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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20財長聚首成都 熱議反避稅英國脫歐全球經濟

2016年第三次二十國集團(G20)財長和央行行長會議於23日至24日在四川成都舉行。這是9月G20杭州峰會前的最後一次部長級會議，也是今年財長會議的收官之作。

此次會議主題是“共促增長、共擔責任、共建治理、共享發展”，主要討論全球經濟形勢、“強勁、可持續、平衡增長框架”、投資和基礎設施、國際金融架構、金融部門改革、國際稅收合作以及綠色金融、氣候資金和反恐融資等議題。

在全球經濟面臨嚴峻挑戰的大形勢下，經濟增長的不確定性和複雜性因素增多。世界主要經濟體的財長、央行行長以及國際組織負責人能否帶來新信息、新理念，為化解當前全球經濟難題開出藥方良策，成為大家共同關註的話題。

跨國避稅有愈演愈烈之勢。據不完全統計，稅基侵蝕和利潤轉移(BEPS)導致的全球企業所得稅流失每年高達1000億至2400億美元,大約占到全球企業所得稅總額的4%—10%。

今年已召開的兩次G20財長和央行行長會議都將國際稅收合作作為重要議題。本次會議期間舉辦G20稅收高級別研討會，討論創新驅動和包容性增長的稅收政策在促進投資和貿易、實現經濟增長中可發揮的作用。

在會場，有加拿大官員對第一財經記者透露，隨著經濟全球化的發展，世界主要經濟體對反避稅已達成初步共識，在G20的推動下，BEPS行動計劃或許對國際反避稅產生積極意義。

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指出，BEPS就是利用合法手段使應稅利潤減少或消失，或者通過稅收籌劃將利潤轉移到低稅或無稅地區的現象或行為。2015年10月5日，OECD正式發布旨在反避稅的BEPS15項行動計劃的研究成果，日益受到世界的關註。積極開展BEPS行動計劃，落實其研究成果，已成為G20成員的基本共識。

2016年上半年，中國宏觀經濟數據高於市場預期，穩中向好。GDP增速、工業數據、投資、消費、居民收入等多項重要經濟指標保持平穩。如今，世界主要經濟體對中國經濟憂慮程度已不如年初在上海的首次G20財長和央行行長會議。

不過，美國方面或許會試圖把中國削減過剩工業產能納入會議議題，正如美國財政部長雅各布•盧(Jacob Joseph Lew)此前強調的，G20需在應對全球工業產能過剩的緊迫問題上發揮領導作用。

據英國路透社報道，此次G20財長會議關註的焦點已不再是人民幣貶值和對中國經濟的擔憂，而是英國脫歐對歐盟和世界貿易的影響。俄羅斯財政部副部長謝爾蓋•斯托爾恰克(Sergei Storchak)日前在媒體上表示，英國脫歐可能是是G20成都會議的主要議題，很希望對脫歐的影響作出正確評估。

記者了解到，此次G20財長會議是英國新任財政大臣菲利普•哈蒙德(Philip Hammond)的國際首秀，也是英國退歐之後國際財經首腦的第一次聚首。

G20成都會議期間，英國財長將首次與德國財長沃爾夫岡•朔伊布勒(Wolfgang Schaeuble)正面交鋒。上周，英國新財長表示希望英國金融業能進入歐盟單一市場，以強硬著稱的德國財長則回應，英國不能一邊享受歐盟單一市場的特權一邊拒絕在移民問題上妥協。

有四川省政府官員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此次會議也是成都市迄今舉辦的規格最高、影響最大的國際性會議。

西南財經大學經濟與管理研究院院長甘犁認為，G20財長和央行行長會議作為探討全球金融問題的重要會議，它的召開將提升作為舉辦方的成都在國內乃至國際上的知名度，提升成都在金融領域內的軟實力，這會對成都在吸引金融資本、金融機構和金融人才等方面起到促進作用。

機構分析，成都憑借四川豐富的資源優勢、雄厚的科教底蘊與8000多萬人口形成的巨大消費市場，聚焦了世界商業巨頭們的投資目光。

數據顯示，截至2016年5月底，成都共有各類銀行、證券、保險機構總計400余家，外資銀行、保險公司總數分別為16家和17家，居中西部城市前列。成都先後成為人民幣跨境結算、跨國公司總部外匯資金集中運營管理、個人本外幣特許兌換業務的試點城市。去年成都金融業增加值超1200億元，副省級城市第三，金融業已成為成都重要的支柱產業。

二十國集團(G20)是全球經濟金融合作問題的重要論壇。G20匯集了世界主要的發達和發展中經濟體，其成員國的GDP總量約占全球GDP的85%。

英國脫歐“延燒”到成都 學者稱全球金融架構亟待變革

上個月的英國脫歐公投結果引發舉世震驚，它給全球經濟帶來不確定性。今天在成都開幕的G20財政部長和央行行長會議，英國脫歐將成為熱點議題之一。而在此前一天，由學術機構主辦的論壇已經顯示這一熱度。

7月22日，由西南財經大學、上海發展研究基金會、布雷頓森林體系再生委員會聯合主辦，西南財經大學金融安全協同創新中心、西南財經大學中國金融研究中心、光華智庫聯合承辦的“全球金融架構改革：短期措施和長期目標”主題論壇在成都舉辦。

英國脫歐對全球增加了更多不確定性因素

南加州大學經濟學教授、美國國民經濟研究局Joshua Aizneman認為，英國脫歐實際上是人為的，它會導致非常不確定性的分裂。從歐盟有一個非常大的國家退出，我們很難管理或者管控讓它不會影響到全球的經濟發展。

在諸多已經出現的風險中，經濟、政治、財政方面的風險尤為明顯。英國脫歐得到了一些民粹黨的支持，這些民粹黨反對全球化、歐盟一體化，他們認為全球化和一體會導致不斷增長的收入不平衡或者不平等的現象。

Joshua Aizneman表示，英國脫歐之後，私營部門可能會推遲他們的投資，將會導致GDP增長的下跌，會導致非常多的國家面臨著未來有更多連續性的壓力。另一個方面的後果就是導致美元升值帶來的壓力，美元升值可能會導致有更高的負債風險存在。

前IMF官員、現任New Sparta資管負責人Ousmene Mandeng還表示，英國脫歐出現了很多問題，具有非常大的內涵意義，不僅削減了英國的權利，同時還削弱了英國貨幣的影響力。這將必然影響英國的一些國家和國際政策，世界迫切需要一個新的貨幣架構。

負利率政策給全球帶來深刻影響

英國脫歐公投以後，很多央行采取措施去刺激和增強市場的信心。

當前的全球主要經濟體中，越來越多的發達經濟體開始采用負利率政策，盡管負利率政策在提振國內需求有所作用，但通貨膨脹開始積聚讓經濟泡沫的破滅開始加速。金融危機給全球帶來了非常大的挑戰，各國在應對危機的時候也采用了非常規的做法，負利率政策是其中典型的代表。

西南財經大學中國金融中心主任王擎表示負利率政策首先不是存款利率的負利率，主要針對的是商業銀行到央行，把在央行存款的利率調整為負值，這是貨幣政策里面利率走廊的下限。從歐元區此次利率的調整可以看出，從2014年利率開始往下調整，調整為負利率，也拉動了同業拆借、銀行間市場出現負利率的走勢。“實際上負利率政策簡單來講就是量化寬松政策的升級版。”

東京大學教授、原亞洲開發銀行研究院院長Masahiro Kawai認為2001年到2006年日本就已經采取了量化寬松政策，但是這項政策它並沒有非常成功的成果，這也就是為什麽現在的央行行長黑田先生進行了智化和量化寬松政策，這項政策是2013年開始實行的，這項政策也是安倍經濟學的一個部分。

王擎在會議中指出量化寬松並沒有解決一個很大的問題。將更多的貨幣註入商業銀行，但是商業銀行可能又重新把貨幣存回中央銀行，貨幣可能沒有實際流入實體經濟。采用負利率政策某種程度上增加了商業銀行持有貨幣的成本，負利率政策相當於征收了貨幣稅，實體經濟依然嗷嗷待哺。

“近期有六家央行分別實施了負利率，主要是名義上的負利率。”王擎從丹麥、瑞士、日本等國家實行負利率政策後金融市場、房產市場、匯率變動等角度進行總結指出，負利率政策並沒有完全達到預期目的，各國期望改變的通縮的狀態並沒有得到很有效的實質緩解。

人民幣國際化補充全球流動性

量化寬松政策帶來了全球流動性的快速增長，不過，中國人民銀行金融研究所所長姚余棟表示，“我們像是在秋天那樣，這大約是一個最後的秋天了，因為在此之後我們會有一個很長的冬季。”“這個會給全球流動性周期帶來一個很長很長的冬季，我們現在就面臨這樣的一個冬季，那這就是由歐洲央行和日本來引起的這樣一種全球經濟的情景。”

姚余棟說，日本央行已經有了33%的國債，如果繼續量化寬松的話，那我們預計在兩年之後，日本央行將會持有70%的國債;歐洲央行現在持有10%的歐元區國債，每個月都會買800億歐元，如果這樣的話，兩年之後它會增加到35%的歐元區國債，所以這個數可能都會漲到天上去了，央行可能會成為國債的唯一持有者。

他認為，從第三輪量化寬松開始全球流動性呈現增長趨勢。但按照歐洲央行和日本銀行未來的發展，在未來幾年之後全球流動性可能迎來突然的下降。對此，姚余棟表示，世界需要人民幣來補償全球的流動性缺乏，人民幣能夠解決流動性缺乏的問題。

“我們可以看一下人類的歷史，在開始的時候我們有金子，再接著我們有英鎊，後來我們有了美元、日元、歐元，如果我們想要繼續發展世界經濟的話，我們需要另外一種貨幣來進行補償。那這個未來的二十年中唯一的代替性那就只有是人民幣了，人民幣它可能能夠代替其他的主要貨幣。”姚余棟表示。

成都G20公報：積極應對“脫歐”風險 深化人民幣匯改

2016年7月23日至24日，2016年第三次二十國集團(G20)財長和央行行長會議在成都舉行。財政部部長樓繼偉和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周小川共同主持會議。此次會議是G20杭州峰會前的最後一次財長和央行行長會議，會議主要討論了當前全球經濟形勢、“強勁、可持續和平衡增長框架”、國際金融架構、投資和基礎設施、金融部門改革、國際稅收合作、綠色金融、氣候資金、反恐融資等議題，核準了各議題下的主要成果，並發表了會議公報。

積極應對“脫歐”風險

會議認為，全球經濟持續複蘇，但仍舊弱於預期，下行風險持續存在。英國“脫歐”公投結果增加了全球經濟的不確定性，G20成員已經做好準備積極應對英國“脫歐”公投帶來的潛在經濟和金融影響，希望看到英國今後成為歐盟的密切夥伴。

7月19日，IMF發布最新《世界經濟展望》(WEO)，相較於4月的預測，全球增長基線預測小幅下調(2016年和2017年預測的降幅為0.1個百分點，而在脫歐前預計上調0.1個百分點)。IMF將英國2016年增長預測下調0.2個百分點，下調幅度在2017年則接近1個百分點(0.9%)。

面對全球經濟增速放緩，會議指出，G20正在采取行動增強信心和促進增長，會議承諾采取進一步行動重振全球貿易和提升投資，致力於減少過度的失衡，並在追求經濟增長的過程中促進更多的包容性。

推動結構性改革

今年中國G20的焦點便是結構性改革，會議重申將各自以及共同使用所有政策工具，包括貨幣、財政和結構性改革政策，以實現強勁、可持續、平衡和包容性增長目標。

樓繼偉表示，首先，貨幣政策的邊際效益在下降，要實施更多增長友好型的財政政策，有財政空間的國家要加大財政支出力度。

二是要通過結構性改革應對低增長態勢。發達經濟體要繼續提高勞動力市場彈性，促進投資和生產率增長;新興經濟體應增強經濟韌性，放松管制，促進競爭，推進金融部門改革。

三是要繼續支持經濟全球化進程，反對各種形式的保護主義，克制使用限制性貿易措施。

四是有關國家要積極應對現實挑戰，希望英國與歐盟積極構建密切的夥伴關系，對外傳遞積極信號，穩定市場對其經濟前景的預期。

樓繼偉部長指出，今年G20在結構性改革的道路上邁出了新的重要一步，初步建立了一個框架，為G20深化結構性改革提供了政策參考以及衡量手段，並提高各方改革行動的協調性和有效性。今後，G20將根據形勢變化不斷調整完善結構性改革框架，推動全球經濟實現強勁、可持續和平衡增長。

中國是世界經濟的“動力源”

樓繼偉表示，中國經濟依然是世界經濟的“動力源”和“穩定錨”。2015年中國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接近30%，預計今年仍將保持較高水平。

今年上半年，中國GDP增長6.7%，各項主要指標符合預期。結構調整取得重要進展，經濟增長質量不斷提高。服務業占GDP比重達到54.1%;最終消費對GDP增長的貢獻率達到73.4%;內需對GDP的貢獻率提高到110.4%。單位GDP能耗同比下降5.2%。特別是就業保持基本穩定，今年上半年達717萬人。

周小川在會上表示，上半年中國經濟運行總體平穩，穩中有進，經濟增速處於合理區間，物價和就業形勢保持穩定。英國“脫歐”公投後，中國經濟運行面臨的外部環境更加複雜。中國政府保持宏觀經濟政策的穩定性和連續性，同時著力推動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這也是解決過剩產能等結構性問題的必由之路。

人民幣匯改更為深入

在經歷了一段時間的適應期後，市場參與者對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的理解已更為深入。

周小川表示，目前，人民幣匯率對一籃子貨幣保持基本穩定，市場信心進一步穩固。未來，中國將繼續完善以市場供求為基礎、參考一籃子貨幣進行調節的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不斷提高政策規則性和透明度，加強與市場溝通。

會議重申將就外匯市場密切討論溝通，避免競爭性貶值和不以競爭性目的來盯住匯率，並反對各種形式的保護主義。

周小川表示，國際金融架構工作組重啟以來，各項工作取得顯著進展。G20應繼續推進IMF第15次份額總檢查，進一步提高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的份額占比。應繼續推動主權債券納入加強的合同條款，歡迎巴黎俱樂部將成員擴展至更多新興債權國。呼籲區域金融安排與IMF進行更多合作，並不斷完善IMF貸款工具。同時，應擴大SDR的使用，人民銀行已經發布了以SDR作為報告貨幣的外匯儲備、國際收支和國際投資頭寸數據，正在研究發行SDR債券的可能性。

附：G20財長和央行行長會公報
（2016年7月23-24日，中國成都）

1.我們在成都舉行會議，審議在應對關鍵經濟挑戰方面的努力，以及年初以來所取得的進展。我們本著團結合作的精神密切開展工作，並就各項議程取得了切實成果,這些成果將提交杭州領導人峰會審議。
2.全球經濟持續複蘇，但仍舊弱於預期。同時，增長成果應在國家內和國家間得到更廣泛的分享以促進包容性。全球經濟環境充滿挑戰，下行風險持續存在，突出表現在大宗商品價格波動以及許多經濟體低通脹。金融市場波動仍然很大，地緣政治沖突、恐怖主義和難民流動繼續使全球經濟環境複雜化。此外，英國脫歐公投結果也加大了全球經濟的不確定性。G20成員已經準備好積極應對英國公投帶來的潛在經濟和金融影響。今後，我們希望看到英國作為歐盟的密切夥伴。
3.我們正在采取行動增強信心並促進增長。鑒於近期形勢變化，我們重申決心將各自以及共同使用所有政策工具，包括貨幣、財政和結構性改革政策，以實現我們的強勁、可持續、平衡和包容性增長的目標。貨幣政策將繼續支持經濟活動，保持價格穩定，與中央銀行的職責保持一致，但僅靠貨幣政策不能實現平衡增長。在強調結構性改革發揮關鍵作用的同時，我們還強調財政戰略對於促進實現我們共同的增長目標同樣重要。我們正在靈活實施財政政策，並實施更為增長友好型的稅收政策和公共支出，包括優先支持高質量投資，同時增強經濟韌性並確保債務占GDP的比重保持在可持續水平。此外，我們將繼續研究G20在必要時可采取的適合各國國情的政策措施，以支持增長和應對潛在風險，包括應對資產負債表的脆弱性。我們重申，匯率的過度波動和無序調整會影響經濟和金融穩定。我們將就外匯市場密切討論溝通。我們重申此前的匯率承諾，包括將避免競爭性貶值和不以競爭性目的來盯住匯率。我們將反對各種形式的保護主義。我們將仔細制定、清晰溝通我們在宏觀經濟和結構性改革方面的政策行為，以減少政策的不確定性，減少負面溢出效應，並增加透明度。
4.關於結構性改革，我們核準增長框架工作組準備的“深化結構性改革議程”，並贊賞經合組織（OECD）、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和其他相關國際組織提供有價值的意見。我們註意到結構性改革的選擇和設計應符合國家經濟情況。在4月確定的結構性改革九大優先領域的基礎上，我們制定了一套指導原則並達成一致。這套指導原則將為各成員提供有用的高級別指導，同時允許各國照顧到本國具體國情。我們還就一套指標達成一致，以幫助監測和評估我們在結構性改革方面所做的努力及進展與挑戰，今後我們還將進一步強化該套指標。我們承諾實施並逐步完善“深化結構性改革議程”，並呼籲國際組織繼續提供支持。國際組織的初步評估和強化的同行審議結果顯示，我們在落實增長戰略方面取得了新的進展，但仍有大量工作需要推進。迅速和全面落實增長戰略對於支持經濟增長和實現布里斯班峰會制定的共同增長雄心仍然十分關鍵。在此基礎上，為加倍努力，我們正在更新增長戰略以納入新的和調整的宏觀經濟及結構性政策措施，發揮二者相互支持以共同促進增長的作用。我們將在杭州峰會前完成增長戰略更新，並完成衡量我們增長雄心落實進展的問責報告。我們強調，開放的貿易政策和強勁、安全的全球貿易體系對促進全球經濟包容性增長具有重要意義，我們將采取進一步行動重振全球貿易和提升投資。我們還將致力於減少過度失衡，並在追求經濟增長的過程中提升包容性。
5.我們認識到全球經濟複蘇緩慢和市場需求低迷使得包括一些行業產能過剩在內的結構性問題更加嚴重，這些問題對貿易和工人產生了負面影響。我們認識到，鋼鐵和其他行業的產能過剩是一個全球性問題，需要集體應對。我們也認識到，政府或政府支持的機構提供的補貼和其他類型的支持可能導致市場扭曲和造成全球產能過剩問題，因此需要予以關註。我們承諾加強溝通與合作，致力於采取有效措施應對上述調整，以加強市場功能和鼓勵調整。G20產鋼經濟體將參與國際社會應對全球產能過剩問題的行動，包括參與定於2016年9月8-9日召開的經合組織鋼鐵委員會會議，並討論成立一個全球論壇的可行性，將其作為交流和分享全球產能動態、政府政策與支持措施信息的合作平臺。
6.為支持我們的共同增長目標和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我們重申對推進投資議程的承諾，並將重點關註基礎設施發展，堅持數量與質量並重。多邊開發銀行在支持基礎設施投資方面具有獨特作用。我們已與多邊開發銀行進行了有效溝通，呼籲他們共同采取行動，支持基礎設施投資，並促進私人投資。為此，我們歡迎11個多邊開發銀行在“支持基礎設施投資行動的聯合願景聲明”中做出的承諾，包括在各自機構的職責範圍內宣布高質量基礎設施項目的量化目標，及其為最大限度地提高基礎設施項目質量、加強項目儲備、增進新老多邊開發銀行的合作、提升發展中國家基礎設施投資的有利環境和動員私人投資所做努力。我們強調，高質量基礎設施投資非常重要，其旨在綜合考慮生命周期成本、安全性、抗自然災害的韌性、創造就業機會、能力建設以及知識和專業技能轉移的基礎上確保經濟效率，同時處理好項目的社會和環境影響，並與經濟和發展戰略相一致。我們歡迎多邊開發銀行對G20多邊開發銀行優化資產負債表行動計劃的回應，號召進一步落實該行動計劃。加強互聯互通是21世紀全球經濟的必然要求，對促進可持續發展和共享繁榮具有關鍵作用。我們成立全球基礎設施互聯互通聯盟，以加強各個基礎設施互聯互通項目的整體協同與合作。我們要求世界銀行作為聯盟秘書處，與全球基礎設施中心（GIH）、OECD、其他多邊開發銀行以及有興趣的G20成員一起開展工作，支持聯盟的活動。我們核準《G20/OECD基礎設施和中小企業融資工具多元化政策指南文件》，並歡迎GIH完成《政府與社會資本合作（PPP）風險分擔解析報告》，以幫助發展中國家更好地評估基礎設施風險。我們支持有效落實《G20/OECD公司治理原則》和《G20/OECD中小企業融資高級原則》，特別是期待根據金融穩定理事會（FSB）對公司治理進行的同行審議，對《G20/OECD公司治理原則》的評估方法進行修訂。
7.我們支持國際組織持續努力，在現有和已倡議機制的基礎上，根據其職能和比較優勢，做出協調且有效的響應，為所有地區、各種收入水平的發展中國家和中等收入國家的難民及其接收社區提供支持。我們期待在近期采取進一步措施。我們註意到世界銀行正在討論考慮建立一個全球危機應對平臺。我們呼籲加強人道主義援助和發展援助及難民安置，並通過相關國際組織加大對難民及其接收社區的支持力度。
8.我們核準了國際金融架構工作組關於完善國際金融架構的建議。在相關國際組織工作的基礎上，我們將繼續改善關於資本流動的分析、監測和對資本流動過度波動帶來風險的管理。我們期待IMF在年底前完成關於應對資本流動的國別經驗和新問題的審議。我們註意到正在進行的對OECD資本流動通則的審議工作。我們支持進一步加強以強勁的、以份額為基礎的、資源充足的IMF為核心的全球金融安全網，提高IMF貸款工具的有效性、並在尊重各自職責的基礎上進一步加強IMF與區域金融安全網之間的有效合作。在此方面，我們歡迎即將開展的清邁倡議多邊化與IMF的聯合演練，並呼籲IMF就貸款工具開展更多的工作。我們期待2017年年會前完成第15次份額總檢查，包括形成一個新的份額公式。我們重申，份額調整應提高有活力的經濟體的份額占比，以反映其在世界經濟中的相對地位，因此可能的結果是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的份額占比整體提高。我們期待世界銀行按照達成一致的路線圖和時間表實施股份審議，目標是逐漸實現平等投票權。我們強調促進有效且可持續的融資實踐的重要性，並將繼續改善債務重組進程。我們支持將加強的合同條款納入主權債中的持續努力。我們支持巴黎俱樂部作為主要的國際官方雙邊債務重組平臺，討論一系列主權債問題，支持巴黎俱樂部持續吸納更多新興債權國，並歡迎韓國加入巴黎俱樂部。我們歡迎中國定期參加巴黎俱樂部會議，以及中方發揮更具建設性作用的意願，包括進一步討論潛在的成員身份問題。我們支持對擴大SDR的使用進行研究，如更廣泛地發布以SDR作為報告貨幣的財務和統計數據，以及發行SDR計價債券的可能性，從而增強韌性。我們呼籲國際組織進一步開展工作以支持本幣債券市場的發展，包括加強對低收入國家的支持。我們將國際金融架構工作組的職責延至2017年。
9.近期市場動蕩和不確定性再次凸顯建立開放且具抗風險能力金融體系的重要性。為此，我們繼續承諾完成監管框架中剩余的核心工作，以及及時、全面和一致地落實已議定的金融改革，包括巴塞爾協議III和總損失吸收能力（TLAC）標準，以及有效的跨境處置機制。我們重申支持巴塞爾銀行監管委員會（BCBS）在2016年底前完成巴塞爾協議III框架，在推動公平競爭的環境的同時，避免進一步大幅度提高整個銀行業的總體資本金要求。我們期待BCBS進行全面的定量影響分析，從而為監管框架的最終設計和校準提供信息。我們將繼續加強監測改革落實情況及其效果，以確保其符合我們的總體目標，包括應對任何未預見到的重大後果。我們期待FSB擬在杭州峰會期間向領導人提交的關於金融監管改革執行與效果的第二份年報。我們將繼續應對保險業系統性風險的問題。我們歡迎針對國際活躍保險機構制定保險資本標準（ICS）的工作。我們歡迎IMF、FSB和BIS正在聯合進行的總結宏觀審慎框架和工具的國際經驗的工作，以幫助促進實施有效的宏觀審慎政策，並期待報告於杭州峰會前發布。我們歡迎FSB就應對資產管理業務結構脆弱性的政策建議征求意見。我們將繼續密切監測並在必要時應對金融體系中的新風險和脆弱性，包括與影子銀行、資產管理和其他市場化融資有關的風險。為妥善應對代理行業務減少問題，我們期待擬向杭州峰會提交的由FSB協調的四項行動計劃的進展報告。G20期待進一步適當明確監管預期相關工作，包括10月份金融行動特別工作組（FATF）將討論代理行指引。我們呼籲G20 成員、IMF和世界銀行加大對各國能力建設的支持力度，從而幫助其改善全球反洗錢和反恐融資（AML/CFT）以及審慎標準的合規工作。我們鼓勵成員縮小在實施金融市場基礎設施原則方面的差距，並加快在場外衍生品市場改革方面的行動。根據我們已通過的工作計劃，我們期待那些關於中央對手抗風險能力、恢複計劃和可處置性的征求意見稿在杭州峰會之前發布。我們通過了由普惠金融全球合作夥伴（GPFI）制定的G20數字普惠金融高級原則、G20普惠金融指標體系升級版以及G20中小企業融資行動計劃落實框架。我們鼓勵各國在制定其更廣泛的普惠金融計劃時考慮這些原則，特別是數字普惠金融領域的計劃。
10.我們歡迎在日本京都召開的G20/OECD稅基侵蝕和利潤轉移（BEPS）包容性框架首次會議，特別是參與該框架成員十分廣泛，這將為及時、持續和廣泛地落實G20/OECD的BEPS 項目並應對發展中國家面臨的特殊挑戰發揮關鍵作用。我們呼籲所有尚未就BEPS項目做出承諾的感興趣的相關國家和轄區做出承諾，並平等參與該框架。我們也歡迎近期在有效和廣泛落實國際公認的稅收透明度標準方面取得的進展。我們重申呼籲所有還未做出承諾的國家，包括所有金融中心和轄區立刻做出承諾，最遲在2018年前實施自動情報交換標準，並簽署多邊稅收行政互助公約。我們支持稅收透明度與情報交換全球論壇就自動情報交換的實施情況進行監督，並期待在今年年底前收到其報告。我們核準OECD與G20成員合作提出的關於識別在稅收透明度方面不合作轄區的客觀標準建議。我們要求OECD在2017年6月前向我們報告轄區在稅收透明度上取得的進展，以及稅收透明度與情報交換全球論壇將如何管理國別審議進程，應對國家提出的補充審議要求，以便OECD在2017年7月G20領導人峰會前準備一份尚未在落實國際稅收透明度標準上取得滿意進展的轄區清單。對列入清單的轄區將考慮制定防禦性措施。我們鼓勵各國和國際組織幫助發展中國家加強稅收能力建設，為此，我們對IMF、OECD、聯合國和世界銀行成立的新的稅收合作平臺，以及這些機構關於支持稅收改革的有效技術援助機制的建議表示認可。我們期待在2017年年中收到相關進展更新情況。我們支持亞的斯稅收倡議的原則。我們認識到非法資金流動對各國經濟都會產生巨大負面影響，並將繼續推進G20在這方面的工作。
11.我們認識到稅收政策在更廣泛的強勁、可持續和平衡增長議程中發揮著重要作用，也認識到公平、高效的國際稅收環境對減少稅收體系沖突的重要作用。正如我們在G20稅收高級別研討會討論中所強調的，我們重視稅收政策工具在促進創新驅動和包容性增長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上的有效性，也重視稅收確定性對於促進投資和貿易的益處。為此，我們要求OECD和IMF繼續在促增長的稅收政策和提高稅收確定性方面開展工作。
12.我們重申要求FATF和稅收透明度與情報交換全球論壇在我們10月會議前，就如何加強國際透明度標準實施，包括獲取法人和法律安排的受益所有權信息並開展跨國信息交換提出初步建議。
13.我們對近期的恐怖襲擊表示最強烈譴責。我們重申將保持團結一致，並決心打擊所有形式的恐怖主義，無論發生在哪里。我們將應對恐怖融資的所有來源、技術和渠道。我們歡迎FATF在實施其打擊恐怖融資新綜合戰略方面取得的進展，並呼籲有效落實其操作計劃。在世界範圍內快速、有效地落實FATF標準是當務之急。這就要求加強FATF的引導力，提高FATF網絡以及與FATF類似的區域機構的有效性。我們呼籲FATF在2017年3月前就如何在這些領域取得進展向我們匯報。
14.我們認識到，為支持在環境可持續前提下的全球發展，有必要擴大綠色投融資。我們歡迎綠色金融研究小組提交的《G20綠色金融綜合報告》和由其倡議的自願可選措施，以增強金融體系動員私人資本開展綠色投資的能力。具體來說，我們相信可通過以下努力來發展綠色金融：提供清晰的戰略性政策信號與框架，推動綠色金融的自願原則，擴大能力建設學習網絡，支持本地綠色債券市場發展，開展國際合作以推動跨境綠色債券投資，鼓勵並推動在環境與金融風險領域的知識共享，改善對綠色金融活動及其影響的評估方法。
15.我們歡迎一些國家為幫助氣候變化《巴黎協定》盡快生效所已采取的國內措施，同時鼓勵其他國家這樣做。我們重申呼籲及時實施氣候變化《巴黎協定》，落實發達國家和國際組織就氣候資金所作的承諾和其他國家就氣候資金所作的聲明。我們歡迎氣候資金研究小組有關“以有效和透明的方式提供和動員氣候資金以強化減緩和適應行動”的報告，並註意到有關“在發展援助和氣候資金項目中實現氣候變化因素主流化”的展望報告。根據明年G20主席國經商其他成員國確定的工作安排，我們2017年將繼續就氣候資金問題開展工作，目標是利用G20論壇的專長、知識和經驗分享，為《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UNFCCC）下所進行的討論作出貢獻。
16.我們重申致力於在中期規範並逐步取消低效的、鼓勵浪費的化石燃料補貼，並認識到有必要為貧困人口提供支持。此外，我們鼓勵所有G20成員考慮參與低效的、鼓勵浪費的化石燃料補貼自願同行審議。 

冤家來了：歐盟任命倫敦金融城死對頭負責英國脫歐談判

英國脫歐後，倫敦金融城的災難似乎才剛剛開始。

那個被喻為“歐洲最危險的人”，旨在把英國金融城“撕成碎片”，還氣得英國前央行行長默文·金猛敲桌子的戴高樂主義者米歇爾·巴尼耶(Michel Barnier)又回來了。

當地時間7月27日，歐盟委員會(下稱“歐委會”)主席容克任命歐委會前委員米歇爾·巴尼耶擔任歐盟首席談判代表，負責與英國就脫歐事宜展開談判。巴尼耶的工作從今年10月1日正式開始，並直接向容克匯報。

容克表示，他希望一位具有豐富經驗的政治家來擔當這份重要且富有挑戰的工作，並“幫助我們(即歐盟)同英國建立一個新的夥伴關系”。

值得一提的是，巴尼耶和英國退歐大臣戴維斯在20世紀80年代就曾在歐洲層面共事，而且還是老對頭。在巴尼耶即將代表歐盟與英國就脫歐事宜進行談判的消息公布後，英國媒體一片嘩然，紛紛指責這是容克“向英國宣戰”的複仇行為。

英國工黨前歐洲事務部長麥克肖恩(Denis MacShane)指出，“容克對這位法國籍高級政客的任命是非常正確的，如果容克任命一位看起來是親英派的談判代表，歐盟各國立即將對歐委會產生懷疑，或許還會認為歐委會已經準備好向倫敦屈服了。”

米歇爾·巴尼耶

金融城的死對頭

巴尼耶是誰?時至今日，倫敦金融城中的人一聽到巴尼耶的名字都不免要皺眉頭。他曾任法國外長、歐盟內部市場與服務委員(2010~2014年)等，與英國之間的關系錯綜複雜。

特別是在擔任歐盟委員期間，巴尼耶主導對金融市場進行改革，並成立泛歐洲的銀行聯盟，是一名堅定的歐盟聯邦主義者。他在任內同倫敦金融城沖突不斷，比如對倫敦金融城內機構高管的高額分紅現象，巴尼耶就持堅定的批評態度，多次與英國政府翻臉。在他任內，共出臺了超過40條旨在約束銀行和市場的歐盟法律，並大力打擊空頭行為等。

投資咨詢公司阿維薩(Avisa)的專家拉菲特(Jacques Lafitte)對此表示，歐委會對巴尼耶的任命向英國發出了非常明確的信息。“當倫敦金融城把巴尼耶‘妖魔化’了這麽多年以後，歐委會的任命對英國人來說，釋放了最強硬的信號。”

在英國，巴尼耶被看作代表了法德而非歐盟邊緣國家的利益，他在歐洲中右派人士中極為受歡迎。

英國的一位內閣成員評價道，對巴尼耶的任命是容克的一著“妙棋”，給予了歐委會同法國政府之間直接溝通的可能性。在英國退歐問題上，目前，德國表現得比較寬容，而法國出於其國內外訴求，希望在同英國談判時采取強硬態度。

在眾多聲明中，唯有英國銀行家協會對巴尼耶的任命噤聲。有消息人士指出，這緣於英國銀行業對於此次任命感到非常緊張。當聽到巴尼耶即將走馬上任的消息後，一位倫敦金融城機構的主席就私底下表示，“我最初的反應是，哦，這明顯就是挑釁嘛。”“我不知道還有什麽比這更糟糕的了，”另一位資深銀行業高管表示，“這簡直就是挑釁，這是容克對英國的‘複仇’。”

拉響保衛“護照特權”警報

在英國退歐談判中，倫敦金融城想要得到什麽?在接受《第一財經日報》專訪時，倫敦金融城政策與資源委員會主席包墨凱(Mark Boleat)表示，倫敦金融城肯定想保留自己的“護照特權”。

所謂護照特權，是指由於英國是歐盟成員，金融企業只要擁有英國牌照，就如同有了一本“歐盟護照”，其境外機構可以在整個歐洲經濟區提供金融服務，非常方便;反之，如果英國喪失了歐盟內部市場的權益，就會失去上述特權。目前的問題在於，英國一方面想保留上述特權，一方面又不想承擔歐盟內部市場、人口自由流動的義務，但這對於歐盟而言是不可接受的。

英國前首相尼克·克萊格對此不作樂觀判斷。他認為，對巴尼耶的任命為倫敦金融城拉響了警鐘。他表示，懷疑巴尼耶是否會熱衷於維護英國金融業在歐元區中的護照特權。

不過，包墨凱對巴尼耶的任命相對樂觀。他表示，“巴尼耶將把寶貴的歐洲政治經驗帶到談判桌上，金融市場在全歐洲都是緊密相連的，這些市場維持穩定十分重要。同時確保盡快澄清未來將發生什麽，有利於確保這些市場能夠服務於消費者和商業社會。”

據悉，巴尼耶在擔任歐盟首席談判代表後將負責領導歐委會下屬的一個特別工作組。依據《里斯本條約》第50條的有關規定，與英國就“脫歐”展開談判，歐盟手頭有數萬專家可以調用。

而在英國，新任首相特蕾莎·梅此前曾表示，英國最早也要在今年年底才啟動《里斯本條約》第50條的相關規定。而在談判專家方面，戴維斯恐怕“捉襟見肘”。按照英國議員近日給出的一份報告顯示，英國“在貿易談判方面有直接理解能力的官員”的人數在12~20名。

獨家專訪英國財政大臣哈蒙德：脫歐後的英國“敞開大門做生意”

上任不到10天，英國新任財政大臣菲利普·哈蒙德(Philip Hammond)就到中國來了。

借二十國集團(G20)財長與央行行長會議之機，哈蒙德訪問了北京和成都，在北京期間還拜訪了多家中方金融機構高管。

哈蒙德對《第一財經日報》記者說，他要帶給出席G20財長與央行行長會議的同僚的信息是，英國是“敞開大門做生意的”。

消除英國退歐所帶來的不確定性，重新對英國和歐盟之間的關系定性，讓世界確信，脫離了歐盟的英國有能力更加自由地擁抱貿易開放，這是新一屆英國政府面臨的棘手任務。

在專訪中，哈蒙德向《第一財經日報》詳細解釋了目前英國政府在上述三方面的具體措施，並指出目前英國的挑戰是“維持經濟穩定，並向市場、企業和國際投資者展示我們對中長期未來的信心。”

在脫歐談判方面，哈蒙德出言謹慎，不過他透露，希望在談判中可以為英國和歐盟的未來尋求一個“量身定制的安排”，並表示希望在談判中為金融部門保留“護照特權(passporting)”。

所謂護照特權，是指由於英國的歐盟成員身份，金融企業只要擁有英國牌照，就如同有了一本“歐盟護照”，其境外機構可以在整個歐洲經濟區提供金融服務。哈蒙德認為，保留“護照特權”這件事情，是一個全球層面的問題，並不是由歐盟來決定的。

在英國脫歐之後，英方就發出了要同全球國家重新簽訂自由貿易協定的信息，此次哈蒙德表示，離開歐盟之後，英國歡迎同中國就自由貿易協定進行討論。

此前，哈蒙德曾任英國外交大臣並多次訪華。在此次訪華期間，他還向中方領導人強調，英國退出歐盟的決定不會影響中英兩國全球全面戰略夥伴關系。

哈蒙德與中國財政部長樓繼偉會面

敞開門做生意

第一財經日報：英國退歐所造成的不確定性外溢到各領域。譬如在貿易領域，由於未來英國同歐盟以及各國的貿易協定前景並不清晰，有可能出現的情況是貿易成本增高，並因此抑制對英投資，即使在英國投資建廠，也將令該企業對世界其他地區進行銷售時更加昂貴，不知你是否同意這些憂慮?

哈蒙德：我能理解這種擔憂。不過新政府正在著手結束這種不確定性。當我們進入脫歐談判過程，我們也將從經濟實力的立場切入。

我們擁有掌控前途挑戰的工具。本屆英國政府將同英國央行一道采取一切必要行動，支持我們的經濟並維護商業信心。政府的既定目標是同我們的歐盟夥伴保持盡可能密切的經濟合作，並將繼續同我們的歐洲鄰居進行貿易活動。我們也將期待進一步擴展我們的機會，這就包括同主要經濟夥伴之間的雙邊貿易安排。

自公投以來，已經有一些企業宣布投資英國並致力於新的基礎設施項目，這其中就包括對於倫敦城市機場(London City Airport)的擴建，這對於倫敦這樣世界領先的金融中心而言尤為重要，是一次對英國未來的真正的信心投票。

英國還是那個向外看、有著全球視野和大國思維的國家，我們一直都是敞開大門做生意。

日報：在脫歐背景下，你首次訪華赴成都參加成都G20財長和央行行長會議，你將如何利用這個機會說服其他同僚相信英國仍擁有繁榮前景?

哈蒙德：我帶給中國和G20同僚們的信息是，英國是敞開門做生意的。

英國經濟基本面強勁，可以應對和適應離開歐盟的各種必要的變化。正如我在成都的G20會議上所表示的那樣，英國央行有能力通過貨幣工具支持英國經濟，而一旦我看到了經濟數據，且決定要采取行動的話，我也可以在秋季聲明(Autumn Statement)中通過財政政策來支持英國經濟。

為英歐未來量身定制

日報：多年來，包括中國在內的亞洲投資進入歐洲已成為常態。在英國脫歐之後，你認為來自亞洲的投資還將在英國的外資投資中扮演重要角色嗎?

哈蒙德：亞洲資本近年來以高水平流入英國，我不認為這將有所改變。我們歡迎來自世界各地的所有投資，我們也歡迎來自中國的高額度投資，譬如對於英國北部振興計劃(Northern Powerhouse)項目的投資。我們將繼續鼓勵外資投資我們的基礎設施，並確保英國的投資環境仍對海外投資有吸引力。

日報：在英國脫歐後，來自英國國內外的投資都暫停了。作為新任財政大臣，你是否考慮過如何讓這些資本更快地回到英國?並且如何才能消除這種不確定性?

哈蒙德：我們最大的挑戰是維持經濟穩定，並向市場、企業和國際投資者展示我們對中長期未來的信心。

我們將盡一切可能來恢複此種信心，在企業投資和創造就業方面，確保英國仍是一個有吸引力的目的地。對於外資投資，我們也決心保持我們的外向型立場。

同時，我們正在離開歐盟，但是不會就此拒絕歐洲。

日報：如果英國同歐盟在貿易談判時可以加入歐洲經濟區(EEA)，那麽對英外資投資有可能不會受到英國退歐的影響，不過要看到EEA並不是為英國這樣的大經濟體設計的。你認為英國同歐盟之間應如何就雙邊未來的模式進行談判呢?

哈蒙德：我希望我們同歐盟的談判，可以將尋求為英國和歐盟的未來設計一個量身定制的安排，這也正是因為現有的模型中，沒有任何一個是為了像英國這樣體量的經濟體設計的。

日報：對於英國來說，能同歐盟達成的最好的協議是什麽?

哈蒙德：雖然我們同歐盟之間關系的性質有待確定，但我們當然希望與歐洲鄰居們維持最強勁的經濟聯系，同時也同包括中國在內的全球其他重要夥伴維持這種最強勁的經濟聯系。

中英金融合作是優先事項

日報：上屆英國政府同中國在經濟領域互動頻繁。換屆之後，新一屆英國政府是否希望對上屆政府在經濟方面做出的承諾進行審議呢?

哈蒙德：英國將始終維護同中國的全球戰略和經濟夥伴關系，在英國脫歐之後，我們同其他歐盟外夥伴的貿易關系將比以往更加重要。

我們同中國的關系為兩國人民帶來實質好處。英國是中國在歐投資最多的國家，英國企業也積極參與中國的經濟發展。

就在最近，在2016年陸家嘴論壇上，英國被選為有史以來第一個主賓國。6月初，我們還是中國(北京)國際服務貿易交易會上的主賓國，且將成為9月浦江創新論壇上的主賓國。

日報：你如何看待中英之間達成自由貿易協定的可能性?

哈蒙德：英國相信自由和貿易開放。事實上，兩位傑出的英國經濟學家大衛·李嘉圖和亞當·斯密首先撰寫了有關自由貿易的好處。

英國新設的國際貿易部也將推動出口和貿易，尋求外來投資，並及時就貿易協定進行談判。當我們離開歐盟之後，我們當然歡迎同中國就自由貿易協定進行討論。

我相信，不僅是在中英之間，英國同其他國家之間，都擁有光明未來。譬如目前澳大利亞總理已經明確表示，希望迅速同英國締結新的貿易協定。

日報：一方面，近年來中方機構在倫敦金融城深耕，另一方面，由於英國脫歐，這令倫敦金融城有可能喪失重要的“護照特權”，你對此方面的未來如何研判?

哈蒙德：英國的金融服務業始終是開放並具有競爭力的，倫敦是全球最國際化、最富有經驗的金融中心。我們希望在談判中為金融部門保留“護照特權”，而且在談判中的任何情況下，在涉及金融服務市場準入的談判方面，應是一個全球層面的決定，而不是由歐盟來決定。

展望未來，同中國進行金融服務合作是英國政府一個明確的優先事項。

既脫歐又保留經濟特權 英國先過了這六關再說

一邊同歐盟談脫歐，一邊同其他國家簽自由貿易協定(FTA)，這正是英國打的如意算盤。

但是，英國是否真能擺脫歐盟官僚主義，重返貿易黃金時代?是否可以拒絕單一市場人員流動，同時為倫敦金融城爭取保留“護照特權”?

在《第一財經日報》近期的采訪中，多位英國高級官員和智庫人士都提到了“量身定制模式”(Bespoke model)，即英國希望得到不同以往任何一種模式的特殊待遇。

不過，要想順利脫歐並重新加入世界貿易版圖，英國必須首先攻克以下六大相互關聯的談判：第一，同歐盟的法律分割談判;第二，同歐盟的自由貿易協定(FTA)談判;第三，在脫歐及進入同歐盟FTA的空檔期間的英歐貿易臨時協定;第四，加入世貿組織(WTO)的協定;第五，同53個國家的新FTA;第六，同歐盟在國防和安全政策方面合作的談判。

需要指出的是，在上述談判中，如果英國希望加速談判，則不僅要面對歐盟國家，更要學會善待WTO的其他163個成員方，譬如與英國有馬島之爭的阿根廷。換言之，為了盡早達成談判，梅首相必須學會妥協。

“離婚式”法律談判

目前各方都無爭議的一點是，英國同歐盟之間要進行“離婚式”的法律談判，即正式啟動《里斯本條約》第50條。這場談判的確同離婚分家無異：分割資產，機構，養老金權利，討論英國將如何支付剩余的歐盟預算，歐盟如何保護居住在歐盟區域內英國人的權利，反之亦然。

按照歐盟法律，這一場“離婚”談判的期限為2年，如限定時間內未能達成，在獲得一致同意後可以延時。但實際上，英歐雙方都不希望超時。英國新任脫歐事務大臣戴維·戴維斯近日就透露，英國計劃在2018年12月正式退出歐盟。

歐盟也強烈希望在2019年6月之前可以結束同英國之間亂糟糟的這一切：一方面，在該時間點，歐盟將舉行歐盟機構層面的大選，另一方面，歐盟屆時將討論2020年開始的下一個7年的歐盟預算。

艱難的FTA談判

脫歐法律談判只是開始，接下來，英國要面對四場艱苦卓絕的貿易談判。

在英國與歐盟的FTA談判方面，一個具有爭議的問題是，英歐雙方，以及歐盟內部，對於英國同歐盟之間的FTA談判應何時開始並無統一意見。

英國方面一直堅持脫歐和FTA談判應平行舉行。然而歐盟堅持要在英國脫歐之後才可以進行FTA談判。其中的顧慮是，如與法律談判同時進行，英國可能將貿易問題同脫歐問題相掛鉤，給脫歐談判制造困難。

但是，拖延英歐FTA談判顯然對英國經濟不利，對歐盟國家中對英出口比例較大的國家同樣構成影響。為此，德國在此方面已經軟化，表示希望能夠允許與“離婚”法律談判平行的FTA談判。

歐洲著名智庫歐洲改革中心主任格蘭特(Charles Grant)在他最近一期報告中警示道，即便可以采取這種平行談判形式，批準FTA的速度也要大大落後於根據《里斯本條約》第50條進行的脫歐方面的談判。

此前，歐盟-加拿大FTA談判共花了7年之久。格蘭特預測，從脫歐到重新同歐盟簽署FTA，英國也將花費7年時間。

英國政府方面統計的數據也顯示，歐盟平均要花超過6年時間來進行一項貿易協定談判。

量身定制英歐模式

在FTA談判的內容方面，無論是加入歐洲經濟區(EEA)的“挪威模式”還是“加拿大模式”，對英國而言都不令人滿意，前者需要英國接受歐元區自由人員流動，後者令英國進入歐盟市場的準入受限，肯定會喪失在金融領域的種種特權，譬如“護照特權”等。

在《第一財經日報》記者近日對英國新任財政大臣菲利普·哈蒙德、英國貿易與投資大臣普睿勛爵、倫敦金融城政策與資源委員會主席包墨凱等人的采訪中，英方的官員均透露上述任何模式都不適用於英國，並提出英國與歐盟的關系需要量身定制。

例如，哈蒙德在接受本報獨家專訪時指出，“現有的模型中，沒有任何一個是為了像英國這樣體量的經濟體設計的。”在目前爭議較大的“護照特權”問題上，英國希望極力保留該特權，並且勢在必得。

此外，在英國同歐盟進行FTA談判期間，為保護英國企業，雙方將開啟一個過渡貿易協定談判。

代表英國保守黨的歐盟議員漢納(Daniel Hannan)提出的解決方式是，在英歐FTA談判期間，可以暫時允許英國加入EEA。

不過這一方式很可能遭到英國國內堅決的歐洲懷疑論者的反對：加入EEA意味著為歐盟預算買單，並接受歐盟區內勞動力自由流動，而冰島、列支敦士登和挪威等EEA國家，目前也不會為了英國的過渡條款而修改同歐盟的條約。

格蘭特提出，最終歐盟估計也會同英國達成“量身定制”的過渡性協議。

在 “開放歐洲”智庫近期的一份報告中，作者梅農(Anand Menon)和夏莫斯(Damian Chalmers)提出了一種解決方式：只對那些工資水平達到一定程度的家庭發英國簽證;同時英國可以直接付錢給那些歐盟窮國。不過，上述所有智庫學者均提出，這些解決方式對於歐盟成員國來講，顯得過於軟弱了，因此，歐盟同英國就此必有一場惡戰。

重新加入WTO談判

接下來，英國將面臨重新加入WTO的談判，困難部分在於，新國家加入WTO，需要剩余其他163個成員的集體共識方能通過。格蘭特提出，如果某些國家想制造麻煩，那麽英國將受阻。

英國要進行的第五類談判是同歐盟之外的國家進行FTA談判，這將分成兩類：和已經同歐盟締結FTA關系的國家重新進行FTA談判;與未同歐盟簽署FTA，但地位重要的國家進行談判，如中國、美國和印度。

同歐盟達成FTA的共有53個國家，其中包括新加坡、越南、墨西哥、韓國。從英國正式離開歐盟的那一天開始，這些FTA對英國就不再適用了。

負責進行上述談判的是英國新設的國際貿易部。在一份由英國議會議員做出的評定報告中，英國最多有12~20個人能夠直接了解什麽是貿易談判。格蘭特指出，考慮到目前的能力，英國政府必須優先同上述53個國家進行FTA談判，而不是像英國政府官員那樣宣傳的，急著同美國、中國、印度、澳大利亞等國簽署FTA。

唯一的優勢：國防安全

第六場談判對英國有利，即在國防和安全方面的談判。在這方面，英國在外交、情報和軍事領域具有明顯優勢，英國可以選擇像挪威一樣同歐洲刑警組織建立合作。格蘭特指出，目前英國政府應善加利用自己的這種優勢，將在安全方面的談判同英歐貿易談判相聯系。

格蘭特還認為，為了達成滿意的交易，英國政府最好能取得27個歐盟成員國以及歐盟機構的好感，並且不要去招惹歐洲議會。英國政府的各部長也要積極同世界其他國家政府建立良好關系，推動WTO談判以及FTA談判。

“希望英國政府的3位脫歐派官員——戴維斯(脫歐大臣)、福克斯(國際貿易大臣)和約翰遜(外交大臣)能理解這一點。”格蘭特在報告結尾處寫到，“如果他們想要用掀桌子的方式威脅他國政府，只會推遲他們想要的交易。而英國政府完成談判的時間拖得越長，加諸英國經濟上的不確定性也會越強。”

專訪倫敦金融城高官：脫歐後的英國仍是中國金融合作首選夥伴

在英國公投做出脫歐決定之後，英國曾經最堅定的留歐群體——倫敦金融城要如何面對這一讓他們黯然神傷的事實?與倫敦金融城日益關系緊密的中資金融機構又應如何掌控“脫歐”風險呢?

“接下來的優先選項包括，英國希望保持‘護照特權’，以及保持通向歐洲市場的最佳市場準入。”倫敦金融城政策和資源委員會主席包默凱(Mark Boleat)對《第一財經日報》記者表示。

實際上，在英國脫歐之後，英國新財政大臣哈蒙德在上任10天之內就出訪中國並在北京與中國高級別官員進行雙邊對話。作為少數參與了這次會議的英方高級官員之一，包默凱在近日接受了《第一財經日報》的專訪，他對記者表示，在會談中他感覺中方並沒有特別被脫歐這件事情困擾：“可能對此表達了驚訝，但是並沒有像之前我預想的那樣會有很大的影響。”

包默凱還透露，哈蒙德在會談中指出，英國仍樂於成為中國在金融領域的首選合作夥伴。

倫敦金融城政策和資源委員會主席包默凱(Mark Boleat)

希望更多中資金融機構赴英

據記者了解，在訪華期間，哈蒙德在中國銀行總行參加了中英金融服務圓桌會，與包括中國銀行總行行長田國立、中投公司副總裁居偉民等在內的中國政府企業代表商談中英兩國在金融服務領域的發展前景。

隨後他還同中國投資者進行了閉門晚宴，向中國投資者再次表明，英國將繼續保持經貿對外開放，其低稅率經濟政策具有極大競爭力。

在脫歐之後，英國政府從不同層級對中國釋放了兩方面信息：其一，試圖同中國簽訂一份自由貿易協定(FTA);其二，英國仍向中國的投資開放，並希望加強金融合作，實際上，在脫歐結果出爐後的一個工作日，包默凱就在忙於聆聽在倫敦的中資金融機構的意見。

多年以來一直見證中英金融合作的包默凱表示，此次哈蒙德訪華期間，“同中國商談的是，希望更多的中國金融機構可以來英國運作。”

此前，英國脫歐後，各界對於上海與倫敦股市互通的“滬倫通”或有所延遲抱有擔憂。此次包默凱則以此舉例，證明兩地交易所在脫歐公投後合作並未停止。他補充道：“當然中國金融市場開放仍是中國自己需要做出的決定。”

在被問及英國政府是否可以延續前屆政府同中國在商業上的一系列承諾時，包默凱表示：“英國前財政大臣奧斯本此前對中國做出的深層次的承諾，也可能同他個人的背景有關，他的母親曾在中國工作。不過，新財政大臣哈蒙德表示他樂於繼續維持同中國之前的關系，且英國仍願意成為中國在金融領域的首選合作夥伴。”

倫敦金融城內最大的金融遊說組織TheCityUK也於8日發表報告，為倫敦金融城勾勒脫歐之後的藍圖，提出倫敦應當在關註美國、加拿大、日本等國的同時，加速在中國和印度金融市場的推銷力度。目前倫敦已成功超越新加坡成為全球第二大離岸人民幣結算中心。

TheCityUK提出，倫敦金融城應該嘗試從不斷增長的行業，如消費、電子技術和生物技術等方面吸引發債，而中國企業則有很多這樣的國際債券發行的可能性，這也可以使上述企業在倫敦證券交易所上市變得更加容易。

難以消除不確定性

在討論“什麽是對於金融城而言最優的選擇”時，一向沈靜的包默凱也對記者說出了這樣忿忿不平的話：“我們當然想留在歐盟里面，可惜我們沒得到這個選項。”而接下來的次優選擇就包括保持“護照特權”，以及保持通向歐洲市場的最佳市場準入，他表示。

TheCityUK也指出，倫敦金融城最重要的是要保住“維持在單一市場護照特權的機制”。目前，英國財政部正在召集包括倫敦金融城、英國工商業聯合會等組織協商同一立場。

包默凱在接受《第一財經日報》采訪時也表示，目前各方都在衡量，尚無統一結果。

“如果不能持續這項權利，將對一些中資銀行造成影響。但對於那些在歐洲比如盧森堡等國已經有分支機構，有沒有這項權利對於它們來說都不是一個大問題。”他表示，“不過所有的大金融機構都必須為此調整業務結構。但我們在倫敦就是要確保不要喪失業務。”

包默凱也指出，不要期待一個不現實的願望清單，這也不是英國政府想要的。英國政府現在想知道的是，如果英國脫歐意味著喪失5%的投行工作，也許這可以。如果這意味著喪失30%的投行工作，這對稅收將產生什麽影響?

實際上，目前的這種衡量以及脫歐後果所產生的種種不確定性已經對英國市場造成損害。包默凱坦言，“目前當人們問我們跟歐盟是什麽關系的時候，這問題有點困難，因為我們沒法回答他們。”

根據英方統計數據，退歐公投後英國勞動力市場呈現直線下滑的趨勢。根據英國招聘與就業聯合會(REC)的一項最新調查，企業上月招聘的固定崗位數目出現2009年5月以來最大降幅。另外，REC發布的月報顯示，7月固定崗位起薪增幅為三年多來最低。

包默凱表示：“不確定性是有害的，我幾次向政府指出這一點。但似乎有一種看法是不確定性沒多大關系，因為現在還沒有什麽大機構離開。”

他也坦承：“直到英國同歐盟就脫歐事宜談妥之後才能擺脫此種不確定性，所以英國和不確定性恐怕要相守一陣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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倫敦市長：英國應推遲到明年秋季再啟動脫歐

日前，英國倫敦市長薩迪克汗（Sadiq Khan）在英國脫歐專題紀錄片中對天空新聞表示，政府應推遲到明年秋季再觸發里斯本條約第50條款，即英國應推遲到明年秋季再啟動脫歐。

他稱，等到法國和德國明年大選後再脫歐可給歐盟談判人員留出“余地”，達成英國在不接受勞動力自由流動的情況下也可進入單一市場的協議。

倫敦市長薩迪克汗

薩迪克汗在英國舉行脫歐公投前，曾力勸英國選民支持“留歐”，希望他們投票時要考慮脫歐帶來的影響，尤其是經濟方面的影響，並呼籲政要們為此攜手努力。

7月20日，英國新首相特蕾莎·梅與德國總理默克爾(Angela Merkel)和法國總統奧朗德(Francois Hollande)會面;後兩者都對英國施加壓力，要求“雖然領略英國建立會談態度的必要，但英國應當盡快啟動脫歐歷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