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ZKIZ Archives

2000億華為帝國：從深圳到東莞不得不說的故事！

http://www.iheima.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813
華為已然成為深圳的名片，多年品牌深入深圳人心中。正是在這樣的時刻，華為卻選擇遷都東莞松山湖。

2013年7月24日，華為子公司員工@傅曉獨孤 曝光了幾張華為松山湖基地的圖片，歐洲小鎮的建築風格蘊含在低密的松山湖之中，美不勝收，而據他所言「裡面還有輕軌電力小火車當做穿梭交通工具」，則不由讓人想像一個新的華為王國的誕生。

很快，傅曉獨孤的曝光松山湖總部基地的消息，也得到華為終端總裁余承東的認同，笑言「大傢伙這麼快就把消息放到網上」的同時，也解釋了部分華為遷都東莞的原因。

「東莞松山湖離深圳較近，開車約50分鐘，未來深圳中心北移則更近，周邊環境很優美，房子便宜很多，員工安居樂業的好地方!」在這些美麗的照片中，在華為人輕鬆的互動中，作為關心深圳，關心華為的人，在高興的同時，漸感不安：華為，終將要撤離深圳了嗎?
雖然近幾年頻傳華為在南京、廊坊等地拿地的消息，但是，真正讓人感覺到華為有撤離深圳跡象的，無疑是東莞總部基地的建設。這不僅是因為東莞和深圳是連襟，更重要的是，松山湖總部基地的定位以及華為發展的需求。

可以看一下華為與東莞發展線索，從2005年的聚信科技有限公司的成立，到2012年的拿地並被要求2015年建成，以及當下2013年的內部曝光，華為和松山湖越走越近愈發甜蜜的過程，怎麼說也值得讓龍崗提起心思留意。

從這個時間線來看，華為對松山湖總部基地的倚重，越來越大，也因此網上對華為的松山湖總部的定位猜想也更傾向於他將不僅僅是一個終端總部基地，很可能將承擔更多的職能。當然，華為對松山湖的倚重以及阪田現實的困境，也為我們留下一窺華為撤離端倪的空間。

華為撤離原因猜想：

a)任正非理想主義式的個人願望?

據傳，任正非一直希望華為擁有像蘋果公司或谷歌公司那樣的環境，絕佳的環境和舒暢的場景，一種低密度的城區。但很明顯這樣的要求在深圳，土地成本太高了。

由於「華為科技城片區」內基本是以舊改為性質的項目，暫不說區域格調和規劃是否合任正非及華為的口味，就周邊高樓林立，俯視華為的氣勢和糟糕的環境，也注定很難讓他接受。

反觀東莞，松山湖為華為總部提供容積率為0.5—0.8左右的低密屬性，也難怪華為人自己都為此慶幸。

b)松山湖竭盡所能地全力支持?

在2009年，市委常委、常務副市長冷曉明就表示，東莞將在項目建設、生產運營、交通和後勤等方面全力支持華為公司在莞發展。

2012年，東莞市政府在松山湖核心區南部環湖路以北，劃分出1900畝環湖生態建設用地指標，用於深圳華為技術有限公司終端總部的建設。

不得不提的是，為了安置華為終端總部在松山湖的落子，松山湖為此還「騰出」了約606畝的生態保護用地。根據東府辦復「2012」101號文，為統籌落實華為終端總部項目用地，對項目內生態綠線控制範圍進行核減。經調整(核減)後，項目用地內約606畝生態保護用地調整為建設用地。

不僅如此，東莞也一直致力於將松山湖區域打造為高端電子信息產業、生物醫藥產業和現代服務業三大產業聚集區，完全契合了華為的屬性，這和龍崗一直對區域定位舉棋不定形成明顯的對比。

c)深圳尷尬困局力不從心?

松山湖和阪田(龍崗)就華為所反映出來的問題，也許就是深圳城市瓶頸所在。作為改革開放的前沿，從剛開始的狂飆突進式發展，到現今則反映出深圳在土地、空間、資源、環境方面的瓶頸，這就是深圳的「四個難以為繼」。而對於華為，最需要的自然是土地問題。
其實在2011年的廣東省人大常委會審議通過我國第一部促進自主創新的地方性法規———《廣東省自主創新促進條例》(以下簡稱《條例》)中有所突破，《條例》第五十三條規定省級以上產業園區的戰略性新興產業、高新技術產業的研究開發項目用地，依法可以採取協議出讓等方式取得。但對於華為而言，貌似只是一紙空文。

除過華為企業方面的土地需求，目前華為阪田總部基地人員大約有5萬多人，對空間，資源和環境的要求也更高，深圳對華為，也有可能是力不足。但是不是心有餘呢?

d)深圳對華為：更多的心不在焉?

華為這麼大一個企業，甚至一座「城」，卻始終無法得到地鐵的眷顧。有網友曾發帖稱「華為基地有員工5萬人，華為作為深圳的繳稅大戶，並沒有得到政府的關照。華為科技城片區不僅有華為、神州電腦等利稅大戶，還有中海、萬科的樓盤。」但是周邊卻沒有地鐵!並反問深圳是否拋棄了華為!

從目前看，和華為關聯最近的地鐵，要數5號線——環中線。環中線呈半環狀，將深圳北站、布吉、黃貝嶺等幾個重要樞紐連接起來，東西走向，以期減輕特區內東西走向1號線(羅湖線)和2號線(蛇口線)的壓力。但是這條線路依舊沒有華為站，原因據稱是由於設站將繞行太遠，也增加單程時間和運營成本。

除地鐵外，梅觀高速從2011年就有報導說從市規劃國土委獲悉，深圳市決定將梅觀高速南段主線收費站北移至華為立交與清湖立交之間，但三年過去了，還是神龍見首不見尾。

以上是交通的不重視，自然還有配套的不重視，在華為總部的旁邊，除了有個樟坑徑燃氣基地外，白鴿湖垃圾焚燒廠和華為的直線距離也不足5公里。

e)人居成本及居住品質差距太大?

余承東說，「東莞松山湖離深圳較近，開車約50分鐘，未來深圳中心北移則更近，周邊環境很優美，房子便宜很多，員工安居樂業的好地方!」這是不可否認的事實，從安居樂業的角度出發，松山湖的房價太誘人了。

稍微做個調查，目前萬科城的房價在25000元/平方米左右，而東莞豪宅售價也僅僅在11000元/平方米左右，因此，從直觀的購買成本來看，萬科城高出整整一倍以上。

在阪田華為總部附近，買個90平的簡裝二手3房，在東莞就可以買個240平的豪宅。曾在南方都市報《給華為建座城，值嗎?》的一份報導中，華為員工置業寶安龍華等地貌似也是常態。如果搬遷至松山湖，對於華為人來說，更加凸顯出更小的生活成本和更高的生活品質。

f)「華為科技城」另有說法?

2010年「華為新城」浮出水面。一開始規劃面積為華為周邊7平方公里，等到12月下旬擴大到21.9平方公里，名稱也改為「華為科技城」。但據南方人物週刊的報導，任正非表示「造城可以，但不要用華為的名號」。

任正非更想保持低密度屬性，希望將周邊雜亂的建築物推倒重來，以華為基地的高標準進行改造，甚至拿出葡萄牙的里斯本作為規劃建設的參照標準。但深圳的土地，太稀缺了，有關人士明確表示過這樣土地過於浪費。

畢竟從面積算，「華為科技城」中屬於華為的地肯定是一小部分——華為阪田總部基地佔地不過1.3平方公里。

因此，雖然名字是華為科技城，但華為佔面太少，且不符合任正非及華為構想和要求，形成了華為「被造城」的感覺。

最新的方案規劃表明「華為科技城」不再提及，新的設計方——具有市政規劃甲級資質的中國城市規劃設計院深圳分院給出了一個全新的名字：「深圳特區擴容示範區」。

這樣看，一直被炒作的「華為科技城」就有點有名無實。也許這也是一個信號，可能華為不想最終因為企業搬走後，讓一座城冠以一個名不副實的名稱也不一定。

華為若真的撤離，深圳會怎樣?

第一問：華為撤離之後，科技城還建不建?

華為科技城，雖說有點有名無實，但其最初的定位是：以高新技術產業為主導功能的城市複合型片區。對區域以技術產業為導向的戰略方向是定下來的，那麼如果華為撤離深圳之後，科技城還建不建?

一篇名為《華為科技城能否保住「科技味」》的報導中龍崗區相關負責人所表述，華為科技城劃出一個面積約為7.8平方公里的核心啟動區。「其他重點發展片區的核心啟動區一般只有兩三平方公里，華為科技城初步定了7.8平方公里的核心區，大約用5年的時間完成約7.8平方公里核心區的城市更新方面的項目。」

照此說，建設是繼續的，但是從09年到建設到現在，這科技更新換代好幾撥了，但科技城並沒有明顯的新氣象。

第二問：華為是納稅大戶，走後龍崗怎麼辦?

毫無疑問，華為一直以來是龍崗的納稅大戶，全國工商聯2012發佈的中國民營企業500強調研分析報告顯示，華為以230億元位居首位。深圳國稅統計顯示，2012年度華為的綜合納稅和增值納稅分別排列第二位和第一位。

華為所創造的產值和出口分別約佔到龍崗區工業產值的40%和35%。由於華為的強大和對區域的貢獻，因此也有這樣的說辭：「華為咳嗽，龍崗區就開始打擺子。」

如果華為真的不僅僅是一個終端總部搬過去，而是大規模的搬至松山湖，業務中心也全部落到松山湖總部基地，對於龍崗區政府而言，後果會將如何?

第三問：搬至松山湖之後，阪田總部基地會如何?

阪田總部基地會留下什麼?一位自稱是華為終端員工在網上發帖稱：內部管報已全刊說明華為新基地，終端內部員工納稅及社保等已部分切換到東莞，2015年切完，並開始逐步搬遷。

不過，外界認為不僅僅是終端內部員工，根據此前透露的消息，華為計劃將部分採購、研發、中試和銷售業務併入聚信公司，並有意將新能源板塊研發業務遷入松山湖，包括通信電源、新能源、儲能、智能管理等。

從目前看，阪田總部含華為培訓中心(亦是華為大學)、研發中心、中試中心、行政中心、生產中心、數據中心、機加中心等，很可能也會大量搬遷，阪田總部將有可能成為一個以培訓為中心的基地。

當然，有些員工可能並不樂意遷移，不過根據《國際電子商情》孫昌旭的爆料，可能是一個二選一的選擇題：離開深圳，去松山湖;或者離開華為，留在深圳。

第四問：深圳網友為何一邊倒的支持華為搬離深圳?

翻看網絡上關於華為可能撤離深圳的相關帖子，發現網友對華為撤離深圳體現出一邊倒的支持。作為深圳土生土長的企業，可以說深圳看著華為取得了今天的成就。

很多人因為深圳有華為、騰訊、萬科這樣的本土大企業而驕傲，更有人言「沒有華為，深圳市就拿不下自主創新城市這塊牌子。」但是，為什麼華為撤離，民眾是這樣的支持?難道真的如「華為現狀，政府有愧?」

第五問：下一個要離開深圳的，會不會是比亞迪?

如果華為撤離深圳，下一個會不會是比亞迪?今年以來，深圳一直追求產業結構的轉型，力圖轉型為一個億第三產業為重心城市，因此，也造成了大批製造業企業的逃離，比亞迪製造業代表，在城市經濟結構轉型的浪潮下，會不會也有可能逃離深圳，遷址惠州?
華為來到松山湖之後的猜測

東莞GDP或超越深圳?

在東莞松山湖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十二五」規劃綱要新聞發佈會上，松山湖管委會定下了到2015年，松山湖高新區將力爭地區生產總值(GDP)達到700億元左右，年均增長48%左右;工業總產值將達到2000億元左右，年均增長50%左右;稅收收入達到100億元左右，年均增長41%左右的目標。

如果華為真的撤離深圳，投入松山湖建設中，勢必成為東莞移動產業的引擎，帶動城市產業發展，同時，松山湖區域聚集了正大集團、生命人壽、中集集團、漫步者以及華為等跨國集團或科研總部意在此，可能帶動東莞GDP的激增。

近年來，除過北上廣之外，蘇州、天津、重慶等地均有超過深圳GDP，那麼在華為幾期周邊企業的聯合帶動下，東莞GDP有沒有可能趕上甚至超越深圳?

結語：
毫無疑問，華為是深圳的一面旗幟，華為的撤離，對龍崗甚至深圳無疑有著舉足輕重的影響，爭取留住華為這樣的企業，將配套建設再快一點，服務檔次在高一點，真的不要等到發展到被「用足投票」之後，再去反思和追悔。

(21CN財經)

深圳首創「地陷辦」，24億修補地下空洞 「我們正在做一件人命關天的大事」

http://www.infzm.com/content/100677

2014年5月5日，對於突然到訪的南方週末記者，劉永根沒再迴避了。此前他和同事反覆婉拒了採訪要求。這個剛設立半年的臨時機構顯然更願意低調，甚至連114查號台也問不到電話和地址。

這是一個約30平方米的辦公室，劉永根和幾名從不同單位借調來的同事擠在一起辦公。會客用的沙發還是深圳市應急辦騰讓出來的，而一旁的檔案櫃上也只有寥寥幾摞文件報表。

不過，這是一個臨危受命的機構，負責協調全市約2000平方公里內的地面坍塌突發事件處置，掌管每年8億元的專項治理資金。雖然專職人員不到10人，但「兼職人員」卻遍佈28個政府職能部門及燃氣、電力、軌道等相關企業。

深圳市地面坍塌防治工作領導小組，61歲的劉永根是其辦公室主任。在媒體的日常報導中，它有個通俗易懂的簡稱：「地陷辦」。不過，劉永根反覆強調，規範的簡稱應為「地防辦」。

「這是全國各大城市中，唯一協調組織治理地陷的專門機構，深圳也是唯一一次性批覆24個億用來做這件事的城市。」劉永根如此評價說。

6條人命換來「地陷辦」

2014年5月11日，深圳遭遇6年來最大暴雨。而暴雨過後，城市次生災害之一便是地面坍塌。

地防辦早已進入警備狀態。當日下午5時，劉永根和同事正在冒雨趕路。在電話中他告訴南方週末記者，「現在市領導都在值班，我們全部到了現場，一天沒有歇腳。」

劉永根說，本輪強降雨期間，全市已發生31起地陷，所幸沒有人員傷亡。

面對地陷，深圳這座城市早已心有餘悸。在一年前的5月20日，一起導致5人遇難的地面坍塌，成了深圳治陷的分水嶺，也促成了地防辦的臨危受命。

也就是這起被定性為「較大」級別的突發事故，徹底驚醒了屢受地面坍塌困擾的深圳。據市地防辦工作簡報記載：「2013年深圳市共發生地面坍塌事故兩百餘起，造成6人死亡，防治形勢極為嚴峻。」

在深圳悲劇之外，全國情況同樣令人揪心。據南方週末早前報導，2009年-2013年直接因城市地下管線事故而產生死傷的事故案例共27起，死亡人數達117人。單就致死傷的地下管線事故而論，呈逐年增多趨勢。

然而，目前尚有逾60%的城市未進行地下管線普查。「中國地下管線事故正從潛伏期進入爆發期。」中國城市規劃協會地下管線專業委員會副秘書長劉會忠說。

「5·20」事故之後，深圳市規劃國土委牽頭進行全市初步調研。三個月後，一份多達62頁的專題調查報告上呈市政府。

該報告認為：「地面坍塌主要由非自然因素導致。」因自身建設質量和維護問題導致的管渠破裂，及受其它地下工程建設影響導致的管渠破裂，是形成地下空洞和造成地面坍塌的兩大原因。而深圳降雨多、城市發展快更是加速了這類事故爆發。

2013年8月22日，在市政府研究全市地面坍塌事故防治工作會上，常務副市長呂銳鋒點名請已退休的劉永根出任辦公室主任一職，劉永根原是深圳市規劃國土委巡視員，早前任副局長。

「雖然地防辦還只是臨時機構，但辦公室牽頭人角色重要，沒有熟悉的人脈和一定行政級別，是干不好這活的。」地防辦工作人員龔淑云博士說。

不少城市治陷機構是設在某個職能部門之下。「比如北京，專門負責處置地面坍塌的部門設在市政市容委，雖然也很重視，但不是作為一個獨立部門機構來協調工作的。」劉會忠說。

2013年8月30日，深圳市地面坍塌防治工作領導小組正式成立，副市長呂銳鋒任組長，各區與相關職能部門也成立了相應的領導小組與辦公室。隨後，深圳市地質環境監測中心作為技術支撐單位掛牌成立，同時，還組建了一個由三十多位專家組成的隊伍。自此，深圳市地面坍塌防治體系基本形成。「從開始提出專題調研，到成立領導小組前後不過三個月。」劉永根說，「地面坍塌防治工作得到前所未有的重視。」

「如果再不重視防治塌陷工作，我們的今天就是兄弟城市的明天。」在劉永根看來，深圳遇到的地陷困境，其他城市以後也會或正在遇到，「我們正在做一件人命關天的大事」。

第一次「下馬威」

頻發的地陷，似乎正在警示這座城市引以為豪的「深圳速度」。「坍塌說到底是質量問題，每個時期的規劃、設計、施工、驗收標準是受當時的歷史條件制約的。」劉永根說。

這是全國城市的共性，但北方還有一個特性。「北方城市地面塌陷還有一個顯著特徵，就是戰時遺留下來的大量防空洞，比如哈爾濱，因維護本身就不及時，加上地鐵快速建設，原本地下結構平衡被打破，最終釀成塌陷事故。」劉會忠告訴南方週末記者。

城市地下的脆弱，已超乎想像。劉永根一上任，地陷事故就來了。

2013年8月30日上午，福田區梅華路與新洲路交界轉彎處發生路面坍塌，一輛公交車後左輪陷入深坑中。「難道梅華路塌陷是給我們下馬威嗎？」劉永根說。

而這一天，深圳市政府辦公廳正式印發地面坍塌事故防治專項治理工作方案，對推諉扯皮、推進不力的單位進行問責。到2014年5月，地防辦代表市政府已與各成員單位陸續簽訂責任狀。

梅華路坍塌成了對地防辦的首度考驗。這次考驗的制度性成果是，地防辦制定了以屬地管理為主的《深圳市地面坍塌事故防治工作應急程序》，對如何應急處置、信息報告、指揮協調等環節作了具體規定。也就是說，處置日後發生的地面坍塌事故有了工作指引。

2014年3、4月間，深圳又發生多起路面坍塌，龔淑云告訴南方週末記者，「處置過程均走坍塌應急程序，應急搶險工作秩序井然。」

按照工作方案，各區和街道均設立了相應的地防辦，以對接市地防辦工作。呂奇是南山區住建局工作人員，現被抽調到區地防辦工作。「今年以來，南山區共發生地面坍塌事故6起，區地防辦按程序組織有關單位進行應急搶險處置。」呂奇說。

沒有突發事故時，市地防辦會派專家到各區地防辦授課，主題包括地面坍塌的成因、主要技術排查手段、應急處置手段等。通過專業的技能培訓、技術指引，讓基層掌握地防知識。

正是有了這些基礎知識，龍華新區借助保安員、城管信息採集員、綠化養護人員、清掃保潔人員、出租屋綜合管理員、物業管理員的眼睛發現坍塌隱患，實施了報料獎勵措施，對第一有效報料人予以1000-5000元獎勵，目前已有7位市民因有效報料獲得獎勵。

排查家底有多難

「深圳速度」改變了昔日小漁村。然而，當時為了追求速度，大量河道被改建成暗渠，填土建設成道路、廠房或住宅，由於建設標準低、年久老化，一旦發生破裂，上部土層形成空洞，便造成了地面坍塌隱患。劉永根說，深圳市有大小河流330餘條，其中不少埋藏地下，而這些都是隱患。

摸清家底，排查隱患，正是市地防辦的重點任務。依據上述專項方案，全市要求在2013年第三季度前完成全面「體檢」。

近幾年，摸清家底已成為不少城市治陷的「標配」。哈爾濱在兩年前就成立了領導小組，對全市地下進行排查。而天津、昆明、南京、上海等地已分別摸底，建立地質資料統一檔案。

但更多的中西部城市還未真正動起來。「再不重視起來，可能會出大事的。」劉會忠說。

不過，要在2013年第三季度全面完成「體檢」，對深圳市地防辦來說，這顯然是一個難以完成的任務。

地防辦在2013年工作總結中這樣寫道，「全面體檢」未按期完成，「重點診斷」進展緩慢，地面坍塌隱患尚未全面掌握和治理，地面坍塌事故仍然時有發生，甚至影響人員財產安全。

2014年5月6日，深圳市地防辦專家組成員、市建築工程質檢中心副部長孟照輝對南方週末記者說，全面「體檢」需要大量人力物力和財力，短期難以完成。而且這些隱患也會隨城市建設而變化。深圳市地質局總工劉都義也表示，深圳臨海，地質條件複雜，要短期查清楚家底基本上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

儘管未全面「體檢」，但重點區域的攻防戰已然打響。

深圳市現有道路長度超過6000公里，如果全部進行地下空洞探測，其費用將非常龐大。為此，地防辦只能重點突破。

2013年，龍崗區完成了全區48條被覆蓋河道的「全面體檢」，發現嚴重隱患31處，其餘的正在檢測和招標，該區已先行投入5000萬元。寶安區初步排查出86處道路地面坍塌隱患，發現隱患路段52處，並處理了100多宗路面設施沉降損壞問題。而南山區對地下坍塌隱患也全面體檢過一次，「地下空洞仍在發育過程中，雖然已做過一次體檢，但我們仍不敢掉以輕心。」呂奇說。

因工作量大，有成員單位直接把「體檢」工作交給了第三方公司。受深圳市交通運輸委委託，中國電波傳播研究所（又名中國電子科技集團公司第22研究所，是國家授權的電離層通信基本數據觀測單位）於2013年底排查了3條道路。該項目負責人崔海濤告訴南方週末記者，三條試點路段共15公里，發現有上百處管線周圍脫空、結構層脫空等隱患。

據南方週末記者瞭解，類似這種借助探地雷達排查坍塌隱患的專業公司在全國並不少，只不過，要查清家底需支付不小的探測費用，正常的排查費用在3萬-16萬元/公里。

而該市交通運輸委在2013年工作總結中稱，經過排查道路共6000多公里，發現隱患621處，已組織整改591處。

全面摸清家底已調整為長期工作。據瞭解，深圳市打算用3到5年時間，繪製一張地下空間三維圖。與此相關的，是6月1日就要正式實施的《深圳市地下管線管理辦法》，深圳試圖通過該辦法首先完成地下管線數據採集工作。

在地下管線信息管理上，深圳只是一個後進生。不少城市已部署相關工作。天津、昆明等地規劃部門都已成立專門機構，負責全市地下空間信息的收集和使用。

「山寨地陷辦」的困境

「我們是正宗而又山寨的『地防辦』。」2014年5月5日，該機構內部工作人員自嘲道。

與其他部門不同，地防辦並非深圳市政府常設機構。因此，沒有正式的人員編制安排，沒有辦公經費，沒有應急車輛，甚至沒有機構代碼。更重要的是，地面坍塌防治工作和地下空間信息管理需要建立長效機制，這些尤其需要得到制度的保障。

即便如此，在受訪的專家看來，深圳模式仍是具有開創性的。由一個有兩位副市長、兩位副秘書長參與的專門領導小組來組織協調，頂層設計在國內絕無僅有。其次有一系列制度安排，包括項目和資金管理辦法、問責制等。「如果深圳這種治理模式有效，是值得在全國推廣的。」劉會忠說。

「我們希望政府能將臨時機構轉為常設機構。」當了半年多地防辦領頭人的劉永根頗感困惑，「急需解決應急搶險用車，現在很多災情處置辦公室同事都是私車公用。」

除此之外，地面坍塌隱患具有涉及範圍廣、隱蔽性強，必須通過專業檢測手段才能發現的特點，在檢測技術與經費上有更高的要求，也決定了相關的管理與整治方式與以往的地質災害防治不同，再加上臨時機構的性質，這些因素，使得地防辦在資金規劃、報批和使用上也會遇到制度障礙。

而在各區、街道地防辦，還會遭遇人手不足的難題。龔淑云說，區和街道一級的地面坍塌防治工作更多壓在應急辦或三防辦，他們本身已有工作任務，再額外加上地陷防治，個個早已滿負荷運轉。「據我所知，今年3月30日深圳遭遇暴雨時，僅龍華區地防辦工作人員就三天兩夜沒有闔眼。」

讓劉永根他們欣慰的是，在地陷防治方面，深圳可謂是大手筆，政府專項投入可能是全國之首。據介紹，深圳市已明確近3年共安排24億元，用於地面坍塌應急防治項目和隱患治理工程。劉永根說，24億資金到底該怎麼用，他們正在組織力量編制三年及年度的項目規劃。

不過，在尚未查清家底的背景之下，要科學編制規劃同樣不容易。龔淑云說，「現在各區街道對項目規劃早日出台頗為期待，但還是擔心報少、報漏、報錯了項目，比如，一個實際投入上千萬元的項目最後只有幾百萬資金，或者只需幾百萬的項目卻申報了上千萬等問題，所以，各區街道和我們一樣都很矛盾。」

深圳樓市成交量暴跌近半 公務員拋盤佔三分之一 世德散人

http://xueqiu.com/6355936297/29634685
2014/06/11 06:46 來源：新華報業網-揚子晚報

深圳樓市「紅五月」泡湯　　傳統「紅5月」的樓市成交慘淡,以降價和大幅優惠為核心的相關廣告詞彙充斥於深圳各家樓盤。一方面地方政府陷入「救市疑雲」,一方面持幣購房的「剛需」則在冷眼觀望。

　　頭腦清醒的地產商已意識到危機正在逼近,已開始部署戰略退卻。在市場陷入低迷時,個人投資者最先感受到寒意。

　　除此深圳樓市除了烏云密佈外,有關住宅空置率至少85%傳聞喧囂之上。業內流傳的一份報告稱,深圳約有950萬套住房,但供電局統計中交電費的僅有250萬戶左右。也就是說,房屋空置率達到近四分之三。

　　深圳五月新房成交量暴跌近5成

　　「最近我一直接到房產中介的電話,不是叫你看房,就是問你有沒有興趣投資商舖。」深圳市王小姐說道,類似這種事情並不是個案。

　　深圳炒房者感受到樓市寒意的逼近,在深圳有數十套房子的鄧先生也按捺不住,開始拋售自己手上的房子,「最近市場不好,樓市一直在降溫,我不如賣了商品房買商舖,投資回報率高一些。」鄧先生表示。

　　往年被業內稱為「紅五月」的這段時期,並沒有進入旺季,樓市和土地市場表現均較為平淡。據深圳市規土委公佈統計數據顯示,5月份深圳一手住宅成交套數為2547套,同比跌48.8%,環比降13.2%,但成交均價從容,23981元/平方米,環比穩漲1.1%。因市場整體環境欠佳,除福田外,各區成交量均明顯下滑。

　　二手房市場則出現大量拋盤現象,即使有大幅降價出售成交也不理想。5月深圳市二手房成交套數為4758套,成交面積為39.8萬平方米,相比4月下跌8.4%,與去年同期相比則大跌24.99%。

　　據中原研究中心監測,全市188個樓盤樣本成交均價為29829元/平方米,相比上個月下降0.4個百分點。

　　美聯地產中介告訴21世紀網;「現在大量公務身份的業主拋盤,拋出房源大約佔到了二手樓盤的三分之一,另外企業主近期也在市場上大量拋盤。」

　　在利率方面,5月以來,房地產信貸收緊態勢在央行「喊話」後較上月並沒緩解,反而商業貸款的優惠利率逐漸減少,利率普遍走高。

　　融360最新報告顯示,深圳27家銀行中,目前最低利率是匯豐銀行的9折利率,其次是招商銀行的9.8折利率,匯豐銀行規定貸款額在150萬以上才可以享受利率9折優惠,100萬至150萬隻能拿到9.5折。同樣的情況還出現在建行、工行及農行,其利率浮動與貸款額度、貸款方式掛鉤。廣州銀行、杭州銀行、光大銀行、平安銀行和上海銀行等五家銀行暫停了房貸業務。

　　近日,萬科董秘譚華傑在機構組織的一次電話會議上表示,5月是市場接近底部的狀態,6月是市場能否復甦的關鍵時間段。

　　深圳住宅空置率至少85%?

　　房價的漲跌與房屋的空置率有著相輔相成的關係。而房屋空置率是衡量房地產市場健康程度的重要指標,房地產泡沫必然伴隨高空置率。

　　近期,有人士通過深圳的實際用電戶除以存量房建築面積,推算出了深圳住宅空置率至少85%,雖然數字的準確度有待商榷,但這樣的推算結果卻是讓人大跌眼鏡。國際上通行的空置率,是指某一時刻空置房屋面積佔房屋總面積的比率,商品房空置率在5%至10%之間為合理區;空置率在10%至20%之間為空置危險區;空置率在20%以上為商品房嚴重積壓區。照這個數據來看,深圳樓市已在危險的區域內。

　　中原地產深圳公司副總經理賀曉麗告訴21世紀網:「寫字樓的空置率在20%以上就屬於危險區域。住宅則很難得出完美答案,因為居住的功能性不同,有的為了學位房、有的則為了交通便利,但一般樓盤在3年交盤後空置率低於50%就屬於危險範圍。」

　　但如何計算空置率,業界歷來存在爭議。除了計算實際用電量,也有通過用水量、看亮燈率來計算的,早在2011年,就有深圳大學的學生,歷時半年調查121個樓盤的4.1萬套住宅,通過查水表算出,深圳一手樓空置率達到43%。

　　此後,有媒體記者前往深圳各大新興住宅區以燈亮情況來判斷空置率,稱龍崗片區八成空置率,後海片區六成空置率,龍華、阪田的空置率更是高達八成。

　　北京聯大應用文理學院城市科學系主任張景秋曾表示,查兩次水表調查間隔兩個月,其間正值炎熱的夏季,如果有常住戶的話,其用電量應該較大。因此假定,如果兩個月內某住宅用電量在10度以內,就可以認定該住宅為空置。

　　但深圳大量的農民房給空置率的計算帶來困難,深圳樓市在全國來說非常獨特,在已有的住宅存量中,只有大約25%是真正意義上的商品房。剩下的75%,絕大多數是違法建築(小產權房),此外還有部分安居房、單位集資房、軍產房和村子建設的統建樓,這部分的面積每年都在變化,不利於監測與計算。

　　另外,深圳一些違法建築(小產權房)則會出現一戶電表後面有十幾戶同時用電的現象,所以以電表判斷空置率有一定侷限性。

　　值得注意的是,關於空置率達到60%以上的信息,得到了眾多業內人士在微博、微信上的競相轉載,他們認為,這或表明,深圳也開始進入消化存量房的階段,也就是說,「一線城市」房價相對堅挺的說法或許站不住腳。

《獨家披露》那一天，特斯拉突檢深圳廠，讓郭董跳腳……機器人大軍當後盾 鴻海電動車佈局揭密

2014-06-16  TCW

馬斯克一句「擴大與鴻海合作」，為兩強聯手揭開了序幕。 到底郭台銘為了什麼，非要拿到特斯拉訂單？ 從充電站自動手臂，到整車組裝，全面解析鴻海電動車佈局。 撰文‧張之澤、賴筱凡 如果，特斯拉只是一家「傳統」電動汽車公司，鴻海可能還在特斯拉的供應鏈外面打轉；如果，特斯拉只是一家「傳統」科技電子公司，鴻海也不會和特斯拉打造如此緊密的關係。 偏偏，特斯拉很不「傳統」，所以，鴻海需要它，它也需要鴻海。 就在特斯拉急於解決量產問題時，特斯拉執行長馬斯克（Elon Musk）在股東會上這麼告訴我們：「未來，特斯拉將會擴大與鴻海合作。」至於合作什麼？怎麼合作？馬斯克沒有多說，但雙方關係漸趨緊密，已在不言中。 來看看這兩個場景吧，那是去年十月的事了，地點是特斯拉位於美國洛杉磯的設計工作室，特斯拉請來上百位電動車Model S的車主，參觀歷史上第一場「汽車加油」及「抽換電池」的速度比賽。 機械手臂發威 充電不用自己來 換電池還比加油快「你們都是這場冠軍爭奪戰的歷史見證者！」馬斯克話才剛說完，一輛Model S開上舞台，舞台的另一邊同時升起一塊即時畫面的大螢幕，一輛奧迪（Audi）汽車也開進了加油站，這時，按下計時器，駕駛奧迪的司機開始加油，Model S旁的「充電站」機器人自動手臂也動了起來，開始快速流暢地更換電池。 你猜，誰比較快？答案揭曉，第一輛Model S更換電池只花了九十三秒，而奧迪還在加油；當第二輛Model S接著更換電池，這次更短，只用了九十一秒，此時，奧迪才剛好加完二十加侖的汽油。 畫面看起來有些難以置信，然而，負責完成這項不可能任務的自動「機械手臂」，就是出自鴻海的機器人產品。 資深產業人士推測，鴻海董事長郭台銘之所以能抓住馬斯克的心，不在於車身的鋁鎂合金，也不在於十七吋的觸控面板，而是鴻海的機器人技術。 隨著特斯拉的「超級充電站」與「超級電池廠」計畫陸續曝光，馬斯克的企圖心很明顯，他要打造的特斯拉，不只是一家電動車廠，而是像美國最大石油公司艾克森美孚（Exxon Mobil）一樣，有自己的「加油站」通路。 台灣最大電動巴士公司立凱電能科技董事長張聖時就做了一個很好的比喻，如果特斯拉經營的是加油站，提供電池的是日本松下，負責「油桶」及運送，那麼鴻海就是負責「加油槍」設備的製造，來降低成本。 為了達到這個目標，特斯拉大舉在美國與加拿大興建充電站，馬斯克要透過綿密的充電站網路，建立起屬於特斯拉的「能源公司」；但當這個成長曲線要拉得更高，鴻海成了馬斯克的不二選擇。 據瞭解，鴻海開發充電站的任務，是由主掌連接器事業群副總裁盧松青直接負責，以美國賓州工廠為大本營，一步一步把「充換電站」機器人的艱鉅任務完成。盧松青在鴻海內部以挑戰高難度製造聞名，當年英特爾奔騰（Ｐ４）處理器的相關連接器，就是由盧松青出馬打贏了勝仗，幫助英特爾迅速坐穩市場王座。 這次又由盧松青操刀，一方面是郭台銘對他的信任，再者也是因為盧松青對特斯拉一路以來的發展策略瞭若指掌。 盧松青很清楚，馬斯克想做的，不只是賣出一輛又一輛的電動車這麼簡單，而是要抓住電動車最重要的核心，也就是電池管理，連同電動馬達、電源連接、安全控制在內的動力控制系統；不只自己用，也賣給各大車廠，藉以吸引汽車大廠共同投資、分散風險，而鴻海的任務就是讓整個系統都能順暢運作。 特斯拉突擊檢查 未符標準郭董震怒 以高規格準備複檢儘管鴻海已開始與特斯拉有小部分合作，但若要擴大合作就得更進一步確認所有的生產細節，因此，去年特斯拉的採購人員突襲鴻海深圳廠查驗，卻因事發突然，查廠結果沒有通過。「做汽車零組件的生產線與做消費性電子可不一樣，不是你用傳統的流水線給他們看，他們就會認可你。」一家供應商這麼對我們說。 就拿鴻海內部也生產的連接線來說，只要線材粗細差個幾毫米，特斯拉的查廠人員就是在看這些小細節，「iPhone用了兩年壞了，你可以再買新的，可是消費者買車，想的是五年、十年的事，是影響到生命安全的事，就算是幾毫微米的細節，都馬虎不得。」知情人士透露。 特斯拉採購人員突如其來查廠，事情傳到郭台銘耳裡，他急了，尤其查廠結果不理想，更讓積極爭取訂單的郭台銘震怒，連帶地讓車用電子部門日子也不好過。 為了挽回特斯拉的信心，郭台銘竭力奔走，希望特斯拉的採購再來做第二次的查核，這次他們可有了萬全的準備，要讓特斯拉採購人員看的是鴻海的江蘇崑山工廠，甚至將部分產線畫出，為以後接特斯拉的訂單做準備。（從馬斯克在股東會的發言看來，特斯拉再度拜訪鴻海崑山廠，應該得到滿意的結果，雙方才有後續的合作）這些年，郭台銘老是將「自動化」掛在嘴邊，直到今年有了比較顯著、外界看得到的成果，特斯拉充電站的自動手臂是一個，日前大動作與日本軟體銀行（Soft Bank）創辦人孫正義召開記者會，推出每組售價十九．八萬日圓（約新台幣六萬元），具有學習能力、感情辨識功能的機器人「Pepper」，則是另一個。 從特斯拉到軟銀，甚至傳出Google的機器人也由鴻海代工，這樣的製造「學習曲線」相當可怕，一名不願具名的產業分析師就指出，「鴻海對於自動化的佈局，現在看起來已經不只在工業用產品。」以前，鴻海為客戶代工，總是為人作嫁，完全隱身幕後，不可能站上枱面，更不可能談客戶。然而，這樣的潛規則開始有了改變，現在不只敢與客戶站在一起召開記者會，更大聲疾呼要爭取特斯拉訂單，在在都說明了一件事，那就是鴻海有了一定的技術和專利，才敢如此「曝光」。 一名不願透露姓名的分析師便指出，「製造轉型技術，這可能是鴻海未來最厲害的地方。」事實上，從全球大廠的策略佈局來看，只要你想做到產品便宜、又要新奇與快速量產，他們就非得來找鴻海不可。所以，不只鴻海需要特斯拉，特斯拉也很需要鴻海。 郭董的復仇大計 特斯拉風靡中國 比亞迪望塵莫及倘若鴻海真能與特斯拉結盟，對郭台銘來說，還有一大象徵性的勝利，那就是將中國頭號敵人比亞迪給踩在腳底下。 這幾年，郭台銘無法釋懷鴻海與比亞迪的侵權官司，他甚至對比亞迪大股東之一的股神巴菲特提問，就為表達對比亞迪的高度不滿。鴻海與比亞迪的官司一打就是五年，甚至從中國打到香港去，至今未有明確結果，讓郭台銘心裡很不是滋味。 比亞迪宣佈揮軍電動車已經好些年，卻苦於中國電動車基礎建設不完備，比亞迪的電動車一直未能有效引起搶購風潮。近年更是轉向主打電動巴士，企圖用政府的力量，拉抬比亞迪的電動車業務。 相反的，今年初特斯拉剛在中國開賣，就引起一陣旋風，即使特斯拉目前中國充電站只設置在北京與上海，但特斯拉的酷炫與風潮，已經擋不住。「用中國話來說，就是特別火吧！」特斯拉的上海股東這麼描述。 因此，鴻海若能取得馬斯克的認同，進一步共同在中國設廠，量產特斯拉的電動車，等於是讓郭台銘反將了比亞迪一軍，這場電動車戰役的重要性，已經不言而喻。 曾在台灣駐點的特斯拉前員工就透露，○八年特斯拉主動找上鴻海時，他們對於特斯拉的興趣並不高，畢竟特斯拉當時沒沒無聞。此一時彼一時，如今特斯拉全球暴紅，鴻海想爭取更多特斯拉訂單，成了必然。 至於鴻海能否如願拿到特斯拉訂單，又或者成為特斯拉崛起的一大盟軍，將有待時間證明，看兩強聯手下，將如何擘畫未來的電動車市場版圖。 搶特斯拉訂單 志在必得 ── 郭台銘近期針對特斯拉談話2014/1/26 鴻海園遊會近三個月光是美國就去了兩次，而且兩次都曾與馬斯克對談。 2014/2/14 鴻海開工，土城總部舉辦鴻海龍騰虎躍技術博覽會鴻海旗下群創做特斯拉的生意不是今天才開始，大概三年前到五年前就開始。 2014/4/23 北京（與世紀互聯簽約）全世界很有名的電動汽車（指特斯拉），甚至我們今天也在北京有一些合作。 迎接特斯拉 郭董做足準備──鴻海旗下公司聚焦電動車佈局 公司 業務 內容 鴻海 組裝 積極爭取特斯拉電動 車的整車組裝業務 群創 車用面板 三年至五年前，即已 開始出貨給特斯拉 原瑞（未上市） 車用電池 在苗栗設廠，進軍車 用電池業務 整理：何佩珊

深圳新土改：城中村“更新”博弈

來源: http://www.infzm.com/content/103213

城中村改造牽扯到村民、租客、開發商等多重利益，又混雜著複雜的土地權屬問題，每往前一步都困難重重。但倘若能就此探出一條新路，深圳將開辟一片全新的“土地”。

2014年8月8日中午，深圳白石洲，高溫下的空氣白茫茫的。一名箱包店老板正百無聊賴看著街上的人。他住在這里7年了，不知道什麽時候拆遷，也不知道租客是否會有補償，“是快拆了嗎？”他追問南方周末記者。

白石洲是深圳最大的城中村之一，2700余棟村民的自建樓里，住著近15萬人，幾乎都是外來人口。

在7月初公布的《2014年第二批深圳市城市更新單元計劃》中，白石洲所在的沙河五村改造項目備受關註，擬拆除面積達45.9萬平方米，遠超其他項目，被稱作“舊改航母”。

2014年深圳市已陸續推出三批城市更新計劃，有工業地塊，也有商業、居住地塊。城中村改造是其中的重要部分。

不同於工業用地，城中村的改造更加直接地牽扯到村民、租客、開發商的利益，又混雜著複雜的土地權屬問題，使得城中村改造在整個城市更新項目中顯得尤為困難。

8月，南方周末記者走訪了深圳的白石洲、上步村、湖貝村等地，它們在城市更新中牽扯出的土地歷史問題、村民利益交鋒、租客生活變遷，縮影出一個高速現代化進程中的“人與城市”。

解決歷史遺留問題

白石洲的房子租金最高的一棟，月收入可達24萬。當地人有個說法：有本事的做生意，沒本事的給人家打工，再沒本事的就靠收租過生活。

深圳的中心城區由地鐵一、二號線圍成，白石洲距中心僅隔一站路。沙河路串聯起了白石洲的大部分住宅區，地鐵站就在沙河路口。

便捷的交通條件、還算低廉的租金成本，使得這里成為“漂”在深圳的打工族、創業者們首選的出租地。除去2000名左右的村民，這里居住著近15萬外來人口。

比起現代化的商業小區，這里的生活條件不算宜居：“拉手樓”密布，巷道狹窄，幾乎透不進光，還簇擁著各種餐飲小店、夜間燒烤攤。白石洲股份公司一位負責人說，居民區太窄，連救火車都開不進來，一旦失火，很容易“火燒連營”。“一條300米長的路，因為商販、車流堆積，至少要走半小時。”

年輕的原住民幾乎都住到了別處的商品房小區中，只有老人們還因留戀鄰里關系居住於此。如今走在白石洲的街道上，能見到的基本都是租客。對於拆遷，他們沒有話語權。

一位祖輩居住於此的村民告訴南方周末記者，自改革開放以後，白石洲經歷了三輪建樓熱潮。

第一輪建樓潮起始於上世紀70年代末。當時，一批村民前往對岸的香港掘金，港商則在“三來一補”政策的吸引下來到白石洲建廠。白石洲屬於廣東與香港的交界處，電影《羊城暗哨》講述的就是1950年代國民黨特務由香港偷渡深圳、在白石洲靠岸的故事。

一出一入間，空了祖屋，來了租客。赴港淘金者回鄉後，原有的瓦房出租，自己蓋起了二層小樓。

深圳高速城市化的步伐自此開啟。從1979年到2011年，深圳市建成區規模從3平方公里擴大到934平方公里，增長了300多倍；城鎮人口從3萬增加到1500多萬，增長500多倍；GDP從1.96億元突破到11000億元，增長5000多倍。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在剛剛發布的深圳城市更新研究報告中寫道，“這在城市發展史上，是難以被超越的紀錄”。

城市化急劇擴張的用地需求，使得地價與房價都越來越高。原住民的生活狀態和城市面貌也發生了巨大的變化，村民自建的小樓越來越高，出租給湧入深圳的外來務工人員，村集體也開始在空余的村集體建設用地上籌建廠房，租給外來企業。

這些自建住宅和廠房究竟是“合法”還是“違章”，上步村一位從村幹部崗位退休多年的老人覺得很難說清楚，“三十多年前，政府劃了紅線給我們自己建，那時候當然是合法的。現在又說我們不合法，房產證也不給發。政府也說這是歷史遺留問題。”

他補充說，當年特區政府建立時用的就是上步的地，“當時還是我同意給他們建的”。上步村緊鄰深圳市政府，也是深圳市城中村一個典型所在。1992年，上步實業股份公司成立，作為深圳市首家集體股份公司，拉開了農村城市化的序幕。

開始於2009年的深圳市城市更新方案，其重要的革新之處即在於一並處理這些歷史遺留的土地權屬問題。這位上步的老人說，“改了以後當然就是國有的地，發房產證給我們，就能交易了，現在還不行。”2013年，上步被列入城市更新計劃序列之中。

上步包括埔尾、玉田、沙埔頭、舊墟、赤尾五個原自然村。原籍村民僅約2000人，而轄區居住人口約10萬人。除了赤尾較遠以外，其余四村由南園路串聯起來，排在一起。上步的居民區，房屋密集，普遍有10層左右。

“曾經這里也只是村屋，改革開放之後流動人口增多，對房屋的需求旺盛，村民才從三四層，逐漸加蓋到如今的樣子。最早是自己建，而後花錢找施工隊建。”那位曾做過村領導的老人向南方周末記者回憶。

三十多年後，一層層加蓋起來的房屋最終固化成了巨大的既得利益。在白石洲，房子租金最高的一棟，月收入可達24萬。當地人有個說法：有本事的做生意，沒本事的給人家打工，再沒本事的就靠收租過生活。

“一塊土地，各自表述”

“種房子”種出來的面貌是，如今上步、白石洲等城中村，每戶村民所擁有的房產是用“棟”來計量的。

7月初公布的城市更新計劃中，白石洲的沙河五村項目並不是第一次上榜。早在3月公布的第一批計劃草案中，它就在列，然而在5月正式公布的名單中卻消失了，直到7月再度出現。

在公布與撤回之間，牽扯的是白石洲複雜難辨的土地產權糾紛。

新中國成立初期，白石洲屬於廣東省軍區農場，村民們白天種地，晚上扛槍放哨。後來，這塊地數度易主，改革開放後由省里轉回市里，變為沙河農場。

1992年，農村城市化改革，深圳六十余個城中村統一由集體股份公司進行管理。然而白石洲的股份公司沒有成立，代替它的是一家國有企業。白石洲的土地幾經轉手，變為國有土地。在國有土地與集體土地的性質變換之間，是一筆難以清理的歷史舊賬。

與這些糾纏同步的，是後來的兩輪建房潮。

第一輪建房潮及其後的十余年間，深圳政府一直置身事外，對原住民的級差地租收益“分文不取”。

“九二南巡”之後，當地政府的態度為之一變。彼時，深圳這個新興城市平均每年新增建成區的面積，相當於東部沿海地帶一個中等縣級市的市區面積。大量新增城市建設用地的要求，開始受到土地管制政策逐年收緊的掣肘。

1992年，深圳市出臺《關於深圳經濟特區農村城市化的暫行規定》，對原特區關內的農村土地實行“統征”，也就是用一紙公文把全部農村土地轉為城市國有土地。這意味著，之前尚算“合法”的城中村，在一夜之間變成了“不合法”，因為沒人有在國有土地上“自建房”的權利。

第二輪建房潮隨之而起。白石洲村民開始拆掉原來的建築，蓋起了四五層樓高的房子。

2004年，深圳市又在特區關外實施“統轉”，即把全部關外農民轉為城鎮居民，以此實現全域土地的國有化。

“統轉”沿用了“統征”時的土地補償標準，其間深圳地價早已翻番。結果，“統轉”廣受抵制，出現了關外地區“違建”和“搶建”的第三輪高潮。

白石洲投資發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鐘玉明（在當地的農村城市化進程中，從前的村莊轉化為集體股份公司，村民變為股民，村主任成為董事長）對南方周末記者回憶，2000年左右，在土地被外來的企業交易、村民被迫下崗以後，白石洲人開始瘋狂地“種房子”。“就是拼命地種，管它是誰的地呢，房子建好就是我的。造得白石洲的房子密密麻麻的，就是今天這個樣子。”

這一次村民蓋起了十五六層樓之高的電梯房。“種房子”種出來的面貌是，如今上步、白石洲等城中村，每戶村民所擁有的房產是用“棟”來計量的。

與此同時，大量湧入的新增城市人口和商品房價格的急劇上漲，使得2005年之後在原特區邊緣迅速膨脹起來的“小產權房”，成為了容納深圳市第二次大規模人口增長的“緩沖區”。

在1996年完成的深圳城市總體規劃中，預計2010年深圳人口總量僅為480萬人，可是才到2000年，人口已經突破了1100萬。龐大的新增人口中，很大一部分被遍布特區內外的城中村吸納。

與早期城中村建築以租為主的形態不同的是，2004年之後出現了“亦租亦售”的形態，從而形成了外界所稱的“小產權房”。

一位在深圳多年從事“小產權房”的銷售代理人士告訴南方周末記者，深圳的小產權房市場出現於2000年左右，但由於當時商品房和小產權房的銷售差價不大，因此交易規模極小。直到2005年之後商品房價格急劇上漲，小產權房才被納入中低收入者的購房考慮範圍。“目前深圳的小產權房每年成交量在2萬套左右（農民房3000-5000元/平方米，村委建社區房6000-8000元/平方米）。”

一個由原村民、“原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繼受單位”（“統轉”之後，理論上不再存在集體經濟組織）以及生活在違建里的龐大外來人口組成的“非正規深圳”，開始與“正規深圳”並駕齊驅。

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教授周其仁和他的課題組發現了“一塊土地，各自表述”的現象：“正規深圳”認為“應轉未轉”，“非正規深圳”則認為“應補未補”！鬧來鬧去，政府宣布“全部關外土地屬於國有”，原村民及其“集體經濟繼受單位”卻爭分奪秒起樓、建房——課題組的張惠強給這類行為命名為“種房保地”。

細節里的博弈

沒有人知道，這樣的“反複”，還要持續多久。

困局難破之際，一個新思路開始進入政府的視野：“法外土地加違建”繳付一個代價，政府就讓原住民分享合法開發的部分收益。

2013年1月，深圳市政府下達關於優化空間資源促進產業升級的文件，率先“解放”工業用地。按此政策設計，原村民及其經濟實際控制的工業用地，如果願意拿出來以國有土地拍賣的，收益可與政府分成。

當年年底，一幅該類土地照此設計成功拍賣，媒體在報道中稱之為“深圳打開利益死結”、“新土改破冰，首宗農地入市”、“小產權落地”等等。

該拍賣土地1.46萬平米，成交價1.16億人民幣，地價款“70%歸深圳市政府”、“30%外加建成後物業的20%，歸深圳寶安區街道鳳凰社區”。

鳳凰社區案例的成功，並未削減深圳原住民們的博弈心態。

在白石洲，絕大多數村民是同意拆建的。前述白石洲股份公司的負責人介紹稱，在五個原自然村做調研，“最差的一個村都有82%同意”。意見的交鋒集中於怎麽拆、怎麽賠的問題。

在股份公司的一樓大廳，陳列著供參考的改造後建築沙盤和大小兩套房屋模型。鐘玉明說這個沙盤是供參觀、提意見的，“大家來看，會涉及很多問題：朝向、位置、采光、通風、樓層……我以前是一樓的鋪面，你現在把我弄到60樓去？沒那麽簡單的。”

誰來建造，也是問題。拆建的投入成本約為七八百億。在深圳的羅湖區田貝村，曾有村民自拆、自籌、自建的先例，不引進開發商，全村村民自籌資金5億元，每戶出資350萬元，不足部分向銀行貸款。

這種方案，鐘玉明認為在白石洲很難實現。“集資？我本來收租的，現在你來拆我房子，還要讓我出錢？還要貸款？我才不幹呢。”

拆建的過渡期，村民的租金損失如何計算也要考慮。以年租金收入每戶10萬計，拆遷至少五年，就是每戶至少50萬，是一筆不小的補償數目。

撇除這些瑣碎計量，最關鍵的是賠率。鐘玉明說，白石洲的底線是“不低於大沖村當年的標準”。

在白石洲，房屋的主人分為三類：本地村民；去香港掘金、獲得港籍的原村民；出資幫助當地人建房、享有房屋所有權的外地人。

按照大沖村的標準：前兩類人群的房屋面積拆賠是1∶1，如果要貨幣補償就是每平米1.1萬元；第三類人群的拆賠比為1∶0.88。

“很複雜的呀，這些年我的頭發白了一次又一次，染了一次又一次。”白石洲的“村主任”鐘玉明撓撓頭。

在上步村，區政府和股份公司希望完全由村民拿主意。他們請來了一家公眾咨詢公司，為村民做城市更新的咨詢和培訓，開討論會、辦講座、組織村民去改造成功的城中村參觀。

作為參與公眾咨詢的嘉賓之一，深圳市規劃國土發展研究中心規劃設計所所長顧新說，“對城市規劃來說，上步非常不好改，要改的話全部都是插些幾百米的高樓在那兒，村民得到什麽呢？因為它的樓已經很密集了，拆建比做到一比二都不可能。拆了才建那麽一點，那麽賠給村民多少？”

在8月8日名為《社區有機更新》的講座中，嘉賓為臺下的六十余名上步村民講述了一線城市一些藝術園區的改造案例，希望城市多元化發展，不要都是高樓林立、千篇一律的商業片區。

對於是否希望將上步改造為有特色的藝術園區，南方周末記者隨機問了三位村民，答案都是否定的。

一位來自赤尾村的村民說，“我們現在的容積率有4.1那麽高，拆建以後容積率至少是8，才有得賺，藝術園區能達到嗎？根本沒可能。”

在深圳的城中村改造中，羅湖區的田貝村和南山區的田廈村都是村民自己改建的成功案例。田廈新村的800名村民，用宅基地入股、參與項目利潤分配的方式來進行城中村改造，放棄了開發商介入的拆遷補償模式。

但一位來自埔尾的村民說，如果自己建不僅要籌資、貸款，還要自己負擔拆建期的巨大損失：目前平均每棟房的年租金收入為五六十萬，拆建期以最快的五年計算，每家在此期間的損失就多達近300萬。“如果開發商來了，先賠，就沒這個問題。如果是自己建，建好以後房子賣不好、沒人買怎麽辦？”

采訪中，村民們對於拆建的時間普遍做了“打持久戰”的準備。一位村民說，“現在搞講座，其實可能十年以後都動不了，這個很難的。”

上步村旁邊已改造好的崗廈村，當年僅規劃階段就反複修改了10年之久。

沒有人知道，這樣的“反複”，還要持續多久。

《PM2.5汙染：1艘輪船=50萬輛貨車》後續報道深圳治霾上船難

來源: http://www.infzm.com/content/104394

全國治霾戰場首次從城市“巷戰”轉向“海戰”，深圳成第一個吃螃蟹的城市。然而，面對2億元補貼，部分船企似乎熱情不高。

“性價比”最高的方案

2億元可以做什麽？在北京買30間普通住宅？買10輛限量版法拉利？收購阿里巴巴0.01%的股份？

2億元也可以使PM2.5年均濃度降低0.92微克/立方米（單位下同）。

2014年9月24日，深圳發布《深圳市港口、船舶岸電設施和船用低硫油補貼資金管理暫行辦法》（以下簡稱《辦法》）。城市治霾從“巷戰”轉向“海戰”。

據深圳人居環境委員會稱，該補貼政策是“亞洲範圍內率先開展港口船舶汙染實質性治理工作”。

第一階段目標，是到2018年船舶使用低硫油和岸電的比例分別達到85%和15%。由此可使PM2.5年均濃度降低0.92，而深圳也將每年投入補貼2億元。

岸電和低硫油均是降低船舶汙染的方法——船舶在靠泊港口時，轉用低硫油，靠岸時，用插電來提供電力。今後，一艘4萬噸級的集裝箱船，如停靠深圳港14小時，可獲得補貼1萬元左右。

不過，按照深圳治理路線圖，目前此政策僅為提倡性舉措，到2018年-2020年建立低排放控制區後，才強制船舶執行。

深圳是世界第三大集裝箱港口。世界十大最繁忙的港口有七個位於中國，但船舶汙染治理卻久被忽視。2014年7月11日，南方周末刊發報道《移動的“火電廠”——PM2.5汙染：1艘輪船=50萬輛貨車》，指出船舶汙染嚴重程度不亞於陸上的火電廠、機動車。

香港自2012年始，開展為期三年的低硫轉油寬減計劃，使用低硫油可獲寬免部分港口設施及燈標費，但仍屬於自願原則。連雲港在2010年開始岸電試點工作，上海也有意嘗試。對於深圳來說，這是達成2015年治霾重任的一大主戰場。

根據深圳計劃，2015年PM2.5年均濃度平均值要低於33。2013年，深圳市PM2.5年均濃度已達到39.8，不到北京的一半。

“船舶現階段屬於無控制的狀態。機動車經過多年治理，排放水平遠遠好過船舶。同樣的錢投在機動車和工業企業上，得到的收益少很多。”深圳人居環境委員會副主任李水生說。

根據深圳市環科院的計算，海洋船舶汙染是深圳二氧化硫第一大汙染源，占到66%，氮氧化物則僅次於機動車和火電廠，占到14%。

投入船舶汙染治理成為“性價比”最高的方案，同時也有監管上的便利。在盧旭陽看來，船長日誌是法律文件，如果造假，船長將面臨刑罰。

船企反應不一

雖然拔了頭籌，深圳也非一帆風順。

2010年，香港拿著船舶汙染排放清單前往深圳商討合作時，深圳還在部署火電廠的汙染治理——據深圳市人居委大氣辦稱，深圳市的電力裝機容量跟整個江西省差不多。

兩年之後，深圳市才開始調研，擬定船舶汙染思路。但當時的優惠政策、粵港合作等都未能實現。深圳蛇口作為交通部的綠色港口試點，和連雲港一起，成為第一批安裝岸電設施的港口。但蛇口的兩套岸電設施年均使用不超過3艘次，基本處於閑置狀態。

“最大的困難是目前有岸電裝置的船並不多，我們曾調查6000艘次的船，占到深圳航運量的一半，其中大概只有16%的船有受電裝置，而（美國）加州的航線在2014年要求50%的船有受電裝置。”盧旭陽說，“第二個困難是使用岸電需要像插頭一樣，插電和拔電，整個過程可能耗時40分鐘到1個多小時，會增加船舶的停泊成本。”

同時由於蛇口港使用的是香港的電力，收費系統參照香港。無論使用與否，蛇口港的岸電設備一個月要交相當於“起步價”的60萬元需量電費。如果使用岸電的船只太少，蛇口港就會關閉岸電設備，避免支出這筆“起步價”。

錢能解決的問題都不是問題，《辦法》將成為深圳船舶治汙的分水嶺。

按照《辦法》，深圳將全額補貼岸電設施運行產生的供電需量費；將岸電電價控制在0.7元/千瓦時左右，低於船舶自發電成本30%；給予岸電設施不超過電價10%的維護補貼。對於低硫油轉換，深圳市也將對成本差價補貼75%-100%。

然而船企反應不一。“用含硫量0.5%的油，政府有75%的補貼。0.1%的油才有100%的補貼，我想我們會參加0.5%的方案。”赫伯羅特船務（中國）有限公司營運總監鄒錦賢說。對於岸電設備能否與船舶匹配，鄒則有些遲疑，“我們應該不會參加用岸電。”

而對於全球最大的航運企業A.P.穆勒-馬士基集團，雖然公司派代表在9月24日的新聞發布會上致了辭，也簽署了《綠色航運深圳宣言》，但對於具體的政策，馬士基態度似乎並未明朗。其公關人員稱“正與深圳市政府就具體實施情況進行溝通”，沒有給南方周末記者明確的回複。而日本船企商船三井（中國）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代表參加了發布會，卻沒有簽署宣言。

不過，目前深圳的船舶汙染治理只是起步階段。

給船舶提供動力的包括主機和輔機，其中輔機的汙染排放量占到40%。目前深圳的換油補貼只針對輔機，“主機換油的成本要增加幾十萬元，我們沒有這個實力補貼。”盧旭陽說，“只能通過立法，如果不是整個區域立法，又會削弱港口的競爭力。”

為此，香港、深圳一直在推動珠三角其他港口聯合參與船舶汙染治理。不過，這種擔憂也可能是多慮。“深圳的碼頭設施和操作能力比較強，僅僅因為燃油的原因，我相信我們不會挪到其他地方去。”南美輪船操作部經理劉七洲說。鄒錦賢亦表示公司不會為此放棄深圳的港口航線。

不是互聯網與傳統之戰，而是核心資源之爭深圳地產中介惡鬥

來源: http://www.infzm.com/content/104403

互聯網改造傳統行業的潮流早已席卷地產中介行業。在樓市低迷的背景下，傳統地產中介與房地產電商的沖突此起彼伏。深圳Q房網與六大傳統地產中介的對峙是最新一例。這一次，Q房網並非僅僅以互聯網渠道來展開競爭，而是直接向傳統地產中介的核心資源下刀。

2014年9月18日，作為深圳房產中介行業老大，中原地產聯合中聯地產、美聯地產、招商地產、海王地產、港置地產等六大地產中介公司，內部商討抵制Q房網的措施。

Q房網是一家傳統地產中介——世華地產公司向互聯網轉型的產物，其公司全稱為深圳市雲房網絡科技有限公司。根據其網站公開資料顯示，梁文華為其董事長。梁亦為深圳世華地產公司總經理。

當天，與會者回到家的時候，他們草擬出的四大共識已經在網上傳開了。“深圳六大地產中介公司聯合抵制Q房網”成了公開的秘密。

如果草擬的這四條措施被付諸實施，未來所有加入到Q房網的經紀人都將永遠不被六大代理商聘用；六大中介公司的經紀人一旦被發現“飛單”到Q房網，也將永遠不被聘用；而且，所有公司的任何項目只要有委托Q房網代理，六大公司都會立即退出。

對此，深圳中原地產總經理鄭叔倫對南方周末記者表示：“目前最終的方案還在斟酌中，等最終確定了會有一個加蓋公章的文件，通過官方渠道公布。”

參與抵制Q房網的六大傳統地產中介中，歷史最悠久的要數美聯地產和中原地產這兩家香港公司，它們的誕生可以追溯至1970年代。自從2000年之後中國房地產業開始扶搖直上，這些地產中介也迎來了它們的黃金年代，它們的店鋪密集分布於深圳的大街小巷。但現在，它們不僅面臨著房地產業的萎靡，更可怕的是，互聯網上的強大對手來了。

在過去半年中，這已經是深圳傳統中介與網上中介的第二次交戰。

前一次發生在三個月前，中原地產等多家傳統中介抵制房地產垂直門戶搜房網（NYSE：SFUN），並成功地迫使其降低端口價格。那場風波緣起於搜房網的端口費漲價及無線客戶端單獨收費，在北京、廣州、成都等多個大型城市，搜房網也都遭到房產中介的聯合抵制和逼宮，並導致股價暴跌。

房地產電商網站安居客在2014年3月同樣因為提價，而遭遇京滬傳統地產中介的抵制，甚至因此延宕了其上市進程。

世華變身

一個月前，郭堅來到世華工作，成為了一個“合夥人”，業內也稱之為獨立經紀人。此前，他曾經先後就職於有固定底薪的中原地產和中聯地產。

在房產中介行業，像郭堅一樣經常跳槽的人有很多，他們對各家房產中介公司都非常熟悉，因而也使得這一行業沒有秘密可言。

世華地產與中原地產等公司曾經是一個戰壕里的戰友。當時，中原等幾家決定聯合抵制搜房網，詢問世華地產，是否願意共同抵制搜房網，得到了世華的肯定答複。

抵制搜房網的行動最終以幾大線下聯盟的獲勝而告終，搜房網最終降低了50%的端口費用。

然而，就在世華與中原聯合抵制搜房後的一周，世華地產召開發布會，宣布自己成為Q房網的加盟商，並將旗下所有店面的招牌全部更換為“Q房網”的標識。世華地產總經理梁文華也變成了Q房網的董事長。在發布會上，世華地產還邀請了昔日抵制的對象，搜房網深圳總經理遊洋彬出席。曾經抵制搜房網的那個松散同盟就此宣告結束。

世華加盟Q房網後，郭堅說不清自己到底是世華的人，還是Q房網的人。不過他也不在乎，“反正兩家都是同一個老板梁文華。”郭堅對南方周末記者說。

線下地產中介和搜房網和解後，郭堅又自費花1800元購買了搜房網三個月的端口服務。他抱怨搜房網收費高——購買端口的費用比最初上漲了10倍。但是，郭堅又離不開它。他每個月的客戶有一大半來自網上。每月交給搜房網600元的費用，能為郭堅帶來上萬元的收入。

相比於傳統中介的直接交易，現在越來越多的人喜歡在網上瀏覽房源，從線上到線下。據搜房網公開披露的財報顯示，其2013年一到四季度凈利潤分別為2840萬美元、5540萬美元、1.027億美元、1.12億美元，增幅明顯。2013年，其市值高達70億美元，不僅超越了新浪、搜狐，甚至超過了恒大、金地、招商等房地產公司。

世華地產看到了這一趨勢，才決心投資Q房網，成為深圳傳統地產中介中第一個轉身的公司。郭堅認為，世華地產放棄掉原有苦心經營多年的招牌，更改為“Q房網”，就是希望Q房網逐漸在互聯網產生影響力。這樣，他們就可以不依賴於搜房網的平臺。

“實際上，Q房網的後臺與搜房網比起來，差得非常遠，在上面發布東西很麻煩。但是我們每個月有固定的任務，要在Q房網網絡平臺上發布足夠的房源信息。”郭堅說。

“獨立經紀人”激起公憤

Q房網激起傳統地產中介的公憤，源自其不久前發出的一份招聘啟事。

這封Q房網·世華地產的招聘啟事在深圳三萬經紀人的微信中曾廣為流傳：“Q房網新模式，大渠道，經紀人最好的發展平臺，完全讓業務員自主創業當老板……業務員史上最高55%到85%的提成，現對外招聘……加入我們一年實現買車，兩年實現買房，逼自己一把就知道自己有多優秀……”

誘人的高提成，打破了深圳房產中介行業原有的15%到35％提成的行規。而其在微信中宣傳的讓業務員自主創業當老板，也就是其推出的“獨立經紀人模式”。

這其實並不是真正意義上的招聘，Q房網不會向這些加盟者提供底薪、各項保障，甚至這些加盟者每月還要向Q房網交一筆管理費。“為了防止勞動部門的人來找，我們就以合夥人的身份進行工作。”郭堅說。

但這個招聘啟事對傳統地產中介的沖擊是顯見的。過去，安居客、搜房網這些房產垂直門戶，采用的是平臺模式，給傳統地產經紀人提供了面向更廣泛消費者的新通道，他們靠收取端口費或點擊費盈利，但沒有威脅到傳統地產中介的交易分成模式。

而Q房網試圖改變行規，以高提成吸引那些掌握核心房源信息的地產經紀人，地產經紀人不僅會因此對傳統中介公司的分成制度感到不滿，還可能將更多交易轉移到Q房網上。傳統中介公司面臨被釜底抽薪的風險。

深圳中原地產總經理鄭叔倫對南方周末記者表示，普通業務員看到了更高提成的可能性以後，心里會想，每個單從頭到尾都是我業務員一個人的功勞，為什麽公司會拿掉那麽大部分收益？他們會忽略公司所需要承擔的培訓、為員工繳納社會保險費用、法律顧問等職能部門的開支。

一旦開了這個先河，要想回到原來的規則，就很難了。

這個公開的挖腳行動，讓六大傳統地產中介商坐不住了。他們擔心自己的業務員利用自己店鋪的資源拉客，同時為了獲得更高的提成，把單最終帶到對手那里去簽，即所謂的飛單。

深圳市房地產經紀行業協會也發布了一份含糊其辭的表態。並被對陣雙方拿來用作自己的盾牌。其中，“不應在客觀上為跳單、走私單等違規行為創造便利，幹擾行業正常秩序”的表述，被業內看作是抵制Q房網的武器。

究竟爭什麽

9月22日，深圳中原地產總經理鄭叔倫寫了一封給6000名員工的信。“我們正面對一場獨立經紀人模式與中原經紀公司模式之戰。昔日盟友借創新為名，搞電商平臺，借此推動獨立經紀人模式，以達到去中介公司化，表面上是為了給經紀人爭取利益，實際上是把公司近年虧損的包袱丟給員工”。

實際上，Q房網與六大傳統中介之戰的背後是核心資源之爭。互聯網改造傳統地產中介行業，是從搭建面向消費者的網上渠道開始的，但核心房源信息仍然掌握在傳統地產中介手中。

搜房網顯然在抵制風波之後意識到這一點，在2014年7月迅速成為世聯行和合富輝煌兩大傳統地產中介的第二大股東，以謀求與其核心資源的對接。而Q房網由世華地產這樣的傳統中介轉型而來，自然深知核心資源的重要性，他們以高提成為誘惑，想不費一槍一彈就從其他傳統中介挖掘核心資源，其本質上與互聯網無關，更像是中介之間的挖腳行為。

這場風波仍在持續。南方周末記者致電Q房網副總裁花蘊時，他表示，公司會很快向社會公布其提成和收取管理費方案。

一位深圳地產界資深人士對南方周末記者說，六大傳統地產中介的這種抵制行動可能沒有多少效果，結果如何，主要還是看業務員如何衡量收益。

而郭堅認為，相較於業務員目前所能得到的工資和灰色收入，Q房網的條件不會吸引到絕大多數的業務員，“Q房網給予高額的提成是有一定條件的。如果想得到80%的提成，需要保證一個高額的任務量。而且，業務員每個月還要向Q房網上交約3000元的管理費”。

（應被訪者要求，郭堅為化名。）

獨家︱翻版的GT驚魂：深圳惠程聚酰亞胺產業化的那點事兒 Trans-media止觀

來源: http://xueqiu.com/4234422658/32008519

作者：張冬晴

美國當地時間10月6日（周一），蘋果公司藍寶石玻璃合作商GT Advanced Technologies Inc（以下簡稱為“GTAT”）股價驚魂暴跌引發了大洋彼岸尚處於黃金周假期的資本市場人士的強烈驚嘆。由於對外宣布已經正式申請破產保護，GTAT股價當日開盤後瞬間大幅殺跌至最低0.75美元，最終以0.80美元報收，較前一交易日收盤價11.05美元的跌幅高達92.76%！而這種A股市場罕見的猛烈跳水事件，本身就是一種極其深刻的風險教育。

值得註意的是，在產業轉型升級的過程中，類似GTAT的投資風險在A股市場不是沒有，而是早已出現——不同之處在於滬、深A股市場的漲跌停板制度讓投資風險以時間換空間的方式進行了消化。

在GTAT壯烈的跳水背後，其本質是藍寶石屏幕蓋板產業化的理想與現實之間還存在著一條難以逾越的鴻溝，而iPhone 6和iPhone 6plus放棄采用藍寶石屏幕蓋板只不過是壓垮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

2013年11月，GTAT曾和蘋果達成一項價值5.78億美元的合作協議，計劃實現成本僅為十幾美元、產能兩千萬片的藍寶石屏幕蓋板。但由於GTAT的關鍵技術還不過關，也沒有規模化量產經驗，導致成本高達55美元，並且沒有解決應力問題等缺陷，最終迫使蘋果最新一代iPhone手機不得不放棄了采用GTAT的藍寶石屏幕蓋板，並徹底引爆了GTAT眼下的破產危機。

實際上，類似的情況早在A股市場已經上演，市場的投資熱情與產業的技術和經驗不足所產生的巨大反差帶來的直接後果就是一地雞毛。縱觀A股市場上市公司，早在2007年就開始嘗試聚酰亞胺產業化的深圳惠程便是比較鮮活的案例之一——曾經創下86個交易日累計跌幅接近90%的記錄。

今年5月初，為了減輕上市公司的負擔，深圳惠程對外宣布將其控股子公司長春高琦33.63%股權轉讓給公司控股股東、前董事長呂曉義，持股比例下降至51%——這意味著深圳惠程終於不得不承認一個血淋淋的事實：自2007年以來，長達7年多，連續巨額投資高達數億元的聚酰亞胺產業化夢想，破滅了。

作為深圳惠程聚酰亞胺產業化項目的實施主體，長春高琦與上市公司的淵源要追溯至2008年初。當時深圳惠程以自有資金1400萬元對長春高琦增資入股。增資完成後，深圳惠程對長春高琦的持股比例為56%，並在隨後連續多次投入現金增資或收購股權至持股比例最高達84.63%。

2010年1月初，在聚酰亞胺產業化領域鋪墊多時以後，深圳惠程終於對外拋出了一項增發計劃——計劃以募集資金投入33,140.83萬元建設聚酰亞胺產業化項目，項目建設規模：

（1）年產高溫過濾用聚酰亞胺纖維2,900噸；

（2）年產電纜護套用聚酰亞胺連續纖維20噸；

（3）年產聚酰亞胺纖維織物80,000平方米；

上述三項產能達產後預計每年可新增銷售收入74,000.00萬元，年利潤總額17,012.74萬元，年凈利潤12,759.55萬元，稅後內部收益率43.66%，投資回收期4.28年。

然而，根據2010年初的規劃，這項豪擲數億元的聚酰亞胺產業化項目建設期2年，達產期3年，但在隨後的四年多時間里始終讓二級市場投資者極其失望：

早在入股長春高琦前後，深圳惠程就曾經對外宣稱中科院長春應化所與長春高琦合作所得到聚酰亞胺纖維綜合性能已達到國際先進水平，並具備了產業化生產的條件。

但到了上述增發窗口期的2010年4月，深圳惠程再次對外披露的口徑是——“長春高琦僅通過示範生產線生產出了數百公斤聚酰亞胺纖維，年產300噸纖維的生產線預計在2010年8月正式投產，公司能否將示範生產線的成功工藝和技術順利推廣到300噸生產線和募投項目的2,900噸生產線存在一定的不確定性。”

而後深圳惠程2013年報進一步披露，上述項目並未達到預期收益，主要原因系“該項目剛剛進入市場推廣階段，尚未進行大規模銷售，同時公司尚未進行大批量生產以及銷售，自2010年通過定增募資投產以來遲遲未見效益，2013年虧損接近900萬元。”

需要強調的是，截止2014年6月30日，深圳惠程“高性能耐熱聚酰亞胺纖維產業化項目”已經使用募集資金29，950.89萬元，占募集資金投入總額的90.37%；“2,900噸高溫過濾用聚酰亞胺纖維項目”則按照募投計劃已經建成聚酰亞胺纖維產業化生產線1條，該生產線最大產能為每年約300噸，較計劃產能懸殊巨大；而受市場需求不足和技術仍需完善的雙重因素影響，“20噸電纜護套用聚酰亞胺連續纖維和8萬平方米聚酰亞胺纖維織物項目”則甚至還沒有開工建設。

對此，深圳惠程方面給出的最新解釋，無異於在告訴市場投資者苦心經營長達7年多的聚酰亞胺產業化項目幾乎都打了水漂——

按照現有已經建成的生產線投資水平和額度，募投剩余資金3,189.94萬元再投入生產線建設，公司預計新增聚酰亞胺纖維產能為每年約200噸。假設募投資金全部投入，預計聚酰亞胺纖維全部產能為每年約500噸，這與募投預期2,900噸產能相差較大。

在公司募投項目開始前，國外只有奧地利贏創公司建成了高溫過濾用聚酰亞胺纖維生產線，公司是國內第一家開工建設高溫過濾用聚酰亞胺纖維生產線的企業，由於沒有成熟定型的生產線設備，公司只能依靠自己對工藝和設備進行改造。按照多年市場推廣後客戶的最粗纖維需求和多年設備磨合後生產出合格纖維產品的最高生產線速度，公司計算出該1條生產線最大產能為每年約300噸。

根據300噸聚酰亞胺纖維產能和產銷率100%計算，公司預計銷售收入為6,000萬元；假設募投資金全部投入，根據500噸聚酰亞胺纖維產能和產銷率100%計算，公司預計銷售收入為10,000萬元。由於營業收入無法覆蓋成本、費用和攤銷，吉林高琦預計將繼續處於虧損狀態。

目前，吉林高琦除使用募投資金建成1條聚酰亞胺纖維生產線外，使用自有資金也建成1條聚酰亞胺纖維生產線，最大產能每年約240噸。吉林高琦現有聚酰亞胺纖維最大產能每年約540噸。按照2013年報披露的聚酰亞胺纖維銷售情況，吉林高琦的產能利用率不足25%，在市場銷售沒有出現重大改觀前，公司將謹慎投資剩余募集資金。

需要補充的是，深圳惠程早在2009年就開始布局的另一個重要領域——聚酰亞胺納米纖維電池隔膜項目，也同樣出現了大打折扣的窘境。

2011年3月，深圳惠程拋出的“年產2億平方米聚酰亞胺納米纖維電池隔膜產品生產基地”規劃總投資額約 6 億元，計劃在2011 年7 月前正式開工建設，2014年項目預計達產。

但最新的消息是，聚酰亞胺納米纖維電池隔膜產品（一期）項目建設期自2014年1月至2015年1月；預期在項目建成兩年內可以逐步實現PI納米纖維電池隔膜4000萬平方米產能。

今年9月底，深圳惠程給出的消息則是“由於產品性能指標和生產工藝尚未最終定型，江西先材的生產設備采購工作尚未開始，由此影響項目建成投產時間比原計劃延遲9個月以上。”

反觀二級市場表現，自2008年底創下最低5.56元/股觸底反彈之後，深圳惠程股價一路扶搖直上，到了2009年底增發事項停牌前41.30元/股（後複權），累計漲幅已經超過7.4倍；而自2010年1月4日披露增發預案至2011年3月30日創下歷史最高點，深圳惠程的股價繼續一路高歌猛進，累計漲幅257.02%。

結合機構參與增發的盛況也可見一斑。按照最終確定的發行價格30.11元/股，較經調整後的發行底價12.20元/股溢價仍然高達146.80%。其中，華商基金甚至還報出了36.00元/股的最高價，較12.20元/股的發行底價高出近3倍。

然而，隨著聚酰亞胺產業化項目進展不斷低於市場預期，深圳惠程的股價終於出現了GTAT類似的“雪崩”——自2011年3月30日創下歷史最高點以後，短短86個交易日持續震蕩下跌，累計跌幅高達84.74%！即便是觸底以後，深圳惠程的股價依然表現羸弱不振，將近2年的時間里基本上保持低位箱體震蕩的運行格局。

值得玩味的是，同樣是抱著新材料領域的產業化夢想起飛，無論是GTAT的藍寶石還是深圳惠程的聚酰亞胺，都無一例外地折翼於技術、經驗和市場的不成熟。

但較之於GTAT幸運得多的是，深圳惠程消化了夢想破滅對二級市場股價的巨大沖擊花了足足三年多時間，並且不存在申請破產保護之虞，甚至還可能在後續的資本運作過程中迎來鳳凰涅槃——只是，這到底是境內外市場投資者的幸運呢還是悲哀？

深圳海關，置若罔聞？財政部規定：不得收取貨品保管費和變相收費

來源: http://www.infzm.com/content/104984

物品被深圳海關查扣，得到的不是執法文書，而是一紙蓋有“深圳市潤海物流倉儲有限公司”印章的倉儲憑單。

原計劃次日取貨，卻被告知八天後才可以。實際上，物品滯留海關的時間越長，需繳納的倉儲費越高。

打著“科技”和“物流”名號的公司，實為深圳海關機關服務中心一手掌控。

近兩年前，財政部和國家發改委聯合發文規定不得收取“貨物行李物品保管費”和不得變相收費，可深圳海關從未停止收取倉儲費。

“單挑”海關

高達1080元、占物品總價三分之一的倉儲費，讓馮耀尹怎麽也無法接受。

2014年3月28日下午，深圳市民馮耀尹從香港返回深圳。經過深圳羅湖口岸時，她攜帶的幼兒奶粉、成人孕婦素等物品被深圳羅湖海關查扣，理由是“超重”。

“當時那名海關工作人員只用手拎了下我的行李，便說超重，然後查扣了我的東西。”據馮耀尹回憶，當時只有一名男性海關人員在場，“他沒有告訴我到底違反了哪條法規，當我提出疑問時，他說，‘你要是有什麽不服就打12360（海關服務熱線）投訴。’”

馮耀尹回憶，除此之外，那位工作人員未進行任何說明，也未給出任何口頭或書面的處罰決定。隔天，馮耀尹到深圳海關羅湖口岸尋求解釋。

然而最終到她手上的不是深圳海關的執法文書，而是一張蓋有“深圳市潤海物流倉儲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潤海物流”）印章的倉儲憑單。也就是說，查扣的物品被放置指定的深圳市潤海物流倉儲有限公司在的倉庫內。而單據上，沒有她預想中的被扣理由。

在這張由羅湖海關旅檢五科開具的倉儲憑單上，只標註了物品名稱和數量，並標明“每日倉儲費18元”和“限3個月內領取”。然而，令馮耀尹至今感到氣憤的是，接到憑單的當天她即使願意交錢也討不回自己的東西，旅檢五科科長明確告訴她，“八天之後來取”。

因身體不適等原因，馮耀尹並沒有在物品被扣押的第九天去取。兩個月後，也就是5月30日，等她想去取被扣物品時，卻發現倉儲費已漲到1080元。

“那些東西總共才3000塊不到，1000多元的倉儲費我接受不了。我嘗試過多種途徑與海關部門溝通，但始終沒得到正面答複。百般無奈下，我選擇了起訴。”馮耀尹憤憤不平道。

2014年6月18日，馮耀尹以違規執法和“未經本人同意委托第三方存儲被扣物品並收取倉儲費”為由將深圳海關告上深圳市中級人民法院。馮說，她經羅湖海關從香港返回境內攜帶的物品為個人自用物品，不屬於國家禁止和限制進出境的物品，並且未超過合理數量，“深圳海關查扣我個人物品的行政行為違法”。另外，深圳海關將查扣的個人物品放置在指定的潤海物流進行倉儲的行為沒有法律依據，潤海物流向她收取倉儲費也沒有法律授權。起初，馮找到羅湖區法院，被告知不受理。

此後，馮耀尹向深圳市市場監督管理局（以下簡稱深圳市場局）寫信投訴，她這樣寫道：“在未經本人委托的情況下，羅湖海關竟然把我的東西送到潤海物流公司的倉庫，還要收取我高額倉儲費。收費標準是誰制定的？這種收費是否合法？”

直到7個月後的今天，馮耀尹仍然沒有收到深圳海關的執法文書。她說，“到現在我也不知道自己的行為究竟錯在哪。”

層層包裹下的物流公司

馮耀尹記得，她當時問羅湖口岸旅檢科五科科長，得到答複是：“沒錯，就是這樣收費，一直是這樣”。

馮耀尹搞不清楚科長口中的“這樣”是何意，也弄不明白深圳海關這一堂堂國家部門和潤海物流這一市場化企業的關系。

據深圳市場局官網顯示，潤海物流註冊於2011年12月20日，註冊地點為深圳市羅湖區布吉路海關倉庫樓全棟。南方周末記者前往查證，發現該倉庫全樓僅是該公司的倉庫，未見到任何辦公人員。在潤海物流真正的辦公地點——深圳市羅湖區和平路1187號——南方周末記者看到多人在此辦理倉管單掛失或繳費業務。現場工作人員稱，該公司屬於深圳海關。

一位正在辦理倉管單掛失業務的香港中年女性告訴南方周末記者，她的物品三天前因超量被羅湖海關扣下，當時她並未委托潤海物流存放被扣物品，可現在需要按每公斤每天1.5元的價格來支付倉儲費。

根據工商信息顯示，潤海物流的法定代表人為孫國平。而孫國平的另一重身份是深圳海關機關服務中心負責人。該中心為深圳海關下屬事業單位。也就是說，潤海物流是深圳海關機關服務中心投資的經濟實體。而潤海物流的業務範疇包括提供社會化的有償倉儲服務。

經進一步查證，深圳市海關機關服務中心還是潤海物流的最大股東，出資金額為285萬元，占股95%。余下5%股份由一家名為“深圳市海潤通科技有限責任公司”（以下簡稱“海潤通科技”）的企業持有。在海潤通的股東組成中，深圳海關機關服務中心仍為最大股東，出資142.5萬元，占股95%。余下5%股份由深圳市龍達科技開發有限公司（以下簡稱“龍達科技”）持有。深圳海關機關服務中心和中國電子口岸數據中心深圳分中心共同持有龍達科技的全部股份，占股比例分別為90%和10%。其中，中國電子口岸數據中心深圳分中心是深圳海關直屬正處級事業單位，接受深圳海關領導。

至此，潤海物流的股東信息已十分明晰。打著“科技”和“物流”名號的公司，實為深圳海關機關服務中心一手掌控。而這也解釋了為何馮耀尹拿到的倉儲憑單是由深圳海關發出的。

據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知情人士稱，依靠收倉儲費，潤海物流每年能為深圳海關帶來過億元的收入。

倉儲費是變相收費？

據公開報道，2014年中秋前後，深圳羅湖海關出入境人數日均20萬，高峰期達29萬。

2012年12月，“為減輕企業負擔，促進經濟穩定增長”，財政部和國家發展改革委聯合下發“財綜97號”《關於公布取消和免征部分行政事業性收費的通知》（以下簡稱“財綜97號文”）。其中，海關部門的“貨物行李物品保管費”明確位於“15項取消的行政事業性收費項目”之列。“財綜97號”文還規定，各地區和有關部門“不得以其他名目或者轉為經營服務性收費方式變相繼續收費”。

由此，全國各地海關部門陸續開始免征這一費用，但時隔近兩年，深圳海關收取倉儲費的行為仍未停止。

馮耀尹曾找過政府監管部門，但無功而返。“四個月前我就去深圳市羅湖區市場監督管理局投訴，但至今都沒收到明確答複。”

對此，深圳市場局羅湖分局稽查科負責人陳龍稱，馮耀尹於今年6月確實來過市場監督管理局反映相關情況，市局已於9月立案受理，目前正在辦理中，案件尚處在3個月受理期內。當南方周末記者追問為何遲遲難出結果，該負責人稱，“此案較為複雜，不便過多透露。”

“一般來講，地方政府部門接到投訴，應在7日內立案。深圳市場局的做法已經屬於不作為。”一位要求匿名的法律人士告訴南方周末記者。

據《南方都市報》報道，今年4月，深圳市市場局羅湖分局也受理過一宗類似案件——某進出口商投訴深圳市潤海物流倉儲有限公司收取天價倉儲費。9月份，潤海物流被監管部門處行政罰款4356元。目前，該物流公司已經上繳罰款。

這是潤海物流自2011年成立以來第一次因收費問題被媒體曝光。不過，南方周末記者檢索相關網絡，未見其他海關涉及倉儲費官司的公開信息。

該報道中提到“深圳市場局羅湖分局認為，對進出口貨物進行實際核查，是海關執法行為，但不應該收取倉儲費”。對此，陳龍解釋：我們認為深圳海關收取倉儲費不當的依據是2012年財政部下發的97號文，該文中明確規定執法部門不該收取倉儲費。

關於這個問題，深圳市場局與深圳海關看法不一，深圳海關認為“財綜97號文”不適用海關。“我們雙方對此溝通過多次，希望海關能夠嚴格執行財政部的規定。”陳龍說。

為了弄清海關行為是否合法，馮耀尹也曾查詢過多部法律法規。

2005年，國家海關總署簽發《中華人民共和國海關進出口貨物查驗管理辦法》，其中提到“因查驗而產生的進出口貨物搬移、開拆或者重封包裝等費用，由進出口貨物收發貨人承擔”。

但在2011年由全國人大常務委員會會議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強制法》里，規定如下，“因查封、扣押發生的保管費用由行政機關承擔。”

對於兩個規定間的沖突，吳景明講道：“當然以人大常委會法律為準。人大常委會法律部門規章的法律等低於人大法律，換句話說，違反人大法律的規章也是無效的。”

2014年7月，馮耀尹曾專門就海關收取倉管費的做法咨詢財政部。

財政部2014年7月28日書面回複稱：“深圳海關應按規定取消貨物行李保管費，不應再委托第三方公司向進出口企業和過境旅客收取貨物行李保管費。”

2014年10月22日，南方周末記者書面聯系深圳海關要求采訪，截至發稿時，深圳海關並未作答。

馮耀尹坦言，在等待判決出來的過程中，她也感受到來自外界的壓力。但她不想放棄，她說，“我願意去等，我只想求一個結果。”

佳兆業主席郭英成去向成謎 或涉深圳龍崗舊城改造

來源: http://www.nbd.com.cn/articles/2014-12-06/881413.html

先是公司主席盛傳被扣查，之後旗下上千套預售房源莫名其妙被官方鎖定，《中國經營報》記者通過多方了解獲悉，深圳龍頭房企佳兆業正在面臨前所未有的危機。幾乎與此同時，該公司股權卻出現大筆轉讓，這是“金蟬脫殼”，還是賣盤保泰？

12月4日早間，因為“鎖盤”事件而停牌一日的佳兆業發布複牌公告稱，公司主要股東大正將向另一主要股東生命人壽的全資附屬富德資源投資，轉讓集團5.755億股份，相當於已發行股本約11.21%，代價為16.68億元，轉讓完成後，生命人壽(連同富德資源投資)所持佳兆業的權益將增加至29.96%，而大正持有的佳兆業股權將從20.84%降至9.63%。

資料顯示，上述主要股東背後的實際控制人正是佳兆業主席郭英成及其兩兄弟郭俊偉、郭英智，在如此敏感的時機進行股權轉讓引起了資本市場的恐慌，當天複牌的佳兆業盤中一度暴跌12.55%至2.3港元。

金蟬脫殼？

根據佳兆業的最新公告，上述股權的轉讓價格相當於每股股份2.898港元，較停牌前每股股份收市價溢價約10.19%，股份轉讓將於2014年12月5日前完成。股份轉讓完成後，生命人壽(連同富德資源投資)所持佳兆業的權益將從18.75%增加至29.96%，而大正持有的佳兆業股權將從20.84%降至9.63%。

資料顯示，大正投資有限公司是2007年7月23日在英屬處女群島註冊成立的投資控股公司，此前持有佳兆業已發行股本的約20.84%。大正的所有已發行股本均由一家名為昌裕投資的公司所持有，而昌裕投資有限公司又由一家名為Good Health Investments Limited全資擁有，Good Health Investments Limited則由Seletar Limited及Serangoon Limited作為Credit Suisse Trust Limited的代名人及受托人分別擁有50%及50%的權益。

根據公告，這家名為Credit Suisse Trust Limited的信托公司是以郭俊偉、郭英成及郭英智於2008年5月23日成立的全權信托之受托人的身份行事，全權信托的受益人包括郭俊偉、郭英成及郭英智的直系家族成員。這意味著，大正投資背後的實際控制人正是佳兆業的主要創始人郭氏三兄弟。

在如此敏感的時機進行股權交割引起了資本市場的恐慌，當天複牌的佳兆業盤中一度暴跌12.55%至2.3港元。“繼多家房企涉官員貪腐案後，房企涉官商利益輸送等內幕已令投資者如驚弓之鳥，主要股東選擇此時進行股權轉讓確實難以理解，市場亟待佳兆業有進一步明確的消息。”有香港機構人士對《中國經營報》記者表示。

數天前，一場前所未有的“鎖盤”危機令佳兆業措手不及。其位於深圳龍崗區的數個正處於預售期的項目，包括佳兆業大鵬假日廣場、佳兆業悅峰花園及佳兆業城市廣場的未售單位被深圳規劃和國土資源委員會鎖定買賣協議備案，初步估計涉及房源超過千套，其中包括數百套商鋪項目也處於鎖定狀態。這種異常的狀況在深圳房地產市場發展歷史上可謂前所未有。

由於此事件官方以及佳兆業至今都未能給出詳細的解釋，12月2日停牌前，佳兆業股價爆跌6.41%至2.63元。次日，佳兆業以將公布一份載有內部消息的公告為由宣布股票停牌。

在最新的複牌公告中，佳兆業仍不能解釋旗下樓盤被鎖定的具體原因：“公司並無就有關鎖定接獲由中國有關當局發出的任何通知書，也尚不清楚有關當局作出有關鎖定之原因。本公司正與有關當局進行溝通，以恢複受影響的單位至正常狀況。”佳兆業表示。

根據官方解釋，預售房源被“管理局鎖定”，一般是由於房屋處於限制狀態或開發商存在違規行為而導致，但涉及同一個發展商如此多項目被同時鎖定，顯然不是普通的項目違規所能解釋，最大的可能是，佳兆業企業本身涉嫌違規。

這種猜測市場早已有之。一個多月前的10月13日，擔任深圳政法委書記的蔣尊玉涉嫌嚴重違紀而落馬。幾天之後，市場就傳出了佳兆業主席郭英成卷入該案而被官方扣查的傳聞，為此佳兆業不得不緊急發布澄清公告稱，主席被扣查消息完全不屬實，當日郭英成還在香港辦公室上班。

但此後郭英成並未在公開場合露面過。“鎖盤”事件發生後，郭英成的下落再次被資本市場所關註。但據佳兆業人士向記者透露，當前公司並未受上述事件影響，運作完全正常，公司主席也還在公司正常上班，市場上的一些傳聞並不符合實際。

舊改專業戶

但這數次澄清並未打消市場的疑慮，是次旗下樓盤預售單位莫名其妙地被官方鎖定開始讓市場擔心佳兆業的命運。

“這是深圳房地產市場上前所未有的事情，而且政府方面似乎也不願意作出更多的解釋，這種情況極其罕見。”一名深圳地產圈人士告訴記者，佳兆業在深圳本土與相關政府人士關系密切幾乎是眾所周知的事情，該事件或將影響到佳兆業未來的命運。

作為深圳本土龍頭房企，佳兆業以善於運作城市舊改項目而知名。

從1999年開始涉足舊改以來，佳兆業在深圳成功運作了平湖舊墟改造、鹽田整體搬遷、阪田雪象村工業區改造等大型舊改項目，從某種程度而言，舊城改造業務已成為佳兆業最為重要的發展戰略之一，其在深圳的大部分項目土地均通過舊改而獲取。

“在深圳，能夠操作舊改項目的只有兩類企業，一是資金實力雄厚的央企，比如華潤、招商；二是舊改經驗豐富的民企，包括佳兆業、京基、卓越等，這類企業擁有豐富的本土資源和開發經驗，政商關系密切，具有很好的談判優勢。”

上述深圳業內人士表示，在深圳近年城市土地供應主要依賴城市更新的模式下，佳兆業在本土的競爭力遠超萬科這樣的行業龍頭。

為了推進舊改，佳兆業在2013年成立了一家名為佳兆業置業的企業，這是國內首家專註於城市更新的公司實體。憑借多年來舊改的成功，佳兆業贏得了行業“舊改專業戶”的稱號。

2009年12月，佳兆業在港交所完成上市，隨後的三年時間，佳兆業的銷售額呈現出幾何級的增長：從2010年銷售額剛突破百億到2013年完成239億元的銷售額，三年時間增長了2.4倍，截至今年10月底，佳兆業完成銷售額193億元，而今年其銷售目標是300億元。

佳兆業的快速擴張與其在深圳本土的爆發式成長不無關系。在深圳，佳兆業的銷售增長速度遠超其他房企。

今年上半年，憑借佳兆業城市廣場、佳兆業悅峰、佳兆業前海廣場、佳兆業假日廣場、龍崗大道1號等項目，佳兆業以16.7萬平方米(1801套)的成交量、41億元的成交金額，超過行業龍頭萬科，摘得深圳樓市成交量、成交金額的雙料冠軍。

此次被鎖定的預售樓盤佳兆業城市廣場，在上半年則以2.2萬元/平方米的均價賣出了1033套，成為今年上半年深圳樓市最火的樓盤。

但這一切榮光可能都將就此打住。除了深圳佳兆業前海廣場預售不受影響之外，當前佳兆業在深圳的所有預售項目都已經被鎖定而不能銷售，其中上半年賣得最火的佳兆業城市廣場首當其沖。值得註意是，上述被鎖定的項目除了位於福田區的佳兆業中心外，其他均處於過去數年佳兆業深耕的龍崗區。

龍崗陰影

記者采訪的各種信源，均指向佳兆業的違規極有可能發生在2011年至2014年其龍崗舊改項目推進期間。而當時龍崗區的主政者正是剛落馬不久、彼時擔任龍崗區委書記後升任深圳政法委書記的蔣尊玉。

2011年深圳的大運會概念令龍崗成為深圳開發商紮堆的熱門區域。2011年至2013年，佳兆業先後在龍崗通過城市更新的方式拿下多個項目地塊，開發了佳兆業城市廣場、龍崗大道一號(新都匯家園)、佳兆業假日廣場、悅峰花園等四大項目，成為該區域最大的“地主”之一。如今，這四個項目逾千套預售房源都已被房管局鎖定，僅佳兆業中央廣場一個項目，被鎖定的房源就超過了800套。

佳兆業廣場是佳兆業在龍崗中心區的最主要項目，也是深圳至今為止規模最大的城市改造項目。項目位於龍崗華為科技新城的核心地段，項目占地面積約32萬平方米，建築面積則達到180萬平方米，是一個集地標級寫字樓、商業MALL、商務公寓、住宅等多種業態的大型綜合體項目。

2011年3月，該項目舉行拆遷啟動儀式，時任龍崗區委書記的蔣尊玉為佳兆業親自站臺，與佳兆業集團董事局主席郭英成一起出席啟動儀式。在該儀式上，佳兆業則宣布將向龍崗區政府一次性捐贈2000萬元，用於大運會的城市建設。

“華為科技新城是蔣尊玉主政龍崗的主要政績工程，作為特區擴容示範區，蔣一直期望將科技新城打造為深圳下一個區域中心。”一名深圳政經觀察人士告訴記者，蔣尊玉是華為科技城建設的主要推動者，而佳兆業則是近年來在龍崗區最為活躍的發展商，雙方關系密切幾乎是深圳地產圈眾所周知的事情。

據公開報道，2011年4月，郭英年曾跟隨蔣尊玉回其江蘇豐縣老家參觀考察，為當地招商引資助力。而在龍崗主政期間，蔣尊玉則不止一次為佳兆業旗下項目的奠基、開工活動站臺：2012年8月10日，佳兆業位於深圳大鵬新區十大項目集中啟動暨佳兆業萬豪大酒店奠基，蔣尊玉出席；當年11月29日，佳兆業華為科技城01單元項目改造簽約，蔣尊玉也出現在了現場。

對於郭英年與蔣尊玉過從甚密的說法，佳兆業方面並不認可，“他是當時龍崗的區委書記，佳兆業在龍崗有很多的項目，也需要與政府合作，雙方有來往是很正常的事情。”佳兆業人士對本報記者表示。

但從客觀上而言，在蔣尊玉主政龍崗期間，佳兆業確實是該區域受益最大的開發商。2013年5月，佳兆業以虧本的形式拿下了位於龍崗的深圳大運中心運營權，該場館在大運會之後因為每年6000萬元的維護成本而成為了深圳市政府的沈重負擔，佳兆業拿下該項目運營權後，曾被外界解讀為這是“投桃報李”的舉動：一方面是為政府解憂，另一方面為自身未來在龍崗的土地開發增加談判籌碼。對此，佳兆業方面明確否認：“場館的經營與房地產開發是割裂的，接手大運中心與公司的地產開發業務沒有任何關系”。

如今，蔣尊玉已經落馬，佳兆業能否憑借其在深圳經營多年的政商關系而走出危機仍要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