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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國際競爭力 期貨市場仍待破除體制障礙

中國期貨業協會專家委員會主任、中國農業大學期貨與金融衍生品研究中心主任常清上周日在北京表示，我國商品期貨市場需發展破除破除體制性障礙，上市更多新品種，創新交易方式，滿足市場需求，實現趕超發展。

常清在10月30日舉行的第十一屆中國（北京）衍生品市場論壇上發表專題演講指出，我國商品期貨市場規模不斷擴大，成交量持續增長，2010-2015年交易量連續六年位居世界第一，但合約單位、實際成交量與國外品種存在差異。

常清認為，我國商品期貨市場目前仍然存在三塊短板。一是現貨交易所、中遠期電子交易中心如雨後春筍般出現，據不完全統計超過一千多家，這說明我國期貨市場的承載能力還有待於進一步增強；二是權威統計數據顯示國際商品期貨市場交易金額大於國內；三是從商品期貨上市品種、近期合約交易量、交易方式的創新等方面來看，一定程度上制約了功能發揮。

北京工商大學證券期貨研究所所長胡俞越在同一論壇上演講稱，在大宗商品低迷期，尤其是在全球化退潮、貿易格局轉變之際，作為大宗商品需求端的最大增量，我國迎來推動期貨市場國際化、謀求大宗商品定價權的絕佳時機。

“我國已經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貨物貿易第一大國，但是在大宗商品貿易中，我國卻並未取得與之相匹配的定價話語權，‘一買就漲，一賣就跌’的困境長期制約著我國經濟發展。究其原因，是在全球大宗商品的定價格局中，我國被邊緣化，在大宗商品價格上漲過程中，我國無力改變原有的定價規則。”他表示。

胡俞越認為，期貨市場的國際化一方面有助於提升我國金融“軟實力”，助力實體經濟增長，另一方面則有助於我國通過期貨市場參與全球資源、財富分配。更為重要的是，國際化的期貨市場有助於我國謀求大宗商品定價權，有助力我國經濟戰略轉型，切實把“中國因素”轉化為“中國力量”。

他指出，要使中國期貨市場走向國際應首先推動品種審批權由國務院下放逐步向證監會核準備案過渡；其次，優化交易交割制度，增強期貨市場對金融、信息、物流等現貨市場服務能力；最後，改革期貨交易所的管理體制勢在必行。

方正中期期貨資產管理部副總經理王蒙月指出，隨著國內資產總規模迅速增長，資產主動轉向期貨、期權等另類投資領域成為趨勢。隨著利率下降、貸款壓力增大、以及期貨資管業務規模的逐漸增大，投資策略越來越豐富，期貨市場地位將不斷提高。同時，銀行等資金方也漸漸主動尋求合作，開放期貨資管、私募的管理白名單資格。

日企糾結中國不如越南？其實是它們競爭力不如從前

日本企業在經濟與地緣政治的迷霧中失去了方向。

隨著特朗普在美國大選中勝出，美日苦心經營的TPP(跨太平洋夥伴關系協定)前途未蔔，日本企業感受到了深深的寒意。

在近兩年爆出多次重大撤資行動的日企，一方面認為今天的中國不像改革開放初期那麽需要日本投資了，另一方面，即使在巨大的政治波動中仍然不舍失去中國這個大市場。日本最大的企業遊說團體——日本經濟團體聯合會(下稱“經團聯”)盡管將推動TPP列為其重要遊說任務，但在近期訪華時表示，要推動RCEP(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系)、中日韓自貿協定等有中國參與的區域經濟一體化合作。

此外，日本企業和前高官比日本政府更務實，表示中日可以在亞洲基礎設施開發及“一帶一路”等在內的第三方市場合作，並且建議日本政府考慮加入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AIIB)，其中深層次的原因包括日本企業全球競爭力下降，危機感加重。

“一些日本企業對在中國的競爭和發展有負面的擔憂，但我認為最大的阻力是缺乏競爭力。中日企業的差距已經很小，一些日本企業已經被中國企業趕上了。”在中國學習工作生活多年的日本國際協力銀行北京代表處代表野本和宏告訴《第一財經日報》記者。日本國際協力銀行是日本的政策性銀行，負責日本對外援助(ODA)中有償資金的部分，職能類似中國進出口銀行。

日本經團聯會長榊原定征對《第一財經日報》記者表示，他們看到中國的營商環境在改善，中日企業的合作關系也在越來越好，特別希望日本對中國的投資能夠有所恢複，繼續增加。

實質是日本企業競爭力被追趕

11月2日中午，在北京國際飯店二層的宴會廳里，34位中方代表和30位日方代表結束了第二輪中日企業家和前高官的對話，開始午宴，但交流並沒有結束。

從主桌開始，每個桌子都坐了兩圈人，第一圈是交叉入座的中日代表，第二圈是在每對中日代表座位外圍正襟危坐的雙語翻譯，隨時準備向左或向右快速傾聽理解再向另一方解釋傳遞。

每當一位代表離開座位與其他人交流時，翻譯馬上起身陪同。翻譯多為日方代表的標配，規模和日方代表團人數不相上下。

這一方面體現中日高級領導人以及多數中日企業家還不能直接用英語等第三方語言交流，對彼此語言的掌握程度也不夠，更顯示出此次日方代表的誠意與專業性，也體現了在全球經濟新常態和中日企業新競爭態勢下，日本企業對在華投資、與中國企業合作的微妙而糾結的態度。

中國商務部發布的貿易統計數據顯示，2015年日本對華投資額(非金融投資)同比減少25.2%，減至32.1億美元。日本對華投資額連續3年下降。

也難免有一種輿論在日本很有市場：即中國對日本的投資吸引力正在下降，不及越南等新興經濟體，同時也有日本在華企業商業協會發布報告，認為日本企業在華經營越來越難。

然而，日本在華投資的下降，這只是冰山一角，還有更多深層次的原因值得挖掘。

今年6月，中國日本商會發布《中國經濟與日本企業2016年白皮書》認為，近年來，中國投資環境發生變化，如人工費上漲、勞動力難以確保等，受此影響，日本對華投資呈現下降趨勢。

要知道，在2011~2013年，日本企業對華投資額曾達到歷史高點。

野本分析，“盡管當前投資額比三四年前低了一些，但三四年前的投資額是歷史性的新高。如果從長期來比較，現階段日本對中國的投資額並不低。”

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常務副理事長、執行局主任張曉強也對《第一財經日報》指出，“近幾年日方的投資金額比前幾年歷史最高峰降低了。歷史最高峰達到100億美元，這幾年少的年度只有20億美元，但里外相抵，我個人了解的情況，沒有出現凈流出。如果按照累計外商直接投資的存量，扣除中國香港之外，累計外商直接對華投資日本現在超過美國，居第一位，超過1000億美元。”

野本在工作中有很多機會接觸日本在華企業。一些日本IT公司、制造業公司告訴野本，日企大部分產品或技術都在被中國企業追趕，甚至在一些領域，中國公司的技術已經超越了日本公司。所以，現在日本公司需要在以前它們競爭力沒那麽薄弱的領域與人比拼。

日本媒體輿論渲染悲觀氣氛

此前有日本媒體報道，稱日本企業正在大規模從中國撤資，希望中國政府加快辦理日企撤離的手續。

對於所謂加快辦理撤資手續的事情，張曉強十分了解。他告訴《第一財經日報》記者，日本媒體的表述是不準確的，“是為了吸引眼球”。

張曉強介紹說，今年9月，日本三大經濟團體(日本經團聯、日本日中經濟協會和日本商工會議所)訪華。中國國務院副總理張高麗會見了這些團體的代表，向他們就中國經濟以及中日關系做了詳細介紹。會見持續了1小時40分鐘。

同時，日方代表團還拜訪了國家發改委、商務部等部委。

張曉強介紹，在拜會商務部領導時，三團體代表就在中國投資，包括改善營商環境、開放更多領域等，提出了期望，也表達了對中國市場進一步拓展的願望。同時提及一些具體問題，其中一個就是當個別小的日本企業要結束經營、退出投資時，現在手續有點繁雜，希望能夠簡化。

近兩三年，日本媒體對日本企業在華經營困難以及在華投資吸引力下降的報道非常多。“日本新聞業被四五家很大的報業壟斷，所有人都閱讀這四五家主流報紙，這些報紙對中國經濟的論調是非常消極的，它們總是談論中國經濟不穩定的未來走勢，比如泡沫何時破滅、生活成本上升等等。”野本告訴本報記者，他認為日本對華投資下降與日本媒體對中國經濟非常消極的論調有關，影響了一些中小企業主來華投資或增加對華投資的決定。

然而實際情況是，日本企業長期留在中國的願望很強烈。日本貿易振興機構的2015年調查數據顯示，在華日企考慮未來1~2年的業務發展方向，38.1%的企業考慮擴大業務，51.3%的企業考慮維持現狀，考慮撤出、轉移到第三國的企業約只占1.7%。

最為明顯的例子是迅銷公司(優衣庫母公司)。優衣庫目前正在以平均每年100家門店的速度在中國內地新增門店，其中尤其向中國的二三四線城市發展。而該公司計劃在未來10年，在包括中國在內的海外市場開出1000家GU品牌門店。這個數字目前不到10家。

《中國經濟與日本企業2016年白皮書》顯示，在貿易方面，2015年日本在中國的各出口對象國中位居第二，金額達到1,357億美元。進口位居第三，金額為1,430億美元。在投資方面，進駐中國的日資企業為23,094家(2012年末)，占外資企業整體的7.9%，在各國在華企業數排名中位居榜首。在華日企直接或間接雇用人數約超過1,000萬人。

用真本事尋新機遇

日本對華投資的變化，更多的與中國自身正面臨的產業結構化升級相關。

張曉強回答本報記者提問時介紹，經團聯議員委員會副主席、松下集團董事長長榮周作發言表示，松下是很早進入中國的，在北京設立了顯像管廠，但是隨著需求的變化，顯像管廠關掉了。這屬於消費升級導致的產業變動。

“實際上不只是松下，中國所有顯像管產業鏈上的企業都在轉，基本上沒有銷路了。現在是液晶電視。”張曉強說。

在很多領域，日本企業仍然與中國企業在共贏發展。從2010年起，中國的汽車銷售超過美國，成為世界最大市場。在這個世界最大市場當中，日系車在乘用車中仍然保持比較強勁的勢頭。

東風汽車董事長竺延風表示，東風汽車和本田、日產都有合作，今年中國乘用車銷售增長10%以上。竺延風估算，日系車占中國乘用車市場的比例達到16%，僅次於德系車，銷售數量超過300萬輛——這和日本企業在其本國的銷售量相差無幾。

連續組織並深度參與對話會的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常務副理事長魏建國介紹稱，和第一次對話會相比，中日企業“埋怨的少，指責的少，提建議、想辦法的多。信心多了，畏難情緒少了。覺得企業家下步還有所作為。我們這次開會中間沒有休息，互相大笑，開心，不像過去板著臉坐著，好像互相指責”。

第二輪中日企業家和前高官對話後發布的《聯合聲明》顯示，中日雙方希望在智能城市、物聯網、機器人、人工智能等廣泛領域內進一步探討協同合作的方法。敏銳的日本企業關註到了中國正在面臨的老齡化、空氣汙染、城市交通擁堵等發展問題，願意拿出日本在這些領域已探索的“真本事”，來抓住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新機遇。

昆明欲打造大健康城市 專家建議做減法找到核心競爭力

沒有全民健康，就沒有全面小康。

今年8月，在全國衛生與健康大會上，習近平總書記強調，要把人民健康放在優先發展的戰略地位。10月，《“健康中國2030”規劃綱要》(下稱《綱要》正式對外公布。

12月14日，在昆明大健康國際高峰論壇上，衛生部原副部長、中國保健協會榮譽理事長、中國衛生監督協會會長張鳳樓稱，本次全國衛生與健康大會的召開具有歷史意義，這是時隔20年後第二次如此高規格召開的衛生健康方面的會議。上一次會議召開於1996年12月，當時還稱作“全國衛生工作會議”。

“中心”的轉變

全國衛生與健康大會上，習近平總書記提出，要倡導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樹立大衛生、大健康的觀念，把以治病為中心轉變為以人民健康為中心。

國家發改委公眾營養項目改善辦公室主任於小冬表示，“大健康”是指身體和心靈都要健康，是廣義全面的健康，這也是現代的健康觀。而“大醫療”是指已病和未病同治，保健醫學和治療醫學並重。

之所以會出現中心的轉變，上海複旦大學附屬華山醫院神經外科教授徐偉民解釋稱，目前95%以上的醫療經費都提供到5%的臨床醫療上。全民醫學教育，研究的內容、醫療行政管理體制都以治病為中心，這樣很自然會出現過度醫療、過度用藥、過度手術的情況。

徐偉民認為，以治病為中心，並不能徹底解決病因，還會導致看病的費用越來越貴，以至於出現因病致窮的情況，而且慢性病死亡率也在逐漸提高。衛生醫療要想改革，就要以人民健康為中心，這是唯一的方向。

此外，中國人民武裝警察部原衛生部部長、中國老年保健協會原會長李深還提到，大健康除了硬件建設之外，更重要的是要推進軟件的建設，比如要推動健康教育，加強人們對健康意識的認識，然後自覺納入到健康管理的體系中，從而跟蹤和幹預健康。當然還要有心理層面的健康，要有道德，不能跟浮躁的社會共振，不能急功近利、失信等。

同時，美國全球醫生組織中國區總代表時占祥還提到，到2020年，國內大概有3億慢性病患者，但現在醫院和社區衛生中心的職責是治療，而非管理。

為了滿足這一數量巨大的群體健康管理的需要，時占祥表示，中國在整個醫療資源供給側應該考慮增加“慢病服務管理中心”，它既非醫院，也非衛生中心，就是要專註於健康管理。而在慢病管理中，需要奉行患者、醫生、社會各有1/3的責任，要把責任和利益分清楚，患者不能完全都靠社會或國家，以及醫生或醫院，而自己卻做不好。

城市要做減法精準定位

《綱要》提到，新中國成立以來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健康領域改革發展取得顯著成就。2015年我國人均預期壽命已達76.34歲，嬰兒死亡率、5歲以下兒童死亡率、孕產婦死亡率分別下降到8.1‰、10.7‰和20.1/10萬，總體上優於中高收入國家平均水平，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奠定了重要基礎。

根據《綱要》提出的目標，到2020年，健康中國的人均預期壽命指標為77.3歲，到2030年達到79歲。而健康服務業總規模，也隨之到2020年要超過8萬億元，到2030年要達到16萬億元。

這意味著，在大健康成為國家戰略後，未來大健康產業的潛力巨大。

在本次論壇上，昆明市編制了《昆明大健康發展規劃》並同步對外發布。

昆明市委書記程連元稱，昆明發展大健康產業具有其它地區難以取代的六大優勢，包括生態氣候、經濟區位、交通條件、政策福利等。要順時應勢，把昆明打造成具有國際影響力的“中國健康之城”。

不過，於小冬認為，昆明要打造健康城市，氣候、生態等天然優勢並非最主要的，還要在三個方面做出表率，才能使得健康城的概念更加鮮活立體。第一要看昆明市民普遍接受和踐行健康生活方式的情況;第二要看昆明當地具有特色健康服務業的發展情況;第三要看具有地方優勢的健康加工制造業情況。

此外，他還表示，雲南和昆明發展大健康產業，當前仍然要做進一步精準的定位，也就是要在大的產業集群當中懂得做減法，一直減到自己最具話語權，最具核心競爭力，別人難以替代的那一部分，這才應該是地方今後的主攻方向。

香港上海北京躋身全球城市競爭力十強 多數城市仍落後

在全球505個樣本城市的競爭力年度排名中，香港、上海、北京進入全球前10名。這意味著歐洲、美洲、亞洲先進城市形成三足鼎立之勢。

該排名結果由中國社科院(財經院)、聯合國人居署聯合課題組共同完成。

課題組介紹，隨著全球範圍競爭的日趨激烈以及世界經濟重心的逐漸東移，全球城市競爭力(潛在競爭力)的格局繼續發生著重要的變化。在全球505個樣本城市的競爭力年度排名中，前10名城市依次為：倫敦、紐約、東京、巴黎、新加坡、香港、上海、北京、悉尼和法蘭克福。

進入全球前10名的亞洲城市數量已超過歐洲、北美洲城市的數量，顯示出亞洲的先進城市不斷崛起，與歐美的先進城市處於同一競爭力水平行列中。

課題組稱，從洲際比較來看，亞洲的少數城市位居世界前列，大多數城市競爭力水平較低;歐洲的各國先進城市間差距較小，俄羅斯城市相對落後;北美洲的先進城市顯著領先，區域內總體差距不大;在其他區域中，大洋洲領跑南半球，南美洲城市略強於非洲城市。

據《第一財經日報》記者了解，在全球城市競爭力百強城市中，歐洲、北美洲和亞洲的城市分別占據37個、38個和19個數席位，其余6個席位被大洋洲城市摘得，南美洲和非洲沒有城市進入全球百強行列。在亞洲最具有競爭力的前20名城市中，中國和日本入圍的城市數量最多，分別有7個和6個，剩余的7個城市分別來自於新加坡、韓國、阿拉伯聯合酋長國、泰國、馬來西亞等7個國家。

研究發現，中國城市的競爭力總體上處於全球中等水平，少數城市躋身全球競爭力前列，多數城市的競爭力水平不高，國家內部城市間競爭力差距較大。

數據顯示，中國的69個樣本城市競爭力指數得分均值(0.310)略高於全球均值(0.304)，有7個城市排名位於全球前100。前200城市中國僅17個，競爭力變異系數為0.3774，低於許多發達國家。

研究發現，與世界第一大經濟體美國相比，盡管中國的部分頂尖城市已經躋身全球頂尖競爭力的城市行列，但中國城市的全球競爭力水平總體上與美國城市存在差距。中國城市競爭力指數得分均值(0.31)明顯低於美國城市的均值(0.46)。中國城市間的競爭力均衡程度明顯低於美國。中等偏上競爭力水平城市的數量及發展不足是中國城市全球競爭力水平總體不及美國的主要原因。

在企業本體方面，倫敦、紐約、東京、新加坡、上海等重點城市遙遙領先，多數城市低於世界均值，全球範圍內城市間在跨國公司集聚、產業結構合理化及高級化上的差異較大。

研究發現，城市競爭力的軟件因素已經在經濟和企業選址決策中占據主導地位。在外商直接投資和國內直接投資網絡中，中國的表現突出的城市在地理上呈現出集聚模式。中國國內投資網絡包含的是一個相對固定並內聚的大型子群。與國內其他地區相比，長江三角洲地區更加內聚且均衡。

最新城市競爭力排行榜發布 上海排首位

中國城市競爭力研究會3日在港發布2016年中國城市綜合競爭力排行榜，上海繼續排名第一，香港及深圳則位居第二及第三名。

中國城市競爭力研究會會長桂強芳在當日的記者會上表示，本次發布的榜單是該機構歷時一年、對中國358個地級以上城市的綜合競爭力進行分析比較後的最新研究成果。

他表示，2016年香港經濟持續保持平穩增長，在全球範圍內仍顯現出比較優勢，但社會內耗在一定程度上阻滯了香港經濟增長的速度。此外，在全球經濟萎縮的背景下，深圳堅持創新驅動、轉型升級及綠色低碳等發展方向，紮實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GDP增速為8.7%，表現優異。

位列第四至第十名的城市分別是北京、廣州、重慶、天津、蘇州、杭州及南京。上海在該評比中已是連續4年排名首位。

“綜合競爭力”評價指標體系包括經濟、社會、環境和文化4個系統，由綜合經濟競爭力、人力資本教育競爭力等10項一級指標、50項二級指標和216項三級指標等綜合計算而成。

該機構當日還發布了其它15項排行榜，包括6項中國城市的分類榜單及9項全球國家與城市的分類榜單。其中，全球國家(經濟體)競爭力排行榜中，美國、中國及日本分列前三名;中國城市成長競爭力排行榜中，深圳、天津及重慶分別位列前三名;香港在全球最開放城市排名中位列第三，在中國最安全城市排名中位列第一。

中國城市競爭力研究會1998年在香港註冊成立，是中國較早涉足城市競爭力研究領域的學術機構，2002年推出第一份中國城市競爭力排行榜。

周其仁：中國要靠降體制成本來提升經濟競爭力

中國經濟已經歷了6年的下行期，從高速增長到經濟發展的新常態，那麽2017年的經濟走勢如何?中國為什麽會經歷高位下行，下一步如何突圍?

1月18日，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經濟學教授周其仁在深圳創新發展研究院演講時表示，目前中國經濟面臨的下行壓力，包括了全球金融危機收縮外需，以及“不差錢”腐蝕企業家精神。

此外，全球競爭呈現“三明治”態勢，發達國家有獨到性優勢，印度、越南等國凸顯了成本優勢，這對於中國而言，是成本優勢的漸失導致獨到性優勢缺失，以及國內出現體制成本上升太快問題。

周其仁表示，中國經濟發展，下一步突圍的兩個方向是改革和創新。

全球外需收縮是其一

2008年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機，似乎也成為中國經濟發展的分水嶺。

周其仁列舉了一系列數據，2008年中國經濟增長9.8%，達到1979~2008年的平均增長率。2009年中國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2010年成為全球最大的出口國，2013年進出口總額全球最大。2014年，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以購買力平價(PPP)來計算，中國已經成為全球最大的經濟體。

然而，從2007年到2015年，中國經濟呈下行態勢，年增長率從14.2%下降為6.9%，2016年預計在6.5%。這樣的高速下行，給企業和政府都帶來了從未遇到過的挑戰，那麽如何理解中國經濟高位下行的原因?

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教授周其仁

周其仁表示，首先要看全球格局的變化，因為中國的高速增長是在開放中實現的。

在全球化過程中，歐美等經濟體出現的變化是資本稀缺程度提高，華爾街和矽谷如日中天，非常耀眼，但是失業率增加，國內呈兩極分化狀態；而中國等發展中國家，憑借著龐大的勞動力跟發達國家的技術、資本相結合，通過大量的產品，制造出口賺了貿易順差，率先出現中產階級。

同時中國等國的平均收入增長速度高於發達國家，國內市場拓展吸引了更多的資本和技術投入，本國開始積累資本、技術和研發能力。當發達國家的比較優勢不能進一步發揮作用時，經濟以外的規律開始起作用，導致貿易摩擦、壁壘的出現。

2008年，美國出現金融危機，全球化受到沖擊。這對於依賴外向型經濟的中國經濟來說，沖擊非常大。周其仁表示，從外部角度看，中國經濟高位下行的原因，首先就是金融危機導致全球外需收縮，因沿海城市的就業、稅收都是外向型經濟，外貿出口就出現了大幅下降。

體制成本重新舉頭向上

其次是國內成本出現變化。周其仁表示，在改革開放之初，中國通過成本優勢參與全球競爭。這里的成本更多指的是“制度成本”——整個經濟運行當中制度性的成本。

周其仁說，中國發展是通過一步一步地改革開放，大幅降低原來畸高無比的制度成本曲線，先從封閉變成開放，再在開放中組織創新，進行體制改革、解放生產力、發展民營經濟，又通過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把全球市場打開，另外加上要素成本低廉，以及學習曲線急升，從而成就了中國故事。

但新的問題在於，成本曲線是永遠在變動的，如今成本曲線降到最低點後又上去了。

周其仁認為，在告訴增長的過程中，國內的體制成本重新又舉頭向上。他列舉了一系列數據，1995~2012年，中國名義GDP增長8.6倍，工資總額增長8.8倍，稅收增長16.7倍， 政府收入增長18.8倍，社保繳納增長28.7倍，土地出讓金增長64倍。這其中，勞動力價格上漲的幅度與名義GDP十分接近，而社保、土地出讓金等漲幅卻高出了數倍。

同時，體制成本的重新上升，還包括市場準入的成本，獲得關鍵要素的成本等。

對沖體制成本上升的辦法，周其仁認為是要把成本曲線往右推，形成一條長期來看持續有競爭力的成本變動，盡量減慢上升速度，這就需要進行深化改革。“沒有黨中央、國務院堅強領導，主動地發起一輪一輪的深化改革，這個成本很難降下來。”周其仁說。

下一步突圍：改革和創新

2017年，中國經濟要實現突圍，要如何走?

周其仁表示，要實現突圍，首要是推進改革。過去的經驗證明，體制成本下降，經濟就會很好地發展；體制成本上升，整個國家民族就會被拖住。

對於目前改革的難度，周其仁說了三個方面。第一，過去都是危機推動改革，過不下去了，不得不改。今天中國經濟位居全球第二位，即便經濟下行也仍是一個大的經濟體，危機沒有切膚之痛。第二，現在我們應該要從自身實際出發來進行改革，而不是再像之前那樣跟隨發達國家，現在很多發達國家的措施在倒退。第三，所有改革都會引起利益的相對變化，有人受益，有人就會受損。現在很多領域的改革觸動的利益存量非常大。

“改革要解決認知問題，到底什麽是整體利益、長遠利益、未來利益，同時要找到不同利益和觀念的結合點。”周其仁說。

這就引出第二個突圍的方向，通過創新來突破全球形成的新僵局。周其仁認為，創新不是一定會發生的，而是有條件的。全世界的創業、創新，在一開始都是少數人在少數地點，出來的東西才會普及到全人類，真正能承擔創新創業的不是每一塊土地、每一個人，需要聚合到一起。

結合近日在深圳的調研經驗，周其仁表示，深圳之前的創新都是從下往上，即先產品、再技術，最後到原理，不過值得慶幸的是，這次也出現了從原理往下打的苗頭。“希望深圳能像全球的創新強國一樣，上山路、下山路都能打通。”周其仁說。

報告：人民幣競爭力影響因素發展不均衡 有很大提升空間

當前貨幣競爭力已成為國家間競爭的關鍵。

日前，在首屆優V國際貨幣論壇上，麻省理工-東南大學互聯網金融與大數據研究中心主任劉曉星稱，整體來看，人民幣的綜合競爭力已經超越發達經濟體貨幣的平均水平。但隨著美元的不斷走強，以及國際政治經濟環境的瞬息萬變，進一步提高人民幣競爭力和擴大人民幣國際影響力的過程絕非一片坦途。

由中國人民銀行金融研究所首席研究員鄒平座與劉曉星合作完成的《國際貨幣競爭力指數研究報告》(下稱《報告》)亦於當天發布。《報告》稱，當前美元、歐元、英鎊、日元的國際貨幣競爭格局已然形成，人民幣國際化就是人民幣在全球的貨幣競爭。

基於貨幣競爭力的形成機制，《報告》將影響貨幣競爭力的因素歸納為貨幣競爭力的基礎因素、幣值因素、環境因素和持續發展因素四大類。構建貨幣競爭力指數體系是基於這四種成分指數進行的合成指數。考慮到數據的可獲得性等問題，《報告》選取了包括G20在內的23個國家的貨幣相關數據，分別計算其貨幣競爭力指數和成分指數，並根據計算得出的指數值對各國進行了排名。

研究結論表明，以美元為首的發達經濟體貨幣競爭力普遍高於新興經濟體。近年來，新興經濟體貨幣競爭力普遍呈現出提升態勢。其中，韓元與人民幣的競爭力水平處於前列，人民幣的競爭力水平在2008年超越韓元在新興經濟體中排名第一。但人民幣競爭力的影響因素發展並不均衡，仍然存在很大的提升空間。雖然一些反映“量”的指標已經排名世界前列，但諸多反映“質”的指標則相對落後，這與中國當前經濟發展質量亟需提升的客觀要求相一致。

為提升人民幣貨幣競爭力，《報告》建議，可以著重從影響貨幣競爭力的四大因素來探尋。

比如，提高我國全要素生產效率水平，從生產端提升人民幣競爭力;穩步推進人民幣匯率制度改革，從貨幣端提升人民幣競爭力;以“互聯網+金融”為突破口，從金融服務端提升人民幣競爭力;合理引導我國“資本走出去”，從資本端提升人民幣競爭力;依托“一帶一路”國家發展戰略，從貿易端提升人民幣競爭力。

此外，還要增強人民幣的貨幣供給彈性，提高人民幣的貨幣生產力彈性，增加對實體經濟和有效供給的貨幣投入。積極參與國家規則的制定和創造國際語境話題，提升國家貨幣話語權。構建新型的金融風險管理體系，實現金融體系的穩定性和自我修複能力，提升人民幣的貨幣環境競爭力。

國家糧食局：推進國有糧企改革 培育競爭力強的大型糧企集團

國家糧食局網站今日發布《2017年糧食流通工作要點》，提出紮實推進糧食收儲制度改革、加快推進糧食“去庫存”。深入推進國有糧食企業改革，制定實施《關於深化國有糧食企業改革的指導意見》，加快企業改制步伐，建立健全現代企業制度，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實施跨行業、跨區域兼並重組，培育競爭力強的大型糧食企業集團。

國家糧食局關於印發《2017年糧食流通工作要點》的通知

國糧發〔2017〕20號

各省、自治區、直轄市、計劃單列市及新疆生產建設兵團糧食局：

根據全國糧食流通工作會議總體部署，國家糧食局研究制定了《2017年糧食流通工作要點》(以下簡稱《要點》)，現印發給你們，請認真貫徹執行。各地要將貫徹落實全國糧食流通工作會議精神和《要點》的情況，於今年年中、年底兩次上報國家糧食局，工作中的好做法、好經驗以及遇到的新情況、新問題要及時報告。

國家糧食局

2017年2月6日

(此件公開發布)

2017年糧食流通工作要點

2017年是實施“十三五”規劃的重要一年，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深化之年，是糧食流通改革發展、轉型升級的關鍵之年。糧食流通工作的總體要求是：緊密團結在以習近平同誌為核心的黨中央周圍，全面貫徹落實黨的十八大和十八屆三中、四中、五中、六中全會精神，深入學習貫徹習近平總書記系列重要講話精神，認真落實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中央農村工作會議決策部署，牢固樹立和貫徹落實新發展理念，主動適應把握引領經濟發展新常態，堅持穩中求進工作總基調，以糧食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完善糧食宏觀調控體系，提升糧食流通現代化水平，加快糧食行業轉型升級，增強國家糧食安全保障能力，以優異成績迎接黨的十九大勝利召開。

一、深入推進糧食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1.紮實推進糧食收儲制度改革。繼續按照“市場定價、價補分離”的原則，積極穩妥推進玉米收儲制度改革，健全主要由市場決定糧食價格的機制。積極引導多元主體入市收購，爭取金融機構加大市場化收購糧食信貸支持力度，健全玉米運輸協調機制，強化產銷銜接，確保玉米收儲制度改革和收購工作順利進行、取得實際成效。稻谷、小麥主產區也要深入研究完善糧食收儲政策，更好地發揮市場的引導調節作用，更好地保障口糧絕對安全。

2.加快推進糧食“去庫存”。認真落實糧食“去庫存”總體方案，合理確定銷售計劃、銷售價格和銷售方式。深入研究消化糧食特別是玉米庫存、擴大有效消費新途徑，加快糧食加工轉化，配合做好擴大燃料乙醇產量和使用區域工作。加快政策性糧食競價交易，鼓勵多元主體多收糧、農民多存糧，努力減少政策性庫存增量。協助有關部門在鼓勵加工產品出口的同時把握好進口，堅決打擊糧食走私，沿海沿邊省份要引導企業多用主產區糧食。督促和指導承儲企業、買方企業、批發市場等嚴格執行政策性糧食銷售政策，嚴厲打擊“出庫難”“轉圈糧”等違法違規行為。

3.實施“中國好糧油行動計劃”。把增加綠色優質糧食供給放在突出位置，滿足消費者日益增長的多元化、個性化、定制化糧油消費需求。抓緊制訂優質米、面、油等質量品質分類標準，建立覆蓋範圍廣的測評體系，定期向社會發布糧油質量信息。開展“優質優價”，引導農民調整糧食品種結構，通過市場增加收入，提高糧油有效供給。引導有條件的糧食企業通過訂單收購、合作入股等方式建設優質糧基地，培育從田間到餐桌的全產業鏈優質糧油經營模式，增加安全、優質、綠色、健康的中高端糧油的供給。

4.穩步推進儲備糧管理體制改革。按照政策性職能和經營性職能分離的原則，深化中央儲備糧管理體制改革。按照糧食安全省長責任制的要求，落實地方糧食儲備，優化儲備布局和品種結構;創新管理機制，鼓勵符合條件的多元市場主體承儲地方儲備糧。完善儲備輪換管理辦法和吞吐調節機制，實現中央儲備與地方儲備在數量、結構、布局和儲存形態等方面有機銜接，加強中央和地方儲備信息共享，強化國家對中央與地方兩級儲備的統籌調度。

5.深入推進國有糧食企業改革。制定實施《關於深化國有糧食企業改革的指導意見》，健全國有糧食企業改革聯系點制度，開展試點示範帶動，促進國有糧食企業提質增效。堅持政企分開、政資分開、所有權與經營權分離的原則，以產權制度改革為核心加快企業改制步伐，建立健全現代企業制度，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實施跨行業、跨區域兼並重組，培育競爭力強的大型糧食企業集團。

二、保持糧食收儲供應平穩有序運行

6.認真抓好糧食收購。完善並落實小麥、稻谷最低收購價政策，適時啟動執行預案，指導企業入市收購，保護種糧農民利益。組織抓好市場化收購，引導多元市場主體入市，全年各類糧食企業糧食收購總量穩定在8000億斤左右，堅決防止發生大面積農民“賣糧難”。強化糧食收購監督檢查，維護市場收購秩序，嚴厲打擊“打白條”、壓級壓價等坑農害農行為，保護農民種糧積極性。

7.確保儲糧安全和行業生產安全。全面貫徹實施安全儲糧和安全生產“一規定兩守則”，組織開展全員輪訓。強化糧食庫存安全管理，督促企業落實“兩個安全”主體責任，嚴格責任追究，切實守住不發生重特大糧油儲存事故和生產安全事故的底線。重點做好南方地區防汛度夏、蟲黴防治和東北地區簡易倉囤儲糧等工作。加強倉儲規範化管理，推廣綠色儲糧技術。貫徹落實《國有糧油倉儲物流設施保護辦法》。

8.加強糧食市場監測預警和信息發布。落實糧食流通統計制度，增強對重點地區、重點品種、重要時點、重點對象的監測頻率。健全涵蓋國家、省、市、縣四級的全系統監測預警體系，建立預測預警數據模型和糧食安全決策支持系統，適時發布糧食統計和市場信息。

9.保證糧食市場供應。加強市場糧源組織和跨區域調運，完善糧食應急預案，健全應急供應機制，提高應急保障能力，做好節日市場供應、軍糧供應以及突發事件應急供應工作。堅決打擊囤積居奇、欺行霸市等擾亂市場秩序的行為，確保糧油市場供應平穩有序。

10.強化糧食質量安全監管。按照“機構成網絡、監測全覆蓋、監管無盲區”的要求，將質量檢測功能向市縣延伸，從今年起在全國人口大縣(市)、產糧大縣建立第三方糧食檢驗檢測機構，開展第三方檢驗檢測。加強糧食質量安全監測、質量會檢和品質測報工作，落實國家糧食質量安全監測年度計劃和省級監測方案。加強糧油全產業鏈質量安全監測，切實履行原糧和政策性糧食質量監管責任，適時發布糧食質量安全信息。著力推進糧食質量安全保障機制和超標糧食處置長效機制建設。

三、以現代物流和信息化為重點深入推進“糧安工程”建設

11.加快推進糧食現代物流體系建設。按照“十三五”全國糧食物流規劃，加快重要物流節點建設，在東北“北糧南運”鐵路聯運通道、東北產區對接京津冀城市群通道、長江經濟帶通道、絲綢之路經濟帶通道、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通道等五大通道，重點支持建設40個集倉儲、加工、質檢、信息服務等功能於一體的國家級糧食物流園區，對達到標準的，國家糧食局將掛牌，發揮好中轉樞紐和調控載體作用。積極發展散糧汽車等專用運輸工具和散糧集裝箱等運輸裝備，加快建設點對點的散糧裝卸接發設施，提升散糧運輸比例。

12.加強糧食行業信息化建設。充分發揮“互聯網+糧食”的作用，加強頂層設計，推進國家糧食管理綜合平臺建設，依托國家電子政務內網、外網和互聯網，統一規範數據標準、接口和協議，實現與省級糧食管理平臺信息共享、互聯互通、業務協同。加強“智能糧庫”建設，以地方糧食儲備庫為重點推進糧庫智能化升級改造，使國有糧食收儲企業信息化升級改造覆蓋率達到40%，力爭用2～3年時間基本實現地方儲備糧在線管理。不斷完善糧食行業信息化標準，推動大數據技術在行業管理及宏觀調控中的應用，推進糧食行業“雙隨機”抽查名錄庫和糧食行業信用監督管理體系建設。

13.加快構建國家糧食電子交易平臺。將“全國糧食統一競價交易系統”由政策性糧食拍賣擴展為全國性糧食電子交易平臺，實現31個省級糧食交易中心全覆蓋及平臺聯網，並向市縣延伸。各地要積極引導產區、種糧農民、新型經營主體網上賣糧，引導銷區、用糧企業網上買糧。市縣兩級糧食行政主管部門要發揮把關作用，按規定的條件選準選好進入主體，並對資質、誠信負責。要探索適合糧食流通特點的交易模式，規範標的、合約，引入質量檢測、物流配送等第三方服務。

14.加強軍糧供應體系建設。適應軍隊改革需要，健全軍糧供應網絡體系，抓好危倉老庫軍糧專項維修改造工作。啟動首批國家級國防動員中心(軍民融合基地)建設，加快推進軍糧供應、應急供應、成品糧儲備、放心糧油、主食產業化“五位一體”融合發展。

四、加快糧食產業經濟發展

15.建設糧食產後服務體系。以國有糧食企業為主體，以開展代儲存、代烘幹、代質檢、代加工、代銷售“五代”業務為重點，建設糧食產後服務中心，為新型農業經營主體和小農戶提供專業化服務。支持農業合作社、有實力的糧食經紀人、工商資本聯合糧食企業共同建設或單獨建設。建設方式以基層現有糧庫為基礎，進行功能改造，配置清理、烘幹等相應的設備，提升糧食保鮮儲存能力，原則上不新建庫容，盤活存量。選擇一批產糧大縣開展試點，根據糧食產量、商品量、布局等情況和需要，建設產後服務中心，並給予必要支持。

16.加快發展糧食加工轉化。全面實施《糧油加工業“十三五”發展規劃》，適應城鄉居民食品安全、膳食結構及營養健康水平日益上升的需求，增加綠色優質、多樣化、個性化、定制化糧油產品供給。積極推廣糧油適度加工，提升主食產業化水平，發展全谷物食品，提高糧食加工副產物綜合利用率。調整產業結構，完善糧食加工產業體系和產業鏈條，增加化工、醫藥、保健等領域所需糧食精深加工產品的有效供給。

17.積極引導和推動糧食企業“走出去”。深入貫徹落實中央“一帶一路”戰略，以“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為重點，支持企業開展水稻、玉米、大豆和棕櫚油等糧食作物規模化生產、加工、儲運等多種形式的跨國經營，提高國際競爭力。

五、強化糧食安全和糧食流通工作保障措施

18.抓好糧食安全省長責任制考核。充分發揮考核的督促引導作用，認真履行政府賦予糧食部門的職責，做好部門評審、部門抽查、綜合評價和考核通報等環節工作，強化考核結果運用。合理確定2017年年度考核目標，突出考核的針對性和導向性，確保糧食安全省長責任制各項目標任務落到實處。

19.加快建設法治糧食。加快推進《糧食法》立法，修訂完善《糧食流通管理條例》和地方糧食法規規章，認真貫徹落實《國家糧食局關於糧食行政管理部門深入推進依法行政加快建設法治糧食的意見》，組織開展法治宣傳教育和培訓。完善中央儲備糧代儲資格認定工作機制，推動網上審批。

20.加強糧食市場監管。改革糧食市場監管方式，壓實糧食經營者主體責任，實行信用監督管理，推進糧食行業“雙隨機一公開”監管。加強政策性糧食庫存監管，加快實現中央儲備糧庫存的動態監管。加強糧食流通監管隊伍建設，落實監管經費，配備執法裝備。

21.深入實施科技興糧和人才興糧工程。大力實施《糧食行業科技創新發展“十三五”規劃》，聚焦行業重大需求和產業發展瓶頸，強化企業創新主體作用，加快推進行業急需的關鍵科研項目研究工作，進一步提高科技成果轉化成功率。充分發揮糧食專家咨詢委員會等各類“智庫”和“外腦”作用，加強重大問題前瞻性研究，完善政策儲備。聚焦科技創新，貫徹落實《國家糧食局關於加快推進糧食行業科技創新人才發展的意見》，加快培養行業急需的領軍人才、青年人才和技術技能人才。

22.認真開展援疆援藏和行業扶貧工作。認真貫徹落實中央決策部署，加大援疆援藏、對口支援革命老區和行業扶貧工作力度，統籌推進智力支持、信息服務、結對幫扶、基層黨建等各項工作，推進全行業協調發展，為實現全面脫貧目標、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作出積極貢獻。

23.加強糧食新聞宣傳引導和服務。圍繞中心抓好新聞宣傳，突出重點主動引導輿論，加強敏感糧食輿情監測並妥善應對，營造良好輿論環境。辦好世界糧食日和全國愛糧節糧宣傳周活動。

六、加強糧食系統黨建和黨風廉潔建設

24.堅定不移推進糧食行業全面從嚴治黨。深入學習貫徹落實黨的十八屆六中全會精神，堅持全面從嚴治黨，加強和完善黨對糧食流通工作的領導，發揮黨組織在把方向、管大局、保落實方面的領導核心作用和政治核心作用，推動黨建工作和糧食流通業務工作實現深度融合。認真落實思想從嚴、管黨從嚴、執紀從嚴、治吏從嚴、作風從嚴、反腐從嚴“六個從嚴”要求，切實把嚴的要求貫徹到管黨治黨的全過程和糧食流通的各環節。

25.把落實中央經濟決策部署作為政治責任。認真學習、深刻領會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和中央農村工作會議精神，把思想認識統一到中央決策部署上來，不折不扣把中央關於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要求貫徹到糧食流通工作中。以改革創新的精神狀態和求真務實的作風不斷開拓進取，全力做好新形勢下的糧食流通工作。

26.紮實推進黨風廉潔建設和反腐敗工作。建立健全和有效實施“一崗雙責”“一案雙查”制度，真正把黨風廉潔建設主體責任落到實處。加強思想政治教育，堅持把紀律挺在前面，嚴格踐行監督執紀“四種形態”，抓早抓小，把問題更多解決在萌芽狀態。嚴厲查處各類涉糧違紀違法案件，持續形成懲治腐敗的高壓態勢。從糧食行業實際出發，建立反腐敗長效機制，加強對重點項目的監督管理和風險防控，著力形成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局面。

27.建設想幹事能幹事糧食行業幹部職工隊伍。持續加強黨性教育、宗旨教育和理想信念教育，不斷提高黨員幹部思想政治素質，增強黨性修養。緊密結合糧食流通市場化、現代化、信息化發展需求，全面系統學習業務知識和專業本領，不斷提高新常態下推動糧食流通改革發展的能力和水平。

亞馬遜保持一流人才競爭力的秘訣

紅杉匯 2017-02-14 10:31

本文由紅杉匯（微信 ID: Sequoiacap）授權i黑馬發布。

如何在每一次招聘中選取比現有員工更優秀的人才，以及如何科學地節省招聘環節的時間？亞馬遜給出的解決方案是：機制化。

為此，他們可以從公司各個角落挖掘並任命“招聘門檻提升者”，這些人的使命就是要確保公司可以招聘到“業績表現足以超過一半以上的公司既有的同職位員工”，並可以與HR“討價還價”；為了避免不必要的時間消耗，他們建立了“漏鬥式招聘體系”，每一次電話面試必須拒絕三分之一的求職者......

這些都是曾任亞馬遜首席架構師的阿努拉格·古普塔學到的寶貴經驗，他認為，就是這些看起來幾近死板的條條框框，保證著這家偉大的公司十幾年如一日地保有著最初的強大生命力。

傳統觀點認為，員工巨大的熱情與精力讓企業取得了偉大的成就，事實或許並非如此。這正是阿努拉格·古普塔（Anurag Gupta）從亞馬遜的工作經歷中學到的——機制往往比熱情重要。

因為幾乎沒有員工不希望去做“正確的事”，大部分人對工作都抱著良好的意願與態度，但“員工想要達到的成就”與“無法避免的錯誤”之間存在巨大的鴻溝，怎麽解決這一矛盾？

在亞馬遜，古普塔領悟到的答案是機制，即可重複的、可度量的、可審計和可提高的過程，是這些保障了企業一步步走向偉大。

在首輪資本公司的上一次CTO峰會上，古普塔展示了一些可用於招聘環節中的機制。這些機制可有效減少招聘過程中的失誤，並節省大量的時間。

授權“門檻提升者”

“很多公司都說‘我們只雇傭比我們自己更好的人’，”古普塔對此表示疑惑，“如果你試著讓招聘機制化，就能解決一大堆問題：究竟比誰好？哪一個最好？‘更好’的標準要如何制定？”

古普塔建議公司內部的人來負責提高招聘門檻，讓他們參與所有的招聘會議和面試環節，授予他們做判斷的權力，讓他們來確定某個求職者相比於現有人才品質是否有所提高。

“尋找高水平，而且有良好的判斷力的人作為‘門檻提升者’，”古普塔說，“告訴他們，他們的工作是確保有新員工的業績表現足以超過一半以上的公司既有的同職位員工。”

很重要的一點是“門檻提升者”不能像HR那樣迫切地需要填補某個職位。他們應該來自HR團隊之外，但充分掌握評判人才所需的職位相關信息，他們只專註於求職者的表現。

而且，正如每一個良好機制一樣，這一招聘機制也應該有內置的Plan B方案。“如果HR與‘門檻提升者’的意見不一致，在初創企業，你可能會把決定權交給創始人之一。 ”古普塔給出以上建議。

建立漏鬥式招聘體系

“對每一個走完整個面試環節的人，你需要投入大概20個工時，”普塔說，“你還必須考慮求職者的感受——他們投入的時間和你對他們投入的一樣多。”那麽，問題來了：如何建立一套機制，從而節省招聘者與求職者雙方的時間？

“這個流程或許是這樣的，第一次電話篩選後，你排除掉三分之一的通話對象；第二次電話篩選後再排除掉剩下的三分之一，”古普塔說。嚴格執行這一流程會防止參加面試的人數過多，還大大地節省了時間精力。

“我們做了測試。有些電話篩選結果模棱兩可，所以就讓求職者來現場面試了。結果他們都沒有得到職位。”因此，在招聘過程中學會早早地拒絕，可以節省包括求職者在內的每個人的時間。

為了公平地篩選求職者，節省員工的時間，古普塔還建議在兩次電話篩選之間加上一道限時測試題。

這個任務或許是一道簡單的編程問題，這個任務並不難，對於一個水平中等的程序員來說，或許10分鐘就能解決。“不可思議的是，即使你布置的是這樣簡單的問題，都會有約30%的人出現大大小小的錯誤——一開始我都不敢相信。但現在，我們有上百個數據證明這個數字是站得住腳的。”

同樣的，PR團隊可以要求求職者限時編輯一份新聞稿，使其語法正確，條理清晰。基本上，你要看一個人能否在面試人壓力之下滿足一些核心的工作要求。

不要敷衍對待公司文化

在招聘過程的各個方面中，確定文化適配這一項似乎是最難以標準化的。而且，如果你正嚴格提高招聘門檻，進行求職者的面試，那麽缺乏文化適配可能意味著一年後有一半的人會流失。

“有一半的現場面試時間應集中在考察文化的契合程度，”古普塔說。這意味著你需要清楚地了解求職者身上哪些內容屬於你公司的文化，而哪些不屬於。

亞馬遜經過漫長的時間確定了其核心領導原則，並把它們展示在網站上，他們必須思考這些原則對每一個層次的每個崗位分別意味著什麽。文化是由文化所處環境中的人創造的，你有機會為每個新員工強化你所設想的環境——這也許是從一開始就列舉並機制化文化價值觀的最佳理由。

按照這個思路，亞馬遜就良好的領導力構建出了13條核心原則，並公之於眾：

客戶至上：以客戶為中心。從客戶入手進行逆向思考。他們努力工作來獲取並留住客戶的信任。雖然領導也關註競爭對手，但他們更沈迷於客戶。

領導者即所有者：領導者的行動代表了整個公司，而不僅僅是他們自己的團隊。他們從不說：“那不是我的工作。”

創新和簡化：領導者期望並要求他們的團隊進行創新和發明，而且總是在尋找簡化的方法。他們了解外部情況，從各個方面尋求新的想法，不會受到“非我所創”的局限。創造新事物時，我們要承認自己可能不被人理解。

招聘和發展最佳人選：領導者認可傑出人才，願意把他們帶到組織中各個位置。領導者發展新的領導者，並發揮自己的作用，認真指導他人。

堅持最高標準：領導者對高標準毫不動搖，盡管很多人可能會認為這些標準過高。領導者不斷提高標準，從而推動他們的團隊提供高品質的產品，服務和流程。領導者要確保瑕疵不會一路遺留下來，還要確保問題得到糾正，因此他們必須嚴守高標準。

從大處著眼：領導者創造和傳達一個大膽的方向，由這個方向前進可以激勵出成果。他們從與眾不同的角度思考，且環顧四周來尋找服務客戶的方法。

行動的偏見：在商業中速度起到關鍵作用。我們重視有計劃的冒險。

節儉：我們盡量不把錢花在對客戶不重要的事情上。節儉能培養出智慧、獨立性、發明創造。職工總人數、預算規模或固定費用大並不能產生額外加分。

直言不諱地自我批評：領導者不會把自己或團隊的缺點當成長處。領導者會提出問題或進行解釋，即使這樣做會引起尷尬和為難。領導者會按照最高的標準對自己和團隊進行評價。

贏得他人的信任： 領導者懷抱真正豁達的心態，真誠傾聽，樂意以謙卑的態度審視自己最堅定的信念。

刨根問底：領導者參與各個層次的運營，持續關註細節，進行經常性的審計。他們事必躬親。

有骨氣，敢於提出異議：領導者有異議時，必須以恭敬的態度質疑決策，即使這樣做會令人感覺不舒服或筋疲力盡。領導者有信念和毅力。

交付成果：領導人專註於關鍵業務的輸入並及時交付品質優良的成果。盡管遇到挫折，他們還是能做到隨機應變，堅持到底。

制定這些領導力核心原則是亞馬遜在全企業範圍內列舉和機制化文化價值觀的另一種方式。憑借這種方式，他們所描繪並灌輸給新員工的文化現在仍然像亞馬遜初創之時一樣，具有強大的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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倫敦金融城市長：會有過渡期方案以確保脫歐後金融競爭力

在激活《里斯本條約》第50條，英國正式啟動退歐程序之前，倫敦金融城市長帶領商務代表團訪華。其目的則是向中國政府和商業界承諾：脫離歐盟後的英國依然是開放型的國家，商貿的大門依然對外開放。

2月24日，倫敦金融城市長龐安竹(Dr. Andrew Parmley)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在《里斯本條約》第50條被觸發之前，英國一定會有一個很好的過渡期的安排，而且會根據倫敦金融城的產業提供量身定制的過渡方案，以確保倫敦在金融市場上的競爭力。

龐安竹是倫敦金融城第689任市長，於2月16日至26日帶領商務代表團對北京、上海、天津和香港等地進行訪問。

訪華前，龐安竹在在中國媒體刊發署名文章稱，英國脫歐公投後的篇章已經掀開，倫敦金融城期待與英國政府以及全國各地其他機構協作，減少商業領域的不確定因素，確保貿易和投資的持續增長。而進一步加強與中國及其他主要海外市場的合作，是脫歐後的英國發展宏圖中至關重要的一個環節。

2月8日，英國下議院以494票贊成、122票反對的壓倒性投票結果，通過了首相特雷莎·梅提出的脫歐議案，這使英國政府有望如期在3月正式啟動脫歐程序。

市場普遍擔心，如果英國脫離歐盟單一市場，將影響到目前倫敦作為全球金融機構進入歐洲市場門戶的地位。

金融服務業在英國國內生產總值中占比高達10%。而倫敦金融城聚集著近300家外國銀行分支機構。倫敦市場外匯交易量占全球40%左右，處理全球約20%的跨境貸款。

對於倫敦金融城如何應對“脫歐”，如何繼續保持競爭力，龐安竹對第一財經記者說，2016年英國公投脫歐以後，英國首相特里莎·梅已經認真聽取了倫敦金融城各方的聲音，金融城的主要訴求已被涵蓋在政府“脫歐”的12點計劃中。

這12點計劃，包括與歐洲市場達成自由貿易協定;與全球其他國家達成新的貿易協定等內容。並強調英國將重新探索作為全球化貿易國的角色。龐安竹認為，這些都是對倫敦金融城這個英國乃至全球領先金融中心的利好消息。

龐安竹說，英國首相特里莎·梅正在研究進入歐盟單一市場的替代性做法，“我們也在期待。”

不過，龐安竹稱，倫敦金融城是一個非常具有彈性的金融中心，目前也正在推進新的工作方法的實踐，比如綠色金融、金融科技。“所有這些都非常有潛力，我們也預期金融城的從業者在未來10~15年增加50%。”

龐安竹在署名文章中稱，將與中國同行們探討如何在金融科技和綠色金融等方面加強合作。英國的金融科技部門擁有逾200億英鎊的市場，產業收入超過66億英鎊，自己希望探索與中國公司和監管機構在這個行業更深層次地合作，同時還將討論中英兩國如何加速推廣綠色債券，並更廣泛地采取行動發展綠色金融。

龐安竹稱，英國希望繼續成為中國在西方的首選合作夥伴，以及中國通往歐洲的門戶。我們將在未來的數月甚至多年的時間里爭取與歐洲各個鄰國談判達成互惠協議，同時我們也將加深與世界上其他新興經濟體，特別是與中國的經濟合作關系。

不過， 歐盟委員會主席容克此前表示，自己不認為英國退歐程序以及鍛造新的英歐貿易關系能夠在2年內完成。容克強調，在離開歐盟前，英國不能簽訂雙邊自貿協議。

陸家嘴金融城是倫敦金融城加強與中國合作的重要平臺，2月24日，龐安竹見證了陸家嘴金融城發展局與英國國際貿易部(DIT)簽署合作備忘錄，以加強中英高級金融人才發展和促進雙邊企業合作。

上海市浦東新區組織部部長談上偉表示，作為上海建設國際金融中心和國際航運中心的核心功能區，目前陸家嘴金融城從業人員50萬人，其中金融從業人員有29萬人，但是與倫敦金融城相比還是有不少的差距。尤其是高層次人才還不夠集聚，本土人才的國際化程度還不夠高，倫敦金融城是對標的榜樣。

根據備忘錄內容，雙方將合作引入英國優質的金融人才教育培訓資源，共同開發既契合陸家嘴區域發展特點，又對接企業對金融人才需求的培訓課程，並建立不定期交流互訪機制，就國際金融人才培養等雙方共同關心的議題組織高峰論壇、圓桌會及研討會;同時，通過高端人才的培養和發展，推動雙方金融和專業服務類企業的共同發展。

而在隨後舉行的專題圓桌論壇上，天安財險、華金證券，中國金融期貨交易所、上海自貿區基金等企業、機構，圍繞中英高級金融人才的培養和發展、中英企業加強雙邊合作和業務拓展等進行交流。

上海自貿區基金方面表示，中英在PE投資領域的合作現在還處在非常基礎的交流階段，未來的合作空間巨大，可以從共同投資、接力投資等方面加強合作。一方面中英PE投資同行可以在兩國具體投資項目上開展共同投資，發揮各自本土優勢，實現項目共享。一方面可以互為退出對象，尤其是不同階段的投資，或在資源、市場等方面存在差異互補的項目。

“立足上海自貿區，作為有能力整合中國特定產業資源的PE機構，自貿區基金也希望與更多的英國專業機構建立合作，我們計劃接洽、選擇5-6家優秀的PE機構，結成共同投資的戰略合作夥伴關系，形成高效、切實可行的共同投資和價值創造模式。”自貿區基金負責人說。

倫敦金融城亞洲事務大使馬雪莉(Sherry Madera)表示，英國政府非常願意成為中國的合作夥伴，雙方可以共同向市場推出一些新的金融產品，通過共同的培訓項目來促進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