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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英國脫歐時代，全球金融治理應做什麽？

今年6月底英國脫歐是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對世界經濟產生深遠的影響的又一大事件。全球各界人士陷入對“骨牌效應”的憂慮，擔心脫歐或導致新一輪的全球金融危機。

全球金融治理不完善是金融危機爆發的重要外部原因。然而從2007年美國次貸危機爆發至今，全球金融治理結構未得到實質性的改善。今年2016年中國舉辦的G20峰會中，重新啟動了IFA(國際金融架構)工作組，改善和加強全球金融治理成為G20的重要議題。

近日，上海發展研究基金會、第一財經研究院、中銀國際研究公司和清華大學五道口金融學院聯合舉辦專題研討會“全球金融治理：我們應該做什麽?”，對全球金融治理所面臨的挑戰和改革前景進行深入探討。

當前的全球金融治理面臨著諸多挑戰：全球金融治理結構不能反映世界經濟格局的變化，對跨境資本流動缺乏有效應對措施，缺乏有效機制防範和應對金融危機的爆發。對此，今年G20峰會IFA(國際金融架構)工作組目標將如何設定?如何積極而務實推動全球改革?

上海發展研究基金會副會長兼秘書長喬依德在會上發布了《全球金融治理:挑戰、目標和改革》的報告，並解釋了“全球金融治理”的概念。他表示：“全球金融治理”是由“全球治理”逐步延伸而來的，是指在不存在一個全球性的機構進行強制性治理的金融環境下，相關各方通過各類國際金融機構，對全球金融穩定、開發性金融和金融監管等事項有關的規則的制定和實施。

“過去我們的金融監管往往是微觀的，對個別的金融機構進行監管。全球金融危機給我們很大的教訓，使得我們更看重系統性方法。比如說單個金融機構健全並不保證能防止全球金融危機，所以金融危機以後，在全球提出來宏觀審慎監管。”喬依德提出了建立全球金融監管體系的觀點，“現在的金融監管，基本上是國別在主權下面，但是由於全球金融的一體化，我們需要有一個全球的監管體系，當然這個體系不可能是單一的組織來解決的。”

對於解決金融不平衡問題，中國人民銀行金融研究所所長姚余棟也表示，發展中國家的責任在生成，而且資本發展特別重要。具有流動的資產可以變現，否則流動性永遠不足，所以發展中國家金融深化問題是解決金融不平衡問題的一個重要方面。

中銀國際研究公司董事長曹遠征也認同，當前確實需要重新考慮全球的金融穩定和全球的金融治理。他認為，雖然與此同時出現了很多新的約束，但也可能給人民幣提供了新機會。

曹遠征表示，全球金融治理，首先是貨幣體系的治理，其次才能將金融市場治理。“從金融不平衡這個角度，應該說將來貨幣體系改革的方向，是貨幣發行國金融穩定性的問題。從意義上來講，金融監管是納入到國際貨幣體系中間去，但是發達國家金融市場的穩定性，是整個國際收支機制的前提條件。”曹遠征說。

“在G20的平臺下，能否整合所有的貨幣和金融的協調資源，不久將會得出較為清晰的框架或者預期，”曹遠征認為，短期必須解決的最重要的問題是對跨境資本流動的管理和監管。“在跨境短期資本流動中間有一些全球性的共識以及原則，可能會應對出現的金融風險是非常有意義的。 ”

“世界在面臨一個十字路口，對未來的不測事件我們不能低估。”中國社科院學部委員、上海發展研究基金會學術委員會主席余永定表示，資本的自由流動應該有助於資源的配置和改善。

余永定進一步解釋，從國際層面看，金融安全網已占據全球GDP的16%，也就是六分之一，資源配置效率大大降低。為了解決這種問題的出路就是建立一個國際機構，對資本流動進行監督和管理。為解決效率問題，他提出三點建議：簡化IMF，給市場增加流動性方面的約束，以及全球宏觀政策協調。

最後，余永定表示，對於資本流動的監管，全球需要在IMF的領導下，納入全球著名機構，重新建議一個新的機構來對資本流動進行監管。

北京師範大學經濟學院金融系主任賀力平提出了全球金融治理的框架包含的幾個層次：第一，這個機構代表誰?是否具備治理資格?所以應考慮三個因素：經濟體的大小，經濟體是否開放，經濟體金融機構的國際化程度如何;第二：規則和設定;第三、信息收集;第四、已有到現在相關的金融貨幣監管;第五、用什麽工具，比如SDR債券。最後是執行，執行層面還可以劃分事前和事後。

在會上，對外經濟貿易大學校長助理丁誌傑強烈呼籲，用新的思維來創新考慮資本流動的管理。他認為，基本的邏輯框架，其基本的原則應該是國民、非國民，流入流出，不應該是過去大家泛泛而談的概念，應該有一整套對於資本流動框架新的理解，然後同時對應的政策工具。

針對解決匯率浮動的問題，丁誌傑認為，由於2008年金融危機以後，新興市場國家的匯率彈性加大，已經成為有效應對危機的重要原因。“根據我的研究，實行中間匯率，相對穩定的匯率制度安排的國家，占發展中國家不到40%，也就是說發展中國家實行的中間匯率制，管理的浮動越來越多。”丁誌傑表，最後一步就是大國貨幣之間的協調，未來兩大問題需要解決：一個是以SDR對發展中國家的管理，一個是大國匯率穩定之間建立以規則為基礎。

中歐國際工商學院金融學教授王君則有不同看法，他認為國際金融治理的問題不是獨立存在的，而是建立在各國自己的金融治理的基礎之上。在一些主要國家的金融治理還存在問題的情況下，不可能建立起有效的國際金融治理框架。

談到國際金融的治理框架和協調問題，王君認為，這與財政政策和財政當局的作用有關。

“如果說像中國這樣的主要國家，在國際金融治理的主要問題上無法形成一致看法，財政部和央行之間還存在分歧意見，很難想象中國能在國際金融治理方面發揮有效的作用。”王君說，“國際金融治理結構未來的改善，不能孤立的存在，它一定是各國自身的治理。中國作為一個負責任、受人尊重的大國，必須要真正的以遠見卓識在國際金融體系的設計上面拿出真知灼見。”

Upright CApital全球宏觀對沖基金董事長劉陳傑建議，要突破布雷頓森林體系來看全球金融治理體系，他建議G20考慮建立超主權的貨幣體系。劉成傑認為，全球金融不平衡不僅是發展中國家造成的，發達國家也有責任，而且責任不小。

劉成傑認為，目前中國的金融周期正處於下降的階段。再考慮負債等問題，我國金融監管改革非常棘手。股市、債市波動大，央行可能進行緊縮的政策都與此有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