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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讀世界 英脫歐 綠能產業苦日子開始？

銀行壞帳占GDP1/4，骨牌效應指向脫歐？ 歐元區下個未爆彈：義大利

英國新鐵娘子：脫歐就是脫歐

英國脫歐意味更多的QE

缺錢少人還想占便宜 英國脫歐進程如何啟動？

最近，英國新任脫歐事務大臣戴維·戴維斯在互聯網上直抒胸臆，描繪了一幅宏偉的脫歐藍圖：倡導自由貿易、促進出口、減稅並帶領英國同世界各國及時締結新的貿易協定。他還透露了一個關鍵的時間點：英國計劃在2018年12月正式退出歐盟。

“僅是同美國和中國簽訂自由貿易協定（FTA），就幾乎能超過同歐盟的（貿易量）兩倍。”戴維斯暢想道，況且英國還會尋求和加拿大、澳大利亞、印度、日本、阿聯酋、印尼以及許多其他國家達成貿易協定。

不過戴維斯忘記的是：正式退歐前，從法律角度而言，英國無法同其他國家簽訂雙邊貿易協定；更為重要是，作為一個全新設置的部門，脫歐部（Department for Exiting the European Union）既無資金也無人員。盡管目政府正在從各部門抽調人手支持脫歐部，不過按照英國議員近日給出的一份報告顯示，英國在“對貿易談判方面有直接理解能力的官員”的人數在12~20個。在人手和資金都受限以及短期內英國經濟不振、房地產價格暴跌的前景下，作為堅定的脫歐派，戴維斯如何巧為無米之炊呢？

英國新任的脫歐大臣戴維斯

設想從歐盟手中奪回貿易權

戴維斯一直是一位重度歐洲懷疑論者。他在脫歐計劃的文章中寫道，“脫歐可以讓我們拿回貿易權，最大程度地享受自由貿易的紅利。”

他表示，因為受到歐盟在自由貿易協定方面的束縛，在英國的前十大非歐盟貿易夥伴中，英國只同其中的兩個簽署了貿易協定，然而這些非歐盟貿易夥伴對英國來說才非常重要，英國對外貿易的60%都是同非歐盟國家達成的。

與此同時，作為一個單獨的國家，肯定要比大型貿易聯盟在談判時要自由和專註得多。他舉例道，韓國同美國談貿易協定僅僅用了1年，即便是同比較難對付的印度，也在3年之內談成。

而歐盟平均要花超過6年時間來進行貿易協定談判。那些令英國受益的大型貿易協定，比如同加拿大或美國之間的自貿協定，則要花更長的時間。戴維斯表示，沒有了28個國家難以調和的各種訴求，作為單一國家，英國可以集中在那些對英國更重要的貿易協定條款上，比如服務貿易方面。

因此，戴維斯的結論是，要談就快談。“我期待這些談判能在12~24個月之間談成。”他表示，“在同歐盟的退歐談判達成之前，我們就已經可以談成一個比歐盟大得多的自由貿易區。”

此前英國貿易與投資大臣普睿勛爵（Lord Mark Price）接受《第一財經日報》采訪時也表示，一方面英國希望同歐盟就新的貿易協定進行談判，另一方面英國希望同包括中國在內的全球各國簽署自貿協定。具體而言，英國希望簽署FTA的國家包括東南亞、北美與南美以及廣泛的英聯邦國家，將英國打造成為一個“超級連接的貿易樞紐”，開啟英國第二個貿易“黃金時代”。

英國對外資吸引力猶在

的確，這些貿易協定至關重要，達成這些協議有助於穩定外資，並鼓勵更多投資進入英國。當下由於脫歐之後引發的各種不確定性，針對英國的投資正處於風險之中。

美國眾達律師事務所倫敦代表處主管合夥人菲利普斯（John Phillips）對《第一財經日報》表示，許多評論家認為，英國和歐盟之間未來貿易安排的不確定性很有可能會在短期內導致外資削減。如果英國退歐會對其目前享有的“單一護照”特權造成限制，那麽對英國金融服務行業的外商投資可能會減少。

菲利普斯表示，令人擔憂的是，英國較高的貿易成本會降低外資；由於銷往歐洲其他國家的產品成本變得更高，在英國境內進行生產的吸引力會比以前有所降低。

不過，菲利普斯也指出，向歐盟出口的關稅對非歐盟成員國來說是有史以來相對較低的。如果英國通過談判獲得對廣泛的貿易交易有利的條款，比如加入歐洲自由貿易聯盟（EFTA），退歐可能就不會對外資造成嚴重影響。

他表示，同時需要註意的是，英國對外資的吸引力並未受到退歐的影響，比如健全的法治、靈活的勞動力市場和高學歷的勞動力。此外，許多評論家還認為英鎊疲軟可能會刺激外商在英國的進一步投資。

只有最多20名專業談判人員

實際上，在17日，英國首相辦公室就發聲明表示，針對澳大利亞總理特恩布爾（Malcolm Turnbull）表示將盡快同英國敲定建立雙邊自由貿易區的事宜，首相特雷莎·梅表示這是一個“鼓舞人心的消息”，且英國希望能在近期就簽署這一雙邊協議。

不過該聲明並未指出，從法律角度而言，在正式退出歐盟之前，英國不能簽署這類協定。

要客觀看到的是，由於40年以來，英國依靠並授權歐盟進行國際貿易談判，加之英國國內一直在削減財政赤字，對公務員隊伍進行削編，英國政府本身不具備進行國際貿易談判的能力。

目前新成立的脫歐部還沒有正式的辦公樓，有可能會占用廢除的能源與氣候變化部之前所有的辦公場所。而包括英國外交部、財政部等在內的政府部門目前正在為脫歐部輸送工作人員。在一份英國議會議員做出的評定報告中，英國最多有12~20個人能夠直接了解什麽是貿易談判。相對而言，加拿大在同歐盟簽訂自由貿易協定中，就派出了830名談判人員。

一位資深高級官員對英國媒體指出，這將對英國上述官員構成挑戰，因為他們一方面要組織人員同歐盟進行脫歐談判，另一方面還想要立即同非歐盟國家進行自由貿易談判。

“我不知道他是否能得到他想要的資源。”上述高級官員指出，“他也許能夠從布魯塞爾召回一些目前為歐盟委員會工作的人，但是必須要再從其他講英語的國家，或私企領域等雇人。然而雇人，是非常昂貴的。”

不僅僅是脫歐部，在將歐洲司以及英國駐歐洲長期代表等部門的大量人員輸送給脫歐部之後，英國外交部以及新上任的外交大臣約翰遜也面臨無人可用的前景。

在還擔任外交大臣之時，菲利普·哈蒙（Philip Hammond）（目前新任的財政大臣）就表示，“外交部的英國本部人員已經非常接近裁員的最低限度了。”據《第一財經日報》記者了解，英國外交部自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一直在削減人員並減少經費支出。

而英國外交部的前常任秘書西蒙·弗雷澤爵士則警告，在公投之後，外交部必須增加支出，以協助公投結果後所需要的“重大外交行動”。

英國脫歐誰最堪憂？愛爾蘭或遇50年來最大海外危機

雖然在英國公投決定脫離歐盟後，愛爾蘭總理恩達.肯尼表示過愛爾蘭不會離開歐盟，但這並不代表愛爾蘭不會因英國脫歐而遭受莫大困擾。

18日據彭博稱，有一位總理正在承受壓力，經濟學家正大砍其所在國家的經濟增長預測，企業發出警告稱可能嘗到英國脫歐的苦果。這位總理並不在倫敦，而是在都柏林。

愛爾蘭總理：恩達.肯尼

兩國的貿易與金融緊密纏繞，意味著全球沒有一個國家能比愛爾蘭更能體會到英國公投作出脫歐決定產生的後果。在愛爾蘭紀念反抗英國統治起義100周年這一年，這個國家依然受到最近鄰邦上演的脫歐大戲的擺布。

“這是愛爾蘭50年來遭遇的最嚴重、最難解的問題。”1994-1997年間擔任愛爾蘭首相、後來出任歐盟駐美國大使的約翰-布魯頓說。

出口商已經敲響警鐘，稱英鎊匯率大跌將蠶食企業盈利和經濟增長，而愛爾蘭經濟剛剛恢複不久，該國之前因為銀行業崩潰、於2010年接受了國際援助。愛爾蘭股市也已下跌，不僅因為英國是其繼美國之後最大的出口目的地，還是其最大的服務業市場。

與此同時，針對北愛爾蘭民族主義者提出的就統一進行投票的要求，愛爾蘭首相恩達-肯尼斷然拒絕，因為如果他同意這麽做，就需面對失去一位重要的歐盟盟友、還可能被自己所在政黨趕下臺的境地。然後，這個與英國唯一有土地接壤的國家與歐盟的前途也會如此。

“後果令人難以置信。”Kleinwort Benson Investors駐都柏林首席經濟學家Eoin Fahy說。

英國脫歐對愛爾蘭公司的影響：英鎊每貶值10%，企業利潤的變動

而就在6月24日，英國脫歐結果公布之後，愛爾蘭總理肯尼召開愛爾蘭國會會議並表示，愛爾蘭的經濟正在複蘇之中，政府將繼續集中精力於維持經濟的增長。他說，愛爾蘭財政部長邁克爾·努南(MichaelNoonan)及其同事們正在與愛爾蘭中央銀行、國家財政管理局(the National Treasury Management Agency)及各相關國際機構合作，保證愛爾蘭短期經濟風險在可控範圍內。愛爾蘭已經與歐盟各機構建立了堅實穩固的合作關系，這些機構也將在未來的談判中做出有利於愛爾蘭的決策。肯尼表示，他的中期關註將會是英國與愛爾蘭的“共同旅行區(CommonTravelArea)”。他表示，愛政府將努力保持現行政策不變，並盡量減少英國脫歐對兩島間人員往來的幹擾。

從目前的情況來看，這位肯尼總理也許還得多愁些時日了。

（綜合鳳凰財經、彭博報道）

脫歐後 IMF再降全球增速預期：英國2017年下調近1%

英國脫歐可謂2016年的“黑天鵝事件”，這令全球金融市場慌了陣腳，也使得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再度下調全球增速預期。其中，英國的降幅可謂驚人。

7月19日，IMF發布最新《世界經濟展望》(WEO)，相較於4月的預測，全球增長基線預測小幅下調(2016年和2017年預測的降幅為0.1個百分點，而在脫歐前預計上調0.1個百分點)。IMF將英國2016年增長預測下調0.2個百分點，下調幅度在2017年則接近1個百分點(0.9%)。與英國脫歐有關的預測調整集中在歐洲發達經濟體，對其他經濟體(包括美國和中國)影響相對較小。

值得註意的是，除了IMF得出的上述基線預測，其還分別得出了兩種不同的情景，分別稱為“下行”和 “嚴重”。“當前增速預期的調降幅度仍是基於國家層面的既得信息，但這顯然在‘後脫歐時期’是十分有限的，因此我們強調，脫歐後的實際影響會逐步發酵，在未來幾個月加劇經濟和政治不確定因素，這也可能加劇金融市場的沖擊，因此也可能產生全球溢出效應，出現‘下行情景’等。”IMF新任首席經濟學家Maurice Obstfeld表示。

英國脫歐催生不確定性

在英國6月23日投票支持脫歐之前，全球經濟大致按著2016年4月預測發展變化——多數發達經濟體的增長依然乏力，潛在增長率低，產出缺口逐漸閉合;金融和石油市場自今年2月中旬左右開始複蘇，一些大型新興經濟體(特別是巴西和俄羅斯)的經濟前景有所改善，使2017年全球增長預測相比今年4月的預測小幅上調。

然而，英國脫歐使得世界經濟面臨的一個重要風險變為現實。“因此，2016~2017年的全球前景已經惡化，盡管2016年初的經濟表現好於預期。這種惡化反映了不確定性顯著增加帶來的預期宏觀經濟影響，包括政治方面的影響。預計這種不確定性將損害信心和投資。”IMF指出。

金融市場最初反應強烈但基本有序。截至7月中旬，英鎊貶值了10%左右;股價雖有所回升，但一些部門的股價水平低於過去，特別是對於歐洲銀行;安全資產收益已經下降。

值得註意的是，英國脫歐後還產生了一些“漣漪效應”。管理資產規模超29億英鎊的英國標準人壽保險公司(StandardLife)房地產基金宣布暫停交易，因退歐後市場的不確定性使得基金贖回申請明顯增加;此外，意大利與歐盟委員會關於銀行債務重組談判陷入僵局的消息傳出之後，銀行違約概率激增，市場擔憂進一步加深，德銀股票大跌，意大利第三大銀行西亞納銀行(BMPS)的CDS價格飆升。

在當前的格局下，IMF得出的全球增速預測屬於其三大情景之一的“基線情景”，也是最為樂觀的一種假設，即歐盟與英國將達成相關安排，避免經濟壁壘大幅增加，金融市場不會出現重大動蕩，公投產生的政治余波有限。“但是，這種樂觀假設可能不會實現，顯然有可能出現更負面的結果。”IMF指出。

相比這一基線預測，IMF將全球經濟的其他兩種不同的情景分別稱為“下行”和 “嚴重”。在分析這些情景時，IMF采用了結構性模型方法，並對英國脫歐可能給全球經濟帶來的不利影響做出判斷。

在下行情景下，假設直到2017年上半年，相較“基線情景”，英國和世界其他地區的金融條件更為收緊，商業和消費者信心更低，因此，對消費和投資的負面影響比基線情景更大。此外，假設英國金融服務的一部分將逐漸轉移到歐元區，對英國經濟活動進一步產生不利影響。

同時，因全球避險情緒上升和金融條件收緊，這將對歐盟和其他國家產生溢出效應。因此，全球經濟受到的影響是，相比“基線情景”，2016年剩余時間和2017年的增長將進一步減緩。

IMF副總裁朱民近期在接受《第一財經日報》記者采訪時表示，據IMF測算，在正常情況下，今後三年英國GDP累計會下降1.4個百分點;在極端情況下，即英國投資貿易大幅下降，今後三年英國GDP可能會下降5.6個百分點，包括房地產、消費等受到沖擊。

不過，IMF也表示，英國公投後，金融市場繼續趨於穩定，因此發生這兩種其他情景的可能性在不斷下降。

維持中國增速預期不變

此次，IMF維持對中國2017年的增速預測不變，將2016年增速上調0.1個百分點。而在4月的WEO中，IMF唯獨上調了中國;在美國，由於第一季度的增長弱於預期，因此IMF將美國2016年增長預測下調0.2個百分點，維持2017年預測不變。

“中國近期的政策支持使近期前景有所改善。2015年五次下調基準貸款利率，財政政策在當年下半年轉為擴張性，基礎設施支出回升，信貸增長加快。鑒於中國與英國的貿易和金融聯系有限，並且當局已做好準備采取應對措施，以實現其增長目標範圍，英國公投對中國的直接影響將可能有限。”因此IMF指出，中國的增長前景相比4月預測大體未變。

值得註意的是，最新公布的中國2016年第二季度GDP增長穩定，同比增長6.7%，與第一季度的增長率持平，超出絕大部分機構預期。

例如，野村證券將其對中國全年GDP的預測從原先的6.0%大幅上調到至6.5%，並預計三季度和四季度GDP增速分別為6.2%和6.5%(原先為5.7%和5.5%)。

野村中國首席經濟學家趙揚對《第一財經日報》記者表示，之所以上調全年增速預期，主要由於二季度GDP增速超出預期;此外，近期的洪水可謂是以自然災害去產能，在洪災後可能會帶來投資增速的複蘇。

不過他也提醒稱，此次數據超過預期主要原因還是在於房地產投資和銷售的拉動，同時政府主導的基建投資增速也維持較高水平。“但是，房地產的投資、銷售能否長期延續它在過去幾個月的強勢?我們認為不太可能，5月房地產投資增速已經見頂回落，6月則是持續回落。”

IMF建議，中國等新興市場國家政策制定者應加大力度防範全球金融持續動蕩和外部融資條件收緊。同時，必要時控制信貸過度增長，支持健康的銀行資產負債表，控制期限和貨幣錯配，以及維持有序的市場狀況。

後英國脫歐時代，全球金融治理應做什麽？

今年6月底英國脫歐是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對世界經濟產生深遠的影響的又一大事件。全球各界人士陷入對“骨牌效應”的憂慮，擔心脫歐或導致新一輪的全球金融危機。

全球金融治理不完善是金融危機爆發的重要外部原因。然而從2007年美國次貸危機爆發至今，全球金融治理結構未得到實質性的改善。今年2016年中國舉辦的G20峰會中，重新啟動了IFA(國際金融架構)工作組，改善和加強全球金融治理成為G20的重要議題。

近日，上海發展研究基金會、第一財經研究院、中銀國際研究公司和清華大學五道口金融學院聯合舉辦專題研討會“全球金融治理：我們應該做什麽?”，對全球金融治理所面臨的挑戰和改革前景進行深入探討。

當前的全球金融治理面臨著諸多挑戰：全球金融治理結構不能反映世界經濟格局的變化，對跨境資本流動缺乏有效應對措施，缺乏有效機制防範和應對金融危機的爆發。對此，今年G20峰會IFA(國際金融架構)工作組目標將如何設定?如何積極而務實推動全球改革?

上海發展研究基金會副會長兼秘書長喬依德在會上發布了《全球金融治理:挑戰、目標和改革》的報告，並解釋了“全球金融治理”的概念。他表示：“全球金融治理”是由“全球治理”逐步延伸而來的，是指在不存在一個全球性的機構進行強制性治理的金融環境下，相關各方通過各類國際金融機構，對全球金融穩定、開發性金融和金融監管等事項有關的規則的制定和實施。

“過去我們的金融監管往往是微觀的，對個別的金融機構進行監管。全球金融危機給我們很大的教訓，使得我們更看重系統性方法。比如說單個金融機構健全並不保證能防止全球金融危機，所以金融危機以後，在全球提出來宏觀審慎監管。”喬依德提出了建立全球金融監管體系的觀點，“現在的金融監管，基本上是國別在主權下面，但是由於全球金融的一體化，我們需要有一個全球的監管體系，當然這個體系不可能是單一的組織來解決的。”

對於解決金融不平衡問題，中國人民銀行金融研究所所長姚余棟也表示，發展中國家的責任在生成，而且資本發展特別重要。具有流動的資產可以變現，否則流動性永遠不足，所以發展中國家金融深化問題是解決金融不平衡問題的一個重要方面。

中銀國際研究公司董事長曹遠征也認同，當前確實需要重新考慮全球的金融穩定和全球的金融治理。他認為，雖然與此同時出現了很多新的約束，但也可能給人民幣提供了新機會。

曹遠征表示，全球金融治理，首先是貨幣體系的治理，其次才能將金融市場治理。“從金融不平衡這個角度，應該說將來貨幣體系改革的方向，是貨幣發行國金融穩定性的問題。從意義上來講，金融監管是納入到國際貨幣體系中間去，但是發達國家金融市場的穩定性，是整個國際收支機制的前提條件。”曹遠征說。

“在G20的平臺下，能否整合所有的貨幣和金融的協調資源，不久將會得出較為清晰的框架或者預期，”曹遠征認為，短期必須解決的最重要的問題是對跨境資本流動的管理和監管。“在跨境短期資本流動中間有一些全球性的共識以及原則，可能會應對出現的金融風險是非常有意義的。 ”

“世界在面臨一個十字路口，對未來的不測事件我們不能低估。”中國社科院學部委員、上海發展研究基金會學術委員會主席余永定表示，資本的自由流動應該有助於資源的配置和改善。

余永定進一步解釋，從國際層面看，金融安全網已占據全球GDP的16%，也就是六分之一，資源配置效率大大降低。為了解決這種問題的出路就是建立一個國際機構，對資本流動進行監督和管理。為解決效率問題，他提出三點建議：簡化IMF，給市場增加流動性方面的約束，以及全球宏觀政策協調。

最後，余永定表示，對於資本流動的監管，全球需要在IMF的領導下，納入全球著名機構，重新建議一個新的機構來對資本流動進行監管。

北京師範大學經濟學院金融系主任賀力平提出了全球金融治理的框架包含的幾個層次：第一，這個機構代表誰?是否具備治理資格?所以應考慮三個因素：經濟體的大小，經濟體是否開放，經濟體金融機構的國際化程度如何;第二：規則和設定;第三、信息收集;第四、已有到現在相關的金融貨幣監管;第五、用什麽工具，比如SDR債券。最後是執行，執行層面還可以劃分事前和事後。

在會上，對外經濟貿易大學校長助理丁誌傑強烈呼籲，用新的思維來創新考慮資本流動的管理。他認為，基本的邏輯框架，其基本的原則應該是國民、非國民，流入流出，不應該是過去大家泛泛而談的概念，應該有一整套對於資本流動框架新的理解，然後同時對應的政策工具。

針對解決匯率浮動的問題，丁誌傑認為，由於2008年金融危機以後，新興市場國家的匯率彈性加大，已經成為有效應對危機的重要原因。“根據我的研究，實行中間匯率，相對穩定的匯率制度安排的國家，占發展中國家不到40%，也就是說發展中國家實行的中間匯率制，管理的浮動越來越多。”丁誌傑表，最後一步就是大國貨幣之間的協調，未來兩大問題需要解決：一個是以SDR對發展中國家的管理，一個是大國匯率穩定之間建立以規則為基礎。

中歐國際工商學院金融學教授王君則有不同看法，他認為國際金融治理的問題不是獨立存在的，而是建立在各國自己的金融治理的基礎之上。在一些主要國家的金融治理還存在問題的情況下，不可能建立起有效的國際金融治理框架。

談到國際金融的治理框架和協調問題，王君認為，這與財政政策和財政當局的作用有關。

“如果說像中國這樣的主要國家，在國際金融治理的主要問題上無法形成一致看法，財政部和央行之間還存在分歧意見，很難想象中國能在國際金融治理方面發揮有效的作用。”王君說，“國際金融治理結構未來的改善，不能孤立的存在，它一定是各國自身的治理。中國作為一個負責任、受人尊重的大國，必須要真正的以遠見卓識在國際金融體系的設計上面拿出真知灼見。”

Upright CApital全球宏觀對沖基金董事長劉陳傑建議，要突破布雷頓森林體系來看全球金融治理體系，他建議G20考慮建立超主權的貨幣體系。劉成傑認為，全球金融不平衡不僅是發展中國家造成的，發達國家也有責任，而且責任不小。

劉成傑認為，目前中國的金融周期正處於下降的階段。再考慮負債等問題，我國金融監管改革非常棘手。股市、債市波動大，央行可能進行緊縮的政策都與此有關。

經受英國脫歐大考 歐洲央行7月繼續按兵不動

歐洲央行21日宣布的最新貨幣政策決議中，一如市場預期維穩三大利率：將存款利率維持在-0.40%，主要再融資利率維持在零，邊際借貸機制利率維持在0.25%不變，繼續維持量化寬松(QE)規模維持在800億英鎊不變。這是英國脫歐後該行舉行的首次貨幣政策會議。

數據公布後，歐元/美元小幅上漲，現報1.1017。

歐洲央行聲明稱，QE項目將至少維持至2017年3月;預計利率在更低水平維持一段時間，資產購買計劃將會維持至實現通脹目標。

美林美銀預計英國退歐後市場表現出的彈性將令歐洲央行暫時按兵不動，僅會暗示未來將采取額外措施，比如將“密切關註”的措辭升級為“警惕”，或表示“不久將對立場進行修正”，為9月采取行動留下余地;此外考慮到周邊國家金融政治穩定性方面面臨的風險，歐洲央行料將提供相應支持。

“脫歐”談判才是正事 英國宣布棄任明年下半年歐盟輪值主席國

英國首相府20日宣布，英國將放棄擔任2017年下半年歐盟輪值主席國，表示英國將優先處理與“脫歐”談判有關的事務。

英國首相府20日發布的一項通告確認，英國首相特雷莎·梅日前與歐洲理事會主席圖斯克通電話，表示英國將放棄擔任明年下半年歐盟輪值主席國，強調“脫歐”談判是英國的優先事項，英國屆時將忙於與“脫歐”談判相關的各項事務。

特雷莎·梅同時表示，她希望以一種“建設性而務實”的方式來處理英歐之間的“脫歐”談判。

據英國首相府介紹，圖斯克對特雷莎·梅的上述決定表示歡迎，表示她的快速決斷可以讓歐洲理事會有時間做出替代性安排。

根據英國6月24日揭曉的“脫歐”公投結果，多數人贊成英國脫離歐盟。卡梅倫隨後宣布將辭去首相職務，由新首相領導英國與歐盟進行“脫歐”談判。特雷莎·梅於本月13日正式接替卡梅倫就任英國首相。英國原定於2017年下半年擔任歐盟輪值主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