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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曉靈:民營銀行從互聯網金融嫁接重組更有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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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還在央行工作時,有一次央行開座談會,在場的有經濟學家,也有想投資的民營企業。問誰敢簽訂承諾,投資民營銀行之後,不從這家銀行貸款?最後在座的只有一家企業敢承諾。

歷次給了民營資本機會後,並沒有出現很好的經營結果。哪個企業想利用設立銀行和辦金融機構為自己搭建融資平台,注定會失敗。

1980年代,城市信用社向民營資本敞開了大門;三十年後,是否允許設立民營銀行成為熱議的話題。

2013年6月19日,李克強總理在國務院常務會議上,首次提出,「鼓勵民間資本參與金融機構重組改造,探索設立民間資本發起的自擔風險的民營銀行和金融租賃公司、消費金融公司等。」

7月5日,國務院辦公廳頒佈的《關於金融支持經濟結構調整和轉型升級的指導意見》,再次明確了上述提法。從此各地民間資本申辦民營銀行漸成燎原之勢。

2013年9月16日,全國人大財經委副主任委員、原央行副行長吳曉靈應孫冶方基金會之邀,在貴州進行了一場題為《試析民營銀行的發展前景》的講座,並接受了南方週末記者的獨家專訪。

吳曉靈給民營資本的「銀行」衝動潑了一瓢冷水,她提醒「辦銀行是很難的」。2004年,作為央行副行長,吳曉靈親自處理了德隆系坍塌引發的一系列金融風險,訪談中,她以過往的事實說明,民營資本曾獲得數次機會,但並未出現很好的經營結果。

辦銀行是很難的

南方週末:最近不少地方、不少企業傳出申請民營銀行牌照的消息,各路資本競相爭辦民營銀行,您如何看待這一現象?

吳曉靈:這是可以理解的。首先,企業最樸實的目的就是為了融資方便。計劃經濟時期,銀行是壟斷的,服務對象是國有企業和集體企業,對於改革開放以後產生的民營企業,貸款供給不足。很多人在想能不能辦民營銀行,為民營經濟服務。

中小企業融資比較難,既然大銀行不給我們好好服務,我們是不是辦一個專門為中小企業服務的銀行?科技、教育要發展,過去國家的扶持不夠多,是不是可以辦科技銀行、教育銀行,為科技和教育融資?

南方週末:民營銀行的興辦能夠真正滿足這些融資需求嗎?

吳曉靈:這麼多的呼籲都不太能夠實現,我認為最主要的原因在於銀行有特定的規律,不是說哪個領域缺錢,哪個領域就要辦一家銀行。

銀行吸收公眾存款來放款,為了保證公眾資金的安全,在放款的時候一定要注重流動性、可償還性,因此銀行資產運用必須是分散的,不能集中在某一個領域。

除了政策性銀行之外,很少有專門為某一產業服務的銀行。銀行可以有不同的經營特色,但不可以有專門為某一特定人群服務的銀行。

事實上,任何時候想滿足所有人是不可能的,不是說要增加銀行來滿足,而是要改革資本市場,間接融資已經太多了,現在銀行的競爭已經白熱化。

可投資的金融機構還有很多,如消費金融公司和租賃公司、第三方理財等等,不要都以銀行為目標。民營銀行在這樣一個競爭激烈的環境下,必須走跟別人不一樣的道路,否則很難成功。眼睛應該看得廣闊。辦銀行是很難的。

南方週末:金融業的高額利潤也是吸引各路資本的原因之一。

吳曉靈:我這裡有份數據,2012年三季度的數據顯示,滬深兩市,銀行業上市企業資本回報率是16.59%,非金融企業的資本回報率是4.43%,但從資產利潤率來看,上市銀行資產利潤率是0.99%,非金融資產利潤率3.16%。

銀行是高槓桿的行業,資本利潤率很高,但要獲得高額的資本回報率就要做大資產。很多銀行不遺餘力地擴大資產負債表,就是在追逐高額利潤,但從資產回報來說,銀行並不是最高的。

民營企業應該通過增加金融服務供給,促進經濟發展,把金融業作為服務業,來投資獲取回報。這是我們應該鼓勵的。

給了民營資本機會後,並沒有出現很好的經營結果

南方週末:對於民營銀行,各方呼吁了多年,但監管方的態度則慎之又慎,您認為其中的顧慮何在?

吳曉靈:1990年代初到現在,除了德隆系對個人債權進行過打折處理,都是政府對個人債權進行全部兌付。政府承擔這麼多責任,對控制權就格外關注。

從1980年代開始,特別是新興的金融機構對民資完全開放,但結果並不好,還出了很多風險。當時,發起成立城市信用社沒有任何身份的限制,街道企業、私人企業都可以發起設立城市信用社,後來城市信用社出了很多風險和壞賬。

當時考慮了兩種辦法,一是讓信用社破產,存款人承擔風險。但在當時的環境下,市場經濟的理念還沒有確立起來,老百姓沒有自擔風險的思想準備。一旦有一家城市信用社破產,就可能形成連鎖反應,擠兌所有的城市信用社,這是政府最擔心的。

第二種處置方法,就是進行改制,規範管理,改組成城市商業銀行。把城市信用社的獨立法人地位取消,風險包起來。在城市信用社改製成城市商業銀行的過程中,處置了一部分的不良資產,也掩蓋了不良資產。

城商行改制由地方政府主導,各地的地方財政或國有企業入股,保證對金融機構的控制,想通過這種方式改善城市信用社的治理機構。

另外還有合作基金會,它能夠處置集體財產遺留下來的問題,用經濟的方法解決農村社隊的債權債務問題,是一個好的發明。

當時缺錢的企業就到合作基金會借錢,合作基金會就變成了名副其實的銀行,但沒有銀行牌照,也沒有按照銀行管理。到了1998年,重慶發生擠兌,政府介入,必須要給市場以警示,於是中央決定關閉所有的合作基金會。

還有一些人藉著供銷社入股的方式,募集活期股金、定期股金變相吸收存款,也出現了很多風險,當時地方政府向中央銀行借款1200億處置風險,相當於現在一萬多億。

南方週末:2003年前後,也曾有一輪開放民營銀行牌照申請的熱烈討論,當時看上去條件頗為成熟,為何最終功虧一簣?

吳曉靈:當時,我還在央行工作。央行開座談會的時候,在場的有經濟學家,也有想投資的民營企業家。就問誰敢簽訂承諾,投資民營銀行之後,不從這家銀行貸款。到最後在座的只有一家企業敢做這樣的承諾。

為什麼要簽訂承諾,就是有太多的人進入銀行不是為社會公眾服務,而是要為自己縫個錢口袋。一個能夠投資銀行的企業,實力是很好的,不在自己辦的銀行貸款,完全可以從其他銀行貸款,為什麼不敢承諾?

與此同時,德隆系出現了,在組建城市商業銀行和整頓信託投資公司的過程中,監管當局允許民資入股,德隆集團向13家金融機構入股,包括城商行、信託、租賃、證券公司,總股本92億元,德隆系控制42億元,佔到股本的62%。

由於沒有很好地運用好控制權,建立良好的金融機構治理,把參股控股的金融機構當做本集團的融資平台,把資金調取打莊股,用高額的股金抵押貸款,支持實業的擴張。到了2004年,股價下跌,不倒的莊股也倒下去了,資金鏈斷裂也拖累了13家金融機構。

事實上,在歷次給了民營資本機會後,並沒有出現很好的經營結果。

唯獨一個例外就是民生銀行,但是民生銀行的背景是工商聯,所有的經營管理者都是由工商聯推薦,最開始去的都是人民銀行的副行長、大區行長,到董文標,股東並沒有經營的實際權力。

由此對民營資本有一種不信任感,這其中既有體制的原因,也有歷史的原因。體制的原因在於,政府過多承擔金融機構經營的風險。歷史的原因在於,民營資本以比較散、比較小的方式進入金融機構,並沒有發揮好民營資本在治理結構中的表率作用。

銀行不是那麼好辦的

南方週末:從目前看,民營資本做銀行要想獲得成功,您有何建議?

吳曉靈: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來,不管是大銀行還是股份制銀行都感覺到經營的壓力,也都在向中小企業傾斜。

在這樣的形勢下,民營資本要進入銀行業首先要面對爭奪存款市場的信譽挑戰。現在,存款市場已經白熱化,各家銀行用各種金融產品沖時點,各種資金掮客拉存款。一個儲戶走到街上,看到國有銀行和民營銀行,他會選擇誰?

我調查過很多村鎮銀行,從允許設立到現在已經有5年的時間,全國才七百多家,原來設想到1000家,他們最大的困惑就是吸收資金。

第二,單一銀行服務功能有限的挑戰。發起成立一家銀行,不可能一開始就有分支機構。銀行的核心業務是存款、放款和結算。單個的銀行沒有暢通的結算渠道,企業就不會去開戶。

新設立的銀行不可能一開始就具備銀行的所有功能,當其他銀行都有這些功能,你是一家單一的銀行,怎樣去競爭?

第三,股權與真實控制權的挑戰。如果進入銀行是尋求控制權,股權是可以集中,拿著大股份,但是不懂經營,未必能夠真正落實控制權。

第四,人才的挑戰和競爭。所有想進入金融業的企業家都不是經營銀行的行家裡手,不懂的時候就要聘請職業經理人。現在各家銀行都在擴張,股份制銀行、城商行向國有商業銀行挖人,薪金就跳了一個台階。新成立的民營銀行,要想從股份制銀行、城商行再往出挖人,可見人力成本之高。

有人拿台州商業銀行和泰隆銀行舉例,這兩家都是百分之百民資,幹得那麼好,為什麼我幹不好?

這兩家都是從城市信用社發展起來的。1980年代的環境,老百姓對城市信用社像對國有銀行一樣信任,他們都經歷過農信社和城信社的經營管理,有網點和信譽的歷史積累。

南方週末:競爭很激烈,困難很多,所以您不太看好民營銀行的發展?

吳曉靈:我認為,在互聯網金融的基礎上,嫁接重組成民營銀行是有希望的。

互聯網金融的本質應該是利用互聯網和信息技術,加工傳遞金融信息,辦理金融業務。構建渠道,完成資金的融通。

過去傳統銀行是點對點蒐集信息,只是用了信息技術的彙集加工,沒有多頭開放的信息源。互聯網金融運用社交網站、移動支付、搜索引擎、云計算,基於新技術完成信用評估。

現在互聯網企業可以開展基於第三方支付的結算,基於電商信息的小微貸款,基於支付賬戶的簡單金融產品的銷售。這些都是金融的單項業務,存款、貸款、結算,三者結合才叫銀行。而基於第三方支付的互聯網金融服務,有望成為民資進入的新通道。

第三方支付有上億的客戶積累,但仍會面臨吸收存款的挑戰。互聯網可以解決小額個人之間的信息不對稱的融資問題,難以解決大額個性化信息不對稱問題。

在此基礎上變成銀行,還需要網上和網下的結合,但這是民資進入銀行業成功率比較高的渠道。

個人建議收購兼併,在互聯網金融基礎上的重新申請牌照,比重新設立單一的銀行更有前途。

一旦符合條件,就該一視同仁

南方週末:目前,對於如何發起設立民營銀行的相關細則尚未面世,但從監管的總原則上,您認為哪些問題需要注意?

吳曉靈:銀行是有外部效應的社會企業,民營資本發起設立銀行,首先要對投資人的資格進行考量,並不是所有人都可以投資金融。不誠信的企業、不乾淨的錢不能進來。

政府應該把好這個關,一旦符合這些條件,就應該一視同仁對待所有的投資者。

民營企業進入銀行不是給自己搭建融資平台,哪個企業集團想利用設立銀行和辦理金融機構為自己集團搭建融資平台,肯定就會有關聯交易、挪用資金、各種虛假行為。這些對於金融業來說都是非常忌諱的。

民營資本進入銀行業一定要以服務社會為宗旨,以服務贏取合理利潤,而不要以融資平台為宗旨,但凡以融資平台的心態進入銀行業注定要失敗。

南方週末:在沒有建立存款保險制度的前提下,民營銀行所謂的風險自擔,有人理解為民營銀行股東承諾在發生流動性風險時進行救助,並應承諾風險兜底。您如何看待?

吳曉靈:本來就應該風險自擔,但社會上說讓投資人承擔無限連帶責任,我認為是不行的。投資人應該承擔有限責任,合規管理,嚴格要求。同時,監管層應該盡快出台存款保險制度和銀行破產條例,這兩個條例,從技術上來講,沒那麼複雜,一年足矣。一家銀行從批準到籌建,一年之內還不至於到破產。單獨針對民營銀行設置差別退出機制,有失公平,就不國民待遇了。

吳曉靈 民營 銀行 互聯網 互聯 金融 嫁接 重組 更有 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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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曉靈:餘額寶們沒太大發展餘地了 云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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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華大學金融學院院長吳曉靈出席首屆新金融聯盟峰會做主旨演講時稱,餘額寶們本質上是第三方支付賣理財產品。傳統金融機構一旦醒悟過來,憑藉支付能力和賬戶數量優勢,有強大的競爭力。「第三方支付在網上的基金銷售是沒有特別大的發展餘地,餘額寶基本上做到極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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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文字實錄:

  吳曉靈:女士們,先生們,大家早上好!非常高興清華五道口金融學院能夠和互聯網界的同仁們一起參加這樣一個新金融極客峰會,我演講的題目是「從互聯網金融看新金融的發展空間」。

  我的第一個問題是互聯網跨界金融是未來新金融發展的重要方向,互聯網金融是利用互聯網技術和移動通信技術為客戶提供服務的新型金融業務模式,既包括傳統金融機構通過利用互聯網開展的金融業務,也包括互聯網企業利用互聯網技術開展的跨界金融業務。

  因為過去大家一直在爭的一個問題,就是互聯網金融和金融互聯網,經過2013年這一年的互聯網金融爆炸式的增長,社會逐漸的統一了一種認識,就是互聯網金融其實包括了兩個方面,一個方面就是我們傳統的金融業務更多的運用了互聯網技術和新型的移動通信技術。而另一個方面,就是我們現在的互聯網企業,他們從事著金融的業務,最近,大家看到報紙上有一個經常出現的題目,一個名詞叫做互聯網跨界金融,這個就是我們現在所講的互聯網金融的另外一個方面,也就是狹隘的我們現在所談到的互聯網金融。

  傳統金融業仍將是互聯網金融的主體市場的競爭將迫使其強化互聯網技術和多種通信技術在金融業務中的運用。應該說,2013年是互聯網金融的一個元年,但是,在這個元年當中,受到極大衝擊和震撼的是我們傳統的金融。大家看到了互聯網企業利用互聯網的技術為很多的過去不能夠享受到金融服務的群體提供了金融的服務,而創造了很多奇蹟,包括阿里金融,他們通過支付寶[微博]來銷售天鴻增利基金,他們起名叫餘額寶,給金融帶來的震撼使傳統金融界在思考自己的服務模式和怎麼樣更好的與互聯網技術和移動通信技術的結合。應該說,在未來可見的時間之內,我們傳統的金融機構會在產品的銷售、風險控制還有業務創新方面更多的來運用互聯網技術和移動通信技術。

  互聯網跨界金融的直接融資是未來的發展方向,面對廣義的互聯網金融,傳統金融會在互聯網企業的衝擊下來奮起直追,改變自己的業務模式和服務的方式,未來在傳統金融自我變革之後,留給互聯網企業的是什麼樣的發展空間呢?我認為互聯網跨界金融中的直接融資是未來發展的主要方向。

  首先,我們看一下第三方支付,第三方支付會回歸專業領域的支付。現在,我們的第三方支付的互聯網企業,剛開始的時候,他們是在專門的領域當中進行的,包括發展比較好的支付寶,他是在為淘寶上的企業,還有商戶進行交易的時候完成他的支付功能。但是現在從銷售基金開始,他已經突破了商品交易服務,而走向了金融產品的買賣,也有很多的第三方支付企業也開始在第三方支付上開展更多的支付業務。

  但是,我們應該看到,支付業務是銀行業務的核心,為了要保證支付的安全,為了要保證在支付業務當中不出現反洗錢等犯罪行為,監管當局會對第三方支付業務進行比較嚴格的管理。

  我們都說銀行是創造信用貨幣的機構,而銀行的存款貸款和結算業務三結合,是它創造信用貨幣的基礎。在這三項業務當中,從去年風生水起的互聯網金融我們可以看到,核心是支付結算,因為支付結算的賬戶本身就是貨幣存在的形態,它的賬戶的移動就是交易媒介職能完成的結果。而且我們所有的經濟活動最終能夠順利的進行,交易能夠順利的進行,都取決於貨幣的支付結算。

  我們也可以看到當今世界上開展金融方面的競爭或者說貨幣戰爭的時候,大家最主要的看的是支付結算,凡是對一個國家進行經濟制裁的時候,他所制裁的其實就是支付結算網絡,因而支付結算是金融業的非常關鍵的一個核心業務,它既是銀行的核心業務,也是所有金融產品、金融交易的一個命脈。對於這樣的一項業務,應該受到嚴格的監管。

  過去央行在發放第三方支付牌照的時候,非常清晰的要求第三方支付僅僅是完成小額支付,而且要求第三方支付的資本金要和他所存款的客戶的沉澱資金有一定的比例,是它的十分之一。和連接的銀行也有一定的限制,是五家銀行,超出五家銀行之外是要增加對資本金和備付金的要求的。這些要求之所以提出來,就是要保證支付結算客戶資金的安全,和不會有人利用支付結算來進行犯罪行動和洗錢的行為。

  我們現在如果要是說第三方支付嚴格地執行央行發牌照最初的初衷的話,我們的第三方支付逐漸的就都會回歸到專業領域當中的支付去,因為它是小額的,因為這個第三方支付要真實的體現客戶的實名制、真實身份、可追溯。如果這些達到要求的話,現在的第三方支付是很難實現這種要求的,因而它最終都會回歸到比較專業的支付領域當中去。

  第三方支付銷售金融產品會在傳統金融業務的網上銷售中失去強勁的勢頭。我們去年看到的互聯網金融的強勁勢頭表現在餘額寶和各種「寶寶」們,他們的本質就是在第三方支付平台上銷售金融產品、理財產品。傳統金融機構掌握著非常健全的支付結算系統和幾億和客戶賬戶,當他們認識到這個問題時,憑藉著他們的支付能力和賬戶數量的眾多,在網上銷售金融產品應該說是有強大的競爭優勢的,因而,第三方支付要在網上的基金銷售方面也應該說是沒有特別大的發展餘地,我認為餘額寶已經基本上做到了極致了。

  第三個,我分析了去年互聯網金融能夠得到極大的關注的基於第三方支付方面的銷售和信貸等等業務之後,我認為只有網絡借貸和眾籌資金會有廣闊的發展前景,它的融資量不會高於傳統金融,但它服務的人群會有極大的擴展空間。

  第二個問題,我想講一下,網絡借貸和眾籌融資的發展。第一個我想分析一下網絡借貸,徵信體系的缺失,使得P2P很難健康發展。很多公司都走向了間接融資的誤區,只有具備徵信能力的公司,最終能走向正確的方向。我們現在P2P在國內風生水起的有很多,據說是有上千家P2P公司,但是,應該說我們國家到目前為止真正做到點對點的P2P業務的公司,如果我說得誇張一點的話,幾乎沒有。

  但是,也有幾個做得比較好的公司,但是他們都遇到了一個瓶頸,就是我們的投資者總希望自己的本金能夠有人來替他擔保。我從市場上看,有兩類對他們的本金承諾擔保的模式。一種是借助第三方的擔保,一種是靠風險準備金的提取來保證對投資人本金的擔保。應該說這兩種模式都有它業務的侷限性,因為如果你要是第三方擔保的話,隨著你P2P業務的增加,擔保機構資本金的存量是會要求很大的,就算是你拿銀行12倍的槓桿率來做擔保的話,那麼你的資本金也頂多是12倍。10個億的資本金只能夠做到120億的業務量,應該說擔保機構的資本籌措量決定了你的P2P平台所發展的業務量。

  應該說,這裡頭其中有一個悖論,擔保公司當它的資金本越來越大的時候,它可以擔保的量是越來越大的。但是你有這麼巨額的資本金時,你怎麼保證你的資本金安全?就是把它放在銀行,吃存款利息,買國債的債券嗎?這個是安全的,但是,收益是很少的,你要想來支撐你這一個擔保公司的發展,應該說是非常困難的,這也就是說很多的擔保公司最後不得不走向的變相自己放貸和自己去投資的這樣一條歧路。

  因而,通過第三方擔保公司讓P2P平台業務更多的發展,這條路是難以為繼的。通過提取風險準備金的方式來保障客戶的本金安全,隨著你的不良貸款的產生,你的風險準備金的提取比例也要上升。什麼才能夠支撐你準確的來提取存款準備金呢?是你對於客戶信用的分析,因而,這種方式它也要受制於信用徵信的發展。

  在中國徵信體系缺失的情況下,我們很難對借款人的資信進行比較好的分析,我們國家也缺少財產的登記制度,我們對出借人的資產情況和他是不能有風險的承受能力也難以做出準確的判斷,因而,這兩條是制約了我們P2P發展的很大的瓶頸。而基於電商平台的網上借貸,又其特有的徵信體系來健康發展,在其他的能夠讓你看得到客戶行為的平台上,你自己能夠建立獨立的徵信體系的話,那麼你的這個P2P平台能夠比較健康地發展。

  眾籌模式大家知道其實是有多種的,最初的眾籌是大家籌錢來辦一些事情,有的是有償的,有的是捐獻的。而現在我們國家更多的人是通過眾籌的方式做債權眾籌和股權眾籌,債權眾籌基本上就是我們剛才說的P2P,現在有更多的人在做股權眾籌。在我國多層次資本市場發展還不夠健全的情況下,應該說股權的眾籌有它廣闊的發展前景。在本次《證券法》的修法當中,大家也借鑑了國際經驗,也希望通過修法給股權眾籌留下空間。

  第三個問題,我想講一下對網絡借貸和眾籌融資的監管建議。第一,純信息平台應該是P2P和眾籌監管的基本底線。我們現在很多P2P公司最大的風險點就在於他有資金池,而且這個資金池的資金這個平台是可以動用的,現在有很多想自己健康發展、穩健發展的P2P公司,他們主動的提出來要把他們的資金在第三方去存款,由第三方平台對他的資金進行監督,我想這個是防止風險非常好的措施。但是它僅僅是防止的捲款逃跑的風險,而不能夠很好的控制出借人的風險,真正要控制出借人的風險,還有賴於徵信社會的建立。

  第二,小額分散是對投資人保護的重要方法。信息真實披露是對融資方的基本要求,我們需要對於借款人的信息要認真的披露,對於股權眾籌來說,信息的披露就更重要了。這是在融資方,就是籌資這一方。限制投資方的金額是降低信息披露成本的重要前提,如果要是說投資方他的投資金額比較低、比較少,那麼這時候即便是他出現了風險,應該說對他的影響也不大。因為他的金額小,對投資者的影響少,這種情況下我們對於信息披露就可以適當的降低一些標準,不是說我們主觀上想降低標準,而是說我們現在的徵信系統使得我們難以真正完全的來讓他把信息充分的披露出來。在我不能夠真實的完全的披露所有信息的時候,對投資人最好的保護就是讓他少投一點。投成了你就獲得收益,投不成,損失了,對你的損害也不會太大。

  在財產登記制度不健全的情況下,用較低額度與財政比例相結合的方式較為現實。大家都知道,國外的P2P和眾籌對投資人都有一個投資的金額不能夠超過他可支配的財產的一定比例,這個意思就是說一旦投資失敗了,你也不會受到更大的損失。但是我們國家的財產登記制度是缺失的,我們很難知道一個人的真實財產總額。因而,從法規上說,從你的平台的規則上說,你可以規定一定的財產比例,但是從現實上來說,規定一個額度比較小的絕對額來說,可能更安全一些。

  財產比例金額可適當擴大,但也應該有封頂的金額。你的財產比例在國外可能佔你整個財產的5%,或者百分之幾,有些人就說這樣的話我的金額太小了,所以希望在指定財產比例的時候能夠高一些,但我認為從有效控制風險的角度出發,還是應該有一個封頂的絕對額度。所以,我們在討論法規時,我們在《證券法》修法過程當中,儘管會對眾籌留下一定的法律空間,但是,可能也會從財產的比例和絕對的金額上面來做一定的控制。這是大家在修法時的建議。

  第三就是鼓勵民間建立徵信公司,有利於促進直接融資的發展。現在大家都在呼籲,希望央行管的信貸登記系統能夠對社會開放,能夠對P2P小貸公司開放。但是也應該知道,這個量開放了以後,因為數量眾多,金額很小,其實成本是非常高的,而且僅僅查詢借貸的金額,也不能完全控制一個人的信用風險,因此發展信貸公司是非常重要的,在國家規定政務信息要以公開為一般、不公開不特例的情況 ,很多違反紀律和法規的行為都會在網上查詢到。在這樣的情況下,鼓勵民間徵信公司的發展,讓他們整理眾多的負面信息,對個人信用情況作出報告,對於發展民眾各種金融活動來說是非常有利的。

  所以,我想一方面我們應該呼籲央行的信貸登記系統向社會開放,但另一方面我們更要著力於建立民間的徵信系統。央行已經開始在準備發放這方面的牌照,網絡公司有眾多的信息、有大數據處理的能力,我們應該利用這些能力和信息,來建立民間的徵信公司,幫助金融業更健康地發展。

  這就是我對互聯網金融新金融發展方向的一點意見,可能我說得比較保守,因為新金融真正的發展餘地,我認為是直接融資的P2P和眾籌,傳統金融應該說是互聯網金融最大的一塊,但是,要想進入到那裡去是不太容易的。而且傳統的金融機構一旦他們意識到了這個問題,改變起來以後,對於其他的新來競爭者都是一個巨大的壓力。

  而剛才我說到的一般銀行所沒有做到的一些小的P2P和眾籌,雖然量小,但是人數眾多,也可以集腋成裘,但是看餘額寶從一塊錢銷售起,所以它成就了8000多億的銷售量。如果我們的民間能夠在13億人口的小額借貸和股權投資方面做一些事情的話,我想空間也還是要比向傳統金融進攻大一些。這是我不成熟的意見,謝謝大家批評指正。
吳曉靈 餘額 寶們 們沒 沒太 大發 餘地 雲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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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曉靈:為何中國融資難與貴

來源: http://wallstreetcn.com/node/214756

3月2日,全國人大財經委副主任委員、原央行副行長吳曉靈認為,降息不能說明貨幣政策轉為寬松。中國融資難且成本高,主要因為國家的剛性兌付提高了無風險收益率,此外融資渠道少,理念落後也是重要原因。此外,吳曉靈還稱互聯網金融對金融改革發展起到很大的促進作用,政府對其不會有特別的立法規定。

吳曉靈在兩會期間接受了媒體的采訪,《央行觀察》整理了其講話如下:

中國的貨幣供應在全球以間接融資為主的國家中,比例是偏高的,我們用世界銀行的數據對一些國家M2占GDP比例做了統計。拿2013年來說,M2占GDP超過150%的國家,有日本是248%、荷蘭212%、中國194%、西班牙178%、德國158%、法國151%,英國150%,這些國家都是以銀行業為主的國家,美國是一個直接金融為主的國家,美國M2占GDP比重是88%。

 

我認為比例的高低並不能完全說明貨幣的多少。應該看到,貨幣多少其實是反映在物價上,如果一個國家的通貨膨脹是能夠保持在合理水平的話,貨幣供應量就不是特別多的,而我們國家現在貨幣上最大問題是,我們國家存款中定期存款占比比較高,這個使得我們通過銀行來融資占的比例比較大,但是融資完後形成的貨幣變成潛在的貨幣、定期存款存在銀行。

 

我國金融資源分配以銀行為主,這種高的定期存款比例顯示著我們直接融資潛力比較大,2014年我們各項存款中定期存款占60%,如果我們能夠很好發展直接融資,在現有的貨幣存量下,讓老百姓把自己的定期存款通過直接融資融給第三方,第三方得到資金以後變成活期存款在銀行,這時候結構就發生了變化,因而我們國家貨幣總量問題還不是最大問題,而是貨幣運用的效率和方式存在問題。

 

貨幣從總量上來說,我們有60%的定期存款,將近71萬億,儲蓄存款加定期和保證金,60萬億的定期存款,如果老百姓用於投資,量還是很大的,為什麽不能實現?最主要的是投資渠道不暢,下一步加大直接融資的力度,來改變我們間接金融為主的狀況。

 

我們這麽一種潛在貨幣投資能力為什麽實現不了?為什麽融資難、融資貴?應該說,資金多和資金貴是一個矛盾現象,既然資金多就不應該貴,既然貴就不應該難。這是一個矛盾的現象。

 

兩個原因:

 

第一,我們或明或暗的剛性兌付擡高了無風險收益率。整個社會資金的基礎就比較貴。各國風險收益率就是國債收益率,國債收益率就是一個社會獲得資金的最低的價格,無風險收益率水平決定了一個社會的融資底線,而我們國家現在因為怕出風險,所以一些理財產品和一些信托計劃,包括企業的債券都敢不讓它的風險暴露,這些高利率產品的利率就變成了無風險收益率,他們比較的時候不是和國債去比,出了風險都由政府來兜底了。我們的這種或明或暗的剛性兌付的做法使得社會的風險不能顯現出來,風險定價水平不能顯現,資金水平就是高的。

 

第二,存在金融壓抑。很多金融產品不能直接銷售給公眾。比如集合信托計劃還有債券股票,都是直接融資工具,因為,我們不同金融機構在做理財產品、信托計劃、投連險、資管計劃的時候,他們的法律關系一樣,但是我們的監管標準不一樣,大家要使用這些工具,往往采用繞道方式,借道、通道這個詞大家經常聽到,借一次道付一次費,監管標準的不一致,市場的分割,融資鏈拉長,都提升了融資成本。

 

第三、理念問題。其實商業銀行客戶主要是中等企業,是經營情況中等的企業。非常好的客戶是資本市場的客戶,經營情況不好的是場外市場客戶,標準化的銀行產品給經營情況中等企業,小微企業更多是場外市場的客戶和政策金融的客戶。要建立多層次資本市場,為小微企業在場外市場融資提供便利,網上發展起來的P2P,有債權和股權的,是為小微企業提供融資的渠道,小微企業融資成本高於中等企業和好企業是規律,不要期望小微企業的利率高於好的企業,因為利率覆蓋風險,風險高必定付出利率水平要高,但是如果渠道是暢通的,獲得資金的便利遠遠高於資金的價格,盡管價格貴,有了融通的機會就有了創業生產的機會,給小微企業以便利為主,而不是價格的高低,如果政府想解決,應給給予政策的補貼或者風險的分擔。

 

“我不認為我們國家的貨幣政策在向寬松的方向發展”

 

我不認為我們國家的貨幣政策在向寬松的方向發展,央行一直也在說我們在執行中性的貨幣政策。什麽叫中性的貨幣政策?基本上就是貨幣供應量等於GDP增長量,加上預計通貨膨脹量。比如,去年我們去年是3.5%的CPI,我們經濟增長速度,加上CPI預計增長量,然後再有一個2%、3%的不確定因素,因為貨幣流通速度是不確定的,只要是貨幣供應量按照這個標準去控制,就是中性的。

 

市場上老有一個誤區,就是把中央銀行的貨幣政策操作手段,當成貨幣政策取向的變化,貨幣政策取向我們的M2增長13%,如果這個數字不變就是貨幣政策取向的沒有變,有的西方國家按照貨幣政策目標利率,比如聯邦基金利率,貨幣政策目標利率不變就代表貨幣政策取向不變。每一次,大家關註美聯儲會議,關註利率變不變,其實是關註聯邦基金利率,現在維持是0-0.25。

 

中介目標的確定表現了貨幣政策的取向。當外匯大量進入的話,央行需要提高存款準備金率,現在外匯占款減少,這時候中央銀行吐出基礎貨幣的手段,就會從單一外匯占款變成公開市場買賣債券、再貸款、再貼現,中央銀行會通過多種手段吐出基礎貨幣來滿足銀行間流動性的需要。

 

大家應該更多觀察銀行間的利率,特別是央行公開市場操作時的利率,這個才能更好表現貨幣政策的松緊。央行的差別存款準備金率,是一種結構性手段,也是財政政策結構調整還不夠給力的時候的一種補充,中央銀行貨幣政策總體上應該是總量政策,結構政策只是階段性的輔助的手頓。

吳曉靈在講話中還提到了關於互聯網金融的內容。她稱互聯網金融發展一年以來對金融改革發展起到了非常大的促進作用,雖然采用了現代的信息技術,但沒有改變金融的本質,政府不會有特別的立法規定。她建議,互聯網企業介入金融,只能是信息中介,而本質是金融業務的互聯網金融,有信用中介功能得必須獲得國家許可,按照規則辦事。

“信息中介要把融資雙方的信息充分揭示出來,由二者做出選擇,最關鍵是要有征信和信用評估,遵守監管底線。”吳曉靈稱,對於做信息中介的互聯網企業不發監管牌照,只頒發普通的企業牌照即可,有利於客戶對資金行為負責,學會風險自擔,對於信用中介則要頒發金融牌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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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曉靈 為何 中國 融資 難與 與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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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曉靈:存貸比考核正在修改

來源: http://wallstreetcn.com/node/214932

兩會期間,銀行存貸比再次被提起。

據彭博新聞社,中國人民銀行原副行長吳曉靈稱,同意廢除銀行存貸比的規定,商業銀行存貸比規定正在修訂中。

從此前各方面的消息來看,隨著銀行存款增速放緩和資金成本上升,取消存貸比考核已經是大勢所趨。

2014年11月,國務院總理李克強主持的國務院常務會議指出,增加存貸比指標彈性,改進商業銀行績效考核機制。

2014年12月,《中國證券報》曾報道稱,有關部門已將修改商業銀行法建議方案上報,並等待進入人大常委會正式的修改法律程序,可能涉及到存貸比指標修改。存貸比指標有望不再作為銀行業硬性監管指標,而是作為動態的監測指標。

今年1月,央行調統司司長盛松成表示,央行已正式修訂各項存款和各項貸款統計口徑,增加存款的基數。相當一部分“同業存款”和“同業拆借”將被新納入公眾熟知的“存款”和“貸款”範疇,存貸款規模擴大,央行表示對銀行存貸比影響仍要看相關監管部門的口徑調整。

交通銀行首席經濟學家連平此前表示,當前商業銀行正面臨著存款增速放緩、資金成本上升的問題,75%的存貸比考核極大的限制了商業銀行發放貸款的能力,對存貸比進行適當的改革有助於貸款利率的下行。

銀監會數據顯示,2014年三季度末,調整後存貸款比例(人民幣)為64.17%。截至2014年三季度末,工、農、中、建四大銀行的貸存比指標為65.2%,全國性股份制銀行的貸存比約為71%。

在目前經濟不斷放緩的環境下,放開存貸比限制究竟能對實體經濟帶來多少好處並不明確。

路透12月曾報道,為鼓勵銀行放貸,自10月份開始,貸款額度已經打開,存貸比也不再是限制。

國信宏觀認為,貸款不是想放就立馬放得出去的,現在實體經濟融資需求疲弱才是主要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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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曉靈 存貸 考核 正在 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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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 吳曉靈在2015清華五道口全球演講

來源: http://www.gelonghui.com/portal.php?mod=view&aid=2674

聚焦 吳曉靈在2015清華五道口全球演講

2015清華五道口全球金融論壇“新常態、新金融”於5月23日在清華五道口舉辦。全國人大財經委副主任委員、清華大學五道口金融學院理事長兼院長吳曉靈發表演講,以下是演講速記:

女士們、先生們,非常高興今天再一次站在這個舞臺上和大家共同交流,今天的主題是新常態、新金融,剛才龍永圖先生非常精辟闡述了在這一個新的時代當中中國的對外戰略,他提出:我們要和世界一起建立一個世界的命運共同體。五道口金融學院的宗旨就是培養金融領袖,引領金融實踐,共建民族複興,促進世界和諧。三年前我們定下來這樣一個學院的宗旨和當今國家對我們的需要是一樣的。剛才龍永圖先生提出我們學院要為中國走向國際、為中國和世界一起建立命運共同體培養後來的人才,培養金融的人才。今天借此機會我想講一下國內的問題,談一談在新常態下金融業所面臨的任務。主題是“提高金融資源配置效率,促進經濟創新發展。

在市場經濟環境中,金融資源的配置效率決定了社會資源的配置效率。間接金融中銀行主導金融資源的配置,銀行的經營管理水平影響著社會資金的配置效率。直接金融中市場主導金融資源的配置,資本市場的完善程度影響著社會資金的配置效率。美國是一個以直接金融為主的國家。對歐洲銀行業壟斷的懼怕,使得美國的銀行業在相當長的時間內受制於單一銀行制度的約束,而工業化時代的到來促成了美國資本市場的發展。了解美國金融史的人都知道,在美國的銀行業在很長一段時間內實行的是單一銀行制,不允許銀行跨州經營和設立分行,而且美國幾次想建立中央銀行都被否定過了,只有到了1913年,在巨大的金融危機之後,美國才建立了美聯儲,因為到美洲來創業的人們對歐洲金融資本對市場的壟斷有深刻記憶的,他們非常怕銀行壟斷市場,因而對銀行業的跨州經營、銀行過度強大有深深的提防之心。

在經濟發展過程中,特別是在工業化時代,需要資金的投入,需要資本的積累,靠單一資本的積累難以適應大工業化發展的需求,於是人類創造的股份制、創造了股票市場、創造了資本市場。發達的資本市場成就了工業化時代以規模效益為主的產業發展,也成就了信息化時代創新型企業的發展。在上個世紀,鋼鐵、鐵路資本密集型行業發展的時候,資本市場的發展為他們籌集了資金,而在上個世紀70、80年代,當科技新興發展的時候,創業資本、風投成就了矽谷,使得美國把先進的科學技術轉化為生產力,促成了美國成為世界上技術領先的國家。

歐洲是間接金融為主的地區,資本市場發展與美國的差別在一定程度上影響著經濟的活力。許多科技創新源自歐洲卻在美國得以實踐並產業化。

計劃經濟時代的中國,把銀行作為社會經濟的薄記機關,信貸資金的計劃管理是國家管理國民經濟的重要手段。從而形成了我國銀行業管理經濟的思想重於服務經濟的思想;形成了重視對企業的服務超過對居民的服務的傳統。我們國家在上個世紀90年代的時候,四大商業銀行還都是國務院會議重要的參與者,我們經常通過信貸資金的匹配來影響中國經濟的結構,應該說我們國家一個間接金融為主的國家,一個以銀行為主的國家,銀行信貸的配置影響著整個國民經濟資源的配置。而且我們國家從剛一開始的時候就把銀行作為國家管理經濟的工具,因而對老百姓的服務僅僅局限於積極參加儲蓄支持國家經濟建設這樣一個範圍之內。我們的老百姓一直沒有支付工具,到了90年代之後才逐漸開展允許老百姓開個人支票,但個人信譽還沒有充分建立的時候,誰敢接受個人支票呢?後來就出現了借記卡和信用卡,於是中國的支付手段跳過了支票階段,直接進入到了卡機電子化的時代。這一時代盡管老百姓有了支付工具,但是服務的面並不夠大,服務並不便捷,也就成就了當前互聯網時代第三方支付體系的發展,給互聯網金融留下了一個很廣闊的發展空間。

市場經濟的不完善,銀行治理結構、經營機制的不健全和服務意識的欠缺,使得我國信貸資源配置效率不高,而直接融資的不發達更是阻礙了投資者和融資者的聯接渠道。於是出現了中國資金多而又融資難、資金多而又社會融資成本高的局面。改革開放增加了居民財富積累,高額的居民儲蓄為中國提供了投資的源泉,但如何提高投資的效率、提升中國經濟增長的質量,是經濟新常態下我們面對的挑戰。提高金融資源配置效率是應對挑戰的重要措施,金融體制改革的重要任務,我認為如果要是完成這樣的任務,希望從以下幾個方面作出努力:

首先,在完善宏觀調控的同時,要更加註重搞活市場投融資活動。

我們國家的經濟杠桿率已經在全球上比較高的,在市場杠桿率過高情況下,加大銀行信貸投放是飲鴆止渴的不智行為。中國經濟進入了新常態,如何使中國經濟能夠平穩、健康地發展,我們要調結構、要提高經濟增長的質量,但這是一個痛苦的過程。在這個過程當中,我們的著力點應該是什麽方面呢?是向中央銀行要資金放水呢,還是我們應該痛下決心把我們的結構調整的更好,讓我們的新技術能夠應用到實踐當中去呢?我認為應該是後者。說一個數字大家應該知道,從1949年-2008年,銀行系統一共投出的信貸是30萬億,但從2009-2014年銀行系統投出的信貸是50萬億,這樣的信貸投入難道還不夠多嗎?難道我們在經濟轉型的時候還要要求增加銀行信貸嗎?我想中國不缺錢。現在只要有一個P2P平臺出來,只要一個眾籌的平臺出來,不管他們做得規範不規範,許多資金就到那里去了。我們一些非法集資動輒幾十億、上百億,中國不缺錢,中國缺的是把這些錢通過合法的渠道、通過有效的渠道投入到實體經濟當中去,投入到需要資金的方面去,因而控制貨幣、搞活金融是中國經濟走出困境的唯一出路。

中國市場不缺錢,缺的是把資金引向實體經濟的制度安排與運行機制,要素價格的市場化是關鍵。要想讓中國金融配置資源的效率提高,除了資金的價格以外,實體經濟的價格信號也必須是準確的,才能夠使我們的資金配置對效益的判斷是準確的,包括土地、能源、原材料、勞動力等等一般商品價格,價格是準確的資金的信號才能正確反映市場的供求。

第二,要強化市場主體財務約束,讓資金價格反映資金的使用效率和風險狀況。

財務軟約束的市場主體會占用過多的金融資源,對其他市場主體有擠出效應。現在地方融資平臺、大型國有企業比較容易獲得資金,而一些中小企業以及創新型企業獲得資金的難度就會比較大一些,盡管由於今年新《預算法》實施對地方政府融資平臺的融資產生了一定約束,但是政府融資和國有企業融資的容易程度遠遠高於中小企業,還有一些“僵屍”企業該退出市場而沒有退出市場,這些都占用了過多的資源,我們從2008年到2014年6年時間之內投入了50萬億的資金,這些資金都到哪里去了?這個資金的配置效率不是非常之高。

或明或暗的剛性兌付擡高了無風險收益率水平,加大了社會融資成本。社會的無風險收益率水平應該是國債利率,但是很多理財產品、一些信托計劃,還有一些債券有比較高的利率來吸引資金,但當出現風險的時候卻不能夠容忍這些風險的充分暴露,現在有個別小的在暴露,但使得這些高風險但又獲得高收益的產品在市場參與者心目當中立下了一個標桿,它的無風險收益率水平,以此為標桿,而不是以國債為標桿,擡高了整個社會無風險收益率的曲線,加大了社會融資的成本。

分清風險責任,做好社會保障,有序打破剛性兌付是我們讓市場發揮決定性作用,提高市場效率非常重要的一環。我們的很多金融產品之所以不能夠打破剛性兌付,很重要的原因是因為我們沒有分清各個產品的法律責任,沒有明確它的風險承擔的責任,因而當出了風險的時候,難以下決心讓投資者承擔風險。而且我們要做市場出清的時候,必然會遇到一些勞動力的失業,必須做好社會保障工作,做好社會政策的兜底。在一個經濟困難的時期,只要把窮人的事情做好了,把低收入人群的生活安排好了,社會就是安定的,社會才能成功轉型。

第三,要尊重居民財富自主權,提高直接融資比重。

金融活動是居民財產權的運用,以信息披露為中心,嚴厲打擊虛假信息、信息欺詐,維護市場秩序,構建無縫對接的多層次資本市場,是直接融資健康發展的基礎。

當前的重點應是發展場外市場,特別是新三板區域股權市場和券商櫃臺市場。財富管理市場是今後直接融資的重要組成部分,目前的各類理財產品其本質是資金信托,明示法律關系才能建立風險自擔的市場秩序,是依法治市的基石。到現在為止,銀、證、保、信、基做的理財產品其本質是信托,其本質是公募或私募基金,到現在金融業都沒有形成共識,這是我們市場錯亂的一個非常重要的理念原因。堅持不重複征稅和公平稅負的原則,鼓勵以VC/PE為代表的集合投資計劃的發展和眾籌的發展,為大眾創業、萬眾創新暢通融資渠道。我們在扶植實體經濟發展過程當中,非常重要的一個金融工具就是集合投資計劃,特別是私募股權投資計劃,矽谷之所以能夠成為矽谷,就是因為有風險投資對這些新技術的扶持,第一輪融資很可能就是十萬美元也或是百萬美元、千萬美元,沒有最初的風險投就難有新技術和小企業創立的開始,也就沒有這些企業的成長,能夠上到二級市場融資的企業起碼應該在場外市場進行兩三輪的融資之後才可能成長、壯大和成熟。所以我認為我們的資本市場不要眼睛都盯著公開上市的市場,應該把更多的註意力和眼光放在場外市場上,給每一個想創業的人以股本融資的機會,給每一個股份制的企業以多輪融資、逐步成長的機會。這樣才能夠實現大眾創業、萬眾創新。

互聯網、大數據、雲計算、移動支付等信息技術的發展為金融業降低融資成本創造了技術條件,以包容的心態鼓勵創新,以賣者盡責、買者自負的精神參與創新,中國的金融業才能在信息化時代提高資源配置的效率。

第四,加強金融市場基礎設施建設,有效防範和化解金融風險。

金融市場的基礎設施包括:資金的支付清算體系;金融產品的登記、托管、交易體系;金融業綜合統計體系。只有建立了信息集中和共享的金融宏觀審慎管理框架,建立跨市場的分析、監測制度,才能夠有效防範和化解金融風險,守住不發生區域性、系統性金融風險的底線。

提高金融資源配置效率,才能促進中國經濟成功轉型,促進中國經濟創新發展!謝謝大家!


來源:中國基金業協會

聚焦 吳曉靈 2015 清華 道口 全球 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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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曉靈團隊:制度缺陷是本次暴跌深層原因

來源: http://www.infzm.com/content/113231

2015年7月8日,周三滬指巨幅低開6.97%擊穿3700、3600、3500三道整數關口,早盤股指低位震蕩,一度跌逾8%。圖為股民在江蘇南通一證券公司營業部關註股市行情。 (東方ic/圖)

近日,清華大學五道口金融學院院長吳曉靈領銜的清華大學國家金融研究院,針對今年股市異常波動撰寫了一份長達18萬字的研究報告——《完善制度設計,提升市場信心——建設長期健康穩定發展的資本市場》(下文簡稱“報告”)。

南方周末記者獲得了這份報告,報告分析了導致此次股市異常波動的深層次原因,並提出政策建議。報告認為,今年6月到8月股市暴跌,其深層次原因是資本市場基本制度和監管制度存在缺陷。

此次暴跌有兩輪。第一次是在今年6月15日到7月8日,上證綜指跌去32%。第二次暴跌發生在8月18日到8月26日,上證綜指由4006點下跌至2850點,跌幅29%。報告指出,杠桿的過度、無序應用和金融產品監管不完善導致監管層難以實時監測、量化市場風險狀況,是本次異常波動的最重要原因。

報告稱,A股杠桿規模在高峰時期大約有5萬億。如此大的杠桿資金規模,在股市發生短期回調後者一致預期發生逆轉時,其去杠桿的趨勢一旦形成,將會對市場構成巨大沖擊。

股市配資行為涉及機構眾多,資金通過信托公司、場外配資公司等多種渠道流入股市,形成資金跨部門、跨體系流動的新格局。但是,現行分業監管體制無法適應金融機構之間業務交叉的混業經營局面。

多渠道的無序市場配資,市場各類集合投資計劃和場外證券活動都缺乏統一行為監管,導致證監會在處理場外配資過程中力不從心,不可能有效遏制泡沫化的苗頭。

另外,中國目前的融資融券制度設計中,融資買入沒有太多障礙,但融券賣出就存在各種障礙,交易成本非常高;能夠有多空功能的衍生品非常匱乏,且市場較小,從而導致了一旦形成錯誤定價,難以及時糾偏的“巨大風險”,這是本次股市異常波動的深層次制度原因。

報告指出,A股市場的交易制度設計存在明顯缺陷。漲跌停板制度和T+1,原本是為了抑制市場波動,但從此次暴跌實踐來看,市場波動並未有絲毫的降低,只不過將原本應有的下跌人為延續到了後續交易日。A股市場對流動性沖擊應對方法有限,過半股票選擇停牌規避下跌。更糟糕的是,國內A股病沒有“熔斷機制”這一“冷卻劑”,因此造成投資者蜂擁而上的做空或者出售股票。

根據華夏基金的研究,新股發行制度在本次暴跌中暴露出的最大問題是全額凍結資金制度。經民生證券測算,中國核電、國泰君安的兩輪巨量IPO被核準信息公布,預計凍結資金規模達4萬億,對二級市場的短期沖擊巨大。

針對此次股市異常波動,報告認為,應該修改《證券法》,將集合投資計劃份額和份額化的P2P納入證券範圍,由證監會實行統一的功能監管。

對於當下熱議的金融監管體制改革,報告建議,在加強一行三會協調的同時,籌劃建設中國金融市場的大數據中心,對監管對象、市場和社會反應進行預測,跟蹤檢測有關制度和政策的實施效果。

另外,報告認為,應該進一步完善新股發行制度,盡快推出註冊制;建立股票交易的“熔斷機制”,在時機成熟時,逐步放開漲跌停限制,實行“大盤熔斷”與“個股熔斷”相結合的制度。

11月6日,證監會宣布重啟IPO,同時完善新股發行制度。證監會新聞發言人鄧舸稱,新股發行為了抑制巨資炒新,將取消現行的新股申購預先繳款,改為定配售數量後再繳款。

吳曉靈 團隊 制度 缺陷 本次 暴跌 深層 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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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曉靈:負利率政策有明顯負面作用

來源: http://www.yicai.com/news/5017977.html

當前全球已有瑞典、丹麥、瑞士、歐元區和日本等五家央行實施了負利率政策,引起了各界廣泛關註(圖1)。作為一個相對較新的概念,負利率在以前的經濟理論和政策實踐中都較少提及。今天我先拋磚引玉,談談自己的一點看法。

負利率政策推出的背景

負利率政策的一個大的時代背景是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雖然本輪金融危機爆發到現在已經將近8年,但全球經濟仍處於緩慢複蘇中。這次金融危機爆發的原因有很多,其中,國際貨幣體系的不完善是其中一個非常重要的因素。從1971年美元和黃金脫鉤之後,全球進入到了完全的信用貨幣時代,流動性快速增長。隨著金融一體化進程的推進,跨境資本流動日益頻繁,波動十分劇烈。事實上,與日俱增的全球流動性對金融穩定以及宏觀經濟的持續發展帶來了巨大挑戰。在不完善的國際貨幣體系作用下,貨幣因素與非貨幣因素相互交織,全球性失衡不斷累積,最終導致國際金融危機的爆發。

危機爆發後,各國紛紛緊急出臺應對措施。由於財政政策會受到政府既有債務水平及赤字率的“剛性”約束,在一些國家已經沒有進一步發揮的空間;而結構性政策往往中長期才見效,且過程比較痛苦;相比而言,靈活性較強、政治阻力較小、見效較快的貨幣政策自然地成為各國應對危機的首選。盡管各國央行在危機爆發後迅速做出了很多及時適當的反應,有效緩解了危機,但在後危機時代,一些國家卻出現了過度依賴貨幣政策的傾向。寬松的貨幣政策層層加碼,從降息、央行資產購買計劃到貨幣貶值、負利率政策等,而其他政策卻沒有及時跟上。

過去為經濟繁榮所創造的那些貨幣,不僅沒有伴隨著危機的到來而被消除掉,危機後的極度寬松的貨幣政策反而又飛速創造出了更多的全球流動性。本來,金融危機中銀行的倒閉是一種消除多余貨幣的調整途徑,也就是說以實現貨幣出清的方式來促進實體經濟的出清。但是危機後過於寬松的貨幣政策不僅沒有讓貨幣出清,反而大幅增加了全球流動性。事實上,過多的流動性很容易造成資產價格膨脹,加劇跨境資金的波動,甚至引起過多恐慌,影響全球金融穩定和實體經濟複蘇。

負利率政策的機理

現階段,已經實施的負利率政策主要針對央行與商業銀行之間的利率,例如商業銀行在央行的一部分存款利率、超額準備金利率等。負利率政策的初衷是,在一個順暢的利率傳導機制中,首先,央行與商業銀行之間的負利率能夠傳導至銀行間市場隔夜利率;接下來,銀行間市場隔夜拆借利率加上期限溢價後傳導到中長期國債利率;最後,中長期國債利率加上風險溢價後傳導到中長期貸款利率,最終作用在實體經濟上。長期以來,貨幣政策一直受到“零利率下限”約束,而負利率則突破了該邊界,相當於把利率傳導機制起始端的政策利率調到了負的、更低的水平,從而試圖壓低整個收益率曲線。

理論上,負利率政策可以通過五個具體渠道影響經濟活動:一是信用渠道。對商業銀行在央行的存款實施負利率相當於對商業銀行在央行的存款實施一個“懲罰”,鼓勵商業銀行更多地將資金借貸出去。二是資產價格渠道。負利率可以通過降低貼現率來提升資產價格,並通過財富效應來刺激消費需求或托賓Q效應來促進投資需求。三是資產組合渠道。負利率會提升風險偏好,鼓勵公眾在金融市場或實體經濟配置更多風險資產。四是再通脹渠道。負利率政策可以制造通脹預期,抵抗通縮風險。五是匯率渠道。通過降低本幣收益率從而引導貨幣貶值來促進出口。

負利率政策的負面作用

我個人以為,負利率政策並非如支持者們設想的那麽美好,有著明顯的負面作用。

一是對貨幣擁有者的剝奪。央行對商業銀行的存款準備金實施負利率後,商業銀行有可能向存款人轉嫁成本,對存款人收取負利率。事實上已經有一些商業銀行對部分機構客戶實施了負利率(圖2)。這直接侵蝕了存款人財富,傷害了依靠利息收入群體的利益。財富的縮減有可能導致居民消費需求下降,反而會抵消負利率政策擴大總需求的初衷。實際上已有學者指出QE或QQE擴大了收入差距,因為持續寬松的貨幣政策促進風險類金融資產價格上漲,使得持有股票、共同基金的富人從中獲益,而窮人只能得到極少的利息收入,從而加劇了收入不平等。

二是傷害商業銀行的資產負債表。如果商業銀行選擇將負利率轉嫁給存款人,那麽會面臨損失存款客戶的風險。現實中已經有一些商業銀行因為要繳納負的存款準備金利率,拒絕了部分機構存款者的存款請求。如果商業銀行無法將負利率轉嫁給存款人,那麽就需要通過調整資產的結構和期限來消化。因為要覆蓋掉向央行支付的利息,商業銀行可能提高貸款利率來轉嫁成本,也有可能去配置高風險資產來彌補被侵蝕的利潤,增加投資資本的套利行為,而這不利於金融穩定。即使真如央行所希望的,受負利率“逼迫”後,商業銀行將原先留存在央行的資金放貸出去,這部分新增貸款可能會以更高的貸款利率放貸給原先商業銀行沒有給予信用的企業,導致貸款利率不降反升。金融危機後經濟前景低迷,資本回報率很低,企業信貸需求不強烈,商業銀行的借貸意願和能力都較弱,被迫從央行賬戶上騰挪出來的資金能對擴大信貸規模有多大貢獻還不好說。

三是不利於存款創造和實體經濟融資。如果對居民存款也實施負利率的話,居民會大量持有現金,導致貨幣乘數下降,理論上可能降為零。危機前金融機構是存款創造或信用創造的主體,實行QE或QQE後,央行直接取代商業銀行創造貨幣,替代商業銀行做本來應該是商業銀行做的事,而負利率的出現會進一步削弱商業銀行的存款創造功能。

四是負利率不是沒有邊界。負利率並不是可以無限制為負,因為公眾可以選擇持有現金來抵制負利率,而持有現金的存儲、交易、保險等成本就是負利率政策的下限。經測算,負利率下限大概在-0.5%至-2%之間(圖3)。即使用足負利率的下降空間,以BP為單位的這種利率的波動,對實體經濟的作用並不會特別大。相反會鼓勵逐利的投機資本在國際上進行套利交易。

五是切換了交易規則和估值體系,可能造成金融交易的額外成本。負利率切換了金融交易的“坐標體系”。金融機構需要改變交易習慣,重新構建對應負利率的模型,調整金融產品估值體系。在操作層面上,原來的一部分交易系統只設置了零利率下限,因為負利率的出現需要重新設置參數、修改交易編碼等,給金融交易額外增加了成本。在法律層面上,負利率使得債券作為抵押品的質量下降,容易引發違約風險,產生法律摩擦。

基本結論與政策建議

本輪金融危機後,寬松貨幣政策層層加碼,但其對經濟複蘇的邊際效應在減弱。盡管如此,一些央行開始嘗試負利率政策。實際上,我們對負利率的效果不宜抱太高期望,負利率甚至還會有諸多負面作用。在這種情況下,我個人認為,可以從以下方面做出一些努力:

一是減少對貨幣政策的過度依賴,貨幣政策實際上也不足以完全依賴。後危機時代,寬松的貨幣政策對經濟複蘇的邊際效應在減弱,潛在的副作用還不清楚。固然寬松的貨幣政策可以為結構性改革贏取時間,但不能以它為主、過度依賴,飲鴆止渴,反倒容易忽略了其他改革的必要性和緊迫性。如果不在改革方面下大功夫,而是大家成天盯著中央銀行,看各國央行出什麽政策,那世界經濟是沒有希望的。

二是切實推進深層次的結構性改革。各國財政政策可用的空間不同,更要加大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力度,解決實體經濟的供需平衡問題。結構性僵化和市場的不完善會降低需求端政策的有效性以及資源配置的效率,推行可靠的結構性改革能在短期內建立信心並在長期內改善經濟韌性。

三是不斷完善國際貨幣體系。此次危機是過去幾十年來全球性失衡不斷積累的總爆發,而現行國際貨幣體系存在的諸多不足則可能是促成全球性失衡的根源之一。遺憾的是,這種全球性失衡問題至今仍未得到根本性解決,各主要國家缺乏改革現狀的勇氣和動力,理論界也遠未就未來國際貨幣體系安排達成明確的共識。但可以肯定的是,未來的國際貨幣體系安排必須基於全球整體利益考慮,在制度架構上督促某些儲備貨幣履行好全球儲備貨幣的職能。全球貨幣發行失去實物黃金的制約,是危機後全球流動性泛濫的制度原因之一。在未來的國際貨幣體系設計中需要一個國際的“貨幣錨”。這是對國際金融理論和實踐的挑戰。只有這樣做才能約束信用的無限放大,對解決全球性失衡、維持金融市場穩定、提高金融監管效率也都是有好處的。

(作者系清華大學五道口金融學院院長)

吳曉靈 利率 政策 明顯 負面 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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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曉靈談僵屍企業退出後人員安置辦法:擴大中央財政債務、劃撥國企股權以充實社保基金

來源: http://www.yicai.com/news/5029646.html

公平的市場競爭環境對於企業發展來說至關重要。但目前的問題是,大量僵屍企業退出渠道不暢,占用了社會資源。

“之所以有很多的企業難以退出,特別是國有企業難以退出,最重要的問題就是人的問題。”6月18~19日舉行的2016北大匯豐金融論壇上,央行前副行長、全國人大財經委副主任委員、清華大學五道口金融學院院長吳曉靈表示,為了解決企業退出後人員安置的問題,要用擴大中央財政債務和劃撥國有企業股權的方法,充實社會保險基金,完善社會政策托底工作。

吳曉靈表示,中國經濟的杠桿率在全球處於中等水平,非金融企業杠桿率較高,政府和居民還有增加杠桿的余地,為促進企業活力,有必要調整杠桿。

吳曉靈進一步解釋說,非金融企業債務率比較高,杠桿率比較高,這是與我國以間接金融為主的金融體系有關系的,因為中國的資本市場不發達,企業融資主要是靠銀行信貸融資。

那麽怎麽調杠桿結果呢?吳曉靈表示,可以用政府加杠桿為優勝劣汰的市場運行機制創造條件,為企業降低社會保障負擔。如何建立優勝劣汰的市場運行機制?首先用安全、環境、技術、質量等標準限制淘汰高汙染、高消耗的企業,然後還要用公平競爭和財務可持續的財經紀律,讓善於控制成本的企業在市場競爭中勝出。

但現在面臨的最大問題是企業市場退出渠道不暢,優勝劣汰機制難以建立,許多僵屍企業占用了大量的社會資源,降低了社會資源使用的效率。

對此,吳曉靈表示,讓這些低效率的企業從市場退出有兩大問題,第一是資產和債務如何處理;第二是人員如何安排。在債務重組和資產處置時,應秉承市場的原則,讓買賣雙方自由定價。同時,在銀行債務處理問題方面,應該盡快廢止貸款通則,把銀行債務重組的處置權、主動權交給銀行股東。

由於社會保障機制不健全,人員的安置成為低效率企業特別是國有企業難以退出市場的障礙。吳曉靈提出,要用擴大中央財政債務的方法和劃撥國有企業股權的方法,充實社會保險基金,完善社會政策托底工作。

吳曉靈說,由於社會保障制度統籌層次比較低,現在提出要實現省級統籌,最終實現全國統籌,但很多省並沒有實現真正的省級統籌,很多地區面臨養老保險和失業保險的巨大缺口。特別是在資源枯竭地區的企業,其退出面臨養老金、失業保險入不敷出的問題。針對這種狀況,要盡快實現養老金、失業保險全國統籌,用劃撥國有企業股權和中央財政舉債的方式彌補資金缺口。

她表示,一些破產企業的職工不離開企業,是因為當地社保基因無法給足企業該給職工的錢,為了彌補這個缺口,可以把國有資產的一部分,包括國有股權劃歸給社保基金,這是有根據的。

吳曉靈進一步解釋說,過去在計劃經濟時期,企業所有利潤都上交給了財政,並沒有給企業留下養老的錢。但這些利潤上交後,其實都變成了國有股權。那麽現在企業職工他要養老了,過去沒有量化到個人的社會保障的錢,其實還是應該劃給企業。但是即使這樣,第一有量的差距,第二也有能不能馬上變現的問題。因為如果全部變現也會有問題,有一些流動性的缺口,應該用中央財政舉債的方法來加以彌補。

吳曉靈還提出,在彌補了資金缺口的同時,要延長企業和個人繳費的年限,並降低養老金和失業保險的費率。

她說,現在養老金繳費15年就可以享受退休養老金。國外基本上要繳費30年到40年,只要你參加工作,就應該繳費,用你參加工作的繳費來支付你以後退休的生活費用。如果中國延長了年限,提高了統籌層次,應該能降低整體的養老金和失業保險的繳費費率,這也符合當前降成本的宗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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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曉靈:不能指望央行用更寬松的貨幣政策支持經濟

來源: http://www.yicai.com/news/5029630.html

在國內經濟增速放緩的背景下,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無疑會給經濟帶來短期增長,但貨幣寬松造成的更直接結果是房地產價格上漲。過去兩年,一線城市的房價的水平已經遠超工薪階層的購買力。

6月18-19日舉行的2016北大匯豐金融論壇上,前央行副行長、全國人大財經委副主任委員、清華大學五道口金融學院院長吳曉靈表示,如果實體經濟自身的結構和發展處於困難中,光靠印鈔、擴展信用不解決問題。因而無論是從全球還是中國來說,不能把眼睛都放在央行上,不能指望央行用更加寬松的貨幣政策來支持經濟發展。而應該在經濟的結構、經濟發展的方式和運行的機制上下更多的工夫。

當前各國央行都已經竭盡全力量化寬松,有的國家甚至已經都進入到負利率時代。但吳曉靈表示,客觀的情況讓我們看到,並不是說信用擴張得很多了,經濟就能夠發展。貨幣只是經濟發展的一個條件,貨幣和金融只是為經濟服務的工具。

吳曉靈表示,現在央行寬松貨幣政策的效率是在遞減的。她給出了一組數字:從建國到2008年,中國投放信貸資金30萬億元,但從2009年到2015年,共投放了63萬億的貸款。也就是說,我們用7年時間投放了前60年2倍多的信貸。

她表示,到目前為止,中國的貨幣供應和信貸投放,不能說不多,盡管由於生產的供給能力非常強,因此消費品物價漲得不多,而房地產等資產價格高漲,導致房價已經成為很多年輕人在大城市待下去的一個非常頭疼的問題。

吳曉靈說,可以看到一個現象:中國這幾年,股市好的時候,很可能房價上升得就慢一點;當股市不太好的時候,房市就會上漲得快一些。當股市和房市都比較低迷的時候,其他凡是能夠炒作的東西都會被人用來炒作,例如普洱茶、蒜和姜。現在也有人炒比特幣,還有非法集資,過去能幾百萬元、幾千萬元的非法集資就是大案要案了,現在一旦爆發非法集資案,少則幾千萬元、幾億元,多則幾百億元。這說明我們的錢太多了,過多的錢在市場上遊蕩,找不到好的項目。

“中國經濟現在一個非常大的問題就是錢又多又貴,錢又多又難融資。”吳曉靈說,所以當前中國經濟改革和經濟發展的瓶頸不在資金的多少上,而在我們的機制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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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曉靈:不能靠貨幣政策解決所有問題

全球範圍內,量化寬松帶來的流動性泛濫,引發市場對寬松貨幣政策效力的討論。

中國人民銀行前副行長吳曉靈周二出席博鰲亞洲論壇金融合作會議時直言,不能靠貨幣政策來解決所有問題,貨幣政策本身只是一個重要的條件,更重要的是要對經濟進行結構性改革,解決和改善消費需求不足和企業發展動力不足的問題。

金融危機後,全球多國央行先後推行量化寬松政策。吳曉靈指出,無論是全球還是中國,當前都面臨著流動性充足但經濟增長動力不足的難題,追根溯源,是因為金融危機後各國央行推行量化寬松的實質是央行直接向社會提供信貸,這種方式雖然創造出流動性,但並沒有解決實體經濟發展動力不足的問題,消費和企業投資意願仍然不足,因此,在這種情況下,即便央行提供無限的流動性,金融機構的貸款意願仍不足,這令央行即使將對金融機構的利率降至負利率水平時獲得的效果也非常有限。

“全球要走出現在的金融危機,還需要一場技術革命來推動企業的發展,現在互聯網、信息技術的發展為未來的科技轉型創造了一個非常美好的經濟前景,但經濟如果缺乏優勝劣汰的機制,市場經濟的發展機制僵化,那麽新的動力也難以發生作用,這些都不是中央銀行能做的事情,應該認真地搞結構性改革,完善市場機制。”吳曉靈表示,中國提出的去杠桿、去產能、去庫存、降成本、補短板等等都是手段,最終目的也是要建立優勝劣汰的機制,讓新經濟能更好地成長。

金融危機後,一些國家央行在接近零利率時繼續通過購買資產增加貨幣供給的方式,被市場形象地描述為“直升機撒錢”。吳曉靈稱,這並非一個好辦法,無論是整體量化寬松還是按人頭平均配給貨幣。她指出,按人頭平均“發錢”的方式看似公平,但實際上對勤勞和願意創新的人來說是不公平的,社會的發展一方面要做好社會保障,另一方面則是要鼓勵創新,向全民等額發錢,結果是令經濟失去了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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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曉靈:互金監管應區分“金融活動”與“為金融服務活動”

“‘互聯網金融’這個詞給我們生活帶來便利的同時,不應該被不規範的行為玷汙。”7月10日,吳曉靈在第一屆中國金融科技大會2016上如此表示。

吳曉靈認為,今年是互聯網金融的整頓之年、監管之年。無論是互聯網金融還是金融科技(fintech),其本質是信息技術在金融領域的應用,並沒有改變金融業務的本質。

吳曉靈稱,應該區分金融活動與“為金融服務的活動”,實行不同的監管原則,如果是金融活動,對於資金中介、信用中介,必須進行有牌照管理。但是圍繞著金融活動有很多金融服務,這兩類金融活動應該有不同的監管規則。

如何區分監管?

根據《2015中國網絡借貸行業藍皮書》,P2P網貸行業發展至今,累計曝出1263家問題平臺,其中2015年網貸行業共曝出896家問題平臺,占歷史累計數量的70.94%,是2014年的3.26倍。

近階段,隨著央行主導的互聯網金融專項整治工作在全國範圍內陸續展開,2016年互聯網金融企業迎來監管寒冬。

吳曉靈認為,對於資金中介,互聯網技術的應用不會改變資金中介“保本保息”的資產池其實是存款,這一風險特征。只要是“保本保息”,他就做了債權債務的轉換,本質就是存款,為了對存款人負責,必須有資本充足率的監管要求。

監管當局在整頓非法金融時,打擊非法集資是最核心的部分。打擊非法吸收存款,對資金中介必須納入監管。

對於信用中介而言,吳曉靈也明確,如果互聯網金融做信用中介,推薦的產品不能保證信息的充分、真實、完備披露的話,對投資者也有影響。因而,對於這種信用中介也需要牌照管理。

吳曉靈進一步表示,在互聯網金融監管過程中,應該區分金融活動與“為金融服務的活動”,實行不同的監管原則,如果是金融活動,對於資金中介、信用中介,必須進行有牌照管理;但是圍繞著金融活動有很多金融服務,這兩類金融活動應該有不同的監管規則。

此外吳曉靈還對近期火熱的“區快鏈金融”做出界定,她認為,信息技術在金融領域的運用不會顛覆金融的本質,貨幣的數字化或數字化貨幣必須根植於交易和投融資的需求,因而基於區塊鏈技術的貨幣會面臨中央銀行制度同樣的問題。區塊鏈技術在金融領域的運用可能不是貨幣創造而是價值傳輸與公共賬簿。

征信行業將面臨沖擊

吳曉靈指出,隨著互聯網金融發展中大數據的應用,要關註公民數據信息保護與數據財產保護。

2016年4月,歐盟公布了《歐盟數據保護一般條例》取代1995年生效的《數據保護命令》。其中指出,數據主體的權利包括:透明、告知權、可獲得權、修正權與被遺忘權、異議權、拒絕自動征像權、權利受損情況。

對於自動畫像權與社會征信,備受互聯網金融征信關註。根據《歐盟數據保護一般條例》,所謂自動畫像權,即任何通過自動化方式處理個人數據的活動,該活動服務於評估個人的特定方面,或者專門分析預測個人特定方面,包括工作表現、經濟狀況、位置、健康狀況、個人偏好、可信賴程度等。

顯然,根據歐盟數據保護條例,每個個體都有拒絕自動畫像等權利,這會提高大批以個人畫像技術為核心競爭力的金融企業的放貸與風控系統。“拒絕自動畫像未來可能對我們的征信提出一定挑戰。”吳曉靈說。

吳曉靈指出,金融機構和征信機構可以查詢與客戶經濟活動相關的個人信息,比如往來賬戶信息、水電費、公積金等繳費、電子商務等信息,這些數據等所有權包括了拒絕自動畫像權和數據可攜帶權,這兩個權限與征信成本有很大關系。

吳曉靈還稱,目前《網絡安全法》二審稿正在進行征求意見,據她透露,根據二審稿,網絡運營者應當建立健全用戶信息保護制度,對收集的用戶信息必須嚴格保密,使用公民個人信息應該公開收集。網絡運營者不得泄露、篡改、損毀其收集的公民個人信息,未經被收集者同意不得向他人提供公民個人信息。但是經過無法識別特定個人,且不能複制的除外。

吳曉靈稱,該法一旦通過,當前國內互聯網金融征信領域,批量買賣個人在網絡上的服務信息將會受到一定限制。征信應遵循權益保護原則,防止、制止未經本人授權、強制授權、一次性終身授權等侵權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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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曉靈:央行應負責監管比特幣交易平臺

3月9日,全國人大代表、全國人大財經委副主任委員吳曉靈在回答第一財經記者提問時表示,今後對於比特幣交易平臺的監管應該是央行的職責,因為涉及反洗錢、外匯管理和支付結算。

兩會期間,比特幣價格在觸及歷史最高點後小幅下跌。今日,一枚比特幣的國際市場價格為1215美元,國內市場價格為7900元左右。

今年初,在比特幣價格劇烈波動後,央行開始發起了一輪針對比特幣交易平臺的監管風暴。

1月,北京、上海兩地監管部門約談、檢查國內最大的三家比特幣交易平臺比特幣中國、火幣網、OK幣行後,三家平臺的比特幣現貨融資、融幣宣布停止。

2月8日,北京監管部門再次對9家小型比特幣交易平臺主要負責人進行約談,通報目前比特幣交易平臺存在的問題。隨後,這些平臺先後宣布暫停比特幣提幣,比特幣中國等三家主要比特幣交易平臺也對提幣增加了限制。

吳曉靈對記者表示,近期央行的監管審查主要是重申了比特幣不能夠成為洗錢的渠道,希望比特幣交易平臺能夠遵守反洗錢法的規則、外匯交易的規則和支付結算的規則。並且,希望比特幣交易平臺不要辦成交易所,不要采取撮合交易、競價交易等交易模式。她表示,這些比特幣交易平臺也在積極配合央行進行自律檢查。

雖然我國的比特幣用戶相對較少,但是交易量在全球領先。由於不收取交易手續費並且提供杠桿類的融資炒幣和賣空業務,國內交易平臺一度占據全球比特幣98%以上的交易量。

隨著監管加強,國內平臺比特幣交易量驟減。在過去24小時里,比特幣中國等三家國內主要交易平臺的交易總量僅1.2萬枚,只有年初高峰時1200萬枚的千分之一。

吳曉靈告訴記者,比特幣應該說是區塊鏈技術比較成功的運用,對於比特幣,各國政府和監管當局是不一樣的態度,我國把它認證為數字資產,也有的國家認定為去中心化發行的非法償貨幣。

兩會期間,全國人大代表、中國人民銀行營業管理部主任周學東提出建議,對境內比特幣交易平臺應當包容、暫不取締,留下一段觀察期,但在短期內必須明確比特幣交易平臺監管紅線,嚴格監管。

“長期看有必要研究探索長效監管機制。”周學東說,需要研究比特幣等虛擬貨幣的金融屬性和商品屬性,研究比特幣交易平臺的性質,探索出臺國家層面的比特幣交易平臺管理試點政策,對少數合格交易平臺進行許可或備案試點。同時,強化監管合作機制,加強行業自律,構建比特幣交易所誠信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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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曉靈:證券法一審稿有“缺陷” 二審集中修改四方面

全國兩會期間,一拖再拖的《證券法》二審時間終於明確。據全國人大代表、全國人大財經委副主任委員吳曉靈3月9日介紹,二審稿預計在4月份提請人大進行審議,主要修改內容集中在四個方面:完善基本交易制度、為多層次資本市場發展留下空間、更好的投資者保護,以及進一步明確市場規則。

完善基本交易制度,包括證券發行、交易、登記、結算以及退市。在投資者保護方面,預計對投資者利益受損的法律救濟渠道、行政救濟渠道會增加。

所謂明確市場規則,主要是指維護資本市場最核心的規則,即信息真實披露。對於虛假信息披露、內幕交易、價格操縱,都要提高打擊力度,增加監管當局的偵查手段。

此次修訂中,仍有多個問題需要進一步研究,首先是註冊制。“一審稿關於註冊制有比較明確的表述,但是2015年出現股市波動,註冊制的實施推遲了。人大也為此授權國務院進一步進行註冊制的試點,試點授權是兩年,試點過程中要做中期報告,但現在還沒有做。”吳曉靈稱,在二審稿中是否寫明註冊制、怎樣寫,她還沒有把握。

不過在她看來,市場沒有必要將註冊制看得那麽可怕,因為無論是註冊制還是核準制,中介機構等市場主體都要對信息的真實全面負責任。事實上,目前核準制與註冊制唯一的差別在於,到底是監管層來控制節奏,還是交給市場。

第二個有待明確的問題是“證券”範圍已經拓展,如何完善監管。“2015年股市的波動、2016年杠桿收購中的亂象,都拓展了‘證券’的範圍。將集合投資計劃列為證券,也更有迫切性。這在一審稿中,是一大缺陷。”吳曉靈認為,2015年的股市配資、2016年的杠桿收購亂象,都反映出資本市場上分類標準不統一帶來的危害。

“如果對資管市場的統一標準有了共識,在同一法律上面有了進步,在證券法當中可以給予拓展。”吳曉靈稱,如果“證券”範圍拓展,功能監管的理念也應當在《證券法》當中有更好的體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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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曉靈:金融機構綜合經營並不意味著綜合監管

吳曉靈3月9日在梅地亞中心專場記者會上

“我對監管體制改革的想法,不是簡單地把三會合在一起,或者簡單地把三會合並到央行去。”全國人大代表、全國人大財經委副主任委員吳曉靈3月9日在記者會上表達了她對於監管架構改革的看法。

她認為,世界各國存在各種各樣的監管模式,都受到當事國家歷史、文化、現實經濟條件的制約。能夠建立穩定金融防範框架、更好地將宏觀審慎管理與微觀審慎結合在一起,並形成有效的貨幣政策調控體系,若能夠達到這兩個目的,這樣的監管體制就是合適的。

“金融機構盡管有很多業務相互滲透,但是金融業務本質上的東西是不會因此而改變的,比如銀行主要吸收存款、發放貸款,創造信用貨幣,銀行吸收存款和創造貨幣的特性是不會改變的。證券機構要搭建投資者和融資者的橋梁,保證信息的真實全面,這種中介機構的本性也不會改變。保險公司基於大數法則,進行經濟補償的功能也不會改變。”吳曉靈解釋稱,信托本身是一種法律關系,受人之托、代人理財,收取管理費用,投資者要承擔風險、獲得收益,這種方向也不會改變。而銀證保信所做的資管產品,都要按照相同的規則進行監管、按照功能和行為進行監管,綜合經營並不意味著綜合監管。

那麽,金融機構綜合經營下如何監管?吳曉靈認為,應該對應的是功能監管和行為監管。

“過去我們是機構監管,監管機構通過發放、吊銷牌照,對機構的審慎經營進行管理。而行為監管是,即便機構的牌照不是我發的,但是你做了我所管的功能的事,還是要到我這里來領取牌照。”吳曉靈舉例稱,銀行要銷售保險產品、基金產品,應到保監會獲得保險銷售的資格、到證監會獲得基金牌照資格。

吳曉靈認為,在綜合經營的大背景下,交叉經營的資產管理產品,應該按照法律屬性交由證監會統一監管比較好。

“綜合經營的情況會出現很多風險,我們的監管體制不管怎麽改變,對於央行在整個金融體系當中所承擔的貨幣政策職能和金融穩定職能是不會改變的。金融市場最終流動性的提供者是央行,央行既擔負著貨幣政策的制定和實施的責任,也擔負著金融穩定的職能。”吳曉靈建議,綜合經營情況下,要從單純的機構監管,向功能監管和機構監管相結合轉變,而央行要更加強調它承擔金融穩定方面的任務。

吳曉靈認為,央行有其特殊性,在紛繁複雜的國際國內金融形勢下,需要有效的央行,貨幣政策更加有效,匯率政策也要更加有效。只有這樣,才能擁有一個比較穩定的金融系統,來應付更加複雜的國際國內形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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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曉靈:資管業務風險較嚴重 應明確界定“信托”與“委托”

當前市場各方對金融風險都存在一定擔憂。全國人大代表、全國人大財經委副主任委員吳曉靈在梅地亞中心專場記者會上表示,資管業務風險比較嚴重;在建立資管統一監管辦法的同時,也應明確界定資管產品的信托與委托關系。

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到四方面風險,即不良資產、債務違約、影子銀行、互聯網金融。吳曉靈表示,“在我來看,影子銀行是格外重要的。影子銀行實際上本意就是在銀行信貸之外的非銀行金融的活動。有一些是有執照的,有一些是沒執照的。中國大量影子銀行活動是有執照的非銀行金融機構進行的,容易引起風險的是理財產品,這種產品隱藏風險最大。”

吳曉靈認為,首先是規則不統一,層層嵌套,拉長債務鏈條,投資者適當性原則得不到很好的堅持;第二,數據不清晰,投向不清晰,難以對風險進行判斷,一旦出現風險,有感染性、波及性,比較嚴重。

“近幾年理財產品發展非常快,金額非常大,包括證券公司、基金管理公司、期貨經紀公司,私募資產管理產品,數額都是比較大的,而且橫跨銀證保各個領域。如果不能很好地了解這些產品的投資者、投向等準確數據,經濟下行的情況下,當一些產品出現違約,容易引發風險。”吳曉靈認為,這就是由人民銀行牽頭建立資產管理產品統一監管辦法的原因。

她介紹稱,目前由央行主導、各個監管當局一起制定資管產品的統一標準,堅持穿透性監管原則,投資者要穿透到最終的投資者、產品要穿透到最終用錢的產品。“要建立資管產品的綜合統計系統,了解總量、關聯度、杠桿水平、資金投向,了解和化解資管產品風險。”吳曉靈認為,資管產品是現在風險比較嚴重的一方面。

對於目前正在制定中的統一監管規則,吳曉靈認為有針對性但也有不足。目前對於資管產品法律關系的認識不一致,資管既有信托關系、也有委托關系。“資管產品本身是一個信托產品,是一種信托關系,本身是一個證券,”吳曉靈認為,如果明確是信托法律關系的證券,可以把監管的責任主體歸於證監會。

吳曉靈 資管 業務 風險 嚴重 明確 界定 信托 委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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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曉靈A股異動報告,顧寶昌二孩課題獲“中國軟科學獎”

第六屆中國軟科學獎頒獎典禮20日下午在中國科技會堂舉行。全國人大財經委副主任委員吳曉靈的《中國A股市場異常波動報告》、中國人民大學顧寶昌教授的《二孩,你會生嗎》獲得本屆中國軟科學獎。

中國軟科學獎由深圳市綜研軟科學發展基金會評選頒發,此次大會還評出了一項榮譽獎以及四個研究領域的專項獎。

原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彭佩雲、原國家財政部部長、中國(深圳)綜合開發研究院理事長項懷誠、原江西省副省長鄭良玉、中國(深圳)綜合開發研究院院長樊綱、深圳市綜研軟科學發展基金會理事長許永發分別為本屆中國軟科學獎、榮譽獎和專項獎的獲得者頒獎。

中國軟科學獎從2010年起面向全社會公開征集和評獎,開展至今已評選出六屆。參選對象為評獎年度前四年公開出版、發表的研究成果,以及具有重要實踐意義、應用價值和政策參考價值的軟科學研究成果,在國內軟科學界具有公正性、權威性、標桿性等特點。

全國人大財經委副主任委員吳曉靈編寫的《中國A股市場異常波動報告》(上海遠東出版社,2016年7月),對2015年A股市場異常波動現象從杠桿、市場機制多空不協調、交易機制方面的設計缺陷、投資者結構、新股發行制度等方面進行了分析,並提出了建立市場健康發展的長效機制,提升市場信心的政策建議。

中國人民大學人口與發展研究中心教授顧寶昌編寫的《二孩,你會生嗎》(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4年4月)以及其長期以來從事的人口與發展研究相關課題,提出修正我國人口政策,放開二胎,對中國人口和生育率的下降狀況及中國人口老齡化的趨勢有了較深刻的研究。

中國軟科學獎從第四屆開始設立榮譽獎,以紀念研究成果符合評選條件且有重大影響,但現已去世的研究學者。本屆榮譽獎獲獎學者是武漢大學資深教授曾令良,獲獎作品為《運用國際法治思維推進法治中國建設》(《中國社會科學》,2015年第10期)和《中國促進國際法治報告》(2014、2015年)(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6年6月)。曾令良教授長期以來從事國際法治的研究工作,通過對比國際法、國內法以及相關管理學、國際關系學等一系列學科,剖析國際法治和國內法治之間的辯證關系,為中國法治體系與全球接軌,推動中國參與全球治理起到了重要作用。

四個專項獎分別是政策研究獎、發展研究獎、社會研究獎、管理學獎。政策研究獎獲獎作品是由環保部環境規劃院研究員王金南、葛察忠、龍鳳、秦昌波等共同編寫的《中國環境稅收政策設計與效應研究》,提出了基於中國國情的環境稅理論體系 ,建立了環境稅政策設計和效應評估的技術方法學。

發展研究獎獲獎作品是有同濟大學發展研究院院長任浩率領團隊編撰的《中國100強產業園區持續發展指數報告(系列)》,該成果系統地梳理了中國產業園區發展階段的歷史演進和理論框架,創新性的構建了中國產業園區的五個維度的 系統評價指標體系。

社會研究獎獲獎作品《微信:中國人的“在世存有”》由複旦大學新聞學院副院長孫瑋教授編撰,探討微信在當前的中國社會狀況中,如何構成人們的“在世存有”。

管理學獎獲獎作品是由人民大學章凱教授等組成的研究團隊編撰的《組織-員工目標融合的策略——基於海爾自主經營體管理的案例研究》,以海爾自主經營體管理這一典型成功案例作為研究對象,采用規範的案例研究方法,對企業如何實現組織-員工目標融合進行了系統深入的研究。

連同此次揭曉的7個獎項,截至目前中國軟科學獎的獲獎成果已達到近40個,這些獲獎成果在經濟、社會、法律、管理、環保等眾多相關領域發揮著不可估量的作用。第五屆中國軟科學獎由李揚、張曉晶、常欣等組成的研究團隊獲得。第六屆中國軟科學獎獎金相比上屆的20萬元提高到25萬元,專項獎由5萬元提高到6萬元,以更大的力度激勵中國軟科學研究者繼續深入研究。

深圳市綜研軟科學發展基金會是在原全國政協副主席陳錦華的倡議下,通過由中國石油化工集團、寶鋼集團有限公司、中國石油天然氣集團公司、中國海洋石油總公司、華僑城集團、中國廣核集團有限公司、招商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大連實德集團8家單位,依托中國(深圳)綜合開發研究院為平臺共同發起、捐贈的國內首個以“軟科學”命名的公益性基金會。

吳曉靈 異動 報告 寶昌 二孩 課題 中國 軟科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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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強金融監管如何影響利率?吳曉靈:或將先漲後降

來源: http://www.nbd.com.cn/articles/2017-06-03/1113323.html

“在加強金融監管的背景下,利率會出現上漲的過程,但真正按照市場規則運行,利率還將回落。”在今日召開的“2017清華五道口全球金融論壇”上,清華大學五道口金融學院理事長兼院長吳曉靈接受媒體采訪時如是說。

 
本屆論壇以“經濟全球化與金融業規範發展”為主題,談及加強金融監管對市場利率的影響,吳曉靈表示,在全球金融危機之後,各國的杠桿和債務普遍上升。以中國為例,2008年M2占GDP的比重是1.49%,到2016年末占比達到2.08%;貸款余額在2008年占GDP比重是0.95%,到2016年末占比1.43%。

 
“簡單講,從1949年到2008年貸款發放約30萬億元,從2009年到2016年貸款發放增長到106萬億元。7年增加了76萬億元,超過前些年投放量的2倍多。”她說。

 
吳曉靈認為,在大量資金投放過程中,出現了借款難以償還的現象。資產管理市場上,層層增加杠桿、拉長信用鏈、擡高融資成本,會對實體經濟產生影響。通過市場整頓,中央銀行讓貨幣政策回歸中性,在此過程中一些過激的金融機構,信用鏈過長、產品套嵌過多的業務,會在貨幣政策趨於穩健的過程中暴露業務上的問題。當其資金出現缺口時,會不惜成本吸收資金,導致市場上資金借款成本上升。

 
在她看來,有兩種因素會影響利率下降。其一,效益不佳的企業在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背景下,難以滿足市場需求會被淘汰,導致利率下降。其二,由於貸款利率提高、放貸速度放緩,銀行高息攬儲、低息放貸侵蝕了自身利潤,也將導致利率下降。

 
“在加強金融監管背景下,會出現利率上漲的過程,但真正按照市場規則運行,利率還將回落。”吳曉靈說。(記者李彤)
 
加強 金融 監管 如何 影響 利率 吳曉靈 或將 將先 先漲 漲後 後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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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曉靈:合理有序地推進金融業對內對外開放

“例子已經證明,合理有序地推進金融業的對內對外開放能夠給一個國家帶來繁榮和發展,反之則會帶來危機和蕭條。”清華大學五道口金融學院理事長、院長,中國人民銀行原副行長吳曉靈在5月19日的“2018清華五道口全球金融論壇”上表示。

吳曉靈表示:“如何走出一條具有中國特色的大國金融改革開放之路,守住不發生系統性金融風險的底線,是我們金融人必須回答的時代命題。”

吳曉靈稱,為應對2008年爆發的金融危機,中國采取了積極的財政政策、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寬松的環境推動了經濟的快速發展但也使得中國經濟的債務率急劇攀升;以互聯網、大數據、雲計算、人工智能為代表的信息革命推動著中國經濟的新舊動能轉換,推動著傳統金融的變革和新金融的發展,但創新的試錯也帶來了秩序的失調和風險的積累。

她認為,在繁榮與失序並存的時候,在新舊動能轉換的時代,中國的金融業能否在降杠桿和化解風險中穩步前行;在創新與公司治理不相協調之際,進一步打開大門能否保持中國金融業的競爭,這一切也對金融監管提出了更高要求。

目前,金融機構對外資開放節奏明顯加快。隨著“一行兩會”近期的密集發力,中國金融的大開放格局已日益清晰。

5月11日,第一財經記者從銀保監會獲悉,廈門金美信消費金融有限責任公司於2018年4月27日正式獲得中國銀保監會批準籌建;5月2日,銀保監會發出關於籌建工銀安盛資產管理有限公司的批複通知,這是我國加快保險業開放進程後,獲批的第一家合資保險資管公司。

“實踐證明,只要管控得到,對外開放對中國利大於弊。對外開放過程中,不僅要引入活水,也要過濾汙水,引入外資機構必須講專業能力,充足的資本實力,雙方監管機構保持良好互動,在對外開放過程中,將把握三大原則。”19日,中國銀保監會副主席陳文輝在“2018清華五道口全球金融論壇”上表示。

陳文輝進一步闡釋了三大原則,一是把握擴大開放和防範風險的平衡。二是堅持平等有序、平等互利。最後,補齊監管短板,提升監管能力和水平。

吳曉靈 合理 有序 推進 金融業 金融 對內 對外 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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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曉靈:不能只望央行放水

1 : GS(14)@2016-06-20 05:42:38

【本報訊】內媒引述前人民銀行副行長、全國人大財經委副主任委員吳曉靈,昨日出席論壇時稱,不能只指望央行用更加寬鬆的貨幣政策來支持經濟發展,應在經濟結構上下功夫。內媒引述吳曉靈稱,如果實體經濟自身的結構和發展處於困難,「光靠印鈔、擴展信用不能解決問題」,無論從全球還是中國來說,都不能只指望央行用更加寬鬆的貨幣政策來支持經濟發展,反而應在經濟結構、發展方式和運行機制上下功夫。各國央行相繼透過量化寬鬆刺激經濟,但吳曉靈指,客觀上不是信用擴張得越多,經濟就能夠發展,貨幣只是經濟發展的一個條件及工具。她續指,中國經濟面對的大問題是「錢又多又貴,錢又多又難融資」,故當前中國經濟改革和發展的瓶頸不在資金有多少,而是在於機制上。





來源: http://hk.apple.nextmedia.com/financeestate/art/20160620/19661476
吳曉靈 不能 只望 央行 放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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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曉靈:勿單靠「灑錢」救經濟

1 : GS(14)@2016-07-06 08:08:11

【本報訊】中國經濟增長放慢,人行前副行長吳曉靈昨日在博鰲論壇認為,不應單靠貨幣政策解決全部問題,應集中結構性改革。她指出,自金融危機後,市場信貸需求下降,大量壞賬亦使商業銀行減少信貸投放。故此,部份央行將利率降至零,甚至推行量寬,直接向社會購買資產,提供流動性以刺激信貸。吳曉靈認為,「直昇機式灑錢」並非好辦法,因實際上並無解決實體經濟發展動力不足的問題,消費及投資活動仍然不足,若經濟無優勝劣汰的轉換機制,新動力亦難以發揮作用。故此應透過各種稅收及財政政策,鼓勵創新及對社會有貢獻的人,才可創造更多財富。



外管局:走資情況轉穩

另外,外管局副局長方上浦表示,中國在2003至2014年間都錄得資金淨流入,但2014年起中國資本賬出現逆差,反映資金流出壓力加大,中國外滙儲備更由3.98萬億美元跌至現時的3.2萬億美元。他指,包括利率槓桿及逆周期措施,都令中國資金流走情況穩定下來。他亦認為中國整體資本流動仍算穩定。





來源: http://hk.apple.nextmedia.com/financeestate/art/20160706/19682829
吳曉靈 勿單 單靠 灑錢 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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