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黑馬:曾以鞋服業聞名的泉州,最高峰時曾出現數十個全國鞋服品牌,很早以前已是民營經濟的全國性標誌。大約從2011年開始,隨著產業環境逐漸變化,泉州制造業開始遇上了各種問題——有的制約是“中國制造”共有的,譬如勞工成本、國際貿易環境變化、產業升級遇困;有的問題,譬如金融機構、信貸生態,乃至稅收政策等等,則指向了泉州當地本身。泉州老板們紛紛跑路,他們正在經歷在泉州制造業二十多歷史上的“最困難時期”,進入了難熬的冬天。
“中秋節時,我還跑來問工廠老板追貨款,他說過兩天就有。然後過了一個星期多一點,他全家都消失了。”陳力攤開雙手對騰訊財經說。“我跟他合作兩三年了,但他還是跑!”
瑞泰是泉州又一家老板跑路的企業,其董事長李發生是福建省江西商會的副會長,在當地從事鞋業將近20年。李發生被發現失聯時,瑞泰工廠仍在運作,廠里仍有眾多原料、成品鞋和縫紉機,之後人們發現,李發生的辦公室一片狼藉,杯子里還有未喝完的水。
老板失聯、跑路,工廠倒閉在泉州已非個案。騰訊財經於泉州走訪的一周里,當地便有三家類似的工廠發生倒閉;而在此前,媒體也曝光了當地金融系統內部所列的失信、(老板)失聯名單,羅列出諾奇、索力、鱷萊特、露友、紅瑞興等知名乃至上市的公司。
泉州是福建三大中心城市之一,經濟總量連續15年位居省內第一。在泉州,尤其晉江、石獅等鎮市有著密集的民營企業,以鞋服業尤為聞名,曾歷經迅猛的擴張,最高峰時出現了數十個全國鞋服品牌,而單是圍繞制鞋,中小企業便超過了6萬家,“晉江模式”等稱號,在很早以前已是民營經濟的全國性標誌。
冰封非一日之寒。用當地業界的話來形容,大約從2011年開始,隨著產業環境逐漸變化,泉州制造業開始遇上了各種問題——有的制約是“中國制造”共有的,譬如勞工成本、國際貿易環境變化、產業升級遇困;有的問題,譬如金融機構、信貸生態,乃至稅收政策等等,則指向了泉州當地本身。
如今,泉州的制造業界,從產業工人到上市公司董事長,都對騰訊財經直言,他們正在經歷在泉州制造業二十多歷史上的“最困難時期”,進入了難熬的冬天。
資金鏈之重
很多泉州人都註意到,從今年開始,停在馬路邊的豪車往往會被貼上“牛肉幹”:不是交警的罰單,而是抵押貸款的傳單——“大家都知道,老板們缺錢。”
李發生在跑路之前開的是奧迪車,他還在泉州投資了多處房產,而這些資產早前已被李發生抵押或出售,事先無聲無息。
在泉州的制造業里,李發生屬於早期的發家者,在1990年代,很多投資勞動密集型、外貿加工的工廠挖到了第一桶金。到今年,瑞泰還承接著多張外貿鞋服的訂單,但從6月開始,廠里便已開始拖欠工人的薪水。
在李發生跑路以後,瑞泰的工人們便開始了討薪行動。經過與當地政府的溝通後,泉州經濟開發區為他們解決了80%的薪水補償。而集體討薪、勞動仲裁等情形,還發生在鱷萊特等其它發生了老板失聯、倒閉的工廠。
一位泉州當地法院人士對騰訊財經描述,對於老板跑路等情形,一般通過查封工廠、處理資產等流程去解決欠薪的後遺問題,但往往因為事出突然,也給善後工作增加難度。
陳力說自己是後知後覺。他開辦了微型工廠,長期為類似瑞泰這樣的大鞋廠做代工,一做就是18年。他對騰訊財經說,瑞泰欠下的外界債務約為1千萬元左右,而他已經不指望取回自己的貨款。
“如果越來越多工廠倒掉,我是否還要做下去?”這是陳力,以及很多泉州鞋服業界人士的共同說法。“以前我們很在意客戶的黑名單,現在還得防著上下遊的合作者。不知道誰突然就消失了。”
在泉州,上規模的鞋服廠一般都有著五六百以上的人工數量,而很多工人都在不同場合對騰訊財經表示,已有聽聞工廠倒閉的事件。一位不願公開身份的運動鞋服類上市公司CEO對騰訊財經形容,泉州老板跑路、經營困難、資金緊張等情形,確系實情。
諾奇股份是最早被曝出老板失聯的企業之一。9月底,騰訊財經曾到訪被指老板跑路的諾奇工廠,但被廠房人員拒絕入內。諾奇工廠周邊的一位物流業主管形容,諾奇老板丁輝被懷疑失聯之後,廠方員工還自發籌款,希望能幫助工廠度過難關。
“即使是中型企業,隨便一個月結的、中間周轉的錢也可以達千萬水平,哪個鏈條斷了,就是上千萬的債。”這位主管說諾奇的債務數以億計。“供貨方他不肯供貨給你,你又發不了貨給客戶,客戶以後就不會找你,到最後形成三角債,大家都綁緊了。”
嗅到寒意的不僅僅是業界。據報道,在9月中旬,泉州經濟開發區的管委會針對企業主失聯的事件專門召開會議,希望有資金困難的企業老板“不要私自做出像諾奇那樣的舉動。”
騰訊財經則獲悉,在9月下旬,國家統計局、福建省工商聯等單位到達泉州、晉江等地調研,對象包括361、匹克、安踏、特步等當地龍頭企業。在調查過程中,泉州民營企業的主管們被上級部門提及多個問題,包括業績總結、前景預測、困難描述、政策建議等等。
事實上,福建的鞋服制造業經歷了OEM代工生產、大規模“造牌”運動之後,安踏等鞋服龍頭已在2010年之前上市。現在的泉州,大量企業仍然繼續代工和配套等生產業務,還有一些企業近年處於上市前的沖刺階段。
泉州市一名商會領導對騰訊財經坦言,最早靠海外訂單發展起來的企業,目前在這波困難里首當其沖,“很多都存活不下去。”
準上市的億萬級企業也不安全。“有些企業為了上市,必須達到一定的規模,所以明知道不賺錢也要擴張。”泉州紡織服裝商會秘書長施正植對騰訊財經說。“像諾奇這樣的,沒有原始資金積累的過程,融資成本很高,還要做品牌做大,到了經濟下行的時候,問題就出來了。”
銀行“雪中抽炭”
施正植是泉州紡織服裝商會的秘書長,國慶前後,他正忙於參與泉州民營企業的各項調研。施的觀點代表了很多業界人士的看法——市場不好,資金鏈緊張之際,企業的死活就掌握在銀行的手上;如果融資的問題能解決,把冬天熬過去,老板跑路、信貸糾紛就不會成為泉州的“熱點”。
林佐(化名)子承父業,是泉州一個皮鞋品牌及工廠的經營者。他對騰訊財經形容,泉州的工廠們在2008年之後曾享受過一段美好時光:“天天有銀行的人來催你貸款,請吃飯,很多人都借錢擴大產能,乃至做其它項目。現在?好景不再了。”
恒泰鴻偉鞋業董事長蘇文濱更用“出爾反爾”來形容銀行們如今的“反目”。“有時工廠周轉可能就缺兩百萬,周轉開了就能還款,但說什麽都不給你貸。是為了對付房地產的一刀切嗎?實在是讓我們沒法活了。”
多名制造業界人士都著重提及了一種從去年開始的,當地銀行的“騙還貸”現象:以保證再貸款等理由讓企業還清貸款以後,以各種辦法變相“食言”,轉而不再對企業放貸,這些辦法包括收緊手續,增加接待門檻等等。
銀行們是從2012年開始轉變態度的。當時泉州的鞋服企業們普遍遭遇產能過剩、門店過多和庫存難消化的等問題,銀行業也開始對前者進行限貸。施正植說,銀行們今年對這些企業的限貸,更成為了泉州“公開的秘密”。
“政府確實出臺過很多政策,譬如要幫助中小企業的貸款難,但實際情況是,現在銀行還要把貸款的額度縮減,甚至給你收回來,逼死企業。”施正植說。一位在泉州當地銀行任職的人士則對騰訊財經解釋,今年鞋服類企業貸款出現過多不良,“對它們準入條件肯定高了。”
普華永道根據十大銀行的上半年財報做出的分析稱,十大上市銀行的公司類貸款不良額集中在制造業和批發零售業,2014年6月末較2013年年末分別增加了13.39%和19.43%。各大銀行紛紛表示要對制造業貸款加強風險控制。
蘇文濱形容,在銀行關上大門以後,企業主們只能找地下錢莊,有的甚至惹來了黑社會的暴力對待。據泉州鯉城區的公開資料顯示,今年上半年涉個體工商戶、私營企業案件明顯增多,同比增長22.8%。當地商會如是解讀:“企業信用狀況差,通過正規渠道融資難,遇資金需求往往轉向群眾集資。當企業經營不善時,資金鏈極易斷裂,引發連環借貸糾紛。”
不但是工廠,泉州當地的民間融資機構也不好過。如同瑞泰工廠,一家小額貸款公司也發生了戲劇性的跑路事件,事先以在公司門口擺放租賃而來的名車,制造資金無憂的假象,接著老板在一夜間消失。
“然而,除了高利貸和民間擔保之外,我對其他的貸款方式已經絕望了。”當地一名叫做黃董的服裝企業主說。
在福建南部地區,類似“會子”這樣民間的、親朋之間的融資方式十分普遍。林佐說,近兩年經濟下行、銀行收緊信貸時,“會子”的利息越來越高,他所接觸的會子利息,已從過去的100飆升到300——“放1000元一個月就能賺300,還有哪里比泉州更缺錢?”
另外,泉州的工廠老板們還普遍對騰訊財經反映了一個與往年不一樣的現象:稅務部門今年到廠里特別多,有的企業還要求把前五年的賬都搬出來查,補交稅。對於上半年出臺的,一些關於支持中小企業發展的減負措施,有的企業也表示未有落實,“空歡喜一場”。
中山大學嶺南學院財稅系主任林江,就這個現象對騰訊財經做出分析:盡管已經有政策為中小企業減負,譬如對小微企業征收營業稅的起征額度提到3萬,但在在現行的分稅制財政體系之下,地方政府們未必有積極的動力去執行。
林江指出,泉州地方政府對產業升級和經濟穩定之間,需要一個仔細權衡的過程。“中小企業,‘三來一補’的工廠等等,理論上對產業轉型沒有太大幫助,但它們對穩定經濟和就業卻有重要意義。你到底是穩增長優先,還是結構調整優先?如果是穩增長優先,那你就要出臺很多政策,比如切實為中小微企業減稅。”
施正植說,對於稅賦的壓力,泉州的中小企業們比上市公司要脆弱得多。“中小企業沒有資源,沒有人脈,他們很容易被擠壓出局,但泉州的制造業,卻是眾多中小企業在支撐的一個產業集群。”
淘汰了什麽
從2012年開始,泉州提出制造業界的“二次創業”,試圖推動鞋服等產業的轉型升級。事實上,在過去幾年,泉州的一些鞋服企業紛紛尋找出路,有的“跨界”投資,乃至進入房地產業,通過並購獲得更高估值和業績增長。有的企業主也開始到東南亞地區考察,考慮著像先前的港臺乃至珠三角企業那樣,把工廠轉移到成本更低的地方去。
泉州企業的有些煩惱,是“中國制造”都共同面對的,譬如勞動力成本的持續上升。在泉州,為引薦工人者提供現金獎勵已成通例。作為典型的勞動密集型的勞動力,鞋服工人們的工資收入在泉州三四千元左右計算,“招工難”的矛盾也日漸突出。
已有眾多調研報告歸納過泉州制造業,尤其鞋服企業們其它的一些整體困境:一方面是原材料、勞動力成本和店鋪租金上漲,另一方面,電商沖擊對線下銷售造成沖擊,行業整體陷入低迷;在國際貿易領域,TTP(泛太平洋戰略經濟夥伴關系協定)跟TTIP(跨大西洋貿易與投資夥伴協議)也正給中國的代工廠們構築起新的貿易壁壘。
現在,泉州的制造業正處於現實的淘汰賽之中。一些工廠倒閉,一些工廠依然在開動,忙著為“光棍節”生產皮鞋。在林佐看來,對比起傳統的外貿訂單,電商為他提供了一個新的運營周期,在這些新的周期里,一些經歷了多年風雨,代際傳承的泉州鞋服企業,也在努力適應——這些改變並非易事。施正植坦誠,由於IT人才在泉州並不多,泉州的鞋服電商平臺目前還處在零散作戰的階段。
淘鞋網CEO塗榮標對騰訊財經說,在當前的產業環境之下,那些商業模式不健康、抗風險能力差的鞋服企業,即使有規模優勢也不會有樂觀的前景,“成本太高,兩三年就會被淘汰。”
施正植則認為,那些不規範的,或者違反市場規則的企業會被洗牌,而那些缺乏資金,但又有競爭能力的企業也應該得到發展的機會。他對騰訊財經說,泉州的鞋服制造業不會就此跌落谷底——“這里有成熟的產業配套,還有長期在市場里奮鬥,吃苦耐勞,抗風險能力強,愛拼敢贏的企業家。”
恒安集團CEO許連捷說,他對“企業跑路潮”的說法很反感。“當前一些企業經營不好只是市場經濟的正常調整,外界不應對此誇大,企業家更不應該就此陷入焦慮,甚至失去信心。傳統企業只要勇於創新不斷創新,打造核心競爭力,未來就充滿希望。”
實際上,在服裝制造業進入低潮之後,泉州地方政府已經在籌謀新的產業增長點。今年,機械裝備等產業已成為當地“強化財稅扶持”,“強化金融保障”的對象。這種嘗試並非新近之舉,在幾年前,泉州屬下的南安市就曾大力發展光伏產業。
中山大學嶺南學院財稅系主任林江則從整個制造業升級的角度,去歸結泉州未來的最大挑戰:“先進的制造業必須有現代服務業的配套,比如說現代的金融和法律,現代的會計、物流配送,甚至還有互聯網金融和網絡的支持,這本質上就是法律和誠信,投資環境的問題——問題是,泉州人願不願意做這些事?”
但泉州企業家擔憂的仍然是資金問題。三個月前,在國家主席習近平給30位福建企業家回信、鼓勵他們“愛拼才會贏”之後,泉州鯉城區工商聯撰文呼喊:實體經濟里的資金大幅度向房地產、金融投資等虛擬經濟領域轉移,實體經濟資金嚴重不足。“這個問題極為嚴重,要引起中央高層和各級政府的高度重視。”
對於林佐,他最擔心的是泉州的實業精神在風雨中逐漸磨失。“在泉州,人們都是要講派頭的。這兩年,你看得到,做鞋的老板很少買得起勞斯萊斯,但搞房地產的就做得到。”(騰訊財經 許十文 發自泉州)
來源:黑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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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投資對象,分析員其中一個慣常方法是「基本分析」(fundamental analysis),先由宏觀經濟入手,分析不同經濟體,以選定經濟體;在經濟體中,分析不同產業,再選擇產業;從產業中,分析不同企業,最後確定合適投資對象。由宏觀經濟、到產業、到企業的分析,普遍稱為「自上而下分析」(top-down analysis),財務報表分析是企業分析的其中一環。自上而下分析的局限 自上而下分析的優點是全面和系統化,缺點是費時費力和欠靈活。現時跨國跨產業的企業不少,投資者要運用這分析也不容易,單以財務報表分析,缺乏宏觀經濟和產業分析,始終有欠全面。今天分析普拉達(1913),只靠財務報表足夠嗎?可看到國際視野嗎?普拉達是大家較熟悉的「PRADA」,從事設計、生產和銷售名貴皮具、服裝等奢侈品。普拉達9月公布中期業績,上週發出中期報告。不用看業績,只要看普拉達股價在業績公布後一日應聲下跌6%,而恒指同日只微跌1%,已知道市場對業績的評價。普拉達上週收48.75港元,業績公布前兩年,股價並未曾跌低過51元。究竟普拉達的業績出了什麼問題? 去年盈利已露收縮玄機 普拉達今年半年收入微升1%,毛利微跌1%,營運開支卻不成正比的上升9%,使期內淨收入,即盈利,下跌了五分一。對比去年同期,收入上升12%,毛利上升15%,盈利增長8%,普拉達今年中期業績大不如前。盈利由增長轉向至倒退,普拉達去年業績或已露玄機!在今年4月,普拉達公布去年全年業績,收入上升9%,盈利卻上升少於1%,增長已是強弩之末。在業績公布後,普拉達股價已反覆在55港元徘徊,不能回到去年下半年最高的80.2港元。進一步分析,普拉達今年半年收入微升1%,營運開支中的銷售成本(selling costs)卻上升13%,是否普拉達全力花費催谷銷售,依然有心無力,返魂乏術?分析時也差些跌下陷阱,普拉達在年報和中期報告,竟同時以「銷售成本」翻譯「costs of goods sold」和「selling costs」,稍一不慎,分析也做錯!更嚴重的可能是,普拉達的存貨和應收貿易賬款淨額對比去年中期,卻分別上升32%和18%。普拉達有否在管理存貨和銷售預期出了偏差?有否以較長的應收賬信用期來催谷銷售?普拉達的應收賬還有不易理解的地方,是應收第三方貿易賬款接近3.5億歐元,但獨立客戶及特許經營半年銷售只有2.9億歐元。普拉達有解釋今年7月有交付大量2014年秋冬系列,那麼去年7月沒有交付大量2013年秋冬系列?還是即期應收賬信用期已超過210天! 從財務數字看國際困境 按地區劃分,普拉達亞太區、歐洲和意大利的銷售佔整體銷售四分三。去年全年銷售增長,亞太區有雙位數11%,歐洲和意大利也有約5%。可惜,今年第一季,三個分區銷售全面下跌3%至4%;今年半年銷售,意大利回復上升7%,但亞太區和歐洲仍下跌1%至3%,而亞太區和歐洲卻佔整體銷售超過56%。雖然普拉達亞太區和歐洲銷售下跌,然而同區的直營店和特許經營數目,對比去年同期卻是上升,歐洲上升13%,亞太區更上升16%,意大利也上升4%。可能,不用國際視野,大家也可從中了解普拉達所面對的「國際困境」! 林智遠 執業資深會計師,會計專業發展基金主席,最愛與太太旅行,出名講talk及撰寫大學會計書,其著作已被翻譯成不同語言。目標以淺易簡單的方法,使牛頭角順嫂也能看懂會計數字和陷阱。 | ||||||
面對三季度凈利潤下滑接近50%的困境,韓國智能手機制造商三星不得不承認,中國本土制造商的崛起造成失去中國這一全球最大智能手機市場主導地位的威脅。問題是,即便放低三星手機的“身架”,與小米等廠商貼身肉搏爭奪市場,也不能保證帶動三星的利潤增長。
華爾街見聞近日文章已提到,以智能手機出貨量衡量,今年第三季度三星的市場份額從35%跌至24.7%,小米的份額從2.1%升至5.6%,其全球出貨量翻三倍,躍升為世界第三大智能手機生產商。數據提供商Strategy Analytics認為,這一市場份額降幅創下三星自2011年第三季度成為行業領頭羊以來的最高紀錄。據市場研究公司Canalys報告,今年第二季度,小米已超越三星成為中國市場最大的智能手機生產商。
昨日三星公布三季度凈利潤大跌49%,稱主要源於中國市場的平價手機盈利下降。當季三星的手機業務毛利率由20%劇減至7%,創2009年以來新低。對此該司歸咎於為消化中國等市場未售智能手機的營銷成本增加。Strategy Analytics等三家追蹤市場的分析機構均認為,三星失去中國市場霸主地位的速度比許多分析師此前預計的還快。
三星不是唯一受到中國平價手機挑戰的業內巨頭。三季度iPhone的市場份額由13.4降至12%,一季度為15%。韓國政府研究機構韓國產經研究院(KIET)近日預計,雖然韓國企業在一些高端領域仍有優勢,但今後五年,在手機、造船、石化、鋼鐵與紡織等領域將被中國同行超越。KIET還預計,在中低端智能手機市場,中國企業兩年內就能領先韓國。
三星高管昨日表示,在售價約300美元的中低端智能手機市場,將更多地與小米、華為、聯想等中國對手正面競爭,將在中低端手機的設計與用戶界面方面尋求突破,還將生產更經濟實用的手機。目前三星的同等手機機型售價是這些中國手機品牌的兩倍。
Strategy Analytics分析師Linda Sui預計,第三季度小米的利潤達到全球第四,僅次於蘋果、三星和LG電子。小米側重低成本在線分銷渠道,不是“一磚一瓦”打造出貨渠道,這種市場營銷方式更精明,對小米營利有很大幫助。
《華爾街日報》報道指出,三星與小米和華為爭奪中低端手機市場不能確保三星自身盈利回升,而且可能造成雙輸局面,因為目前尚不清楚兩家中國企業生產智能手機的盈利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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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為華泰證券首席經濟學家俞平康,授權華爾街見聞發表。
事件簡述:
11月17日公布的日本三季度GDP數據不及預期,初值環比年化增速下滑1.6%(預期增加2.2%),前值下修為萎縮7.3%。由於4月上調消費稅後,經濟情勢再度惡化,安倍政府於今天(18日)的議息會議後,宣布將第二輪消費稅上調時間由2015年10月推遲到2017年4月,並提前進行大選。
要點總結:
數據分析:
日本政府的政府負債率已超過200%且仍在上升,為全球最高。為緩解公共債務壓力,安倍政府在今年4月將消費稅率從5%上調至8%,但該舉措對經濟的負面沖擊遠超預期。經季調後的今年二季度GDP環比折年率大幅下滑7.1%,主要原因正是上調消費稅導致家庭消費和企業投資大幅減少。1997年的慘痛教訓歷歷在目,推遲下輪上調時間是當前最佳權宜之計。
對中日雙邊貿易的影響:
年初以來,受實體經濟複蘇不力、以及上調消費稅對個人消費的打壓影響,中日之間的外貿同比增速一路跌落。預計本輪推遲上調消費稅只能起到緩解消費緊縮的作用,隨著QQE剛推行時的“財富增加”假象消散,我國對日貿易增速仍將處於低位;這對日本的進出口貿易打擊很大。但日本在我國對外貿易中總量的占比位於歐盟、美國之後,僅占總量的7%。即使雙邊外貿受日本低迷消費的限制,對我國經濟的影響也有限。
安倍政府面臨的財政與貨幣政策悖論:
如果如期上調消費稅使實體經濟再度陷入衰退,QQE推行以來積累的政策信心將垮塌,意味著安倍政府的“新經濟”破產。但推遲上調的話,那麽政府負債過高的問題仍然得不到解決,財政將陷入困境。日本央行一方面在4月份以來的各次議息會議上表示“上調消費稅的影響正在消退”、“經濟溫和複蘇”、“個人消費仍富有彈性”以安撫市場情緒,一方面又倉促出手擴大QQE規模,並延遲下輪消費稅上調。這說明當局自己對QQE的政策效果缺乏信心。這反映了安倍政府現行的財政與貨幣政策組合的內在沖突,是我們在之前點評中曾提到的日本面臨的結構性問題之一。
形勢評述:
在推遲上調消費稅問題上,安倍先後與最大在野黨——民主黨、財政大臣麻生達成了一致。我們認為,從安倍的政治訴求上來看,延遲增稅不過是又一輪“拿青春賭明天”的押註,寄希望於QQE的推進能帶來真實消費、投資的上升,進而拉動實體經濟複蘇。另據日媒報道,日本政府擬實施2~3萬億的後續財政刺激計劃。“財政赤字貨幣化”已成為日本結構性改革路上難以擺脫的枷鎖。
詳細分析:
日本的政府負債率逐年上升,已超過200%,為全球最高。日本在當前仍然堅持著一方面大舉發債、一方面由政府出面,在QQE政策框架下大量買入國債的思路,實質上是“財政赤字貨幣化”。但如果財政困境延續,一旦市場認為其償債能力出現問題,日債被投資者拋售,將造成整個國債市場的崩盤。因此依靠增發國債來填補財政赤字的手段不具有可持續性。
日本政府上次上調消費稅可以追溯到1997年。當時在亞洲金融危機背景下,為改善政府收支,時任首相橋本龍太郎將消費稅由3%上調到5%,結果當年的GDP年化季率下跌3.7%,據測算對經濟造成的損失高達1280億美元,橋本也由於決策失誤黯然下臺。從歷史經驗看來,上調消費稅雖然能提高單項稅收(見圖4中紅線的跳點),但對總體稅收卻有顯著的打壓作用。這說明試圖依靠提稅來增收的直接目的也無法達成。
為改善財政收支、緩解公共債務壓力,安倍政府在今年4月將消費稅率從5%再上調至8%(97年以來首次上調)。雖然已經預計到它的負面影響,但實際推行後對經濟的沖擊仍然遠超預期。今年二季度,經季調後的GDP環比折年增速為-7.1%,創2011年一季度以來最低值,主要原因正是上調消費稅導致家庭消費和企業投資大幅減少。二季度的弱勢數據、以及1997年上調消費稅的慘痛教訓敲響了警鐘,安倍政府因此開始猶豫是否推遲下輪上調時間。
我國是日本最重要的貿易夥伴,兩國間的總貿易額幾乎相當於日本和美國、歐盟的貿易額之和。從年初以來,受實體經濟複蘇不力、以及上調消費稅對個人消費的打壓影響,中日之間的外貿同比增速一路跌落,目前在零點徘徊。預計本輪推遲上調消費稅只能起到緩解消費收縮壓力的作用,QQE剛推行時帶來的“財富增加”假象已經消散,我國對日外貿仍將處於低位。這對日本進出口的打擊是很大的。但相對的,日本在我國對外貿易中總量的占比卻位於歐盟、美國之後,僅占總量的7%。因此即使雙邊外貿受日本消費低迷的限制,對我國經濟的影響也有限。
安倍政府面臨的財政與貨幣政策悖論:之前QQE的意外擴容已經在日本政府內部引起了相當的爭議。量化寬松是建立在寬松貨幣能夠真正幫助實體經濟複蘇的基礎上,如果實體經濟複蘇進程確實符合預期,那麽上調消費稅以緩解國家財政壓力就是恰當的。日本央行一方面在4月份以來的各次議息會議上表示“上調消費稅的影響正在消退”、“經濟走在溫和複蘇的軌道上”,一方面又倉促出手擴大QQE規模,並傳出可能延遲上調消費稅的消息。這說明當局對QQE的政策效果缺乏信心。如果如期上調消費稅使實體經濟再度陷入衰退,QQE推行以來積累的政策信心將垮塌,意味著安倍政府的“新經濟”破產。但如果推遲上調的話,那麽政府負債過高問題仍然得不到解決,財政將陷入困境。
這反映了安倍政府現行的財政與貨幣政策組合的內在沖突,也是日本政府面臨的最重要的結構性問題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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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後由 三杯茶 於 2014-11-27 09:59 編輯 通縮魅影的時光旅行:中國經濟面臨98年式困境 作者:姜超、顧瀟嘯、王丹 ![]() 通縮魅影的時光旅行 摘要: 通貨緊縮被人們稱為“魅影”,因為相較通脹帶給人們的切身感受,它似乎隱於無形,但又讓人不寒而栗。現今距離2008年金融危機已過去六年,全球經濟複蘇進程坎坷不平,通縮陰雲愈加厚密。無論從現今蔓延的低通脹,居民和金融部門持續的去杠桿,疲弱的消費和投資,還是從受制於零下限的貨幣政策和受制於債務負擔的財政政策來看,我們似乎都可以看到歷史上經濟衰退後通縮的影子。本文為通縮系列第一篇,分析全球和中國通貨緊縮的歷史和現狀。 一、低通脹正在全球範圍內蔓延,有些國家和地區已經陷入通縮泥潭。 而進一步考察幾個主要發展中國家的通脹情況,可以發現中國的通脹水平處於最低位。 二、通縮抑制投資和消費,並具有自我強化效應。 通縮的危害主要有兩方面:首先,通縮會抑制支出。物價下降使得人們減少支出而囤積資本,導致物價的進一步下降,從而形成惡性循環,因而通縮常伴隨經濟衰退。其次,通縮導致債務人償債負擔加重。債務違約風險提升,容易引起信用危機,因而通縮不僅僅和經濟停滯或衰退相關,還往往和金融危機相關。 三、通縮穿越歷史,緣由各不相同 金本位制下的基礎貨幣收縮。在金本位制下,如果經濟快速增長,黃金總量將出現相對短缺,從而導致貨幣供應開始相對收縮。在1869到1879年這十年間,美國經濟在通縮的背景下基本保持了快速增長態勢,平均GDP增長率達到4.8%,與美國當時透明可信的貨幣政策關系重大。 金融體系失靈引致通貨緊縮。如果在經濟過熱時,銀行盲目擴張信貸,形成大量不良資產,轉向“惜貸”和“慎貸”,加上企業和居民對經濟前景的不良預期,從而不想貸、不願貸,將產生信用創造萎縮,同樣減少社會總需求,導致通貨緊縮。例如1929年--1933年美國大蕭條時期的通縮,銀行系統崩潰,出現擠兌風潮,人們對現金的需求猛增,但美聯儲並沒有充分意識到危機帶來的通縮效應,導致貨幣乘數下降,貨幣供應量銳減,惡化了經濟危機。又如日本自上世紀90年代泡沫經濟崩潰以來陷入嚴重的通貨緊縮,房地產泡沫形成期間日本企業由於過度參與房地產市場,泡沫破裂後面臨巨大的去杠桿壓力,導致信貸需求嚴重不足,社會總需求萎縮。 緊縮性財政貨幣政策誘導的通縮。一戰後美國激進的貨幣緊縮政策急劇扭轉了人們的預期,高企的通脹在短時間內轉變成了通縮。95年後俄羅斯緊縮政策越來越強,最終拉低了通脹水平,而在這一過程中俄羅斯經歷了嚴重的通貨緊縮,是俄羅斯企業減產和經濟衰退的重要原因,同時也導致了經濟秩序的混亂。 經濟衰退導致貨幣收縮。經濟會經歷周期變化,當到達繁榮的高峰階段時,商品供過於求,出現物價的持續下降,引發周期性的通貨緊縮。1928年起,德國經濟形勢轉向惡化。美國股市的非理性繁榮吸引了大量其他國家的資金,德國國內資本銳減。而德國銀行自有資本不足,缺少長期借款資金而依賴國外短期存款,導致1928年底以來的信用緊縮。1995年中國海南房地產泡沫破裂和企業的持續去杠桿,導致通縮。盡管央行采取了降貸款利率等寬松貨幣政策,但並未能拉動投資,信貸增速出現了明顯的下滑,制約貨幣增速,致使通縮的持續。 四、通脹或將步入“0”時代。當前中國通脹環境類似於98年,一是房地產拐點已現,二是企業部門負債率高企處於去杠桿階段,三是制造業產能持續過剩。分地區看,10月份17個省或直轄市通脹水平位於全國平均水平1.6%或以下,已超過總數的一半。目前經濟低位企穩,而通脹低迷,通縮已成為正式威脅。我們預測15年GDP增速降至7%,CPI降至1.5%。我們預測15年GDP增速目標為7%,CPI目標為3%。而根據泰勒規則,意味著GDP將基本符合目標,而通脹過低或將成為貨幣政策的主要焦點,與之對應的是降息周期或才剛剛開始。 正文: 通貨緊縮被人們稱為“魅影”,因為相較通脹帶給人們的切身感受,它似乎隱於無形,但又讓人不寒而栗。歷史上無論發達國家還是新興國家都經歷過嚴重的通貨膨脹,但通縮的情形卻並不多見。現今距離2008年金融危機已過去六年,期間各國央行為了抵禦經濟衰退和通縮風險,發明了各種招式,常規和非常規貨幣政策工具輪番上陣,然而複蘇進程坎坷不平,通縮陰雲愈加厚密。 為什麽本輪通縮讓人如此憂心忡忡?無論從現今蔓延的低通脹,居民和金融部門持續的去杠桿,疲弱的消費和投資,還是從受制於零下限的貨幣政策和受制於債務負擔的財政政策來看,我們似乎都可以看到歷史上經濟衰退後通縮的影子。本文為通縮系列第一篇,分析全球和中國通貨緊縮的歷史和現狀。 1. 低通脹全球蔓延,前景蒙陰 低通脹正在全球範圍內蔓延,有些國家和地區已經陷入通縮泥潭。美國第三季度核心PCE增長1.3%,通脹水平已連續19個月低於2%;歐元區10月CPI僅有0.4%,連續13個月低於1%;日本9月CPI為3.3%,但其中大部分上升源於消費稅上調的一次性影響,其通脹長期低位運行,今年4月始才走到2%上方,而GDP平減指數在連續18個季度處於負值區間後,直至今年二季度才首次轉正。 而低通脹的範圍遠不限於此。OECD的數據顯示,2013年瑞典、丹麥、捷克、匈牙利、波蘭、以色列、加拿大、新西蘭等國通脹率均出現不同程度的下滑,全年通脹率低於央行目標的情形十分普遍,而14年的情況更不樂觀。註意到墨西哥、土耳其和印度等發展中國家盡管通脹率高企,但14年和15年也呈下滑趨勢。 而進一步考察幾個主要發展中國家的通脹情況,可以發現中國的通脹水平處於最低位。 2. 通縮抑制投資和消費,並具有自我強化效應 通縮的危害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通縮會抑制支出。假設名義利率保持不變,由於通貨膨脹是負值,實際利率超過名義利率,而隨著通縮的加劇,實際利率呈上升趨勢,資金成本上升;觀察到物價下降,人們將傾向於推遲購買各類資產而持有現金,期望資產價格的進一步下降,投資和消費會受到抑制。 這一過程往往會自我強化(Self-reinforcing)。物價下降使得人們減少支出而囤積資本,導致物價的進一步下降,從而形成惡性循環,因而通縮常伴隨經濟衰退。 其次,通縮導致債務人償債負擔加重。通縮情形下債務的實際利率上升,償還的資金越來越值錢,實際的負債成本會越來越高,債務違約風險提升,容易引起信用危機,因而通縮不僅僅和經濟停滯或衰退相關,還往往和金融危機相關。 3. 通縮穿越歷史,緣由各不相同 3.1 金本位制下的基礎貨幣收縮 通貨緊縮是指一般物價水平持續下降的一種貨幣現象,通常伴隨貨幣收縮。經濟學一般認為當CPI小於等於1%,或者CPI連續三個月呈明顯下降趨勢,即為進入通貨緊縮階段。 在金本位制下,如果經濟快速增長,黃金總量將出現相對短缺,從而導致貨幣供應開始相對收縮。1861-1865年美國內戰期間,為了籌措戰爭經費,美聯邦政府在1862年中止了黃金可兌換,發行不可兌換的綠背紙幣(greenbacks),並在隨後的兩年里急劇擴大發行量,一盎司黃金的市價由1859年的20.67美元上漲至1864年的42.03美元,而黃金的官方價格維持在20.67美元的水平直到1933年。 戰爭期間通脹率高企,由1861年的6%升至1864年的25%。戰後國會在1866年通過《緊縮法案》,通過當時的財政部回籠綠背紙幣,實行貨幣緊縮政策。1865-1867年,財政部大幅減少了20%的基礎貨幣存量,導致戰後的通貨緊縮,CPI同比增長率由1865年的3.7%下降到1866年的-2.5%,並維持在負值區間達13年之久。 政策的轉折點發生在1869年。由於民眾抗議,國會和約翰遜總統暫停了激進的貨幣緊縮政策,新上任的格蘭特總統采取了漸進式貨幣政策,承諾恢複金本位制。1869年通過了《公開信貸法案》,保持貨幣存量不變,並允許價格平穩下降。到1879年法令規定恢複貨幣自由兌換時,美國經濟走出通縮,並且金價恢複到了戰前的水平。 在1869到1879年這十年間,美國經濟在通縮的背景下基本保持了快速增長態勢,平均GDP增長率達到4.8%,與美國當時透明可信的貨幣政策關系重大。 3.2 金融體系失靈引致通貨緊縮 如果在經濟過熱時,銀行盲目擴張信貸,形成大量不良資產,轉向“惜貸”和“慎貸”,加上企業和居民對經濟前景的不良預期,從而不想貸、不願貸,將產生信用創造萎縮,同樣減少社會總需求,導致通貨緊縮。 20世紀以來美國1929年-1933年大蕭條時期的通縮最為嚴重。這一次緊縮即與銀行危機和貨幣政策息息相關,主因金融危機導致金融體系失靈,從而引發通貨緊縮。 金融危機導致對經濟前景不確定性預期大大增強,出於預防性動機,會導致對現金需求上升。如果出現銀行擠兌等風險事件,則會加劇對現金的需求,導致銀行存款的下降,從而降低貨幣乘數。 大蕭條期間銀行系統崩潰,出現擠兌風潮,人們對現金的需求猛增,但美聯儲並沒有充分意識到危機帶來的通縮效應,導致貨幣乘數下降,貨幣供應量銳減,惡化了經濟危機。 日本自上世紀90年代泡沫經濟崩潰以來陷入嚴重的通貨緊縮,程度深而跨期長。對比89年以來美歐日本和中國的通脹走勢可以發現,日本的通脹中樞遠低於其他三者。 91年日本房地產泡沫破裂,隨後經濟陷入衰退,物價出現下降,92年以來日本一直處於通縮狀態。 90年代以來日本貨幣供應量水平明顯下降。日本從90年3月起實行抑制土地信貸政策,控制對房地產信貸總量。M2增速從90年平均11.68%的水平大幅降到91年平均3.66%的低位,也遠遠低於當年名義GDP增長率6%的水平。此後雖然基礎貨幣投放增速有大幅波動,但M2增速一直低位運行。 究其原因,由於信貸需求不足,金融機構停止將資金進行再投資,企業也不再借用個人儲蓄。這部分資金滯留在銀行體系內部,沒有進入實體經濟,加劇了通縮。 另一方面,房地產泡沫形成期間日本企業由於過度參與房地產市場,泡沫破裂後面臨巨大的去杠桿壓力,雖然企業不斷的創造利潤,但是企業的盈利沒有用來擴大生產:從1995年起在短期利率幾乎為0的環境下,日本企業不僅沒有增加借貸,反而開始加速還貸,導致信貸需求嚴重不足,社會總需求萎縮,也是通縮長期持續的根源。 3.3 緊縮性財政貨幣政策誘導的通縮 一戰後美國激進的貨幣緊縮政策急劇扭轉了人們的預期,高企的通脹在短時間內轉變成了通縮。 一戰期間(1914-1918)威爾遜總統下令中止金本位制,發布黃金出口禁令,而美國參戰期間(1917-1918)由於政府支出的大幅增加,帶動通貨膨脹率急劇上升,1917年參戰當年通脹率達到20.5%。 戰後黃金出口禁令解除,通脹率仍高企,黃金外流觸及法律規定的黃金儲備占基礎貨幣供給40%的底線,因而聯邦政府在1919年底到1920年大幅提高了2個百分點的貼現率。激進的貨幣緊縮政策急劇扭轉了人們的預期,高企的通脹在短時間內轉變成了通縮,同時產出水平急劇萎縮。 95年後俄羅斯緊縮政策越來越強,最終拉低了通脹水平,而在這一過程中俄羅斯經歷了嚴重的通貨緊縮,是俄羅斯企業減產和經濟衰退的重要原因,同時也導致了經濟秩序的混亂。 俄羅斯在1991年底蘇聯解體前通脹率已高企。90年CPI同比增長6.8%,而91年則飆升至168%,92年年初在內外劇變的情形下,面對嚴峻的經濟形勢,政府開始進行激進的經濟改革。 突如其來的市場化改革意味著短期內價格管控的放開,為控制由之而來的通脹,政府實行了一系列的緊縮財政貨幣政策,大幅縮減包括國防軍工和大型投資項目在內的公共支出,提高貸款利率、控制貸款限額等。但是強硬的緊縮政策使得企業產出和投資跳水,經營狀況急劇惡化,92年年中政府不得不轉向放松的貨幣財政政策,但經濟滑坡的趨勢難以扭轉,反而加劇了惡性通脹,同年CPI同比增長升至歷史性高位2508%。 93年至98年俄羅斯政府一直采取硬性經濟緊縮政策對抗通脹。除了緊縮財政政策,93年中開始俄央行采取緊縮貨幣政策,提高再貼現率到120%,商業銀行法定準備金率從5%提高到20%,同時控制貨幣供給增速。95年以後緊縮政策進一步收緊,財政預算赤字不再通過央行融資解決,而是轉向國內外舉債。 硬性的緊縮政策最終拉低了通脹水平,而在這一過程中俄羅斯經歷了嚴重的通貨緊縮。觀察M2/GDP的比值,91年為64.4%,而到了92年則急劇下降至34.2%,96年探底至14.4%。97年始通貨緊縮政策有所緩解,但M2/GDP仍很低,貨幣供應量與經濟發展相脫節。 通貨緊縮是俄羅斯企業減產和經濟衰退的重要原因,同時也導致了經濟秩序的混亂。由於貨幣缺乏,正常的經濟活動受到影響,助長了俄羅斯經濟參與體的各種拖欠和易貨貿易行為,而這些影響惡化了俄羅斯長期的投資不足和經濟的結構性失衡。 3.4 經濟衰退導致貨幣收縮 經濟會經歷周期變化,當到達繁榮的高峰階段時,商品供過於求,出現物價的持續下降,引發周期性的通貨緊縮。 1928年起,德國經濟形勢轉向惡化。美國股市的非理性繁榮吸引了大量其他國家的資金,德國國內資本銳減。而德國銀行自有資本不足,缺少長期借款資金而依賴國外短期存款,導致1928年底以來的信用緊縮。 一戰以後由於德國政府在在平衡預算和緩解戰後債務償付負擔上的決策失誤,德國發生了惡性通貨膨脹,從1922年1月到1924年12月貨幣和物價都急劇攀升,程度之嚴重直到今天德國人仍心有余悸。 1924年起德國實行緊縮貨幣政策,經濟得以恢複秩序。但從1928年起,經濟形勢又轉向惡化。由於美國股市的非理性繁榮吸引了大量美國和其他國家的資金,德國國內資本銳減。而德國銀行自有資本不足,缺少長期借款資金而依賴國外短期存款,導致1928年底以來的信用緊縮。 1931年德國銀行發生擠兌,貸款數量和貨幣供應量縮減,信用緊張加劇,利率和失業率擡升。德國政府意圖通過壓低物價促進出口以穩定就業,但由於其他相關國家普遍的貿易保護政策和價格下跌,導致政策失效;同時德國為了支付戰爭賠款而增稅減薪,更不利於當時惡化的經濟。 1995年中國海南房地產泡沫破裂和企業的持續去杠桿,導致通縮。雖然央行采取了降貸款利率等寬松貨幣政策,但並未能拉動投資,信貸增速出現了明顯的下滑,制約貨幣增速,致使通縮的持續。 92年鄧小平南巡講話後,南方沿海尤其是海南的房地產泡沫迅速形成並吹大,93年年中國務院發布16條整頓措施,新房改啟動,95年海南房地產泡沫破裂。伴隨房地產熱,92年到95年出現了嚴重的通貨膨脹。 房地產泡沫破裂後經濟實現短期軟著陸,但伴隨東南亞金融危機爆發,97年中開始逐步步入通縮。房地產泡沫破裂導致地產投資增速跳水,拖累全國固定資產投資增速下行。同時全國企業資產負債率高企,三角債問題普遍存在。 1998-2002年期間中國經歷了較為嚴重的通貨緊縮。98年年初開始通脹水平進入負值區間,直到2000年4月才轉正。期間央行持續降息,但物價始終徘徊在負值區間。 房地產泡沫的破滅和企業的持續去杠桿,導致利率政策失效。央行采取了降貸款利率等寬松貨幣政策,但並未能拉動投資,信貸增速出現了明顯的下滑,制約貨幣增速,也導致了通縮的持續。 4. 通脹或將步入“0”時代,降息周期剛開始 當前中國通脹環境類似於98年,一是房地產拐點已現,二是企業部門負債率高企處於去杠桿階段,三是制造業產能持續過剩。具體看,通脹水平持續低位運行,而PPI已連續32個月處於負值區間,工業品通縮加劇。 分地區看,10月份17個省或直轄市通脹水平位於全國平均水平1.6%或以下,已超過總數的一半。 我們分別對比東北、西北、華東和華南省份的通脹水平可以發現,東北地區通脹水平普遍位於全國水平以下,西北地區通脹水平分化嚴重,青海通脹近期一路走高,10月CPI達3.6%為全國之首,而陜西10月CPI僅有0.9%,華東地區通脹水平基本與全國走勢趨於一致,但位於全國水平上方,華南地區類似華東但海南通脹水平波動較大。 10月CPI仍處低位,食品價格整體漲幅有限,內需低迷制約核心CPI上行,15年CPI或將步入“0”時代。我們預測14年CPI增長2%,預測15年CPI增1.5%,其中部分月份CPI或以0打頭。目前經濟低位企穩,而通脹低迷,通縮已成為正式威脅。 我們預測15年GDP增速降至7%,CPI降至1.5%。我們預測15年GDP增速目標為7%,CPI目標為3%。而根據泰勒規則,意味著GDP將基本符合目標,而通脹過低或將成為貨幣政策的主要焦點,因而11月的存貸款利率下調預示降息周期或只是剛剛開始。(來自海通證券) |
由主要石油生產國的壟斷聯盟OPEC在成立55周年之際,正迎來一次嚴峻挑戰:到底要不要減產?這是個難題,因為OPEC組織面臨著內外雙重“囚徒困境”。
很顯然如果主要產油國能夠行動一致的開始減產,那麽油價會很快回升,每個產油國的日子都會好過很多。但“囚徒困境”模型也告訴我們,個體做出理性選擇卻往往導致集體的非理性,也就是說每一個國家都有自己不減產,而坐等其他國家減產的動機。
隨著俄羅斯、挪威、英國、加拿大,以及美國等非OPEC產油國石油產量的上升,OPEC產油占世界總量的比例已經下降。這意味著石油產量的博弈中,大玩家越來越多,“囚徒們”出賣同夥的可能性也在加大,因為誰知道這些新來的“囚徒”都打著什麽算盤呢?
除了外部威脅,OPEC內部也面臨挑戰。各國政治精英在國家利益上的分歧越來越大,也就是說OPEC組織內的這些老玩家之間的合謀正變得越來越難。
事實上,如果不能全面認識沙特和伊朗之間的緊張局勢,我們很難全面深入的理解中東政治,也就很難理解OPEC為什麽還不采取統一行動了。
總體來說,OPEC國家傾向於分為兩個集團。第一組是擁有相對較多石油儲量,人口卻相對較少的國家。沙特阿拉伯和科威特是明顯的例子。第二組是儲油量相對人口較少的國家,伊朗和伊拉克就是典型的例子。這樣的差異往往造成了戰略上的沖突。前一組國家希望通過降價來削弱石油替代品的競爭力,而後者則不希望降價,只想最大化現有儲量的價值。
與其他卡特爾組織一樣,OPEC面臨著治理和執法上的挑戰。一直以來,它都面臨著如何確保各國尊重產量和配額上的協議。OPEC自身也承認,實際產量經常會超出協議規定。上個月,當石油價格下跌,OPEC表示每天的實際產量比協議的高出了25萬桶。伊朗似乎就沒有遵守制裁的限額,售出了更多的石油。
由此可見,OPEC組織面臨著內外雙重“囚徒困境”:如果沙特繼續全力生產,那麽OPEC組織內的競爭對手伊朗的收入和市場份額都將下降。但伊朗很可能為打擊沙特的戰略利益也完全豁出去的生產。與此類似,如果OPEC達成一致開始減產,而非OPEC產油國不減產,那麽OPEC的市場份額就會減少了,這甚至會進一步刺激美國頁巖氣的發展。
有陰謀論者認為沙特是在幫助美國壓低油價來打擊俄羅斯,而事實上與一些陰謀論者的觀點不同,沙特自身並沒有理由要幫助俄羅斯。普京對敘利亞阿薩德和伊朗政權的支持將俄羅斯推到了與沙特對立的位置上。
不僅如此,OPEC的減產不一定能為油價提供足夠的支撐,甚至可能導致OPEC在收入和市場份額上雙雙面臨損失。這還會使布倫特國際原油基準價與WTI美國基準價之間的價差擴大。
過去幾個月的石油價格的顯著下降並沒有阻止美國產量的擴張。11月7日,美國的產油量達到900萬桶,這是近20年來的新高。雖然之後的11月14日每日原油產量下滑了6萬桶,但我們不能以此推斷更多的信息。
業內人士預計,明年有超過四分之三的輕質原油將能夠在50$-69$美元之間實現盈利。一些報道指出,石油價格的下跌沒有嚇倒石油企業,一些公司,例如Encana計劃大規模增加美國Permian(德克薩斯地區)盆地的打井數。
有報告指出,雖然有約20個產區的產油不能在75美元以下實現盈利,但這對石油鉆探活動的影響很小。因為價格的下跌,在很大程度上被已建成油井產量的增加所抵消。例如在北達科他州的Bakken地區,產量達到了創紀錄的水平。另外,也有報告顯示頁巖氣開發和水平鉆井的成本也都在下降。
回到2009年,那時一些觀察人士警告,極寬松的非常規貨幣政策造成了食品價格猛漲。那時的波動來自供給端而不是需求端,食品生產者接收到價格信號後增加了產量。今年石油的情況與此相似,但方向相反。
石油價格將在生產者接受到價格信號而減產後觸底,但這一次更多的是因為他們不得不減產而不是他們希望減產。是恐懼而不是貪婪驅使他們那麽做。但在布倫特石油價格降至70美元每桶,WTI降至60-65美元左右之前,這樣的減產似乎還不會到來。
(實習編輯 戴博 編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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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油價自今年6月的高位已經下跌了近50%,一方面自然是因為全球經濟放緩導致的需求減少,另一個的原因還是在於供給端的各大產油國死扛著不減產。但問題是,既然減產對大家都有好處,為什麽偏偏沒有人減呢?
華爾街見聞網站曾專門分析過,OPEC組織面臨著內外雙重“囚徒困境”,導致其難以做出減產的決定。如果沙特繼續全力生產,那麽OPEC組織內的競爭對手伊朗的收入和市場份額都將下降。但伊朗很可能為打擊沙特的戰略利益也完全豁出去的生產。與此類似,如果OPEC達成一致開始減產,而非OPEC產油國不減產,那麽OPEC的市場份額就會減少了,這甚至會進一步刺激美國頁巖氣的發展。
高盛甚至分析認為,在原油這個寡頭壟斷的市場中,沙特的最優選擇是增產而非減產。高盛指出,通過“不減產”甚至增產的方式,沙特至少可以將收入穩定下來。與此同時,將控制每桶邊際收入和需求波動性的風險拋給美國的頁巖油產商。關於這一點,華爾街見聞曾在這里有著詳細的介紹。
那麽問題就來了,既然其他國家無法減產,作為本次油價暴跌的“始作俑者”,美國是否可以減產呢?畢竟從供應面來看,美國的頁巖油產量激增是導致全球原油供大於求的主要原因。
問題可沒這麽簡單——美國的石油公司們也面臨著同樣的“囚徒困境”:雖然共同減產符合美國石油生產商的整體利益,但由於反壟斷法禁止他們像歐佩克那樣開會討論,所以大家很難一致行動。每個生產商從自己的角度去考慮,最有利的當然是讓別家減產,自己不減產甚至增產。
削減石油產量對企業來說是件冒險的事情,因為這樣做可能丟失市場份額,更不用說他們需要現金來償還債務、鉆探新油井了。
《華爾街日報》援引里昂證券分析師Eric Otto稱,債臺高築、支出計劃規模過大、流動性很差的美國石油公司陷入了生存競賽,誰都想最後一個減產。
換言之,在囚徒困境下,大家很難做出對整體和自己都最優的選擇,於是,“單打獨鬥”確保自己利益不受損成了各家石油公司的理性選擇。而當所有人都選擇這麽做時,個體的“最優解”就成了整體的“最壞解”。
事實也確實如此,過去幾個月石油價格的顯著下降並沒有阻止美國產量的擴張。在過去的一年中,美國的原油產量增加了110萬桶/天,產量已經高達910萬桶/天。截至11月底,美國的原油產量較六月底增加了64.1萬桶/天。
在現有產量下,如果美國每天要將石油產量減少100萬桶,那麽每個美國石油公司必須減產11%。或者讓埃克森美孚、雪佛龍和EOG關閉所有在美國的生產。這些顯然都行不通。
盡管受到低油價打壓,但美國油企依然保持樂觀。彭博援引休斯頓的海上石油生產商Hercules公司CEO John Rynd表示:“我感到害怕了嗎?不。”他認為目前油價下行對公司的沖擊還比不上2009年那次,公司資金的流動性要比幾年前更好。
而且,美國頁巖油大佬Harold Hamm表示油價不久後就將反彈。他認為沙特石油部長連續的不減產表態是在虛張聲勢,他強調,在現有油價下沙特將無力長期維持高昂的社會福利開支。
據《華爾街日報》,一些北美公司表示,它們計劃明年縮減資本支出,減少新的石油勘探活動。但與此同時,這些公司表示它們的產量將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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