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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業就是扶貧 左丁山

2012-2-7  AD

蘋果日報在二月二日 A9版新聞:「滅貧不力,港回歸後急增十萬窮人」,主力係批判財政司司長曾俊華,引述學者黃洪與鍾劍華所指香港貧窮惡化,政府扶貧「越扶越貧」,似乎執梁振英嘅口水尾。
記 者寫稿時,不知有無參考一啲數字先至落筆,首先界定何謂貧窮。根據社會服務聯會嘅「貧窮」定義,個人收入低於個人入息中位數一半以下,可定義為貧窮人口; 收入低於家庭入息中位數一半的家庭,可定義為貧窮戶(家庭)。好嘞,社聯根據政府統計處數字推算, 2011年第一季最低收入嘅第一組,個人入息中位數字五千五百元;第二組嘅中位數係七千元;中間收入嘅第四組至第六組嘅收入係一萬、二萬、一萬四千元。咁 用邊一個中位數去計算呀?個人收入低於二千五百元?低於三千五百元?還是低於七千元?左丁山唔知,姑且接受社聯發表嘅香港貧窮人口數字─ 2011年有一百二十萬四千四百人,佔 2011年中期人口七百一十萬八千人之 17.5%。相比之下, 2001年有貧窮人口一百一十四萬九千人,佔 2001年中期人口六百七十二萬四千九百人之 17.1%,貧窮比率其實相差無幾。由 2001至 2011年,香港人口增加咗三十八萬三千一百人,貧窮人口增加咗五萬五千四百人,即係話,在新增人口之中嘅貧窮率係 14.5%,低於整體貧窮率,而主要新增貧窮人口年齡組別(社聯數字)係在四十五至六十四歲之間,十年增加咗九萬五千二百人,照計呢個組別嘅人口係中年人 主力工作組別,今日全港失業率只得 3.3%-3.4%,周圍有工冇人做,呢個組別點解佔了最多窮人呀?此當然與人口結構有關,但即使在此組別,貧窮率已由 2001年嘅 17%下降至 15.9%。再講數字,讀者會睇到悶㗎嘞,應該係由啲學者向「蘋果」年青記者解釋先至啱,唔係在一個專欄內用六七百字去講解。從社聯嘅數字推論,香港係有 貧窮人口,但不可以達成「越扶越貧」嘅結論。政府就業數字顯示,目前全港就業人口有三百六十六萬二千人,佔人口 51.5%左右,係歷史新高,佔咗 20至 64歲工作年齡人口(四百九十一萬)之 74.5%,近乎全民就業,呢個數字先至勁呀!

就業 就是 扶貧 左丁 丁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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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計署:廣西馬山2454名扶貧對象有私家車

來源: http://www.infzm.com/content/112196

(新華社/圖)

10月8日,審計署發布2015年第30號公告顯示,廣西馬山縣有3119人不符合扶貧建檔立卡標準,其中,有2454人購買了2645輛汽車,343人屬於財政供養人員。

據了解,廣西馬山縣是貧困人口基數大且近年來脫貧任務完成較好的縣城。

2015年8月,審計署結合廣西區情和地域特點,對貧困人口聚集、脫貧任務艱巨的廣西貫徹落實中央精準扶貧政策情況進行了跟蹤審計。

審計發現,廣西馬山縣認定的扶貧對象中,有3119人不符合扶貧建檔立卡標準,其中有343人屬於財政供養人員,有2454人購買了2645輛汽車,43人在縣城購買商品房或自建住房,439人為個體工商戶或經營公司。

此外,為完成上級下達的扶貧任務,馬山縣虛報脫貧人數。該縣在2014年度將人均純收入低於國家農村扶貧標準2736元的608戶、2272人認定為脫貧,占脫貧戶數的9.10%、脫貧人數的8.90%。

審計同時指出,截至2015年7月底,馬山縣財政扶貧資金專戶結轉結余9234.14萬元,占該縣2014年度公共財政收入的43.73%,其中2014年及以前年度結轉結余資金7056.14萬元,導致百香果種植等多個產業扶貧開發項目和貧困村沙石屯路等基礎設施建設項目推進緩慢,影響了貧困村整村推進和產業扶貧到戶等扶貧政策實施效果。

審計署首設重大政策落實“紅黑榜”

據《南方都市報》報道, 廣西馬山縣是審計署此次公告的6個典型案例之一。南都記者了解到,這是審計署首次為重大政策落實情況設“紅黑榜”,對好的做法、落實不力的地方和單位,都進行公布和曝光。

按照每月發布一次重大政策跟蹤審計結果公告的頻率,接下來“紅黑榜”也將每月一公開。

針對跟蹤審計中發現的問題和典型案例,審計署相關負責人表示,在接下來的審計中,將會加大對整改情況的檢查力度,督促有關部門和地方及時整改,以促進穩增長等政策措施落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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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扶貧三十年演進史精準扶貧為什麽

來源: http://www.infzm.com/content/115466

陜西平利縣大貴鎮毛壩嶺村的“避災扶貧移民搬遷”居民集中安置區(2014年3月14日攝)。 (新華社記者 陶明/圖)

專題按:以舉國之力發起的中國式扶貧,現在開始沖刺:到2020年,實現農村貧困人口全部脫貧,所有貧困縣“摘帽”。22個省份立下軍令狀,若不能限期完成任務,省委書記或省長將被問責。

三十年間,中央政策幾經調整,“精準”成為當下的新方向標。四川夾江,一場核查風暴剔除了數千“假貧困戶”,只有核準了貧困人口的具體分布,方能更好地因村制策、因戶制策。

目前全國七千多萬貧困農民,因病致貧的占到42%。湖南安化,數千塵肺病貧困農民甚至陷入“因貧致病、因病返貧”的惡性循環,他們需要得到扶持,更渴望一條“幹凈”的致富路。

“實現貧困人口如期脫貧,貧困縣全部摘帽,必須實施精準扶貧精準脫貧基本方略,改革現行扶貧思路和方式,變大水漫灌為精準滴灌。”

貧困是相對的。到2020年以後,也許我們又會提高貧困標準,在新的標準下解決貧困問題。那又是新一輪扶貧了。

到2020年,所有貧困縣摘帽。按照現行標準,中國還有592個國家級貧困縣(不含14個集中連片特困地區),至少7000萬農村貧困人口。

在2015年11月末召開的中央扶貧開發工作會議上,中西部22個省區立下了扶貧“軍令狀”。中辦國辦新印發的考核辦法稱,如果扶貧出了問題,省級黨政負責人將被約談甚至問責。

自1986年起,三十年間,中國的反貧困戰役一直在“攻堅”,政策幾經調整:從“救濟式扶貧”到“開發式扶貧”;從“區域性扶貧”到瞄準貧困縣、“整村推進”,再到“扶貧入戶”……現在,扶貧的最新關鍵詞是——“精準”。

“實現貧困人口如期脫貧,貧困縣全部摘帽,必須實施精準扶貧精準脫貧基本方略,改革現行扶貧思路和方式,變大水漫灌為精準滴灌。”國務院扶貧開發領導小組辦公室主任劉永富說。

1986-1993:承認貧困,定義貧困

1986年,國務院貧困地區經濟開發領導小組(以下簡稱“領導小組”)成立,中國式扶貧——“有組織、有計劃、大規模的農村扶貧開發活動”拉開序幕。

當年5月14日,時任國務院副總理田紀雲主持了第一次領導小組全體會議。根據會議紀要,當時全國農村人均年純收入在200元以下的約有1.02億人,占農村總人口的12.2%,“部分農民的溫飽問題尚未完全解決”。

會議認為,此前多年“平均分散使用力量,一般化的領導方式”,是貧困地區發展緩慢的重要原因。兩個月後的第二次領導小組全體會議宣布了國務院的決定:在原來用於扶持貧困地區資金數量不變的基礎上,新增加十億元專項貼息貸款。

在設立專門機構之前,1984年,中央劃定了18個需要重點扶持的貧困地帶,國務院頒布《關於幫助貧困地區盡快改變面貌的通知》。此前,中央雖有性質類似扶貧開發的以工代賑計劃和“三西”農業專項建設項目,但政策文件中卻罕見“貧困”二字。

“以前我們不承認社會主義國家有貧困現象,政府也沒有專門的扶貧機構和制度。存在扶危濟困的行為,但沒有上升到國家意誌的高度。後來承認了,就要設置貧困線來定義貧困。”國家發改委宏觀經濟研究院副研究員萬海遠告訴南方周末記者。

到1986年,依據農村人均年收入和縣級單位的財政狀況,國定貧困縣標準第一次劃出:1985年人均純收入低於150元的縣和年人均純收入低於200元的少數民族自治縣,對民主革命時期做出過重大貢獻的老區縣放寬到300元。

這一階段,甄別貧困戶沒有統一的收入標準,只憑直觀印象:“食不果腹,衣不遮體,房不蔽風雨”,簡稱“三不戶”。1991年,領導小組辦公室成員周彬彬在一篇文章中稱:“這是一個只講‘意圖’精神,要求下面根據意圖靈活掌握,以適應各地不同消費水準的典型‘中國式’政策。”

1993年,領導小組更名為“國務院扶貧開發領導小組”,其設在農牧漁業部(現農業部)的辦公室亦更名為“國務院扶貧開發領導小組辦公室”(以下簡稱“國務院扶貧辦”)。同年,農村個人和家庭依靠其收入不能維持其基本的生存需要的絕對貧困人口減少到8000萬人。

(李伯根/圖)

1994-2000: 形勢嚴峻,投入劇增

“扶貧一直有長期規劃,但到了1993年左右,中央發現如果不采取特殊行動,20世紀末解決農村溫飽問題的任務可能完不成了。”國務院扶貧開發領導小組專家咨詢委員會(以下簡稱“專委會”)成員、中國社會科學院貧困問題研究中心副主任吳國寶說。

1994年,著名的《國家八七扶貧攻堅計劃》出臺,開篇第一句出自1992年鄧小平南巡時的論斷:“社會主義要消滅貧窮。”

“八七”的含義是:在20世紀的最後7年,集中力量基本解決全國農村8000萬貧困人口的溫飽問題。

根據“四進七出”標準(凡是1992年年人均純收入低於400元的縣全部納入國家貧困縣扶持範圍,凡是高於700元的原國定貧困縣一律退出),列入“八七扶貧攻堅計劃”的國家重點扶持的貧困縣共有592個,占全國縣級單位的27%,雲南、陜西、貴州、四川、甘肅省的貧困縣均在40個以上。

“八七扶貧攻堅計劃”前期,吳國寶曾在一個有國務院扶貧辦官員參加的會議上談及當時的突出問題:中央要減貧,地方政府並非不願配合,但自身財政狀況堪憂。“1990年代初,很多貧困縣都沒法按時發出工資。是把很少的錢投入長期才能見效的扶貧中,還是用來解決短期財政困難,理性的地方政府都會面臨這樣的沖突。”他對南方周末記者說。

1996年,第一次高規格的中央扶貧開發工作會議在北京召開,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江澤民重申:“今後五年扶貧任務不管多麽艱巨,時間多麽緊迫,也要下決心打贏這場攻堅戰,啃下這塊硬骨頭,到本世紀末基本解決貧困人口溫飽問題的目標絕不能動搖。”

吳國寶認為,1996年是中國扶貧政策的一個關鍵節點:“我們現在看到的很多扶貧政策都是1996年以後出臺的,比如鼓勵企業、社會組織參與扶貧。”

持續十年的實際扶貧資金下降的局面也得以扭轉。“八七扶貧攻堅計劃”實施的七年間,中央政府累計投入扶貧資金1240億元,相當於年度財政支出的5%-7%。

“隨著國家投入資金越來越多,地方在扶貧工作上把眼睛向上,向國家討要的力度也越來越大。”李克軍曾在某國家級貧困縣當縣委書記,2016年1月21日,他向南方周末記者回憶,“八七扶貧攻堅計劃”強調的“開發式扶貧”,基層官員主要理解為爭取國家資金項目,“很多優惠政策只投向國家級貧困縣,我們叫進了‘國家隊’。”

1993至2000年,中國農村貧困人口從8000萬下降到3200萬,年均下降速度比改革開放以來的平均減貧速度高3.6個百分點。專委會成員、中國人民大學農業與農村發展學院教授汪三貴主持的一項研究顯示,在此期間國定貧困縣的糧食和農業生產以及農戶純收入增長高於全國平均水平,但扶貧投資對貧困人口的數量沒有表現出比較強的影響,說明家庭收入增長中較大的份額可能被“國家隊”的非貧困居民分享。

2001-2010:整村推進,十年評估

“國家隊”的名單在新世紀頭十年遭遇了一次調整,總數仍保持在592個。不同於1994年,此番“競爭”異常激烈。當時在東北某國家級貧困縣擔任主要領導的楊勇(化名)告訴南方周末記者:“我們縣人均耕地面積比較多,農民收入來源比較廣泛,別的縣都說我們是戴著貧困縣的帽子裝窮。分管農業的副省長專程來縣里跟我談,讓我脫貧,給我算了很多賬。但是我也很能算賬,這頂帽子還是保住了。”

地方爭奪貧困縣的同時,中央扶貧政策把目標降低到村級,實施“整村推進”。2001年在全國確定了14.8萬個貧困村。這一調整源於許多學者的研究建議,專委會成員、中國農業大學人文與發展學院原院長李小雲是其中一位。

李小雲從上個世紀90年代起研究扶貧,當時他重點關註三個問題:誰是窮人?窮人需要什麽?對於未能在經濟發展中受益的人,如何通過扶貧措施使其受益?他認為,瞄準村級才能瞄準窮人,令他們真正受益。

2007年,農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建立。國務院相關通知稱,仍有部分貧困人口尚未解決溫飽問題,需要政府給予必要的救助,以保障其基本生活。

吳國寶告訴南方周末記者,2004年初,他和時任亞洲開發銀行駐中國代表處首席經濟學家湯敏在一次亞行會議上就提出了類似動議,“那次會議發改委、財政部、民政部、扶貧辦等關鍵部委的司局長都在,除了財政部有些擔憂資金問題,其他部委都認為這是非常合理的建議。”

同在2007年,王小魯、李實、汪三貴等學者撰寫的《中國發展報告2007:在發展中消除貧困》引起了國務院扶貧辦的重視。

“當時在政策層面,更多是就貧困談貧困,沒有從更廣義的角度看到貧困問題。那份報告提出了一些新的扶貧理念,比如不僅要看到絕對貧困,還要看到相對貧困(與社會平均水平相比,收入水平少到一定程度時維持的社會生活狀況);除了收入貧困,也要看到教育、衛生、生活水平等多維貧困。”專委會成員、北京師範大學中國收入分配研究院執行院長李實告訴南方周末記者。

國務院扶貧辦官員找到李實,委托他對《中國農村扶貧開發綱要(2001-2010)》的實施情況進行總結評估。李實作為課題組組長,邀請了十多位扶貧領域的專家共同評估。“他們(國務院扶貧辦)沒有提任何要求,我們基本是從學者的角度,對十年的政策實施進行了實事求是的系統評價。”

這是中國扶貧歷史上,第一次由官方委托第三方對階段性扶貧工作進行總體評價。報告在肯定扶貧成果的同時提出了不少問題,例如扶貧標準過低、城鄉收入差距不斷擴大制約扶貧效果、貧困戶在扶貧資金分配中沒有受到優待等。

“當時雖然沒有‘精準扶貧’的概念,但是思路已經明確提了出來:一定要把區域發展和個人幫扶結合起來,使得扶貧效果有效集中在貧困人口身上。以往貧困地區在發展過程中可能非貧困人口受益更多,這種情況下怎麽更集中地幫扶貧困人口,這是當時的重點。”李實說。

十八大後:精準扶貧的條件成熟了

進入新世紀第二個十年,《中國農村扶貧開發綱要(2011-2020年)》提出,到2020年要穩定實現扶貧對象不愁吃、不愁穿,保障其義務教育、基本醫療和住房。

2011年中央扶貧開發工作會議宣布,將農民人均純收入2300元作為新的國家扶貧標準,這一標準比2009年提高了92%,對應的扶貧對象規模到2011年底約為1.28億人。

萬海遠告訴南方周末記者,在制定貧困線時,決策者按生理學標準,計算每人每天維持溫飽一定要補充多少卡路里或者蛋白質,加入市場價格核算後選取成本最低的一種組合,按2010年物價標準,四舍五入後是2320元。各省對這一標準意見很大,貧困人口多的省份認為標準太高,最後中央拍板定為2300元。

十八大以後,“精準扶貧”成為一切扶貧工作的中心。李實認為,精準扶貧戰略有一個歷史的演進過程,在貧困問題比較普遍時,扶貧瞄準個人要花費大量人財物,因此只能采取開發式區域性扶貧。經過三十年,大部分貧困問題得以解決,只剩下幾千萬最難脫貧的人口,精準扶貧的條件成熟了。

最難脫貧的人口還剩多少,目前存在兩個數據:7000多萬和8900多萬。據汪三貴介紹,7000萬是國家統計局將7000多個樣本村的抽樣調查結果反推至全國農村人口,估計出的處於貧困狀況的人數;8900萬則是2013至2014年全國建檔立卡識別出的貧困人口。

“收入調查和消費調查是技術性很強的工作,地方真正做精準識別時沒有這樣的基礎,主要靠民主評議。國家統計局完全按經濟指標估計的人口,和基層按照民主評議估計的人口,中間對得上來的只有一半左右。”汪三貴說。

李小雲告訴南方周末記者,基層民主評議的方法最早是上個世紀90年代做參與式扶貧研究提出來的,當時叫“貧富排序”:“精準扶貧,第一步就是明確誰是窮人。你到村里問收入,比較難弄清楚,但下面開會,誰是最窮的,一下就能識別出來。”

這項工作,貴州畢節市大方縣從2014年底開始啟動,前後做了大半年。據大方縣扶貧辦主任胡珺介紹,鄉鎮各小組通過“民主評困”會議評選貧困對象,在村里張榜公示,無異議後在鄉鎮匯總,進行二次公示,再申報到縣里。“目前我們縣的貧困名單是54664戶,18.16萬人。省里要求我們再‘回頭看’,防止有錯漏的對象。”

2020年:不脫貧,說不過去

脫貧攻堅成為了“十三五”期間的頭等大事和第一民生工程,壓力層層向下傳遞。2015年中央扶貧開發工作會議期間,中西部22個省份黨政主要負責人向中央簽署脫貧攻堅責任書,立下軍令狀。

“到2020年要全面實現小康,這種背景下,如果我們現在的低標準貧困人口還不能脫貧,那很難說得過去。”汪三貴表示。

2015年12月15日的新聞發布會上,國務院扶貧辦政策法規司司長蘇國霞表示,這次政策的含金量比較高:“從財政投入說,文件(指《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打贏脫貧攻堅戰的決定》)要求各級的財政投入要和中央打贏脫貧攻堅戰的決心相匹配。我們現在初步了解到的,2016年中央和省級的財政扶貧投入都會有大幅度的增加。……國家真的拿出了真金白銀來支持打贏脫貧攻堅戰,兵馬未動,糧草先行。”

“樂觀,也不樂觀。”對於能否如期實現全面脫貧的目標,一位專委會成員表態相對謹慎。他提示南方周末記者,中央提出實施脫貧“五個一批”工程,最後一項是“社會保障兜底一批”:“通過各種扶貧方式,最後到了2020年,還會剩下3000萬貧困人口,我們可以通過低保救濟使他們的收入達到貧困線以上。現在農村低保覆蓋面已經是5200萬人口了,最後無非是把低保標準提高一些,從財政能力來說做得到。如果低保救濟制度化,應該說到2020年實現7000萬人口脫貧沒有問題。”

7000萬人口脫貧後,中國就沒有貧困了嗎?汪三貴的答案是:並非如此。

“貧困是相對的。到2020年以後,也許我們又會提高貧困標準,在新的標準下解決貧困問題。那又是新一輪扶貧了。”

中國 扶貧 三十 十年 演進 精準 為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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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傳堂:交通扶貧範圍擴大到1157縣

來源: http://www.yicai.com/news/2016/03/4757802.html

楊傳堂:交通扶貧範圍擴大到1157縣

一財網 王子約 祝嫣然 2016-03-05 14:35:00

交通運輸部長楊傳堂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表示,加快扶貧工作特別是做好貧困地區的發展是各項工作的重要組成部分。在建成小康社會目標的過程中短板是農村,特別是貧困地區。

他介紹,“十三五”交通扶貧規劃中對扶貧範圍作出重大調整,過去扶貧工作的重點是14個集中連片的貧困地區680個縣,現在範圍擴大到1157個縣,占所有縣的41%。楊傳堂表示,不能讓交通在扶貧過程中掉隊。

“交通運輸部對扶貧範圍進行重大調整,目的是為了使集中連片貧困地區,包括國家級貧困縣、民族地區、邊疆地區、革命老區的貧困縣能夠盡快脫貧。”楊傳堂說,交通運輸部門把交通運輸扶貧工作放在重要位置,專門制訂了“十三五”交通扶貧規劃,並於去年底在甘肅召開了工作會議。

在具體的工作部署上,楊傳堂介紹,交通運輸部門將扶貧工作的重點放在“康莊大道路”“扶貧小康路”“平安路”和“產業路”的建設上,在資金安排、項目安排、有關政策的組合上優先。

具體來看,“康莊大道路”主要是高速公路和省級國道,“扶貧小康路”主要是貧困地區的農村公路,“平安路”是道路環境、質量提升和危橋改造工程,“產業路”主要是扶貧以及有關的旅遊、綠色等有產業支撐的道路建設。

編輯:應民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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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傳堂 交通 扶貧 範圍 擴大 1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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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部部長雒樹剛:將專門制定“十三五”文化扶貧意見

來源: http://www.yicai.com/news/2016/03/4761008.html

文化部部長雒樹剛:將專門制定“十三五”文化扶貧意見

一財網 王子約 2016-03-13 12:12:00

文化部部長:文化扶貧主要抓基礎設施建設、鄉鎮文化幹部建設、縣級圖書館完善等方面,這些方面都要制定最低標準。

作為實現全面小康的最後一個五年,文化建設內容一直是各界關註的重點。13日,文化部部長雒樹剛在回應“十三五”時期的文化扶貧內容時表示,文化扶貧是整個扶貧工作的重要方面和內容,文化部最近專門制定印發了“十三五”時期的文化扶貧意見,將以縣為單位制定文化建設內容。

他表示,文化扶貧主要抓基礎設施建設、鄉鎮文化幹部建設、縣級圖書館完善等方面,這些方面都要制定最低標準。此外,雒樹剛還強調扶貧過程中要主抓內容,要結合貧困地區特點提供更多的文化產品,要發揮當地的文化資源,特別是地域和民族文化資源,使群眾既創造文化又享受文化。

最後,雒樹剛提出要抓好文化人才建設,大量培養當地文化人才的同時,要組織資源到貧困地區。

雒樹剛說,“十三五”文化建設的總體思路是要讓人民群眾物質生活更殷實,精神生活更豐富。文化部對此提出了“一個工程,四個體系”。一個工程是指文化精品的創建工程,要以中國夢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為中心,解決文化產品有數量缺質量的問題。

四個體系包括,要建設中華優秀文化傳承體系,促進傳統文化創造性的轉化,要保護好文化遺產,讓文化遺產活起來;此外,要構建現代公共文化服務體系,按照標準化,均等化的要求,提供更便捷的服務;再次,要打造文化產業體系,到十三五末實現支柱產業的目標;最後,要加強外文化交流體系的建立,要把擴大文化開放、提高開放水平作為方向,在借鑒國外優秀成果的同時,又要讓中國文化走出去。

編輯:楊小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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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部 文化 部長 雒樹剛 專門 制定 十三 三五 扶貧 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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蘆山地震三周年中國扶貧基金會曬善款賬單

來源: http://www.infzm.com/content/116586

2014年4月17日拍攝的四川災後蘆山縣黎明新村一角。(視覺中國/圖)

今天是蘆山地震三周年。三年前的4月20日8時02分,四川雅安蘆山縣發生7.0級地震,共造成196人死亡,失蹤21人,11470人受傷。

作為一家在民政部註冊、由國務院扶貧辦主管的全國性扶貧公益組織——中國扶貧基金會在地震發生後迅速聯合多家媒體,組織緊急啟動“中國扶貧基金會雅安地震救援行動”。截至2016年4月15日,該基金會共接收蘆山地震救援及災後重建款物合計30328.59萬元,項目累計支出總額22495.62萬元,占捐贈總收入的74.17%。

南方周末記者剛從中國扶貧基金會獲知的《雅安三年重建與改變——雅安地震救援及重建項目執行情況報告》顯示,該基金會在雅安地震災區支持開展了包括社區綜合發展類、教育類、衛生健康類、災害管理類等四大類公益項目。

其中,社區綜合發展類項目共投入資金11445.14萬元,包括支持29家NGO、資助12個社區發展項目;建設19個人畜飲水項目、3個農田灌溉項目、8條道路、102座便民橋、5所校舍、20所村級衛生院(室)、8所社區活動中心等,受益人數超過144369人次。實施小額信貸項目,共有893戶村民受益;探索合作社模式,開展美麗鄉村項目。

教育類項目共投入資金1564.27萬元,包括資助2所學校的136名高中生;向11870名小學生、6000名教師、9所學校發放愛心包裹、災區教師關愛包、學校型體育包和學校型音樂包;向31所學校的1.5萬名學生發放交通安全書包;為48077名學生提供心理康複及心理成長服務;為災區110所學校援建多媒體教室。

衛生健康類項目共投入資金1148.64萬元,包括向災區發放26087個衛生包;為3.7萬名小學生提供愛心廚房設備;為150名罹患重大疾病的農村婦女提供現金補貼等。

災害管理類項目共投入資金7047.1萬元,緊急救援階段69萬人次受益;減防災項目受益79705人次,培訓誌願者1400多人。目前已支出項目執行費1290.47萬元。

中國扶貧基金會向南方周末記者表示,接下來剩余善款將按計劃繼續投入雅安重建工作,包括3524.19萬元用於美麗鄉村及社區發展類項目;208.23萬元用於婦女兒童類項目;92.38萬元用於醫療衛生類項目;3300萬元用於養老項目;708.17萬元用於公益同行項目。

蘆山 地震 三周 年中 扶貧 基金 會曬 善款 賬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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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江蘇回應數萬高考計劃支援中西部 扶貧與公平如何兼顧?

來源: http://www.yicai.com/news/5013210.html

近日,教育部、國家發改委安排湖北、江蘇、浙江等省面向中西部省(區)編制招生計劃。其中,2016年安排湖北省地方高校編制4萬名計劃支持中西部;安排江蘇省地方高校編制3.8萬名計劃支持中西部和錄取率較低的人口大省。這一決定引發了一部分高考考生及家長對於省內招生計劃減少、高考錄取率下降的擔心。

兩省教育部門隨即作出回應,今年省內高考各批次錄取率不會下降,甚至會略有提高。

湖北省教育廳有關負責人表示,4萬名跨省招生計劃為指導性計劃,而非指令性計劃,既可作本科計劃安排,也可作專科計劃安排。據介紹,今年國家下達湖北省省屬高校本科招生計劃比去年增加2300人,而該省普通高中畢業生高考報名人數比去年減少1.8萬人。湖北省教育廳將積極爭取省外重點高校,特別是“985”和“211”高校,根據湖北省高考生源情況向該省多投放招生計劃;在招生錄取過程中,湖北省還將通過再次征集意願、高職高專補錄等方式,為廣大考生創造更多的升學機會。綜合上述各因素,預計該省2016年各批次高考錄取率與去年持平,甚至有所上升。

江蘇省教育廳亦表示,今年該省高考報名人數為36.04萬,比去年下降3.25萬人,調出計劃不會影響考生本專科各批次錄取比例。據悉,江蘇省本科調出專項任務計劃占本科總計劃的比例較低。其中關於38000人的調出計劃為指導性計劃,既可安排本科,也可安排專科。具體安排為本科9000人和專科29000人,已經充分考慮了省內高考考生的本專科錄取率不降低的因素。江蘇省教育廳預計,今年該省高考錄取比例將不低於去年,甚至略有提高。

據教發[2016]7號文件,“2016年部分地區跨省生源計劃調控方案”中,湖北、江蘇、浙江三省調出計劃數位列前三,占總調出計劃編制的60%。

《第一財經日報》記者查閱2015年全國各省市高考一本錄取率發現,北京、天津、上海三個直轄市排名前三,分別為24.13%、23.39%、20%。而三直轄市中,僅上海市拿出5000個編制支持中西部,北京、天津兩市則無需安排高校編制支持中西部和錄取率較低的人口大省。

武漢市二中一名高三學生家長朱女士在接受本報記者采訪時反問道,為什麽升學壓力最小的北京、天津“一毛不拔”,相反卻要湖北、江蘇這些升學壓力較大的省份來扶貧?

事實上,社會各界一直對高校招生名額分配制度不公頗有微詞。今年全國“兩會”期間,全國人大代表、東方電氣風電有限公司研發中心主任工程師趙萍就向十二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建議,盡快對目前的高校招生計劃分配制度進行改革,逐漸向教育完全公平的目標推進。

“目前高等教育不同省(市)學生受教育權不平等的問題仍然較為嚴重。”趙萍指出,高校在不同地區招生的不平衡問題主要體現在大學招生計劃分配上,投放給個別省(市)的大學學額(特別是名牌大學)太高,而另一些考生大省卻投放不足。對於掌握國內絕大多數優質高等教育資源的部屬高校,在一些省份招生名額與考生人數比例遠高於其他省份。

趙萍以北京大學為例。趙萍指出,2015年,北京大學(不包括北大醫學部)在北京計劃招生人數318人(實際招生人數大於此數)、北京考生人數約6.8萬,錄取比例約0.47%;同年,北京大學在河南招生201人、河南考生人數約77.2萬,錄取比例不到0.03%。

據了解,分省配額制是我國目前高等教育招生錄取的主要選拔方式。在區域間差異較大的情況下,合理地使用分省配額制,可以積極補償西部邊遠地區或少數民族地區較為薄弱的教育基礎。然而,由於過去數據上的限制,大部分政策的推行均以東部、中部和西部為劃分標準。

鑒於此,有教育界專家建議,采用基於歷史數據的建模方式,對院校分省招生名額進行科學合理的劃分。具體建模以適齡人口基數為核心變量,並結合地區的基礎教育水平、優質高校資源以及優質高校入學機會的歷史數據設定科學的權重。

湖北 江蘇 回應 數萬 高考 計劃 支援 中西部 中西 扶貧 公平 如何 兼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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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部將定“普惠”與“特惠”政策 提高扶貧精準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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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運輸部綜合規劃司副司長範振宇12日表示,將在“十三五”期間,提高交通扶貧支持政策的精準性,加快推動“交通+生態旅遊”、“交通+特色產業”、“交通+電商快遞”扶貧,使交通扶貧支撐特色產業發展的功能更加突出。

當日下午,在接受交通運輸部組織的2016年“小康路·交通情”重大主題宣傳活動記者集體采訪時,範振宇說,為提高交通扶貧的精準性,交通運輸部將制定“普惠”與“特惠”相結合的差異化支持政策,並在實際操作中賦予地方更大的自主權。

他說,交通運輸部還將制定適用於貧困地區發展特點的基礎設施、運輸服務、運輸裝備標準體系。根據貧困地區自然環境、發展需求和建設難度,因地制宜地確定建設方案和建設標準,最大限度的減少對自然環境的破壞。

交通運輸部給記者提供的資料顯示,“十二五”期間,交通運輸部在11個集中連片特困地區和西藏、四省藏區、新疆南疆四地州等3個特殊地區公路建設投入了超過5500億元車購稅資金,約占“十二五”期全國車購稅總投資的45%,帶動了全社會對公路建設近2萬億元的投入。

五年間,集中連片特困地區建設了6.6萬公里國省道和36萬公里農村公路,打通多條“斷頭路”和“瓶頸路段”,幫助654個鄉鎮和4.2萬個建制村的群眾走上了瀝青(水泥)路。到2015年底,14個集中連片特困地區96.1%的鄉鎮和86.5%的建制村通了瀝青(水泥)路,95%的鄉鎮和81%的建制村通了班車,縣城基本都實現了二級以上公路覆蓋,許多貧困縣還通了高速公路。

“交通運輸條件的改善,有力地改變了貧困地區‘山里山外兩重天’的局面,許多貧困地區幾代人‘出門水泥路,擡腳上客車’的夢想變成了現實。”範振宇說,不少貧困地區礦產、能源、旅遊等資源得到有效開發利用,資源優勢轉化為經濟優勢、發展優勢。

但由於自然條件惡劣,資金、土地等資源要素保障不足等原因,貧困地區交通發展仍相對滯後,覆蓋面不足,交通方式單一,服務質量偏低,交通運輸仍然是貧困地區突破發展瓶頸的“短板”。

第一財經記者從交通運輸部得到的數據顯示,截至2015年底,全國有826個建制村不通公路,35285個建制村公路“未通暢”。全國農村公路技術等級結構顯示,二級及以上只占4.3%,三級公路占8.5%,四級公路占74.5%,等外公路占12.7%。

“早期建設的農村公路受資金制約,只能按照‘先通後暢’的原則建設,技術標準低,抗災能力弱,安全防護設施不足。”交通運輸部農村公路局楊國峰處長對記者說,部分以村委會主導、村民投工投勞方式修建的村道,只是解決了晴雨通車問題。同時,隨著農村交通量的快速增長,以及村村通班車的需要,現有農村公路改造升級和安全保障工程建設任務繁重。

公路建設運營“三分建、七分養”,楊國峰介紹,截至2015年年底,全國農村公路總里程已達398.1萬公里。“建設好這些路不容易,護好、管好這些路更重要。如果養護和管理工作跟不上,小病不治成大病,路網出現大面積損壞,會造成更大的損失,來之不易的建設成果也將大打折扣。”

按照現行法規,縣級政府是農村公路的責任主體,但事實上,縣級政府公共財政投入嚴重不足,對農村公路建設養護的配套資金難以落實。楊國峰介紹,以養護為例,2009-2012年,省地縣三級公共財政投入僅占養護總投入的29.3%。

範振宇表示,交通運輸部將強化交通扶貧主體責任落實,把交通扶貧規劃的所有建設任務、規模分解到各片區、各省(自治區、直轄市)、各市(地)縣,倒排工期、抓緊施工、強力推進,做到層層壓實責任,級級傳導壓力。

範振宇告訴記者,交通運輸部擬和各省人民政府簽訂部省共建協議,建立交通扶貧部省聯動機制,加強監督檢查,將地方政府落實建設資金和相關支持措施、推進項目建設效果等因素與下一年度中央資金安排相掛鉤,實行“獎補結合”、“扶促結合”、“獎優罰劣”。

交通運輸部綜合規劃司副司長範振宇。攝影/章軻

一位背著小孩的婦女在快速通過滑坡路段。落後的農村公路給群眾出行帶來許多不便。攝影/章軻

交通 部將 普惠 特惠 政策 提高 扶貧 精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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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里派來的“第一書記”怎麽在山村精準扶貧:先幫村民討茶葉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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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西南高山峽谷之間,大渡河畔的村村落落里,去年12月來了一批特殊的人物。

他們每個人駐紮一個村,走村串戶,探查地勢地貌,繪制地圖,組織各村最貧窮的人種植茶葉、藥材,養豬養羊……

他們有一個專門的稱呼叫“第一書記”。任務有“24個字”:建強基層組織、推動精準扶貧、為民辦事服務、提升治理水平。

去年4月,中共中央組織部、中央農村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國務院扶貧開發領導小組辦公室印發了《關於做好選派機關優秀幹部到村任第一書記工作的通知》。

該通知要求,選派第一書記的重點範圍是:黨組織軟弱渙散村和建檔立卡貧困村,要做到全覆蓋。對贛閩粵等原中央蘇區,陜甘寧、左右江、川陜等革命老區,內蒙古、廣西、寧夏等邊疆地區和民族地區,四川蘆山和雲南魯甸、景谷等災後恢複重建地區,要加大選派第一書記力度,做到應派盡派。

第一書記任期一般為1~3年,由縣(市、區、旗)黨委組織部、鄉鎮黨委和派出單位共同管理。

個子不高的黃成就是四川交通運輸廳下派到樂山市金口河區的11名駐村“第一書記”之一。6月18日下午,站在金口河區的大渡河邊,他告訴《第一財經日報》記者,他被派往的是金口河區建設村。這個村距離鄉政府駐地4公里,距離金口河區37公里,平均海拔高度1700米,屬中高山地區。

建設村有3個村民小組,62戶219人,耕地300畝,退耕還林750畝。黃成說,進村後進行了調查摸底,全村有貧困戶6戶18人,群眾主要收入來源為外出務工和種植茶葉。

“剛進村的時候確實有些困惑。一些村民有等、靠、要的思想,長期貧困狀態形成了慣性。要想改變難度很大。”黃成說。怎麽辦?他想到了從群眾最關心的實事做起。

這時,有群眾向他反映,當地一家茶葉生產加工公司長期拖欠村里的茶葉款,多達21萬元。

據他了解,建設村有茶園近2000畝,過去一直采取先將采摘的茶葉鮮葉交給樂山市金口河區君益赫農業開發有限公司,該公司向茶農開具鮮葉收購數量票據,待鮮葉加工為茶葉成品銷售後,再付給群眾茶葉款,而不是采取一手交錢一手交貨的模式。

之前,市場行情好的時候,一切都很順利,茶農能及時拿到茶葉款。但從2013年開始,由於市場行情變化和經營管理不善等原因,該公司資金鏈緊張,一直拖欠茶農茶葉款,涉及群眾40余戶。

多年的拖欠,不僅損害了群眾的切身利益,也挫傷了茶農種植采摘茶葉的積極性,建設村部分茶園出現了無人管理的狀況。

黃成進一步了解後獲悉,四川中恒集團於2015年5月將樂山市金口河區君益赫農業開發有限公司收購,重組成立了四川省君益赫農業開發有限公司。“之後,我親自到成都四川中恒集團總部,向他們領導表明自己扶貧幹部的身份,宣傳當前的扶貧政策。先後跑了十幾次。”黃成說,最後終於幫群眾要回了拖欠款。

今年1月28日,黃成把這些錢一一送還給村里的農戶。“現在,建設村茶農種植茶葉的積極性大幅度提高,今年建設村茶園收入45萬余元,人均收入達2000余元。”黃成說。

成功討錢這件事,讓農戶們對黃成有了信任感。黃成也抓住機會,帶領茶葉種植大戶,到峨眉、夾江等地茶園去學習先進經營管理經驗,並根據建設村實際情況,打算發展觀光型茶園,讓民房變客房,產品變商品,茶園變公園。

他告訴記者:“我們采用大戶帶貧困戶的模式,貧困戶以土地入股,精準扶貧的資金統籌使用。獲得收益後按比例再分給大家。”

在大渡河畔,四川省交通運輸廳公路局派駐金口河區和平彜族鄉迎新村的第一書記文俊向記者展示了他自己繪制的“三圖三表”,包括迎新村交通示意圖、精準貧困戶分布圖和產業規劃圖,以及精準貧困戶基礎信息表、精準貧困戶脫貧進度表、精準貧困戶“七有一無一達標”對照表。

“原來,村級是沒有地圖的。我利用自己的專長,繪制了這些圖表,為扶貧提供更為直觀的第一手基礎數據。通過三張表,查找工作中的不足,進一步做實幫扶工作。”他說。

迎新村位於大小涼山彜區連片貧困地區,屬於典型的山區農村。全村幅員面積8.6平方公里,地理條件惡劣,海拔落差近1500米,全為山地。迎新村有12個組358戶1393人,貧困人口占全村總人口的27%,2014年被認定為省級貧困村。

“迎新村於2015年完成了15.61公里村組道路的硬化,但因基礎條件差、建設資金有限,還存在路面窄、彎道急、坡度陡、無安防等亟待解決的問題。”文俊說,他利用一周的時間,徒步走完了所有的村組道路,利用專業技能和設備,采集公路線形,繪制了迎新村交通示意圖,把安全隱患點一一記錄到筆記本上。

之後,文俊到四川省交通運輸廳、廳公路局匯報,把迎新村納入“全省農村公路路側安全隱患整治項目”規劃中。“等資金到了,我們馬上開始修路。”文俊說。

張書豪是下派到金口河區新建村的駐村第一書記。進村後,他引入專業種殖公司,以扶貧資金入股的形式,在新建村一期建設180畝魔芋種植基地,精準貧困戶有利潤分紅,預計對貧困戶每人增收2000元/年,還通過土地流轉、雇工等方式為全村村民增加了收入。

金口河區委副書記唐啟洪對記者說,“第一書記”們到金口河區後,充分發揮政策、項目、人才優勢,傾力幫扶,先後共投入幫扶資金9000余萬元,幫助完成總投資1.82億元的148公里省、縣、鄉、村道路改建,群眾的生產生活狀況已經發生了改變。

四川省樂山市金口河區景色。攝影/章軻

第一書記們。從左至右:張書豪、文俊、黃成。攝影/章軻

迎新村第一書記文俊向記者展示他自己繪制的規劃圖。攝影/章軻

樂山市金口河區所在的大渡河峽谷。攝影/章軻

樂山市金口河區所在的大渡河峽谷。攝影/章軻

派來 來的 一書 怎麼 山村 精準 扶貧 先幫 村民 茶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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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訪團與塌方擦肩而過 四川交通扶貧兜底任務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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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乎高哉! 蜀道之難,難於上青天!”這句話用來形容四川的道路,現在仍然適用。

6月17日下午3時許,四川省樂山市沐川縣沐舟路26K+500m處(小地名又稱“漁翁坡大堡坎”)發生山體塌方,塌方面積約300立方米,造成交通中斷。

而此前約十分鐘,由交通運輸部組織的2016年“小康路·交通情”重大主題宣傳活動記者團的車隊剛剛從這里經過。“準備給你們介紹情況的一位當地領導被堵在後面過不來了。”隨行的四川省交通運輸廳一位工作人員對記者說。

17日下午,四川沐川縣沐舟路山體塌方現場。

據第一財經記者了解,事發後,沐川縣啟動應急搶險預案,相關部門趕往現場進行搶修,因該路段存在安全隱患,為確保過往行人、車輛安全和應急搶險的順利進行,已實施臨時交通封閉。

通村公路達標率僅為21%

沐舟路是沐川縣通往馬邊彜族自治縣的主要通道。第一財經記者在這里看到,這里一邊是高山峻嶺,一邊是深達幾十米的懸崖。老舊的車道兩輛車交錯時有些困難。

“山上經常有飛石下來,每年都有幾十起被飛石打傷的事故。”在連接峨邊、馬邊兩個彜族自治縣的唯一通道“峨馬路”幹溝隧道旁,馬邊彜族自治縣人民醫院副院長伍學明對第一財經記者說。

峨馬公路是峨邊、馬邊脫貧攻堅的交通重大項目,該路的建設是加快小涼山交通建設,補齊交通短板,促進峨邊、馬邊如期脫貧攻堅,加快兩縣經濟、文化交流、生態保護和促進旅遊資源開發的重要通道。

今年3月8日,樂山市公路局局長王川等7人在這里踏勘道路時,遭遇路邊巖意外崩塌因公殉職。第一財經記者在現場看到,當時落下的巨石仍在路邊,多處波形護欄被砸壞,限速標誌牌上也有多處被飛石擊打的印痕。

“對外交通嚴重制約了馬邊經濟發展和群眾便捷出境。”馬邊縣交通運輸局局長馮建平告訴記者,馬邊對外交通無水路、鐵路、高速公路,僅依托G348線(原S103線)和縣道馬新路與樂山中心城區、涼山州美姑縣、宣賓市屏山縣連接,小車到達中心城區都要3個多小時。

他說,馬邊已建成的縣鄉公路多以G348線為主軸線的樹杈狀分布並斷頭,鄉與鄉之間未打通聯網道路,交通內循環網絡未形成。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馬邊目前現有的道路狀況堪憂,“由於地方財政資金緊張,加上山嶺重丘的地形特點,導致農村公路建設成本高、施工難度大、技術等級低、抗災能力弱。”馮建平介紹,馬邊縣鄉道總體達標率僅33%,通村公路達標率僅21%,遠不能適應農村經濟發展和群眾的生產生活需要。

另外,馬邊道路通村通暢深度也不夠。“雖然通暢率達到83%,但由於地理條件等因素的影響,群眾居住十分分散,通村公路基本只到達村委會或村小學,而未通達群眾的主要聚居點。”馮建平說,馬邊有24個村的村委會在省、縣、鄉道旁邊,視為通暢,其實未通暢。通村道路的安保設施也不健全,完善率僅為19%。

“十三五”重任是“兜底線”

馬邊農村道路的窘況僅僅是四川農村道路現狀的一個縮影。

四川省扶貧和移民工作局副局長王小剛介紹,四川貧困地區“出行難、行路難、運輸難”的問題仍比較突出,“區域整體貧困問題依然突出,特別是農村交通建設欠帳較多,導致脫貧成本高,脫貧難度大。”

四川省交通運輸廳副廳長張琪介紹,“十三五”時期,四川省交通精準扶貧攻堅戰的一項重要任務就是“兜底線”,以四川省委、省政府批準實施的新一輪甘孜州交通建設推進方案、大小涼山地區交通建設推進方案、南充市交通建設推進方案、達州市交通建設推進方案等4個扶貧專項工程為重點,全面推進貧困地區交通精準扶貧攻堅。

張琪介紹,2016年貧困地區交通建設計劃完成投資509.5億元(1-5月已累計完成投資221億元,5月底舉行了第一批交通精準扶貧項目集中開工儀式,開工項目1081個、總投資202億元)。其中,高速公路建設計劃完成投資257億元,到2016年底,實現內地46個貧困縣中有37個縣連通高速公路。

普通國省幹線公路計劃完成投資149.4億元,到2016年底,普通國道二級及以上比例提高5個百分點,加快提升幹線公路通行保障能力;農村公路計劃完成投資91.6億元、新改建貧困地區農村公路1萬公里,全省減少不通硬化路鄉鎮100個。

第一財經記者拿到的《大小涼山地區2016-2018年公路水路交通建設推進方案》稱,2016-2018年加快高速公路、國省幹線公路、農村公路、運輸站場、內河水運和養護管理設施等建設,新改建公路1.1萬公里,規劃完成投資550.4億元(樂山市147.3億元、涼山州403.1億元)。

馮建平告訴記者,“十三五”期間,按照“打破外瓶頸,暢通內循環,構築產業路,完善連接點”的思路,馬邊縣規劃投資152億元,達標建設244公里縣鄉道、615公里通村公路(全面覆蓋95個省定貧困村)、424公里通村公路延伸線,有條件的建制村實現農村客運全覆蓋,重點項目包括投資248.8億元的仁沐新高速馬邊支線、投資394億元的樂西高速和投資29.4億的峨馬路。

6月17日,四川省馬邊彜族自治縣,生活在高山河谷間的女人和孩子們。攝影/章軻

峨馬路沿線的警示牌。攝影/章軻

峨馬路現行道路狀況。攝影/章軻

限速牌上仍有被飛石擊打的印痕。攝影/章軻

從山上滾落到公路上的巨石。攝影/章軻

 

 

采訪 訪團 團與 塌方 擦肩 肩而 而過 四川 交通 扶貧 兜底 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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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儀隴:把交通建設作為扶貧攻堅的“先手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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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日下午,四川省儀隴縣,山高坡陡。但車行山間,沿著盤山公路穿鄉走村,記者並沒有感到明顯的顛簸。

因為所到之處,車輪下的公路都是水泥路面。

“以路為先,精準規劃,儀隴正在繪織一張交通扶貧的大網。”儀隴縣副縣長李濤告訴記者,近年來,儀隴縣把交通建設作為扶貧攻堅的“先手棋”,圍繞“出境通道高速化、幹線公路快速化、農村公路網絡化”的目標,實施了高速公路企地共建、國省幹線暢通聯網、縣鄉公路改善提升、通村水泥路建設和交通路網配套“五大工程”。

數據顯示,目前儀隴全縣通車里程4923公里,其中高速公路42公里、國道139公里、省道273公里、縣鄉道569公里、通村公路3900公里(通村水泥路2877公里)。高速公路和國道在“十二五”期間實現了“從無到有”的歷史性突破,通村水泥路里程是“十一五”末的4.5倍。

儀隴是朱德元帥和張思德烈士的故鄉,全縣幅員1788平方公里,總人口113萬,是革命老根據地貧困縣和國家新一輪集中連片扶貧開發工作重點縣。

2014年底,儀隴縣有貧困村285個,建檔立卡貧困戶3.41萬戶、10.81萬人,貧困面寬量大程度深。“查找根源,貧在區位,困在交通。”李濤說。

在距縣城9公里的新政鎮安溪潮村,改建後的兩條水泥村道和一座水泥橋已經完工並投入使用。村黨支部書記彭靈賢告訴記者,2015年底,安溪潮村有貧困戶48戶,貧困人口147人,貧困發生率19.4%,是遠近聞名的貧困村。去年7月,該村作為四川省委書記王東明定點聯系的貧困村,率先啟動了脫貧項目建設。

彭靈賢介紹,僅“兩路一橋”就投入資金2089萬元,新建村道公路6.5公里,改建村道水泥路及村外部連接道路5.2公里,修建公路橋1座,改變了以前“肩挑背駝”歷史。

路通了,生意的大門也打開了。在安溪潮村,第一財經記者看到,一座現代化的大型蛋雞養殖場已經基本建成,進入設備進場和調試階段。

該養殖場負責人稱,養殖場與農戶共同建設,綠科禽業有限公司投資占股52%,農戶籌資占股48%,按照企業與農戶“入股分紅、勞務收益”的分配辦法,入戶農戶按每股5萬元投資。安溪潮村共有44戶貧困戶參與入股。建成後,養殖場規模可達到20萬只蛋雞,達產後可實現戶均年增收1-1.5萬元。

在水泥橋頭,村民張小林告訴記者,6年前就和返鄉大學生許茂財等人通過流轉土地,種植了100畝葡萄。“第二年就已經掛果了。每年的投入是7萬多元。路修通之後,一部分放在路邊就賣掉了,另一部分拉到城里賣。都很好賣。”張小林告訴記者,去年賣葡萄的收入有30多萬元。張小林等人給這家葡萄園起了一個很好聽的名字:“同心葡萄園”

彭靈賢介紹,同心葡萄園建立起了“土地租金、勞務收益、有償返租果園、20%利潤讓利返還”的分配機制,貧困戶受益面達到100%,僅48戶貧困戶每年就可獲得土地租(股)金4.69萬元,務工總收入4.9萬元。

李濤對記者說,圍繞“道路延伸到哪,產業就布局到哪”的思路,儀隴縣根據公路分布狀況制訂了全縣產業發展規劃,在高速公路和幹線公路沿線布局了優質水稻、中藥材、榨菜等一批大型產業基地,建成了雷家壩現代農業綜合示範區和一批新村配套產業。

同時,在鄉村道路旁規劃了蔬菜、瓜果、豬牛羊兔等特色家庭種養殖業,發展訂單農業基地52萬畝、規模養殖場635家。統計數據顯示,儀隴縣近兩年公路沿線群眾通過產業脫貧4.2萬人,占全縣貧困人口的32.6%,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較“十一五”末翻了一番。

路面硬化後,村民開始在路邊建起樓房。攝影/章軻

儀隴縣新村建設正在加速推進。攝影/章軻

交通運輸部政研室副主任劉鵬飛(右)在安溪潮村調研。攝影/章軻

安溪潮村現代化的大型蛋雞養殖場。攝影/章軻

同心葡萄園。攝影/章軻

安溪潮村村民正在走過新建大橋。攝影/章軻

安溪潮村村口公交站對面的山體上,懸掛著“公路修到家門口中,小康生活在招手”的標語牌。攝影/章軻

安溪潮村村民在公交站候車。攝影/章軻

 

四川 儀隴 交通 建設 作為 扶貧 攻堅 先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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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五”投2450億 交通扶貧讓“蜀道”不再難

來源: http://www.yicai.com/news/5027933.html

要不了幾年,“蜀道難,難於上青天”的歷史將被徹底改寫。

15日晚,在四川省交通扶貧總體情況座談會上,四川省交通運輸廳副廳長張琪表示,“十三五”時期,四川交通運輸部門將以打通對內對外聯系的“大通道”、暢通與大通道聯系的“靜脈”和服務廣大農村的“毛細血管”為重點,補短板、兜底線,強力實施交通精準扶貧攻堅。

他透露,2016年至2020年,四川將在該省貧困地區規劃新改建公路5.57萬公里,完成投資2450億元,占同期全省交通發展規劃投資的60%。

“到2020年,實現所有鄉鎮通油路、建制村通硬化路,具備條件的鄉鎮建有汽車客運站、建制村開通客運班線,年均渡運量超過5萬人次的支小河流江河渡口基本消除。”張琪說。

建制村通暢率達86%

四川貧困地區主要涉及高原藏區、大小涼山彜區、烏蒙山區、秦巴山區等“四大片區”88個貧困縣,其中,高原藏區包括甘孜州、阿壩州和涼山州木里縣“兩州一縣”的32個縣,大小涼山彜區包括涼山、樂山兩個市(州)的13個縣(市、區),烏蒙山區包括樂山、宜賓、瀘州等3個市的9個縣(市、區),秦巴山區包括廣元、巴中等6個市的34個縣(市、區)。

張琪介紹,早在2012年,四川省就根據與交通運輸部簽定的部省扶貧共建協議,相繼啟動實施了甘孜州交通推進方案、涼山州交通推進方案等一系列扶貧專項工程,5年累計投入中央資金655億元、省級財政資金180億元。

四川省交通運輸廳給記者提供的資料顯示,“十二五”時期,該省高速公路新增通車里程3335公里,通車總里程達到6016公里,建成和在建總里程達到7564公里。

其中,貧困地區的雅康、汶馬、巴廣渝、敘永至古藺、宜賓至敘永、宜賓至彜良等10個項目、1047公里實現開工建設,映汶、雅西、納黔、宜瀘渝、成自瀘赤、廣陜、廣南、巴南、巴達、巴陜、達陜、達萬、成德南、南大梁等16個項目、1583公里建成通車,建成或在建高速公路已通達三州州府,並覆蓋內地80%的貧困縣,其中秦巴山區、烏蒙山區43個貧困縣中僅剩余4個縣未被覆蓋。

截至目前,四川省秦巴山區和烏蒙山區所有縣城已連通二級及以上公路,高原藏區和大小涼山彜區幹線路網正加快形成,包括G318、G317川藏大通道以及G227線木里桃巴至鹽源梅雨等一大批幹線公路相繼實施改造。

張琪介紹,在農村公路建設方面,“十二五”以來,全省累計新改建農村公路11.6萬公里,建制村通達率和鄉鎮通暢率分別達到99%和96%,建制村通暢率達到86%。其中,內地貧困縣基本實現“鄉鄉通油路、村村通硬化路”,三州地區油路通鄉率提高了21個百分點、硬化路通村率提高了33個百分點,阿壩州率先在三州地區實現“鄉鄉通油路、村村通硬化路”。

據第一財經記者了解,目前,交通運輸部定點扶貧的四川色達、黑水、小金、壤塘等4個縣均已實現100%的建制村通公路;除色達縣外,其余3個縣均已實現100%的鄉鎮通油路;除壤塘縣外,其余3個縣的對外公路通道均已達到三級。

年內結束“溜索時代”

“但由於受到自然環境、發展基礎等客觀條件限制,四川貧困地區的交通運輸水平仍然不高,歷史欠賬多。”張琪說,今後相當長的一段時期內,交通運輸發展不足仍然是這些貧困地區發展最主要的制約因素。

座談會上,四川省扶貧和移民工作局副局長王小剛介紹,目前,四川省貧困地區“出行難、行路難、運輸難”的問題仍比較突出,“區域整體貧困問題依然突出,特別是農村交通建設欠帳較多,導致脫貧成本高,脫貧難度大。”

王小剛說,四川農村交通主要存在兩個問題:一是農村公路補助標準低,特別是邊遠地區,建設成本高,地方財力不足,希望能提高對民族地區農村公路的補助標準;二是村級公路建設沒有安排通組(社)道路建設資金,各地呼聲強烈,希望國家將貧困地區農村通組(社)道納入計劃並給予以專項安排。

根據四川省提出的交通扶貧目標,到2017年底,雅安至康定、汶川至馬爾康高速公路建成通車,實現民族地區州府所在地都有高速公路連接;全省普通國道二級及以上公路比重達到60%,普通省道三級及以上公路比重達到40%,市(州)到縣基本實現二級及以上(“三州”三級及以上)公路連接,所有貧困縣至少形成一個二級及以上(“三州”三級及以上)的對外公路通道。

到2020年底,實現所有鄉鎮通油路、所有建制村和新村聚居點通硬化路,所有貧困縣建有功能較為完善的縣級客運站,具備條件的鄉鎮建有鄉鎮客運站(停靠站),具備條件的建制村建有招呼站(牌)並開通客運班線,年均渡運量超過5萬人次的支小河流江河渡口基本消除。

“2016年貧困地區交通建設計劃完成投資509.5億元。到年底,實現省內46個貧困縣中有37個縣連通高速公路;普通國省幹線公路計劃完成投資149.4億元。”張琪說。

根據四川省交通運輸廳確定的任務目標,到2016年底,該省普通國道二級及以上比例提高5個百分點,加快提升幹線公路通行保障能力;農村公路計劃完成投資91.6億元、新改建貧困地區農村公路1萬公里,全省減少不通硬化路鄉鎮100個、建制村1000個以上,建成渡改公路橋45座、渡改人行橋70座。

張琪對記者說,四川省規劃的77座“溜索改橋”中,2015年已建成62座,到年底除金陽、布拖2座跨金沙江的特大橋和北川跨唐家山堰塞湖的特大橋外,其余74座將全部建成,結束溜索時代。

四川省交通扶貧總體情況座談會現場。攝影/章軻

四川省交通運輸廳副廳長張琪。攝影/章軻

四川省扶貧和移民工作局副局長王小剛。攝影/章軻

“十三五”四川省將以完善路網骨架為重點,推動國省幹線公路加快提檔升級。圖為九寨溝景區的道路狀況。攝影/章軻

十三 三五 2450 交通 扶貧 蜀道 不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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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崗村”後大創新:扶貧新玩法變農民為股民

7月22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召開第二十六次會議審議通過了《貧困地區水電礦產資源開發資產收益扶貧改革試點方案》等內容。

會議指出,開展貧困地區水電礦產資源開發資產收益扶貧改革試點,是扶貧開發工作的重大制度創新。

今年3月公布的“十三五”規劃綱要提及“探索資產收益扶持制度”,這是中央層面首次提出的政策表述。這一制度著眼於通過土地托管、扶持資金折股量化、農村土地經營權入股等方式,讓貧困人口分享更多資產收益。

中國浦東幹部學院長三角研究院副院長、副教授余佶曾在《紅旗文稿》上刊文對這一制度創新進行解讀。文章認為,資產收益扶持制度,主要針對自主創收能力受限制的農村貧困人口,比如喪失勞動力而無法勞作的農民,目的在於把細碎、分散、沈睡的各種資源要素轉化為資產,整合到優勢產業平臺上,擴展貧困人口生產生存空間,讓其享受到優質資源,實現脫貧致富。

扶貧創新

《紅旗文稿》為求是雜誌社主辦的綜合性政治理論半月刊。文章稱,資產收益扶持制度將市場機制和資本運作模式引入農村,能夠有效整合財政資金以及村集體和農戶手中分散的土地、資金、勞動力等生產要素,促使各類資本要素流動起來。

這樣的制度設計在於,對農戶而言,可以從傳統生產方式中解放出來,既能按照持有股份獲得穩定的股份收益,由旁觀者變為參與者,增強主人翁意識,又可以通過從事務工經營獲得工資收入;對企業、合作社、家庭農場等新型經營主體而言,可以在不增加成本的情況下發展適度規模經營,實現利潤最大化。從而通過體制機制創新,按照人人參與、人人盡力、人人享有的要求,集中凸顯創新的激活效應,向共同富裕穩步前進。

而且資產收益扶持制度還可以將農戶和集體擁有的土地、林地、草地、荒山、灘塗、水面、房屋、建築物、機械設備等資源和資產股份量化後入股發展生產經營活動,從而激活農村資源要素,進一步發揮統分結合的雙層經營體制的優越性,提高經營集約化水平,統一經營組織化程度,同時增加集體經濟實力,進一步解放和發展農村生產力。

桂林航天工業學院王鈺鑫博士接受第一財經采訪表示,中央開展貧困地區水電礦產資源開發資產收益扶貧改革試點,實質上是資產資本化扶貧。這種政策舉措就找準了部分貧困地區有資源、無發展的癥結所在,是解決貧困人口脫貧的根本途徑。他認為,這種方式最突出的特點就是把市場配置資源和扶貧協作相結合,有利於把貧困地區的各種資源要素轉化為資產,整合到優勢產業平臺上,從而擴大貧困地區的發展空間,使貧困人口共享資產資源開發的“紅利”。

方塘智庫區域戰略研究中心主任張五明對本報表示,長期以來,農村土地因為產權的模糊性和國家限制性政策無法真正體現其市場價值,土地所有者(集體)也無法分享工業化帶來的資產溢價。隨著宏觀政策對農村土地的確權賦能,農村土地作為要素納入到國家整體市場經濟運行的系統中已是大勢所趨。水電礦產資源的開發是工業化社會的基本經濟行為,也是國家壟斷行業,讓貧困地區率先以土地資產入股的方式享受工業化的資產溢價,既是扶貧開發的創新,也是以優化市場資源配置為目的的經濟改革的創新與實驗。

多地在探索

前述中央深改組會議指出,要以增加貧困人口資產性收益為目標,創新貧困地區水電礦產資源開發占用農村集體土地補償方式,圍繞界定入股資產範圍、明確入股受益主體、合理設置股權、完善收益分配、加強股權管理和風險防控等重點任務,探索建立集體股權參與項目分紅的資產收益扶貧長效機制,走出一條資源開發和脫貧攻堅有機結合的新路子。

目前,國內已有四川、湖南、湖北、貴州等省份以“資產收益扶持制度”扶貧,先行開展探索,而且並不局限於水電礦產等資源。

各地做法大體類似,即利用財政專項扶貧資金或部分支農資金作為貧困人口的股份,參與專業大戶、家庭農場、農民合作社等新型經營主體和龍頭企業、產業基地的生產經營和收益分紅,以增加貧困人口的財產性收入。除了由國家財政資金形成資產確權入股外,資產收益扶持制度還可以推廣到農民承包的土地經營權和農村集體資產。

以貴州省六盤水市為例,2014年以來,以“資源變股權、資金變股金、農民變股民”的資產收益扶持制度有效整合各種資源要素,探索了一條通過股權化實現規模化、集約化、產業化的精準扶貧新路子。這種方式取得三個好處,一是以財政資金撬動各方面資金,使分散的資金聚集起來,變資金為股金;二是推進資源變股權,盤活各種資源要素,形成資源疊加效應,提高資源利用率;三是推進農民變股民,讓增收的渠道多起來。

值得關註的是,這種制度創新是在堅持土地公有制性質不改變、耕地紅線不突破、農民利益不受損的基礎上,結合實際探索開展農村資金變股金、資源變股權、農民變股民的改革,通過股權化平臺,構建村、企(合作社等經營主體)、民互惠、工農互動、城鄉一體的發展機制,拓寬了農民增收渠道,改變了農民生產生活方式,推動了扶貧方式向精準扶貧轉變。

據《紅旗文稿》文章稱,2014年以來,六盤水全市共有16.52萬畝集體土地、8.21萬畝“四荒地”、32.18萬平方米水面入股。通過股權收益,新增村集體經濟收入2477萬元,消除“空殼村”413個,“空殼村”占比從2013年的53.8%下降到15.3%。

據《廣西日報》報道,自治區各地根據自身情況采取的資產收益扶貧形式各異。有以農戶土地入股成為股東、合作社老板投資的方式經營現代“鹿寨蜜橙”示範區的“鹿寨模式”;也有扶貧龍頭企業通過對本地資源的整合利用,規劃整個產業鏈的發展,通過分工合作,最終形成一個產業,帶動貧困農戶脫貧致富的“欽州模式”;通過入股、租賃等形式,將古民莊及附近的土地集中整合起來,統一包裝建設成為旅遊景區,在景區開發中,企業不僅給村民直接享受分紅收入,還 承擔了每位村民每年90元的醫保及每年50元的生活補貼,讓廣大村民生活更有保障的“上林模式”等。

張五明表示,方塘智庫調研考察的農村樣本中,在實際操作中,農戶以土地入股大型農業項目的案例比比皆是。這樣的探索創新將有利於盤活鄉村的資產價值,為在更多領域將農村資產納入到市場經濟系統提供實驗樣本,還會減少工業化和城鎮化進程中的人地矛盾和其他社會矛盾沖突,更重要的是,可以進一步推動更具市場化的土地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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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1至6月查處扶貧領域違紀問題366件 處分337人

據中紀委網站7月30日報道,2016年1至6月,山西省查處扶貧領域違紀問題366件,處理375人,給予黨政紀處分337人。

山西省紀委表示,重點突破帶動全面整治。緊盯扶貧領域虛報冒領、截留私分、貪汙挪用、揮霍浪費等問題,在辦理扶貧事務時吃拿卡 要、刁難甚至欺壓群眾,在項目安排、資金落實中以權謀私、執法不公或優親厚友、顯失公平等問題,在項目安排、資金撥付中消極應付、推諉扯皮等問題,進行嚴 肅整治。緊盯工作重點縣和薄弱環節加以整治,根據扶貧領域查處的典型案例確定一批重點縣,從移交市縣紀委扶貧領域信訪舉報件中,篩選問題比較集中或者典型 的線索開展多輪次、滾動式的督辦。

嚴肅查處助推廉潔扶貧。各級紀檢監察機關著力在及時發現問題、嚴肅查處問題、推動解決問題上下功夫,推動監管、查處、整改三到位。實踐“四種形 態”,對扶貧領域出現的苗頭性、傾向性問題早打招呼、早提醒、早處理。對不聽招呼,不收手、不知止,頂風違紀的堅決從嚴查處。省紀委選取部分縣扶貧領域的 舉報線索,組織力量快查嚴處。各市、縣紀委查處了一批典型問題,整治了一批突出問題,通報了一批典型問題。

山西 查處 扶貧 領域 違紀 問題 366 處分 3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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脫貧攻堅省級樣本:看貴州如何精準扶貧

“一看房、二看糧、三看勞動力強不強、四看家中有沒有讀書郎”“扶持對象精準、項目安排精準、資金使用精準、措施到戶精準、因村派人(第一書記)精準、脫貧成效精準”“特惠貸”“銅仁模式”……

近5年來,貴州省減少貧困人口656萬人,35個貧困縣、744個貧困鄉鎮摘帽,貧困發生率從33.4%下降到14.3%。

“從實踐看,貴州扶貧開發探索形成的經驗內容豐富、呈現方式多樣,許多方面值得在全國範圍內深入總結和交流。”中國國際扶貧中心副主任黃承偉說。

去年,國務院高層領導到貴州考察後表示,貴州精準扶貧的經驗可信可行、可學可用、可複制、可推廣,不是盆景,而是風景。貴州精準扶貧精準脫貧的做法為全國扶貧攻堅探索了經驗,初步形成了脫貧攻堅的“省級樣板”。

“精準扶貧雲”工程:進退都有譜

貴州是全國貧困人口最多、貧困面最大、貧困程度最深的欠發達省份,資源條件差、發展底子薄、經濟實力弱、人均收入低。在新劃分的14個集中連片特困地區中,貴州有65個縣分布在烏蒙山區、武陵山區和滇桂黔石漠化區三個集中連片特困地區。

7月31日,貴州省扶貧辦主任葉韜介紹,受區域整體貧困與民族地區發展滯後並存、經濟建設落後與生態環境脆弱並存、人口素質偏低與公共服務滯後並存“三重矛盾”的制約,貴州一直是全國扶貧開發任務最重、難度最大的省份。

黃承偉率領的課題組剛剛完成了“精準扶貧精準脫貧貴州模式研究”。研究發現,在省級層面,貴州的精準扶貧體系建設一個重要方面就是實施精準扶貧的“六個到村到戶”,這是貴州促進扶貧資源精準化的重要機制創新。

“六個到村到戶”,即結對幫扶到村到戶、產業扶持到村到戶、教育培訓到村到戶、危改造到村到戶、生態移民到村到戶、基礎設施到村到戶。

以往的扶貧多是“撒胡椒面”和“大水漫灌”,扶貧資金使用效率低下。扶貧機構甚至對扶貧對象“基本不了解”或“完全不了解”。

貴州威寧彜族回族苗族自治縣迤那鎮扶貧部門創新形成了“四看法”精準識別方式,即“一看房、二看糧、三看勞動力強不強、四看家中有沒有讀書郎”。扶貧工作人員進村後,從房屋、糧食、勞動力、教育等維度對農戶貧困進行測量和評價,將四個維度分成四大類測量指標並賦予相應的分值。精準識別出扶貧對象後,根據貧困特征和發展需求進行幫扶。

“四看法”因具有直觀、易操作等特點,且較好地克服了農戶收入測算難等問題,在貴州全省進行了推廣。

貴州還開發了“精準扶貧雲”工程。扶貧雲技術是以GIS(地理信息系統)作為主要展示手段,利用大數據技術,依據貧困發生率和“四看法”衡量指標,直觀反映貧困人口的分布情況、致貧原因、幫扶情況、脫貧路徑以及脫貧情況。

貧困人口科學認別了,退出也要走規範的程序。貴州建立了扶貧對象退出程序、辦法。如貧困鄉“摘帽”按照縣鄉逐級申報、市州考評、省級核實、社會公示、省扶貧開發領導小組認定的程序進行。

貧困村退出以貧困發生率和村級集體經濟為主要衡量指標,退出程序按照縣鄉初選對象、縣級公示公告、省級備案管理和信息錄入的程序進行。貧困人口退出按照“標準參考、民主評困、程序退出、動態管理”的原則進行,以“四看法”進行定性測算,貧困標準定量計算。

計算結果出來後,再由村支兩委提出並組織民主評議,經村支兩委和駐村工作隊核實後完成“一公示兩公告”的程序,再通過“扶貧雲”報省、市、縣扶貧開發領導小組備案。

易地扶貧搬遷是針對“一方水土養不起一方人”地區的貧困人口進行系統與整體搬遷的一種扶貧方式,是一種兼有消除貧困、發展經濟、開發資源、保護生態環境和促進社會和諧多重效益的有效的制度性扶貧手段。

不完全統計,1994~2000年貴州省共遷移了17817戶、85237人;2001~2010年的10年間,共投入資金24.2億元,累計完成8.78萬戶、38.27萬貧困人口的易地搬遷。

“十三五”期間,貴州省計劃對仍居住在深山區、石山區的105萬貧困人口和37萬生態脆弱區的農戶實施移民搬遷。

金融精準扶貧:“33112”比例投向

財政、金融扶貧是我國扶貧開發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精準扶貧精準脫貧貴州模式研究課題組成員王敏、方鑄介紹,貴州省從2014年起,中央補助和省級安排的財政專項扶貧資金,按照“鄉鎮申報、縣級審批、鄉村實施、鄉鎮初檢、縣級驗收、鄉級報賬”的原則,除重大扶貧專項和以獎代補項目資金外,其余資金由省級主要按因素法分配。

因素法“因素”主要包括客觀因素和政策因素兩大類。客觀因素主要是指客觀存在、非人為原因能直接改變的因素。結合實際,主要包括扶貧對象規模、貧困發生率、農民人均純收入、是否片區縣或重點縣、年度整村推進計劃任務、人均財力等六個方面,其權重占比分別為25∶25∶25∶10∶10∶5。

政策因素主要指各地執行國家和省的扶貧開發政策情況;落實省委、省政府有關扶貧開發重大決策和重大措施情況;省對各地扶貧開發工作考核以及財政專項扶貧資金使用管理績效評價情況;各地開展扶貧開發日常工作等情況。按照政策因素分配資金主要包括以下六種情況:競爭性分配;直接分配;重大專項;貸款貼息;減貧包幹試點;以獎代補。

中央和省級資金,除國家戴帽下達以及省委省政府有明確規定用途的專項資金外,其余資金按照“貧困縣、貧困村、貧困人口、績效考核”2∶2∶5∶1的比例分配,前三個因素資金以全省2014年末66個貧困縣、9000個貧困村、623萬貧困人口為基數直接分配到縣,績效考核因素資金根據省對各地扶貧開發工作考核結果分配,以上分配方式延續到2018年。

王敏介紹,原則上按照“33112”的比例投向五個方面:30%用於扶貧產業,主要發展區域性規模化特色優勢產業,其中30%以上用於探索資源變股權、資金變股金、農民變股民的“三變”改革,70%采取縣級競爭入圍方式分配到鄉(鎮)、村,與其他資金融合使用,發展地方特色優勢產業;

30%用於扶持農民專業合作社、村集體經濟組織,帶動貧困戶發展到村到戶生產經營性項目和公益性民生項目,要落實到貧困村、貧困戶;

10%用於小額扶貧“特惠貸”貼息,主要用於支持“5萬元以下、3年期以內、免除擔保抵押、扶貧貼息支持、縣級風險補償”的專項小額扶貧到戶貸款貼息,要落實到貧困村、貧困戶;

10%用於扶貧培訓,主要支持“雨露計劃”和扶貧幹部培訓,其中扶貧幹部培訓資金不能超過10%;

20%用於改善生產生活條件,支持貧困村(不含村級)以下小型公益基礎設施建設,重點支持產業基礎設施建設。

以上比例,前兩項不得調整,後三項如需調整,需由縣級扶貧開發領導小組報市(州)扶貧開發領導小組同意後報省扶貧辦備案。

王敏介紹,在貴州省“特惠貸”在精準扶貧中發揮了特殊功效。“特惠貸”是指運用人民銀行支農再貸款在貧困地區實行優惠利率,引導金融機構降低貧困農戶融資成本的政策優勢,采取扶貧貼息補助、建立貸款風險補償機制等措施,專門為建檔立卡貧困戶提供“5萬元以下、3年期以內、免除擔保抵押、扶貧貼息支持、縣級風險補償”的低利率、低成本貸款,幫助貧困農戶“換窮業”。

統計數據顯示,貴州省以2014年623萬建檔立卡貧困人口為基數,扣除民政救濟兜底的158萬“兩無”人口,余下的465萬貧困人口120萬戶都能享受到“特惠貸”。

貴州省還與開發銀行聯合實施新型扶貧金融合作項目。2014年,共向22個扶貧金融合作試點縣提供融資授信43.8億元,累計發放貸款17.1億元,支持十大扶貧產業發展,直接惠及農戶10822戶、合作社140家、中小企業122家,帶動貧困地區30萬農戶走上增收脫貧道路。

王敏介紹,到2020年,貴州省精準扶貧“特惠貸”貸款余額力爭突破600億元,其中,每年新增100億元以上。農村信用社利用支農再貸款發放的150億元“普惠貸”逐步轉化成“特惠貸”。通過實施精準扶貧“特惠貸”,幫助貧困農戶“換窮業”,為到2020年貧困人口穩定實現“兩不愁、三保障”,貧困縣農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突破10000元提供信貸支持。

產業精準扶貧:落腳點是貧困人口

“過去的30年間,中國扶貧開發事業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其基本經驗之一在於始終堅持政府主導的開發式扶貧。其中,產業扶貧占據著毋庸置疑的核心地位。”精準扶貧精準脫貧貴州模式研究課題組成員呂方說。

調查顯示,貴州在產業扶貧政策“二次頂層設計”的過程中,著重突顯產業扶貧模式的有效性、安全性和益貧性,一套新型產業扶貧政策體系正在逐漸形成。

貴州省位於中國西南巖溶地區的核心地帶,全省喀斯特出露面積占71%,石漠化區域達3.59萬平方公里,占全省總面積的20.39%,山地、丘陵喀斯特面積比重大,生態環境高度脆弱。貴州是全國唯一沒有平原支撐的省份,難以套用其他地區的農業現代化模式。

受制於自然地理條件、基礎設施等多方面因素,加之自然災害、氣候災害多發,當地農業經濟長期處於欠發達的狀態。

在黔西南州的晴隆縣,人均耕地僅0.77畝,25°以上坡耕地占65%,中低產田土占80%以上。晴隆靠科技扶貧項目啟動,自2001年以來,各級財政累計投入發展資金10526萬元(其中中央及省財政扶貧資金6400萬元)、貸款3000萬元,全縣種草32萬畝,改良草地20萬畝,每年水土流失面積減少10平方公里。同時,從引進種羊2600只起步,歷時10年,到2010年實現存欄羊35萬只,覆蓋農戶1.23萬戶,75%已脫貧致富,人均養羊收入5296元,養羊農戶年收入最低1萬元,最高達10多萬元;畜牧業占農業總產值的比重由2001年的31%提高到2010年的50%。

呂方介紹,今天的晴隆,已基本從“環境脆弱—生活貧困—掠奪資源—環境惡化—貧困加劇”的陷阱中掙脫出來,探索出了一條巖溶山區種草養畜與扶貧開發、石漠化治理相結合的路子,較好地破解了生態脆弱地區農村貧困與生態退化惡性循環的怪圈。

在黔南州長順縣,有13個屬於扶貧開發重點鄉鎮,這些貧困鄉鎮集中在縣境內中南部深山區和石山區,當地山高坡陡、土地貧瘠、資源匱乏,水土流失和石漠化問題十分嚴重。當地有“燒一坡種一坡,收成不到一背籮”的民諺。

2008年以來,長順縣把各種涉農項目資金及資源、人力進行有機整合,捆綁使用,形成積聚效應,初步建成威遠—長寨—種獲—廣順—馬路—凱佐“果、豬、沼”生態農業、羊角屯—竹子托—擺所—中壩—營盤—睦化—代化—鼓揚—交麻—敦操喀斯特扶貧開發、白雲山—廣順—馬路—新寨現代煙草農業和威遠—廣順農產品加工產業四條農業產業帶。

依托生態特色資源,瞄準紅色蘋果、黑色山羊、綠色雞蛋、黃色生姜、白色蘑菇、金色烤煙、褐色核桃、紫色葡萄等,長順縣打造了“七彩農業”特色產業體系。

貴州省印江縣朗溪鎮昔蒲村,每年都有近百噸的水果滯銷。為破解銷售瓶頸,該村抓住“淘寶進村”的契機,將特色產品在網上銷售,搭上互聯網快車,實現了“網貨到村、農貨進城”,拓寬了銷售渠道。通過與貧困戶簽訂網上代銷協議,幫助貧困人口銷售滯銷水果,人均增收約900元。

“產業扶貧是增強貧困地區、貧困人口自我發展能力的基本政策模式。”呂方說,從有效性方面講,產業扶貧項目的安排和扶持要強調精準發力。過去的實踐中常有“扶了產業、富了大戶,卻扶不了貧”的問題,但從貴州的實踐可以看出,產業扶貧的出發點和落腳點都是貧困人口可持續增收以及自我發展能力的提升。

貴州省山地、丘陵喀斯特面積比重大,生態環境高度脆弱。攝影/章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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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五”交通扶貧規劃出爐 力爭到2020年“班車到村”

8月11日,從交通部網站獲悉,日前,交通運輸部印發《“十三五”交通扶貧規劃》(簡稱《規劃》),結合貧困地區交通運輸發展的實際需要,明確了“十三五”期交通扶貧脫貧攻堅八大任務,進一步加強貧困地區交通基礎設施建設,提升運輸服務能力和水平,強化安全保障能力和管理養護效能,力爭到2020年,貧困地區全面建成“外通內聯、通村暢鄉、班車到村、安全便捷”的交通運輸網絡,總體實現“進得來、出得去、行得通、走得暢”。

當前,中央脫貧攻堅範圍進一步擴展,脫貧攻堅進入關鍵沖刺期,打贏交通扶貧脫貧攻堅戰成為“十三五”期必須完成的任務之一。《規劃》指出,“十三五”期,加快基礎設施建設仍是交通扶貧的首要任務,提升運輸服務水平是交通扶貧的落腳點,推動交通運輸可持續發展是交通扶貧的迫切要求。

《規劃》明確,“十三五”期交通扶貧覆蓋範圍包括集中連片特困地區、國家扶貧開發工作重點縣,以及以上範圍之外的一批革命老區縣、少數民族縣和邊境縣,共1177個縣(市、區)。各級交通運輸部門要統籌規劃,促進“點”與“面”、“內”與“外”、“城”與“鄉”交通運輸協調發展;堅守底線,推動交通運輸基本公共服務向革命老區、民族地區、邊疆地區、連片特困地區延伸;精準施策,合理制定交通扶貧目標和重點,推動“交通+特色產業”“交通+電商快遞”等扶貧新模式;因地制宜,實現交通發展與自然環境和諧統一;明確地方政府的責任主體地位,中央和地方合力推進交通扶貧脫貧攻堅。

根據《規劃》,“十三五”期,交通扶貧脫貧攻堅將重點實施骨幹通道外通內聯、農村公路通村暢鄉、安全能力顯著提升、“交通+特色產業”扶貧、運輸場站改造完善、水運基礎條件改善、公路管養效能提高和運輸服務保障提升等八大任務。支持貧困地區建設1.6萬公里國家高速公路和4.6萬公里普通國道,實現貧困地區國家高速公路主線基本貫通,具備條件的縣城通二級及以上公路;力爭提前1年完成托底性的建制村通硬化路建設任務,解決貧困地區2.45萬個建制村、2.1萬個撤並建制村通硬化路;支持貧困地區約3.16萬公里資源路、旅遊路、產業路改造建設;支持貧困地區改造建設150個縣級客運站和1100個鄉鎮客運綜合服務站,實現所有鄉鎮和建制村通客車。

“十三五”期,貧困地區國家高速公路、普通國道、農村公路和縣鄉公路客運站建設中央投資約8480億元。《規劃》指出,貧困地區經濟發展水平參差不齊,發展基礎差異較大,交通扶貧投資政策要在國省幹線公路、農村公路、農村客運站點等方面因地制宜、精準施策。

《規劃》要求,各級交通運輸部門要按照“中央統籌、省負總責、市(地)縣抓落實”的要求,強化規劃組織實施,做好發展資金保障,鞏固和發展“大扶貧”工作機制,加強人才培養和科技支撐,全面提升交通運輸基本公共服務水平,為貧困地區與全國同步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提供強有力的交通運輸保障。

十三 三五 交通 扶貧 規劃 出爐 力爭 2020 班車 到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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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通報4起扶貧腐敗問題

來源: http://www.infzm.com/content/118848

(新華社/圖)

近日,青海省紀委通報4起扶貧領域侵害群眾利益問題。

西寧市大通縣樺林鄉阿家溝村黨支部書記蘭福勝、村主任靳成玉違反廉潔紀律問題。蘭福勝、靳成玉在任樺林鄉阿家溝村村幹部期間,村財務管理混亂,坐收坐支村道路硬化項目資金、扶貧開發整村推進項目農戶自籌資金和城關苗圃幫扶資金;虛報冒領村團支部書記工資並私分;村務不公開、不透明等。2016年5月16日,大通縣紀委研究決定,分別給予蘭福勝、靳成玉黨內嚴重警告處分。

海東市循化縣街子鎮古及來村黨支部原書記魯乙四夫挪用扶貧資金問題。2013年,魯乙四夫在任古及來村黨支部書記期間,將縣扶貧局下撥的扶貧項目資金154.5萬元私存於個人賬戶,並將發放給村民後剩余的7萬元資金用於維修該村便民橋及個人生活開支。2016年5月24日,循化縣紀委研究決定,給予魯乙四夫開除黨籍處分。違規挪用項目款全部予以退繳。

海北州海晏縣三角城鎮武裝部長李寶元違規占有異地整村搬遷項目房問題。李寶元利用職務便利,違規將其母親戶籍轉到海晏縣三角城村東風社,申請異地整村搬遷項目房,享受補助資金3萬元。此後,因村民反映,致使其母未實際占有項目房。2016年4月26日,海晏縣紀委監察局報經縣委、縣政府批準,給予李寶元黨內嚴重警告和行政記大過處分。

果洛州達日縣扶貧開發局原局長韓戈違反財經紀律問題。2014年,韓戈在任達日縣扶貧局局長期間,在實施上紅科鄉尼勒村、窩賽鄉直卻村易地搬遷項目時,違反招標投標法,違規將標段366萬元的施工項目承包給同一家施工單位,在黨員幹部中造成了不良影響。2015年10月23日,達日縣紀委監察局研究決定,給予韓戈行政記過處分。

青海 通報 扶貧 腐敗 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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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東嚴查扶貧領域腐敗問題發現問題線索1010件 處分182人

來源: http://www.infzm.com/content/118836

(新華社/圖)

“連州市西岸鎮農業辦公室原副主任何文海違規為25戶不符合享受國家搬遷安置補助條件的農戶提供虛假資料,導致50萬元補助資金被騙取,受到開除黨籍、開除公職處分,並被判處有期徒刑一年,緩刑一年六個月……”廣東省紀委日前通報了多起扶貧領域腐敗問題。

據了解,今年初,廣東省紀委在省紀委全會上部署開展扶貧領域監督執紀問責工作,要求全省各級紀檢監察機關著力查處扶貧領域虛報冒領、截留私分、揮霍浪費等腐敗問題,以鐵的紀律為打贏脫貧攻堅戰提供保障。截至目前,全省各級紀檢監察機關共發現扶貧領域問題線索1010件,立案查處182件,處分黨員幹部182人,移送司法機關7人。

“各級紀檢監察機關要把嚴肅查處扶貧領域腐敗問題作為當前和今後一個時期紀律審查工作的重中之重,明確責任、狠抓落實。”廣東省委常委、省紀委書記黃先耀說。

工作啟動之初,省委領導以上率下,實地走訪扶貧攻堅任務較重的地區,推動工作紮實開展。黃先耀先後到12個縣(市、區)、40多個鎮(街)和村(居)對扶貧領域監督執紀問責工作進行檢查和指導。

為把工作責任落實到基層,廣東省紀委今年5月初專門召開全省電視電話會議,對扶貧領域監督執紀問責工作進行再動員再部署。全省建立了市縣為主體、扶貧部門牽頭抓總、職能部門主管負責、紀檢監察機關監督執紀問責、省市縣鎮村五級聯動的工作機制,層層壓實責任。

此外,廣東省紀委會同省檢察院、公安廳、審計廳、信訪局、扶貧辦等單位,建立了扶貧領域監督執紀問責工作協作機制。同時,建立問題線索定期匯總、及時移送、協作配合審查、成果報告和宣傳、協調會商等工作機制,要求各成員單位加強溝通聯系、密切協作,做到信息互通、成果共享,形成工作合力。

在省紀委的示範帶動下,各地紛紛行動起來:

今年2月,珠海、韶關、江門、湛江等地的市委主要領導圍繞脫貧攻堅,約談了各縣(市、區)的黨委書記和部分鎮黨委書記,要求負起第一責任人責任,確保各項扶貧政策落地見效。

肇慶市紀委書記在各縣(市、區)紀委調研期間,專門針對扶貧領域監督執紀問責工作對各縣(市、區)紀委書記進行約談,督促切實履行監督責任,為當地完成脫貧任務提供紀律保障。

廣州、深圳等地針對自身對口幫扶粵東西北地區任務重、資金量大的特點,擴大協作範圍,將財政、農業等部門也納入協作單位,充分發揮相關職能部門作用。

廣東省紀委將扶貧領域中的違紀問題列為全省排查農村基層黨員幹部問題線索的重點領域之一。各級紀檢監察機關圍繞脫貧攻堅“五個一批”工程,突出異地搬遷、生態補償、社會保障兜底扶貧等重點項目,扶貧資金分配、項目申報審批等重要環節,以及貪汙侵占、克扣挪用、優親厚友等重點問題開展線索排查。

為擴大獲取問題線索渠道,廣東省紀委專門開通作風舉報網、作風暗訪網等監督舉報平臺,接受社會各界監督,並將發現的扶貧領域問題線索單獨登記、專項受理、集中處置。各級紀檢監察機關註重收集巡視、審計、專項檢查以及有關職能部門日常工作中發現的相關問題線索,媒體曝光的有關問題,等等。對於發現的問題線索,各級紀檢監察機關建立線索臺賬,由專人負責線索臺賬的動態更新,並於每月初逐級報上級紀委匯總。

梅州市紀委主要領導帶隊開展下訪,進村入戶摸排線索,每名班子成員走訪群眾15戶以上,共收集問題線索197件。惠州市紀委建立區鎮兩級審計報告線索篩查制度,從審計報告中排查問題線索91條。汕尾市統籌整合鎮(街)紀(工)委力量,成立若幹聯合工作組,對相關工作人員實行地域回避,開展分片聯合、交叉摸排工作。珠海、陽江、肇慶、潮州等地將線索摸排範圍擴展至市直單位,均發現多起市直單位的黨員領導幹部涉嫌侵吞扶貧資金的問題線索。東莞市、中山市聯合審計、公安、農業等部門,利用信訪舉報、年度審計、專項檢查等方式,全面擴大線索排查覆蓋面。

要及時發現問題,更要嚴肅查處。廣東省各級紀檢監察機關堅持暗訪、查處、追責、曝光“四管齊下”,對於發現的問題線索快查快結,每月初將上月辦結的案件納入臺賬,逐級上報至省紀委匯總,形成全省扶貧領域案件查處總臺賬。同時,省、市、縣三級紀委有機聯動,定期對扶貧領域違紀典型案件點名道姓通報曝光,起到“通報一起、警醒一片”的作用。

廣東省紀委暗訪發現信宜市白石鎮金林村村幹部存在造假賬騙取上級扶貧資金的問題,涉案的金林村黨支部原書記李世榮、村委會原副主任陳昌道等人均受到黨紀國法的懲處。在暗訪過程中,白石鎮黨委原書記林春永通過授意相關單位停電,阻撓省紀委暗訪,受到黨內嚴重警告、行政記大過處分,並被調離崗位。

為加強對各地開展扶貧領域監督執紀問責工作的督導,廣東省紀委組建了5個抽查組隨機開展實地抽查,對各地扶貧領域線索摸排和紀律審查兩個臺賬進行檢查,對在查的扶貧領域重點案件進行督辦,對已查結的扶貧領域重點案件進行剖析,對發案地區和單位整改情況進行回頭看,等等。

各級紀檢監察機關在開展紀律審查的同時,註重督促各地各部門舉一反三,督促相關部門針對共性問題進行專項整治。廣東省紀委暗訪發現,農村住房改造資金違規發放等問題較為突出,便立即督促省住建廳對照問題、研究對策,修訂完善資金管理發放辦法,保障資金使用廉潔高效。針對貧困戶建檔立卡工作廉政風險較大的問題,省紀委督促省扶貧辦組織對現有建檔立卡貧困人口進行核查、比對和清退,完善數據庫建設管理。

廣東 嚴查 扶貧 領域 腐敗 問題 發現 線索 1010 處分 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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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媽也創業 電商扶貧破解紮蘭屯“富饒的貧困”

62歲的張秀榮大媽最近“火”了。

依靠栽培黑木耳,通過自主創業,她僅用了兩年就完成了從家貧如洗到年入數萬的“蛻變”。這期間,她更是升級了種植技術,組建貧困戶專業合作社,註冊網店實現線上銷售,還帶動了村民共同脫貧致富。

張大媽的脫貧案例是內蒙古紮蘭屯市“電商扶貧”的一個縮影。面對當地土特產品質好但銷路不暢、外界知曉率低等“富饒的貧困”這一突出問題,地方政府借助發展農產品電商的契機,既幫助貧困戶脫貧又推動相應產業發展,用一根網線逐步改變著當地的貧困面貌。

在脫貧攻堅的時代背景下,作為貧困縣的紮蘭屯,這次下定決心要“摘帽”。

富饒的貧困

就面積來說,呼倫貝爾市是山東與江蘇兩省之和,而隸屬於呼倫貝爾的縣級市紮蘭屯更是超過北京市。在紮蘭屯這片廣袤的土地,上生態系統完整,有著較好的自然資源,國家地理標誌保護認證農產品就有7個,比如黑木耳、大米等。然而,這里仍然生活著1.6萬的貧困人口,存在土特產品質好但銷路不暢、外界知曉率低等“富饒的貧困”問題比較突出。

紮蘭屯市扶貧辦副主任李海龍對《第一財經日報》記者表示,當地貧困原因排在前三位的是因災、因病以及生產資金缺乏。對於“富饒的貧困”,他解釋稱,紮蘭屯市有青山綠水,還有很多優質的農產品資源,但因為交通不便,信息閉塞,無法走向全國市場,更賣不出好的價錢,自然無法帶動貧困村民增收致富。所以是盡管富饒,但仍然貧困。

不過,發展勢頭如火如荼的電子商務改變了這一局面。

2015年,電商扶貧被國務院扶貧辦確定為精準扶貧十大工程之一。依托紮蘭屯市被國家商務部認定為電子商務試點縣、全國供銷合作社認定為電子商務示範縣的有利時機,李海龍稱,政府統籌考慮,集中整合了扶貧的政策和資金,將扶貧攻堅納入到電商體系全面推進,通過“大眾創業、萬眾創新”帶動貧困戶在電商發展的全產業鏈上就業增收。

也就是在這一年,張大媽做了三件大事:立體栽培黑木耳擴大規模、成立張大媽黑木耳專業種植合作社、註冊網店通過電商銷售黑木耳。而上一年,張大媽才參加由政府組織的黑木耳栽培技術培訓班,將信將疑試著用東拼西湊借來的9000元錢購買了6000袋菌袋,在自家院子里,開始了創業之路。

樸實憨厚的張大媽對本報記者表示,當時菌袋買回來後,還瞅著發楞,這個就能長出木耳?但在紮蘭屯市黑木耳辦技術人員的跟蹤式培訓和技術指導下,2014年,她賣木耳就收入了1.8萬元,去掉成本凈賺9000多元,每袋大約凈賺1.5元。在她看來,家里兩個病人需要照顧,自己年齡又大,外出打工也賺不了多少錢,這種庭院經濟勞動強度並不大,很適合她的家庭狀況。

有了一年種植經驗的張大媽嘗到了“甜頭”。2015年,當了解到最新的“黑木耳吊袋大棚立體種植”技術之後,考慮到自家院內的場地有限,張大媽琢磨改變原來地擺的種植模式,在現有的院內進行立體栽培,栽培規模將擴大近4倍,可達到2萬袋。

不過,資金仍然是制約因素。於是,在扶貧辦等部門的幫助下,為張大媽眾籌了12.15萬元,建成鋼結構吊袋大棚300余平米,購買吊袋木耳菌袋2萬袋,註冊成立了張大媽黑木耳專業合作社和“一把木耳”牌商標,通過政府提供的電商技術培訓,張大媽成功開設網店實現線上銷售,這一年凈收入達到3萬,實現當年脫貧。在她的示範帶動下,建檔立卡貧困戶紛紛加入合作社。

脫貧致富的3.0版本

致富“達人”張大媽的這種脫貧模式,被當地扶貧部門稱為“貧困戶直接創業模式”。李海龍稱,這是全市在執行電商扶貧發展戰略以來,通過整合資源,培育的七種電商扶貧致富模式之一。

這種依靠大學生、農村青年、貧困戶轉為電商創客的方式被地方政府大為認可。李海龍認為,政府為創客們提供資金、政策、技術支撐,但更多的還是要調動他們不論是脫貧還是創業的積極性,讓他們依靠自己的力量、市場的力量改變當前的貧困面貌。

從目前情況來看,一根網線正在逐步改變著紮蘭屯市貧困地區的面貌。事實上,在經濟新常態地方不斷尋求經濟轉型的背景下,大力發展農產品電商無疑有助於帶動貧困農民實現增收致富。而這種依靠市場而非“等靠要”來擺脫貧困,乃至在將來脫貧致富,更值得期待。

紮蘭屯市蘑菇氣鎮野馬河村支書康少全更是一語中的:要脫貧的話,市場扮演的角色比政府更為重要。他說,通過電商平臺,可以了解市場行情,市場需求啥,就種啥,而且方便促成訂單。另外,哪里價格高,就可以銷往哪里,電商很容易就解決了產銷雙方信息不對稱的問題。

他分析,當地之所以貧困,在於人多地少,而且山地較多,依靠土地難以維持生活。另外,地理位置離鎮區較遠,交通不便利,購物、銷售都不方便,這成了制約經濟發展的首要因素。此外,農產業也沒有形成規模化經營。

對於地方推行的電商,他評價稱電商平臺讓工業品得以下鄉、農產品得以進城。而且針對年齡偏大、文化程度低、無電子商務技術的貧困人群,還專門搭建村級服務站,集中展示和銷售貧困戶需要銷售的特色產品。

由於電商對交通及通信等基礎設施要求較高,還需要相應的人才配套,呼倫貝爾市政府副秘書長、紮蘭屯市副市長陳秋霖對《第一財經日報》記者表示, 貧困落後地區要想借助電商實現彎道超車, 的確是一個很大的挑戰。不過,要是等什麽條件都具備了再去做電商,就沒有機會了。考慮到基礎設施、人才等不足,市政府也在努力采取政策、資金等措施來提高完善,希望通過電商為地方的扶貧攻堅探索出一條道路來。

目前,紮蘭屯市在經歷“授人以魚”的1.0救濟式扶貧模式和“授人以漁”的2.0開發式扶貧模式後,開始進入“開拓魚市場”的電子商務開放式扶貧3.0時代。陳秋霖解釋說,1.0模式是保底扶貧,解決絕對貧困問題,考慮到可持續性,需要在產業、技能上給予幫助,就有了2.0模式的開發扶貧,但是小規模化的種養殖,在應對隨時會發生變化的市場行情時,貧困戶極有可能遭遇市場風險而可能返貧,那就需要進入3.0模式,通過電商開拓穩定的市場,降低市場價格波動的風險。

對於這一年多來的電商扶貧實踐,陳秋霖認為,不論是政府,還是個人現在都應該清楚的認識到互聯網信息時代已經到來,貧困地區尤其應該抓住這一機遇,不但脫貧還推動經濟轉型。那麽,地方政府應該做的重點是提供公共服務,比如完善交通、通信等基礎設施,還有就是人才先行,培訓人才、引進人才、孵化人才。當然,電商不應該僅僅作為扶貧手段,還應該將其納入到地方整個產業經濟的背景下考慮,實現經濟結構調整和融合發展。

如果說過去有一些地方以“貧”為榮、樂享落後,為爭取政策、資金方面的支持,不願“摘帽”的話,那麽在十八屆五中全會提出的到2020年我國現行標準下7000多萬農村貧困人口實現脫貧,592個貧困縣全部“摘帽”這一時間倒逼機制和組織考核機制下,地方政府更有脫貧摘帽的動力。

李海龍對本報記者表示,紮蘭屯有能力“摘帽”,也不想戴這頂帽子。政府要實行動態管理,一方面做好脫貧攻堅工作,另一方面還要控制好防止返貧。至於摘帽後,並不代表著就解決了貧困,還要繼續關註相對貧困,給予這部分群體不論是產業還是政策方面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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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貧辦主任卻騙取扶貧資金 重慶5名黨員因腐敗受處分

8月22日,據重慶市紀委網站消息,今年以來,按照中央紀委的部署和市委的要求,全市紀檢監察機關強化監督執紀問責,以零容忍的態度嚴肅查處了一批扶貧領域腐敗問題。中共重慶市紀委近日通報了五起扶貧領域腐敗問題典型案例,包括重慶巫溪縣扶貧辦原主任張光然、秀山縣扶貧辦原主任彭地進等人因騙取國家財政扶貧專項資金等問題受到雙開或黨內嚴重警告等處分。

五起扶貧領域腐敗問題典型案例如下:

重慶萬州區普子鄉原組織委員陳賡騙取高山生態搬遷補助資金問題。

2014年,時任萬州區後山鎮經發辦主任陳賡,利用負責該鎮高山生態移民搬遷工作的職務便利,采取冒名頂替的方式,假借該鎮鐵廠村村民羅某的名義在鐵廠高山生態搬遷安置點購買高山避暑房屋,並騙取國家高山生態搬遷補助專項資金3萬元。2016年6月,萬州區紀委報經區委同意,給予陳賡黨內嚴重警告處分,免去其普子鄉黨委委員、組織委員職務,違紀款3萬元全部上交財政。

重慶雲陽縣桑坪鎮大樹村綜合服務專幹杜賢美截留貧困戶慰問金問題。

2016年春節,杜賢美負責發放該村34戶貧困戶慰問金。截止2016年4月14日,杜賢美未落實鎮政府關於在春節期間全部發放到位的要求,僅發放了23戶0.69萬元,在群眾中造成不良影響。調查期間,杜賢美將剩余11戶的0.33萬元慰問金補發到位。2016年6月,雲陽縣桑坪鎮黨委給予杜賢美黨內嚴重警告處分。

重慶巫溪縣扶貧辦原主任張光然在扶貧工程安排、扶貧資金撥付中收受他人財物等問題。

2009年至2014年,張光然利用擔任巫溪縣發展改革委黨組成員、副主任和縣扶貧辦黨組書記、主任的職務便利,在該縣巖溶地區石漠化綜合治理、易地扶貧集中安置示範點基礎建設、鄉村旅遊扶貧項目等工程項目中,為他人謀取利益,先後收受阮某、何某等人財物共計144.15萬元;在鄉村旅遊扶貧產業項目、特色產業示範工程中,單獨或夥同他人虛報黨參種植面積,騙取國家財政扶貧專項資金27.31萬元。2016年3月,巫溪縣紀委報經縣委同意,給予張光然開除黨籍處分;縣監察局報經縣政府同意,給予張光然開除公職處分。司法機關已依法追究其刑事責任。

重慶石柱縣南賓街道黃鶴村黨支部原書記蔡世華挪用危舊房改造資金等問題。

2014年,蔡世華利用保管該村危舊房改造資金的職務便利,夥同他人通過造假工程合同、虛開工程材料發票等形式,將100.8萬元危舊房改造資金從該村村級賬戶轉入自己的建行卡中,用於退還其此前挪用的該村高山搬遷居民安置點部分購房戶的購房款和鐵路渣場占地費等,至今未歸還;利用負責該村高山易地居民點建設工作的職務便利,把該居民點工程拿給建築老板郭某,並通過回扣提成、收取現金等方式,收受錢物15.5萬元及價值7.8萬元的東風皮卡車一輛。2016年5月,石柱縣紀委給予蔡世華開除黨籍處分,並將其涉嫌犯罪問題移送司法機關處理。

重慶秀山縣扶貧辦原主任彭地進監管失職等問題。

2013年至2014年,秀山紅星中藥材開發有限公司在實施金銀花GAP示範基地建設項目、深加工項目以及天門冬規範化種植基地建設項目過程中,套取補助資金227.64萬元,部分扶貧項目成果失實;2013年,重慶魯渝立強食品有限公司以實施“秀山土雞加工及市場營銷項目”名義,套取特色效益農業補助資金134.68萬元。彭地進時任該縣扶貧辦黨組書記、主任,未正確履行職責,對扶貧項目監督檢查不到位,對扶貧項目竣工驗收把關不嚴,造成重大經濟損失和不良社會影響;先後多次向實施扶貧項目的企業收取“贊助費”,安排該辦綜合科設立賬外資金,部分用於違規向單位職工發放獎金、津補貼。同時,彭地進還有其他嚴重違紀行為。2016年5月,秀山縣紀委報經縣委同意,給予彭地進開除黨籍處分;秀山縣監察局報經縣政府同意,給予彭地進開除公職處分,並將其涉嫌犯罪問題移送司法機關處理。該縣扶貧辦單位職工退繳全部違規領取的獎金、津補貼。

重慶市紀委強調,打贏脫貧攻堅戰是當前和今後一個時期十分重要的政治任務。各級紀檢監察機關要進一步嚴明扶貧領域紀律,抓緊抓好監督執紀問責工作。要實踐好監督執紀“四種形態”,抓早抓小,動輒則咎;要定期梳理問題線索,開展多輪次、滾動式交辦督辦,對反映集中、影響惡劣的重點督辦、限期辦結,對發現的腐敗問題嚴查快處。要認真貫徹執行《中國共產黨問責條例》,堅持常態化問責,堅持通報曝光制度,形成持續震懾,為打贏脫貧攻堅戰提供有力紀律保障。

扶貧辦 扶貧 主任 騙取 資金 重慶 黨員 腐敗 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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