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隨中國超越日本,成為僅次於美國的全球第二大對外直接投資國,中國第一次實現資本賬戶直接投資項下資本凈輸出。
中債資信與中國社科院世經政所聯合發布的《對外投資與風險藍皮書》(下稱《藍皮書》)指出,地緣政治格局的變化、全球經濟增長乏力與失衡等問題相互交織,將對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形成較大挑戰。展望2017年,美歐恐將繼續收緊外資準入政策,發達國家準入審查風險呈上升趨勢;發達國家擬加強保護核心基礎設施和關鍵技術企業不被外資收購,而部分發展中國家則出現了強化“本土化”政策的要求。
2016年那些收緊外資準入的政策
《藍皮書》指出,2016年發達經濟體複蘇情況整體不及預期,經濟增長乏力的壓力不斷向社會層面傳導,使得歐美等國社會矛盾不斷凸顯,助推了民眾民族主義和排外情緒上升。
與此同時,排外情緒上升反映為外資準入政策不斷收緊,美歐等發達國家準入審查風險顯著提高。
回顧2016年,中國企業在歐美等發達國家投資頻頻受阻:對先正達並購案的審查持續很久;中國企業對美國西部數據、仙童半導體公司的並購接連遭受美國外資投資委員會的否決;澳大利亞農場和電網收購項目也接連以影響“國家安全”為由被澳大利亞政府否決。東道國準入審查風險已經成為中國企業海外並購面臨的主要風險之一。
其中,對中國投資者的影響,主要表現為新增了兩方面的限制性政策:一是提高了戰略性行業投資的準入。例如,澳大利亞、美國等提高了農業、電力、化工、通信行業政府審查強度,而這些是中國企業原本具有相對優勢的行業。
二是加強了對外資的國家安全審查。國家安全審查機制通常具有不透明程度較高、缺乏可預測性等特點,主要取決於東道國行政部門的自由裁量。例如美國以國家作為劃分國家安全風險的依據,加大了中國投資“泛政治化”的可能性,投資受阻概率大大上升。安全審查機制為投資保護主義留下空間,還可能被東道國政府當作采取征收、違約等不利於投資者行為的辯詞。
全球經濟複蘇乏力推高準入審查風險
《藍皮書》指出,中短期內,全球經濟難以徹底擺脫疲軟態勢。受此影響,歐美主要國家的民粹主義和排外情緒還將持續發酵並繼續向政治層面傳遞,進而增加歐美發達國家政局及政策的不確定性。
2017年歐美發達國家需要關註的重大政治事件包括法國、德國大選、意大利政局走向以及特朗普就任總統後美國的政策走向等。
受民眾對現政府經濟、難民政策不滿的影響,法國、德國和意大利等歐盟主要成員國極右翼政黨力量快速上升,對歐盟的離心力不斷增強,為其政局穩定和歐盟的團結帶來不利影響。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也為美國政府未來政策帶來較大的不確定性。
《藍皮書》預計,2017年美歐等相關國家將會繼續收緊外資準入政策的趨勢,發達國家準入審查風險將呈現上升勢頭。其中,發達國家擬加強保護核心基礎設施和關鍵技術企業不被外資收購。
譬如,英國相關監管部門就正在加大對中國投資者的審查力度。尤其是伴隨著英國新的資產透明法案(Transparency Laws)的實施,中國企業自身透明度問題(包括融資和所有權信息披露)將使其在英投資面臨更多監管和審查。
歐洲有報道稱,中國投資者正以大約每周一個企業的速度尋求收購德國企業,這引起了德國部分人士的擔憂,特別是美的集團收購德國機器人巨頭庫卡集團的交易,更是引起了廣泛關註。德國經濟部長加布里爾甚至公開呼籲歐洲設立安全條款,阻止外商收購關鍵技術企業。他還提議建立一個歐洲聯盟來競標庫卡,從而阻止中國企業方面的收購。雖然德國經濟部發言人表示,加布里爾的講話不代表德國政府的態度,但這的確反映了歐盟內部存在呼聲加強對中資企業的並購限制和監管。
與此同時,在部分發展中國家中,則出現了強化“本土化”政策的要求。譬如,非洲國家津巴布韋在2016年一季度末通過決議,要求未能達到本土化要求的外資企業在3月31日前提交本土化實施計劃,否則將至少51%的企業股權收歸國有。
中國是津巴布韋最大的外商直接投資來源地和主要貿易夥伴。津巴布韋本土化政策如果強力實施,將對當地中資企業產生較大不利影響。津巴布韋本土化政策將外資企業分為資源行業、非資源行業和保留行業。其中,資源行業必須嚴格遵守國有化51%股份的要求。而對於能源、金融、制造等非資源行業,如果是具有良好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的制造類企業只需轉讓小部分股權;如果是對津巴布韋國計民生做出巨大貢獻的企業,則可以根據實際情況獲得本土化政策的豁免。
由於該政策實施的靈活性和落實過程的困難程度,津巴布韋本土化政策對中資企業的影響沒有想象中大,不少中國企業得以豁免。
應對審查收緊風險
《藍皮書》從政府和企業兩個層面對中國企業“走出去”給出建議對策。
在政府層面,要兼顧中國“資本輸入大國”與“資本輸出大國”兩方面需要,積極通過雙邊投資協定和多邊組織公約保護本國對外投資企業的利益。
具體而言,中方應繼續加強與其他國家的投資協定談判,加強多雙邊和區域貿易投資合作,積極參與國際投資規則制定,從市場準入、國民待遇、投資審查、爭議解決、外交和領事保護等多方面保護本國對外投資企業的利益。
以雙邊投資保護協定(BITs)為例,在改革開放初期,中國以引進外資為主,這一時期中國政府從資本輸入國立場出發,締結的雙邊投資保護協定內容較為保守與謹慎,以保證政府對公共利益進行管理提供充足的政策空間。
隨著對外投資規模迅速增長,中國作為世界主要資本輸入國的同時,也逐步成為全球重要的資本輸出國。這要求中國政府在未來談判中更加註重對跨境投資的保護,兼顧不同方面的利益。
在企業層面,要充分嘗試多種所有制企業聯合走出去等形式,即中國企業在“走出去”過程中,特別是在對準入審查等風險不斷高企的發達國家進行投資時,可以考慮與歐美跨國公司聯合“走出去”,減少投資項目的受關註度和政治風險。
同時,探索以民營企業為主、國有企業為輔,以民營企業打前線、國有企業隨後跟進的混合所有制海外投資模式,從而實現單獨依靠國有企業或者民營企業都難以完成的海外投資項目,降低投資風險和壁壘,提高決策效率和精度。
銀監會近日發布了多個重磅監管文件,債券市場是否會隨監管文件密集出臺而大幅波動,機構人士認為,由於債券市場自全年末杠桿水平已經有所回落,所以受到的直接沖擊並不大。但長期看,監管落實對債市的影響將會伴隨銀行自查工作的推進和資產端的清理工作不斷顯現。
監管出重拳,各方關註同業存單
近日,銀監會連發多個重磅監管文件,在這一系列政策法規中,頻頻提及同業存單的監管。
4月10日,銀監會發布《關於銀行業風險防控工作的指導意見》,督促同業存單增速較快、同業存單占同業負債比例較高的銀行,合理控制同業存單等同業融資規模。提高對重點分支機構、幣種和業務領域的關註強度,采取有效措施降低對同業存單等同業融資的依賴度。
4月12日,銀監會在《關於切實彌補監管短板提升監管效能的通知》中指出,對於同業融資依存度高、同業存單增速快的銀行業金融機構,要重點檢查期限錯配情況及流動性管理有效性。
所謂同業存單,是存款類金融機構在全國銀行間市場上發行的記賬式定期存款憑證。2014年起,同業存單開始大量發行,開啟了銀行間存單利率市場化。同業存單的大量發行,使得銀行資產負債表重新擴張。
上清所債券托管數據顯示,2017年3 月末同業存單托管余額 7.85萬億,較去年底增加 1.57 萬億。
中信證券、長江證券等此前在報告中指出,同業存單此前處於監管的空白地帶,再加上其作為銀行主動負債的重要手段,成為不少銀行維系同業資金鏈條的工具,但天量發行違背了央行“去杠桿的初衷”。銀行同業套利再度卷土重來,跨監管套利、杠桿嵌套現象突出, 形成資金空轉,同業鏈條風險積聚。
債市短期直接受影響較小
對於這一系列監管條例的推出對債市影響幾何,不少機構認為,由於債券市場自全年末杠桿水平已經有所回落,所以受到的直接沖擊並不大。
多家機構近日發布報告顯示,根據一系列債券市場杠桿率指標來看,債市杠桿早已回歸到正常水平。
中信建投固收團隊李廣對第一財經記者指出,對於金融層面的去杠桿,當前銀行間債券市場整體的代購回債券余額及杠桿率都出現了明顯的下降,當前杠桿率符合監管要求。
在銀行間質押式回購交易中,隔夜成交金額的占比也從2016年上半年的86-87%左右快速回落至80.2%。7天期回購成交額占比上升,期限錯配有所緩和,市場抵禦流動性波動的能力提高。
從分機構類型的杠桿率情況來看,2016年12月後城商行、農商行、證券公司都出現了明顯的降低,不過,城商行、農商行的杠桿率近期似有再擡頭的跡象。
強監管與防風險並重,去杠桿勢在必行
雖然短期來看,此次一系列監管條例對債市影響有限,但有一點也很明確,在中小銀行吸引同業負債遭受打壓的情況下,銀行委外增長必然會縮水,長期也必然會對債市造成影響。
中信建投固收團隊李廣對第一財經記者分析稱,監管部門資管類產品杠桿率有要求,但是業內通常監控的是場內杠桿率。場外杠桿,比如設計結構化產品加的杠桿,由於缺乏公開數據,暫時無法測算。
銀監會6號文中指出,在銀行業金融機構應將直接債券投資以及通過特殊目的載體(SPV)、表外理財等方式開展的債券投資納入統一監測範圍,全面掌握資金真實投向和底層債券資產的基本信息、風險狀況、交易變動等情況,實現準入集中、數據集中和退出集中管理。銀行業金融機構要審慎開展委外投資業務,嚴格委外機構審查和名單管理,明確委外投資限額、單一受托人受托資產比例等要求,規範開展債券回購和質押融資,嚴格控制交易杠桿比率,不得違規放大投資杠桿。
華創債券團隊指出, 在監管已經趨嚴的背景下,新的政策條例並不會引發市場的大幅反應,但是在監管落實的過程中,資產端的拋壓對債市的影響將逐步顯現。長期看,監管落實對債市的影響會伴隨銀行自查工作的推進和資產端的清理工作不斷顯現,監管目標也將落腳在壓縮同業鏈條規模、規範同業業務、引導資金脫虛向實等層面。
中國人民銀行近日指出,我國國民儲蓄率整體較高,形成了以銀行為主、以間接融資為主的金融格局,造成了中國杠桿率偏高。未來中國的貨幣政策將強調“穩健中性”,在防控風險的同時,繼續采取措施逐步推進去杠桿。
5月8日,滬指失守年線,報3078.61點,下跌了0.79%。今年以來,在流動性趨緊的大背景下,市場整體表現不佳。
A股有幾個板塊更是成為大跌的“重災區”,比如房地產板塊今年以來下跌了7.38%,采掘板塊下跌了11.91%,農林牧漁板塊下跌了13.62%,這幾個板塊的共同特點是負債率比較高,相對而言,負債水平較低的醫藥生物、食品飲料等板塊今年以來跌得就比較少。
記者了解到,在資金面收緊的大背景下,上市公司的基本面邏輯或許正在發生變化。華泰證券發布的研究報告稱,年報後,上市公司基本面的重心正在從庫存能力和盈利能力轉到了財務結構和資本開支上。
高負債板塊股價大跌背後:流動性收緊壓制?
今年以來,市場整體呈現出了震蕩下行的走勢,其中有8只個股的股價被腰斬,而有245只個股的股價跌幅在30%以上。
申萬宏源分析師錢啟敏指出,5月以來滬深股市連續下跌的原因之一就是資金面偏緊,隔夜回購利率居高不下,導致行情缺乏資金支持。同時,管理層對遊資違規炒作等監管力度加強,使得短線資金活躍度下降,個股彈性消失,對場外資金的吸引力也隨之下降。
從板塊來看,下跌幅度較大的包括采掘、農林牧漁和房地產等,下跌幅度分別達到了11.91%、13.62%和7.38%,而這幾個板塊的資產負債率分別高達50.06%、40.66%和64.89%,屬於高負債的板塊。其中,房地產板塊的負債率是除了金融行業之外,各個行業中最高的。
具體來看,采掘板塊中跌幅最大的*ST淮油股價下跌了53.5%,公司的資產負債率為62.57%,安泰集團下跌了31.45%,資產負債率為84.53%,洲際油氣下跌了39.31%,資產負債率為64.9%。
此外,在上述跌幅超過30%的245只個股中,有22只個股的資產負債率超過了70%,其中更是有多只ST個股,*ST雲網,資產負債率高達128.19%,今年以來公司股價下跌了51.74%。另外幾只有著高負債率的ST個股,如*ST嘉陵、*ST柳化、*ST華菱的跌幅都在30%以上。
瀘天化的負債率為98.5%,公司股價今年以來跌去了42.97%,法爾勝的負債率為89.65%,今年以來股價跌去了30.67%,而中南建設的負債率為86.17%,今年以來跌去了34.14%。
“上市公司股價表現是多方面的結果,上市公司的資產負債率太高,比如超過了70%,還有的甚至超過80%,往往是有問題的。當然在資金收緊的背景下,上市公司如果負債太高,也會帶來較大的資金成本,這一點總體而言會對股價帶來一定的壓力。”上海市某資深分析人士表示。
流動性收緊基本面邏輯變化?
市場的流動性如何,一直在相當大程度上影響著A股行情的變化。“對於A股而言,上市公司總體交出了靚麗的年報和一季報成績,但其中周期性因素更為主導。如果二季度印證主動補庫存轉向被動補庫存,那麽業績將面臨回落壓力。對於創業板而言,在收入高增的情況下,歸母凈利潤增速卻出現了連續回落,盈利能力的回落印證內生動力不足的風險。總體看,業績雖然還在高位,但風險正在上升。”渤海證券分析師宋亦威認為。
她表示,伴隨中央政治局會議的定調,流動性坍塌時風險得到緩解,但是從中長期來看,金融去杠桿和引導資金脫虛向實的政策方向不會改變,因而,對A股估值的影響將是更長期的過程。由流動性趨緊疊加的無風險收益率擡升和由監管趨嚴疊加的風險偏好回落,都將是A股面對的壓力。
華泰證券認為,當前流動性成為核心變量的情況下,行業比較在基本面上會更關註財務結構和資產開支。不同利率周期下財務結構是行業比較的重要指標,在信用債利率上升周期,低杠桿、高現金的行業占優勢,低杠桿企業的財務費用負擔小,利多EPS;高現金企業再投資能力強,使得成長性預期更強。
2013年創業板、TTM行業的牛市正式得益於其低杠桿高現金的財務結構,在利率下行周期,依賴融資、需要通過擴大資產負債表來取得盈利的行業如建築,則最受益於低資金成本,2014年—2016年,建築股取得顯著超額收益也有此原因。
上述資深分析人士說:“這一看法有一定道理,隨著整體流動性的變化,做投資的時候看上市公司基本面的角度側重點也會有所調整。比如一些公司的負債壓力很大,在流動性寬松的情況下或許還可以,但一旦流動性很緊張,就可能會帶來很高的成本。”
二季度的首月,券商業績表現欠佳。第一財經統計,截止到5月9日,共25家A股上市券商發布了2017年4月份財務數據簡報,母公司口徑下,25家券商共計實現營收98.49億元,環比比降幅達42.49%;錄得凈利潤35.92億元,環比3月大幅下滑64.25%。數據顯示,25家券商營收集體下滑,僅一家券商營收超過10億水平;而凈利潤方面,環比降幅最大的超過兩倍,僅一家券商凈利潤實現不足6個百分點的增長。
在業績環比大幅下滑的背後,是市場交投回調,監管收緊,券商自營業務環比3月受挫,拖累業績。有非銀分析師及券商業務人士對第一財經表示,去年以來,監管之力持續顯威,券商各項業務都面臨收緊,監管對業績影響也日益突顯,資管、投行等各項業務對風險事件的把控尤為重要。
僅一家券商凈利增長
第一財經記者統計顯示,25家上市券商共計實現營收98.49億元,環比降幅達42.49%。母公司口徑下,25家券商營收清一色大比例下滑,僅廣發證券一家單月實現營業收入11.83億元,超過10億元,暫居營收榜首。
此外,國泰君安、海通證券緊隨其後,營業收入分別為9.74億元、9.32億元。而第一創業、太平洋證券則營收不足億元。其中,太平洋證券單月營收僅0.01億元,環比降幅99.08%。
凈利潤方面,25家上市券商錄入35.92億元,環比3月大幅下滑64.25%。具體來看,在25家券商中,過半券商凈利潤降幅超過60%,僅國金證券一家實現凈利潤正增長,增幅5.67%
而環比降幅最大的太平洋證券,相比3月凈利潤下滑了235.31%,其也成為4月券商月報成績單內,目前唯一虧損券商,虧損0.71億元。
4月券商業績看天吃飯本性不改,銀河證券統計數據顯示,當月份市場交易日18天,相比3月減少5天,拖累券商經紀業務收入。而Wind資訊數據顯示,4月滬深兩市累計A股成交金額9.16萬億元,環比減少了20.49%;銀河證券認為,受債市波動明顯影響,券商自營業績受到沖擊。
此外,雖然投行業務股權融資規模增加,但債券融資規模下滑。4月股權融資規模合計1527.00 億元,環比增長29.62%,其中,IPO38家,募集資金208.11億元,環比減少20.58%;增發46家,募集資金949億元,環比增長12.89%。債券融資規模合計1533.77 億元,環比減少8.22%。
“相比而言,券商3月的自營和資本中介有亮點,但4月市場下跌,個股分化嚴重,券商的自營壓力比較大。”華南某券商非銀分析師對第一財經記者指出,4月券商自營業務受挫,拖累各大券商賺錢能力。
監管持續顯威
對於目前的券商而言,從整個行業來看,各項業務監管趨嚴,對於業績波動的威力持續彰顯。
“今年是監管停不下來的感覺,之前大家都在說風險是不是出清了,該管的都差不多了,但又出了新的規範。”有券商人士對第一財經如是稱。
就IPO業務方面來看,盡管業務審批加速,但把關趨嚴。第一財經統計報道,在今年IPO均衡節奏的背後,是波濤洶湧般的嚴監管政策。IPO企業首發過會被否率增加,今年以來的IPO被否數量,已超過去年全年IPO被否數量。其中,1月份和4月份被否數量達6家以上。
“IPO業務競爭繼續加大,整體費率也有所下降,我們粗測算已不足5%,部分公司費率降低至3%—4%,而過往行業平均費率維持在6%左右。“前述非銀分析師對第一財經分析表示。
中泰證券分析師戴誌鋒認為,4月以來,券商業務監管力度加大,證監會先發布期貨公司風險監管指標管理辦法,提高最低凈資本要求至3000萬元(此前的要求為1500萬元),後調整資管業務風險資本準備集體範圍和計提標準。
在金融行業去杠桿、去通道的監管思路下,券商資管業務的監管不斷升級。而最新的監管則聚焦在——資金池業務。
盡管證監會對外發聲,稱近日督導部分證券公司對照法規要求開展資管業務自查,是前期監管工作的延續,並非新增要求。但據華泰證券分析師保守估計,2016年資金池業務規模是2.6萬億,涉及到非標是15%~18%,而在這之中又涉及到要被清理的約為兩成,最終預計影響的規模在一千億左右。
“去年開始券商監管就在不斷加強,從2016年的八條底線到後來銀行非標理財的監管,再到今年年初的資管統一監管,包括之後的銀行委外等等的規定,對券商各業務,尤其通道壓力比較大。“接受第一財經采訪的券商人士認為,監管不斷升級,這對券商各業務轉型都提出了挑戰。
歐盟在最新的一份關於外國投資的報告中稱,在維持開放和合作的同時,要特別針對 “出於戰略原因”對歐洲核心科技進行收購的行為進行仔細研究並出臺相應措施,但業內人士稱,這樣的舉措沒有必要。
歐盟在當地時間5月11日發布的《反思:控制全球化》文件中提出,歐盟不能在面對全球化的時候太“天真幼稚”,這也是繼今年2月法意等歐盟一些最大成員國呼籲歐盟委員會設立外資收購審查機制以遏制中國對歐洲科技公司的投資之後,歐盟委員會最新也最明晰的一次書面回答。
不過,在這份24頁的文件中,歐盟在抱怨“公平貿易投資待遇”時,僅以“某些國家”帶過,這也體現了歐盟內部對於要在多大程度上支持自由貿易和投資這一問題的分歧。
多名在歐洲從事協助中資赴歐並購投資的人士在接受第一財經記者采訪時對此均指出:第一,歐盟成員國各自已有對於戰略性資產限制並購的條例,且並不統一;第二,考慮到歐盟國家在對待外資方面分歧較大,而且設立上述類似於美國外國投資審查委員會(CFIUS)的歐盟層面審查機制需要各成員國投票通過才能立法,因此希望不大。
一位在南歐從事並購投資的資深人士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在法國,由於經濟常年不景氣,許多此前靠歐洲或法國本土業務就能盈利的企業家現在也犯了難,時常到中國尋找機會。如果上述泛歐審查機制出臺,恐怕會嚇跑一些潛在的外國投資者,於是在商業團體內部就出現了反對聲音。
限購核心科技企業
上述文件稱,一些國家享受著國際開放紅利,但卻在國內經濟方面不對外國企業實行互惠原則。雖然仍要支持開放和合作,但是歐盟不能在面對全球化的過程中“太天真了”。
具體而言,雖然對外國投資的開放仍是歐盟主要原則,也是歐盟的主要增長來源,然而,最近歐盟內對外國投資者,特別是“收購擁有關鍵技術的歐洲公司的外國國有企業”表示擔憂,且歐盟的投資者往往並不享有在對方國家進行相似投資行為的對等權利。對於這些問題,歐盟在文件中指出,“需要仔細分析並采取相對的行動。”
文件同時指出,結束全球規則中的漏洞和提高標準可能需要時間。在此期間,歐盟必須擁有能夠掌握的手段,恢複公平競爭環境,並對從事不公平貿易做法的國家或公司采取果斷行動。
雖然上述歐盟文件在貿易和投資部分只字未提中國,不過字里行間難掩對中國的指向。
“買買買”引發反彈
歐盟的擔憂,來自於今年2月德法意等國對設立外資收購審查機制的呼籲。當時,上述三國致信歐委會,呼籲歐盟授予其在收購案件中更多否決權,以抵禦外國對歐盟敏感高科技企業的不對等收購。
在信中,德法意三國經濟部長向歐盟貿易專員馬姆斯特羅姆(Cecilia Malmstroem)表示,歐盟國家可以國家安全的名義阻止外資收購,也應擁有以“經濟原因”名義阻止收購的權利。信件還列出了可以阻止收購的5項條件:譬如當出現依靠國家資金或旨在購買重要技術的收購案件時等。同時,如果投資者希望在此收購的公司中占有主導股權地位,則這些收購案就要被阻止。
上述條件同此前德國經濟部做出的一份提案十分類似,即如果歐盟外國家收購者收購股份達到了董事會投票權的25%以上,政府有權阻止這一收購行為,如果投資背後有外國政府身影,那麽歐盟有義務幹預,這一點又分為四種情況:投資受產業政策引導;政府補貼投資者;收購企業為外國國有企業;德國企業進入該投資者來源國的準入十分有限。
在中資企業並購了德國機器人制造商庫卡後,加上德國大選因素,這一並購案觸發了德國政界人士對中資對歐投資的反彈。
與此同時,2016年中企在歐洲“買買買”創下新高也引發了歐洲某些政治勢力的警惕。根據2017年1月榮鼎集團(Rhodium Group)和柏林智庫墨卡托中國研究中心聯合發布的一份報告數據稱,2016年中國對歐盟直接投資激增76%,至351億歐元(約合2569億元人民幣)。相比之下,歐盟在華並購交易額則連續第二年下滑,降至77億歐元(約合563億元人民幣),而中國投資者在歐盟的並購支出更是歐盟企業在華並購支出的四倍。
這種對比在德國表現得尤為明顯。中國在德並購額從2015年的12億歐元激增至2016年的110億歐元,占中國對歐盟投資的首位,而德國在華並購額為35億歐元,也是中國在德並購額首次超過德國在華並購額。數據顯示中國對歐盟的投資主要集中於高新技術和先進設備制造領域,且一半的投資額流入德國和英國。
上述報告則指出,這種投資之間的差距令歐盟中出現了認為歐中之間缺乏“互惠”的觀點。
成員國已有規定
法德意提出上述要求後,歐委會回複表示,充分理解成員國的擔憂並認為這些提案值得討論,且表示歐盟需要評估是否擁有應對全球化挑戰的所有工具。
但實際情況是,除了時隔3個月後歐委會發出了上述文件外,尚未采取任何具體措施,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在9月的德國大選之前任何重大決定要後延,而且各成員國在貿易問題上的敏感性不同,首先應就原則達成一致。
上文提到的在南歐進行並購的資深人士對記者明確表示,不認為歐盟有采取措施的必要,以法國為例,他們已經在核電等戰略領域有了一系列詳細的交易規定,而且並非針對中國,只要是外國投資者都必須遵守,如此國家層面的投資規定已經足夠了。
另一方面,歐委會內部也在保護核心科技產業和堅持自由主義信條方面有不同見解。主管貿易的歐盟委員會副主席卡泰寧即將訪華並參加“一帶一路”高峰論壇,行前他在接受英國《金融時報》采訪時表示:“很難想象歐委會要對一個企業或一個企業家說,因為你的公司太棒了所以不許賣。”
卡泰寧表示,對於歐盟,最好是繼續尋求充分的投資互惠。“如果歐盟企業與其他國家的企業在並購方面享有相同待遇的話,那就不用擔心了。”
目前中歐之間正在就《中歐投資協定》繼續談判。5月9日,歐盟駐華大使史偉在新聞發布會上表示,中歐領導人6月還會在布魯塞爾會晤,希望領導人會晤能在經貿領域給《中歐投資協定》註入新動力。
央行5月12日發布的2017年一季度貨幣政策報告中,以專欄形式解釋如何理解所謂央行“縮表”。文章指出,我國央行資產負債表的變化要受到外匯占款、調控工具選擇、春節等季節性因素、財政收支以及金融改革和調控模式變化等更為複雜因素的影響,中國央行“縮表”並不一定意味著收緊銀根,比如在資本流出背景下降準會產生“縮表”效應,但實際上可能是放松銀根的,因此不宜簡單與國外央行的“縮表”類比。所謂一季度的“縮表”在外匯占款下降這一大背景不變的情況下,主要與現金投放的季節性變化及財政存款大幅變動有關。從目前掌握的數據看,4月份人民銀行資產負債表已重新轉為“擴表”。
專欄全文:
《如何理解所謂央行“縮表”》
近期社會上對所謂央行“縮表”關註和議論較多。近年來全球範圍內對央行資產負債表的關註度上升,與國際金融危機後主要發達經濟體央行較多運用資產負債表等非常規貨幣政策工具有關,尤其是在近期全球經濟形勢有所好轉的大環境下,部分經濟體逐步退出“量化寬松”政策,美聯儲也開始考慮“縮表”問題,各方面對央行資產負債表的關註度進一步上升。但較之發達經濟體央行,影響我國央行資產負債表變化的因素更加複雜,不宜簡單類比。由於外匯儲備很少、加之基本不使用準備金工具,發達經濟體央行的資產負債表相對較為簡單,其資產方主要是央行購買的政府債券等各類資產,負債方則主要是基礎貨幣(法定準備金很少,多為超額準備金)。我國央行資產負債表則更為複雜,資產方不僅包括對其他存款性公司債權等,更大塊頭的是外匯占款;負債方除了基礎貨幣(現金、法定準備金和超額準備金等),還有大量的政府存款等。由於資產負債表結構存在差異,發達經濟體央行資產負債表的收縮和擴張,能夠相對準確地反映銀行體系流動性的變化,而我國央行資產負債表的變化則還受到外匯占款、不同貨幣政策工具選擇、財政收支乃至春節等季節性因素的影響,且作為發展中經濟體,金融改革和金融調控模式變化也會對央行資產負債表產生影響,不能簡單與國外央行進行類比。
長期以來,人民銀行資產負債表變化受外匯占款影響很大。2014 年之前的較長一段時間,我國面臨國際收支大額雙順差,央行外匯儲備持續增加,並對應準備金以及央票的相應增長,人民銀行資產負債表相應擴張較快。2014 年下半年以來,隨著國際收支更趨平衡,外匯占款總體呈現下降態勢,央行“縮表”的情況也開始增多。2015 年人民銀行資產負債表曾收縮約 2 萬億元,2016 年 3 月末較 1 月末也收縮了約 1.1 萬億元。這兩次“縮表”,都是在外匯占款下降的大背景下發生的,同時也與降低準備金率有關。2015 年全年 5 次普降準備金率,2016 年 3 月份也曾降準。與開展公開市場操作等具有“擴表”作用不同,降準只改變基礎貨幣結構不增加基礎貨幣總量。但降準後商業銀行法定準備金會轉化為超額準備金,具有投放流動性的作用,隨著商業銀行動用這部分流動性,超額準備金也會相應下降,由此產生“縮表”效應。降準還容易引起預期變化從而加劇外匯流出。在外匯占款減少和降低準備金率相互疊加、互相強化的情況下,更容易出現央行“縮表”的現象。
2017 年第一季度央行再度出現“縮表”,2 月和 3 月末人民銀行資產負債表較 1 月末分別下降了 0.3 萬億元和 1.1 萬億元。這一次的所謂“縮表”在外匯占款下降這一大背景不變的情況下,主要與現金投放的季節性變化及財政存款大幅變動有關。具體來看:
現金投放的季節性波動是 2 月份“縮表”的重要原因。從機理上看,現金發行增加會減少銀行體系流動性(超額備付金),需要央行相應給予補充,由於現金發行和超額備付都記在央行資產負債表中的基礎貨幣項下,由此會導致央行“擴表”。節後現金回籠,會補充銀行體系流動性,由此央行可以相應減少流動性投放,表現為其他存款性公司債權的減少,從而出現春節前央行“擴表”而節後“縮表”的現象。2017 年春節恰巧在 1 月末,春節前現金大量投放,當月現金發行增加 2.2 萬億元,若不考慮其他因素會導致央行相應“擴表”;春節後的2 月份現金回籠 1.7 萬億元,若不考慮其他因素則會導致央行相應“縮表”。與往年不同的是,2017 年央行通過臨時流動性便利(TLF)在春節前提供了部分流動性支持,TLF 工具在基礎貨幣總量基本穩定的情況下,通過調整基礎貨幣結構滿足了現金需求。因此,2017 年 1 月份基礎貨幣擴張幅度不大,2 月份現金回籠的影響也相對較小,當月基礎貨幣僅下降 0.5 萬億元,加之 2 月份財政存款增加了 0.2 萬億元,部分對沖了現金回籠的影響,由此 2 月份央行“縮表”僅 0.3萬億元。
財政支出加快是 3 月份“縮表”的重要原因。2017 年 3 月份財政支出加快,央行資產負債表上的政府存款減少 0.8 萬億元,比上年同期多減 0.6 萬億元。財政支出後會轉化為銀行體系的流動性,反映為央行資產負債表上政府存款下降、超額備付金上升,雖然靜態看並不改變央行資產負債表的規模而僅影響其結構,但動態看由於央行會相應減少流動性投放,表現為其他存款性公司債權的減少,由此也會產生“縮表”效應。這一點從央行資產負債表上就能看出,雖然 3 月份基礎貨幣總量基本穩定,但央行主要因財政存款下降較多“縮表”了 0.8 萬億元。
商業銀行合意流動性水平的變化對資產負債表也有一定影響。近年來,隨著對存款準備金實施雙平均法考核以及公開市場操作頻率提高至每日操作等,商業銀行的預防性流動性需求總體趨於下降,在一定程度上也會對央行資產負債表產生影響。根據形勢變化和供求因素,人民銀行合理搭配工具組合,保持了流動性中性適度和基本穩定。這意味著央行資產負債表的變化與保持銀行體系流動性基本穩定可以並行不悖,既不能用過去幾年的情況來衡量目前的流動性松緊狀況,也不能將某些季節性因素引致的央行資產負債表變化視作貨幣政策取向的變化。
總的來看,我國央行資產負債表的變化要受到外匯占款、調控工具選擇、春節等季節性因素、財政收支以及金融改革和調控模式變化等更為複雜因素的影響,中國央行“縮表”並一定意味著收緊銀根,比如在資本流出背景下降準會產生“縮表”效應,但實際上可能是放松銀根的,因此不宜簡單與國外央行的“縮表”類比。對此應全面、客觀看待,並做更深入、準確的分析。由於第一季度“縮表”受季節性及財政收支等短期因素影響較大,從目前掌握的數據看,4月份人民銀行資產負債表已重新轉為“擴表”。
5月24日,針對今日市場關於收緊融資通道,中國銀監會檢查信托公司業務的有關傳聞,中國經濟網記者求證。銀監會表示,根據銀監會2017年現場檢查計劃,監管部門將對部分信托公司進行例行檢查。為提高檢查的針對性和有效性,銀監會相關部門4月中旬制定印發了《2017年信托公司現場檢查要點》,供具體檢查時參考。印發檢查要點是現場檢查的一種通行做法,僅用於指導具體檢查項目,並非發布監管政策。
美國總統特朗普16日宣布,在經貿和旅遊等方面收緊奧巴馬政府的美國對古巴政策,但不會關閉2015年重開的美國駐古巴大使館。(視覺中國/圖)
古巴16日發表聲明說,特朗普宣布的對古新政策是美古關系的“倒退”。
北京時間今天淩晨,美國總統特朗普在邁阿密發表演講時宣布,收緊部分奧巴馬政府時期美國對古巴政策,但不會關閉兩年前才重開的美國駐古巴大使館。
特朗普宣布,禁止美國企業與古巴軍方控制的企業有生意往來,同時收緊對美國公民前往古巴旅遊的限制。
他還強調,美國將繼續執行對古巴的經濟、金融封鎖和貿易禁運政策。
而根據央視新聞了解到的情況,特朗普宣布收緊部分對古巴政策後,古巴官方目前還沒有做出任何回應。有消息稱,正在歐洲訪問的古巴外長羅得里格斯計劃19號、也就是下周一在奧地利維也納舉行新聞發布會,預計到時他會代表古巴政府公布新的對美政策。
在奧巴馬執政時期,美國公民可自行申報,以民間訪問、教育交流等理由赴古巴旅遊,美國政府對此並沒有太嚴格的審核。16號,特朗普宣布這將成為歷史。美國執法部門以後將嚴格審查和限制美國公民赴古巴旅遊,在多數情況下只允許公民跟團出行。
此外,特朗普還禁止美國企業與古巴軍方控制的企業有生意往來,並表示美國將繼續執行對古巴的經濟、金融封鎖和貿易禁運政策。由於古巴很多旅遊業都有政府和國營背景,預計這一禁令或將大幅降低美國人赴古巴旅遊的數量。
美國總統 特朗普:我們將落實限制旅行的措施,我們將落實對古巴的經濟封鎖,我們會采取切實行動,確保美國投資的受益方是古巴民眾,這樣他們可以創立私營企業和建設他們的國家,讓未來變得更好。因此,從現在起,我宣布取消上屆美國政府一邊倒傾向古巴的政策、
特朗普稱,做出這一政策調整的原因是為防止過多的美國商業利益和資金流入古巴政府控制的部門,他希望能讓更多的古巴民眾和私營部門從美古關系中受益。
雖然特朗普聲稱取消前任的措施,但特朗普實際上保留了大部分奧巴馬時期的古巴政策。比如,特朗普保留了美國同古巴的大使館及雙方的大使級外交關系。再比如,特朗普保留了美國與古巴企業間的貿易和商務關系。受限制的只有同古巴軍方的商貿往來。
央視記者 王冠:在總統特朗普講話的現場附近,我們看到了很多特朗普的支持者,也有一些人對特朗普政策提出了不同的意見。很多分析認為,總統特朗普之所以收緊對古巴政策,而並沒有全盤否定他的前任奧巴馬同古巴複交的政策,這背後有很多政治考量。
不論這次特朗普對古巴政策收縮的程度有多小,美國和古巴的關系,確實是在奧巴馬執政後期“松綁”,又在特朗普上臺後念上了“緊箍咒”。
原因一:兌現競選承諾
有分析人士指出,特朗普這麽做,首先是在兌現他的競選承諾。
在總統選舉期間及當選後,特朗普先後多次表態說,他要推翻奧巴馬政府的“單方面協定”——他認為兩國關系正常化後受益更多的是古巴,美國不僅妥協太多,而且
沒有收到明顯回報。
原因二:爭取更多黨內支持
而除了兌現競選承諾,政策調整背後的美國國內黨派因素也不可忽視。在其本人和多名內閣要員陷入通俄調查之際,維護個人權威和保持黨內的團結和支持對特朗普來說很重要。有民調數據顯示,年長的古巴裔美國人對美古接觸持強硬態度,而這些人恰恰是共和黨的支持者——特朗普這麽做,或許是為了贏得更大的黨內支持。
原因三:拉美政治版圖發生變化
此外,拉美政治版圖發生變化,可能也是促使特朗普收縮部分對古巴政策的原因之一。
在奧巴馬時代,拉美國家左翼當政更多,許多國家反美傾向明顯,因此美古關系正常化可以看作是奧巴馬推進與拉美國家關系的“抓手”。
不過現在,右翼保守勢力在很多拉美國家擡頭甚至當政,一些國家國內政治動蕩……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對美國有利,美國政府因此失去了以古巴為“抓手”、改善與拉美國家關系的動力。
因此,有專家指出,特朗普政府調整對古巴的政策,未必是冷戰思維的“回魂”,“更多應該還是國內政治算計和地緣政治調整交匯之下的產物”。
美國總統特朗普16日宣布,在經貿和旅遊等方面收緊奧巴馬政府的美國對古巴政策,但不會關閉2015年重開的美國駐古巴大使館。(視覺中國/圖)
古巴16日發表聲明說,特朗普宣布的對古新政策是美古關系的“倒退”。
北京時間今天淩晨,美國總統特朗普在邁阿密發表演講時宣布,收緊部分奧巴馬政府時期美國對古巴政策,但不會關閉兩年前才重開的美國駐古巴大使館。
特朗普宣布,禁止美國企業與古巴軍方控制的企業有生意往來,同時收緊對美國公民前往古巴旅遊的限制。
他還強調,美國將繼續執行對古巴的經濟、金融封鎖和貿易禁運政策。
而根據央視新聞了解到的情況,特朗普宣布收緊部分對古巴政策後,古巴官方目前還沒有做出任何回應。有消息稱,正在歐洲訪問的古巴外長羅得里格斯計劃19號、也就是下周一在奧地利維也納舉行新聞發布會,預計到時他會代表古巴政府公布新的對美政策。
在奧巴馬執政時期,美國公民可自行申報,以民間訪問、教育交流等理由赴古巴旅遊,美國政府對此並沒有太嚴格的審核。16號,特朗普宣布這將成為歷史。美國執法部門以後將嚴格審查和限制美國公民赴古巴旅遊,在多數情況下只允許公民跟團出行。
此外,特朗普還禁止美國企業與古巴軍方控制的企業有生意往來,並表示美國將繼續執行對古巴的經濟、金融封鎖和貿易禁運政策。由於古巴很多旅遊業都有政府和國營背景,預計這一禁令或將大幅降低美國人赴古巴旅遊的數量。
美國總統 特朗普:我們將落實限制旅行的措施,我們將落實對古巴的經濟封鎖,我們會采取切實行動,確保美國投資的受益方是古巴民眾,這樣他們可以創立私營企業和建設他們的國家,讓未來變得更好。因此,從現在起,我宣布取消上屆美國政府一邊倒傾向古巴的政策、
特朗普稱,做出這一政策調整的原因是為防止過多的美國商業利益和資金流入古巴政府控制的部門,他希望能讓更多的古巴民眾和私營部門從美古關系中受益。
雖然特朗普聲稱取消前任的措施,但特朗普實際上保留了大部分奧巴馬時期的古巴政策。比如,特朗普保留了美國同古巴的大使館及雙方的大使級外交關系。再比如,特朗普保留了美國與古巴企業間的貿易和商務關系。受限制的只有同古巴軍方的商貿往來。
央視記者 王冠:在總統特朗普講話的現場附近,我們看到了很多特朗普的支持者,也有一些人對特朗普政策提出了不同的意見。很多分析認為,總統特朗普之所以收緊對古巴政策,而並沒有全盤否定他的前任奧巴馬同古巴複交的政策,這背後有很多政治考量。
不論這次特朗普對古巴政策收縮的程度有多小,美國和古巴的關系,確實是在奧巴馬執政後期“松綁”,又在特朗普上臺後念上了“緊箍咒”。
原因一:兌現競選承諾
有分析人士指出,特朗普這麽做,首先是在兌現他的競選承諾。
在總統選舉期間及當選後,特朗普先後多次表態說,他要推翻奧巴馬政府的“單方面協定”——他認為兩國關系正常化後受益更多的是古巴,美國不僅妥協太多,而且
沒有收到明顯回報。
原因二:爭取更多黨內支持
而除了兌現競選承諾,政策調整背後的美國國內黨派因素也不可忽視。在其本人和多名內閣要員陷入通俄調查之際,維護個人權威和保持黨內的團結和支持對特朗普來說很重要。有民調數據顯示,年長的古巴裔美國人對美古接觸持強硬態度,而這些人恰恰是共和黨的支持者——特朗普這麽做,或許是為了贏得更大的黨內支持。
原因三:拉美政治版圖發生變化
此外,拉美政治版圖發生變化,可能也是促使特朗普收縮部分對古巴政策的原因之一。
在奧巴馬時代,拉美國家左翼當政更多,許多國家反美傾向明顯,因此美古關系正常化可以看作是奧巴馬推進與拉美國家關系的“抓手”。
不過現在,右翼保守勢力在很多拉美國家擡頭甚至當政,一些國家國內政治動蕩……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對美國有利,美國政府因此失去了以古巴為“抓手”、改善與拉美國家關系的動力。
因此,有專家指出,特朗普政府調整對古巴的政策,未必是冷戰思維的“回魂”,“更多應該還是國內政治算計和地緣政治調整交匯之下的產物”。
記者 張敏
樓市深入調控過程中,降杠桿措施對房企的影響在逐步放大。
這一方面體現在房企傳統融資方式不斷受到緊縮甚至部分被完全封鎖,另一方面則是需求端居民個人貸款規模占比漸趨減少對房企滾動開發帶來的影響。
資金命脈該如何延續?實際上房地產行業近年來在金融化方面的嘗試從未間斷,且呈現三個階段的轉變。在這背後,不但是開發商們需要尋求相對穩定的資金渠道,更是進入存量時代環境下,房企必須面臨的挑戰:提高資產管理能力。
不過目前而言這種嘗試並未成規模化效應,則也有大環境因素的影響。
房企降杠桿十字路口
為解決融資問題,近年來,房企在金融領域的布局越來越多。對於國內房企的轉型而言,這是重要一步。因為按照國外經驗,當市場進入存量房時代,房企的角色將從此前的“開發商”轉變為“運營商”。其中對金融工具的熟練運用,將是必備技能。
信貸層面的大幅緊縮,導致房地產市場降溫的同時,再度令房企的生存命題浮出水面。
中原地產統計顯示,2017年前5月,房企在內地資本市場的融資規模為1232.4億元,比去年同期下降了77.7%。同期的海外融資規模則達到148.75億美元,同比上漲97%。但從多家企業的融資案例不難看出,當前海外融資的成本已比去年有明顯提高。
作為資本密集型行業,資金可視為房企的“生命線”。融資環境的周期性緊縮,正在蠶食不斷下滑的利潤率。由於當前的“拿地-開發-銷售”模式本質上與制造業並無不同,因此房企很難從根本上解決生產資料(資金)價格上漲的問題,這一問題不僅影響企業的盈利能力,甚至可能危及資金鏈。
過去幾年間,房地產企業不斷布局金融領域,涉足如保險、銀行、基金等業務。但分析人士指出,這種多元化嘗試雖有融資層面的考量,但更多是出於增加盈利點、平衡風險的目的。
相比傳統的房地產開發銷售模式,業界更為推崇以凱德為代表的資產管理模式,並希望將其作為實現長遠發展的模版。但政策層面對資產證券化的限制,以及資本市場對規模和盈利的要求,使得這種轉型仍存不少疑問。
“蹺蹺板效應”
房企海外融資的規模,與內地融資環境的變化密切相關。雖然統計口徑不同導致數據有所差別,但統計局給出的海外融資變化趨勢,卻與中原地產的報告相當一致。
統計局數據顯示,2016年1-5月,房企利用外資42億元,同比下降72.1%。到今年同期,房企利用外資的規模就升至90億元,同比增長115.1%。短短一年間,變化趨勢陡然反轉。
就在去年第三季度,還有不少房企以“借新還舊”的方式,將成本相對較高的美元債務,置換成人民幣債務。
導致外債受青睞的主要原因,在於國內的融資環境。
盡管低利率環境並未改變,但從去年三季度開始,為配合房地產調控,銀行、信托、基金等融資渠道就受到全面監管,部分渠道已被封死。與此同時,針對購房者的降杠桿政策,也導致銷售端的資金來源大幅下滑。統計局的數據還顯示,今年前5月,房地產企業到位資金來源中,個人按揭貸款的增速為8.6%,去年同期的數據則為“增長58.5%”。
在我國房地產調控史上,類似的案例大量存在。如在2009年,房地產企業利用外資規模470億元,同比下降35.5%。由於調控樓市的“國十條”和“新五條”陸續出臺,到2010年,利用外資的規模就轉而增長了66.0%,達到796億元。其間,國內貸款、個人按揭貸款、定金及預收款的增速均大幅下降。
有業內人士將其稱為“蹺蹺板效應”,即隨著國內房地產調控政策的變化,境內融資和境外融資容易出現此消彼長的變化,且這種變化往往會在短時間內出現。
但由於美國進入加息通道,當前海外融資的成本已有明顯擡升。綜合企業融資案例來看,近期海外融資的成本多在5.5%以上,而在去年四季度之前,房企在內地的融資成本普遍低於5%,部分央企的發債利率甚至低至4%以下。
如龍光地產5月在新加坡發行的一筆永續資本證券,利率為7%;明發集團在新加坡發行的一筆債務,成本則達到11%。4月,景瑞控股和億達中國分別在香港聯交所發行企業債,利率分別為7.75%和6.95%。
中原地產認為,美元走強後,熱錢將流出中國市場,疊加內地債券市場融資難,這會加劇房地產企業“錢荒”窘境。房企面臨“海內海外融資收緊+銷售回款減少”的多重難題,如果2018年的市場繼續低迷,企業的盈利能力將受到很大影響,部分企業的資金鏈將出現問題。
制造業“基因”難改
事實上,由於銷售向好,以及抓住了發債窗口,就現階段而言,房企的資金問題並不嚴重。在機構給出的例行評級中,大部分房企的債務評級維持在去年同期水平,並未出現太多下調現象。
但低杠桿下的焦慮情緒,凸顯出房企在生存方面的難題。
“房地產企業沒辦法決定貨幣環境的變化,只能被動應對。”北京某上市房企相關負責人向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表示,房地產業現有的“拿地+開發+銷售”模式,從本質上說屬於傳統制造業模式。資金和人力、建材等一樣,屬於生產資料的一種。
他表示,正如任何制造業企業都沒辦法解決生產資料價格上漲的問題,房企也很難真正解決資金成本問題。
為解決融資問題,近年來,房企在金融領域的布局越來越多,綠地、華潤、萬科、恒大、泛海、正榮等房企均在金融業有所布局,其涉足領域包括證券、基金、銀行等。中天城投則幹脆將股票簡稱改為“中天金融”,意在表明發力金融領域的決心。
上述人士指出,從模式來看,房企多采用新設業務條線、股權投資等方式介入,並未將金融業作為主營業務來做。可以看出,其更多是出於增加盈利點、平衡風險的目的,並沒有真正解決發展模式的問題。且對於房企的融資需要,也很難真正解決。
但他認為,對於國內房企的轉型而言,這是重要的一步。因為按照國外經驗,當市場進入存量房時代,房企的角色將從此前的“開發商”、“制造商”,轉變為“資產管理商”、“運營商”。其中,對金融工具的熟練運用,將是運營商的必備技能。
在這方面,國內房企較為推崇的模版為美國黑石與新加坡凱德。凱德的模式被認為是“PE+不動產運營+REITs”,這融合了優秀的不動產(特別是零售商場)運營管理能力以及強大的金融能力。黑石則在不動產運營的基礎上,建立了資金平臺和資產平臺,運營能力更為全面。
早在2010年,時任萬通地產董事長的馮侖就曾提出做中國的“凱德置地”,但此後的實踐並不成功。其它房企亦有轉型實踐,但因時間較短,目前下結論為時尚早。
上述房企人士認為,資金和盈利問題的浮現,正在提示房企轉型的緊迫性。但對於國內企業而言,仍有兩個障礙需要跨越。其一,政策層面的限制,導致資產證券化的條件並不成熟;其二,資本市場對於盈利能力有著較高要求,在轉型過程中,如何保持業績的平穩,也是對企業運營能力的重要考驗。
(來源:21世紀經濟報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