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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揚:“一帶一路”將成全球化新引擎

英國脫歐、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意大利公投失敗、“法國脫歐”風險驟升……“逆全球化”浪潮在多年的全球增速乏力下愈演愈烈。不過,當西方選擇後退之際,中國和新興市場將接棒成為經濟全球化的新引擎。

2月26日,國家金融與發展實驗室理事長李揚在題為“一帶一路:經濟全球化的新引擎”的金融與發展論壇上發表了主旨演講。“有人說‘一帶一路’沿線國家都是窮國,占全球人口近60%,占全球GDP僅20%。但這就是我們要做的,因為這些國家在200多年的全球化浪潮中被遺忘了,我們要發展中國家和新興經濟體的全球化,所以中國要推動‘一帶一路’,引入中國的基建經驗,這也是第一次把這些國家的全球化放在第一位,幫助參與國解決貧困問題。”李揚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

也就在1月17日的世界經濟論壇年會上,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就經濟全球化問題發表了主旨演講。他稱,面對經濟全球化帶來的機遇和挑戰,我們要“充分利用一切機遇,合作應對一切挑戰,引導好經濟全球化走向。”這段話再次清晰地向世界傳達了這樣的聲音:經過數百年潮起潮落,如今,中國成為了經濟全球化的中流砥柱;而中國用來引導未來全球化走向的利器便是“一帶一路”發展戰略。今年5月,“一帶一路”峰會也即將召開。

全球化“五階段”

李楊介紹稱,經濟全球化大致可劃分為五大階段:作為全球化前史的“白銀資本”時期;發達經濟體主導的“百年和平”時期;二戰後,以美、蘇兩大陣營對立為特征的“半球化”時期;世界各國都參與其中的“大穩定”時期,以及以大危機為標誌的“去全球化”時期。

在“白銀資本”時期(1400-1800年),這一階段的全球分工主要是農業內部的分工,而且以“互通有無”為基本格局。這個階段分工和貿易的特點是:其一,國際貿易還處在非常初級的階段,產品生產遠沒有形成如今我們熟知的產業鏈,各國的收入水平和技術差距並不大,國際分工大致以水平分工為主,垂直分工的情況很少;其二,信用貨幣並不流行,貴金屬是清償貿易逆差的最終手段。因此, 那時並不存在如今讓人談虎色變的“全球經濟失衡”,因為各國間的貿易差額規模既小,更難持續較長時間。

最重要的是,當時的全球化並沒有產生所謂的“不公平”。“例如,當時的中國,從事國際貿易的目的並非交換物品,而是獲取作為貨幣材料的白銀和黃金,這一時期堪稱公平。如果要說存在不公平,那就是,某些國家可能通過戰爭和暴力等非經濟手段對其他國家進行赤裸裸地掠奪。”李揚稱。

“百年和平”時期(1815-1939年)肇始於十九世紀初期,結束於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在那個被馬克吐溫用“鍍金時代”定格下來的工業資本凱歌行進的時期中,伴隨著工業化的發展,本跟隨著廉價商品,開始在世界各地落戶。那時,資本的主要輸入國比較富裕、資源豐富、與輸出國的“親源”較近的北美洲和大洋洲國家等“新興的大陸”,其中德國占據主導地位,促使資本在國際間流動的動因也部分地發生了變化——從過去的追求高回報和超額利潤,轉而主要尋求安全的避難地(資本外逃)。1929年華爾街股市的崩潰以及不久後發生的第二世界大戰,中止了本輪全球化進一步發展的勢頭。

“半球化”與“兩個平行的世界市場”(1945-1991年) 的開端令人振奮和充滿希望。1944年7月,在美國新罕布什爾州的布雷頓森林,召開了有44個國家代表參加的“聯合國貨幣金融會議”。該會議設立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和國際複興開發銀行(後改為“世界銀行”)。同年8月,聯合國成立。

但是,1946年3月5日,英國首相丘吉爾關於“鐵幕”的著名演講揭開了“冷戰”序幕。直到1990年代初,“冷戰”成為全球發展的主線。此一時期全球經濟的基本特征就是,世界被劃分為以美國為首的“資本主義陣營”和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相應形成兩大經濟集團。

這兩大陣營之間“雞犬相聞、老死不相往來”,形成了“兩個平行的世界市場”(斯大林語)。顯然,從二戰結束到上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經濟全球化誤入了歧途,充其量也只能稱其為“半球化”。

李楊表示,當時蘇東集團的解體,向全球市場經濟釋放出數以億計的廉價且訓練有素的勞動力,加之中國、印度等亞洲新興經濟體的集體崛起和更深地融入全球經濟體系,使得全球勞動力市場以及資本與勞動的力量對比發生劇烈變化。在此基礎上,全球的分工格局得以大規模重塑,並逐漸演化成如今嚴重失衡的全球經濟格局。在貨幣金融方面,“美元霸權”也不斷強化。

“大穩定”時期(1991-2008年) 則是全球化的黃金時代,以中國全面推行改革開放戰略、致力於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制度和前蘇聯東歐集團解體、並一面倒地發展市場經濟為主要標誌。這次全球化浪潮至2008年危機時基本結束。

這一階段,其實已經顯示出由發展中國家和新興市場經濟體主導的特征。根據IMF統計,在1992年之前,發達經濟體和新興經濟體在全球GDP中所占份額,大致分別為70%和30%。這種格局自1992年開始變化,到了2013年後者首超前者。2016年,新興市場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對全球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已達80%,其占全球GDP的比重也已超過60%。

這一階段,全球勞動力供給驟增,勞動成本長期降低;全球產業鏈重組國際分工模式經歷了從產業間分工到產業內分工,再到產品內分工的演變,相應地,國際貿易也由產業間貿易和產業內貿易最終演變為產品內貿易。隨著國際直接投資的快速增長,跨國公司建立了全球生產體系;此外,儲蓄/投資再平衡,早前發達經濟體宏觀平衡的主要特征是儲蓄小於投資,從而引致通脹長期化,而廣大新興經濟體加入全球化體系之後,自上世紀90年代中期開始,儲蓄開始大於投資。

發達經濟體引領“去全球化”

金融危機以來,“去全球化”階段就悄悄來開了序幕,只是2016年的一系列標誌性事件則使之愈發突出。

李揚也以一系列數據佐證了這一事實。1960-2015年,按實際值計量,全球貿易平均增長率達到6.6%,同期全球GDP平均增長率為3.5%。這樣一種相對增長,是全球化順暢發展的表征;然而,2008-2015年,全球貿易年均增長率按實際值計量僅為3.4%,同期,全球GDP年均增長2.4%。不僅貿易增速放緩,而且貿易增速與產值增速之間的差距也急劇縮小。

2011年以來,全球貿易增長連續5年降至3%以下,勉強與GDP增長同步。“這表明,各國經濟開始‘失聯’,去全球化趨勢顯露。”李揚稱,2013-2015年,全球貿易增長率甚至低於全球GDP增長的平均水平,說明去全球化已經蔚成趨勢。

李揚表示,發達經濟體是這輪去全球化的主力。全球化是一個可以使得參與各國都獲得好處的進程,而處於主導地位的發達經濟體,分潤了更多的好處——“其經濟水平高於全球平均,生態環境優於別國,處在全球整個資本、商品及服務流的高端,成為全球教育體系的中心。更重要的是,他們至今仍然是絕大多數國際規則的制定者,如今世界500強的公司,多數仍是西方國家的公司。 ”李揚稱。

然而,正是這些享受著全球化最大好處的國家,如今正在去全球化的浪潮中推波助瀾。李揚認為,原因也是多重的,“主要是因為,經濟全球化的發展,出人意料地產生了動搖發達經濟體在全球經濟發展中主導地位的結果。他們是金融風暴的中心,凡是經濟發展方式、經濟結構、財政結構以及金融結構等。均存在嚴重的缺陷,長期不得調整。”另一方面,是新興市場經濟體的崛起。

其次,李揚也提及,傳統全球治理機制“禮崩樂壞”是發達經濟體走向全球化對立面的又一原因。二次世界大戰以來,在美國等發達經濟體主導下,國際社會在幾乎所有領域中都建立了專門的治理機構,共同構成了完備的全球化治理機制,但危機佐證了,現行的全球治理機制,既不能有效應對傳統挑戰,更無法適時應變日趨複雜的非傳統挑戰。近年來,多邊機制空前崛起。

“一帶一路”引領新全球化

有危機就有轉機。主宰世界200余年的傳統全球化範式漸趨式微,已經不能符合變化了的全球經濟發展的需要,時代在呼喚新模式,而“一帶一路”戰略橫空出世,就是在向世界提供中國智慧。

“一帶一路”戰略推出三年來,已經有了長足的發展。在對外承包工程方面,2016年我國企業在“一帶一路”沿線61個國家新簽對外承包工程項目合同8158份,新簽合同額 1260.3億美元,占同期我國對外承包工程新簽合同額的51.6%,同比增長36%。

李揚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傳統全球化是規則先行,強令發展中國家接受和執行,有利於發達經濟體高高在上,占據分工價值鏈的有利位置。而中國要推進的全球化是要讓大家都獲益的,‘一帶一路’戰略在推進過程中並不是非常完善,但各國都熱切接受,正是因為這是一個合作共贏的全球化,‘一帶一路’為主要特征的全球化踐行了中國的經驗,即基礎設施先行,‘要致富先修路’。”

李揚表示,在沿線國家中,資金短缺是共同面臨的最緊迫問題,因此發展資金融通構成“一帶一路”的內容之一。在這一戰略中,深化金融合作,推進亞洲貨幣穩定體系、投融資體系和信用體系建設,是題中應有之義;擴大沿線國家雙邊本幣互換、結算的範圍和規模,推動亞洲債券市場的開放和發展。推進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金磚國家開發銀行、上海合作組織融資機構建設,加快絲路基金組建運營等,均已取得顯著成效。

“下一步,我們將深化中國-東盟銀行聯合體、上合組織銀行聯合體務實合作,以銀團貸款、銀行授信等方式開展多邊金融合作。我們將支持沿線國家政府和信用等級較高的企業以及金融機構在中國境內發行人民幣債券,支持符合條件的中國境內金融機構和企業在境外發行人民幣債券和外幣債券,鼓勵在沿線國家使用所籌資金。”他稱。

同時,李楊還特別提到了移動互聯網在沿線國家的運用前景。他舉了螞蟻金服在印度Paytm的例子,以阿里巴巴為代表的線上交易和螞蟻金服移動支付模式,在莫迪的廢鈔試驗中,流通的大額現金雖然減少,但像paytm這樣的電子錢包迅猛發展,及時填補了印度金融體系的空白點。數字普惠金融模式正在被證實是一個可複制、可輸出的“中國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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