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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歐繼續收緊外資準入 中國企業對外投資風險警示

伴隨中國超越日本，成為僅次於美國的全球第二大對外直接投資國，中國第一次實現資本賬戶直接投資項下資本凈輸出。

中債資信與中國社科院世經政所聯合發布的《對外投資與風險藍皮書》(下稱《藍皮書》)指出，地緣政治格局的變化、全球經濟增長乏力與失衡等問題相互交織，將對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形成較大挑戰。展望2017年，美歐恐將繼續收緊外資準入政策，發達國家準入審查風險呈上升趨勢；發達國家擬加強保護核心基礎設施和關鍵技術企業不被外資收購，而部分發展中國家則出現了強化“本土化”政策的要求。

2016年那些收緊外資準入的政策

《藍皮書》指出，2016年發達經濟體複蘇情況整體不及預期，經濟增長乏力的壓力不斷向社會層面傳導，使得歐美等國社會矛盾不斷凸顯，助推了民眾民族主義和排外情緒上升。

與此同時，排外情緒上升反映為外資準入政策不斷收緊，美歐等發達國家準入審查風險顯著提高。

回顧2016年，中國企業在歐美等發達國家投資頻頻受阻：對先正達並購案的審查持續很久；中國企業對美國西部數據、仙童半導體公司的並購接連遭受美國外資投資委員會的否決；澳大利亞農場和電網收購項目也接連以影響“國家安全”為由被澳大利亞政府否決。東道國準入審查風險已經成為中國企業海外並購面臨的主要風險之一。

其中，對中國投資者的影響，主要表現為新增了兩方面的限制性政策：一是提高了戰略性行業投資的準入。例如，澳大利亞、美國等提高了農業、電力、化工、通信行業政府審查強度，而這些是中國企業原本具有相對優勢的行業。

二是加強了對外資的國家安全審查。國家安全審查機制通常具有不透明程度較高、缺乏可預測性等特點，主要取決於東道國行政部門的自由裁量。例如美國以國家作為劃分國家安全風險的依據，加大了中國投資“泛政治化”的可能性，投資受阻概率大大上升。安全審查機制為投資保護主義留下空間，還可能被東道國政府當作采取征收、違約等不利於投資者行為的辯詞。

全球經濟複蘇乏力推高準入審查風險

《藍皮書》指出，中短期內，全球經濟難以徹底擺脫疲軟態勢。受此影響，歐美主要國家的民粹主義和排外情緒還將持續發酵並繼續向政治層面傳遞，進而增加歐美發達國家政局及政策的不確定性。

2017年歐美發達國家需要關註的重大政治事件包括法國、德國大選、意大利政局走向以及特朗普就任總統後美國的政策走向等。

受民眾對現政府經濟、難民政策不滿的影響，法國、德國和意大利等歐盟主要成員國極右翼政黨力量快速上升，對歐盟的離心力不斷增強，為其政局穩定和歐盟的團結帶來不利影響。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也為美國政府未來政策帶來較大的不確定性。

《藍皮書》預計，2017年美歐等相關國家將會繼續收緊外資準入政策的趨勢，發達國家準入審查風險將呈現上升勢頭。其中，發達國家擬加強保護核心基礎設施和關鍵技術企業不被外資收購。

譬如，英國相關監管部門就正在加大對中國投資者的審查力度。尤其是伴隨著英國新的資產透明法案（Transparency Laws）的實施，中國企業自身透明度問題（包括融資和所有權信息披露）將使其在英投資面臨更多監管和審查。

歐洲有報道稱，中國投資者正以大約每周一個企業的速度尋求收購德國企業，這引起了德國部分人士的擔憂，特別是美的集團收購德國機器人巨頭庫卡集團的交易，更是引起了廣泛關註。德國經濟部長加布里爾甚至公開呼籲歐洲設立安全條款，阻止外商收購關鍵技術企業。他還提議建立一個歐洲聯盟來競標庫卡，從而阻止中國企業方面的收購。雖然德國經濟部發言人表示，加布里爾的講話不代表德國政府的態度，但這的確反映了歐盟內部存在呼聲加強對中資企業的並購限制和監管。

與此同時，在部分發展中國家中，則出現了強化“本土化”政策的要求。譬如，非洲國家津巴布韋在2016年一季度末通過決議，要求未能達到本土化要求的外資企業在3月31日前提交本土化實施計劃，否則將至少51%的企業股權收歸國有。

中國是津巴布韋最大的外商直接投資來源地和主要貿易夥伴。津巴布韋本土化政策如果強力實施，將對當地中資企業產生較大不利影響。津巴布韋本土化政策將外資企業分為資源行業、非資源行業和保留行業。其中，資源行業必須嚴格遵守國有化51%股份的要求。而對於能源、金融、制造等非資源行業，如果是具有良好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的制造類企業只需轉讓小部分股權；如果是對津巴布韋國計民生做出巨大貢獻的企業，則可以根據實際情況獲得本土化政策的豁免。

由於該政策實施的靈活性和落實過程的困難程度，津巴布韋本土化政策對中資企業的影響沒有想象中大，不少中國企業得以豁免。

應對審查收緊風險

《藍皮書》從政府和企業兩個層面對中國企業“走出去”給出建議對策。

在政府層面，要兼顧中國“資本輸入大國”與“資本輸出大國”兩方面需要，積極通過雙邊投資協定和多邊組織公約保護本國對外投資企業的利益。

具體而言，中方應繼續加強與其他國家的投資協定談判，加強多雙邊和區域貿易投資合作，積極參與國際投資規則制定，從市場準入、國民待遇、投資審查、爭議解決、外交和領事保護等多方面保護本國對外投資企業的利益。

以雙邊投資保護協定（BITs）為例，在改革開放初期，中國以引進外資為主，這一時期中國政府從資本輸入國立場出發，締結的雙邊投資保護協定內容較為保守與謹慎，以保證政府對公共利益進行管理提供充足的政策空間。

隨著對外投資規模迅速增長，中國作為世界主要資本輸入國的同時，也逐步成為全球重要的資本輸出國。這要求中國政府在未來談判中更加註重對跨境投資的保護，兼顧不同方面的利益。

在企業層面，要充分嘗試多種所有制企業聯合走出去等形式，即中國企業在“走出去”過程中，特別是在對準入審查等風險不斷高企的發達國家進行投資時，可以考慮與歐美跨國公司聯合“走出去”，減少投資項目的受關註度和政治風險。

同時，探索以民營企業為主、國有企業為輔，以民營企業打前線、國有企業隨後跟進的混合所有制海外投資模式，從而實現單獨依靠國有企業或者民營企業都難以完成的海外投資項目，降低投資風險和壁壘，提高決策效率和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