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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是國企改革的救星，還是國資流失的漏鬥？員工持股忐忑歸來

1990年代，員工持股作為國企改制的一條道路被引入中國，但此後二十余年間，它因引發國資流失而屢次攪起全社會大爭論，並屢次被叫停，近十年來一直陷於停滯。

現在，伴隨著新一輪國企改革的重啟，員工持股重獲允許，但決策層與監管者對此都小心翼翼，目前取得突破的，僅限於已上市國企。

停滯了10年之久的國企員工持股計劃，有望重啟。

2015年5月25日，國務院國資委發布《2015年度指導監督地方國資工作計劃》，其中特別提出，今年將指導地方國資委研究制定混合所有制企業實施員工持股試點的管理辦法，規範開展員工持股試點工作。

員工持股計劃（ESOP）又稱職工持股計劃，由美國律師和銀行家路易斯·凱爾索於1956年受《共產黨宣言》的啟發而發明。1990年代，員工持股作為國企改制的一條道路被引入中國，此後十多年間，它因為引發國資流失、利益輸送、黑箱操作等問題而備受爭議、屢次被叫停，到2006年因為魯能集團那樁觸目驚心的國資流失大案引發高層震怒隨後事實上中止多年。

2013年11月，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幹重大問題的決定》里，明確“允許混合所有制經濟實行企業員工持股，形成資本所有者和勞動者利益共同體”。

“這可以說是天大的事，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下根本性解決勞動和資本矛盾問題的有效方法。”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李揚認為。

但一年半以來，實踐中並未出現國企員工持股的典型案例，國資委牽頭的國有企業員工持股政策也還沒有出臺。

“社會上對國企混改的預期太樂觀了，事實上推進沒有那麽順利。”主營股權激勵咨詢業務的上海榮正投資咨詢有限公司董事長鄭培敏告訴南方周末記者。

國資委企業改革局郭子麗處長2014年9月表示，對於員工持股這樣的關鍵問題，還需要從中央的層面出臺文件，對員工持股的導向、操作和管理等進行系統全面的界定和闡述，預計2015年正式出臺指導意見。

“（員工持股）我們也還在等中央定調，中央定了之後我們照辦。”北京市國資委一位人士近期告訴南方周末。

6月5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會議確定了國資改革的兩大方向性原則——堅持黨的領導和防止國資流失。

南方周末采訪的多位相關人士均認為，鑒於上述紅線，“增量改革”將成為國企員工持股改革的底線，即員工持股只能在新增利潤的基礎上實施，而不能打存量資產的主意。

“確保存量國有資產不流失，促進國有資產保值增值，是國企員工持股改革的政策紅線。”鄭培敏認為。

這無疑加大了非上市國企員工持股計劃的實施難度。

難以複制的“第一單”

上港集團的員工持股對其他國企可能並不具可複制性，因為上港集團早年是整體上市，上海國資委直接控股，上市公司與股東之間“沒有閣樓”（即母公司）。

目前取得突破的，僅限於已上市國有企業。

因為其股票在二級市場價格公開透明，又受證監會、小股東和媒體的多重監督，可以有效遏制暗箱操作，防止國有資產流失。

“上市公司產權清晰、治理規範，就好比蓋房子的土地已經三通一平，是熟地，能直接施工。”鄭培敏說，因此部分上市公司在證券監管法規允許範圍內，開始了探索。

十八屆三中全會後，國有控股公司員工持股的第一個吃螃蟹者，是上海國資旗下的上港集團（600018）。此外，蘭生股份（600826）、海格通信（002465）等國企也發布了將實施員工持股計劃的公告。

2014年11月，上港集團推出員工持股計劃，擬以4.33元/股，向總部及下屬相關單位16082名員工（約占公司員工總人數的72%）非公開發行不超過4.2億股（約占總股本的2%），募資總額不超過18.19億元。股票鎖定期為3年，認購份額的款項來源於薪酬及其他合法方式的自籌資金。

上港集團副總裁丁向明告訴南方周末，該員工持股計劃已於5月初獲得證監會的正式批複，目前正順利實施，“之所以這麽順利，是因為前期方案充分考慮了政策要求，我們的嘗試和探索完全沒有逾越現有法規”。

在國資委對員工持股的指導意見還未公布的背景下，上港集團的方案在敏感環節均采用盡量安全的做法。

比如，認股價是按當時平均股價的90%（其對價是3年鎖定期）計算；股票來源是非公開定向增發，不涉及現有股東權益的讓渡，符合國資委增量改革的精神；增發部分僅占總股本的2%，遠低於證監會10%的規定；資金來源必須是員工自籌，而非企業資金或資產抵押融資，避免國資流失嫌疑；72%的認購率是兩輪征詢後的自願認購結果，符合證監會不搞強制攤派的規定；委托市場化保險機構長江養老作為4.2億股員工股票的管理機構和運營主體，職工股“同進同出”，避免了內幕交易的嫌疑。

丁向明承認，上港集團的員工持股對其他國企可能並不具可複制性，因為上港集團早年是整體上市，上海國資委直接控股，上市公司與股東之間“沒有閣樓”（即母公司）。而大部分上市國企當年是由母公司把優質資產註入上市公司，按現行法規，母公司員工不得參與子公司員工持股。換句話說，若上市公司單獨搞員工持股，勢必繞不開其與母公司和兄弟公司的員工利益分配不公的問題。

此外，上港集團啟動改制時的股價提供了絕佳的時間窗口。“如果到現在股價漲到10元了，那可能認購意願不足，風險就高了。”丁向明說。

初試戛然而止

靠員工持股給職工發福利的通道，被一系列政策事實上堵死。

決策層對員工持股改革的極度謹慎，源於歷史上的教訓太深刻。中國曾數次放開甚至鼓勵國企高管、員工持股計劃，但卻又幾次緊急叫停，其原因都是改革導致了國有資產流失。

全員職工持股興起於上世紀七八十年代西方發達國家國有企業私有化浪潮中，世界銀行曾做過調查，當時的世界500強中有85%以上的企業實行了員工持股計劃，95%以上實行了經營者持股計劃。

但經過各國的實踐，2000年之後，世界銀行不再鼓勵搞職工持股，原因是其導致了企業決策短期化，“長期中，職工很少考慮公司的長遠利益，當長遠利益與短期利益發生沖突時，內部員工往往力量大於外部的力量，導致決策短期化。”原國務院國資委企業改革局副局長賈小梁向南方周末記者介紹。

而在中國，決策層對員工持股的態度也經歷了反複與糾結。

1992年企業股份制改革啟動後，很多國企都設立了職工持股會。

據賈小梁回憶，1994年7月1日，公司法正式實施，次年國務院相關部委在上海起草公司法的五個配套法規，其中有一個是《關於職工持股的管理辦法》，“但這個文件報到國務院分管領導那里沒批複。”同一時期，落實十四屆三中全會提出的“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的12個配套文件中，也有關於職工持股的，結果“也沒批”。“主要是擔心這會變成平均主義大鍋飯。”

也有研究人士認為，當時國企改革的首要任務是結構調整，對低效的國企實行關停並轉，淘汰落後產能，“這種情況下搞職工持股，就阻礙了結構調整”。

但這一時期中央並沒有明文禁止職工持股，各地也有一些摸索，比如向員工發行內部員工股並納入新股發行額度，可在配售6個月後上市。由於中國股票一級、二級市場間存在著巨大價差，內部員工股與一般流通股“同股不同權”，內部員工股往往在上市後拋售，不少人因此而大發橫財。

直到1998年，國務院下令凡是上市公司實施職工持股的，必須全部清退。

這一紙禁令的導火線就是著名的“康賽配股事件”。1996年8月，湖北省黃石市服裝廠康賽集團在上交所成功上市，事後被查出其以向官員送內部職工股的手段進行上市公關。康賽事件牽連三位部級幹部和一批地方官員被查處。

同在1998年，證監會發布《關於停止發行公司職工股的通知》，規定股份有限公司公開發行股票一律不再發行公司職工股。2002年，證監會又發布規定，不再認可職工持股會作為上市公司發起人或股東。

但是，如果持股職工作為自然人股東單列，又面臨公司法、證券法中非上市公司股東數量不能超過200個的限制。

靠員工持股給職工發福利的通道，因而被這些政策事實上堵死。

成為國資流失的漏鬥

到2006年，職工持股演變成國有資產流失的典型案例——魯能改制得以曝光，問題的嚴重性引起震動。

2003年國資委成立前後，一些企業包括科研院所又搞起了職工持股。

但國資委很快發現，許多地方的改制尤其產權轉讓不規範，出現了內部職工股超比例、超範圍發放現象。而其中很多職工股並非由職工自己出資購買，而是用企業的錢，或者向銀行抵押企業資產獲得貸款。換句話說，當時很多員工持股計劃的股權來源是國資股東讓渡出的權益。而購股的資金來源，也是用企業的錢。

還有的企業借員工持股之名，行管理層收購（MBO）之實，受到郎鹹平等知名人士的質疑，引發一場社會大討論。

“當時有一家企業我印象很深，內部職工持股最低200萬股，最高4700萬股，這樣的改制如果不規範，上市之後大量的億萬、千萬富翁都會在央企中出現。”一位前國資委人士回憶說，“這種做法是典型的權貴市場經濟，有些國企的員工持股，是領導持大股，中層持中股，基層員工持小股或沒有股，是按權力大小、職位高低來分配的。與西方國家有本質區別，西方拿出來獎勵給職工的股份，從始至終都是按勞分配，沒聽說獎勵給職工和經營者，最後職工和經營者就變成出資人或老板的。”

該人士認為，那一輪國企的員工持股改革之所以出現這些亂象，原因是產權不清晰、沒有明確投資主體，再加上有些部門管理不到位，企業領導自導自演，只強調薪酬的市場化，規避崗位的市場化，讓職工和經營者以小錢博大錢，最後導致嚴重的社會分配不公。

而當時關於員工持股的相關政策，也並不明朗，且時松時緊。

2004年賈小梁在國資委分管企業上市工作時，曾碰到一家山東地方國企赴香港上市，其中涉及職工持股。“我希望保護優秀企業家，當時政策又不明確。”於是賈要求該企業規範所有材料，提交持股人個人資產證明等。該企業的老總當時很不滿意，認為國資委用行政手段卡企業正常上市，賈小梁回答，“我不願看到第二個褚時健”。

2008年奧運會結束閉幕式前一天，賈小梁在西安機場偶遇該企業老板，這位著名企業家反複地感謝他，“當年幸虧您嚴格要求我規範上市，準備那些材料，後來中紀委來查了我兩年沒查出問題。”

為了堵上改革的漏洞，2004年國資委制定了《企業國有產權轉讓管理暫行辦法》，2006年制定了《國有控股上市公司實施股權激勵試行辦法》，規範改制程序，首先改制方案要經過出資人和債權人同意，要經過資產評估，要對經營者業績進行審計，最後要股權確認，如果是國有企業，還要經過職代會討論。

“這都是‘開正門，關後門’”，賈小梁說。

到2006年，職工持股演變成國有資產流失的典型案例——魯能改制得以曝光，問題的嚴重性引起震動。

魯能集團最早利用1992年每度電提2分錢作為獎勵基金結余，留給企業集資辦電，這筆基金剛開始由工會代持，後來成立多經公司，再後來就變成信托。

2000年時，有內參送到國務院，反映魯能集團的職工持股搞得好，但時任領導產生懷疑。“職工持股兩個億怎麽可能呢？批示去調查。”賈小梁回憶說，“結果根本查不出來，封鎖得非常死。”。

到了2006年《財經》雜誌發表封面文章《誰的魯能？》，揭露魯能集團職工持股的760億元資產被權貴資本曲線鯨吞。

“文章出來後，國資委和中紀委、審計署去聯合調查，兩次調查複核材料，結論是報道完全屬實。”賈小梁說。

“這是員工持股歷史上最重要的標誌性事件。‘魯能’事件曝光後，壟斷性、資源型國企的主業周圍、寄生著一批打著‘員工持股’‘職工福利’的三產，跑冒滴漏國有資產、攫取無風險套利財富，這引起了中央的重視。”鄭培敏對南方周末評論說。

如何重啟改革

“對於大企業來說至少十年內，最好的國有企業治理結構是國有資本、民營資本和內部人持股三分天下，其中民營資本和內部人持股處於相對控股地位，三方互相制衡共同決策。”

魯能事件引起高層震怒，隨後國資委於2008年出臺了《關於規範電力系統職工投資發電企業的意見》和《關於規範國有企業職工持股、投資的意見》（139號文）。

139號文規定，凡“母（公司員工）持子（公司股權）”，關聯企業（基金）持股，購股資金來源於企業借款、墊付款項等形式的職工持股，都必須清退。

時任國資委企業改革局副局長周放生是139號文的主要起草者之一，他認為過去搞員工持股的主要問題有兩方面，一是搞人人平均持股，變成了一種新大鍋飯；二是由管理層主導改制時，內部人通過評估作價上的手腳搞利益輸送。

這些問題後來在國資委的相關文件中都在“不斷堵漏洞”，而139號文把過去十幾年改制的經驗和教訓都做了總結。“這是最近一個文件，把許多制度漏洞都堵上了。”周放生對南方周末說，“改革是個探索的過程。”

事實上，在員工持股改革探索的過程中，理論上的爭論一直不絕於耳。反對者認為，國企資產乃全民資產，怎麽能由少數人（國企員工）所持有？而支持重啟改革者的觀點是，如果混合所有制允許外資或民營資本分享國企改革發展的紅利，為企業發展做出貢獻的職工為何不能呢？

2012年8月，人民銀行行長周小川在社科院金融所成立10周年大會上總結說，“職工持股受了挫折，被擱置了很多年，在改革過程中，有時候一跌跟頭就不容易爬起來，即所謂‘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繩’。問題主要出在上個世紀90年代中期，待上市公司的內部職工持股計劃試點過程中出現了舞弊和醜聞，主要是冒充內部職工的名義持有企業股份，等IPO之後即拋售，獲取高額收益。”

周小川認為，職工持股計劃過去所出現的錯誤是一些初級錯誤，而當前外部條件已經發生了較大的變化，可以形成比較好的設計，減少失誤和出問題的可能性。他建議，在具體的交易方式上，職工持股可以讓職工用工資、獎金來購買股票，“即必須通過真金白銀的現金來購買，而不是像過去那樣采取分配的形式”；另一種交易方式是按嚴格會計準則計算的股票期權。

但直至目前，雖然重啟改革已經確定，但國資委尚未發布關於員工持股的指導意見，外界只能從國資委官員的表態中管窺政策邊界。

國資委企業改革局郭子麗處長2014年9月曾在“員工持股與股權激勵高峰論壇”上對員工持股的適用範圍、股權來源、出資方式等做了說明。她表示，適合引入員工持股的國企應該從事一般性競爭業務，而非從事自然壟斷、行政壟斷業務的企業，或具有國家特許經營資質企業以及其他非競爭性企業；持股人員原則上應該限定本企業的職工，以防止利益輸送；出資方式應堅持以合法現金出資；股權來源一般采取增資擴股，不宜通過轉讓存量的股權；持股比例上，全員持股並不是可推廣和鼓勵的方式，這是有歷史教訓的，總體來看向關鍵崗位、科技骨幹人員傾斜，適當拉開差距。

周放生也認為，十八屆三中全會鼓勵的員工持股，並不是指全員持股，而是指管理層、技術骨幹和業務骨幹多持股，普通員工少持股，“我接觸了大量的案例，據我的經驗看，對於大企業來說至少十年內，最好的國有企業治理結構是國有資本、民營資本和內部人持股三分天下，其中民營資本和內部人持股處於相對控股地位，三方互相制衡共同決策”。

李楊：房地產助力上半年經濟好轉 讓人“忐忑”和“不安”

“這個好轉讓人很不安。”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國家金融與發展實驗室理事長李揚25日上午在“A股上市公司盈利分析與預測(2016)”發布會上表示，研究發現上半年上市公司盈利明顯好轉，但是其中一半以上是因為房地產，這讓人很忐忑和不安。

李揚認為，經濟活動是居民、企業、政府共同完成的，但企業處於供應者地位，企業經營狀況如何，關乎經濟整體狀況。而A股上市公司就是一個可以參考的樣本，代表了大的趨勢，同時也有一些系統性的差別，可以從樣本中去認識和推斷整體經濟。

目前，國際國內形勢還在深度調整過程中。國際形勢，長期停滯;國內形勢，就是“新常態”。“這一次的長期停滯，從2008年算起，至今已經8年，全球經濟依然沒有好轉。”李揚分析，以美國為例，利率恢複到應有水平、美聯儲資產負債表回縮到正常狀態、QE停止及回縮，在這些方面都進一步退兩步，形勢非常複雜，“全球經濟還在深度調整，而且會延續很長時間”。

在他看來，國內的“新常態”，一是“新”，過去三十多年的高速增長結束，根據社科院的預測，潛在增長率會不斷下行，到2030年可能會下滑道5.5%附近。二是“常”，就是說新的變化會成為長期現象。從經濟增長速度來說，是整體下滑的。但是經濟有多方面，速度下滑也帶來了環境改善、可持續性增強等一些樂觀的方面。

社科院此次發布的《2016年上半年A股上市公司盈利分析報告》(下稱《報告》)對上半年公司盈利情況進行了詳細分析，範圍涵蓋2012年以前上市的2271家非金融類A股上市公司。

上半年樣本公司核心利潤增加318.85億，同比增長5.9%。核心利潤增長主要是因為三方面原因，一是房地產等行業營業收入的增加;二是大宗商品價格低位徘徊使得營業成本增幅較小;三是營改增、貸款利率下調以及人民幣貶值等綜合因素的影響。

“樣本公司營業收入同比增加3046.46億元，首先要歸功於房地產上市公司。”《報告》分析，上半年房地產行業營業收入增加1360.02億，增幅達到44.6%，增加額和增幅高居各行業之首，增加額占上市公司總體增加額的44.6%。值得註意的是，如果剔除房地產行業，上半年營業收入增長僅為1.6%。

整體而言，由於區域性房地產市場的火爆，上半年房地產上市公司為整個非金融A股公司直接貢獻了近45%的營業收入的增長，和近40%的凈利潤的增長、近50%的核心凈利潤的增長。

《報告》發布人資本市場與公司金融研究中心高級研究員呂峻表示，主板盈利改善主要是因為房地產，中小板是因為房地產、原材料、產業升級等原因，創業板盈利主要是由於消費升級、結構轉型。

“如果考慮到房地產市場的間接貢獻，房地產行業上市公司為非金融A股公司貢獻了50%以上的收入和利潤增長。”《報告》分析發現，如果剔除房地產上市公司，上半年盈利僅有微弱改善，而主板上市公司營業收入和利潤仍會維持負增長，只是跌幅比上年同期收窄而已。

基於上半年的分析邏輯，《報告》預計下半年與上半年環比會有10%左右的增幅，與上年同期比較會有5%左右的增幅。房地產方面，上半年金融環境相對寬松，房地產市場熱潮可能會逐漸回落。如果下半年房地產市場景氣度下降，且沒有其他行業發展替代房地產行業的角色，那麽與去年同期相比盈利不會改善，甚至可能出現下降。

目前能夠對房地產形成替代的只有基礎設施投資。不過，由於當前地方政府債務水平較高，資金來源是瓶頸，政府能否通過PPP等融資模式推廣去激發民間資本熱情，這是在房地產市場出現滑坡情境下，上市公司盈利能否繼續得到改善的主要因素之一。

一位讓人睡不著覺的總統？企業忐忑目送特朗普“進宮”

面對波瀾驟起的美國市場，各大企業從未如此忐忑。

特朗普去年11月8日勝選美國總統時，美國運動品牌紐巴倫(New Balance)公司興奮地表示，特朗普獲勝意味著“向著正確的方向邁出一步”，但自由派人士在網上發起燒掉該品牌運動鞋的活動作為回應。百事公司(Pepsi)首席執行官盧英德(Indra Nooyi)表示，聽到特朗普當選的消息她的員工們哭了，百事公司隨即遭到了保守人士呼籲的聯合抵制。

從勝選至今，特朗普對商界始終釋放出模棱兩可的態度：一方面表態熱衷於釋放私有資本在市場上的活力;另一方面，卻高舉貿易保護主義大旗，要截流離開美國本土的就業崗位，讓它們都回歸美國。

因此，商界在期待於特朗普時代賺得盆滿缽滿之余，也少不了些許隱憂。甚至，一款名為Trigger的APP推出了一個叫做“特朗普警報”(Trump Trigger)的功能，每次特朗普在推特（Twitter）上提到一家上市公司，這個APP就會為用戶發出一條推送信息，以示提醒。

對於企業而言，在權衡特朗普貿易、經濟政策背後的真正用意之外，那種既擔憂又興奮的矛盾心情還將延續一段時間。

不滿與不安的情緒也表現在民調上——特朗普支持率下滑之快，超過了近期的所有前任。根據最近的蓋洛普民調，他的支持率僅為44%，奧巴馬就任後1年半支持率才跌到這個點，而小布什則是在擔任總統4年半後才如此。

而特朗普，要到明天才入主白宮。

最怕被點名

酷愛通過社交媒體推特發聲的特朗普，自然少不了與商界在推特上的互動。最近，特朗普與商界的互動集中在向這些企業喊話，呼籲後者不要凈想著裁員、把工廠搬到國外、在美國市場銷售非美國制造的產品。為此，特朗普不惜威脅道，這樣做的代價便是35%的高額邊境稅。

有數據庫針對特朗普的3.4萬條推文進行文本分析後得出一個結論，特朗普至少通過推特點了61家企業的名。除了集中火力“炮轟”車企外，還有亞馬遜、蘋果公司等矽谷巨頭，軍工企業洛克希德馬丁公司、波音公司，食品業巨頭億滋，BBC、時代華納等大牌媒體，就連三星等海外企業也曾上了特朗普的黑名單。

這些企業的共同點便是，為了降低各種成本，甚至出於避稅考慮，都選擇在海外或大肆擴張，或兼並重組，或擡高要價，這些顯然與特朗普一直渲染的“美國優先論”(America First)背道而馳。再加上特朗普推特上有龐大的近190萬粉絲群體，無論他在推特上針對某家企業說些什麽，往往能被無限放大，甚至動搖該公司的股價。

因此，對於這些企業而言，除了擔心在海外經營的各種風險外，如今還要新增一項風險：被特朗普貼上“反美”或者“不愛國”的標簽。這也導致企業的公關每天會時不時地刷下特朗普的推特，避免成為下一個被點名的對象。

除了倡導“美國優先論”，特朗普在競選時還時不時拿華爾街開刀，痛斥隱匿在華爾街深處的裙帶資本主義關系。其實，其提高競爭、整治裙帶關系的初衷並非不合理，但特朗普治下的風險在於，這些政策很有可能演變為與大企業民粹式的對抗。比如，特朗普曾主張撤銷為避免金融危機再度爆發、加大對銀行業監管而出臺的《多德-弗蘭克法案》(Dodd-Frank Act)。為此，他還建議將投資銀行與商業和零售銀行區分開來。這對於綜合性銀行而言，顯然是一個夢魘，畢竟摩根大通等綜合性銀行這些年來一直在費心盡力地適應當前法規。

美國有線新聞網(CNN)和市場調研機構ORC當地時間17日的聯合民調顯示，只有40%的美國人認可特朗普的表現；而美國全國廣播公司(NBC)和《華爾街日報》的民調顯示，當前大約48%的美國人稱他們對特朗普持負面看法，38%的人持正面看法。而奧巴馬在就職後不久的蓋洛普支持率仍高達68%，小布什則為57%。

也有利好消息

當然，並不是所有企業都對特朗普的上臺憂心忡忡。特朗普政綱中的減稅措施、精簡審批程序的倡議，以及加大力度投資基建的設想，其實也得到了不少企業擁躉。難怪，在特朗普競選期間，有100名商界人士曾堅定地站在他身後，認為他有能力領導美國走出衰退。

特朗普力主實施自里根時期以來幅度最大的減稅計劃，令不少傳統經濟學家不屑，甚至被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斯蒂格利茨稱為“巫術經濟學”。斯蒂格利茨日前還在達沃斯論壇上稱，特朗普的經濟政策註定失敗。他可以通過對企業施壓，帶來成千上萬的工作機會，但是從宏觀經濟角度來看，他不會成功。

不過，特朗普主張將企業所得稅率從當前的30%下調至15%，同時新工廠和新購設備的成本可以抵稅等優惠措施，還是將為不少企業松綁資金流，因此受到企業的普遍叫好。

此外，精簡審批程序，減少繁文縟節，也大受企業歡迎。比如，特朗普即將推行的醫療與生物制藥新政中，將要對美國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FDA)進行改革，聚焦患者對創新醫療產品的需求。特朗普在競選期間於葛底斯堡的演說中提到，要精簡FDA的新藥批準流程，“美國目前有4000種藥物正在等待批準，(我)特別希望能加速這一過程。”他力主撤銷“奧巴馬醫改”，將醫療保險調整的角色重新掌握在國家手中。雖然目前在美國社會這一舉措仍存爭議，但至少對中小企業來說，可以減輕為員工支付醫療保險的重擔。同時，他還可能為美國的油氣行業提供一個相對於奧巴馬時代更為寬松的發展環境。

至於美國落後的基建，一直是被美國商界甚至是外資詬病的對象。為此，特朗普還考慮設立一家“基礎設施銀行”，對美國的基建進行投資。這一消息，顯然對於商界又是一大利好。

有人聽話有人對著幹

在2017年第一個月還沒過完之際，特朗普已經把汽車業、航空業、食品業、軍火界的代表企業都批評了一通，更別提他在競選伊始就對準矛頭的蘋果公司等矽谷高科技企業。那麽，特朗普對這些企業的喊話效果如何?

最先“服軟”的是汽車業的代表福特。

雖然，從特朗普參選到當選的近一年半時間里，福特一直是據理力爭狀，堅持墨西哥投產計劃不松口，甚至公開反對特朗普的關稅和相關汽車產業政綱。

但在特朗普勝選後，福特的態度出現了180度的大轉彎。除了向特朗普發出大選勝利的祝賀函，還主動送上兩份“賀禮”：暫停了將林肯MKC生產線遷出美國肯塔基州的計劃;又宣布取消16億美元的墨西哥建廠計劃，轉而將7億美元投資到密歇根州的工廠。

在福特的表率作用下，克萊斯勒、通用等美國車企紛紛跟進——前者宣布考慮從墨西哥遷回工廠;後者在當地時間17日宣布將在美國增加1500個工作崗位，這些還只是其在美國投資10億美元的一部分。就連豐田等日本車企，也宣布了未來在美國的投資計劃。

此外，美國冷氣設備制造商開利公司、第四大電信運營商Sprint以及衛星通信企業OneWeb都已積極表示，要為美國本土預留更多就業崗位。後兩家公司表示，這些崗位是日本軟銀集團承諾在美國投資500億美元、增加5萬個工作機會的一部分。

當然，與特朗普“對著幹”的企業也不少。比如，以大眾、寶馬為代表的德國車企，更願意留在人力成本更低的墨西哥造車。而蘋果公司作為美國市值最高的科技公司，被特朗普頻繁喊話“回到美國造iPhone”，也讓公司CEO庫克頗為頭疼。在庫克看來，美國具有合格資質的制造和組裝技術的工人數量遠不及中國，這也是iPhone遲遲無法搬到美國生產的根本原因。如果要硬生生地把生產線遷回美國，那麽iPhone的價格自然水漲船高，公司業績鐵定受到影響。

全球最大資產管理公司黑巖(BlackRock，又稱“貝萊德”)的首席執行官拉里·芬克(Larry Fink)則直接跳出來批評了特朗普，認為他吸引美國公司把其大量海外現金帶回美國的政策沒有用。芬克表示，讓那些跨國公司回流的資金去建設工廠和促進經濟增長是不可能的。

可以肯定的是，在即將到來的美企財報季，結合特朗普屆時的“百日新政”，企業高管必須在關稅、醫改、減稅及基礎設施支出將如何影響營收和利潤方面給予股東一個交代。

忐忑神雀

「啊啊啊啊哦」 神曲《忐忑》來自《詩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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