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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信部：大力支持“互聯網+普惠金融”發展

工業和信息化部有關負責人27日表示，將大力支持“互聯網+普惠金融”的發展，推動網絡基礎設施普及應用，保障網絡與信息安全，維護公平競爭的市場秩序，保護消費者的合法權益。

在當日上午召開的“第二屆(2016)中國普惠金融大會——移動金融服務時代”會上，工信部信息通信管理局副局級巡視員遊建青表示，國務院之前印發的《推進普惠金融發展規劃(2016-2020)》首次從國家層面確立了普惠金融的實施戰略。

普惠金融是指立足機會平等要求和商業可持續原則，以可負擔的成本為有金融服務需求的社會各階層和群體提供適當、有效的金融服務。小微企業、農民、城鎮低收入人群、貧困人群和殘疾人、老年人等特殊群體是當前我國普惠金融重點服務對象。

《推進普惠金融發展規劃(2016-2020)》認為，大力發展普惠金融，是我國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必然要求，有利於促進金融業可持續均衡發展，推動大眾創業、萬眾創新，助推經濟發展方式轉型升級，增進社會公平和社會和諧。

遊建青說，“十三五”時期，我國普惠金融將迎來一個全面深化改革和創新發展的新時期。互聯網、移動互聯網和雲計算大數據等互聯網新興技術，為金融服務提供了媒介與信息服務，為普惠金融的興起提供了基礎性的支持並促進其創新發展。

遊建青說，互聯網新技術與傳統金融行業的融合，改變了行業運營模式，促進了普惠金融的興起。一方面是為產品創新和客戶精準營銷提供了技術支持。金融從業機構通過網絡可以快捷獲取用戶需求、用戶建議、經營數據和從業經驗，進而加快產品創新、實現精準營銷。另一方面是提高了信用管理效率、降低了普惠成本，金融機構依托大數據和雲計算技術可以方便獲取潛在的用戶數據和需求，獲得用戶的信用評級，拓展可服務人群範圍。

“互聯網新技術特別是移動互聯網的普及，重構了金融服務的渠道和覆蓋面，可得性和便利度均可以改善。”遊建青說，通過普惠金融，用戶可以隨時、隨地獲取金融服務比較產品，提出個性需求。

遊建青同時表示，近年來，在互聯網技術創新推動下，我國的普惠金融順應形勢，盡管取得了積極進展，但是在覆蓋範圍、便捷性和個人信息保護、數據安全等方面還有很大的提升空間。需要各方面凝聚力量，共同推動互聯網+普惠金融繼續健康發展。

“工業和信息化部作為互聯網行業主管部門，一直以來以促進行業健康有序發展為已任，致力於推動網絡基礎設施普及應用。對於互聯網+普惠金融這一新生事物，我們積極支持其發展，並依法對設計定性業務進行監管。”遊建青表示，工信部將緊密跟蹤普惠金融的發展趨勢，提升網絡與安全的保障能力，與金融業管理部門密切溝通，繼續推進普惠金融互聯網技術支撐平臺的建設。研究制定電信和互聯網網絡數據管理辦法、互聯網行業數據安全指導意見，健全完善電信和互聯網用戶個人信息保護和相關標準體系。

上述大會上，全國人大財經委員會副主任委員、民建中央副主席辜勝阻也表示，普惠金融可以緩解小微企業融資難題，穩定民間投資。

辜勝阻建議，切實放寬金融市場準入，加快民間資本發展設立中小銀行的步伐，鼓勵在經濟發達的開發區發展社區銀行。完善多層次資本市場，降低小微企業和創新型企業上市的門檻，讓資本市場惠及更多的中小微企業。完善中小微企業的融資服務體系，進一步健全小微企業征信體系、改革信息孤島現象，提高金融公共服務的效能。引導民間金融和互聯網金融健康有序發展，規範運作，鼓勵互聯網金融更好的向小微企業提供優質服務。

吃喝不愁、缺少玩伴，中國孩子需要普惠型兒童公共服務

爸爸媽媽忙，爺爺奶奶帶。隔代教育導致越來越多的孩子雖然在吃穿用上無憂，但是缺乏玩伴，缺乏在社區內自由奔跑的玩耍空間，尤其是在0-3歲的發育敏感期間缺乏足夠的引導和刺激。而即使是父母親自帶，由於相關早教知識缺乏，這方面也存在缺失現象。

正在推進中的兒童友好社區建設集家長、社區、社會組織、政府各方之力，有望將原來主要針對部分特殊困難兒童群體的公共服務轉向適度普惠型，讓更多的孩子在嬰幼兒時期得到更好的成長環境。這項工作進展如何?將給全國數億孩子帶來怎樣的福祉?第一財經專訪了兒童友好社區計劃的主要負責人、壹基金公益基金會前執行主席、中國社區發展協會兒童友好社區專委會主任周惟彥。

社區亟需普惠型親子服務

第一財經：是什麽樣的機緣使您退出壹基金，轉而傾註這麽大的精力在兒童友好社區建設上?

周惟彥：這個跟我的個人經歷也有一些關系。當時我懷了第二個孩子之後就退居壹基金的二線。這個孩子出生的時候是難產，有先天癲癇。他生下來比較小，而且手是散開的，最初我並沒有發現孩子有異樣。很幸運的是，在孩子大概三四個月的時候，我媽媽就發現這個孩子異常，就開始采取措施幹預。果然在他八個月的時候，我們發現他的腿還是不能動的，就再加強幹預，然後他慢慢就好起來了，現在恢複得很正常。

我覺得我很幸運，因為我有一個這樣的媽媽，如果我沒有這樣的母親的話，這個孩子可能就廢了。當時我母親也在做兒童公益方面的事，所以我就特別想要幫助我母親來做，特別希望更多家長知道早期教育對孩子多重要。而且我們發現很多孩子在早教方面非常匱乏，大多是祖輩在帶，只是生活上能照顧好，孩子早期發育等方面的需求很難得到滿足。我們就開始做億未來這個項目，就是e-Future。

最初我們的想法是做一個家長學校，因為當時覺得家長很重要。後來發現在線做家長學校很難，網上信息太多了，但是信息不是越多越好，而是你要怎麽去取舍。而且光靠線上不行，一定要面對面，眼睛要註視，心靈要有交流，所以我們就開始進社區。

2014年，我們在南京雨花臺區做了第一個點。做完那個點以後我們就開始有點感覺了。現在我們在全國有45個試點在做，最遠的到拉薩，主要集中在上海、南京、昆山、深圳這些地區。最大的試點服務了1600多個家庭，覆蓋面還是挺大的。我們跟很多部門，包括婦聯、民政甚至團委、組織部都有合作，每個地方選不一樣的合作夥伴。

目前億未來是中國唯一個全國性的做普惠型親子支持的公益平臺，基於社區我們也是唯一一個。

第一財經：具體來說，億未來在社區是怎麽運作的?

周惟彥：如果社區提供空間，我們可以培訓有意願的媽媽，她和其他家長們帶領孩子們一起做親子活動和遊戲。這方面我們都有標準化的課程和遊戲，花了很多的心血做的，很多商業機構都來找我們要這個東西。如果社區沒有空間提供，我們會通過做親子活動的方式，給孩子們提供服務。

我們所有的遊戲都是特別一學就會，一看就懂，而且爺爺奶奶都能一起玩的，我們就是要家長和孩子在一起玩，一起來度過最有價值的一些時光，而不是就是你玩手機，我在那里喊你你不答應我。

市場的機制和公益的情懷

第一財經：兒童友好社區對很多人來說是一個新名詞，你心目當中的兒童友好社區理想狀況是怎樣的?

周惟彥：我想應該是一個能夠讓孩子自由的玩耍，然後自由的跟他身邊的小朋友、跟大人交談，很安全，很快樂的一個社區。因為現在孩子在社區里面很難自由玩耍，很多小孩子很孤獨，可能陪伴他就是iPad，自己的玩具。

另外，兒童友好社區意味著孩子更多的被尊重，這個社區應該是以孩子為核心的，充滿尊重，充滿美好，很安全，同時又會被正確引導的環境。

現在放開全面二孩，小區里的孩子會增多，怎樣能夠給孩子們提供優質的普惠型的公共服務，幫助他們健康地成長是非常值得家長、社會組織、政府去努力做的事情。

第一財經：你們的服務都是免費的嗎?如果是純公益，你們如何保證它持續運轉呢?

周惟彥：目前來講我們全國90%以上的點都是不收費的，收費的很少，也都是公益性收費，比方說5塊錢、10塊錢，最多30塊錢，很便宜的收費，目的是覆蓋我的成本。但這個目前也是最困擾我們的地方，也就是說我們如果想持續發展必須要收費，否則就不斷貼錢，要麽政府給錢，要麽我們基金會貼錢，政府和我們貼都是不持續的，所以最終還是要它轉起來，自己轉起來最好的來源是家長們，就是社會人員他自己願意去支付這個費用。

對於組織者來說，除了要明白家長高品質的陪伴對孩子早教的重要性，還要懂得怎麽去組織群眾，既要懂社工，又要懂教育，同時還有顆愛心，所以也挺不容易的。但是如果這個人是位媽媽，剛好她有這樣的一種願意分享的情懷，事情就比較容易。這種媽媽還是挺多的，我們現在全國有三四百個媽媽，我們稱她們做創業夥伴。

至於持續運轉，我們現在感覺最大的驅動力就是兩個，第一個就是利益驅動，其實所謂靠價值觀驅動真的是蠻難的事，像我們這種還有些情懷的都很累。價值觀驅動比較難，利益驅動是第一大。第二個更大的驅動力在我們這個事情里面來講，就是來自母愛，就是媽媽對孩子的這種愛。所以我們現在非常多的社區的夥伴其實都是社區里的媽媽，現在我們希望把社區的媽媽發動起來，然後給她們一些培訓，專業的技能，讓她們可以有這樣一個平臺。

至於媽媽們，一方面在這個平臺上她可以成長，可以免費得到很多培訓和幫助，另一方面，有些媽媽能拿到當地政府她發的工資，雖然不高。

現在我們在跟民政部門來探討兒童友好社區建設。兒童友好發展社區這個事可以說是建立在過去將近6年億未來社區兒童早期發展的經驗基礎之上的。我覺得推進這個事必須要用市場的機制和公益的情懷來去做，不然很難成功。

第一財經：政府出錢，購買你們的服務是不是一個可行的方式?

周惟彥：不完全是政府購買服務的方式。我們現在做社區治理實際上是有硬件改造的部分，也有服務采購的部分。硬件部分，比如今天上海一個街道的主任告訴我們，他們的社區服務中心已經按照我們的標準進行改造了，有小朋友洗手用的臺子，小馬桶，可以放兒童手推車的地方、可以讓媽媽一起學習做輔食的烹飪廚房等等。像安徽一個地方，改造力度更大，醫院里兒童等待的區域、公園里的設施等等。這些其實是政府可以做的，這個錢比較多，而且政府是願意去投入的。

第二個就是采購服務。這個服務采購可以由政府給到當地的公益機構，也可以給到居民，不是簡單的說把錢給我，我們其實不太願意拿政府的錢，基本上不太拿。

農村兒童公共服務亟待加強

第一財經：現在的試點主要是在城市嗎?其實農村的孩子更加需要公共服務，全國一億多孤殘、留守、流動兒童，大部分在農村。

周惟彥：目前的試點大部分都是在城市。農村貧困地區的兒童公益服務，必須要做。其實我們一直想做貧困和特殊人群兒童的服務，一直沒敢動的原因是農村問題太複雜，而且我們的執行力夠不到。所以最有可能的還是，就商業模式來講，有點像B2B模式，我們還是會教一些人專業機能，支持他們，我們的整個運營模式還是集中在人上，無論是兒童友好社區還是億未來，它都是以人為核心的一個培訓孵化體系。

第一財經：兒童友好社區建設，下一步的計劃是怎樣的?

周惟彥：未來一年還是打造重點示範的兒童友好社區，里面可能包括像億未來這樣的0到3歲早期兒童的項目，也包括3到6歲，6到15歲，15到18歲，應該是18歲以下全覆蓋的公共服務內容，也包括硬件的改造。全國每個城市我們希望都有這樣一個示範點。這個地方就成為這個城市去影響，去培訓，去做示範的一個樞紐、橋頭堡。其次要推進我們的培訓系統，建一個非常龐大的，專業的，跨界的人才培訓體系是我們的重中之重，里面會用到大量的信息化的技術設備，然後也會有非常密集頻繁的線下的交流、沙龍、工作坊等等。我們慢慢有點像一個學校，像一個註重實踐，沒有圍墻的一個學校，媽媽們就是我們的學生，同時她也是老師。

所以總的來說，我們在做的事情就是把過去補缺型的兒童公共服務轉變到適度普惠方面，讓更多的普通孩子，而不只是特殊困難孩子，得到優質的有針對性的公共服務。投資於早教、投資於孩子對未來的人口素質提高至關重要，可以說是一項長遠看來收益非常可觀的投資。

《G20數字普惠金融高級原則》即將亮相杭州

G20來了。

伴隨G20一起到來的，還有《G20數字普惠金融高級原則》（下稱《原則》）。《第一財經日報》記者了解到，G20亮相在即，數字普惠已經成為正在不斷升溫的熱詞。

此前，7月24日結束的G20財長和央行行長會議的會議公報稱，G20通過了由普惠金融全球合作夥伴(GPFI)制定的數字普惠金融高級原則，並鼓勵各國在制定更廣泛的普惠金融計劃時考慮這些原則，特別是數字普惠金融領域的計劃。

在2016中國普惠金融國際論壇上，中國人民銀行副行長易綱首次披露了《原則》的8條內容。分別是：倡導利用數字技術推動普惠金融發展；平衡好數字普惠金融發展中的創新與風險；構建恰當的數字普惠金融法律監管框架；擴展數字金融服務基礎設施；采取盡責的數字金融措施保護消費者；重視消費者數字技術知識和金融知識的普及促進數字金融服務的客戶身份識別；監測數字普惠金融進展。

舉世矚目的G20在今年將於中國杭州召開，此次大會上，有兩個同金融相關的主題，即普惠金融與綠色金融。其中與普惠金融相匹配的議題是包容性增長，不斷整合所有的資源讓更多用戶受益，與另一主題綠色金融相匹配的則是可持續增長。螞蟻金服首席戰略官陳龍指出，未來經濟將轉型至消費驅動型經濟，順應這種經濟發展方式，就要為消費者以及所有企業提供專業化、小型化、公司化的增產服務。“這個時代需要的增長是包容性的增長，需要的金融是包容性的金融。”

從上述兩大議題的包容性可以發現，數字普惠金融共包含兩個層面的意思，一是普惠金融，即讓遊離在傳統金融服務業務之外的各種人群能夠通過普惠金融享受平等的、公平的金融服務，另一個則是享受金融服務的途徑，以“數字化”的方式實現。

在陳龍看來，金融有兩個核心挑戰，一是普惠金融機構觸達用戶的成本高企。例如，在農村讓農民開戶的成本十分高。第二個挑戰則是對於主動使用產品及服務用戶的風險甄別能力。

而上述兩大挑戰正在逐步被科技改變，這也正是在“普惠金融”前面加註“數字”兩個字的原因。隨著移動互聯網的、大數據、雲計算、人工智能、生物識別等技術的飛速提升，金融難題、金融挑戰正在被一一破除。

陳龍進一步解釋到，普惠金融應該從四個維度來理解。

第一是“普”，即讓所有階層和人群在任何時間和地點當需要金融服務的時候能夠公平地得到金融服務。“不僅僅是指所有人群，而且是指所有時間和地點。”陳龍表示，人群僅僅是一個方面，此外“普”的角度還應包括時間和地點。

第二是“惠”，即應該所有用戶群體能夠承擔的服務，可以享受到並且使用到的服務。

第三是“全面”，在普惠金融的多個應用層面中，既包含支付、小貸，也包含理財、保險、信用等多個角度。

第四是“可持續”。從商業角度出發，可持續似乎並非是公益行為，但是換角度思考可以發現，如果沒有技術能在降低成本的同時提高效率，那麽商業上必然難以持續。

本報記者從普華永道處獲得的數據顯示，在2013年至2020年間，中國境內非現金交易的數量將增長69％，相當於每分鐘發生超過一百萬宗交易。

“目前，支付寶的年活躍用戶約4.5億，這在世界範圍內都是一個巨大群體，且每筆交易成本已低至2分錢，充分體現了數字金融的普惠性。”易綱說。

互聯網支付和移動支付提高了小額支付的便利性和可得性，改善了微型金融發展的支付環境，基於此，碎片化理財、小額借貸、場景化保險等諸多互聯網產品得到了飛速的發展。從支付的可得性角度來看，網絡和移動支付已經顯著提高偏關地區金融服務的覆蓋度，進一步消除了有地域帶來的“金融”歧視問題。

不過，隨著電子支付的不斷普及，網絡犯罪與欺詐行為也將進一步蔓延。在更多的支付企業看來，目前最關鍵的行業趨勢是開發先進工具與技術，用來保護消費者免受網絡安全攻擊與欺詐行為的侵害。

征信作為普惠金融形成商業可持續性的重要一環也在不斷不足短板。2015年1月5日，央行印發《關於做好個人征信業務準備工作的通知》，允許首批8家社會機構開展個人征信業務，如今這些機構無論是在用戶獲取、場景布局、機構合作等多方面都取得了一定進展。

以螞蟻金服旗下的芝麻信用為例，其經過一年多的運營，已經累積超過1億用戶在使用芝麻分，並且布局了多種場景。“例如同金融機構合作，幫助銀行甄別風險，在信用卡端識別信用客戶，提高信用卡部門的發卡率。”陳龍表示。

普華永道中國金融科技合夥人張俊賢表示：“眾多金融科技公司想方設法通過支付平臺來增加收入，相關消費交易數據對公司有非常高的價值。公司通過這些數據可以來向消費者推送更有針對性的金融服務和產品（如理財服務和貸款業務）。因此，公司需要在短期回報和長期投入之間尋求平衡。”

“極速放款”之下 平安普惠在信任和風控間找到平衡點

消費金融領域，早已風起雲湧。面對巨大的市場和越來越多的湧入者，從原平安信保、陸金所轄下P2P小額信貸業務、平安直通貸款整合而來僅僅一年的時間，平安普惠在非銀行類的個貸市場中份額已遙遙領先。

從平安普惠的個貸產品來看，申請便捷、放款迅速是主打的特色，其新產品i貸2.0更是標榜“全線上操作，放款最快僅需3分鐘”。在極速放款之下，要保持業務的優質，強大的風控體系就成了“必備品”。近日平安普惠首席風控官林允禎接受第一財經專訪，講述了產品背後的風控邏輯。

“信任”和“風控”並不矛盾

央行數據顯示，截至2015年，國內個人貸款余額約為28萬億元，其中96%由銀行系提供。其余4%的市場份額由1.5萬家互聯網金融公司和分散的小貸公司占據，平均每家市場主體的貸款余額只有1億，而發展僅1年的平安普惠以獨占6%遙遙領先。尤其近期，其月均新增貸款達200億元。

成功的首要元素便是穩健領先的風險管理。在平安普惠董事長兼首席執行官趙容奭口中，風險管理是公司業務的根本。

那平安普惠的風控模型是怎樣運作的?

“基於我們在中國過去10多年的消費信貸經驗，現在我們已經積累起來400多萬客戶的金融數據。他們的行為數據、輪廓數據我們都做了分析。基於此，我們建立起了一個非常可靠的風控模型。基於風控模型，輔以先進的科學技術，比如通過手機，客戶就可以申請貸款。”林允禎表示。

據她介紹，在10年前平安的消費信貸業務起步時，借鑒了香港、韓國和日本等國家的風控模型。在積累了數據之後，就嘗試建立自己的評分模型、定價模型、審批模型。再加上從平安集團層面獲得的大數據，以及一些人臉識別、微表情等高新科技，進一步提升了風控管理能力和水平。

從平安普惠的產品，尤其是無抵押和純線上貸款產品的特性來看，主打的是便捷快速和“信任”。

就“信任”和“風控”如何找到平衡點，林允禎稱，她認為信任和風險管理並沒有沖突和矛盾。她表示，平安普惠的風險管理流程的出發點並非風險控制，而是管理風險。“通過比較恰當、合適的風險管理方法和機制來管理風險，我們對每個個體進行綜合評估，根據評估的結果決定可以給多少金額的貸款以及合理的定價。我們的目標不是將損失降到最低，而是在風險和收益之間找到一個平衡點，所以才能夠有這種信任。”

據林允禎表示，目前平安普惠的壞賬率大約在5%。“這個水平比市場平均水平好得多。”

還沒有可比的競爭對手

消費信貸市場，有傳統的銀行早就盤踞其中，也有互聯網公司攻城掠地。但林允禎稱，目前來看，平安普惠還沒有一個很恰當的可比競爭對手，因為他們和傳統的銀行和新興的互聯網金融公司並不一樣。

“如果銀行和普惠在風控方面進行比較，那我們的流程、規則、決策，大部分都是由機器完成的。” 林允禎表示，在處理一單申請所投入的人力和每天可處理的申請量方面，銀行無法與平安普惠進行比較。“我們不需要讓客戶提供大量的紙質材料或是信息。只要客戶進行授權，我們就可以獲取他的大數據信息，同時我們還有一套模型，可以在沒有人工幹預的情況下快速做出一筆貸款決策。”

而和互聯網金融公司相比，林允禎認為平安普惠生來就有金融“DNA”，是從金融的DNA環境當中生長起來的。

“不管是互聯網金融還是金融科技，這些本質還是消費信貸的業務。在這個行業，並非擁有了所有的技術就可以成功。核心的風險管理概念、流程，風控的文化、經驗才應該是起點和基礎。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我們從傳統的模式起步，現在我們正在向互聯網金融的行業轉型。而很多的互聯網金融公司，並不是在這個基礎上建立起來的。”她稱。

中國杭州G20聚集“數字普惠金融”：大勢所趨！

中國首次主辦的二十國集團(G20)峰會將於9月4~5日在杭州召開。在過去的一年間，“數字普惠金融”被屢屢提及，中國為了在G20峰會上推動普惠金融議題，制定了《G20數字普惠金融高級原則》，升級了《G20普惠金融指標體系》(下稱“《指標體系》”)，並制訂《G20中小企業融資行動計劃落實框架》(下稱“《落實框架》”)。

值得註意的是，在“數字普惠金融”這看似簡單的六個字背後，究竟蘊含了何種深意?

網信集團CEO盛佳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發展普惠金融，不僅要關註G20成員國，也要重視非G20國家的普惠金融發展，尤其是幫助低收入發展中國家發展普惠金融。”他認為，落實到國內，就是要讓小微企業、偏遠地區居民、農民、城鎮低收入人群等多種群體享受到普惠金融的陽光。未來，必須借助數字化手段來提升金融的服務效率和服務範圍，數字技術涉及的領域包括智能手機的使用、支付手段、網絡和通信服務、移動數據、雲計算等，這些將為普惠金融發展插上翅膀。

第三方支付企業拉卡拉負責人則對第一財經記者稱，中小微企業是推動整個普惠金融發展的重點領域。“中小企業融資難一直是傳統金融的痛點。據公開數據顯示，我國中小企業數量達到7000多萬，占全國企業總數99%以上，據廣發銀行的調研數據顯示，平均每家小微企業的資金缺口約為70.5萬元。”

普惠金融的昨日與未來

其實，普惠金融的概念誕生得非常早。在過去的幾百年，普惠金融跟隨時代發展經歷了什麽?

中國人民大學中國普惠金融研究院報告(下稱“報告”)指出，15世紀，意大利修道士展開信貸業務來遏制高利貸，被認為是普惠金融的萌芽。20世紀以來，小額貸款先後在孟加拉、巴西等國家出現，國際上掀起一股減貧熱潮，人們意識到，單一提供貸款是不夠的。

2005年， 聯合國提出“普惠金融體系”(Inclusive Financial System)的概念。它的含義是：以有效的方式使金融服務惠及每一個人，尤其是那些通過傳統金融體系難以獲得金融服務的弱勢群體。

從2005年至今，發展中國家的公司、機構在普惠金融方面表現突出，賦予了這個概念以新的含義。近年來，國際社會逐漸認識到普惠金融對於增強金融包容性，支持經濟增長，促進就業，消除貧困，實現社會公平的重要意義。

根據世界銀行的估算，在國際社會的共同努力下，2011年到2014年的3年內全球共有7億成年人首次獲得了賬戶，獲取的金融服務在逐步擴展，但2014年仍有約20億成年人無法享受到最基礎的金融服務。這部分人群如果能夠被納入金融體系，無疑將釋放出巨大的經濟潛力，也能夠極大地促進在全球實現逐步消除貧困的發展目標。

今年，G20準備在杭州峰會上推出升級版的《指標體系》，舊版主要聚焦於傳統金融服務。為更好地反映數字普惠金融領域的新進展，2016年G20選擇了一些有代表性的數字普惠金融發展指標，形成了升級版《指標體系》，涵蓋3個維度(金融服務的可得性、使用情況和質量)，包含19大類35項指標，分別從供給(金融機構)和需求(金融消費者)兩側反映普惠金融發展水平。

根據世行的最新數據，中國的大部分指標均排在發展中國家前列，特別是賬戶普及率和儲蓄普及率等指標表現較好，顯著優於G20國家的平均值。

“在普惠金融道路上，中國已經走在了世界前列，數字技術將助力普惠金融發展，我也希望中國將這些寶貴經驗輸出到各國，讓越來越多的市場主體分享到數字普惠金融所帶來的便捷，從而推動全球經濟高效增長。”盛佳說。

盛佳帶領的網信集團是中國普惠金融最早的踐行企業之一。據盛佳介紹，網信集團旗下的眾籌網、網信理財等平臺均有專門為農戶、農村留守兒童、邊遠地區支教人員、中小微企業等各個細分群體而設立的金融服務，包括為企業集團服務的“1+N”產融模式以及小額貸款、融資、投資、眾籌和公益等。

中小微企業是重中之重

在普惠金融的服務對象之中，除了個體以外，中小微企業則是重中之重，且涉及體量巨大。

根據國務院印發的《推進普惠金融發展規劃(2016—2020年)》，普惠金融的服務對象為中小微企業、農民、城鎮低收入人群和殘疾人、老年人等。而中小企業是經濟活動中最具活力和創新力的群體，對實體經濟具有積極的促進作用。中小微企業一旦獲得發展機會，其對民生、經濟的促進作用將得到凸顯，同時盤活整個實體經濟。

拉卡拉負責人對第一財經記者分析稱，中小企業、小微商戶融資難成為痛點，需求遠沒有被滿足，是普惠金融服務領域亟需突破的重點。據廣發銀行的調研數據顯示，平均每家小微企業的資金缺口約為70.5萬元。若把尚未註冊的小微商戶計算在內，數量更多。但由於中小企業存續時間不確定，缺少可抵押資產，銀行獲取中小企業信息成本比較大，加之中小企業貸款具有少、頻、急、短等特點導致其市場交易成本比較大，使得中小企業很難獲得銀行的貸款，即使獲取銀行貸款，其成本要比大企業高很多。

據世界銀行測算，大、中、小企業獲取銀行貸款成本為1:1.4:1.6，可見，越小的企業，融資的成本越高，難度越大。

《落實框架》的核心目標是營造有利的監管環境促進競爭，以提高中小企業融資能力。其中列為優先的三項改革措施包括：改善中小企業征信體系;鼓勵銀行和非銀行金融機構接受動產作為抵押物貸款給中小企業;改革中小企業破產制度。這三個領域都可廣泛運用數字技術，在《高級原則》中均有所體現。

（資料來自：拉卡拉）

數字技術驅動普惠金融發展

在數字化時代，盛佳認為，隨著互聯網技術發展、數字科技的不斷創新，普惠金融發展必須借助數字化的手段進行提升。而在過去，傳統金融體系服務成本高，覆蓋範圍不夠，使得中小微企業、偏遠地區居民、城鎮低收入人群等往往被正規金融排斥、享受不到金融服務。

這些年來，普惠金融發生了四個變化：從公益到建立了可持續的商業模式;從局部地區到世界;從小微貸款到更為豐富的整個普惠金融體系(包括小微貸款、儲蓄、支付、理財、保險等);從人工實現到了數字技術實現。數字技術的發展實際上讓普惠金融躍升到了“數字普惠時代”。

在這一方面，例如螞蟻金服、網信集團、拉卡拉等都是新型金融服務企業的代表。

從2010年的“阿里小貸”到後來的網商銀行，螞蟻金服主導的小額貸款，采用在線放款的模式，在5年多時間里累計為400多萬小微企業提供了近7000億元貸款。

此外，拉卡拉用征信+大數據+雲平臺+風控系統+產品+服務完整輸出的模式，提供收單機具、金融、經營、行業應用等綜合服務。該模式讓中小企業、小微商戶在數據、平臺、風控、和受理端都保證競爭優勢，低成本、高效率地解決了中小微企業的融資、經營等發展難題。

（資料來自：拉卡拉）

未來，普惠金融的發展是需要高性能、大並發的實時交易系統，“未來在交易確認的速度應該是毫秒級別的，每秒的吞吐量應該達到幾千甚至幾萬筆。”盛佳表示。網信集團在2016年年初成立了區塊鏈實驗室，致力於區塊鏈技術的產業化實踐工作，並嘗試與網信旗下的諸多業務進行融合，比如第三方支付業務、產融、電子合同、眾籌等，都在嘗試推進基於區塊鏈技術的行業解決方案，現在已有一定的成果在應用中。

G20聚焦數字普惠金融 首份國際行動綱領即將亮相

數字普惠金融戰略未來將上升為國家戰略。《第一財經日報》記者獲悉，G20會議將分多個領域共發布相關的48項原則，《G20數字普惠金融高級原則》是其中一項，也是經濟領域最重要的一項，該原則將於2016年9月5日進行全文發布。

在9月1日由央行舉行的中外媒體吹風會上，中國人民銀行副行長易綱表示，中國和G20成員共同制定的《G20數字普惠金融高級原則》將提交G20杭州峰會審議。通過後各國在自願的原則下制定國別計劃，以實際行動落實普惠金融。

易綱指出，《G20數字普惠金融高級原則》共有8項主要原則和66條行動建議。8項原則具體為，倡導利用數字技術推動普惠金融發展;平衡好數字普惠金融發展中的創新與風險;構建恰當的數字普惠金融法律監管框架;擴展數字普惠金融服務基礎設施;采取盡責的數字金融措施保護消費者;重視消費者數字技術知識和金融知識的普及;促進數字金融服務的客戶身份識別;監測數字普惠金融進展。

螞蟻金服首席戰略官陳龍在接受《第一財經日報》記者專訪時表示，在G20中設有“全球普惠金融夥伴”組織，其宗旨即推動普惠金融。“推動普惠金融一直是G20的目標，此次正值G20在中國召開，而中國也剛好是全球普惠金融夥伴的輪值主席。”陳龍表示，數字普惠金融生逢其時，很多國家意識到數字普惠金融的巨大價值，而中國恰巧走得相對遠一些。“該原則是G20全球普惠金融夥伴的專家共同推動制定，螞蟻金服作為企業代表，分享了普惠金融在中國的實踐。”陳龍說。

數字普惠金融並非近年才出現。中國人民大學中國普惠金融研究院發布的《數字普惠金融的實踐和探索報告》指出，普惠金融概念早在15世紀已有雛形，較長一段時間均被視為一種依托宗教和募捐而產生的慈善公益行為。

直到20世紀70年代，具有可持續商業模式的現代小額貸款機構先後在孟加拉、巴西等發展中國家出現，其中以尤努斯教授創辦的格萊瑉銀行最為成功。依托連帶擔保責任的小組貸款模式，近40年來為孟加拉本土超過800萬農村婦女提供信貸服務，累計放貸超過160億美元，尤努斯教授本人也在2006年獲得諾貝爾和平獎。

但是，格萊瑉銀行背後也存在一定局限性，即難以複制，具有較強的屬地化和非標準化特性，此外傳統小額貸款年化貸款利率約26%的利率水平也一直為人所詬病，難以舉起“普惠”大旗。

新科技在金融領域的應用從實踐層面讓“普惠”兩字進一步下沈至人們當中，由此“有數字普惠金融”(Digital Financial Inclusion)的概念應運而生，依托移動互聯、雲計算和大數據等數字技術，降低金融服務門檻和成本，提高金融服務效率和體驗，實現商業上可持續的普惠金融體系。

世界銀行2015年發布的《全球金融包容性指數》顯示，雖然全球無銀行賬戶的人數在顯著下降，但目前全球仍有20億人沒有銀行賬號;僅有10%的人有信用卡;有貸款需求的人，僅有21%的人能通過正規金融機構獲得服務;72%的成年人缺乏金融知識;傳統征信體系中，有信貸記錄的人不足25%;農村貸款僅占各項貸款余額的23%。

陳龍對《第一財經日報》記者表示，在發展數字普惠金融的過程中有幾個核心難題很難解決，第一，如何有效地觸達更多的用戶，獲得良好的客戶群體覆蓋問題。覆蓋的成本能不能是一個合理的成本，能不能可持續成為難題之一。

第二是信息獲取的成本，如何提高信息透明度，降低風險管理的成本。“這是兩大難題。但今天利用數字技術其實可以幫助我們以可持續的方式解決這兩個問題。”陳龍說。

所謂的數字普惠金融，就是通常理解的“互聯網+”普惠金融，中國數字普惠金融的發展已經取得一定成績，得到了世界多國認可，G20會推出數字普惠金融的高級原則，是在向全世界發起一個倡議。

北京大學互聯網金融研究中心發布的《北京大學數字普惠金融指數》報告數據顯示，一方面，中國數字普惠金融惠及超過4.5億老百姓，為大量原本難以接觸到金融網點的農民、農民工、中老年、殘障人士等提供了安全、便利、易用的金融服務;另一方面，中國數字技術推動普惠金融發展水平5年增長5.5倍，遠超傳統普惠金融。以小額貸款為例，作為工業時代普惠金融的典範，尤努斯創辦的格萊瑉銀行在39年里服務865萬農村婦女，累計放貸165億美元;而網商銀行用大數據創新小微企業信貸模式，僅用了5年時間累計服務400多萬家小微企業和個人創業者，累計投放貸款超過7000億元;再者，中國數字普惠金融比傳統金融體現出更好的地理穿透性，減少了中西部和發達地區之間的金融服務不平衡問題。

“數字普惠金融要做的好需要三個支柱。”陳龍對《第一財經日報》記者表示，第一個是金融合規，例如身份識別、反洗錢、信息披露、風控流程等金融合規中所必須的內容。第二個是技術驅動，即通過線上技術驅動而非線下規模化布局。第三則是場景依托。“當前金融和場景結合越來越緊密，因為沒有線下分支機構，所以數字普惠金融則直接生長在需要金融多場景里面，通過移動互聯、物聯網等技術觸達用戶，通過大數據技術了解客戶、甄別風險，屬於技術驅動型的金融。”陳龍說。

陳龍還進一步指出，未來每個人應該有三個賬戶即資金賬戶、信用賬戶以及“碳賬戶”，所謂“碳賬戶”則是激勵每個人為節能減排貢獻力量，讓綠色也等於財富。

另外本報記者獲悉，在《G20數字普惠金融高級原則》中特別提到“重視消費者數字技術知識和金融知識的普及促進數字金融服務的客戶身份識別”，這意味著未來可以用生物識別技術更好地了解用戶，服務用戶，意義很大。

《第一財經日報》記者還了解到，在2016年G20峰會在發展議題上創造了兩個第一：第一次將發展問題置於全球宏觀政策框架的突出位置，第一次圍繞落實聯合國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制定系統性行動計劃。

G20數字普惠金融高級原則發布 提出平衡創新與風險

被業界稱為金融與場景融合開出“一朵花兒”的數字普惠金融迎來了首份國際性高級原則。

近日，人民銀行官網發布了《G20數字普惠金融高級原則》(下稱《原則》)，其中提出了8條數字普惠金融的高級原則和具體的66條建議，成為推廣數字普惠金融的國際性準則。

“《G20數字普惠金融高級原則》旨在促使G20領導人采取行動運用數字方法實現普惠金融目標，以及實現包容性發展和提高婦女經濟活動參與度等G20相關目標。”《原則》認為，迫切需要為無法獲得金融服務或缺乏金融服務的群體提供高質量、合適的金融產品和服務，同時在可能的情況下利用數字技術實現該目標。

《原則》表示，落實《原則》的一個有效途徑是在充分考慮本國國情的基礎上，制定可實施的國家戰略、相關的國家行動計劃並采取國家層面的行動。

普惠金融“數字化”

對於“數字普惠金融”的界定，《原則》指還處於不斷發展階段，並沒有統一的定義，“泛指一切通過使用數字金融服務以促進普惠金融的行動”。

不過《原則》也給出了“數字普惠金融”的具體內容，涵蓋各類金融產品和服務(如支付、轉賬、儲蓄、信貸、保險、證券、財務規劃和銀行對賬單服務等)，通過數字化或電子化技術進行交易，如電子貨幣(通過線上或者移動電話發起)、支付卡和常規銀行賬戶。

2005年，聯合國提出了“普惠金融體系”(或稱為包容性金融體系，Inclusive Financial System)，以有效的方式使金融服務惠及每一個人，尤其是那些通過傳統金融體系難以獲得金融服務的弱勢群體。

普惠金融經過10年的發展，如今又提出了“數字化”。

“在這十年中，數字金融已經成功地提高了G20以及非G20國家婦女、窮人、年輕人、老年人、農民、中小企業和其他未獲得充分服務的消費者群體金融服務的可得性。”《原則》稱，成功的數字普惠金融商業模式，以及新的監管規則和監管手段已經在世界範圍內出現。

2016年普惠金融國際論壇上發布的《中國數字普惠金融發展報告》(下稱《報告》)顯示，數字普惠金融的早期階段是傳統金融業務的互聯網化，例如2007年肯尼亞的運營商Safaricom在2007年3月推出的手機轉賬業務。

發展到現階段，數字普惠金融不再是簡單的傳統金融業務加數字化、互聯網化元素，更多的是以非金融機構主導的、以科技創新為驅動的新的金融產品設計，或金融服務商業模式的重塑。

“數字普惠金融的含義就是利用大數據的方法來解決普惠金融的問題，大數據是手段而不是目的。”百融金服CEO張韶峰對第一財經稱。

在普惠金融中之所以要強調數字，張韶峰表示是因為要給大量的個人和小微企業提供金融服務，靠傳統的人工服務是不行的。需要利用機構掌握借款人的數據，包括借款人的資質、信用、還款能力等各項數據，建立自動化的模型來審批貸款，再利用遠程界面完成結果的傳輸。

“隨著各種數字普惠金融商業模式的創新和發展，在傳統金融模式下無法解決的信息不對稱、風險大、成本高種種難題，已經有了全新的解決方案。” 世界銀行全球金融與市場局原首席金融專家王君在解讀《原則》時表示。

八項高級原則

在明確了數字技術與有效監管對縮小普惠金融差距至關重要的背景下，《原則》對數字普惠金融提出了八項高級原則。

一是倡導利用數字技術推動普惠金融發展，這一原則將數字普惠金融提升到國家戰略層面，要求包括協調一致、可監測和可評估的國家戰略和行動計劃。

二是平衡好數字普惠金融發展中的創新與風險。

三是構建恰當的數字普惠金融法律和監管框架。

四是擴展數字金融服務基礎設施生態系統，包括加快金融和信息同學基礎設施建設等，尤其在農村和缺乏金融服務的地區。

在八項高級原則中的第五項，G20提出了采取負責任的數字金融措施保護消費者，即創立一種綜合性的消費者和數據保護方法，重點關註與數字金融服務相關的具體問題。

業內人士分析認為，互聯網互聯互通的特性，既加速了信息傳播，也增加了泄密的可能性。如果不註重構建信息安保措施，建立敏感信息權限管理體系等，可能會導致重要信息泄露，給消費者造成損失。

在消費者保護方面，G20給出的建議是設計數字金融服務消費者保護框架。構建穩定的法律框架以保障不受審慎監管的服務提供商所持有的客戶資金的安全。確保投訴解決機制便於消費者使用等。

第六項原則是重視消費者數字技術基礎知識和金融知識的普及，第七是促進數字金融服務的客戶身份識別，第八是監測數字普惠金融進展。

值得註意的是，在促進數字金融服務客戶身份識別的建議中，G20特別提及必要時，開發和推進新的身份登記和驗證方式(如數字生物身份識別產品和在線身份驗證服務)，同時鼓勵開發安全可靠的數字簽名系統。

業界專家認為，這一原則的推行或將打破目前傳統金融服務模式下的“面簽”模式，遠程開戶在不遠的將來成為可能。同時，對於監管模式也提出了新的挑戰，從過去的註重事前監管，到未來的全過程監管。

創新與風險平衡挑戰

在《原則》中，“風險”一次被提及58次。在發展普惠金融中，風險和可持續性是關鍵詞，發展數字普惠金融中則面臨創新與風險的平衡。

“數字普惠金融以其低成本高速度廣覆蓋為優勢，在短短幾年內實現了傳統普惠金融數十年都無法企及的目標。” 中國人民大學中國普惠金融研究院院長貝多廣曾表示，正如每一次創新都伴隨著新的風險一樣，數字化普惠金融也有其發展過程的痛點，那就是創新與風險之間的平衡。

螞蟻金服戰略部資深總監孫濤也表示，要認真研究、識別和評估使用新數字技術引發的風險，確保對風險進行有效監控和管理。只有平衡創新和風險，才能實現數字普惠金融的可持續發展。

《原則》稱，政策制定者也要認識到迅速發展的數字創新也帶來了許多個別的和系統性新風險，需要及時有效地識別和處理這些風險。

數字金融的風險可能來自於已有的和新型金融服務提供商的組合可能來自於新技術的運用、對代理商網絡的過度依賴、多個服務提供商的新產品綁定、消費者較差的金融素養等。

而數字技術風險在整個數字金融服務與市場價值鏈上都有可能出現，如運行層面、清算層面、流動性層面、信貸層面、消費層面和反洗錢/反恐融資層面。

上述《報告》表示，數字普惠金融的風險挑戰來源包括金融本身的固有風險和數字技術的額外風險。

金融本身固有風險中金融風險防控在微觀和宏觀上應分別以消費者保護和金融市場穩定為核心，基本底線是金融合規。數字技術相關風險則包括了系統安全、信息安全和資金安全三個層面。

對於平衡好數字普惠金融中的創新與風險的關鍵行動，《原則》提出了通過以市場為導向的激勵和公私部門的合作，鼓勵數字創新，鼓勵金融行業為數字金融服務研發安全簡單的使用界面，在監管者和服務提供商之間建立常規的信息分享機制以及暢通的交流渠道等建議。

“與傳統金融一樣，數字普惠金融所賴以生存和發展的前提條件，也包括健全的法律框架和有效的司法制度等。”王君稱，“如果監管體系嚴重落後於數字普惠金融的快速發展，則或者成為數字普惠金融的掣肘，或者因為疏漏而導致系統性風險。”

財政普惠金融支持PPP 10億以上的項目獎800萬

9月28日，財政部網站披露了《普惠金融發展專項資金管理辦法》(下稱《辦法》)，公布了財政支持普惠金融發展的新舉措，加強普惠金融發展專項資金管理，提高財政資金使用效益。

根據《辦法》，此次普惠金融發展專項資金是指中央財政用於支持普惠金融發展的專項轉移支付資金，包括縣域金融機構涉農貸款增量獎勵、農村金融機構定向費用補貼、創業擔保貸款貼息及獎補、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PPP)項目以獎代補等4個使用方向。

去年底財政部出臺了關於實施PPP項目以獎代補政策的通知，此次《辦法》將PPP項目以獎代補資金管理納入了普惠金融發展專項資金。

PPP項目以獎代補政策面向中央財政PPP示範項目和轉型為PPP項目的地方融資平臺公司存量項目。

其中，對中央財政PPP示範項目中的新建項目，財政部將在項目完成采購確定社會資本合作方後，按照項目投資規模給予一定獎勵，具體為投資規模3億元以下的項目獎勵300萬元，3億元(含3億元)至10億元的項目獎勵500萬元，10億元以上(含10億元)的項目獎勵800萬元。

另外，對符合條件、規範實施的轉型為PPP項目的地方融資平臺公司存量項目，財政部將在擇優評選後，按照項目轉型實際化解存量地方政府債務(政府負有直接償債責任的一類債務)規模的2%給予獎勵。

中央財政PPP示範項目中的存量項目，優先享受獎勵資金支持。享受以獎代補政策支持的地方融資平臺公司存量項目，通過轉型為PPP模式化解的項目債務應屬於清理甄別認定的截至2014年末的存量政府債務。

根據財政部數據，今年前兩批中央財政PPP示範項目數量為232個，總投資額8,025.4億元。

第一財經記者獨家了解到，今年第三批中央財政PPP示範項目數量大概為500余個，總投資略過1萬億元。

一位省級財政廳人士告訴第一財經記者，由於PPP以獎代補資金管理辦法未出臺，所以去年入選的中央財政PPP示範項目還沒有收到獎補資金。現在資金管理辦法出來後，地方申報資金、走流程，估計資金下發最快要兩個月。

不過，此次《辦法》對PPP獎補資金有嚴格的要求。

財政部稱，PPP項目以獎代補資金作為綜合財力補助，納入項目公司(或社會資本方)、融資平臺公司收入統一核算。新建示範項目獎勵資金由財政部門統籌用於項目前期費用補助等相關財政支出。

另外，享受以獎代補政策支持的PPP項目，必須嚴格執行國務院和財政部等部門出臺的一系列制度文件，科學編制實施方案，合理選擇運作方式，認真做好評估論證，擇優選擇社會資本，加強項目實施監管，切實保障項目選擇的適當性、交易結構的合理性、合作夥伴選擇的競爭性、財政承受能力的中長期可持續性和項目實施的公開性。

財政部強調，不符合示範項目要求被調出示範項目名單的項目，采用建設-移交(BT)方式的項目，通過保底承諾、回購安排、明股實債、融資租賃等方式進行變相融資的項目，以及合同變更成本高、融資結構調整成本高、原債權人不同意轉換、不能化解政府債務風險、不能降低項目債務成本、不能實現物有所值的地方融資平臺公司存量轉型項目，不享受以獎代補政策支持。

第一財經記者了解到，財政部第一批PPP示範項目中有4個項目因不符合上述要求，被調出示範名單。

根據財政部PPP中心數據，截至2016年8月31日，財政部PPP綜合信息平臺中一共有10313個入庫項目，入庫項目金額為122875億元。

50%中國大陸女性沒有銀行卡 普惠金融應向女性創業者傾斜

在“雙創”成為中國大地最強音的當下，加入創業大軍中的女性創業者境況如何?

20日發布的2016萬事達卡女性創業指數顯示，盡管中國大陸女性的受教育程度有限且主流金融服務的滲透率較低，但其整體創業指數與以往相比仍然有很大的進步。

報告稱， 中國大陸女性高等教育普及率僅32.1%，遠低於澳大利亞的103.4%，中國大陸女性借記卡持有率僅為50.2%，而新西蘭為94.4%，這意味著與發達國家相比，中國女性所能享受到的金融服務是非常有限的。

萬事達卡女性創業指數主要考察女性創業者在本土創業環境中利用各種輔助條件和機遇為創業項目積累資本的綜合能力，以兩個部分的加權總和計算出得分，分別是“女性進步水平和創業因素”(衡量對於女性作為勞動者、領導者的偏見程度以及女性的財政實力和創業意向)和“配套條件”(衡量女性獲得基本教育及高等教育的權益、獲得基礎金融服務的權益、女性安全感指數和社會對女性家庭財務影響力的觀點)。以上兩個部分來源於10個指標，分別實行百分制評分，以0為最差，100為最好。

即使存在一些短板，但由於中國大陸女性有高達66.4%的勞動參與率以及對於用儲蓄或借款進行創業融資的較高經濟承受力，中國大陸女性的創業指數排在受調查的16個亞太國家中的第7位(47.7分)，新西蘭位列指數第1名，分值為53.9。

報告稱，在未來五年，中國大陸有高達60.7%的女性有較高的創業熱情。而且與本地區其它國家相比，中國大陸女性更善於利用其他資源，如尋求更好的商業網絡、社會扶持或融資渠道，來克服創業環境本身帶來的困難和挑戰。

比如，中國大陸女性會意識到公共與私營領域合作搭建電子技術平臺的趨勢，並順勢活用電子商務平臺來尋找和開展業務。因此中國大陸新增女性創業者數量遠高於預計的29.0%。

萬事達卡國際市場總裁安康蒔(Ann Cairns)認為，金融服務的不平等也是性別不平等的表現，女性應該是發展普惠金融的重點人群，金融機構應該為她們提供必要的工具和技術來充分挖掘自身潛能。

萬事達卡已與中國婦女發展基金會(以下簡稱中國婦基會)簽署合作備忘錄，宣布雙方開展為期三年的戰略合作並設立萬事達卡“她夢想”公益基金，共同推進中國普惠金融的發展。該公益基金將關註女性主導創業公司的生存與發展，為中國的創業女性提供商業技能培訓與普惠金融支持。

“把錢投給女性，回報是相當豐厚的”，在10日舉行的雙方合作簽約儀式上，中國婦基會副理事長秦國英表示，中國婦基會的小額貸款項目“母親循環創業金”在過去20年間已經為婦女創業者提供了3億元人民幣的服務，幫助30余萬名貧困女性實現了創業就業，項目的還款率高達98%。

秦國英也表示，與男性相比，中國女性創業者能夠獲得的資源和機會仍然是比較少的，創業的成功率也比較低，最近的好消息是，政府大力推進“雙創”和互聯網等新職業的出現，為女性們提供了更多的機會。“她夢想”公益基金加入到婦基會之後，將用於為更多中國女性提供專業培訓，提升商業技能與金融素養，並為由女性經營的創業項目提供資助。

觀點|馬雲口中“20年後的完美雙11”要靠技術普惠

2016年天貓雙11的總成交額定格在1207億人民幣，按當前匯率計算，約折合177億美元。這是一天的GMV，如果將這個數字乘以365，它能在2015年全球各國GDP排序中超過第三名的日本（41160億美元）。當然，這樣計算有失公允，因為雙11不是常態。換一個思路，如果以阿里財報公布的2016財年GMV 30920億人民幣計算（按當年匯率），阿里電商平臺可以排在第24位，排在瑞典之前。按照目前增速預測，2017財年阿里GMV有望擠進全球GDP前20位。

量變引起質變。交易達到這個量級，說明它已經不是簡單的一家公司，而是一種業態，或者用馬雲的話說，它是一個新經濟體。中國GDP排在全球第二名，但人均GDP排在70名開外，與發達國家相比，中國在技術上對GDP的貢獻偏低，更多是依靠人口基數的拉動作用。通常，經濟體中除了交易的買賣雙方，還包括各種基礎設施和“上層建築”，技術就是其中一項很重要的因素。

國內的電商也在經歷一個類似的情況。整體上看，當這兩年電商人口的增速明顯放緩，整個電商行業的GMV增速也在降低，盡管總量在不斷增加。細分來看，今年雙11北上廣深四個一線城市的用戶在總交易額中貢獻了近五分之一，說明集中度很高，“貧富不均”。如何挖掘欠發達地區和廣大農村消費者的購買力，同時在價格驅動之外找到其他吸引力，是接下來要解決的難題。

作為消費者，通常會在價格和服務之間進行心理博弈。當商品足夠便宜時，人們一般會對服務質量做出一些妥協，比如價格便宜了一半，半個月後才收到貨也忍了。但這個博弈過程不會一味地傾向於價格。如果幾年前的快遞爆倉現象沒有借助技術得到解決，反而隨著訂單量的逐年增長而加劇了擁堵和延遲的話，雙11的吸引力會大打折扣。而對商家來說，也要在折扣與銷量之間考慮一個盈虧平衡點問題。

今年雙11的訂單包裹量為6.57億，去年是4.67億，增長率40.7%，增速高於今年雙11總交易額32.3％增速。這給菜鳥帶來很大壓力，菜鳥網絡CEO童文紅也在雙11現場表達了這個意思。但基於大數據的技術進步正在緩解這個壓力。同樣是在雙11後發貨1億包裹，2014年用了24小時，2015年用了16小時，而今年16個小時已經發出1.87億個包裹。菜鳥通過對全國18萬個快遞網點進行實時數據監測，可以預測出每個網點進出包裹的變化走向，優化快遞路線，並在整體上給出14日將是快遞最高峰的判斷。

除了送貨，另一個影響消費者體驗的是支付。今年雙11零點剛啟動的前幾分鐘，瞬間峰值達到了每秒訂單量生成17.5萬筆，盡管消費者端仍然感受到短暫的支付卡頓，但基於阿里雲後臺的螞蟻金融雲支撐了每秒最高12萬筆的安全支付。去年，這兩個數據分別是14萬筆和8.59萬筆。2009年第一屆雙11時，這兩個數值僅僅是以“百”來計算的。

馬雲在1207億這個GMV數字到來前半個小時感慨，每一項技術創新都是被逼出來的，但也不能逼得太狠，畢竟包裹是需要快遞小哥一件一件去送的，應該鼓勵一種快樂消費。他預測，20年後雙11的體驗就會相對完美了，那時會出現一個嶄新的網絡經濟體，進行全球交易。

但一個前提是，阿里巴巴要將這些技術進步普惠化，帶動線下實體做電子化升級。畢竟在線商業規模現在只占總體零售業的十分之一，電商的價值與使命並不在於一味地擴大這個占比，繼續搶走商場的生意。互聯網最大的優勢之一是效率，提升線下實體的運營效率，從而帶動整個消費的增長。

以美特斯邦威為例，今年雙11采取全國6個區域大倉、60家門店同時發貨。優衣庫也支持部門商品網上下單後線下自提。表面上看是模式上的一個小改動，但背後需要打通以往線上線下割裂的庫存，實行統一實時的商品進銷存管理，仍需要線下技術升級去實現。而在以大數據驅動、個性化體驗為特征的未來新零售模式中，線上線下大數據的收集、融合與分析更依靠技術。

就在雙11當天，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關於推動實體零售創新轉型的意見》，要求實體零售要以體制機制改革構築發展新環境，以信息技術應用激發轉型新動能，推動實體零售由銷售商品向引導生產和創新生活方式轉變，由粗放式發展向註重質量效益轉變，由分散獨立的競爭主體向同和協同新生態轉變。這指明了未來商業的方向。

“當它是一個孩子時，我們去關註GMV，但今天阿里巴巴已不再是孩子，不應該再過度關註GMV。”馬雲已決定不在季度財報中披露GMV，並稱阿里明年將不再提電商（實際指純線上交易），但作為一場儀式，雙11的交易額仍是外界最關註的一個焦點。當在這種儀式中訓練出來的技術能力和模式創新在未來3-5年成為商業常態後，外界對雙11的儀式感會趨於淡化，至少單純對GMV數字的狂熱會降溫，轉而更關註它對整個實體商業做了什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