不具備的時候,我們就已經把二級市場做的比較活躍。而且在我們設計方案的時候還有這樣的思路,用二級市場促一級市場,典型的是國家期貨,當時國債國家一級市場很不發達的時候,我們想促進國家一級市場,想讓百姓購買國債,於是就搞了一個國債二級市場交易,甚至期貨,到現在不知道是驢不走還是磨不轉,我們國債期貨一個簡單的產品很難在我們這市場中引進。這樣一個產品拿到政治局會上去討論,這與我們特有的我們整個的金融市場發展路徑有關,使得我們這個市場重資本交易,輕資產形成。重資本交易會導致很多惡果,大家只看股價,當局就調控股價,之後就出現很多奇談怪論,賣牛論,只要牛走起來肯定是瘋牛了。一定要怎麽用什麽步調漲呢?我們看到全世界的股票都是漲漲跌跌,在一個大趨勢上和經濟發展趨勢一致,你把它具體化為哪日的監控指標,這是有點受不了,這是思路上有問題。

第五就是監管,既有過度監管,也有監管真空,顯然與我們目前的這種分業監管模式密切相關。

資本市場發展到今天已經不是原來簡單賣掉股票,我們現在是產品,提供到市面上的產品,大多數的產品已經是混業的產品,它可能是資本市場的,也可能是信貸的,或者兼有這種特點。如果按照誰家孩子誰抱的監管思路,一定是有的孩子沒人抱,有的孩子搶著抱,這次股票市場的波動我們看得很清楚,就是那些場外配資監管最灰的地方出了問題,這是我認為這是它的主要問題。

下一步中國需要怎樣的股票市場?

第一,我們在設計未來的中國股票市場發展,包括中國資本市場,包括中國金融市場發展的目標的時候,要突出它是媒介、資源有效配置的載體,不要賦予它太多的政治責任,它只是一個載體,只是一個市場。

我們在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中說的要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這個作用主要是通過有效的金融市場、股票市場、資本市場、貨幣市場實現的,它就是一個載體。你把這個載體做得有效一些,有助於實現我們資源有效配置的目標就可以了,不要再賦予各種各樣的政治任務。我們現在從審批制變成備案制就是其中應有之一,我們需要它強迫上市公司現金分紅,就是它這制度必須有這條件。因為沒有現金分紅,這市場就沒有底線,如果它不能通過持有那份股份,從那個公司分到它的紅利,這條路如果不通暢的話,唯一只能通過股票價格搞上去而獲利,這個市場就變成一個賭場,這一點我們一定要清楚,與這市場相關基礎的設施我們必須要建立起來,這是第一。

第二是有利於資本形成的市場。中國現在不缺錢,但中國缺資本,尤其是缺權益資本。

按這個目標發展,多層次資本市場就是一個集中應有之一,大家很清楚所謂多層次主要指草根層次,不是上面主板的狀況。因為現在中國就是草根需要資本,甚至是草根需要資金,我們現在雙創,大眾創業、萬眾創新缺的就是那第一筆資金,缺的就是使得他們能夠成為企業的資本。

所以成為企業,首先要有人投資,而不是需要貸款,我們現在科技金融、雙創都想的是銀行貸款,他何以承載這個貸款?他沒有股本怎麽承載?用什麽東西對他負責。

在這意義上,我們支持各新三板、四板,各地方的交易,甚至那樣一些最原初的,有點像籌集資金的那樣一些做法,這塊我覺得我們做得不是特別多。以前在人民銀行討論過,不能一動錢就是歸你管,資本形成的時候恐怕就不歸你管,我們現在資本形成的時候,現在這塊比較缺,而且缺監管,這部分是一個重要的內容。

第三,我們這個市場應該是保護中小投資者的市場。習主席在說到中國資本市場是三個毛病:第一是小投資者為主,第二是制度不健全,第三是有些大機構投機三個問題。我做研究的就說,這個事情是問題,但是這是中國資本市場的客觀事實,而且短時間是改變不的了。中小投資的為主是中國資本市場的一個特點,你說它好壞這又是一個判斷,它是事實,你必須基於這個事實,必須滿足廣大中小投資者的需求,必須保護中小投資者。股市爆漲爆跌,實際上是中小投資者含著淚承受了它的負擔,這到哪些地方去說,所以我們制度設計上要保護他們。所以有各種各樣透明度的要求,對內幕交易的打擊,出了事情要給他嚴肅的處置這樣一些制度,這都是應該健全的。否則這樣中國以中小投資者為主的資本市場很難健康發展。

第四,它應該是一個開放的市場,五中全會有五個原則,有開放發展。股票市場開放不僅說它本身的開放,它更深的是說我們資本項目開放,與我們成為一個負責任的國家,中國要向世界提供公共品。公共品在國內是政府提供,在國際上你要想發揮作用,你要想獲益,你必須要付出,付出要有公共品,這個公共品是在各個領域形成的,在金融領域,包括它資本市場中的一些規則,資本市場中的產品是很重要的公共品。在這里面,我們在這個方面要提高到這樣一種高度,不僅是滬港通等等,我們要符合國際標準,讓越來越多的中國投資者進入,這樣才能和我們大國的地位相稱。

最後應該是一個有效監管和法制嚴密的一個市場。我們資本市場的法律,在座好多人都是參與這過程的,到現在為止,咱們還是比較粗糙,比較滯後。很多事情發生了之後,我們沒有依法有據,它只好聽之任之,靠協調,不一定能協調的好。所以加快法律制度的健全的完善應該是其中應有之義。與它大致上相並列的問題是監管,本輪市場波動再次暴露出我們市場分業監管的問題,五中全會在起草的時候與最後公布出來是有些變化的,但是原則沒變,習主席在解釋九個問題的時候講到了要監管協調。監管協調用什麽機制,組織上有什麽安排,這需要討論。我個人認為英國的模式可能比較適合中國,也就是中央銀行發揮主導作用,原因有三:一,中央銀行在信息上是最有優勢的;第二,中央銀行有處置的手段,因為它有貸款人;第三,中央銀行在組織上和人事上最成熟。可能由於這樣一些原則,這樣一個協調的責任落在中央銀行為好。

總之,我們現在面對這個新形勢,過去所有的改革制度,我們還需要重新回顧,資本市場是其中一個重要方面,希望我們中國金融學會繼續做出貢獻。

編輯:李瀟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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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科院 社科 李揚 股市 監管 分業 模式 既有 過度 也有 真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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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揚:建議形成統籌機構解決債務問題

來源: http://www.yicai.com/news/5028426.html

截至2015年底,中國債務總額168.48萬億元,全社會杠桿率249%,其中非金融企業部門債務問題最突出,債務率高達131%。“去杠桿”已經成為擺在中國經濟面前的一個最緊迫的議題。

6月15日上午,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國家金融與發展實驗室理事長李揚,在國務院新聞辦公室舉行的吹風會上表示,債務問題並非某個部門能夠解決,需要統一的解決,需要有一個統一的機構、統一的認識、統一的方略。並稱國務院有關部門已經形成共識,需要形成一個統籌機構來解決債務問題,並朝著這一方向努力。

形成統籌機構解決債務問題

關於如何解決中國的債務問題,李揚認為,解決債務問題需要有一個統一的考慮,並稱國務院有關部門已經形成共識,需要形成一個統籌機構來解決債務問題,並朝著這一方向努力。

李揚指出,債務問題的核心是不良債務的問題。在資產負債表架構來看,債務對面是資產,所謂不良債務的問題對面是不良資產的問題,所以要和不良資產聯系在一起。不良資產在實體經濟中相對應的就是過剩產能、過多的庫存,所以去杠桿、去產能、去庫存,解決債務水平過高和解決不良資產是一個問題的不同側面。

他稱,我們是從國家“總盤子”的角度討論問題,看得很清楚,哪個地方少了,哪個地方多了,哪個地方不良、哪個地方優良,處理辦法也必須是從這個層面做出才是對的。在這個意義上,中國處理債務問題至少和幾個問題密切聯系在一起。

第一,處理債務問題要和處理不良資產聯系在一起,債務問題的核心是處理其中不良的部分。

第二,鑒於這些債務主要是企業的,尤其是國企的,處理債務問題要和國企改革密切結合。“我們註意到總書記、總理、監管當局都談到企業改革問題。”他稱。

第三,處理債務問題要和中國的市場化建設聯系在一起,一定要用市場的手段。債務不良不是說它完全無法償付。國際經驗上被劃為不良的,如果在市場上銷售,大概55%,它不是等於零了,還有一些殘值,那怎麽定價就是個問題。我們過去把賬面資產拿走,這不是市場化的辦法,我們可以用市場化的辦法處理。處理債務問題還可以動用國際投資者,現在很多國際投資者拿著巨額資金在看著中國,其實這是很大的重組機會,必須用市場手段。

第四,必須用法制手段,所有事情有法律依據,不能一紙文件甚至不要文件就處置了。所以關鍵是需要綜合考慮、綜合安排。

與此同時,李揚認為,解決債務問題需要形成一個統籌的機構。這一點目前國務院的一些部門經過討論,已經逐步形成了共識。

“財政部可以考慮到政府債務,央企債務和融資平臺債務,但廣大企業的債務它管不著,中國的一行三會它也管不著。一行三會不可能全面掌握中國金融部門的問題,所以必須統一。現在這一點已經形成了共識,現在還沒有形成一個安排,但我相信可能會有這樣一種安排。”李揚說。

謹防惡意違約導致市場機制崩壞

就去年以來債券市場違約事件頻發,李揚認為,債市違約是打破剛性兌付的必要手段,是中國債券市場發展的一個階段。但是,也要謹防惡意違約導致市場機制崩壞,違約要在合法的框架下展開。

截至2016年4月底,境內提示債券違約風險的發債主體已經接近40家,涉及債券超過50只,金額約為6000億元。不僅如此,包括東北特鋼、中煤集團、山西華昱能源、中國鐵路物資等國企、央企子公司也出現違約。中國的債券違約已經開始從小至大、從民企到國企蔓延。

李揚表示,信用違約恰恰是打破“剛性兌付”的必要手段。它標誌著中國的信用市場,特別是債券市場發展的一個階段。

“我們的企業終於擺脫了對政府的依賴,它自己的信用在市場上表現出來,投資者開始用它的信用來衡量它。”他說。

不過,他同樣強調,不能讓違約變得一發不可收,要控制這個過程。尤其對一些惡意違約,違約之後可能重組,可能債轉股。信用違約背後出現市場機制崩壞的情況是最壞的結果,所以對這個事情有關當局要高度重視,對於違約的事件要在合法框架下展開。

“既然市場已經開始逐漸地用自己的面目來顯示,那麽市場的法制架構就至關重要。所有的事情要依法進行、依法違約、依法清償、依法破產。這樣的話,信用違約的出現對中國市場發展來說是一個新的階段,是個浴火重生的階段。”李揚說。

債轉股要堅持市場、法治原則

對於此前熱議的“債轉股”,李揚認為要謹慎使用,要堅持市場原則、法治原則,不能容忍僵屍企業、過剩產能茍延殘喘。

“權威人士”上個月在《人民日報》刊登文章中指出,“不要動輒搞債轉股。”這被認為是“債轉股”風向的轉變。

李揚表示,理論上說債轉股是解決債務的辦法之一,看怎麽用。如果非市場化地運用,不在於法有據的框架下用,可能會產生災難。

“我從去年開始參加了很多關於債轉股或公開或內部的討論,我覺得大家在面對這樣一些問題,無論是政府管理部門還是研究部門都有很清晰、很堅定的看法,這一輪債轉股一定要堅持市場原則、一定要堅持法治原則。這樣債轉股才會成為促進法治建設、促進市場化深入發展的因素,否則就是負面因素,這樣的事情我們必須把它變成好事。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四中全會、五中全會和歷次的中央經濟工作會都反反複複強調了,應該落實這個精神來處理債轉股問題。”李揚說。

李揚 建議 形成 統籌 機構 解決 債務 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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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揚:中國不存在債務危機

來源: http://www.yicai.com/news/5027761.html

6月15日上午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國家金融與發展實驗室理事長李揚,在國務院新聞辦公室舉行的吹風會上表示,中國政府的債務處在可控範圍內;中國有足夠的資財來應對債務風險,不存在債務危機。

截至2015年底,我國債務總額為168.48萬億元,全社會杠桿率為249%。其中非金融企業部門債務問題最為突出。

非金融企業部門債務最嚴重

根據中國社科院“國家金融與發展實驗室”(NIFD)的研究,截至2015年底,我國債務總額為168.48萬億元,全社會杠桿率為249%。

其中,非金融企業部門的問題最為突出,其債務率高達131%。如果把融資平臺債務加進來(這部分與政府債務有所重疊),非金融企業部門債務率高達156%。

此外,居民部門債務率在40%左右,金融部門債務率約為21%,政府部門債務率約為40%,但如果考慮到一些融資平臺債務及或有債務,政府部門債務率會有較大幅度上升,達到57%。

李揚在吹風會上表示,中國政府的債務處於可控範圍內。相關數據顯示,截至2015年末,納入預算管理的中央政府債務10.66萬億元,地方政府債務16萬億元,合計政府債務26.66萬億元,占GDP比重為39.4%。以更寬的口徑估算,政府債務水平達到56.8%,仍低於歐盟60%的警戒線,也低於當前主要市場經濟國家和新興市場國家水平。比如日本超過200%、美國超過120%、法國120%左右、德國80%左右、巴西100%左右。

關於地方政府債務問題,李揚認為,還可以進行更細致分析。2015年底,地方政府債務占GDP比重為24%,應屬不高水平。進一步以國際通用的債務率(債務余額/綜合財力)指標來衡量,2015年地方政府債務率為89.2%,低於國際通行警戒值。

中國不存在債務危機

中國的債務問題確實值得警惕,不過在李揚看來,如果目的是評估中國發生債務危機的可能性,分析的範圍就不應局限於債務,還應考慮資產。目前的情況來看,中國擁有足夠的資財來應對債務風險,發生債務危機應為小概率事件。

國家金融與發展實驗室分析顯示:按寬口徑匡算,2014年中國主權資產總計227.3萬億元,主權負債124萬億元,凈資產值為103.3萬億元。按窄口徑匡算,即扣除行政事業單位國有資產(13.4萬億元),並以2014年的土地出讓金(4萬億元)替代當年的國土資源性資產(65.4萬億元),中國的主權資產將由227.3萬億元減少到152.5萬億元。由此,窄口徑的主權資產凈值為28.5萬億元。

李揚認為,上述分析充分表明,中國擁有足夠的資財來應對債務風險,發生債務危機應為小概率事件。進一步說,即便出現大規模的債務違約,中國也有足夠的資財,在不對國民經濟造成較大負面沖擊的條件下,予以妥善處理。

他指出,結合資產負債表分析,不難看出中國債務問題至少有兩大突出的特點。其一,中國是一個擁有高儲蓄率的國家,這種狀況導致兩個結果:一方面,我們每年要有相當於GDP50%的儲蓄需要轉化為投資,同時,中國又是個金融市場欠發達的國家,因此,儲蓄向投資的轉換大多數會行程債務;另一方面,高儲蓄也為中國解決債務問題提供了巨大的緩沖。這是當今世界任何國家所不擁有的得天獨厚的條件。其二,與大多數國家不同,在中國各級政府的借債主要是為了進行投資。因此,與巨額債務相對應,我國地方政府掌握著大量優質資產,這些資產,形成了未來償債的可靠保障,從而也大大降低了中國發生債務危機的可能性。

李揚 中國 存在 債務 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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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科院原副院長李揚:全球經濟進入長期停滯期

來源: http://www.yicai.com/news/5029583.html

國家金融與發展實驗室理事長、中國社會科學院原副院長李揚18日在京表示,全球經濟進入長期停滯時期,未來十年可能都處於這種狀態。

在出席當日由中國人民大學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經濟學院、中國誠信信用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聯合主辦的“中國宏觀經濟論壇十周年慶典活動”時,李揚作了題為《全球經濟進入長期停滯》的演講。

“衰退還在繼續。從2007年算起衰退已經有了8年時間。”李揚引述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總裁拉嘉德的說法,認為目前的全球經濟是“弱複蘇”。複蘇非常疲弱,起起落落還是起不來,既然是弱複蘇當然就是低增長。

李揚說,其次是“通貨緊縮”和“高失業”。他說,“高失業”並不是說傳統意義的失業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提高,更重要的是表現在結構上,“失業人口的結構是很令人擔憂的,特別是其中的青年人的失業非常嚴重。”

李揚說,另一個是“高負債”,這次危機在某種意義上說就是債務危機,如何處置債務是目前非常頭疼的,基本上沒有任何頭緒。

導致全球經濟複蘇如此之艱難,而且還看不到前景的原因到底有哪些?李揚分析認為,有四個方面的因素:

第一個因素是技術進步緩慢。全球經濟特別是其長周期是靠技術進步來驅使的,而技術進步目前還沒有達到能夠把全球經濟從深度危機中拉出來的程度。全世界都在等著一次科技革命,各國都把最優先的政策放在創新上。

第二個因素是人口結構惡化。人口結構惡化其實是在發達經濟體中早已存在了,如今開始向中國這樣的國家蔓延。當前歐洲移民問題背後更深的原因實際上是人口結構惡化的問題,中國也加入了人口結構惡化的隊伍,其他很多國家像東南亞國家基本上都是這個狀態。

第三個因素是真實利率水平。背後反應的是投資率下降,沒有有利可投的投資。“沒人願意投資,因為現在沒有有利可圖的項目讓大家去投資,沒有投資哪有增長?沒有投資哪有結構變化?所有這些問題都在這里反應出來。”

第四個因素是宏觀經濟。經濟這種狀態應當說很長很長時間沒有遇到過,於是政策就難以出臺,貨幣政策是被大家反反複複使用,而且是被過度使用了,到今天政策不是邊際效應遞減而是基本失靈了。

李揚說,目前已經遇到了“百年不遇的利率困局”。“有好事者說是5000年,因為自有銀行以來沒有負利率,長期負利率怎麽運行?”他說,當然目前的這種負利率還是在中央銀行和它的客戶,不影響普通百姓,但已經開始向普通百姓蔓延。

“另一個問題是實體經濟,而且是很重要的問題,全球勞動生產率增長下降。生產率下降,利率水平就沒法上升。”李揚在演講中呼籲各國特別是主要國家要持續合作,合作的第一點就是要認識到面臨著百年不遇的經濟周期,“雖然程序化有所倒退但是金融程序化依然在升華,金融政策的外效應非常強,所以不能采取任何以鄰為壑的政策,維護全球匯率的穩定。

李揚說,目前經濟的情況看起來是比較灰暗的,但其實是人類發展到今天進入了一個非常大的調整時期,這個調整不止是經濟調整、金融調整,甚至是社會制度、意識形態都在調整,“在這樣一個大調整的過程中,中國獲得了歷史性的機遇。”李揚認為,中國應保持戰略定力,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等,同時冷靜應對變局,因為變局還會接連不斷地發生。

社科院 社科 原副 院長 李揚 全球 經濟 進入 長期 停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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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揚:中國杠桿率上升 但離債務危機還很遠

“當前中國債務問題越來越嚴重,杠桿率不斷上升,但距離債務危機還很遠。”11月19日,國家金融與發展實驗室理事長、中國社科院原副院長李揚在第一財經金融峰會暨中國國際金融學會年會上指出。

公開資料顯示,按寬口徑匡算,中國主權資產總計229.4萬億元,主權負債126.2萬億元,資產凈值為103.2萬億元。

李揚認為,無論寬口徑還是窄口徑,中國的主權資產凈額為正。這些資產主要由外匯儲備、黃金等貴金屬儲備、以及在全球主要資本市場上市的中國企業資產等高流動性資產構成。所以,中國發生債務危機是小概率事件。

李揚認為判斷中國尚不存在債務危機,還有另外兩個重要原因,第一是高儲蓄,第二是間接融資為主的金融結構。李揚說,中國一向以高儲蓄著稱,即便是在儲蓄率已有所下降的2015年,儲蓄率依然高達47%。這意味著,中國債務融資來源主要是國內儲蓄。統計顯示,外幣計價的外債只占總債務不到3%。這種“左口袋欠右口袋”的債務、債權格局,使得我們可以平滑處理自己的債務。

另外,李揚認為,中國是一個間接融資為主的國家,這使得中國債務的融資主要來自相對穩定的銀行存款,而非波動性很大的貨幣市場和資本市場資金。這決定了中國金融業的風險點主要集中於流動性上,償債能力則位居其次。基於這種金融結構,只要高儲蓄率得以延續並支撐著巨額的資金流動,債務問題就很難演化為系統性金融危機。

李揚指出,從全球來看,杠桿率上升在過去八年來是全球趨勢。從2007年開始,雖然居民部門、金融機構杠桿率下降,但是政府杠桿率急劇上升。

總體杠桿率上升的結果是,把風險大規模轉移到政府,於是以後全球經濟變成了一個政府間的博弈,下一步宏觀政策協調是一個非常有挑戰性的問題。

李揚 中國 桿率 上升 但離 債務 危機 還很 很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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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揚評點互聯網金融:服務實體經濟是金融發展的鐵律

“一年前,有人問我在幹什麽?我會告訴他,做互聯網金融了。聽上去是多麽高大上的事。但現在說搞互聯網金融,很多人會以為你是騙子。”12月22日上午,上海陸家嘴國際金融資產交易市場股份有限公司(簡稱“陸金所”)副總經理兼首席風險執行官楊峻說。

這天,在北京國際金融博物館的一間會議室里,聚集上了百位金融領域的專家和關註互聯網金融未來的人士,參加由國家金融與發展實驗室主辦的“互聯網金融:大變局與新征程”論壇。

“眼下,除少數優秀互聯網金融機構外,絕大多數平臺還是用互聯網之名行傳統金融之實。”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國家金融與發展實驗室理事長李揚表示,若仍是用新的技術、新的概念來做舊的業務,互聯網金融沒有前景可言。

網貸3年規模近20倍增長

2016年8月24日,銀監會聯合其他部委發布《網絡借貸信息中介機構業務活動管理暫行辦法》(下稱“暫行辦法”)以負面清單的形式,規定網貸行業不可觸碰13條紅線。

10月13日,國務院辦公廳印發《互聯網金融風險專項整治工作實施方案》,對網絡借貸、股權眾籌、資產管理及跨界從事金融業務、互聯網廣告、第三方支付等提出明確規定。

管理層對互聯網金融頻頻出手,源自於這個原本並不被看好的“新生事物”在近一兩年內的“野蠻”發展。

中國社會科學院金融研究所法與金融室副主任尹振濤介紹,自2013年起,以P2P網絡借貸為代表的中國互聯網金融迎來了爆發式的發展,在支持小微企業融資、發展普惠金融及助力“雙創”等方面發揮了重大的作用。

“但由於監管缺位及行業自律不足,網絡借貸行業也暴露出一些發展初期的問題。同時,更有大量的線下理財或財富管理公司打著互聯網金融或P2P的旗號,從事非法集資或違規業務。”尹振濤說。

當日發布的《中國網絡借貸行業研究》介紹,2015年可以說是P2P網絡借貸的發展元年,因為這一年,隨著7月18日央行等十部委發布的《關於促進互聯網金融健康發展的指導意見》開始,P2P網絡借貸不再是遊離在灰色地帶的產業,而正式被定義為互聯網金融的一個新業態。

統計數據顯示,2015年,我國的網絡借貸行業發展迅猛。從成交額上看,2015年全國P2P網絡借貸成交額達11805.65億元,同比增長258.62%,首次突破萬億元大關。從貸款余額上看,2015年全國P2P網絡借貸貸款余額達5582.20億元,同比增長302.55%,首次突破5000億元大關。

2015年,全國P2P網絡借貸平臺數量達到4948家,創歷史新高。從反映行業發展概況的各項指標上看,行業規模呈跨越式發展,其中成交額同比增長2.5倍、貸款余額同比增長3倍,參與人數同比增長1.25倍。

中國社會科學院金融研究所副所長胡濱也給出了另一組數據:從規模上看,P2P網貸行業貸款余額從2013年的不足300億元,一路攀升至2016年5月的5600多億元,實現了近20倍的增長。

國家金融與發展實驗室20日公布的《中國互聯網金融行業分析與評估(2016~2017)》報告介紹,截至2016年11月底,我國網絡借貸運營平臺數量為2534家。累計獲得風投的平臺數量已經達到121家、國資系平臺數量達到了155家、上市公司系背景的平臺數量達到了113家,銀行系背景平臺數量為16家。

很多問題平臺已被關停

但隨著監管政策出臺,問題平臺數量也迅速上升。截至2015年12月底,累計問題平臺數量達1263家。截至2016年6月,累計問題平臺達1778家,截至2016年11月累計問題平臺2838家。問題平臺分布,主要集中在山東、廣東、浙江、上海、北京五省(市),它們占全國問題平臺總數比例超過60%。

國家互聯網應急中心互聯多金融風險分析項目組監測數據顯示,截至10月28日,共監測到的5312家P2P網絡借貸平臺中尚在運營的有3209家,違規或異常的有854家,其中涉嫌自融、承諾保本保息、承諾高收益等問題最為普遍。

2015年下半年以來,e租寶、大大集團、鑫琦資產、快鹿集團、中晉資產、融宜寶這些成交額動輒百億的平臺暴雷事件的相繼發生,在當地乃至全國都掀起了巨大震動,線下理財廣遭詬病。

今年11月,北京警方透露,在公安部的統一指揮下,由北京市公安局立案偵查的“e租寶”案件已於2016年8月14日偵查終結,丁寧等26名犯罪嫌疑人因涉嫌集資詐騙、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等罪被移送檢察機關審查起訴。

經查,2014年7月以來,犯罪嫌疑人丁寧、張敏、丁甸利用安徽鈺誠融資租賃有限公司、金易融(北京)網絡科技有限公司、安信惠鑫金融信息服務(北京)有限公司等“鈺誠系”公司及“e租寶”網絡平臺,夥同犯罪嫌疑人彭力、雍磊等人大肆編造虛假融資租賃項目,以轉讓融資租賃項目債權支付高息為誘餌吸收資金,涉及90余萬人、580余億元,截至案發未兌付金額近370億元。

《中國互聯網金融行業分析與評估(2016~2017)》報告介紹,進入2016年,互聯網金融行業出現了截然不同的兩面性。一方面,實力平臺,行業巨頭招兵買馬加速布局,如百度金融高調挖人打造金融豪華戰隊,富士康、碧桂園等大集團相繼轉戰互聯網金融業務;另一方面,大量中小“草根”平臺卻悄悄關門,黯然離場。

但總體上看,由於受到e租寶、泛亞、中晉等線下理財公司事件的波及,當前互聯網金融業態出現了被妖魔化的傾向,並且越來越嚴重。

“由於互聯網和金融天生的屬性差異,它們的結合一定要取長補短,互相融合,才能產生真正地生產力。”楊峻說,以互聯網為代表的各類新技術的出現,在很大程度上降低金融機構服務的成本,並提高機構經營效率,從而能夠更好服務廣大人群。然而,現階段互聯網金融仍存在許多問題,包括市場參與者良莠不齊、信息披露不足、投資者適當性管理缺失、交易各方權責定位不明晰等。

“目前,互聯網金融的風險正在暴露。”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長陳道富認為,互聯網金融是金融轉型的組成部分,當前的形態是特殊歷史時期的階段性產物。他說,互聯網金融監管主要針對的是善意的參與者,針對其能力不足而帶來的風險進行規避,進行防範。而對於帶有不良目的的參與者,則還需通過法律、法規的辦法進行甄別,特別對法律的執行、行為監管等提出了非常多的要求。

“互聯網金融風險專項整治讓整個行業進行了一場大洗牌”,新華社財經財經傳媒集團董事長兼總裁葛瑋說,“洗牌是一個披沙瀝金的過程,互聯網金融的野蠻發展時代走向終結,行業實現由亂而治的轉變,從而進入一個健康發展的新階段。”

但在李揚看來,從目前的監管形勢上看,監管層主要針對互聯網金融出現的新業務、新技術等進行監管,缺少對最基礎的內容管制,即實名制、交易、透明度等問題。

胡濱表示,目前互聯網金融風險專項整治本質是消化存量,是監管主體展開針對性的整頓評價。從目前形勢看,專項整治需要解決的問題主要有四點,即現有監管分業監管體制與金融混業經營格局錯配問題;現有法律、監管規則的制定滯後於金融科技的快速發展問題;金融創新與風險控制的協調問題;缺乏系統性的長效監管機制。

以服務實體經濟為原點

據《第一財經日報》記者了解,監管政策出臺後,在互聯網金融行為中產生巨大影響。

中國互聯網創新研究院副院長鄧建鵬也介紹,無論是對限額的整改,還是加入銀行資金存管系統,對於網貸平臺來說都是生死的考驗。在現如今的監管形勢下,無形中提高了平臺的運營成本,“可能在未來2到3年,大量網貸平臺會大量消失。其中,比較合規的平臺會出現甩賣潮,而不合規平臺會在監管重壓下停止運營。”

深圳錢誠互聯網金融研究院理事長胡爾義介紹,自《暫行辦法》出臺後,三個多月網貸成交額、貸款余額、人數等連續創歷史紀錄,相反,網貸利率卻連創歷史新低。網貸期限雖在較高位運行,但速度明顯卻放慢。

“由此可以判斷,目前沒有出現資金大規模地從網貸平臺撤離,同樣也沒有出現資金從中小網貸平臺向大平臺集中的趨勢。總之,《暫行辦法》出臺的對網貸行業的影響已逐漸顯現。”胡爾義說。

在論壇上,多位專家表示,2017年將是互聯網金融合規落實年。那麽,從監管層面及行業自身角度出發,未來互聯網 金融該如何發展呢?

“要以服務實體經濟為原點,來規劃互聯網金融的未來。”李揚稱,“服務實體經濟是金融發展的一個鐵律。現在互聯網進入金融行業,就要討論如何借助它來為實體經濟服務。那些用各種名義吸收存款,然後通過資金池發放貸款、做投資的行為,是堅決不能鼓勵倡導的。”

胡濱認為,互聯網金融應該加強自律監管,並將其作為監管體系的有益補充。“當然,由於互聯網金融具有特殊性,自律監管缺乏實質性舉措。換言之,自律監管不能代替行政監管,行政監管體系仍還是主導。”

胡濱說,互聯網金融除了加強自律監管外,還要引入“監管沙盒”,通過包容性監管理念使監管由被動響應向主動引導轉變,即金融監管部門需在其金融創新中心設立旨在為金融機構、金融創新提供一個“安全空間”的一整套新型監管機制。

“互聯網與金融融合的未來方向應以客戶為中心,並在場景的基礎上,將長尾客戶作為重點,借助以互聯網為代表的新型科學技術把控風險,進而實現最終盈利。”楊峻說。

陳道富認為,互聯網金融的內在價值是其今後存在和發展壯大的重要所在。互聯網金融,不僅是互聯網與金融,更是兩者的結合,產生增加值的部分才是互聯網金融真正的內在價值。

“互聯網金融企業要不忘初心。”胡濱說,不管業務如何轉型、產品如何創新,互聯網金融企業都不應該忘記服務於老百姓和助力普惠金融的初心。

不應妖魔化互聯網金融

從野蠻生長到規範發展,從步入神壇到被妖魔化,從P2P網貸到科技金融,互聯網金融呈現出更多綜合性經營特征。

“也正因如此,人們對互聯網金融有了錯誤或不清楚的認識。”尹振濤說,任何金融產品、任何風控模型都存在風險,不存在絕對的安全。同時,創新與監管本身就是一對矛盾體,從全球金融危機史的演變過程也能夠看到,金融業的發展需要找到金融創新與監管之間的平衡點。因此,對待以互聯網金融為代表的新型金融業態,監管應該采取更加包容的態度。

胡濱也表示,對待一個只發展了三五年的新興事物,應該用理性的態度直面問題,用客觀的標準進行評價。

“不能否認的是,互聯網金融的出現,為中國的金融市場化改革帶來了諸多益處。”胡濱解釋說,互聯網金融的出現徹底激活了金融市場和金融產品的創新。金融創新是金融業發展的源泉,也是衡量一國金融發展水平和活力的重要標尺。改革開放以來,我國金融業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但是金融創新總是乏力。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在固有的監管制度框架下及以商業銀行為主導的金融體系下,大多數金融創新並非發自內心。

胡濱說,互聯網金融的橫空出世,激活了金融市場的活力,讓更多的市場主體參與金融創新中。“有人質疑互聯網金融創新是監管套利,是鉆監管漏洞,但事實上金融創新本身就是以突破傳統、突破常規為特征。”

胡濱認為,互聯網金融在努力填補傳統金融機構服務上的短板。根據不完全統計,目前全國P2P網貸平臺平均單筆貸款不足2萬元,屬於典型的微金融。互聯網金融讓普通人獲得了相對平等的金融參與權和金融收益權。

多位專家表示,目前除了金融市場自身的原因外,我國對互聯網金融進行理論化、系統化的研究仍然欠缺。

論壇上,尹振濤表示課題組提出了四個觀點:對待互聯網金融,不應該用有色的眼鏡去看待,而應該更加的客觀、公正的看待;互聯網金融的監管,不應該也不宜走傳統監管的老路。即要打破分業監管,機構監管的模式,更多地強調行為監管,強調監管的部門協調和中央地方協調,找好風險防範與業務創新的平衡點;互聯網金融監管最核心的應該強調金融消費者保護,主要的監管手段更應該是重視事前的預警預防和提示、事中的監測信息披露,以及事後風險處置機制法律懲戒等,實現全流程的管控;目前互聯網金融政策的不斷加強和出臺,是互聯網金融從野蠻式發展向合規發展的正常軌跡,並不是互聯網金融衰退的開始,也不是中國互聯網金融行業發展的終點。

互聯網金融的監管,不應該也不宜走傳統監管的老路,並加強對互聯網金融進行理論化、系統化的研究。攝影/章軻

李揚 評點 互聯網 互聯 金融 服務 實體 經濟 發展 鐵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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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揚:“一帶一路”將成全球化新引擎

英國脫歐、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意大利公投失敗、“法國脫歐”風險驟升……“逆全球化”浪潮在多年的全球增速乏力下愈演愈烈。不過,當西方選擇後退之際,中國和新興市場將接棒成為經濟全球化的新引擎。

2月26日,國家金融與發展實驗室理事長李揚在題為“一帶一路:經濟全球化的新引擎”的金融與發展論壇上發表了主旨演講。“有人說‘一帶一路’沿線國家都是窮國,占全球人口近60%,占全球GDP僅20%。但這就是我們要做的,因為這些國家在200多年的全球化浪潮中被遺忘了,我們要發展中國家和新興經濟體的全球化,所以中國要推動‘一帶一路’,引入中國的基建經驗,這也是第一次把這些國家的全球化放在第一位,幫助參與國解決貧困問題。”李揚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

也就在1月17日的世界經濟論壇年會上,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就經濟全球化問題發表了主旨演講。他稱,面對經濟全球化帶來的機遇和挑戰,我們要“充分利用一切機遇,合作應對一切挑戰,引導好經濟全球化走向。”這段話再次清晰地向世界傳達了這樣的聲音:經過數百年潮起潮落,如今,中國成為了經濟全球化的中流砥柱;而中國用來引導未來全球化走向的利器便是“一帶一路”發展戰略。今年5月,“一帶一路”峰會也即將召開。

全球化“五階段”

李楊介紹稱,經濟全球化大致可劃分為五大階段:作為全球化前史的“白銀資本”時期;發達經濟體主導的“百年和平”時期;二戰後,以美、蘇兩大陣營對立為特征的“半球化”時期;世界各國都參與其中的“大穩定”時期,以及以大危機為標誌的“去全球化”時期。

在“白銀資本”時期(1400-1800年),這一階段的全球分工主要是農業內部的分工,而且以“互通有無”為基本格局。這個階段分工和貿易的特點是:其一,國際貿易還處在非常初級的階段,產品生產遠沒有形成如今我們熟知的產業鏈,各國的收入水平和技術差距並不大,國際分工大致以水平分工為主,垂直分工的情況很少;其二,信用貨幣並不流行,貴金屬是清償貿易逆差的最終手段。因此, 那時並不存在如今讓人談虎色變的“全球經濟失衡”,因為各國間的貿易差額規模既小,更難持續較長時間。

最重要的是,當時的全球化並沒有產生所謂的“不公平”。“例如,當時的中國,從事國際貿易的目的並非交換物品,而是獲取作為貨幣材料的白銀和黃金,這一時期堪稱公平。如果要說存在不公平,那就是,某些國家可能通過戰爭和暴力等非經濟手段對其他國家進行赤裸裸地掠奪。”李揚稱。

“百年和平”時期(1815-1939年)肇始於十九世紀初期,結束於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在那個被馬克吐溫用“鍍金時代”定格下來的工業資本凱歌行進的時期中,伴隨著工業化的發展,本跟隨著廉價商品,開始在世界各地落戶。那時,資本的主要輸入國比較富裕、資源豐富、與輸出國的“親源”較近的北美洲和大洋洲國家等“新興的大陸”,其中德國占據主導地位,促使資本在國際間流動的動因也部分地發生了變化——從過去的追求高回報和超額利潤,轉而主要尋求安全的避難地(資本外逃)。1929年華爾街股市的崩潰以及不久後發生的第二世界大戰,中止了本輪全球化進一步發展的勢頭。

“半球化”與“兩個平行的世界市場”(1945-1991年) 的開端令人振奮和充滿希望。1944年7月,在美國新罕布什爾州的布雷頓森林,召開了有44個國家代表參加的“聯合國貨幣金融會議”。該會議設立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和國際複興開發銀行(後改為“世界銀行”)。同年8月,聯合國成立。

但是,1946年3月5日,英國首相丘吉爾關於“鐵幕”的著名演講揭開了“冷戰”序幕。直到1990年代初,“冷戰”成為全球發展的主線。此一時期全球經濟的基本特征就是,世界被劃分為以美國為首的“資本主義陣營”和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相應形成兩大經濟集團。

這兩大陣營之間“雞犬相聞、老死不相往來”,形成了“兩個平行的世界市場”(斯大林語)。顯然,從二戰結束到上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經濟全球化誤入了歧途,充其量也只能稱其為“半球化”。

李楊表示,當時蘇東集團的解體,向全球市場經濟釋放出數以億計的廉價且訓練有素的勞動力,加之中國、印度等亞洲新興經濟體的集體崛起和更深地融入全球經濟體系,使得全球勞動力市場以及資本與勞動的力量對比發生劇烈變化。在此基礎上,全球的分工格局得以大規模重塑,並逐漸演化成如今嚴重失衡的全球經濟格局。在貨幣金融方面,“美元霸權”也不斷強化。

“大穩定”時期(1991-2008年) 則是全球化的黃金時代,以中國全面推行改革開放戰略、致力於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制度和前蘇聯東歐集團解體、並一面倒地發展市場經濟為主要標誌。這次全球化浪潮至2008年危機時基本結束。

這一階段,其實已經顯示出由發展中國家和新興市場經濟體主導的特征。根據IMF統計,在1992年之前,發達經濟體和新興經濟體在全球GDP中所占份額,大致分別為70%和30%。這種格局自1992年開始變化,到了2013年後者首超前者。2016年,新興市場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對全球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已達80%,其占全球GDP的比重也已超過60%。

這一階段,全球勞動力供給驟增,勞動成本長期降低;全球產業鏈重組國際分工模式經歷了從產業間分工到產業內分工,再到產品內分工的演變,相應地,國際貿易也由產業間貿易和產業內貿易最終演變為產品內貿易。隨著國際直接投資的快速增長,跨國公司建立了全球生產體系;此外,儲蓄/投資再平衡,早前發達經濟體宏觀平衡的主要特征是儲蓄小於投資,從而引致通脹長期化,而廣大新興經濟體加入全球化體系之後,自上世紀90年代中期開始,儲蓄開始大於投資。

發達經濟體引領“去全球化”

金融危機以來,“去全球化”階段就悄悄來開了序幕,只是2016年的一系列標誌性事件則使之愈發突出。

李揚也以一系列數據佐證了這一事實。1960-2015年,按實際值計量,全球貿易平均增長率達到6.6%,同期全球GDP平均增長率為3.5%。這樣一種相對增長,是全球化順暢發展的表征;然而,2008-2015年,全球貿易年均增長率按實際值計量僅為3.4%,同期,全球GDP年均增長2.4%。不僅貿易增速放緩,而且貿易增速與產值增速之間的差距也急劇縮小。

2011年以來,全球貿易增長連續5年降至3%以下,勉強與GDP增長同步。“這表明,各國經濟開始‘失聯’,去全球化趨勢顯露。”李揚稱,2013-2015年,全球貿易增長率甚至低於全球GDP增長的平均水平,說明去全球化已經蔚成趨勢。

李揚表示,發達經濟體是這輪去全球化的主力。全球化是一個可以使得參與各國都獲得好處的進程,而處於主導地位的發達經濟體,分潤了更多的好處——“其經濟水平高於全球平均,生態環境優於別國,處在全球整個資本、商品及服務流的高端,成為全球教育體系的中心。更重要的是,他們至今仍然是絕大多數國際規則的制定者,如今世界500強的公司,多數仍是西方國家的公司。 ”李揚稱。

然而,正是這些享受著全球化最大好處的國家,如今正在去全球化的浪潮中推波助瀾。李揚認為,原因也是多重的,“主要是因為,經濟全球化的發展,出人意料地產生了動搖發達經濟體在全球經濟發展中主導地位的結果。他們是金融風暴的中心,凡是經濟發展方式、經濟結構、財政結構以及金融結構等。均存在嚴重的缺陷,長期不得調整。”另一方面,是新興市場經濟體的崛起。

其次,李揚也提及,傳統全球治理機制“禮崩樂壞”是發達經濟體走向全球化對立面的又一原因。二次世界大戰以來,在美國等發達經濟體主導下,國際社會在幾乎所有領域中都建立了專門的治理機構,共同構成了完備的全球化治理機制,但危機佐證了,現行的全球治理機制,既不能有效應對傳統挑戰,更無法適時應變日趨複雜的非傳統挑戰。近年來,多邊機制空前崛起。

“一帶一路”引領新全球化

有危機就有轉機。主宰世界200余年的傳統全球化範式漸趨式微,已經不能符合變化了的全球經濟發展的需要,時代在呼喚新模式,而“一帶一路”戰略橫空出世,就是在向世界提供中國智慧。

“一帶一路”戰略推出三年來,已經有了長足的發展。在對外承包工程方面,2016年我國企業在“一帶一路”沿線61個國家新簽對外承包工程項目合同8158份,新簽合同額 1260.3億美元,占同期我國對外承包工程新簽合同額的51.6%,同比增長36%。

李揚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傳統全球化是規則先行,強令發展中國家接受和執行,有利於發達經濟體高高在上,占據分工價值鏈的有利位置。而中國要推進的全球化是要讓大家都獲益的,‘一帶一路’戰略在推進過程中並不是非常完善,但各國都熱切接受,正是因為這是一個合作共贏的全球化,‘一帶一路’為主要特征的全球化踐行了中國的經驗,即基礎設施先行,‘要致富先修路’。”

李揚表示,在沿線國家中,資金短缺是共同面臨的最緊迫問題,因此發展資金融通構成“一帶一路”的內容之一。在這一戰略中,深化金融合作,推進亞洲貨幣穩定體系、投融資體系和信用體系建設,是題中應有之義;擴大沿線國家雙邊本幣互換、結算的範圍和規模,推動亞洲債券市場的開放和發展。推進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金磚國家開發銀行、上海合作組織融資機構建設,加快絲路基金組建運營等,均已取得顯著成效。

“下一步,我們將深化中國-東盟銀行聯合體、上合組織銀行聯合體務實合作,以銀團貸款、銀行授信等方式開展多邊金融合作。我們將支持沿線國家政府和信用等級較高的企業以及金融機構在中國境內發行人民幣債券,支持符合條件的中國境內金融機構和企業在境外發行人民幣債券和外幣債券,鼓勵在沿線國家使用所籌資金。”他稱。

同時,李楊還特別提到了移動互聯網在沿線國家的運用前景。他舉了螞蟻金服在印度Paytm的例子,以阿里巴巴為代表的線上交易和螞蟻金服移動支付模式,在莫迪的廢鈔試驗中,流通的大額現金雖然減少,但像paytm這樣的電子錢包迅猛發展,及時填補了印度金融體系的空白點。數字普惠金融模式正在被證實是一個可複制、可輸出的“中國模式”。

李揚 一帶 一路 將成 全球化 全球 引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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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揚暢談金融風險: 中國離債務危機甚遠;“穿透式”監管必行

“結構性減速”是中國新常態的特征之一,“要把防控金融風險放到更加重要的位置”也是中央經濟工作會的明確目標。在這一背景下,中國債務風險究竟有多大?企業和金融部門去杠桿究竟如何推行?面對層層嵌套的資管投資來說,央行提及的“穿透式”監管或統一大資管監管要如何推行?

針對當前中國面對的棘手問題,國家金融與發展實驗室理事長、社科院學部委員李揚李揚在2017年博鰲亞洲論壇期間,發布了題為《管理結構性減速過程中的金融風險》的研究報告,並接受了第一財經等媒體的采訪。

“必須要推進大資管監管,否則沒辦法實現‘穿透式’監管。當前同業存單發行量創紀錄,獲取的資金投入到同業理財,同業理財又通過委外機構進行加杠桿投入債市。其實,2015年的股市也面臨這個問題,三層加杠桿,監管方只能模模糊糊看到一層,現在資金又往債市上走。”李揚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

此外,海內外也高度關註中國的債務問題。李揚表示,“中國離債務危機甚遠。”他分析稱,無論寬口徑還是窄口徑,中國的主權資產凈額為正。這些資產主要由外匯儲 備、黃金等貴金屬儲備、以及在全球主要資本市場上市的中國企業資產等高流動性資產構成。

“穿透式”監管非信貸業務風險

經過幾十年發展,中國金融體系已經高度複雜化,李揚認為其突出表現為四點。

傳統的信貸融資增速不斷下降,非信貸融資占比顯著上升;第二,非銀行金融機構在全社會信用創造和金融資源配置活動中的地位迅速上升,銀行業、尤其是銀行業的傳統業務相對萎縮,這導致廣義貨幣量已經不能反映金融體系的規模和結構變化;第三,利率匯率市場化的速度加快,但利率形成機制、貨幣政策利率傳導渠道以及利率和匯率的聯動機制依然存在根本缺陷;第四,股票、債券和貨幣市場的規模迅速擴大,開放程度不斷提高,但運行機制和結構還存在缺陷。

隨著大資管的發展,影子銀行的風險愈發突出。李揚稱,原英格蘭銀行金融穩定部副總裁Paul Tucker的概括最貼切,在他看來,影子銀行體系指的是:“向企業、居民和其他金融機構提供流動性、期限配合和提高杠桿率等服務,從而在不同程度上替 代商業銀行核心功能的工具、結構和市場。一般指通過杠桿操作持有大量證券及複雜金融工具的金融中間機構,包括投資銀行、對沖基金、債券保險公司等非銀行金融機構。”

其實,這與近期各界高度關註的同業風險息息相關,發行量創下紀錄的同業存單和同業理成為金融市場的焦點,也可能成為橫跨2016年和2017年的這場金融“降杠桿”攻堅戰中的關鍵。

這里主要有幾條邏輯。銀行通過發行同業存單,用獲得的資金購買其他銀行發行的同業理財。此外,銀行經常將發行理財產品所得資金交由券商或基金公司管理(即“委外機構”)。根據國際清算銀行(BIS),截至去年6月,大約40%的理財資金投向債券市場。

在流動性充裕的情況下,委外機構通過回購協議來為其債券投資加杠桿,以增厚收益。這些回購協議通過市場參與者之間的非正式口頭協議進行,不受監管,導致杠桿易上難下。然而在貨幣環境收緊的情況下,隨著債券價格下跌,流動性收緊,機構被迫出售債券以應對小銀行的贖回要求,而小銀行又面臨著償還大銀行貸款的壓力。這最終導致債券價格進一步下跌,流動性通過資金鏈擠壓市場。

“面對這種‘層層嵌套’的投資結構,大資管監管的重要性愈發凸顯,”李揚表示,與西方國家不同,中國的影子銀行發展有著明顯的規避監管的傾向,“通過理財產品等表外業務,銀行不僅可進行表外融資,還可通過擡高銀行理財產品收益率高息攬儲,為表內資產規模迅速擴張提供支撐。 
除了表外理財產品的運作方式外,新型的影子銀行業務還包括MBS、 ABS、CDO等資產證券化產品,網絡信貸等。”

中國發生債務風險概率小

此外,在中國經濟增速放緩的背景下,各界始終對於中國的債務風險表示擔憂。

李揚則認為,國際上通常以“馬斯特里赫特條約”所設定的60%預警線作為參考標準,以此觀之,中國政府債務風險處於可接受的水平。從國際比較的視角看,中國政府部門的負債率水平也低於主要市場經濟國家和部分新興市場國家的水平。

在他看來,中國離債務危機甚遠。2015年底,按寬口徑匡算,中國主權資產總計229.4萬億元,主權負債126.2萬億元,資產凈值為103.2萬億元。

同時,考慮到國有資產變現能力有限以及國土資源性資產使用權無法全部轉讓(特 別是在經濟下滑時期)的情況,“我們特別扣除行政事業單位國有資產16.6萬億元,並以2015年的土地出讓金3.1萬億元替代國土資源性資產69萬億元,主權資產將由229.4萬億元減少到146.9萬億元。如此得到的窄口徑的主權資產凈值為20.7萬億元。”李揚稱。因此,債務風險可控。

不過,地方政府債務風險的緩釋仍然勢在必行。李揚認為,應該降低成本和延長久期。為降低地方政府債務償還的流動性風險,自2015年5月開始啟動地方政府債務置換工作,至2016年底,全國地方累計完成置換計劃的55.8%。

債務置換的實質,是把原來地方政府的短期、高成本債務(包括銀行貸款、城投債、信托融資等)換成中長期、低成本的地方政府債券,以降低融資成本,延長債務久期,改善地方資產負債表。

此外,他也表示,債務置換也旨在降低地方政府利息負擔。據財政部的匡算,2015-2016年債務置換後累計為地方政府節約利息支出6000億元。

“短借用長”的資金錯配問題也正在緩解。債務置換前,地方政府債務的平均期限多為3年左右,置換後,加權平均期限6.33年,地方政府債務久期明顯拉長。

在李揚看來,政府與社會資本合作也是未來緩釋地方政府債務風險的途徑。2016年9月末,納入PPP綜合信息平臺項目庫的項目10,471個,總投資12.46萬億 元,其中已進入執行階段項目共946個,總投資額達1.56萬億元,落地率26%。

李揚 暢談 金融 風險 中國 債務 危機 甚遠 穿透 監管 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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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揚:債務不可避免,也不可怕,關鍵是要可持續

近日公布的數據顯示,今年一季度我國GDP增速達到6.9%,超出預期。然而,中國當下依舊處於從以制造業為主向以服務業為主的產業結構轉型過程中,在經濟結構轉型時期,各種風險逐步突顯出來。其中資金脫實向虛和資產泡沫堆積等問題互為推手,使得有關金融風險管理方面的探討顯得迫在眉睫。

在4月19日下午舉辦的“金融與發展論壇——管理經濟結構轉型期間的金融風險”上,與會嘉賓討論了中國的債務、杠桿率問題。

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國家金融與發展實驗室理事長李楊分析稱,中國此前經歷的經濟增速是由經濟結構逐漸變化產生的,是結構性增速。相應的,中國目前經歷的經濟減速是結構性減速,也是由經濟結構逐漸變化所導致的。伴隨這一經濟結構轉型的是,中國的產業結構日益從依賴工業生產轉變為依賴服務業,而中國服務業的勞動生產率低於工業勞動生產率。“中國將繼續向服務業占比增加轉型,因此,經濟增速和勞動生產率將持續下降。”他稱。

而在中國經濟結構性減速的大背景下,金融危機後,全球央行的貨幣調控手段也發生了變化,從間接調控變為直接調控,從價格調控變為數量調控。央行調控的“去中介化”使得其資產負債表擴大,資產結構改變。

對於債務問題,李楊表示,“債務不可避免,也不可怕,關鍵是要可持續。”

國家金融與發展實驗室副主任張曉晶具體分析了利息負擔與債務的可持續性問題。他從利息負擔、政府債務可持續性和主權資產負債三個視角分析,認為中國的債務是可持續的。

他介紹稱,中國實體部門加杠桿的進程在2016年初步停止,杠桿率比上一年下降了一個百分點。“但很難說下降趨勢已經形成。一方面,行政去杠桿的色彩還非常濃;另一方面,穩增長還需要由一定杠桿率支撐。”他表示,非金融企業去杠桿是重中之重。

此外,他判斷,利息負擔料將持續走升,超過金融業增加值。但他也表示,這是金融服務實體經濟的“代價”。

中信證券董事總經理高占軍則表示,債務高、高杠桿是全球共同的問題。對此,他給出三個建議,即從資產端著手解決債務過高問題,把現有的債務分配到更有效率的產業,實體部門去杠桿的同時在金融部門去杠桿。

李揚 債務 不可 避免 也不 可怕 關鍵 是要 要可 持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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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揚:中國債務問題不嚴重

在4月9日召開的博鰲論壇“新興經濟體:資本外流與債務風險”分論壇上,新興市場債務風險問題成為討論的重點。

國家金融與發展實驗室理事長李揚在論壇上表示,此次的債務問題是“老故事有新的因素”。他說,老故事指資金從發達經濟體向新興經濟體流動。“此前,我們都說雙軌脫鉤,即新興經濟體增長高,發達經濟體增長低,且互不相關。”新因素指過去都是新興經濟體負債,但這次發達經濟體也負債,且債務非常高。因此,我們需要研究這個新問題。

在李揚看來,最關鍵的問題是各國國內的儲蓄和投資的關系,如果一國儲蓄率高就不會出問題,但儲蓄率低就會發生危機,例如此前的美國。“韓國在亞洲金融危機後迅速恢複也得益於高儲蓄率。”他稱。

談及中國,李揚表示,此前,中國外匯儲備有過流出,但這是通過經常項目順差獲得而不是通過負債獲得,因此問題不大。從存量角度來看待債務問題的話,李揚說,即從資產負債表角度來看,中國的資產負債表很健康。

在講到債務的結構性問題時,李揚表示,國債沒有問題,地方政府債務是有一些問題的,最近也通過了一系列法規來解決。他介紹稱,去年第四季度地方政府債務增長已經持平了。

而在企業層面,李揚認為應該區分國企和民企,民企債務已穩定,國企債務是個問題,中國政府計劃用三年時間解決。

“中國的債務問題沒有很嚴重,且政府已經註意到並開始解決。”他總結道。

參加論壇的波士頓咨詢公司全球主席Hans Paul Burkner稱,如果國家過於依靠短期投資和債務,那麽企業將會變得脆弱。但他認為中國在這方面很強勁。
他同時建議,新興經濟體多投資於教育、提升金融市場包容性、基建等領域,會使得投資更加富有成效。

李揚 中國 債務 問題 嚴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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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揚:利率市場化不能被簡單歸結為“放松管制”

”中國利率市場化改革已20年,其間多次被告知改革即將成功,就差臨門一腳。但如今,這一改革仍然被確定在‘深化’階段,可見這一改革之困難和複雜,也可見利率在金融體系中的核心地位,它的確‘牽一發而動全身’。”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國家金融與發展實驗室理事長李揚在5月19日的“2018清華五道口全球金融論壇”上表示。

在十九大報告中,集中部署金融改革的部分確定的三項重要要求之一就是“健全貨幣政策和宏觀審慎政策雙支柱調控框架,深化利率和匯率市場化改革”。

李揚在論壇上表示,第一,利率是金融的基礎設施,作為一個網絡體系,它具有關聯性、複雜性和多樣性等特征。

“如果市場分割,利率就不可能市場化,只能算是‘跛腳’的市場化。”李揚說,而且,利率是個體系,觀察上需要看基準利率。基準利率與金融市場有關,中國目前尚未形成有效的基準利率。中國市場的利率目前市場不關聯,也缺乏基準利率引導整個利率走向。

其次,李揚認為,利率市場化不能被簡單地歸結為“放松管制”,而是要建立合理的利率結構和市場化調控機制。

李揚最後指出,利率市場化改革的重點領域包括,全方位發展資本市場以形成資金的均衡價格,解除信貸管制使資金供求雙方都可以充分競爭,存款準備金制度以及高存款準備金率亟待“回歸正常”,發展銀行表外市場以打通相互割裂的債券市場與信貸市場,作為“銀行的影子”的中國影子銀行可以成為推動利率市場化的重要力量。

李揚 利率 市場化 市場 不能 簡單 結為 放松 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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