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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次創業”滿五年 北大方正人壽預計今年實現盈虧平衡

從海爾紐約人壽到海爾人壽再到現在的北大方正人壽，這家曾經兩年兩次股東更叠的保險公司在2012年北大方正集團接手後總算進入了股權的穩定期。

翻看進入“方正時代”的北大方正人壽五年來的財務數據，除了2016年因準備金假設變化造成虧損大幅增加，剔除此因素後其虧損額較股權變更初始有逐年遞減的趨勢。但不可否認的是，截至今年二季度北大方正人壽仍然處於虧損狀態。對此，該公司相關負責人在接受第一財經記者采訪時表示，預計今年公司將實現盈虧平衡，未來將進入盈利期。

2012年5月8日，北大方正集團有限公司、明治安田生命保險相互會社以及青島海爾投資發展有限公司達成轉讓協議，方正集團以持有51%的股權成為最大股東，海爾人壽更名為北大方正人壽，明治安田生命與海爾集團分別持有29.24%和19.76%的股份。

值得註意的是，該次“變身”距離2010年海爾人壽的前身海爾紐約人壽外方股東美國紐約人壽退出僅僅兩年時間。

兩年之內接連遭遇兩次股東更叠，對於保險公司來說必然元氣大傷。“彼時，公司面臨著複雜多變的外部市場環境和百廢待興的內部不利局面，相當於一次‘二次創業’。”上述北大方正人壽相關負責人表示。

如何從接手時的基礎薄弱、員工流失、人心渙散、百廢待興的狀況中解脫，將公司重新回歸市場主流無疑是擺在管理層面前最大的挑戰。

據上述負責人表示，成立之初，公司領導班子在北大方正集團戰略的指導下，明確了以內涵發展為主導的戰略規劃，確立了“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的戰略部署。公司大力發展期交、短期險等核心優質業務，聚焦保障業務，依托三大股東方優勢資源，全面建立起期交拉動新單、續期拉動總保費的持續發展模式。

北大方正人壽數據顯示，其5年間總保費規模增長超過3倍，保費複合增長率達到32%，2016年實現規模保費28.4億元;其中新單保費更是實現了近8倍增長，新單標保複合增長率達到65%;客戶人數從2012年不到20萬人實現了翻番，達到近40萬人。截至2016年底，公司總資產迅速躍升至76.5億元，年複合增長率34%;內含價值持續增長，達到17.9億元，年複合增長率14%。

不過，如果從凈利潤角度來看，北大方正人壽至今仍未脫離虧損期。財報數據顯示，2012年，其當年凈虧損為1.07億元，2013-2015年凈虧損則分別減少至0.65億元、0.38億元、0.36億元，有逐年減少的趨勢。但2016年，其凈虧損突然擴大至1.14億元。

對此，北大方正人壽的解釋是，由於近年來利率下行，導致公司在2016年傳統型保險業務增加準備金計提增加7165萬元，由此增加稅前虧損合計約7165 萬元。剔除此項因素對損益的影響，公司經營性損益持續好轉。

而上述負責人對此也表示，公司利潤實現虧損逐年減少，預計今年將實現盈虧平衡，未來將進入盈利期。

另一方面，背靠北大方正集團，股東資源是北大方正人壽不可忽視的優勢。

例如，在令眾多壽險公司“頭疼”的醫療控費方面，2015年北京大學國際醫院和北大方正人壽共同探索“保險+醫療”戰略，實現對醫療服務的事前、事中和事後管理，合理控制醫療成本。據了解，目前，雙方已經實現部分核心系統對接，未來北大方正人壽將攜手北大醫療信息技術有限公司鋪設直付全國網絡。

同時，在“粉絲經濟”興起的背景下，北大方正人壽嘗試在業內創新推出“線上代理人”形式的“紅人計劃”。北大方正人壽首席執行官兼總裁李平近日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表示：“傳統線下代理人要去擁抱這個互聯網大時代，就自然而然地想到去發展‘線上代理人’。而‘紅人計劃’就是我們大力推廣‘線上代理人’的一次試水。”

該計劃的思路是：線上建立保險工作室，然後通過完善線上的培訓體系、榮譽體系等一系列流程，實現線上和線下的互通和轉化。通過自媒體，提升代理人在整個行業甚至整個社會的知名度，使其成為紅人，並且通過他們的影響力來提升一些線上的運營思路，最終形成從粉絲到用戶，從自由推廣人到線上代理人的互聯網生態壞境。據了解，截至“紅人計劃”5強誕生，累計傳播覆蓋近274萬人次。

對於未來的三年計劃，上述負責人則表示，北大方正人壽的三年目標是至2020年原保險保費收入超過60億元，新單標準保費達15億元;總資產超過150億元，實現凈利潤2.2億元;營運費用合理，償付能力充足，至2020年發展成為中型壽險公司。

煤炭去產能： 尋找看不見的平衡點

安徽省淮北市，一座計劃在2017年年底前關井的煤礦。安徽省計劃至2020年，關閉煤礦21對，退出產能3183萬噸/年，分流安置7萬多名礦工。（視覺中國/圖）

（本文首發於2017年10日26日《南方周末》）

從去年下半年開始，供需關系的轉變使煤價猛漲，過去幾年“過得淒涼”的煤炭企業突然迎來了屬於他們的好日子。

“現在不是擔心去產能的任務完不成，而是有些地方去產能的熱情高漲，怎麽能在保供應的情況下有序地去產能。”

如何促進產業的現代化，在市場上建立更高質量的平衡，也是本輪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題中應有之義。

進入10月份之後，北方的天氣一天天轉涼。放在往年，山西晉中市和順縣百珍新村的王振華已經開始清洗暖氣，到洗煤廠拉炭，準備過冬了。但在今年，村幹部很早就在大喇叭里廣播，村子要集體安裝燃氣，集體供熱，不允許私自燒煤。

兩個月前，和順縣一家國營煤礦發生了一次礦難。四天後，晉中市要求全市露天煤礦和非煤礦山、和順縣全部煤礦停產、停建整頓。

過去兩年，去產能是煤炭行業的主題。山西省先後退出產能2325萬噸和2265萬噸，均位於全國各省份的前列。不過，相比於大同、長治、陽泉等煤炭大市，晉中的煤炭產能並不算多，也一直沒有分到去產能的任務。

如今來到煤炭去產能第二個年頭的冬天，煤炭使用高峰如期而至，晉中此次的煤礦關停之舉卻被國家發改委點了名。

“個別地方存在非理性停產，因為發生煤礦事故就關停所有煤礦，這種做法不科學，尤其是在迎峰度冬的情況下，更不應該采取這種辦法。”在10月11日舉行的深化推進煤電運直購直銷中長期合同座談會上，國家發改委副主任連維良說，此前已經約談了晉中市。

“現在不是擔心去產能的任務完不成，而是有些地方去產能的熱情高漲，怎麽能在保供應的情況下有序地去產能。”連維良說。

晉中市煤炭工業局一位內部人士向南方周末記者介紹，被約談後，煤炭局就召開了緊急會議，工作人員也奔赴各個煤礦協調複工，“有的人連十一假期都沒休息”。目前，該市的大部分礦場已經複工。不過，礦難事故發生地和順縣內，絕大部分的煤礦仍然處於停產整頓的狀態。

這一次全村被要求集體安裝供熱，在王振華看來，除了環保的問題之外，也正是與煤礦關閉、煤炭供應不足有一定的關系。在進入煤炭去產能的第二個年頭之後，“保供穩價”成為了煤炭業的一個高頻詞。

向供需平衡轉變

在多個省份傳出提前超額完成任務的捷報之後，黑龍江省則表示為保障冬季煤炭供給，將下調今年的去產能目標。

“2015年之前，煤礦虧得都比較多，那個時候煤礦太多了，煤價也低，基本上產一噸煤就要虧一筆錢。”年近五十的李鋒在山西呂梁販煤已經有十個年頭，他見證了這幾年煤價“N字形”的波動。如今，煤價再次沖上波峰，連他也沒有想到，煤炭企業的好日子會來得這麽快。

李峰有自己的車隊，也跟鐵路上的關系很好，他主要的生意就是通過拉煤卡車或綠皮火車將山西的煤賣到山東。2015年是他生意場上最後的高光時刻，那個時候，每個月他能往山東發三萬多噸煤，煤源也很充足，只要給關系好的煤老板打個電話，礦上就會把煤給配好，他要做的就是找好客戶和運煤車。

李峰告訴南方周末記者，那個時候煤價比較低，買主們也願意在路上花錢，地方遠的買主為了優先拿到煤，每噸煤在運價上會加上幾塊錢。雖然煤老板們不怎麽賺錢，但是這些販煤的人還是賺了不少。

不過，從去年開始，形勢慢慢發生了轉變，煤價逐漸上升，煤源越來越少，以前關系好的煤老板們也不再積極配煤，他每個月發往山東的煤也從3萬噸驟降到1萬噸。“現在誰手上有煤，誰就是大爺。好多人給我打電話找煤，說沒有煤，競爭太激烈了。”李鋒說。

根據2017年年初中國煤炭工業協會發布的《中國煤炭工業改革發展年度報告》（2016年度），2016年末，中國煤炭價格指數達到160點，與年初相比增長了38.1%。此外，秦皇島港5500大卡市場動力煤平倉價是639元/噸，比年初回升269元/噸，增長72.7%；山西焦肥精煤綜合售價為1489元/噸，比年初回升了920元/噸，增長161.7%。

在2016年，整個煤炭行業的主題就是“去產能”。當年2月份，國務院發布《關於煤炭行業化解過剩產能實現脫困發展的意見》，明確用3至5年的時間煤炭行業退出5億噸產能的目標；兩個月後，國家發改委、能源局、煤監局等部委又發布《關於進一步規範和改善煤炭生產經營秩序的通知》，對煤炭去產能做了更詳細的規定；煤炭行業在全國掀起了新一輪的去產能熱潮。

隨即，全國多個省份公布了當年的去產能目標計劃，山西、陜西、貴州等煤炭大省當年去產能的實際情況都超過了2000萬噸，比如，山西退出2325萬噸，陜西退出2934萬噸，河南退出2388萬噸，貴州則是2107萬噸，當年的去產能任務超額完成。

根據國家統計局的數據，2016年全國規模以上的煤炭企業原煤產量為33.64億噸，同比下降了9.4%，從當年的4月份開始，全國煤炭形勢也由嚴重的供大於求逐漸轉為了供需基本平衡。

到了2017年，煤炭去產能的政策繼續落實，不過與去年2.5億噸的目標相比，今年的目標只有1.5億噸。但是，根據各省公布的去產能目標以及近期的調整，2017年的去產能目標也很有可能超額完成。

進入10月份，多個省份調整了去產能目標。比如，山西省政府近期發文，稱2017年新增關閉9家煤礦，比原定1740萬噸的目標增加了525萬噸；江西省也於近期對外稱，調整煤炭去產能的目標，根據2016年國家下達給江西省的煤炭去產能任務，江西在“十三五”期間要關閉煤礦283處、退出產能1868萬噸，新目標確定後，江西在“十三五”期間實際將關閉煤礦437處、退出產能2635萬噸。

值得註意的是，在多個省份傳出提前超額完成任務的捷報之後，黑龍江省則表示為保障冬季煤炭供給，經請示全國鋼鐵煤炭行業化解過剩產能和實現脫困發展部際聯席辦公室同意，將下調今年的去產能目標，調整後的目標是76萬噸，僅為原目標的四分之一。

2017年4月15日，山西省太原市，昔日煤炭“華爾街”白家莊礦，如今已成“空巢”。（視覺中國/圖）

突然降臨的好日子

多個煤炭上市公司發布了本年度第三季度業績報告，可謂捷報頻傳。

在去產能的大勢所趨之下，中國的煤炭行業正發生著微妙的變化。

晉中市煤炭工業局一位內部人士向南方周末記者回憶，幾年前，在煤炭工業局的門口有時會聚集煤企的上訪員工，這些員工最主要的訴求是自己收入待遇太低，希望提高收入。“那個時候，大部分煤炭企業都虧。”該內部人士說。

但從2016年下半年開始，供需關系的轉變使煤價猛漲，過去幾年“過得淒涼”的煤炭企業突然迎來了屬於他們的好日子。

日前，多個煤炭上市公司發布了本年度第三季度業績報告，可謂捷報頻傳。10月24日，山西焦煤西山煤電有限公司（以下簡稱西山煤電）發布第三季度業績報告，年初至當季，西山煤電的營業收入為210億元人民幣，同比增加62.28%，歸屬上市公司股東的凈利潤為13.7億元，同比增幅高達576.64%。

10月11日晚間，安徽恒源煤電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恒源煤電）披露了2017年前三季度業績預增公告，預計2017年1月1日至9月30日實現凈利潤為9.5億元左右，與上年同期相比增加了711.97%左右。

甘肅靖遠煤電股份有限公司的第三季度報告也顯示，報告期內，歸屬上市公司股東的凈利潤達到3.71億，同比增加210%；中煤能源預計今年前三季歸屬上市公司股東的凈利潤同比增長150%-190%；陜西黑貓也預計前三季度歸屬於上市公司股東的凈利潤約1.5億元至1.8億元，同比增長111%至154%。

上述上市公司在解釋業績變動的原因時，都將功勞歸於煤炭行業的去產能，以及煤炭產品價格的大幅度增長。

根據《中國煤炭工業改革發展年度報告》（2016年度）公布的數據，2016年前11個月，全國規模以上煤炭企業主營業務收入2.06萬億元，同比下降4%。但利潤總額為850億元，同比增長156.9%。此外，根據中國煤炭工業協會統計的90家大型煤炭企業(產量占全國的68%)的運營情況，這90家企業在2016年1—5月份虧損40.65億元，6月份後利潤實現正增長。而去產能的大潮正是從2016年5月份開始全面開啟。

2017年8月份，和順縣的礦難事故因為瞞報、拘留所謂“造謠者”而備受關註。事故發生後，晉中市要求全市露天煤礦和非煤礦山以及和順縣全部煤礦停產停建進行整頓。

在等待多年之後，煤炭行業終於進入了新的紅利期，山西本地的煤老板們也渴望能在這個大潮之中分得一杯羹。根據李鋒向南方周末記者的描述，在山西呂梁，不少煤老板們正開足馬力，快速出煤，將過去兩年虧掉的錢給賺回來。

但另一方面，由於資本、環保等環節出問題，許多民營煤礦仍然舉步維艱。在晉中市，有一家年產量達到120萬噸的煤礦正急著出手轉讓，價格在8億元以上，該煤礦的高管向南方周末記者解釋，銀行斷了貸款，老板的資金周轉出了問題。

“現在煤價高，煤礦效益還可以，老板把這個價錢掛出去之後，河北、河南的不少同行來打聽煤礦的事情。若放在兩年前，肯定不值這個價。”該高管說。

山西省發改委宏觀研究院前院長李霆在接受南方周末記者采訪時說，相比較來說，國有煤礦在產能、環保、安全系數和資源利用率上，都要好於私營煤礦，政府扶持國營煤礦的發展也是可以理解的。

山西晉中市一家正在轉手的民營煤礦，目前仍在停產過程中。（南方周末記者 王偉凱/圖）

去產能的大布局

在各省去產能的具體方案中，不少地方所關閉的煤礦的產能，要遠高於國務院標準。

李霆從山西省發改委宏觀研究院院長的位置上退休之後，一直關註著山西的經濟發展。在這一輪煤炭去產能的大潮開啟之後，讓他感覺不公平的是，山西本地不少產能達到120萬噸的煤礦也被關停了，而別的省份產能30萬噸的煤礦仍在穩定地運行。看著那些年產量一百萬噸的煤礦被關閉，他覺得很可惜。

“什麽是‘去產能’？”李霆反問，“‘去產能’完整的稱呼是去除落後產能，消除過剩產能，並不只是單純地關閉煤礦。”他向南方周末記者表示，去產能的這兩年，他一直想看有沒有要被關閉的煤企出來擺事實講道理，宣稱自己的煤礦雖小，但不是落後產能。不過，他並沒有發現有人站出來。

根據去年2月份國務院出臺的《關於煤炭行業化解過剩產能實現脫困發展的意見》，國家對不同省份的落後產能做出了不同的要求。納入2017年或2018年去產能範圍的是：晉陜蒙寧等4個地區30萬噸/年以下（不含30萬噸/年），冀遼吉黑蘇皖魯豫甘青新等11個地區15萬噸/年以下（不含15萬噸/年），其他地區9萬噸/年及以下（含9萬噸/年）的煤礦。

這也意味著年產20萬噸的煤礦在河北、黑龍江等地不屬於落後產能，但是在山西、內蒙古就屬於落後產能了。而在各省去產能的具體方案中，不少地方所關閉的煤礦的產能，要遠高於上述標準。比如，山西省公布的今年第一批要退出的煤礦名單中，就有年產能達到330萬噸、260萬噸和150萬噸的大煤礦；陜西省今年退出的名單中也有產能達到420萬噸的煤礦。

這種不均衡的去產能要求，跟全國煤炭開發總體布局有著直接關系。根據公開資料，目前中國煤炭開發的總體布局是壓縮東部、限制中部和東北、優化西部。有序推進陜北、神東、黃隴、新疆大型煤炭基地建設。14個大型煤炭基地的產量將達到37.4億噸，占全國煤炭產量的95%以上。到了2020年，北京、吉林、江蘇的礦井將逐步退出，福建、江西、湖北、湖南、廣西、重慶、四川煤礦也會加快關閉退出。

不過，多位煤炭行業內部人士在接受南方周末記者采訪時均表示，過去兩年的去產能，其中有不少上榜煤礦是已經不具備產能、準備停工停產的煤礦，這其中也包括那些幾百萬噸產能的大型煤礦。也有行業內部人士表示，有一些被關停的在產小型煤礦，核準的產能是30萬噸，但往往會超負荷運行，實際的產能要遠高於30萬噸。

李霆早年在擔任山西省發改委宏觀研究院院長時，曾多次對山西的煤炭行業把脈就診。李霆坦言，在去產能之前，山西的煤炭行業亂象叢生，私挖私運的現象普遍存在，這一方面使得煤炭的價格始終難以提升，另一方面也造成了大量的資源浪費。

李霆看著山西本省的大型煤礦被關閉依然有些遺憾。他認為，煤炭行業是一個傳統行業，但不一定就是落後行業，他對於有些地方運動式的去產能做法有些擔憂。他建議應該更加明確落後產能的標準，從施工設備、安全系數、資源開采率等多個角度來界定，“不能僅僅以產能多少為標準，為了去產能而去產能”。

保供穩價的新局面

去產能之後，供需變化帶來價格反轉，使地方政府去產能的熱情也不斷高漲，由被動去產能轉向主動去產能。

在煤炭業去產能進入到第二個年頭的冬季，“保供給，穩煤價”成為了一個頻頻出現的熱詞。2016年12月份，國家發改委發布的《能源發展“十三五”規劃》也明確表示，到2020年，我國的煤炭消費總量控制在41億噸以內，而國內的煤炭生產總量為39億噸，再加上每年2.5億噸左右的進口煤炭，十三五期間，我國的煤炭市場在總體上基本處於供需平衡的局面。

對於產煤大省山西來說，這一輪的去產能，對於優化山西煤炭企業的結構有非常重要的推動作用。

但在去產能之後，供需變化帶來價格反轉，使地方政府去產能的熱情也不斷高漲，由被動去產能轉向主動去產能。2017年8月，發改委對外公布數據顯示，全國上半年共退出煤炭產能1.11億噸，完成全年任務的74%。加上去年的2.9億噸，累計退出煤炭產能超過4億噸，占“十三五”8億噸目標任務的50%。

居高不下的煤價，給下遊企業增加了成本壓力。2017年3月份，寧夏回族自治區就曾發生7家電力企業“聯名上書”經信委，要求降低煤價的事情。7個月後，當再次回顧那次“聯名上書”事件時，一位聯名電力企業中層領導向南方周末記者表示，當時自治區經信委做了斡旋之後，事情得到暫時解決，但是隨著煤炭價格的不斷上漲，煤企與電企之間仍然劍拔弩張。

在上述直購直銷中長期合同座談會上，連維良直言，煤炭行業要持續穩定的健康發展，就不能要短期的高煤價，“短期的高煤價在一定程度上是自毀前程”。事實上，在今年，發改委多次強調要有節奏、有計劃地去產能。

9月21日，國家發改委發布了《關於做好煤電油氣運保障工作的通知》，強調要加快推進煤炭優質產能釋放，各產煤地區要組織指導煤炭生產企業不得以簡單停產方式開展或應對執法檢查；9月27日，中國煤炭工業協會也發布《關於進一步做好今冬明春煤炭供應保障工作的通知》，要求努力穩定煤炭市場價格。

從9月底開始，包括神華、中煤、大同煤礦、陽煤集團、晉煤集團等在內的多家知名煤企宣布將市場煤的價格下調10元/噸。

但是，多位業內人士認為，10元/噸的降價對於煤炭價格的影響微乎其微，隨著冬季迎來用煤高峰，煤價很有可能繼續上漲。

針對這樣微妙的供求關系，李霆的建議是，允許備用煤礦的存在，以防煤炭供給出現嚴重不足。

面對居高不下的煤價，國家發改委則在繼續推動直購直銷、中長期協議措施的落實。所謂直購直銷就是煤電生產企業直接簽訂合同，不通過中間環節。而中長期協議則是簽訂一個較長時間的供應協議，協議價保持恒定不變。

不過，連維良也直言，解決煤炭保供和降價，治本的措施就是增加產能。

（應受訪者要求，李峰和王振華為化名）

統計局：中國從來不刻意追求貿易順差，追求的是貿易平衡

4月17日，國務院新聞辦舉行2018年一季度國民經濟運行情況發布。國家統計局國民經濟綜合統計司司長、新聞發言人邢誌宏在回答記者提問時表示，中國從來不刻意追求貿易順差，這兩年順差在持續收窄。

數據顯示，一季度，貨物進出口總額67516億元，同比增長9.4%。其中，出口35389億元，增長7.4%；進口32127億元，增長11.7%。進出口相抵，順差3262億元，比上年同期收窄21.8%。

關於中美貿易的問題，邢誌宏表示，中國政府已經表明了堅定的立場，我們對外開放的格局在進一步擴大，東方不亮西方亮，我們的貿易空間依然非常大，通過國內企業不斷增強競爭力能夠繼續保持進出口貿易的平衡。

以下為文字實錄：

鳳凰衛視記者:我們關註外貿情況，盡管這個數字已經公布了，想問統計局有沒有初步估算，如果國際環境繼續有一些不確定性，特別是中美貿易摩擦升級會不會對二季度甚至下半年外貿情況造成影響？有多大影響？

邢誌宏:外貿的問題大家都比較關註。中美貿易不僅是兩國之間的問題，也是一個國際性問題。中國從來不刻意追求貿易順差。這兩年我國貿易順差在持續收窄，對外出口之所以能夠增長，是因為我國存在綜合競爭優勢。同時，我國進口在持續加快，反映了我國內需在強勁增長。我國在對外貿易中，追求的是貿易平衡，這種平衡也有利於國內經濟的發展。

關於中美貿易的問題，中國政府已經表明了堅定的立場，我們對外開放的格局在進一步擴大，東方不亮西方亮，我們的貿易空間依然非常大，通過國內企業不斷增強競爭力能夠繼續保持進出口貿易的平衡。謝謝。

億航首次回應“破產說”：已實現收支平衡

去年的價格戰打落了一大批無人機企業，消費級無人機幾乎為大疆一家壟斷。億航的消費級無人機業務也被迫進行戰略調整，其中包括關閉了億航在美國矽谷的分公司，而引起業內一度傳出“億航美國申請破產”的消息。

無人機的開發者億航創始人CEO胡華智首次對此公開回應第一財經記者：“美國分公司後來只有四五人，主要負責當地市場的運維和售後，面對經銷商，美國分公司關閉後，由中國總部直接面向美國的經銷商。億航的資金狀況良好，海外市場銷售也沒有停止。”

“在目前競爭環境下，消費級無人機確實難有較好盈利。”胡華智向第一財經記者承認，“我們之前有幾千臺的庫存，但是我們把這部分庫存利用起來，來從事編隊業務，產生了很可觀的收益。”

億航目前分為非載人無人機和自動駕駛載人飛行器兩大業務領域。胡華智對記者表示，“我們已經實現了收支平衡。”

胡華智向第一財經記者透露，億航已經完成了C輪融資，但未公布融資細節。此前，億航分別在2014年12月和2015年8月進行了A輪1000萬美元和B輪4200萬美元的融資，分別由GGV紀源資本以及金浦投資領投。但億航方面未透露目前估值。業內預計，億航目前估值可能不到10億美元。

但這並不影響億航為上市做準備。早在2016年，胡華智在接受第一財經記者專訪時就曾透露，IPO是未來的戰略目標。

根據國際咨詢公司IDC預測，2018年機器人與無人機行業市場規模將達到1031億美元，同比增長22%，到2021年這一市場規模將翻番達到2184億美元。

消費級無人機市場在經歷了2017年的資本寒冬後，今年開始更加向垂直細分領域發展。而億航則瞄準了載人飛行器。“從起飛到降落只有短短幾分鐘時間，方便快捷。我們希望用這種交通工具改變人們未來的通勤方式。”胡華智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雖然這是一個漫長的過程，還需要政策等配合，但三維的交通一定會是大勢所趨。”

胡華智說，“我們估算未來人們在空中交通費上的支出將與現在地面打出租車成本趨同。”胡華智透露，目前這種自動駕駛載人飛行器已經有國內外的批量訂單，並不斷增加，主要客戶是企業客戶以及對黑科技感興趣的極客人群。但他承認，空中出租車要實現盈利還有待時日，相關的盈利模式也仍在探索中。

此外，億航正在主攻的另一大領域則是送貨無人機解決方案。據第一財經記者從官方了解到的信息，億航在世界大觀森林公園試飛區域內已獲得民航局頒發的臨時特許飛行許可證。

在胡華智看來，無人機物流將是未來無人機行業最大的盈利點之一。“我們不僅僅提供最後一公里的無人機配送服務，還包括城際間的無人機運貨。”胡華智向第一財經記者透露，“這將大大緩解目前公路運輸給交通帶來的壓力。”

據胡華智介紹，今年即將發布的無人機新產品中也包括物流無人機。胡華智告訴記者，億航目前已經在與一些零售商進行合作試點，也正在與國內大型零售商超等洽談，未來不排除與互聯網電商合作推出服務。

此前京東、順豐等企業也已經涉足無人機物流領域。近期順豐控股子公司江西豐羽順途科技獲得中國民用航空華東地區管理局頒發無人機航空運營（試點）許可證。今年2月，京東集團也宣布獲民航西北地區管理局授牌“陜西省無人機航空物流多式聯運創新試點”。

對此，胡華智告訴第一財經記者：“無人機物流是一個萬億級規模的市場，我們和京東、順豐的關系是互補的，大家可以共享資源，這個行業並不是零和遊戲。”

殘保金4年3調整，尋求企業減負和保障殘疾人就業的平衡點

百億級殘疾人就業保障金（下稱殘保金）在降低企業負擔大浪潮下接連調整。

繼去年擴大小微企業免征範圍和設定征收標準3倍上限後，近日財政部發文稱，為了進一步減輕企業負擔，自2018年4月1日起，將殘保金征收標準上限，由當地社會平均工資的3倍降低至2倍。這將讓工資高於當地平均工資兩倍以上的未足額安排殘疾人就業的企業直接受益。

研究殘保金的上海財經大學曾軍平副教授告訴第一財經記者，殘保金制度還有進一步調整空間。殘保金征收目的在於保障殘疾人就業，因此殘保金應該對安排殘疾人就業多的企業獎勵，並對不安排殘疾人就業多征殘保金，以此來促進殘疾人就業。

減負基調下密集調整

所謂殘保金，是為保障殘疾人權益，由未按規定安排殘疾人就業的機關、團體、企業、事業單位和民辦非企業單位繳納的資金。以此倒逼企業按不得低於本單位在職職工總數的1.5%比例來安排殘疾人就業。

自從2015年財政部、國家稅務總局和中國殘疾人聯合會頒布《殘疾人就業保障金征收使用管理辦法》，規範殘保金征收使用管理以來，殘保金已經在4年里有過3次調整。

隨著近些年經濟增速放緩，企業減稅降費呼聲越來越高。

關註殘保金的上海財經大學副教授溫嬌秀曾告訴第一財經，按照職工平均工資來繳納殘保金給用人單位帶來較大負擔。

她舉例，比如2014年，每少安排1名殘疾人就業，北京市的用人單位需繳納殘保金41712元，天津市的用人單位需要繳納51120元;當年全國31個省份中，殘保金計算基數最高的是江蘇省，其用人單位每少安排1名殘疾人就業，需要繳納的殘保金高達57985元。

對此，國家實施的大規模減稅降費政策的一組合拳中，就涉及殘保金。

財政部發文稱自2017年4月1日開始，擴大殘疾人就業保障金免征範圍。將殘疾人就業保障金免征範圍，由自工商註冊登記之日起3年內，在職職工總數20人（含）以下小微企業，調整為在職職工總數30人（含）以下的企業。同時首次設置殘疾人就業保障金征收標準上限。用人單位在職職工年平均工資未超過當地社會平均工資3倍以上的，按當地社會平均工資3倍計征殘疾人就業保障金。

2018年4月1日，財政部再發文將上述3倍上限降至2倍。

國家行政學院教授馮俏斌告訴第一財經記者，由於近些年工人平均工資增長較快，殘保金總體收入也快速增長，並伴有大量結余。

根據財政部數據，2010年至2014年殘保金收入從162億元增長至284億元，結余資金也從約104億元增至212億元。

保障就業而非為了收入

作為社會弱勢群體，殘疾人由於自身發展能力受到限制，在社會保障制度不健全情況下很容易陷入貧困和被邊緣化狀態。在這種背景下殘疾人就業問題尤為重要，這不僅意味著收入增加，也是他們融入社會實現自身價值的關鍵。

隨著2007年殘保金制度逐步推開，殘保金在促進就業方面的威力逐步顯現。一個最明顯的數據是用人單位按比例安排殘疾人就業人數（下稱按比例就業）和占比的攀升。

根據中國殘疾人聯合會公布數據，2016年城鄉持證殘疾人就業人數為896.1萬人，其中按比例就業66.9萬人，成為農業種養加、靈活就業外最主要渠道。

在當前降低企業稅負背景下，殘保金繳費負擔降低而引起用人單位的“逆向選擇”問題也值得關註。

曾軍平告訴第一財經，目前存在的一種現象是一部分用人單位出於各種原因寧願繳納殘保金也不願意安排殘疾人就業，繳納“殘保金”反而成為其拒絕接納殘疾人就業的“正當理由”。這也是近些年殘保金制度小幅調整的原因之一。

有專家認為，由於殘疾人事業預算經費定的過低、支出範圍缺乏靈活性、就業失業覆蓋面較為狹窄導致了結余資金過高。而結余資金過高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殘保金並未充分用於殘疾人就業失業發展，這顯然不利於殘保金對殘疾人就業促進作用的發揮。

專家建議優化殘保金支出結構和使用效率，擴大殘保金適用範圍和覆蓋面，讓更多人的殘疾人參與到康複訓練、職業教育與培訓活動中來，享受殘保金帶來的政策性福利。並加強對殘保金使用的監督。

曾軍平認為，殘保金使用也應該多用於獎勵那些安排殘疾人就業多的用人單位，進一步鼓勵他們接納殘疾人就業。同時加強征管，確保那些沒有安排或沒有足額安排殘疾人就業的用人單位足額繳納殘保金，體現制度的公平性。

邵宇：資管新規延長過渡期意在平衡

4月27日，一行兩會一局聯合發布《關於規範金融機構資產管理業務的指導意見》（下稱《新規》）正式版本。從2017年2月份的內部稿，到去年11月的《征求意見稿》，再到今年4月的正式版，歷時一年多，征求的意見達1300多條，可謂“千呼萬喚始出來”。

這一方面是因為中國資管產品規模龐大和結構複雜，另一方面也是因為《新規》或將重塑金融業態。同時，如果規則設計不合理，反而會觸發流動性風險，導致反向激勵。所以，去年11月的《征求意見稿》發布之後，銀行、券商和基金等機構紛紛表示“狼來了”，稱其為“史上最嚴”等等。

那麽，本次正式發布的《新規》有哪些特點，背後的考慮又是什麽？

三大決心：除嵌套、壓通道、破剛兌

無論是內部稿、《征求意見稿》，還是正式稿，核心目的是一以貫之的，那就是打破剛性兌付、破除資金嵌套和擠壓通道業務。這三個問題是緊密聯系在一起的。通道業務使得不同金融機構的資金相互嵌套，使得金融機構之間“太關聯而不能倒”，從而增加了打破剛性兌付的難度。

除此之外，剛性兌付還與顯性或隱性擔保密切相關。中國銀行業呈現金字塔式結構，流動性的終極來源是央行，第二層是大型商業銀行（工農中建交），其次是股份制商業銀行，而後是城商行、信用社等。中國是以銀行為主的金融市場，銀行承擔了為實體融資的主要責任。但2008年之後，為應對外部沖擊而投放了大量信貸資金，資金回報率快速下降，中國式影子銀行快速膨脹。號稱百萬億元規模的資產管理業務就是其重要組成部分。

在影子銀行的生態體系中，大型商業銀行實際上扮演著“影子央行”的角色。所以，中國式影子銀行，又稱“銀行的影子”。而大型商業銀行之所以能夠扮演“影子央行”的角色，背後無非是在透支政府的信用。所以，打破剛性兌付的關鍵，還需要從金融機構之間的關系上升到金融機構與政府的關系。

《新規》是一個全新的起點，對剛性兌付等都有明確的定義。通過精確瞄準資管的通道業務和資金交叉嵌套，或真正開啟中國金融市場打破剛兌的新征程。

銀行理財業務將被拆分

《新規》第十四條規定，“過渡期後，具有證券投資基金托管業務資質的商業銀行應當設立具有獨立法人地位的子公司開展資產管理業務”。這就意味著，從2021年開始，銀行間通過設立子公司的形式開展資產管理業務，包括現在的銀行理財業務。

早在2015年，銀監會曾發布《商業銀行理財業務監督管理辦法（征求意見稿）》，筆者就曾發表題為《中國應拆分銀行理財》的文章，文中的核心觀點就是，中國的銀行理財與影子銀行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資產端，理財資金的不小部分都去了債券市場、結構化產品等非標資產。負債端，就是資金池、期限錯配和滾動發行。再加上政府對銀行的擔保，結果就是剛性兌付。但過去這些年，監管機構一直在打補丁，但見效甚微。

筆者認為，只有真正將理財業務從銀行這個母體分拆出去，做到破產隔離、賬戶隔離和風險隔離，才能有效打破剛兌。所以，總的來說，資管業務是影子銀行運行的“管道”，而銀行理財則是影子銀行的“七寸”所在。《新規》明確規定要拆分銀行理財，也顯示了監管層的決心。

延長過渡期意在防範流動性風險

打破剛兌的決心是顯而易見的，但如何平衡好防範金融風險和金融對實體經濟的支持，又是擺在監管層面前的一大難題。延長過渡期，就是一大平衡術。

關於過渡期的規定，從原來市場預計的2019年年中，延長到2020年年底。那麽，從現在算起，還有超過兩年半的緩沖期。對金融機構來說，無疑是一大利好消息。

延長過渡期的目的是非常明確的，就是為了給金融機構足夠的調整時間，防止出現恐慌和資金“踩踏”事件，觸發局部性的流動性風險。並且，由於金融機構、資管產品和資金之間的關聯性，局部的流動性風險或引發市場恐慌，從而引發系統性的金融風險。這是違背“防範化解重大風險”任務的。

《新規》的最終版，既體現了監管機構對堅決貫徹中央部署的“防範重大風險”任務的決心，也體現了在當前國內外經濟和金融環境下，宏觀經濟穩步運行仍然是重中之重。可以說，《新規》是對2008年以來中國金融市場出現的一些新產品、新業務、新機構和新模式的一次“修葺”。資產管理業務從誕生到壯大，既與特定的經濟環境有關，也是中國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的必然產物，也是中國建設多層次資本市場的重要一環。金融創新也是一個不斷摸索的過程，金融市場參與者不斷摸索新的業務和盈利模式，監管者和監管政策也需要與時俱進。《新規》就是在新的統一監管框架下，監管機構與金融市場密切對話的情況下產生的。它為規範資管業務，使其在一個良序的制度環境中發展，提供了一個範本。

（作者系東方證券首席經濟學家）

四月外儲規模小幅下降，外匯局：跨境資金仍將保持總體平衡

據外匯局消息，國家外匯管理局有關負責人就2018年4月份外匯儲備規模變動情況答記者問表示，截至2018年4月末，我國外匯儲備規模為31249億美元，較3月末下降180億美元，降幅為0.57%。

4月，我國跨境資金平穩運行，外匯市場繼續呈現供求平衡格局。國際金融市場美元指數上漲超過2%，主要非美元貨幣相對美元下跌和資產價格回調等多重因素共同作用，外匯儲備規模小幅下降。

今年以來，我國經濟發展開局良好，轉型升級深入推進，質量效益持續提升。人民幣對美元匯率雙向波動並保持基本穩定，匯率預期合理分化，境內外匯市場供求自主平衡。

展望未來，我國經濟有條件有能力延續穩中向好態勢。隨著對外開放新格局有序推進，金融市場雙向開放，我國跨境資金仍將保持雙向流動、總體平衡的格局。與此同時，雖然面臨各種不確定性，但全球經濟仍將保持複蘇勢頭。國內外因素綜合作用，我國外匯儲備規模有望保持總體穩定。

從多維視角衡量美中貿易不平衡問題

美國與中國貨物貿易逆差自1985年就開始出現，美國政府對貿易失衡的擔憂以及保護主義傾向長期存在。而2018年以來，美國唐納德·特朗普政府基於美國對中國大量貨物貿易逆差而實施的貿易保護主義措施，更是將中美貿易緊張關系推到前所未有的境況。從絕對數量看，兩國數千億美元的貨物貿易逆差數額龐大。不過，單純看貨物貿易逆差數額是否能全面客觀衡量美中貿易失衡情況，還是一個值得探討的問題。本文嘗試從貨物貿易及經常賬戶占GDP比重、增加值貿易及服務貿易等多維度來衡量美中貿易不平衡情況。

主要結論如下：首先，按照國際通行衡量標準，美中貨物貿易赤字相當於GDP的比率近年來並沒有明顯上升，甚至還有下降跡象，顯示雙邊失衡狀況實際有改善跡象；其次，以增加值貿易衡量，美中真實貨物貿易逆差較名義逆差值小；再次，美國對中國服務貿易一直是順差，使得美中整體的貿易逆差更小；最後，從衡量對外部門失衡更全面的指標——經常賬戶相當於GDP比率看，美國與中國的貿易失衡均已經改善。

一、 美中貨物貿易赤字相當於GDP的比率近年來並沒有明顯上升，甚至還有下降跡象，顯示雙邊失衡狀況實際有改善跡象。

不論是美國官方數據，還是中國官方數據，都顯示兩國貨物貿易逆差的絕對量在不斷增加。不過，2007年以來，美國官方數據每年都超出中國官方數據900億~1000億美元。這種數據不一致的因素包括統計差異及轉口貿易等原因，也為雙方判斷貨物貿易失衡提供了不同的基準。

拋開美中貨物貿易失衡數據不一致的問題，從國際普遍衡量貨物貿易逆差的做法看，貨物貿易逆差絕對額這一標準並不非常合理，因為貿易逆差對一個國家影響程度大小取決於這個國家經濟體量或GDP大小。因此，更為精確的指標是貿易失衡與GDP的比率。

如果按照中國數據，美國對中國貿易逆差占中國GDP的比率已經從2006年最高5.3%降至2017年的2.3%（圖1）。這就是說，從中國角度衡量的兩國貿易失衡程度已大為減輕。從美國數據看，美國對中國貿易逆差相當於美國GDP的比率自2015年以來也出現一定的下降跡象：從2.0%微降至2017年的1.9%，這與1989~2015年的上升階段形成鮮明對比（圖2）。

二、 以增加值衡量的中美貨物貿易逆差較小。

基於國際分工比較優勢，東亞形成了以中國為中心的全球供應鏈：中國從東亞其他地區進口中間零部件，加工或裝配為成品後出口美國及歐洲等地區。美國與中國的貨物貿易部分反映了以中國為中心的東亞供應鏈對美國的貨物貿易。相應的，美國對中國貿易逆差的一部分實際上是美國對其他東亞經濟體的貿易逆差。以蘋果手機為例，中國從其他經濟體進口零部件組裝為整機出口美國。根據路透社2018年3月21日文章（在中國制造的加州設計:蘋果手機如何扭曲美國的貿易逆差？），中國在蘋果手機中創造的增加值僅為3%~6％。以增加值標準衡量，2017年美國因為進口蘋果手機對中國的實際逆差最多為9.4億美元，遠低於名義值計算的157億美元。

有鑒於此，以中國對美國整體的出口來計算美國對中國貿易逆差過於簡單，而以增加值（Value-added，本國要素在出口商品中實際創造的價值，剔除其他國家中間品包含的價值）標準來衡量貿易更為合理。按照增加值標準，中國占美國貨物貿易逆差的份額在16%~30%左右，低於名義值標準下47%的貨物貿易逆差（圖3~4）。

三、 雖然美國與中國存在貨物貿易逆差，但其與中國的服務貿易盈余卻在快速增加。

貨物貿易不代表美中兩國之間雙邊貿易總體情況。自1999年以來，美國對中國服務貿易一直是順差。自2007年以來，這種順差增長速度快於與中國的貨物貿易逆差增速。目前，中國是美國服務貿易順差最大的貢獻者，2017年貢獻度達到15%（圖5）。

從經常賬戶對GDP比率看，美中外部失衡程度均已大為減輕。經常賬戶包括貨物貿易、服務貿易及收入三項，其與GDP的比率是衡量一國外部失衡最全面的指標之一。按經常賬戶衡量，中美外部失衡程度均有減輕。美國財政部今年4月發布的《美國主要貿易夥伴的宏觀經濟與匯率政策》報告指出，“在主要順差經濟體中，中國在國際金融危機之後進行的外部再平衡最為成功”:從2008年的相當於GDP的9.1%降至2017年的1.3%。

根據美國官方數據，美國整體的經常賬戶逆差相當於GDP比率也從2006年的5.8%降至2017年的2.4%（圖5）。從美國經常賬戶逆差構成看，與亞太地區尤其是與中國有關的經常賬戶逆差為主要組成部分。在美國與中國總體經常賬戶失衡均有顯著改觀的情況下，美國的逆差仍較多集中於中國，可能反映以下兩個結構性因素：第一，美國儲蓄率較低以及過去長期的制造業外遷是美國出現貿易逆差的根本性因素；第二，美國經常項目逆差更集中於中國，顯示了短期內難以改變的現狀——以中國為中心的全球供應鏈對美國出口制造品。除非美國本土的制造能力及競爭力大幅提升（尤其是在一般機械、消費電子及日用品方面），否則美國還會對東亞制造品有較強的依賴。

［作者系東盟與中日韓宏觀經濟研究辦公室(AMRO)高級經濟學家。僅代表個人觀點］

2萬億新增債務限額下達，平衡地方需求和債務風險

近些年地方政府違法違規舉債融資遭嚴打，發行政府債券成為地方融資的唯一合法渠道。而為了管控債務風險，中央對地方實行債務限額管理，2018年新增債務限額總盤子鎖定為2.18萬億元，對於不少省份來說，獲得新增債務限額越多，也意味著能籌集更多資金用於發展。

近日，絕大多數省份相繼調整省級預算，2018年各省份獲得的新增債務限額數字也隨之公布，引起市場關註。比如財力雄厚的江蘇和廣東新增債務限額分別為1665億元和1448億元，絕對金額居各省份前列。河北新增債務限額也高達1319億元，同比增長近70%。

多位接受第一財經采訪的財稅專家表示，債務限額分配最主要考慮地方財力情況和債務風險。財力越雄厚、債務風險越低的地方，獲得的債務限額會越高。同時分配也會兼顧地方融資需求，適度滿足地方建設、民生保障方面的需要。

不過，發債額度的合理確定與分配，如何平衡風險控制與滿足地方實際需求仍是一大難題。額度過高，地方政府舉債過多，會加大債務風險；額度過低，又滿足不了地方政府的資金需求，影響經濟發展和民生改善，甚至也助長了地方違法違規舉債的動機。

為了破解這一難題，目前財政部正嘗試通過發行土地儲備、收費公路等地方政府專項債券，來促使項目融資收益和風險相匹配，希望借助市場來倒逼地方政府融資需求更加合理、顯性化，條件成熟後以此來界定專項債券限額，平衡好地方融資需求滿足和債務風險防控的關系。

解密債務限額分配

地方政府長期通過灰色融資渠道舉債發展，債務增速過快的狀況近年來引起中央高層警惕。一場“開前門、堵後門”防控地方政府債務風險組合拳相繼打出。

一方面，2015年實施的新預算法明確地方政府舉債唯一合法途徑是發行地方政府債券，地方政府債券全部納入預算管理。而為了控制地方舉債沖動，當年實施地方政府限額管理，依法設置地方政府舉債規模的“天花板”。

另一方面，近些年中央對地方政府違法違規舉債融資維持高壓態勢，不僅重慶、山東、湖北、江蘇等地部分市縣違法違規舉債擔保負責人遭撤職，而且地方債首次實行了“終身問責、倒查責任”。

長期關註地方債的上海財經大學教授鄭春榮告訴第一財經，在這一背景下，地方政府融資非常依賴地方政府債券，在債務限額下各省份尤其是欠發達省份積極爭取拿到更高的額度，希望有更多資金用於發展。

比如去年全國兩會上，貴州省代表團向全國人大建議增加貴州省新增地方政府債務限額。全國人大代表於貴良建議增加河北省當年新增債務限額。

每年3月份的全國兩會上，全國人大會最終敲定當年地方政府債務限額，2018年這一數字約21萬億元，相比於2017年限額新增了2.18萬億元。然後，財政部在這一限額內，根據各省份債務風險、財力狀況等因素，並統籌考慮國家宏觀調控政策、各地區建設投資需求等，然後提出方案，報國務院批準後下達各省級財政部門。而地方債務風險低高和財力狀況好壞是影響地方新增債務限額多少最核心的因素。

5月底、6月初，各省份在收到財政部下達的新增債務限額後，相繼調整了省級預算，其中部分省份公布了詳細的數據。第一財經記者初步梳理發現，至少有10個省份公布了2018年新增債務限額。而限額的背後則反映了地方財力、債務風險、融資需求三者的平衡。

比如江蘇省2018年地方政府債務限額及省級預算調整方案顯示，今年江蘇省地方政府債務限額約14768億元，比上一年新增債務限額1665億元，居於各省份之首。廣東省2018年省級財政預算調整方案顯示，今年財政部下達廣東省政府債務限額（含深圳）12179億元，新增政府債務限額1448億元，僅次於江蘇。

“廣東和江蘇經濟實力強，財力雄厚，而且債務風險相對較低，因此獲得的新增債務限額規模居前。”中財-鵬元地方財政投融資研究所執行所長溫來成告訴第一財經。

廣東省財政收入連續二十多年居全國之首，江蘇省財政收入也居全國前列。盡管兩省債務規模較大，但截至2017年末，兩省債務率指標低於全國平均水平（76.5%），且遠低於100%的警戒線。

與之相反，財政實力相對較弱且債務規模相對較大的貴州省，2015~2017年新增債務限額分別為56億元、64億元和77億元，均不足百億元。

其實去年財政部公布的《新增地方政府債務限額分配管理暫行辦法》明確，新增限額分配應當體現正向激勵原則，財政實力強、舉債空間大、債務風險低、債務管理績效好的地區多安排，相反的地區則少安排或不安排。

符合國家戰略，承擔中央重大項目的地方也會獲得較大新增債務限額。比如盡管河北省財政收入遠低於廣東、江蘇，但2017年該省拿到了1319億元新增債務限額，同比增長高達70%，遠高於浙江和上海。

溫來成分析稱，近些年京津冀協同發展，以及雄安新區建設等需要大量資金，因此河北得到中央支持。

河北省政府研究決定，在1319億元新增債務限額中，300億元轉貸給雄安新區。

鄭春榮表示，一些債務管理不規範的地方將被調減新增債務限額額度。比如江西豐城市被財政部駐江西專員辦查出存在將置換債券資金轉入賬外賬及違規挪用置換債券等嚴重違規問題，根據有關規定，扣減其新增債券額度1億元。

其實不少省份地方政府債務余額距離限額還有部分空間，因此舉債額度超過新增債務限額。比如2017年底上海市地方政府債務余額為4694億元，而2018年限額為7703.5億元，因此限額內舉債空間遠高於今年新增債務限額592億元。

限額分配難題

省級政府拿到地方政府新增債務限額之後，保留部分額度後會把多數額度轉貸給下屬地市級或直管縣，然後地市級政府保留部分額度後再轉貸給區縣級政府。未來一段時間市縣級政府也會因此而調整預算，報本級人大審批。

中國社科院學部委員高培勇曾在一份報告中指出，新增債務額度按照何種規則分配到省級政府，省級政府又怎樣分配到地市縣級政府，將直接引導各級政府的行為。因此，如何科學測算地方債的總額度，如何設立額度分配規則以激勵約束地方政府，是地方債制度有效運行的第一重大挑戰。

中國社科院財經戰略研究院研究員汪德華認為，發債權集中到省級政府，是由分散決策轉向集中決策，固然有便於控制風險、加強規範管理的優點，但也可能存在管理鏈條過長、債務資金配置低效、不符合地方實際等問題。

事實上，因為發債額度小於合理融資需求，部分欠發達地區為了擴大官方投資而違法違規舉債擔保融資，形成隱性債務。但簡單地滿足地方融資需求，而不顧財政風險也不可取。

這種分配難題官方並不回避。財政部今年印發的《關於做好2018年地方政府債務管理工作的通知》強調，合理確定分地區地方政府債務限額。地方政府不得超越財力實際將上級政府批準的地方政府債務限額過多留用本級或下達下級，實現不同地區地方政府債務限額與其償債能力相匹配。

溫來成告訴第一財經記者，財政部從去年開始相繼推出的土地儲備、收費公路等地方政府專項債券就是很好的嘗試。讓債券的規模、風險、管理方式直接與項目對接，實現融資項目收益與風險相平衡，打造中國版市政債，提高地方債市場化程度，從而逐步淡化用行政方式來分配債券額度。

不少地方債務專家認為，隨著以後國家地方政府專項債券管理、監督逐步完善，未來應當根據地方政府項目收益情況來確定相應的融資需求，以此來確定專項債券限額，報人大審批實施，更好地滿足地方融資需求。而沒有收益的地方政府一般債券額度，則根據地方一般公共預算財力來確定，控制風險。

專訪盛松成：防風險要與支持實體動態平衡，引導影子銀行良性發展

2017年中國宏觀杠桿率增速明顯放緩、企業杠桿率首降、影子銀行資產端增速幾乎停滯。在去杠桿已取得顯著成效、當前經濟運行穩中有變、外部環境發生明顯變化的背景下，進一步疏通貨幣政策傳導機制、增強金融服務實體經濟能力愈發重要。

近期，中國人民銀行參事、調統司原司長盛松成接受了第一財經記者的獨家專訪。他稱：“過去資金空轉、利率高企，把風險都留給了企業，這是不健康的；但是，受信用事件多發影響，盡管人民銀行通過定向降準等方式支持小微企業融資和市場化債轉股，目前銀行的風險偏好已經大大降低。這恐怕也是近期貨幣市場的流動性寬松難以緩解實體經濟資金緊張的一個原因。”早在6月前，盛松成就提出貨幣政策不應繼續邊際趨緊。

對於“影子銀行”，盛松成認為其是一個中性詞匯，且不應將其“趕盡殺絕”，但要引導其良性發展，因為銀行貸款並不能滿足企業所有的融資需求。他對記者表示，未來應該積極創造良好的貨幣金融環境，進一步有效防控金融風險，引導社會資金流向實體經濟，更好地支持經濟結構調整和轉型升級。

結構性去杠桿取得明顯成效

7月31日，中央政治局會議明確要求，把防範化解金融風險和服務實體經濟更好結合起來，堅定做好去杠桿工作，把握好力度和節奏，協調好各項政策出臺時機；近期，國務院金融穩定發展委員會召開第二次會議，重點研究進一步疏通貨幣政策傳導機制、增強服務實體經濟能力的問題。在流動性總量保持合理充裕的條件下，面對實體經濟融資難、融資貴的問題，必須更加重視打通貨幣政策傳導機制，提高服務實體經濟的能力和水平。

盛松成認為，之所以從“去杠桿”向“穩杠桿”過渡，首先，我國宏觀杠桿率上升速度明顯放緩，2017年全年上升2.7個百分點至 250.3%；企業和政府部門杠桿率有所下降。2017年企業部門杠桿率為159%，比上年下降0.7個百分點，是2011年以來首次下降，2012年至2016年年均則增長8.3個百分點；政府部門杠桿率為36.2%，比上年下降0.5個百分點，2012年至2016年年均則增長1.1個百分點。此外，盡管居民部門杠桿率在2017年有所提高，從2016年的51.1%提高4個百分點至55.1%，但增幅已經開始放緩，比2012年至2016年年均增幅略低0.1個百分點。

其次，金融去杠桿成效顯著、影子銀行風險得到初步治理。根據穆迪發布的《中國影子銀行季度監測報告》，2017年我國影子銀行資產增長近乎停滯，年底時的總規模為人民幣65.6萬億元，而2016年底為人民幣64.5萬億元。值得一提的是，2017年全年名義GDP增速自2012年以來首次超過影子銀行資產增速，影子銀行資產在GDP中的比例從2016年86.7%的峰值降至79.3%。

他也對記者表示：“未來我國宏觀杠桿率有望進一步趨穩。未來隨著地方政府舉債的更加規範、透明，房地產和地方政府融資平臺債務將得到有效抑制，這將進一步降低政府部門和企業的杠桿率。而繼續嚴格調控房地產市場也有助於我國住戶部門杠桿率趨於穩定。”

理性看待實體去杠桿

愈發引起各界關註的是，金融去杠桿導致融資環境趨緊，原來還只是在金融市場上，但現在開始傳導到實體經濟，標誌就是社融增量大降。

例如早前央行公布的5月金融數據顯示，社會融資規模存量182.14萬億元，增速降至10.3%。委托貸款、信托貸款和未貼現銀行承兌匯票（影子銀行）增量大降是關鍵因素。同時，在這一過程中，信用事件頻發、金融機構風險承擔的意願大幅下降。

盛松成對記者表示，“在實體去杠桿過程中，信用事件的發生幾乎是必然的，應理性看待，冷靜應對。”在他看來，信用事件頻發，既有企業的內部因素，也會受到融資環境變化的影響，甚至還有突發事件帶來的不可控因素。由於企業自身經營不善導致的違約，是市場出清的正常過程。

但同時他也強調，應盡可能避免由於融資環境趨緊和銀行風險偏好下降觸發違約的風險。既要從嚴對待房地產加杠桿、區別對待地方政府融資平臺債務，又要對企業正常的融資需求給予更多支持。

“盡管我國信貸供應向銀行表內的回流幫助彌補了影子信貸供應的減少，但銀行信貸承接影子信貸收縮的規模是有限的。因為銀行面臨自身資本和流動性的限制，同時銀行貸款審批流程更為嚴格。很多信用狀況較弱、對影子信貸依賴性較高的邊際借款人在趨緊的信貸環境下，面臨較大的再融資風險。”他稱。

引導影子銀行良性發展

盛松成也始終認為，不應該將影子銀行“趕盡殺絕”，而應積極引導其向好的方向發展。

他分析稱，從防範風險的角度看，銀行貸款並不適合用於滿足企業所有的融資需求。而近期人民銀行發布的數據顯示，上半年對實體經濟發放的人民幣貸款占同期社會融資規模增量的96.3%。這意味著在所有融資渠道中，實體經濟僅能依靠人民幣貸款融資，其他融資工具、融資渠道幾乎沒有得到有效利用。即便在本世紀初，上述占比也還不到92%。

盡管人民銀行通過定向降準等方式支持小微企業融資和市場化債轉股，“然而受信用事件多發影響，目前銀行的風險偏好已經大大降低。這恐怕也是近期貨幣市場的流動性寬松難以緩解實體經濟資金緊張的一個原因。”他告訴記者。

因而，盛松成認為，當務之急在於要正確理解表外融資與表內融資的關系，在符合監管要求和風險防控的前提下適當保留表外融資，增加企業（尤其是小微企業）的融資渠道。“當前未貼現銀行承兌匯票大幅萎縮，而未貼現銀行承兌匯票實際上就是銀行為企業融資提供的擔保，往往反映了企業的正常融資需求，尤其小微企業的融資需求。”

在他看來，影子銀行實際上是中性的。它是市場經濟條件下的現實存在、現實反映，實際上不僅在中國有，在其他國家也都有。就我國而言，影子銀行既是市場主動突破金融壓抑的嘗試，在滿足實體經濟的投融資需求、豐富金融產品供給、推動利率市場化等方面發揮了積極作用，又反映出我國金融發展面臨的諸多困惑，因為伴隨著影子銀行業務發展產生的監管套利、業務運作不夠規範、投資者適當性管理不到位、信息披露不充分等問題，道德風險和金融體系的脆弱性也加劇了。

“我們既要看到它的實際作用，也要看到它的風險所在，要積極引導影子銀行向好的方向發展。”他稱。

防風險應與服務實體動態平衡

下一步，盛松成認為重點在於——金融防風險應與服務實體經濟有機統一、動態平衡。

“去杠桿既需要控制債務增量，也需要企業、財政和居民收入的增長，而後者要求金融更好地為實體經濟發展服務。如果金融不能服務好實體經濟，最終自身的風險也無法避免。美國當年次貸危機的教訓仍歷歷在目。”

他稱，我國最近一輪房價上漲的一個突出特征就是房價增速與經濟增長出現背離——GDP增速從2014年12月的7.2%下降至2016年3月的6.7%，而同期房價同比增速反而從5.6%上升至18.3%。高房價使居民的購房負擔加重，對居民消費產生擠出效應；房地產業的高回報率使資金向房地產業集中，實體企業融資困難，對實體企業產生擠出效應。

不過，目前我國宏觀政策正朝著金融防風險與服務實體經濟相統一的方向發展。

首先，日前中央政治局會議明確提出“下決心解決好房地產市場問題”，“堅決遏制房價上漲”。盛松成認為，中央對房地產調控的堅決態度，有助於資金配置脫虛向實。

其次，國務院金融穩定委員會第二次會議對進一步打通貨幣政策傳導機制提出了具體工作要求，重點是處理好穩增長與防風險的關系，為實體經濟創造新的動力和方向，增強金融機構服務實體經濟特別是小微企業的內生動力。

再者，近期人民銀行會同相關部門印發《關於進一步深化小微企業金融服務的意見》，明確要增加小微企業貸款戶數，擴大小微企業貸款投放，適度降低小微企業貸款成本，建成為小微企業貸款的商業可持續長效機制。為此，央行安排增加支小、支農再貸款和再貼現限額各500億元，合計1500億元，同時將商業銀行單戶授信500萬元以下的小微企業貸款納入中期借貸便利的合格抵押品範圍，支持盤活信貸資金1000億元以上，將小微企業貸款資產支持證券基礎資產由單戶授信100萬元以下放寬至500萬元以下。

此外，盛松成也對記者表示，近日人民銀行與銀保監會、證監會共同研究制定了《關於進一步明確規範金融機構資產管理業務指導意見有關事項的通知》，明確公募產品在滿足期限匹配、限額管理、信息披露的監管要求的前提下，可以適當投資非標資產，且過渡期內金融機構可以發行老產品投資新資產，優先滿足國家重點領域和重大工程建設續建項目以及中小為企業融資需求。此外，《通知》在支持非標回表方面也做出了相應安排，一是MPA考核時將合理調整有關參數，二是支持商業銀行通過發行二級資本債補充資本解決占用資本問題。

“下一步，金融機構應認真落實相應的政策措施，監管部門應密切關註、跟進評估政策實施效果，努力實現金融防風險與服務實體經濟的有機統一和動態平衡。”

責編：蘇蔓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