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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聯網如何改造電影業：三大派系PK戰，阿里勝算多少？

http://www.iheima.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3365
於東的話雖然代表的是一個趨勢，但還沒完全說到點子上。目前來看，準備對電影產業進行上下游改造的，BAT只是一個泛指。
　　
真正對電影產業染指並準備動刀的有三個流派：一是樂視這樣真刀真槍進來的，從製作、策劃、發行、播出等各個環節佈局較完善，已經有成熟的操作套路和案例了;二是阿里通過收購文化中國、優酷土豆、華數等部分股權，搭了一個雛形，但體繫上還不夠成熟;三就是諸如騰訊、優酷、愛奇藝等試水的，涉及到影視業部分環節，還不能自成體系。三個流派間的內部角力還不明顯，聯合重構影視產業的跡象倒是很明顯。

互聯網搞顛覆憑什麼?
　　
談到顛覆和改造，首先要看看過去的影視業的現狀，有三。一直以來，投資電影或影視劇是一個「賭博」成分更大的生意，只有大的影視製作、發行公司，才有話語權，能「綁架」發行和院線，獲得高的票房。所以經常會出現，一部爛片，全國各大院線齊刷刷地上映，結果遭到公眾一片吐槽。而一部好的電影，如果沒發行和院線的支持，很難獲得對等的收益。這導致市場處於一個畸形狀態，劣幣驅逐良幣的現象並不少見。
　　
二是影視劇、電影的鏈條相對並不長，從最原始的劇本、製作、策劃、發行、播出，各個鏈條獨立運作，每個鏈條上都依附著大大小小一票企業，但有實力在規模、收入上做大的寥寥無幾。原因何在?所有鏈條最終分食的都是票房收入，在中國230億元的市場容量裡，得養活一大鏈條的企業和從業者，僧多粥少，帶來的是一個混亂、分散的業態，上游還被下游卡了脖子。
　　
三是直到現在，影視產業的鏈條依然是典型的產品驅動模式，甚至各個環節都封閉式運作，彼此不協作和交流，只在最終成品後交到下一個環節。但在過去電影數量、影視娛樂節目「賣方市場」時，尚可有利潤可言，但到了一個充分競爭的市場，比如互聯網自制劇、微電影、各大衛視真人秀輪番開播、UGC等冒出來後，「閉門造車」的結果就是血本無歸。一個簡單的例子是，知名導演陸川的《王的盛宴》票房收入不到8000萬元，投資卻是9000萬元，最能說明問題的失敗案例。
　　
分析了影視娛樂業的狀態，看下互聯網闖進來後怎麼改造和升級這個產業。過去這個鏈條是串聯的，一環扣一環，互聯網能借助大數據和前期用戶需求挖掘，更準確地捕捉到觀眾的偏好和興趣，來定製和優化影片製作，拍電影就不再像押寶一樣，能做到有的放矢;有了互聯網多屏、多終端、多收入模式的支撐，影視業不再高度依賴票房，保守估計也從230億元基礎上增長一倍。比如一部好電影，傳統模式收入是10億，放在互聯網的體系裡通盤操作，可能就能做到15億元。
　　
三個流派間的PK
　　
這就解答了上述的疑問。互聯網在影視圈玩生態、搞聯盟，目的是把零散、碎片資源和能力拚接起來。過去從策劃、製作、播出、衍生品等是分散的獨立王國，但互聯網時代要求這些環節協同起來，能找到一條「生產和變現影視內容」最優的流水線模式，各個環節彼此協同發力，實現利益最大化。目前，互聯網玩娛樂影視牌的有幾家，樂視、阿里、愛奇藝、騰訊，雖然套路和階段不同，但大都干的是這個事。
　　
既然說到了打法和套路，就對這個場子裡的選手做個實力PK，總體看已經形成了「阿里+華數+優土+華誼+文化中國」VS「樂視網+樂視影業+花兒影視+超級電視+樂視商城」VS「騰訊或愛奇藝或某某的組合」三個派別。

阿里：如果退回到今年年初，說阿里要進軍影視娛樂界，肯定會被認為是謠言，風馬牛不相及啊!但上半年馬云一連串的動作——3月初以總值約為62.4億港元收購文化中國60%的股份，3月底發佈娛樂寶，讓用戶來出錢並決定影片拍攝、情節等，4月初入股華數傳媒20%股權，4月底與云峰基金出資12.2億美元收購優酷土豆18.5%的股份。有了這些資產，阿里的影視娛樂版塊浮現了，只不過還只是搭架子，離真正「串起來」還很遠。非控股、非全資，華數還是馬云的個人投資行為，怎麼形成用戶主導，各個環節全貫通，很難實施。
　　
樂視：不得不提下樂視的CEO賈躍亭這個掌舵者。最早，樂視囤積視頻版權，到快速地切入到超級電視、盒子和商城，佈局樂視影業，收購花兒影視，再到馬上會推出的手機、路由器等，當初樂視內部很多人甚至高層也不理解，也提出反對意見，現在看，賈躍亭是眼光毒辣的人，看到了互聯網改造影視娛樂產業的趨勢和機會。
　　
現在，樂視「內容+應用+終端+平台」的生態形成了，按互聯網玩法炮製影視生意，已經駕輕就熟了。從《小時代》的10億票房，《歸來》10天2億票房，到正與新麗傳媒、陳凱歌打造的年底力作《道士下山》，會在樂視網、超級電視、手機APP、院線等五屏播出。
　　
可見，數字不騙人!回過頭來講，要說樂視影業拍的電影多優質、高出同行一截，那是不可能的，畢竟剛入行不久，但為什麼還能獲得最大的收益，讓「專業」影業企業都相形見絀，原因就是樂視的「生態」，是一套可複製的影視娛樂「孵化器」，只要接進來，雞犬也能升天，這就是互聯網嫁接娛樂所產生的協同價值和魅力。
　　
騰訊、愛奇藝、搜狐視頻等打醬油的一派，基本未形成完善生態，比如騰訊視頻提出了「為虎添翼」計劃，吆喝著要投6部影片，但怎麼做顯然還沒想好;百度一邊靠愛奇藝與影視業跨界合作，還拿理財產品搞電影眾籌，搜狐視頻一邊搞自制劇《匆匆那年》，拿獨播權，還跟小米的電視、手機、盒子等勾勾搭搭等等，不一而足，但有一個共同的特點是，合作鬆散，業務集中在製作、發行、播出等單個鏈條環節上，很難有發酵效應。
　　
影視娛樂的結局如何?
　　
不管有多少流派，大都做的是一回事。
　　
說得更簡單一些，傳統的影視業的玩法效率低、效益低，還有很多跑冒滴漏的現象，互聯網融合進來後，會變成一個更高效鏈條，各個環節協同發力，是一個正向疊加、增益的體系。這也是樂視、阿里、騰訊等一干大佬們要干影視娛樂的目標，傳統的討論很單一、很無趣，互聯網能讓影視業在商業模式、業務收入和營銷、發行、播出、衍生品等各個環節發生「化學反應」，開啟一個更具想像力的窗口。
　　
這也是不看好鬆散合作模式的原因，阿里完全靠不控股、不全資的大聯盟形態，短期看難以擰成一股繩，強勢整合又沒有理由和話語權。但如果各個鏈條節點不能並聯、協作在一起的話，互聯網改造影視娛樂界的威力就會大大減弱，退化成了一個渠道角色，這樣玩，也就失去了放大的效應和價值。相信馬云也看到了這一點，只不過當前精力在IPO上，顧不過來。
　　
那麼，最後影視娛樂產業的結局會是什麼格局呢?會不會被樂視、阿里、小米、百度、騰訊等互聯網「造反派」們給顛覆了。我看也未必!但絕對是一股主導型力量，BAT+樂視+小米等懂得玩拼圖、平台和生態的遊戲，只要有錢和渠道，大牌的影視製作、金牌導演及演員、各大電視資源等聚攏過來是分分鐘的事。
　　
當然，也給傳統的影視娛樂界的大佬們提個建議，坐以待斃不可取，但華誼兄弟6.72億元收購廣州銀漢50.88%股份、光線傳媒收購仙海科技等打出的「遊戲+影視」牌，也不提倡，畢竟這個「跨界」有點不務正業了。一個可參考的「轉型」方式是與阿里、樂視、騰訊等緊密綁定，利用好這個渠道，同時讓自身的業務鏈向互聯網方向優化，抓住機會也可能翻盤。
　　
話說回來，不管誰最終能一統江湖，娛樂影視板塊與互聯網融合，必將誕生新的巨頭型企業，真正有機會改變中國電影散、亂、小的局面，形成新的業務和商業模式。想起盛大的陳天橋當年「網上迪斯尼」的戰略構想，歔欷之中感慨這個時代終於到來了。

文章來源：比特網

首次清點中國2532家上市公司 還有多少「官員獨董」

http://www.infzm.com/content/102347

他們拿走了多少薪酬

哪裡最盛產官員獨董

哪些行業的人士最值錢

誰對中組部禁止令最敏感

多少人提前離任，還有多少依然在任

在中央強力反腐的背景下，中國的上市公司們開始頻頻發佈獨立董事變動公告。看起來，中組部2013年10月出台的《關於進一步規範黨政領導幹部在企業兼職（任職）問題的意見》（「18號文」）似乎正在產生效力，媒體紛紛報導說官員獨董「離職潮」正在出現。

原冶金工業部副部長吳建常，先後辭去江西銅業、中國鋁業的獨立董事職務；原四川省副省長鄒廣嚴，不再擔任川投能源公司獨立董事；原大連市常務副市長王承敏，告別中國船舶重工股份公司的獨董職位……

然而，中國資本市場上究竟有多少官員獨董群體？離職潮真相究竟如何？南方週末與時政數據研究機構圖政研究中心一起，依據2013年年報和2014年一季度報，對中國2532家滬深上市公司的官員獨董情況進行了詳細的統計分析。

2013年年報統計顯示，曾經在黨政機關或者公檢法系統有過任職經歷的「官員獨董」共901人，加上一人兼任多家公司獨董的情況，一共1101人次。這些獨董分佈在816家上市公司中，也就是說，平均每2.3家上市公司就有1人次的官員獨董。

僅從年報披露的薪酬來看，2013年這些官員獨董拿走的年薪共計7733.34萬元。不過，其中有96人次「年薪為0」，原因有的是因為剛入職，有的是因為「中管幹部退休後擔任獨董不得領取報酬」的規定，有的則根本未披露。也有一些公司，載明「報銷差旅費」，但幾乎都沒有披露具體數據。

不過，截至2014年6月29日，這些官員獨董中，70%仍然在任，僅有10.4%的官員獨董選擇了提前離任，還有19.6%的人士本屆任期自然結束，但不知道是否已經連任。

獨董「官五類」

這些「官員獨董」大致分為五類：

第一類是長期在黨政系統任職的「典型官員」。

比如，江蘇上市公司潤和軟件的獨董董化禮，先是任職於南京軍區空軍司令部政治部，後來在安徽和江蘇政界任職四十餘年，2008年退休，2009年起任潤和軟件獨董（2014年3月辭職）。同時，他從2009年起擔任上海能源獨董，至今仍在任。

第二類是曾經長期待在國有企業，或是後來從國有企業下海的「商官」。

例如原南京供電局副局長顧自立，曾長期在江蘇省電力國企擔任管理職位，後來擔任南京新聯電子公司的獨立董事。桂林旅遊公司獨立董事聞心達，早期曾是桂林市副市長，並曾在多家國企任主要領導，目前是深圳新都酒店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長。

第三類是有過官方身份的「官方學者」。

最為醒目的是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目前有15人次的官員獨董曾在該中心工作過，其中金融研究所就「貢獻」了4人次。

金融研究所現名譽所長夏斌（2013年6月開始任南開大學國家經濟戰略研究院院長，自1970年代末參加工作以來一直在央行、證監會、深交所等處任職，擔任國研中心金融研究所所長多年，並曾擔任國務院參事、貨幣政策委員會委員），同時在房地產公司「華夏幸福」以及海通證券擔任獨董，不過如今一家已提前離任，一家已屆滿。

金融研究所副所長巴曙松，2013年從民生銀行領走了100.5萬元，這是當年官員獨董領取到的最高年薪。

第四類是曾轉行去律師事務所或會計師事務所的「專業人士」。

這類官員獨董多達92人次，他們的從政經歷可謂五花八門：不僅來自公檢法司系統，還可能在國家工商總局、央行、證監會、民政部、衛生廳、食藥監管理局、經濟體制改革委員會、宣傳部門、地稅局、城管局等等部門工作過。

第五類是長期在行業協會、基金會任職的「協會官員」。

比如，上市公司海寧皮城的獨董張淑華，1978至1988年曾就職於中國輕工業部皮革處，之後長年在中國皮革協會、國際皮業貿易協會任職。

翻開以上五類獨董的履歷，不難發現，他們擔任獨董的上市公司，許多都是在自己從政時所在的行業或者地域範圍內。

從地域來看，來自北京的官員獨董數量遠超其他地方。

這些官員獨董中，長期從政地是在中央的有375人次，佔總數的34.1%；若加上曾紮根北京市系統的官員46人次，可以發現，曾長期在北京的官員獨董佔總數的近四成。

從單位級別來看，中央與省兩級均盛產官員獨董。

最高曾任職中央級單位（以下簡稱「中央級」）的官員獨董共412人次，而最高曾任職於省級單位（以下簡稱「省級」）的，也多達427人次，這兩部分官員獨董加起來佔總數的近八成。

不過，並不是所有系統都盛產官員獨董。

發改委系統是官員獨董的主要來源，多達133人次（佔12.1%）的官員獨董曾在發改委系統工作過，有許多人曾就職於國家計劃委員會、經濟體制改革委員會等發改委前身部門。掌管政府財政收支的財政系統官員也受到上市公司青睞，他們佔到官員獨董總人次數的11.0%。

哪些行業最愛官員獨董？

將各行業的上市公司數量與該行業的官員獨董數量進行對比，可以發現，「企官比值」最高的是金融業（僅包括貨幣金融服務業和資本市場服務業），每1家該類公司就有2.68人次的官員獨董。此外，石油天然氣開採業和航空運輸業緊隨其後，「企官比值」分別達到1比1.25、1比1.00，這意味著這些行業每家公司都至少有一位官員獨董。

相比之下，互聯網、信息技術等領域的官員獨董並不普遍。例如計算機、通信和其他電子設備製造業的上市公司共有213家，總共只有83人次的官員獨董，1家公司僅僅對應0.39人次的官員獨董。

哪裡盛產官員獨董

從行業和薪酬來看，官員獨董之間也有明顯的差別。

八成以上的官員獨董，年薪在10萬元以下，拿5萬-10萬元年薪的最多。不過，年薪30萬以上的官員獨董也有12人次，其中有8人次是受聘於銀行——僅平安銀行一家就「貢獻」了5名年薪超過30萬元的官員獨董。

從行業的選擇來看，「中央級」官員獨董明顯集中在信息技術、金融等「高大上」領域：比如9.7%的「中央級」都集中在計算機、通信業的上市公司裡，省級則僅佔5.4%；在資本市場服務業，有13人次的「中央級」官員，而省級僅有5人次。

而「省級」官員獨董自己的優勢行業是醫藥製造業，7.5%的「省級」官員匯聚於此，多達32人次，相比之下中央只有19人次。例如原河北省財政廳副廳長陳金城，就在華北製藥公司連任4屆獨董。

此外，化學製品、道路運輸業等與民眾生活更相關的實體經濟行業，也是「省級」獨董們扎堆的地方。

不僅行業去向不同，薪酬的高低也有差別，級別越高的官員獨董「吸金」越多——在2013年拿到最多錢的五位獨董中，有四位都是「中央級」。

剔除0元年薪的獨董之後，「中央級」官員獨董平均年薪為9.25萬元/人次，遠遠高出平均線，而且是唯一高出平均線的群體——所有官員獨董2013年的平均年薪是7.7萬元（剔除0元年薪者）。其餘的省級、市級、縣級，全部低於平均線，其平均年薪分別為7.00、6.53、4.83萬元每人次。

與薪酬相關的不僅僅是單位級別，還有工作系統。

除了來自金融系統的官員獨董非常賺錢之外，另一個「賺錢」的系統是國資管理系統，在國資系統工作過的官員獨董平均年薪高達8.47萬元/人次。緊隨其後的是出自發改委系統的官員獨董，平均年薪為8.21萬元/人次。

「秘書幫」、軍轉幹部、同僚扎堆

「秘書」扎堆，這是官員獨董中一個有趣的現象。

2013年年報信息顯示，有差不多一成的官員獨董（105人次），從政期間曾擔任過秘書、秘書長等職務。

比如，大唐發電公司的獨董董賀義，曾先後在國家經委、國家計委、國家發改委辦公廳工作，先後任秘書處處長、辦公廳副主任等。其2013年從該公司拿走了13.68萬元年薪，並於2014年5月因中組部18號文而辭職。公告顯示，董賀義在該公司已經連任獨董近6年。

原紡織工業部的部長秘書楊東輝，更是直接在相關行業的華紡股份擔任獨董。原財政部辦公廳秘書江錫如，還同時兼任神州泰岳、立思辰、凌云B股三家上市公司獨董職位。

到了省一級，原遼寧省委辦公廳秘書趙廣傑2013年也通過中國鐵建的獨董職位，拿走了17.6萬元年薪。市一級中，原寧波市人民政府副秘書長、市口岸辦主任林勇，2013年從寧波海運公司領到8萬元年薪。

另一個值得關注的現象，是獨董群體中，不乏「軍轉干」人員。

比如，華映科技公司獨董李錦華，曾是福建軍區的團職幹部，之後在中國人民銀行福建省分行、國家外匯管理局福建分局任職。深圳市長方半導體照明公司獨董劉子先，是原某軍團連長、副營正營職參謀。

山東黃金礦業公司則一下招攬了兩名有軍隊背景的官員獨董：宋文平曾任解放軍33992部隊排長、副連級幹事，後來成為山東省國資委副主任；劉戰原來是山東省軍區宣傳處處長，後擔任山東省地礦局黨委書記兼局長。

值得一提的是，目前資本市場上「兼職」最多的官員獨董陳日進，也是軍隊出身。這位前廣州軍區空軍參謀、海南省政府副秘書長，目前同時在海島建設、廣濟藥業等5家公司任獨董。

上市公司官員獨董中還有一個值得注意的現象，便是「同僚扎堆」。

比如，原甘肅省環保廳廳長馮傑擔任酒鋼集團宏興鋼鐵公司董事長，這家國有企業請來的獨立董事是原甘肅省副省長吳碧蓮（年報顯示未曾向其支付年薪）。2014年4月28日，吳碧蓮因為即將連任滿6年涉嫌違規而辭去該職位。

七成依然在任

從不斷發佈的官員獨董辭職公告看起來官員群體正在紛紛遠離獨董職位。

但是，依據2013年年報和2014年一季度報進行統計，截至2014年6月29日，曾經從政的1101人次獨董中，70%仍然在任，僅有10.4%的官員獨董選擇了提前離任，還有19.6%的人士本屆任期自然結束，但不知道是否已經連任。

實際上，有關規定不斷趨向從嚴管理，但官員獨董依然遍佈資本市場。

2006年，公務員法規定：「公務員辭去公職或者退休的，原系領導成員的公務員在離職三年內，其他公務員在離職兩年內，不得到與原工作業務直接相關的企業或者其他營利性組織任職，不得從事與原工作業務直接相關的營利性活動。」

2008年，中紀委發文專門對官員獨董進行規範，不過此次發文規範的只是中管幹部。文件明確要求，「中管幹部辭去公職或者退（離）休三年後擔任上市公司、基金管理公司獨立董事、獨立監事的，應由本人向其所在單位黨組（黨委）報告，並由其所在單位黨組（黨委）向中央組織部備案，同時抄報中央紀委」。

到2013年，中組部18號文件又將有關規範擴大到黨政領導幹部、參公單位（即參照公務員管理機關事業單位）的領導幹部以及「其他領導幹部」。

對於違規在企業任職的行為，中組部18號文件規定「限期清理」，還給出了3個月的「大赦期」。「清理工作完成後，如再發現黨政領導幹部有違規在企業兼職（任職）或領取報酬隱瞞不報的行為，一經查實，要按照有關規定嚴肅處理」。

不過，這些官員獨董的任職究竟是否符合規定，是否已經報備，他們領取報酬是否合規，是否還有其他諸如報銷之類「隱性福利」，則因為信息披露並不完整，外界不得而知。

在近來愈演愈烈的反腐態勢下，這道「官員獨董禁止令」對一部分人群產生了影響。

截至6月29日，曾任職發改委系統的官員獨董對禁止令「最敏感」，15.8%選擇提前離任；其次是當過秘書的官員獨董，15.2%已經辭職，這兩個群體的離任率均大大高出平均離任率（10.4%）。

「禁止令」的效力同樣具有一個從上到下遞減的規律。「中央級」官員獨董中，13.1%已提前離任，省級則有10.8%的離任率，到了市級則僅有5.6%。

但總體來說，官員獨董的離任率都並不高。至於仍然在任的官員獨董中有多少涉嫌違規，並不清楚。

獨立董事何時「獨立」

在目前已經發佈的規範中，三年「冷卻」期備受矚目。

不過，這一禁止期依然留下了很大的空間。因為這只是約束官員不到原本管轄領域兼職。

只要不在本職領域，就不存在時間禁令。曾任國家審計署人事教育司教育處處長、審計局局長、政法審計局局長張大維，2007年5月剛剛退休，2008年1月就成為了華誼兄弟傳媒公司的獨立董事，之後他連任兩屆，2014年3月底才剛剛屆滿。然而，這並不違規。

另一個爭議是，官員退休後繼續在人大、政協任職，同時兼任獨立董事。他們仍在部分行使國家管理的職能，卻又被看成「已經辭去公職」，不受相關規定限制。

這些騰挪空間，讓官員獨董深陷爭議之中。

事實上，獨董制度的初衷，本是為了保證中小股東的合法權益不受損害，但現實卻並非如此。

早在2004年，也曾有獨立董事程厚博、劉文波「揭竿而起」，對國有企業樂山電力提出質疑，希望聘請會計師事務所對公司負債進行審核。但最終，這場風波以兩位獨董辭職而告終。同年，伊利股份也罷免了「找事兒」的獨董。

到現在，十年過去了，獨立董事的「獨立性」不僅未能得到重塑，反而在許多上市公司中逐漸淪為「花瓶」，甚至成為進行利益輸送的「灰色通道」——獨立董事的年薪只是公開的表面收入，往往還有報銷等其他「隱性收入」，甚至與上市公司有關的信息也可能存在牟利空間。

比如，曾經被廣泛報導的一則案例是，中信證券明星分析師楊治山，2011年以漳澤電力的獨立董事身份參與了同煤集團與漳澤電力資產重組的論證過程。之後，楊治山指使他人開立證券賬戶，買入漳澤電力的股票期望牟利。

正因為獨立董事背後的這些利益，讓官員獨董現象備受矚目，也成為中央強力治理的領域。不過，從現有情況來看，這一現象要想真正得到治理，尚需進一步的決心，更需公開透明的信息披露。

蘋果iPhone內部究竟有多少間諜後門程序？

來源: http://wallstreetcn.com/node/101090

你可曾想過，你的iPhone手機里藏有可能泄露你私人信息的隱秘後門程序？ 據科技博客網站appleinsider報道，知名iOS黑客喬納森·紮德爾斯基（Jonathan Zdziarski）披露蘋果的iOS系統存在若幹後門，在特定的情況下可以獲取到用戶的個人隱私信息。 紮德爾斯基著重指出了三個隱患較大的後門程序，用戶的電話本、郵件、地理位置、網絡流量、Facebook隱私等信息均存在泄密的風險。這些程序會在用戶不知情，或者無需用戶同意的情況下工作，而蘋果公司此前從未對此做出過說明。喬納森·紮德爾斯基曾經是iOS越獄團隊的一員，也出版過多部有關iOS開發的書籍。 蘋果很快對此作了回應，表示iPhone與iPad等產品預裝的iOS操作系統存在若幹之前並未泄露的“診斷功能”，同時公布了這三個後門的相關信息。 三個後門程序 或與國安局有關 上周末，紮德爾斯基在Hope X黑客大會上公布了自己的發現，對三個後門可能泄密的後臺程序作了詳細說明。 他首先對“com.apple.mobile.file_relay”程序提出了質疑。該程序最早出現在iOS 2中，在後來的版本中不斷得到擴充。他說，這一服務完全繞開了iOS的備份加密功能，能泄露“大量情報”，其中包括用戶的地址簿、CoreLocation日誌、剪貼板、日程表、語音郵件、地理位置，以及用戶在Twitter、iCloud的數據等。 另外兩個後門程序“com.apple.pcapd”和“com.apple.mobile.house_arrest”可以被程序開發和維修人員合法調用，但也可能被政府的檢點甚至前戀人利用。比如Pcapd程序就可以通過無線監控設備的所有網絡進出流量，而且在非開發和維修模式下也可以實現這一點。而House_arrest程序，則可以從Twitter和Facebook等應用程序上複制隱私文件。 紮德爾斯基披露的這三個後門存在於6億臺iPhone和iPad的操作系統內，通過這些後門可以獲取到大量的用戶個人信息，然後可以將這些信息傳輸到在手機信任列表里的設備，例如不少用戶會將iPhone用數據線連接到電腦，而這些電腦就是“可信任設備”。盡管這些後門只有通過這些可信任設備來進入，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信息泄露的可能性，但手段高超的攻擊者依然可以通過這一信任機制來獲取到這些信息。 蘋果之前從來沒有對公眾提及這些iOS服務。紮德爾斯基表示，這些服務在獲取用戶個人信息時不會通知用戶，也不需要獲得用戶的許可，更無法被用戶關閉。 “我找不到比‘後門’更好的詞匯來描述這些程序，我很樂意聽聽蘋果公司對此如何解釋。” 此前的棱鏡門中，斯諾登揭示了美國國家安全局（NSA）曾在iPhone，Android和黑莓手機使用後門。紮德爾斯基還暗示，美國國家安全局可能使用蘋果的後門方便地訪問iPhone和iPad。 蘋果回應：這些是診斷功能 對於紮德爾斯基的“指控”，蘋果很快在當地時間周二晚上發布了一份聲明。蘋果將這三個後門描述為“iOS的診斷功能，用戶幫助企業IT部門，開發者和AppleCare檢測故障”，蘋果也公布了這三個後門的一些詳情。 1. com.apple.mobile.pcapd pcapd支持將iOS設備上獲取的診斷數據包傳輸到一臺可信任設備上。這項服務可用戶檢測和診斷iOS設備上的應用和企業VPN連接。 2. com.apple.mobile.file_relay file_relay支持從設備內有限制地複制診斷信息，這一服務獨立於用戶生成的備份之外，無法接觸到用戶設備上所有的數據，同時由iOS數據保護措施所限制。蘋果工程部在內部設備上使用file_relay來驗證用戶設置，AppleCare在用戶的許可前提下也會使用這一服務從用戶的設備上手機相關的診斷數據。 3. com.apple.mobile.house_arrest iTunes調用house_arrest進行iOS設備與應用之間的文檔發送和接收，Xcode也會調用這一服務，在一個應用的開發過程中幫助傳輸測試數據。 蘋果的這份聲明中還表示：正如紮德爾斯基發現的那樣，第三方確實可以通過Wifi訪問一臺可信任設備，從而調用這些程序。但蘋果方面既沒有確認也沒有否認最關鍵的一個問題：這些程序是否會在用戶不知情，或者無需用戶同意的情況下工作。 蘋果還特別強調，file_relay能調用的只是很有限的一些數據，但紮德爾斯基回應說，該服務能夠獲取到iPhone的44種數據源，其中包括電話紀錄、短信記錄、語音郵件、GPS數據等一些極度私密的信息。大部分情況下這些個人信息和診斷數據可以沒有任何交集。 紮德爾斯基還表示，蘋果提供的很多信息是“誤導性”的，但他也相信蘋果會立刻著手修複這些問題。

社交網絡估值法：Snapchat值100億美元，你的社交產品究竟值多少錢？

http://newshtml.iheima.com/2014/0731/144580.html

那麼，社交網絡這麼高的估值背後的邏輯是什麼?或者說，給社交網絡估值時該看什麼?

傳統估值法不適用於社交媒體

傳統公司主要有兩種主流估值方法：現金流量折現法(Discounted Cash Flow)和市盈率法(Price-to-earnings Ratio)。前者的原理是將公司的未來現金流量貼現到特定時點上以確定公司的內在價值。而第二種方法中的市盈率是指每股收市價格與上一年每股稅後利潤之比，這種方法通過找到有相似市盈率的同類型公司估計出公司價值。

但是，這些主流方法都是基於公司大量的財務數據，不適用於社交網絡估值。比如，現金流量折現法適用於那些現金流可預測度較高的行業，如公用事業、電信等，但對於現金流波動頻繁、不穩定的行業如科技行業(特別是社交媒體)，這種方法的可行度就大大降低。而上面提到的市盈率法，從名字就可以看出它首先要求公司的盈利數據。這顯然不適用於社交媒體估值，因為它們很數還沒有開始盈利。比如前文中提到的Snapchat、Pinterest、Instagram，目前都還沒有賺錢，也沒有清晰可見的獲得收入的路徑。

那麼，社交媒體估值應該看什麼?

l 用戶數量

因為大多數社交媒體能用來估值的財務數據少的可憐，用戶數量就成為其估值的重要參考指標。具體說來，比起門戶網站或是搜索類網站，社交媒體的好處是可以讓用戶們互動，讓他們表達自己的喜好，並且根據喜好加入不同的社交圈子。因為細分的用戶人群，社交媒體成為營銷和市場推廣的絕佳目的地。所以，用戶數量是社交媒體的根本，決定了它未來的營收和利潤。除此之外，還有幾個與用戶相關的概念值得在估值時注意：綜合瀏覽量(Page Views)、用戶粘性、獲得新用戶的成本等等。另外，許多大公司收購社交媒體時的一個重要動因就是圈住用戶，所以用戶數量直接影響其估值。

l 商業模式 – 如何將用戶變現?

在給社交網絡估值時，另一個要問的問題就是如何把用戶變現，也就是商業模式的問題。現在社交媒體主要有以下幾種商業模式：

社交媒體最大的營收來源是在線廣告市場。比如，Facebook 的2013年全年財報顯示，其年收入達到79億美元，淨收入為28億美元，其中在線廣告收入佔了90%。特別是移動廣告收入上增長明顯：2013年，在價值180億美元的美國移動廣告市場，Facebook成功將份額從2012年的5.4%擴大到17.5%。

其次是虛擬貨幣。Facebook推出了Facebook Cedits，這一收入的主要來源是類似於運行在Facebook平台上的社交遊戲廠商Zynga的30%的分成。業內知道，Facebook平台每天近1/3的流量均來自社交遊戲，而Facebook去年僅從Zynga上就獲得了4億美元的收入。

還有電子商務。例如，舊金山創業公司Payvment在Facebook上建立了虛擬商城，該商城由所有使用Payvment應用的Facebook店面組成，將5萬多家零售商集中在一起。正是由於Facebook具有強大社交功能的平台，使得其商務轉化率達到2-4%，與傳統的電子商務網站相當。

除此之外，社交媒體的常見商業模式還包括付費訂閱和各種B2B解決方案。比如，LinkedIn

推出了它們的頂級服務賬號，其中包括Business Plus 和Job Seeker幾個板塊。LinkedIn還基於它的求職大數據給公司提供招聘整體的招聘服務。

l 新內容創造

要吸引更多的用戶，要讓用戶更多地使用某個社交媒體，就必須不斷有很酷的新功能、新內容推出。新內容創造一定程度上預示著一個社交媒體的未來增長潛力。例如，Facebook抓住了移動互聯網的浪潮，推出了許許多多適應移動網絡和小手機屏幕的功能和設計。此外，它還有一系列新舉措吸引用戶，包括Facebook禮物、社交搜索功能、新聞推送服務等等。

Pinterest的例子

Pinterest是個圖片分享社區，雖然還沒有盈利卻獲得了38億美元估值。讓我們用上面提到的幾個點來分析Pinterest這個例子，看看它超高估值背後的邏輯。

Pinterest 2010年上線，目前用戶數已達7000萬，移動廣告無疑是個賺錢利器，Pinterest分享的圖片內容算是齊全，吃喝玩樂啥都有，這裡就是個直接的廣告消費市場，商機無限。免費模式的興趣圖譜是它吸引用戶的重大原因，7000萬應該只是一個暫時的數目。

商業化方面的嘗試也沒有讓投資者失望，前段時間剛更新了商業化廣告，在搜索結果和類別信息流中展示「贊助釘圖」，對電商網站的流量導入貢獻很大，可以獲得可觀的營收分成。

業務國際化也呈現強勁增長之勢，它現在也已經進入了意大利，還有意擴張至日本市場消息人士透露，Pinterest計劃年底前再擴張至其它的12個國家。

除此之外，Pinterest被多方借鑑的以網格狀設計呈現出來的的設計元素，它正試圖將這樣的設計引入小尺寸屏幕中，將這一特色發揚光大。

由此算來，即使Pinterest目前還沒有開始賺錢，它已經有很大的用戶基數，也有大大的潛力將用戶流量變現，38億估值也就有理可循了。

限購取消，房子立馬賣出一個億：未來還有多少城市按捺不住？

http://www.infzm.com/content/102740

7月28日，有媒體報導稱，北京市市長王安順表示，北京不會輕易出台新的房地產政策甚至採取放鬆限購等措施。不過，就在28日一天內，有三個城市宣佈全部或部分取消限購了。

據新華網消息，7月28日起，石家莊將取消實施三年的購房限制。儘管石家莊市住房保障和房產管理局的相關人員表示，「取消限購令」不會官方發佈，但此事已板上釘釘。

同時，28日下午六點24分杭州市住保房管局官方微博表示，從7月29日零時起，購買本市蕭山區、餘杭區住房（含商品住房、二手住房）不需提供住房情況查詢記錄；購買主城區140平方米及以上住房（含商品住房、二手住房）不需提供住房情況查詢記錄。

巧合的是，除了官方的表態外，江蘇徐州在這天也悄悄鬆了綁。自8月1日起，在徐州市區購買商品房不再提供限購查詢證明，簽訂並打印商品房買賣合同時不再需要輸入查詢證明號碼。但是沒有下發正式的文件，僅僅是口頭通知，只做不說。

有趣的是，據第一財經消息，上述杭州市住保房管局的微博消息一出，立刻引起開發商連鎖反應，當地業界甚至盛傳開發商要調價的消息。不過，這些醞釀調整價格的開發商並沒有透露漲幅是多少，只是表示，看市場情況來定。

根據都市快報最新統計，杭州限購解禁的首日截止至11點，杭州一上午總共成交12套140平方以上的房子。武林壹號快速成交了5套，入賬1.59億元。其中最貴的那套房子約555平方，房價4984萬元，一次性付款。最便宜的一套面積為320平方米，總價超過1800萬。

有人打趣說，政策一出，立馬買單了。限購政策的調整或取消，對樓市的影響不言而喻。

目前各大城市的限購政策到底執行如何？政府是只做不說還是高調表態？未來到底還會有多少城市按捺不住？

南方週末網根據公開信息統計，截止自2014年7月29日，宣佈全面取消限購的城市9個，部分取消限購的11個，具體如下表顯示。

 

恒指可以升多少 止凡

http://cpleung826.blogspot.hk/2014/07/blog-post_31.html
今日止凡看到報章，話50年前的今天，即1964年7月31日，是恒指出台日，原來這個指數已經陪伴了我們50年了，厲害。



這50年來，香港樓價升值超過100倍，不少人都話買股票發達比買物業難得多，上一代香港人只要買入任何物業，二三十年後都可以算是有可觀資產了，俗稱發達。而買賣恒指本身無需要超卓的選股能力，金精火眼買股票都不能敵過物業致富，到底恒指在這50年來總共又升了多少呢？

其實50年前恒指是以100點作起步的，今天升到25000點，很簡單，帳面值就是上升了250倍，即比同期的樓市更厲害。看報章時，發現寫稿人有一個概念很奇怪，他說雖然樓市只得100倍升幅，但如果計及多年來物業的租金收入，回報應該比恒指的250倍更好，但我想問為何投資恒指又不計算其股息收入呢？可能寫稿的朋友對指數操作這些概念都不太清楚。

長線投資，50年能拿到250倍回報，即年回報11%至12%左右，如果100倍的話，即年回報9%至10%左右，大家可以看到，由於時間相對長，每年只是相差2%，結果就差了50倍本金出來，這又一證明複利的威力實在強勁。

有一點我想提出的，就假設50年前買入樓及恒指的資產，並一直不變動，兩者都計及租金及股息收入，超過100倍也好，超過250倍好，來到今天，兩者還有一個很重大的分別，大家會發現物業已經變了一幢50年的老舊樓，而當年買入的恒指則不斷地去舊立新，不停被恒指管理人換入青春的公司成份，踢走表現差勁的公司。當然樓市投資者亦可以不停轉換入新的物業，這又涉及積極操盤的操作，即會做成頻繁買賣，而手續費及判斷出錯機會都會不少。相反，買入恒指則可以沒有動作地享受回報。

我並不反對物業投資，更沒有限制自己向這方面進法的機會，而物業亦能帶來穩定運用槓桿的機會。不過對於類似該報章的寫稿人，其思想好像有點點側向了物業投資，在此只希望給這類朋友多一些點子作思考。

懂物業投資的不妨拿物業投資作致富工具，懂股票投資的就拿股票作致富工具，總之對投資工具運作熟識則會較為有利。然而，作為任何方面的投資高手都無需要否定其他投資方法，正所謂「條條大路通羅馬」，「羅馬」就是「財務自由」的境地，很喜歡巴黎兄常說的一句話，「學無前後，達者為先」，大家加油。

一個債券交易員能賺多少錢？嚇壞你

來源: http://wallstreetcn.com/node/104083

倫敦的Brevan Howard是歐洲最大又最神秘的對沖基金，很少出現在公眾視野。這次卻為了一名前員工對簿公堂，上了媒體報道。更令人意外的是，這次法庭交手讓人見識到，這家對沖基金的明星債券交易員幹了兩年就能當上億萬富翁，年收入約9000萬美元。

英國《金融時報》援引呈堂文件內容稱，這次Brevan Howard是被告，原告Chris Rokos是該公司的一位創始合夥人。他請求法官撤銷雇用合同里提到的五年期“競業禁止”條款限制，認為那樣的要求迫使他多年遠離全球市場，並不合理。

Rokos 2012年離開Brevan Howard時43歲，是聞名業內的全球宏觀交易明星。其工作是針對廣泛的經濟數據和央行決策投資政府債券和外匯。

Rokos不但在債券市場風光無限，也出了名的闊綽大方。

Rokos是英國保守黨的一大資助者。為感謝他的慷慨捐贈，牛津大學彭布羅克學院（Pembroke College）的一個院子就以他的姓氏命名。

也許Rokos和同事讓英國民眾最熟悉的是豪宅大改造。

2007年，Rokos以1800萬英鎊買下了倫敦郊區一棟四層樓的旅館，打算把這家破落的旅館改造成有八間臥室的豪宅。

兩年後，他提出翻修申請，要徹底讓旅館改頭換面，不僅要配備健身房、家庭影院、室內攀巖墻、能容納兩輛車的地下車庫、圖書室，還要在三樓開辟露天泳池，在地下挖一個16英尺深的泳池，配有高臺跳水臺，相當於泳池的底部在地下負四層。

英國《每日電訊報》當時的報道介紹，Rokos在申請文件中自稱，在紐約曼哈頓也有房產。雖然身為Brevan Howard的高級合夥人，但Rokos為人低調。2007年成立5億英鎊的新基金時，他拒絕為搭配宣傳語而公開個人相片。

2011年，與Rokos同為Brevan Howard創始人的Trifon Natsis提出一項堪稱倫敦史上最大地下室改造工程的方案。

Natsis在倫敦樓價最高的一條街Templewood Avenue買了一家旅館，市值910萬英鎊，打算讓旅館的地下室面積擴大將近九倍。

別看Rokos和同事出手這麽大方，其實只要了解下大致收入，就見怪不怪了。

起先Rokos是高盛的明星交易員。最近這次法庭文件顯示，加盟Brevan Howard十年左右，他的收入約合9億美元。

中國持有多少美債？美國財政部也搞不清

來源: http://wallstreetcn.com/node/105363

中國持有多少美國債券？這個問題甚至連美國財政部自己也搞不清楚。（更多精彩財經資訊，點擊這里下載華爾街見聞App)  

美國財政部每月都會公布國際資本流動報告，詳述跨境資金流動數據。不過，考慮到包括中國央行在內的全球各大金融機構不會將所有交易細節都全盤托出，所以美國財政部的這份報告仍舊是憑借相關數據和經驗得出的猜測。

華爾街見聞網站根據美國財政部公布的主要外國持債人持債規模統計表統計得出，中國6月減持25億美元美國國債。

可根據美國財政部的6月份國際資本流動數據，將當月中國凈購買的3.72億美元短期美國國債加上當月凈購買的236億美元中長期美國國債，得出的結果是6月份中國凈買入240億美元美國國債。

到底哪一個才是正確的？美國財政部自己都搞不清楚。

美國財政部表示，將交易數據與年度國債持有規模數據結合起來計算是有可能得出月度持債規模數據的。但華爾街日報稱，投資者應該意識到這種做法有一定難度，尤其是在計算單個國家持債規模時。

這其中涉及的部分問題在於，一些數據是基於交易得出的，但是這些數據並不會計算一些金融機構代表其他國家進行的交易。不過，主要外國持債人持債規模統計表則會將這種代理交易數據納入考量，並將各個交易分門別類到合適的國家中。

以比利時為例。華爾街見聞網站此前有文章提到，比利時這樣一個GDP只有4840億美元、人口僅1100萬的“彈丸之地”，卻成為緊隨中國和日本之後的世界第三大美債持有國。主要原因在於國際性證券清算組織——歐洲結算系統（Euroclear）的總部就設在比利時。

一些國家會將所持有的美國債轉移到了Euroclear這一巨大的容器，以避免直接持有所帶來的不便。而在法律上，Euroclear沒有義務向美國財政部提供這些交易的細節。這也是以保密聞名的加勒比海幾個金融中心的美國國債持有量排名全球第四的原因。

美國國債主要外國持有者統計表應該也會反映基於匯率波動的所持國債價值變化。但匯率的波動程度不足以解釋兩項統計不一致的狀況。

【新疆這五年】公共安全，新疆要花多少錢

來源: http://www.infzm.com/content/103612

高度依賴中央轉移支付的新疆財政，如何面對“反恐維穩形勢最嚴峻的一年”？

2014年8月1日，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和田地區公安機關與墨玉縣3萬余名群眾齊心合力，成功圍捕了一個暴恐團夥。兩天之後，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政府宣布，將拿出3億余元獎勵所有參與近期圍捕專項行動群眾及相關人員。

如此巨額的獎勵，一時令外界為之震動。8月5日，《新疆日報》刊發了對3位法學、社會學學者的采訪文章，解釋這種獎勵在反恐鬥爭中的合理性和必要性。

新疆財政廳的官員告訴南方周末記者，這3億余元的獎勵資金，將由自治區財政來支付。除此外，也有其他南疆地區，在今年8月向財政廳申請增撥十幾億元的“反恐維穩經費”。

這對於新疆財政，意味著什麽？在新疆，每年反恐維穩的經費，財政要花掉多少錢？

“花一塊錢，中央要給六毛”

新疆財政對中央轉移支付有很高的依賴度；2013年，預算支出3067.1億元里，就有六成多來自轉移支付。

根據每年公布的新疆年度財政預算執行情況，可以看到：自2010年以來，新疆財政收入都保持著20%以上的年增長速度，2011年甚至增長了44%；至2013年，新疆全年的公共財政預算收入為1128.5億元。

與此同時，公共財政預算的支出增速，則一直低於收入增長。

可是，新疆財政花出去的錢還是遠遠高於收上來的。2013年，預算支出3067.1億元，超過收入多達1938.6億元。

新疆財政廳提供給南方周末記者的“2014年上半年財政預算執行情況”也顯示：今年上半年，其公共預算支出為1461.1億元，超過預算收入923.1億元。

超出的錢怎麽來？這就需要靠中央財政的轉移支付。

“原來我們有個概念，‘新疆花一塊錢，中央要給六毛’。2013年，我們財政的自給自足水平，大概在37%左右——這個比例，這幾年略有提高，但沒有超過40%，也就是說，花一塊錢，中央還是要給六毛多。”2014年8月12日，新疆財政廳副廳長張立德對南方周末記者介紹。

同時，簡單比較“全口徑財政收入”（公共財政預算收入+政府性基金預算收入+上劃中央的稅收），與“地方財政支出”（公共預算支出+政府性基金預算支出）的數額，即便把所有從新疆本地收到的稅收留下，不上劃中央，也只能滿足支出的六至七成。

不過，在西北五省之中，新疆財政對中央財政轉移支付的“依賴度”並不是最高。2008年迄今，中央轉移支付在西藏財政支出中的比重一直在90%以上；青海，則在70%-80%之間。

另一個欠發達省份貴州則與新疆接近，2013年其中央財政轉移支付比也達到了61.08%。

3000億元財政支出流向

在喀什地區本級財政里，每花100塊錢，就有接近13塊，用在了“公共安全”上。

一年三千多億元的財政支出，都流向了哪些領域？

從年度財政預算執行情況看，包括教育、社會保障與就業、醫療衛生、農林水事務、環境保護、住房保障等在內的“民生”領域，占據了最大的一塊。自2009年以來，新疆每年的公共預算支出中，民生開支均保持在70%以上。最高的年份是2011年，達到了73.2%。

在民生開支之外，這幾年來，由於穩定局勢的變化，新疆“維穩經費”的開支，也頗為外界所關註。不過，在財政科目中，只有“公共安全支出”一項，並無“維穩經費”之說。

在新疆的年度“財政預算執行情況”中，只能找到自2010年以來自治區本級財政中的兩個數字：“本級公共安全支出”及“公共安全對下轉移支付”。

2013年，自治區本級公共安全支出52.9億元，在自治區本級公共支出中的比例為6.54%。當年，自治區財政還對下（各市、州、地區）另外轉移支付了45.7億元的公共安全經費。加上本級的開支，兩項合計為98.6億元，同比增長了5.6%。

但98.6億元，只能反映本級財政的支出情況；並不是每年新疆財政“公共安全支出”的全部。

新疆維吾爾自治區發改委經濟研究院投資研究所的研究人員付路解，曾在《2013年新疆財政形勢分析與2014年展望》一文中介紹：“2013年……前三季度地方財政支出2339.1億元，比上年同期增長14.3%。其中：公共安全支出131.76億元，同比增長15.3%。”

在反恐任務最艱巨的地區之一，地處南疆的喀什，其年度財政預算執行情況報告也顯示，喀什地區本級財政里的“公共安全支出”增幅更大，2013年達到了30.43%；所占比重，也達到了12.72%。

換句話說，在喀什地區本級財政里，每花100塊錢，就有接近13塊，用在了“公共安全”上。

而在全國，根據財政部公布的“中央公共財政支出決算表”和“全國公共財政支出決算表”，2013年，中央公共財政公共安全支出1934.34億元，占中央公共財政支出的2.82%；全國的公共安全支出，則是7786.78億元，占全國公共財政支出的5.55%。

迅速增長的公共安全開支

以前申請經費是幾千萬地提，現在都按億算，甚至十幾個億在提需求，自治區也沒辦法滿足，怎麽辦？就申請中央來考慮了。

2014年以來，嚴重暴力恐怖事件頻發。今年的“公共安全開支”，又會是怎樣？

新疆維吾爾自治區“2014年上半年財政預算執行情況”顯示：在新疆1461.1億元的公共預算支出中，公共安全支出為93.9億元，同比增長了12.4%。

喀什等南疆地市州的情況，則暫時沒有公布。

北疆的阿勒泰地區，是一個傳統意義上非常安全、沒有暴力恐怖事件發生的地方，其地區統計局《2014年1-5月阿勒泰地區經濟運行簡析》也提到，在今年前5個月，該地區的公共安全支出了2億元，同比增長了34.4%。

新疆財政廳副廳長張立德對南方周末記者表示，今年新疆公共安全支出的較快增長，“非常正常”。

他介紹，新疆財政廳在跟各地，尤其是南疆的和田、喀什、阿克蘇溝通這個問題時，得到的反饋是，今年各地在維護穩定、圍捕暴恐分子方面下了很大的力氣，尤其是自5月23日新疆啟動“嚴打暴力恐怖活動專項行動”以來，投入了巨大的人力、物力和財力。這方面的開支，包括工作經費、裝備經費，以及對參戰人員、有功群眾的獎勵等等。

張立德和他的同事、財政廳法制稅政處處長崔洪波等受訪者，也向南方周末記者坦陳，僅僅是“公共安全支出”一項，並不能全面反映在反恐維穩方面的開支情況，“各地各部門這一塊的‘開口’太多，比如各單位自行購買的安全裝備，增加值班人員、值班時間等等，可能都沒有納入‘公共安全支出’的科目中去計算”。

“到目前為止，這方面的總計開支會有多少，我沒有統計過，只是感覺會比往年增長至少10%-20%；而且增幅肯定超過公共預算財政支出的增長速度。”張立德稱，他希望等到今年8月的預算執行完之後，再好好地統計一下。

這位副廳長還介紹，自治區政府在8月初，宣布將拿出3億余元獎勵和田所有參與近期圍捕專項行動群眾及相關人員後，“其他地市州也來人了，請我們增撥經費。以前申請經費是幾千萬地提，現在都按億算，幾個億，甚至十幾個億在提需求，但自治區沒辦法滿足，怎麽辦？就申請中央來考慮了——我們也在不停地向中央反映。當然，這事財政部正在研究考慮中，看是用什麽方式，是專項經費，還是增加轉移支付。這需要走一些程序。”

至於眼下，“沒有辦法，我們現在在絞盡腦汁儲積財力（以支持反恐維穩工作）。”張立德說。

央企高管薪水多少：“超標”了嗎

來源: http://www.eeo.com.cn/2014/0906/266027.shtml

經濟觀察報 記者 胡群 風仍舊在吹，只欠一紙實施細則。8月2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審議通過了《中央管理企業負責人薪酬制度改革方案》。此前在8月18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第四次會議已審議《中央管理企業主要負責人薪酬制度改革方案》、《關於合理確定並嚴格規範中央企業負責人履職待遇、業務支出的意見》。

有消息稱，受新薪酬制度約束的企業將包括由國務院國資委履行出資人責任的53家央企，如中石油、中石化、中國移動等，以及其他金融、鐵路等19家央企，共計72家企業，但截至目前中央並未披露72家企業名單。

經濟觀察報從最終控制人為中央國家機關、中央國有企業及國資委等類型的上市企業年報發現，2013年董事長、總經理薪酬超過60萬元的企業達到168家。按企業所屬行業來看，金融及地產類企業高管薪酬普遍較高，且地產類企業高管持股現象較為普遍，如招商地產、華僑城和保利地產。

中央財經大學中國銀行業研究中心主任郭田勇向經濟觀察報表示，金融、地產類高管普遍高於其他央企高管，中央限薪政策將首先沖擊該領域高管薪酬。

一位來自四大會計師事務所的會計業人士向經濟觀察報表示，企業高管薪酬以前年度計提，後續年度發放，以封補欠的確也很常見，限薪是限計提還是限發放，區別很大。此外，股權激勵的部分，高管持有股票的公允價值的變化，也會體現在年報的薪酬中，其實高管沒有拿到新的股票，只是股價漲，公司也要確認一塊費用。所以，影響因素應該很多。

72家央企高管限薪

經濟觀察報從最終控制人為中央國家機關、中央國有企業及國資委等類型的上市企業年報發現，2013年董事長、總經理薪酬超過60萬元的企業超過70家。其中年薪超過400萬的有中國國際海運集裝箱集團總裁麥伯良869.7萬元、副總裁趙慶生430.8萬元，以及中信證券董事長王東明583.43萬元、總經理程博明576.73萬元。

不僅年薪已遠超其他央企高管，這兩家企業年報顯示，截至2013年12月31日，麥伯良獲授期權380萬份，趙慶生獲授150萬份，以2013年12月31日，中集集團H股收盤價16.5元計算，市值分別為6270萬元和2475萬元。王東明持股2649750股，程博明持股1733160股，均為A股，以2013年12月31日中信證券A股收盤價12.75元，市值分別為3378萬元和2209萬元。“與現行政策相比，改革後多數中央管理企業負責人的薪酬水平將會下降，有的下降幅度還會比較大。”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副部長邱小平近日對改革方案進行解讀時說。據他透露，目前中央有關部門正在負責指導、監督中央管理企業負責人薪酬分配，擬訂完善薪酬管理政策，下一步還將對政策實施過程和實施結果進行監督檢查。

據邱小平透露，改革的適用範圍確定為中央企業中由中央管理的負責人，包括由國務院代表國家履行出資人職責的國有獨資或國有控股企業中，由中央管理的企業董事長、黨委書記(黨組書記)、總經理(總裁、行長等)、監事長(監事會主席)以及其他副職負責人。

有消息稱，受新薪酬制度約束的企業將包括由國務院國資委履行出資人責任的53家央企，如中石油、中石化、中國移動等，以及其他金融、鐵路等19家央企，共計72家企業，截至目前，消息並未透露72家企業名單。

金融企業高管普遍超百萬

2013年財報顯示，A股16家上市銀行共為管理層發放了4.8億元薪酬。工、農、中、建、交五大行年報均公布了高管的固定部分薪酬，其董事長平均為103.73萬元。其中建行董事長王洪章稅前年薪為214萬元；工行董事長姜建清薪酬為199.56萬元，而中國銀行董事長田國立在中行任職僅8個月拿了135.82萬元，而光大銀行董事長唐雙寧從光大集團領取的應付報酬為49.50萬元。

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第四次會議審議《中央管理企業主要負責人薪酬制度改革方案》、《關於合理確定並嚴格規範中央企業負責人履職待遇、業務支出的意見》，正趕上上市銀行披露中期業績報告。

在中報業績發布會上，建行董事長王洪章、交行董事長牛錫明、工行行長易會滿、農行行長張雲等均稱目前尚未知悉具體方案，一旦方案細化，將會按照國家的統一部署貫徹落實。

在金融領域，銀行高管待遇並非是最高的。上述中信證券董事長及總經理的年薪加獲授期權市值或可笑傲金融圈。

光大證券董事長袁長清在2013年報告期內從股東單位光大集團領取的應付報酬總額43.56萬元，總裁薛峰報告期內從公司領取的報酬總額稅前243.27萬元。年報進一步稱，根據《證券公司治理準則》相關要求，證券公司高級管理人員的績效年薪40%以上應當采取延期支付的方式，且延期支付期限不少於3　年；公司高級管理人員延期支付總額為2012　年度獎金尚未支付部分。

在香港上市的銀河證券，其董事長陳有安報告期內領取報酬總額154.5萬元，總裁顧偉國為151.6萬元。信達資產2013年年報顯示，集團董事長及總裁的2013年薪酬低於2012年度的薪酬，2012年侯建杭稅前合計195.3萬元，臧景範176.6萬元；2013年分別為 121.5萬元和113.2萬元。

地產高管普遍持股

雖然當前房地產市場持續低迷，但2013年大多數房地產上市央企高管著實狠狠賺了一把。據WIND數據顯示，房地產業2013年前三名董事報酬均值281.09萬元，比上年增長32.6萬元；前三名高管報酬均值為298.43萬元，比上年增長39.93萬元。

不僅薪酬較高，地產高管普遍持股。WIND數據顯示，招商地產、華僑城、保利地產、中國建築等地產公司高管均持有公司股份。

以保利地產和華僑城為例。保利地產董事長宋廣菊2013年稅前報酬為 298萬元，持股1419.6萬股，以2013年12月31日收盤價8.25元計算，市值為11711.7萬元。

2013年8月，華僑城董事會換屆，董事長任克雷離任，劉平春為新任董事長，侯松容被聘為新任總裁。報告期內，任克雷報酬總額為152.7萬元；現任鄭凡黨委書記，報告期末獲得報酬總額為152.7萬元；現任董事長劉平春報告期末報酬總額為137.4萬元；現任總裁侯松榮報告期末報酬總額為130.3萬元。

2013年年報顯示，任克雷、劉平春、鄭凡分別持股358.8156萬股、335.4156萬股和312.0156萬股，以2013年12月31日收盤價5.3元計算，市值分別為1901萬元、1777萬元和1653萬元。

當然，並非所有地產類的上市央企都有上述幾位高管的待遇。中房地產董事長沈東進報告期末所得報酬總額為54.71萬元，總經理吳文德為70.2萬元，且均為持有股權。

上海財經大學現代金融研究中心副主任奚君羊向經濟觀察報指出，金融、地產行業利潤本身相對較高，企業有能力維持高管高額的薪酬，且行業本身有一定的複雜性，因此要用較高的收入吸引管理層，如果高管能力有限，則對企業盈利帶來不利影響。即使行業有些企業盈利不強，由於整個行業高管收入較高，因此被迫水漲船高，防止人才流失。“境外金融、地產高管收入普遍較高，因此國內高端有一個參考。但中國央企高管與國外行業高管在性質上有一定的區別，國外高管是職業經理人，而我國主要由上級主管部門任命，在一定程度上是組織安排，而非市場選擇。國外高管高收益與高風險對等，而國內高收益沒有對應高風險，這種情況下，收入不應該參照國外。現在有些方面透露信息，現在央企高管如果降薪以後，可以放棄公務員身份，繼續享受高收入。”奚君羊最後說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