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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多維視角衡量美中貿易不平衡問題

美國與中國貨物貿易逆差自1985年就開始出現，美國政府對貿易失衡的擔憂以及保護主義傾向長期存在。而2018年以來，美國唐納德·特朗普政府基於美國對中國大量貨物貿易逆差而實施的貿易保護主義措施，更是將中美貿易緊張關系推到前所未有的境況。從絕對數量看，兩國數千億美元的貨物貿易逆差數額龐大。不過，單純看貨物貿易逆差數額是否能全面客觀衡量美中貿易失衡情況，還是一個值得探討的問題。本文嘗試從貨物貿易及經常賬戶占GDP比重、增加值貿易及服務貿易等多維度來衡量美中貿易不平衡情況。

主要結論如下：首先，按照國際通行衡量標準，美中貨物貿易赤字相當於GDP的比率近年來並沒有明顯上升，甚至還有下降跡象，顯示雙邊失衡狀況實際有改善跡象；其次，以增加值貿易衡量，美中真實貨物貿易逆差較名義逆差值小；再次，美國對中國服務貿易一直是順差，使得美中整體的貿易逆差更小；最後，從衡量對外部門失衡更全面的指標——經常賬戶相當於GDP比率看，美國與中國的貿易失衡均已經改善。

一、 美中貨物貿易赤字相當於GDP的比率近年來並沒有明顯上升，甚至還有下降跡象，顯示雙邊失衡狀況實際有改善跡象。

不論是美國官方數據，還是中國官方數據，都顯示兩國貨物貿易逆差的絕對量在不斷增加。不過，2007年以來，美國官方數據每年都超出中國官方數據900億~1000億美元。這種數據不一致的因素包括統計差異及轉口貿易等原因，也為雙方判斷貨物貿易失衡提供了不同的基準。

拋開美中貨物貿易失衡數據不一致的問題，從國際普遍衡量貨物貿易逆差的做法看，貨物貿易逆差絕對額這一標準並不非常合理，因為貿易逆差對一個國家影響程度大小取決於這個國家經濟體量或GDP大小。因此，更為精確的指標是貿易失衡與GDP的比率。

如果按照中國數據，美國對中國貿易逆差占中國GDP的比率已經從2006年最高5.3%降至2017年的2.3%（圖1）。這就是說，從中國角度衡量的兩國貿易失衡程度已大為減輕。從美國數據看，美國對中國貿易逆差相當於美國GDP的比率自2015年以來也出現一定的下降跡象：從2.0%微降至2017年的1.9%，這與1989~2015年的上升階段形成鮮明對比（圖2）。

二、 以增加值衡量的中美貨物貿易逆差較小。

基於國際分工比較優勢，東亞形成了以中國為中心的全球供應鏈：中國從東亞其他地區進口中間零部件，加工或裝配為成品後出口美國及歐洲等地區。美國與中國的貨物貿易部分反映了以中國為中心的東亞供應鏈對美國的貨物貿易。相應的，美國對中國貿易逆差的一部分實際上是美國對其他東亞經濟體的貿易逆差。以蘋果手機為例，中國從其他經濟體進口零部件組裝為整機出口美國。根據路透社2018年3月21日文章（在中國制造的加州設計:蘋果手機如何扭曲美國的貿易逆差？），中國在蘋果手機中創造的增加值僅為3%~6％。以增加值標準衡量，2017年美國因為進口蘋果手機對中國的實際逆差最多為9.4億美元，遠低於名義值計算的157億美元。

有鑒於此，以中國對美國整體的出口來計算美國對中國貿易逆差過於簡單，而以增加值（Value-added，本國要素在出口商品中實際創造的價值，剔除其他國家中間品包含的價值）標準來衡量貿易更為合理。按照增加值標準，中國占美國貨物貿易逆差的份額在16%~30%左右，低於名義值標準下47%的貨物貿易逆差（圖3~4）。

三、 雖然美國與中國存在貨物貿易逆差，但其與中國的服務貿易盈余卻在快速增加。

貨物貿易不代表美中兩國之間雙邊貿易總體情況。自1999年以來，美國對中國服務貿易一直是順差。自2007年以來，這種順差增長速度快於與中國的貨物貿易逆差增速。目前，中國是美國服務貿易順差最大的貢獻者，2017年貢獻度達到15%（圖5）。

從經常賬戶對GDP比率看，美中外部失衡程度均已大為減輕。經常賬戶包括貨物貿易、服務貿易及收入三項，其與GDP的比率是衡量一國外部失衡最全面的指標之一。按經常賬戶衡量，中美外部失衡程度均有減輕。美國財政部今年4月發布的《美國主要貿易夥伴的宏觀經濟與匯率政策》報告指出，“在主要順差經濟體中，中國在國際金融危機之後進行的外部再平衡最為成功”:從2008年的相當於GDP的9.1%降至2017年的1.3%。

根據美國官方數據，美國整體的經常賬戶逆差相當於GDP比率也從2006年的5.8%降至2017年的2.4%（圖5）。從美國經常賬戶逆差構成看，與亞太地區尤其是與中國有關的經常賬戶逆差為主要組成部分。在美國與中國總體經常賬戶失衡均有顯著改觀的情況下，美國的逆差仍較多集中於中國，可能反映以下兩個結構性因素：第一，美國儲蓄率較低以及過去長期的制造業外遷是美國出現貿易逆差的根本性因素；第二，美國經常項目逆差更集中於中國，顯示了短期內難以改變的現狀——以中國為中心的全球供應鏈對美國出口制造品。除非美國本土的制造能力及競爭力大幅提升（尤其是在一般機械、消費電子及日用品方面），否則美國還會對東亞制造品有較強的依賴。

［作者系東盟與中日韓宏觀經濟研究辦公室(AMRO)高級經濟學家。僅代表個人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