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已經做出了自己的選擇。現在輪到歐盟的其他成員國來決定:是懲罰英國,以防止其他成員國效仿,還是盡可能地滿足英國的意願?從此前歐洲各國在公投前表達出的意向來看,大都傾向於向英國施以懲處。
現在歐盟領導人依舊不做讓步,呼籲英國盡快退出,這或許是一個大錯誤。談判過程分為兩步——退出(第50條款)以及就貿易及其他領域確立新的關系。第一步可以迅速完成,然而第二步卻可能會花費相當長的時間。在退出後遲遲無法達成新協議將加深歐洲面臨的危機,加劇經濟後果,並可能損害與英國幾代人建立起來的關系。因此,歐盟應當采取紳士的處理方式,讓退歐能夠順利進行,其中包括了確保與離開歐盟後的英國繼續保持良好的關系,即使這一過程可能持續兩年甚至更久的時間。
對下一屆英國首相的建議是放慢進程。退歐派在公投中贏得了多數票,但仍有48%的選民選擇了留歐。內部的分裂,民族主義的特性令這部分選民對於未來擔心害怕、心煩意亂。眼下經濟遭受的沖擊將更進一步加深危機感。下一屆首相,很有可能出自退歐陣營,應當放慢英國退歐的步伐。他或她應當堅持就退出進行談判並維系好英國退出後與歐盟其他成員國的關系;尊重歐盟其他成員國的利益,而不是只求英國選民的意願能被包容;根據談判結果與歐盟建立相關會員、特殊關系。
對留歐陣營的建議則是推動第二次退歐公投。
退歐陣營對離開歐盟後的英國予以鄭重承諾。現在他們的任務是與歐盟其余國家談判來達成這些目標。不幸的是,即使歐盟在談判中表示合作,許多承諾都是空想,不太可能實現。一旦塵埃落定,留歐陣營應該就退出條款發起第二次公投。他們應該支持第50條條款談判與未來關系確定同時進行。退歐陣營顯然會抵制二次公投,但鑒於他們支持普選,這樣做在道德上站不住腳。如果人們對歐盟成員國身份有發言權,那麽他們同樣對於談判結果有發言權,有權評判談判結果是否是退歐陣營之前所承諾的。事實上,今年二月 “脫歐”派領袖鮑里斯· 約翰遜表示他有可能支持第二次公投。如果他當選首先,或許他能夠被勸服重拾這個想法。
大眾普遍認為蘇格蘭將嘗試從英國分離。但這不是一個簡單的過程。蘇格蘭人民需要得到英國政府的同意來進行新的獨立公投。保守黨眼下還有場領導人選舉,而候選人很可能會排除這個可能。
蘇格蘭民族主義者將舉行抗議活動,爭取新的公投,而這將造成緊張的對峙與憲法危機。但一個從英國獨立出去的蘇格蘭,失去了與歐盟之間的貿易協定很難成功。蘇格蘭還是先靜觀英國政府能夠與歐盟達成怎樣的協議為好。他們應當加入留歐陣營一同推動第二次退歐公投。然後,也只有在那之後才能來提第二次獨立公投。
繼英國之後,愛爾蘭是歐盟成員國中受退歐傷害最大的國家。退歐危及到了北愛爾蘭的和平進程,並可能嚴重損壞愛爾蘭的經濟。愛爾蘭應當將自己定位為英國與歐盟其他國家之間的可靠中間人。愛爾蘭總理應強化與新任英國首相的關系,不懈努力來達成能最小化退歐損害以及允許英國與歐盟進行密切貿易往來的全面協議。
此外,對美國的建議是積極參與退歐談判。
一個強大且團結的歐洲符合美國長久以來的戰略利益。公投結果後美國也遭受了很大挫折。現在,華盛頓應發揮起作用。應當致力於減少英國與歐盟之間的怒火,勸說歐盟成員國盡可能地讓談判順利進行。應當勸說英國政府在談判中采取更具建設性、更合理的做法。應當堅持退出談判與未來關系的確立雙管齊下。美國應當清楚,一個強大的歐盟依舊是其長遠利益。(本文來源於布魯金斯學會,譯者系第一財經研究院研究員)
全球央行的貨幣政策,對於市場走向的影響已經越來越顯著,有關貨幣政策實際效力的討論也隨之增多。
“需要看到的是,貨幣政策對增長的作用只能是間接的。”在接受包括《第一財經日報》在內的媒體專訪時,博鰲亞洲論壇秘書長、中國前駐美大使周文重指出,新一輪增長能否實現,關鍵還在於經濟是否有內生動力。
過去幾年,博鰲亞洲論壇已經先後在印度孟買、法國巴黎、英國倫敦和迪拜舉辦博鰲亞洲論壇的金融專題論壇,今年,金融論壇將落地中國香港,貨幣政策的有效性、跨境資本流動、基建融資、亞洲金融合作都是重點討論內容。
英國退歐對亞洲市場帶來的影響,也是難以繞開的熱點。周文重坦言,英國退歐及其可能引發的一系列連鎖反應,將令全球經濟增長所面對的複雜、脆弱和不確定性進一步增加。但過去幾年,飽受資本外流困擾的亞洲和新興經濟體處境可能會有所緩解,對亞洲來說有更多的機會,會有更多資金流入、發展。
第一財經日報:零利率甚至負利率的貨幣政策是否真的有效,近幾年引發越來越多討論,你認為貨幣政策應該如何更有效的支持實體經濟?
周文重:從宏觀經濟的角度,刺激增長的措施不外乎財政政策、貨幣政策和結構性改革。具體到各個經濟體,優先采取哪種政策或何種政策組合,不可一概而論,需要具體情況具體分析。
總體上看,自2007年次貸危機以來,全球範圍內對貨幣政策的依賴程度高了一些,個別經濟體甚至實施負利率政策,效果也不是很明顯,或甚而適得其反。財政政策仍有空間的國家,應該考慮適度的財政刺激,而非一味或過多依賴貨幣政策的作用。
貨幣政策如何更有效的支持實體經濟,各個經濟體都在進行探索。比如,是“大水漫灌”,還是更加精準的定向“滴灌”?是購買國債以降低整個經濟的利率負擔,還是所謂的“直升機撒錢”,將錢直接放到消費者的口袋里?
需要看到的是,貨幣政策對增長的作用只能是間接的。新一輪增長能否實現,關鍵還是經濟是否有內生動力。比如,對私營資本而言,是否有投資的機會?新技術、新模式能否產生新的增長點?
現在很多國家都在實行寬松的貨幣政策,寬松的貨幣政策最後能不能真正達到促進實體經濟的作用,從目前情況來看,效果有限,所以是否更多註意力轉移到結構調整,轉到財政政策方面,這也是我們希望通過這次會議來找到答案。
日報:英國退歐之後,在亞洲新興市場再次引起震蕩,亞洲新興市場國家應該如何應對未來一段時間持續的波動?
周文重:英國退歐將對世界經濟、全球金融市場和資本流動產生什麽樣的影響,目前各方觀點不同、說法各異。有一點是肯定的,在全球經濟增長脆弱、信心脆弱、面臨諸多複雜和不確定性的背景下,英國退歐及其可能引發的一系列連鎖反應,只會增加這種複雜、脆弱和不確定性。
比如,針對英國退歐,歐盟會采取怎樣的反制措施?在與英國重開貿易談判的過程中,歐盟是否會采取報複性的懲誡手段,以儆歐盟其他成員國效尤?再比如,許多企業在英國的投資,是因為視英國為進入歐盟的門戶和跳板。如果英歐經濟關系大幅倒退,會如何影響這些企業在英國的投資?
再看金融市場,短期看,出於對歐盟和英國前景的擔憂,投資者轉入避險模式,歐元走弱,美元走強。有觀點認為,過去幾年飽受資本外流困擾的亞洲和新興經濟體處境可能會有所緩解。逐利和流動性,是資本的最大特征。面臨資本的大進大出,亞洲和新興經濟體與其被動應付,不如苦練內功,增強自身經濟的韌性、活力和可持續性。內功練好了,流出的資本也會流回來;內功不行,資本強留是留不住的。
貨幣和匯率政策的全球協調也很關鍵。G20就提供了一個這樣的平臺。主要央行在制定貨幣政策的時候,要考慮到政策的外溢效應。
匯率過一段時間會大致平定下來,對亞洲來講,資金會更多地流入亞洲,資金總歸要找出路,而歐洲發展前景暗淡,英國需要消化退歐帶來的負面影響,亞洲經濟增長速度較高,對亞洲來說有更多的機會,會有更多資金流入,會發展。
日報:退歐出現反全球化趨勢,是否應該有反全球化的姿態出現?
周文重:全球化是客觀需要,潮流會繼續發展下去。各國從全球化中不同程度的得到好處,全球經濟自亞洲金融危機以來雖然有很多困難,發展因國家而異,速度有快有慢,但從整體上來講經濟在增長。如印度經濟增長達百分之八點多,中國6.5%~7%,歐洲較困難,但也因國家而異。全球化的趨勢應該繼續肯定下去,過程中也需要反思,欠缺的地方要調整,調整是為了使全球化發展的更好。英國把這個問題政治化了,首相卡梅倫爭取保守黨內部的力量支持,做出了退歐進行公投的許諾,他認為50%以上的人支持留在歐盟,但是事與願違。英國也在反思公投是否合適,有人請願進行第二次公投,但卡梅倫表示不可能進行第二次公投了。接下來的問題是英國要如何收拾殘局,退歐對英國自身影響最大,可能出現地區分離的趨勢,英國GDP可能會下降3%,英鎊對美元比率下降10%,對英國和整個歐盟的發展來講是不利的。歐盟在進行應對,希望英國能在最短時間內完成退歐手續。從全球化角度來說受到了挫折,但都是符合發展的趨勢的。一個國家主導是不符合多數國家的利益的。目前英國只能思考如何把負面影響降到最低。
英國財政大臣奧斯本日前接受英國《金融時報》采訪時表示,將把英國公司稅率從現在的20%降至15%以下,以吸引資金在退歐公投後繼續投資英國,這也將讓英國成為世界主要經濟體中公司稅率最低的國家。奧斯本表示降稅是其低稅率體系打造“超強競爭力經濟”計劃的一部分。
英國財政部一名發言人確認了降稅計劃,但表示具體實施日期尚未確定。
首相成了跛腳鴨後,奧斯本成了英國的中流砥柱
下一個“避稅天堂”?
奧斯本對《金融時報》表示,為了向投資者證明英國依然“對商業持開放態度”,“英國在這條路上走下去”非常重要。今年3月,奧斯本曾表示到2020年,英國公司稅將降至17%以下。
在公投前,奧斯本曾表態說,如果英國投票脫離歐盟,他就不得不推出價值30億英鎊的增稅和開支削減措施,以修複退歐對公共財政造成的破壞。但英國BBC記者勒加特(Theo Leggett)表示,奧斯本的實際策略完全不同:後者提議降低公司稅,使英國成為公司稅率最低的主要經濟體之一,意在幫助英國在與歐盟關系處於不確定性的情況下吸引新投資、討好企業。
如此大刀闊斧降低公司稅的目標如果達成,英國的公司稅率將接近愛爾蘭12.5%的稅率,這將激怒歐盟各國的財政部長。而鑒於近期英國和谷歌等跨國公司所達成的稅收協議引發爭議,降低公司稅的做法也可能疏遠選民。
今年1月,谷歌與英國政府達成和解協議,同意向英國補繳1.3億英鎊稅款,此舉引發其他國家的批評,認為這一數目太小。法國財長薩潘當時評論說,該協議“更像是協商的產物,而不是對法律的執行”。
據路透社援引經合組織內部備忘錄中奧斯本的原話,英國退歐“可能會迫使英國在稅收政策上更加激進”,而朝著這一方向的進一步措施“則可能將英國真正變成一個類似於避稅天堂般的經濟體。”
除了降低公司稅,奧斯本的經濟計劃中還包括:推動新一輪來自中國的投資、保證對銀行貸款的支持、加大對北部發電廠的投資等。
“沖擊跡象”
由於擔心英國退歐可能拖累經濟,奧斯本已經放棄了他在2020年前實現政府財政盈余的長期目標。他表示,在英國投票決定脫離歐盟之後,英國經濟正在顯示出受到沖擊的“清晰跡象”,“我們如何對此作出應對,將對就業和經濟增長起到決定性的作用。”
經濟學家也就英國退歐的影響發出了警告。英國財政研究院(Institute for Fiscal Studies)院長保羅·約翰遜(Paul Johnson)表示:“英國投票離開歐盟後,英國經濟顯然正在進入下降通道,可能演化成一場經濟大衰退,也可能使經濟增長保持在非常非常低的水平。”
日前有報告稱,英國央行英格蘭銀行或將在本周降低各家銀行應對意外風險所需的風險撥備金要求。英國央行將在周二發布其兩年一次的金融政策委員會會議結果,這場會議主要聚焦於英國財政穩定所面臨的種種風險。
英格蘭銀行行長卡尼此前曾表示,央行將“采取一切其認為恰當的措施來支持財政穩定。”其中一項可能的措施就是降低對各家銀行的撥備金要求,以幫助刺激經濟。
奧斯本表示,英國將積極達成一些全新的雙邊貿易協議,他將於今年訪問中國,希望借此確保有源源不斷的投資進入英國。
奧斯本承諾“將維持去年我們制定的公共財政方案”,並在今年秋季就脫歐對英國經濟造成的結構性破壞進行評估。他還表示,無論下一任英國首相是誰,都必須盡最大的可能保證英國的商品、服務和金融服務能夠進入歐盟單一市場。不過他也承認,由於英國人想對進入英國的歐盟移民進行限制,這方面的努力將受到一定限制。
“(匯率波動)這跟英國的影響無關。匯率的上升或下降是調節宏觀經濟的很有用的機制。就是在經濟疲軟的時候,匯率下降能夠增加出口,所以其實匯率的波動有多種多樣的好處和壞處,並不是單方向的資本輸出的問題。”近日,清華大學五道口金融學院副院長周皓表示,“Brexit並不是全球化、自由化的倒退。換個角度看,歐盟這個組織存在很多缺陷,所以離開歐盟未必就意味著歷史的倒退。不符合經濟效益原則的政治同盟,肯定是會瓦解的。”
6月24日,英國脫歐公投,脫歐陣營以51.9%的得票率勝出。共同經歷了近半個世紀風風雨雨,英國由此踏上了“Brexit”之路,成為歷史上第一個退出歐盟的國家。
對於Brexit,國際投行和經濟學界認為,英國脫歐將導致一段時間的不確定性加劇,同時會嚴重影響全球投資者信心,增加金融市場波動,成為全球化不確定因素的肇始。
也有觀點認為,也許Brexit本來是國際關系中的正常事件,投資者局勢誤判後短期情緒不適產生投資痙攣。一旦痙攣過後,投資者回歸理性,市場就按照正常方向前進。
在全球經濟低迷的新常態下,英國的離開,對歐盟成員國乃至世界經濟究竟帶來什麽影響?近日,周皓接受了《第一財經日報》記者專訪,將英國與歐盟的淵源娓娓道來。周皓認為,Brexit對於世界的影響也並不大,但目前市場需要時間去調節這種變化。英國脫離歐盟體系說不定是一種新生,而歐盟有缺陷的機制確實需要調整和改善。
英國脫離歐盟體系是一種新生
第一財經日報:有觀點認為Brexit是一種倒退?你如何評價?
周皓:Brexit並不是全球化、自由化的倒退。換個角度看,歐盟這個組織存在很多缺陷,所以離開歐盟未必就意味著歷史的倒退。
既然英國有超過50%的人投贊成脫歐的票,那他們肯定是有過考量的。再看金融市場的反應,前兩天大跌,但是後三天,不僅恢複了原狀,甚至還超過了最近英美股市的最高點,那就說明市場和投資人預期這未必是一件壞事情。
日報:目前英鎊波動比較大,這對於英國來說影響是否消極?
周皓:短期內金融市場肯定是動蕩的,對於英國的經濟也有一些不利的影響,但這些都是短期內的影響。
以前,英國受限於歐盟的環境,英國離開歐盟之後要重新簽署協議,它要重新確立在國際貿易體系中的地位。所以短期來看,金融市場會有些動蕩,英鎊會跌,股票也有些波動,利率也有可能跌,是個消極影響。但是從長期來講,這未必不是一件好事,因為英國已經把它的貿易重點更偏向中國、印度和美國等經濟高速增長的國家。
日報:Brexit會給英國帶來什麽新的改變?
周皓:英國一直是個非常開放的國家,和其他國家互相開放的程度一直比較好,重要的是調整與歐盟國家的關系。
所以對它經濟的負面影響主要是大家現在心理的反映,還有英國和對其他歐盟國家貿易上的問題,是否會遭到歐洲同伴的懲罰。除此之外,觸及“脫歐”條約,有兩年時間談判。英國以後將與不在歐盟的國家一樣,比如美國和歐盟的貿易就在WTO框架下進行,沒有什麽太大影響。所以,大家可能過分看重了這個問題。也許這並不是壞事,可能以後英國和中國的貿易關系會更加密切。
日報:是否會影響英鎊的國際儲備貨幣地位?
周皓:不會。因為儲備貨幣是有很多種的,很多國家的貨幣成為儲備貨幣並沒有什麽特殊的地位。成為儲備貨幣,並不是意味著它的經濟有很大的影響力,不成為儲備貨幣也未必意味著它的貨幣沒有影響力。所以,儲備貨幣這個方面不會有什麽影響。
後“Brexit”時代,新的金融格局開始
日報:後“Brexit”時代可能是一個新的金融格局的開始?
周皓:對。但要強調的是“Brexit”對於歐洲其他國家或者全球的影響可能並沒有想象的大,影響較大的應該是歐盟國家。
歐盟的運作效率較差。在各個國家之上還有一層歐洲委員會,歐洲議會,歐洲共同體的一些組織,所有的政策要通過很多層的官僚系統。和其他歐盟國家相比,英國是效率最高的,一個經濟效率很差的組織,一個政治結構或者政治目的和經濟效率有矛盾的國際組織是不可能長久的,這種低效率的歐盟組織很可能會遇到挑戰。
英國是第五大經濟體,短期內雖出現經濟衰退,但長期仍看好。比如說,英國可能需要和歐盟國家重新簽訂貿易協議,但是和其他國家不一定要簽訂,比如中國、印度和美國等。
我並不贊同這種觀點——這個國家僅僅是條件的轉換就能讓它的經濟衰退。舉例說,如果英國經濟衰退5%,對於國際經濟也未必有那麽大的影響,很難說其會波及到美國、中國。
日報:歐元區現在最迫切、可調和的矛盾是什麽?
周皓:舉個例子,希臘債務危機在2010年之後到現在已經過去5、6年了,一直是經濟負增長。
有人就說,如果2010年、2012年希臘總理成功退出歐元區,也許它現在的經濟就複蘇了。因為退出之後它就可以制定獨立的貨幣政策,可以發行貨幣、刺激經濟,通貨膨脹可以讓財政政策來自動調理。
但由於它在歐元區,對歐元的估計過高,而且各種其他政策,包括勞工等方面都不能自己決定,它沒有辦法針對自己的宏觀經濟,調整自己的貨幣政策,外匯政策等。
這個例子告訴我們,在歐盟采取統一貨幣以後,一定要有一個財政的轉移支付機制,就是統一的財政,才能讓發展速度不同的國家得到協調。如果是要用統一的貨幣政策來應對,一定要讓發展好的國家來轉移支付幫助發展差的國家。就像中國一樣,發展好的省份多交稅,發展差的多拿補貼、補助,不然,這個國家就分崩離析了。歐盟如果想維持這個結構,一個改革的方向就是財政的轉移支付和統一的財政體制,否則是難以為繼的。
日報:你認為目前歐盟具備財政統一的條件嗎?
周皓:有可能不具備。因為各個國家都是主權國家,主權國家只要是公投反對就不可能實施這個財政政策。每個國家都是主權國家,都可以遵照民意來講,都可以投票,所以這個制度的設計從最開始就是不合理的。
另一種方法就是重新調整歐盟和歐元區,不急於擴張,德國總理默克爾之前也有提出過這種設想。甚至有可能把一些特別差的南部國家或者特別好的北部國家分離出去,還是保持“法德核心”。意義在於,把最相似的經濟條件和其他政治各方面協調相似的國家保留在歐元區或者歐盟區。
如果它不急於僅僅是加快步伐,把它停留在貿易共同體,不要在政治上提出過多的激進方案,那麽貿易共同體大家是可以接受的,全球有各種各樣的貿易共同體,歷史經驗告訴我們,貿易共同體一般是可以延續的。
人民幣匯率波動與Brexit無關
日報:最近國際匯率出現大的波動,上周離岸人民幣兌美元一度下挫0.72%,這是否是Brexit帶來的影響?
周皓:
這跟英國的影響無關。因為英國脫歐,美聯儲降息的可能性更小,相對於人民幣、匯率來講是個利好的事情。所以中國人民幣波動過大,一定是和美國的經濟變化有關,和國內經濟的關系更大。
日報:最近在一次針對英國脫歐全球貨幣波動的討論中,有官方人士稱“拯救世界還要靠人民幣”,這是否也體現出中國監管層的信心?
周皓:我認同這個觀點。實際上(人民幣匯率)還有下行的壓力,美國經濟增長在複蘇、我們的經濟還在減弱的情況下,這種短期調整還是有的。
匯率的上升或下降是調節宏觀經濟很有用的機制。就是在經濟疲軟的時候,匯率下降能夠增加出口,所以其實匯率的波動有多種多樣的好處和壞處,並不是單方向的資本輸出的問題。
日報:央行最近重申匯率中間價是“前日收盤匯率+‘一籃子’貨幣匯率變動”的形成機制,應該如何解讀?
周皓:央行最理想的收盤價就是第二天的開盤價,就純粹以市場來調節,但是在目前國內市場不允許的情況下,這種一步走向市場調節可能過於極端。那麽把頭一天的收市價作為第二天的指導價,不是直接拿過來用,而是在這之前做一些調整,可以把它想象成一種漸進改革的方式,或者是原來官方指導價和現在市場定價的一種綜合。
這只是現階段一種妥協的方式,在企業和居民都很適應這個浮動匯率的情況下,國際匯率變動的情況下,都知道這個風險怎樣規避,或者對沖這種風險的情況下,在有預先準備的情況下,則可能完全放開。
目前,在個人和企業還有很多不適應環境,還不會很好的規避風險、對沖匯率風險的情況下,這是個比較折中的辦法。
日報:人民幣匯率完全市場化還有多長的路要走?
周皓:我覺得3、5年之內應該可以走完這個過程。目前企業和居民不具備管理外匯風險的條件,同時在經濟出現下行的時候,容易出現恐慌性的拋售人民幣或換美元的情況。其實,如果已經對沖了風險,在衍生品市場上進行了操作,就沒有必要倉促的拋售資產。
我覺得匯率的波動應該是既能反映經濟情況,又不會因為市場過度投機行為或避險而產生過大的波動。就是說,匯率額定波動既要符合經濟調整的需要,但在外匯對沖等管理體制不太完善的時候,又要避免這種過度的波動。因為過度的波動會對進出口企業的成本產生很大影響。
在英國退歐之前,世界貿易組織(WTO)總幹事阿澤維多(Roberto Azevedo)一半戲謔一半嘲諷地說,如果英國脫歐,其所有在WTO下的貿易協定全部需要推倒重談,否則英國就幹脆選擇把自己變成個免稅島。
目前看來,英國確有此願。
英國財政大臣奧斯本前幾日就表示,為了應對退歐對公共財政造成的潛在損失,英國有意將公司稅率從目前的20%降至15%以下,意圖將英國打造成為“避稅天堂”。
不過,經濟合作發展組織(OECD)並不認為此舉可以奏效,與之相反,如果大幅降低企業稅,英國將惹怒一些歐盟國家領導人,並為此付出高昂代價。
另一方面,為了維持英國在“後歐盟時代”的經濟競爭力,英國政府唯有選擇繼續加強同中國、印度和美國等國的經濟貿易聯系,並將為此陸續派出高級別代表團進行遊說。
“避稅天堂”意圖遭打擊
在公司稅方面相對於歐洲大陸的優勢,一直是英國各貿易促進部門在全球各國吸引投資的利器之一。在退歐之前,英國的計劃還只是到2020年將公司稅降至17%以下。然而,如果將公司稅降至15%以下,將接近愛爾蘭12.5%的公司稅,進而令英國成為主要經濟體中公司稅最低的國家,打造避稅天堂之心昭然。
英國商務大臣賈偉德(Sajid Javid)
7月6日,英國商務大臣賈偉德(Sajid Javid)也呼籲,政府應實施多項企業稅及個人稅調降措施,以緩和英國脫歐將帶來的經濟放緩。
不過,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的一份內部備忘錄顯示,OECD不認為英國在退歐之後可以通過成為避稅天堂來吸引全球投資者。
“退歐給英國競爭力帶來的負面影響可能會促使英國在稅收改革上變得更加激進。” OECD的稅務負責人聖阿芒斯(PascalSaint-Amans)在上述內部備忘錄中認為,持續這樣操作將令英國變身為避稅天堂類型經濟體。
目前OECD國家的平均公司稅在25%左右。而英國早先宣稱要做二十國集團經濟體中在稅率方面最具有競爭力的經濟體,且已經推出了針對企業和其子公司的稅務優惠制度,譬如允許企業在一些收入上支付更低稅率,並對其在避稅天堂的子公司免征所得稅。
不過,OECD認為,如果英國想要極大提升其對於企業的吸引力,需要引進一套非常慷慨的稅收體制。譬如英國在脫歐之後,可以選擇性地向一些外國投資者提供一次性的稅務優惠,而這在歐盟成員國之內是被禁止的。目前歐盟委員會還在加緊嚴查盧森堡和愛爾蘭等給予跨國公司優惠稅收政策的行為,英國脫歐之後將不再需要顧忌歐盟在此方面的限制。
英國保守黨的右翼黨員認為,如能夠繼續削減公司稅,將有益於促進投資和工作。
特許公認會計師公會(ACCA)的稅務部門負責人羅伊-喬杜里(Roy-Chowdhury)也同意OECD的分析。他認為,如果英國試圖提供違背歐盟公平競爭原則的稅務裁決或稅收優惠,有可能起到相反作用,企業將因擔憂歐盟報複而產生顧慮。
“所有的稅務政策應同歐盟緊密一致,這樣對於商業界而言才能產生更大的確定性。” 羅伊-喬杜里表示,所以盡管退歐派宣揚自主自治,“我相信現實是,(英國)將同歐盟保持非常緊密的一致。”
英國財政大臣奧斯本
貿易團奔赴中印美
奧斯本提出的振興英國經濟五點計劃中,第一條即為“推動新一輪來自於中國的投資”。
英國駐華大使館臨時代辦羅廷(Martyn Roper)在接受《第一財經日報》采訪時表示,在退歐公投之後,中英兩國都很清晰地表達了兩國政府間的承諾,“在任何情況下,我們都尋求同中國增強合作的機會,我不覺得這有任何改變。而且中英在貿易和投資方面也可以繼續得到改善。”
英國首相卡梅倫則表示,在近期英國將持續派出高級別貿易團奔赴中印美等重要貿易夥伴國家。6月底,卡梅倫同英國高級別商業顧問19人團在唐寧街10號開閉門會議。
會議上,卡梅倫向業界領袖表示,希望業界能夠幫助在未來幾個月的政治真空期幫助穩定英國社會情緒,且英國政府將建立一個部長級小組,由賈偉德作為小組組長來統領、應對英國退歐之下的商業事務。
賈偉德則表示,“我們必須確保全世界都意識到,英國還是敞開大門做生意的,而且仍是對貿易和投資具有極大吸引力的場所。”此前英國財政部為英國出口定下宏偉目標:到2020年英國對外出口要達到每年10萬億英鎊的目標,2014年英國對外出口額為5070億英鎊。
羅廷對《第一財經日報》表示,雖然目前正就英國脫離歐盟的過程進行談判,然而中國和英國的雙邊關系不會被改變,中國的商人、學生和遊客訪問英國的方式也不會被改變。
“我們的商品及服務照常為中國運輸和提供;我們的專業知識依舊和中國共享。英國依然向中國開放——無論是對中國人民、貿易及投資,還是對雙邊合作和未來提供絕佳的機遇。”羅廷表示,“英國首相卡梅倫已經註意到,英國人民都想和中國這樣的重要合作夥伴建立最強的經濟聯系。”
羅廷表示:“我們將全身心致力於實現去年習近平主席訪問英國時雙方達成的目標——將兩國提升為21世紀全球戰略合作夥伴關系,特別是攜手解決全球議題、發展我們兩國未來的經濟、加強我們兩國的貿易和投資聯系。”
央行7月7日發布數據顯示,中國6月外匯儲備32051.62億美元,較上月增加134.26億美元。自今年3月份開始,我國外匯儲備連續兩個月增加,5月掉頭下降後,6月再度回到外儲增加的軌道。
盡管退歐沖擊下人民幣短期存在一定的貶值壓力,但並沒有使6月的外儲數據進一步惡化。民生證券研究院宏觀研究員張瑜表示,退歐沖擊及後續不確定性會使得人民幣短期內有一定貶值壓力,但結售匯、貶值預期、進出口結售匯率等中微觀基本面並未跟隨惡化,情緒穩定,考慮到匯率兩條腿走路的新邏輯,本輪貶值壓力可控,央行應對更為從容。
二季度以來,人民幣兌美元匯率逐月下跌,尤其是6月24日英國公投結果意外宣布脫歐,人民幣兌美元截至7月6日中午12點已累計下跌接近1.7%。
西班牙對外銀行亞洲首席經濟學家夏樂在采訪中表示:“可能從6月份開始,外儲將重新進入一個下滑的周期,主要是在退歐影響下,人民幣面臨緩慢貶值壓力,資金外流可能重新啟動。”
但實際數據卻出人意料。對此,張瑜稱,貶值只是“數據上的”,“基本面”相關數據及情緒並未惡化。此次貶值與去年“8·11”和今年春節兩次貶值的最大不同在於,基本面並未同步惡化。從結售匯來看,結售匯差額持續縮窄:5月銀行結匯明顯上升體現私人部門持匯等漲的情緒有所緩解,結售匯差額縮窄,出口結匯率與進口售匯率背離縮窄。
國家外匯管理局不久前公布,2016年5月銀行結售匯逆差125億美元,環比下降47%,日均逆差連續5個月下降,跨境資本流動形勢連續第5個月改善,好於市場預期。
摩根斯坦利的大宗經紀業務全球對沖基金業績報告顯示,今年6月全球對沖基金凈值平均下跌0.39%。對沖基金回報率整體下降,其中歐洲基金受沖擊最大,在六月下跌了1.12%,年初至今下跌了2.66%。
貨幣基金已將部分糟糕業績對外公布,花旗銀行全球貨幣管理指數6月表現微跌,雖跌幅不到0.5%,但這已經是連續第四個月呈下跌趨勢,亦是指數在近三年以來遭遇耗時最長的“連敗”。
與此同時,6月富時全球100指數下跌0.78%,MSCI新興市場指數上漲2.92%,標普500指數下跌0.8%。值得註意的是,截止上周五美股收盤,標普500指數刷新52周新高,本周一路攀升,至截稿漲幅0.66%,報2151.4點,年初至今漲幅5.26%。
歐洲stoxx50指數在上個月初報3038年,並於6月14日進入第一個V型底部2797點,隨後與6月23日公投當天挑戰新高漲至3037點。隨後市場開始大幅拋售股票,stoxx50指數在公投後的兩個交易日急速爆跌至2883點。
統計機構Preqin此前指出,就市場反應來看,脫歐公投的結果確實是一個意外。
退歐行情大抄底
盡管市場出現較大波動,一些基金仍設法跑贏大盤。據彭博數據,由Warren Naphtal成立的44億美元貨幣對沖基金在此輪“做空大作戰”中取得碩果,Naphtal因押註英國退歐而做空歐元,基金凈值增長10%。據一位了解此事的人士說,此基金在6月23日的投票後凈值立即上升了6.4%,並在接下來的幾天里繼續上升了3.7%。
David Einhorn旗下的綠光資本(Greenlight Capital)也受益於此次因退歐帶來的市場走勢。該基金一直長期持有黃金,今年為止倉位維持在25%左右。綠光資本去年虧損20%,可謂損失慘重,因此公司今年致力於彌補去年的虧空,值得慶幸的是,截止今年6月底,公司對外公布的業績已呈現0.8%浮盈。
歐洲著名宏觀對沖基金布萊文·霍華德資產管理公司(Brevan Howard Asset Management)的創始人Chris Rokos,去年成立了自己的投資公司。受益於退歐行情,該公司於6月24日收益率暴增3%,占2016年半年6%收益率的一半之多。
值得註意的是,援引彭博社一位知情人士透露,布萊文·霍華德資產管理公司旗下160億美元的主對沖基金,收益率亦於6月24日當日上漲了1%。
總部位於倫敦的騎士資本管理(Horseman Capital Management)亦受益於此次退歐行情。該對沖基金2015年表現不俗,其旗下的騎士全球(Horseman Global)以20.42%正收益躋身2015全球表現最佳對沖基金前20排行榜。據彭博數據,6月27日起的一周時間內,騎士全球因看空收獲了7.4%的正收益,其母基金上月業績也因此收漲10.4%。
截至6月29日,騎士資本半年收益率6.5%實現扭虧為盈。值得一提的是,雖然騎士資本旗下的歐洲精選基金在公投後的7日內也暴漲了5.5%,基金業績依然慘淡,年初截至至6月29日基金浮虧24.5%。
成立於1998的對沖基金蘭斯唐恩(Lansdowne Partners)可謂是歐洲最老牌的對沖基金之一,彭博數據顯示,該基金旗下最大的子基金凈值於月24日下跌了4.1%,此次沖擊將蘭斯唐恩主基金2016年跌幅擴大至13.7%。
基金收費是壓力
顯而易見的是,慘不忍睹的基金收益率以及堪稱“神秘”的收費結構近日給對沖基金帶來強大壓力,似乎現今世界低成本ETF產品已經過時。對沖基金持續收取高昂費用,與此同時業績卻越來越差強人意,並未回報給投資者匹配收益,近年來表現低於行業基準的對沖基金比比皆是。
舉例來說,美國對沖基金研究機構(下稱"HFRI")的全球對沖基金指數自2000年以來上漲了20%左右,而標普500指數則創下了近70%年的收益率。雖然有觀點認為標普500指數並不是與對沖基金表顯做對比的最佳基準指數,但其他數據也紛紛顯示了同一結論。
據總部設在多倫多的專為機構投資者提供咨詢的公司傑姆基準(CEM Benchmarking)近日發布一份養老基金研究報告表明,1998年至2014年間對沖基金為美國養老金計劃提供的年均回報遠低於除現金外其他任何類別的投資回報。
傑姆基準對8.5萬億美元體量的固定養老金計劃中12各不同資產類別的投資回報進行研究分析發現,僅不到一半產品能提供12%的年均回報,且基本為房產投資信托基金。與此同時,PE的年均回報率除費後約11.4%。
據HFRI數據,在過去的五年里投資者需繳納傭金及雜費正逐年降低。自2009年一季度至2015年四季度,對沖基金平均激勵費用(incentive fee)從月19.2%降至17.5%。同時,對沖基金平均管理費同期從1.57%下降至1.5%。對於上一季度新發行的對沖基金,管理費更是降至1.48%,為2013年四季度以來最低。
根據HFRI發布的全球對沖基金指數顯示,對沖基金行業上半年業績堪稱自2011年以來最“糟糕的表現”。截止2016年6月29日,對沖基金指數遭遇下挫,跌幅1.1%,是繼2011年上半年2.1%跌幅以來最嚴重的一次下跌。
總部位於德國法蘭克福的支付平臺TraxpayCOO在推特中寫道:“(退歐對)倫敦(來說)相當於自殺,它再也沒有可能樹立起互聯網金融領域的領導地位。”
在全球12000家互聯網金融公司中,德國只有300家,為什麽德國數字領域的創業者“幾乎一致認為,下一個歐洲的數字金融中心應該來自德國”?
位於柏林的數字化品牌運營咨詢機構PIABO創始人CEOTiloBonow對《第一財經日報》記者表示:“對於初創企業而言,在柏林的優勢越來越明顯。柏林本身的創業氛圍就已經非常濃厚,英國退歐之後,能夠輻射整個歐洲,又適合創業者的城市,非柏林莫屬。”
遷移大幕拉開
德國經濟部長CorneliaYzer在一份公開聲明中稱:“德國經濟部在過去幾周內已經收到來自倫敦的創業公司的上百封郵件,希望了解把總部從倫敦搬到柏林的相關細節。”她還表示,英國退歐之後對德國意味著巨大的機會,因為大部分公司都希望置身於歐洲的中心,尤其希望置身於歐洲經濟強國的中心。
這其中就包括互聯網金融行業。據英國《金融時報》報道,在對德國顯示出興趣的互聯網金融初創公司中,包括總部位於倫敦的轉賬企業TransferWise和全球支付AppRevolut。TransferWise已經融到了維珍航空老板RichardBranson的1.17億美元的投資,在倫敦擁有100名員工,占員工總人數的六分之一。Revolut在倫敦擁有40名員工。
互聯網金融資深人士、總部位於新加坡的金融科技初創企業盈行家創始人CEO莊欣偉對《第一財經日報》表示:“脫歐後的英國沒有優勢了,過去倫敦可以依托整個歐洲大陸,現在就像一座孤島,所以基本上涉及跨境的金融科技公司都面臨外遷。”
TransferWise和Revolut並不是特例。為柏林城市吸引投資作推廣的機構BerlinPartner在英國宣布退歐的當天就接到了5個互聯網金融初創公司來詢問如何在柏林投資。“他們說投資者要求他們考慮重新選擇總部地點。”BerlinPartner負責人StefanFranzke表示,“資本總是逐利的,希望流入回報率高的地方。”
PIABO創始人CEOTiloBonow對《第一財經日報》表示:“英國未來的一切目前都是未知數。它們以前不用歐元,所以匯率是個問題,現在情況更複雜了,護照是更大的問題。”
根據安永的數據,去年英國互聯網金融領域的產值高達66億英鎊,吸引投資5.24億英鎊。德國互聯網金融產值僅為18億英鎊,吸引投資3.88億英鎊。
英國退歐也為人才流動帶來限制。一家互聯網金融行業投資者MarcBernegger表示,柏林已經推出政策,在5個工作日為來柏林工作的外國人辦理工作和居住證,無論國籍。FinLeap的聯合創始人RaminNiroumand表示:“英國退歐表面上來看柏林好像贏了,但是真的對我們好嗎?其實只是讓市場分裂了而已。”
盡管如此,柏林正在以更加開放的姿態擁抱金融科技初創企業。德國經濟部長Yzer表示:“我們不僅想吸引倫敦的初創公司來到柏林,而且也歡迎全球總部在倫敦的企業投資柏林。”
事實上,柏林已經在吸引互聯網初創公司方面走在了歐洲的前沿。總部位於德國柏林的Fintech孵化器FinLeap上個月剛剛完成了新一輪2100萬歐元的融資,投資方除了原有投資者HitFoxGroup外,還包括世界第三大再保險公司HannoverRe,新一輪投資後FinLeap的估值飆升至1.21億歐元。
柏林“叫板”倫敦
FinLeap的聯合創始人RaminNiroumand對《第一財經日報》記者表示:“置身於柏林確實能夠推進整個歐洲金融業的電子化進程,為此我們感到十分興奮。”在過去的20個月內,9家互聯網金融機構在FinLeap的幫助下組建起來,基本上每一家的投資都在50萬歐元到500萬歐元之間。
FinLeap董事會主席,HitFoxCEOJanBeckers表示,在對比了倫敦和柏林的Fintech行業後,十分看好科技對保險業的改變,越來越多的線上及移動端的經紀商將使保險市場變得更加透明。HitFox已經將包括Clark在內的幾家位於柏林的保險經紀初創公司作為目標投資。
柏林前市長曾經自嘲柏林是一個“貧窮卻又性感”的城市。無論從房價還是生活成本,柏林都是屬於德國城市里偏低的,對初創公司非常具有吸引力。
安永的一份最新調查將柏林評為“歐洲初創公司的首都”。去年柏林的科技企業融資總額達到21.5億歐元,超過倫敦17.7億歐元,位居歐洲融資榜首位。
去年流入德國初創公司的投資總額為31億歐元,同比實現翻番,柏林占了三分之二。而這31億歐元中有五分之一流入了互聯網金融領域。不過在普華永道旗下思特略最新公布的一份報告中顯示,在全球12000家互聯網金融公司中,德國有300家,去年只有一家融資超過5000萬美元,Kreditech去年融資8250萬美元。而在美國,去年融資超過5000萬美元的初創公司超過38家。
柏林PIABO創始人CEOTiloBonow對《第一財經日報》記者表示:“柏林已經吸引了大量初創企業,但是僅有低成本優勢是不夠的,創新和抵禦風險的能力更重要。而且柏林的大公司不如倫敦或者法蘭克福來得多。倫敦的另一大優勢在於金融數據的優勢,區塊鏈、大數據和深度學習研究能力很強。”
還有人建議柏林政府承擔初創企業搬遷到柏林的費用,以吸引更多公司。對此,Yzer表示:“我們已經采取了很多刺激政策,我們為在柏林有長期投資計劃的企業提供擔保。”
對於柏林的雄心,英國人不屑一顧。英國政府負責科技推廣的機構TechCityUK的CEOGerardGrech表示:“倫敦互聯網金融生態的發展程度遠高於柏林。倫敦金融服務領域的從業者達35萬,32萬在數字技術領域。我們的專業能力和深厚的資本是任何地方無法超越的,倫敦將繼續依靠創新來支持我們的創業者。”
英國央行近期宣布成立互聯網金融加速器,英國金融服務監管機構也開始使用sandbox來跟蹤新興的初創企業的創業模式,這些都意味著即使英國退出歐盟,倫敦依然想保持金融創新中心的寶座。
倫敦一家風投資本Passioncapital合夥人EileenBurbidge表示:“全球最好的創業者和創始人都在倫敦,所以無論宏觀經濟如何、政治環境好壞,倫敦仍然會在退歐的逆勢中前行。”
比起風流倜儻俊朗小生39歲任財相的奧斯本, 英國新上任的財政大員菲利普∙哈蒙德,有著一張輪廓堅實的臉,沈靜而矜持。一路從交通大臣、國防大臣和外交大臣到財政大臣,哈蒙德一向很低調,很少在媒體上顯山露水,高談闊論。
“從他上任24小時內的言論來看,英國經濟會轉向,可能不會像奧斯本時期那麽激進,削減赤字的速度會放慢,經濟緊縮政策會放寬”。英國國家經濟和社會學院經濟部主任奧古斯特∙阿姆斯特朗(August Armstrong)在接受第一財經記者采訪時坦言對新財相知之甚少,相對陌生。
重新調整削減赤字節奏
“2010年的時候,我們做出決定削減赤字,對於當時的經濟境況來說,完全是正確的舉措,並取得巨大成功。現在英國債務減少了三分之二,對銀行進行了註資救助,創造了2500萬就業機會,撥亂反正,重新將英國經濟帶上正途。 英國經濟目前較那時已經強實了很多。現在我們進入一個新的階段,決定退歐,那麽經濟政策必須轉變。當然我們還是要削減赤字,但是以怎樣的節奏和進程、如何進行,是我們現在在目前的經濟形勢下需要思考的。”在上任財相第二天,哈蒙德在接受媒體采訪時,就明確了他“向左走”的經濟政策方向。
在奧斯本就任財相的6年里,“削減赤字”是每一次預算案的關鍵詞。而到了哈蒙德這里,“不征稅”則是重點:“征稅不是支持經濟發展的好途徑,保持消費信心,保障經濟增長才是出路。有一點對於我們這個國家來說非常重要,就是必須繼續吸引投資以及由此創造就業機會。”
很顯然,哈蒙德不贊同征稅,之前的削減赤字目標也要放棄,而談到與歐盟的貿易來往,他堅持說“英國商業繼續全面開放”。事實上,在一些已經提出尚未上馬的大型基建項目上,哈蒙德都有著自己的鮮明立場,比如,由中資參與的欣克里角C項目,他一直非常支持;機場擴建項目他則保持中立。
英國工商業協會總裁卡洛琳∙凡比亞(Carolyn Fairbairn)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認為,“所謂開放商業在實際、特別是在大型基建方面看到的還不夠,我們希望航空系統擴建,第二條高鐵等項目能夠得到推進。”
退歐前吸引外資或受阻
對於哈蒙德經濟政策重心放在繼續吸引投資的問題,有經濟學家認為在退歐談判結束前存在一定難度。
“英國是個小國,但是卻是吸引全球投資資金流第二多的國家。這不僅僅是因為英國是世界第五大經濟體,而是因為很多投資人是視英國是通往歐洲大陸的一扇大門。公投結果退歐決定,使得將來英國與歐洲國家的貿易關系撲朔迷離,而整個退歐談判過程將至少需要2年,與27個歐盟國家分別簽署貿易協議需要更長時間,在這一期間所造成各種不穩定性難以預估。因此,有理由猜測,那些英國最大的投資國,美國、德國和中國,在未來各種貿易關系並不明朗的情況下,可能會減少對英投資。”阿姆斯特朗認為。
“PPE”一等畢業生能收拾“後退歐時代”爛攤子嗎?
哈蒙德,這位61歲牛津政治哲學經濟所謂“PPE”(politics, philosophy, economics )一等畢業生、英國新任女首相梅組建新內閣第一個點名任職之人,不僅有著長達20年的議員資歷,早期還曾“轉戰”於醫療器械產業、自動化電子產業,做過企業負責人,有過實體經濟工作經驗;在開始其政治生涯之前,也從事過房地產、油氣等商業領域的工作,還曾為世界銀行拉丁美洲業務提供咨詢服務等。
即便如此,他是否能夠應對這場史無前例的“退歐”運動可能出現的不可預見的各種狀況甚至災難,也只能拭目以待。
英國央行7月14日的會議紀要指出,有跡象表明公投決定退歐之後,居民和商業消費信心遭到嚴重打擊,一些商業機構開始延後投資項目和招聘計劃;有報告顯示,英國房地產交易減少,總而言之,短期內英國經濟活力會減弱;由於英鎊下挫,通貨膨脹有向上壓力,進口貨品價格上升,而供需變化和匯率變動,會造成增長受阻,通脹上升。消費信心、商業活動、就業機會、經濟活力、房地產市場、通脹等等,都呈失衡狀態。
而發布會議紀要的當天,86%概率預測的、能夠為穩定和促進經濟增長支撐一把的降息沒有發生,英國央行決定保持利率和寬松規模按兵不動的決定,讓英國輿論猜測,英國央行並不想為新財相的經濟政策方向作出“指點”。
經濟平衡再次回到“左”和“右”的問題上——是先減赤還是先保增長?此次公投暴露出英國社會的階層分化和經濟發展不平衡,使得保守黨的梅首相,不得不擺出非常接近工黨的執政理念:“政府不是為富有的一小部分人,而是要為每一個的我們服務”。站在如此“公平管理”的基本點,大刀闊斧砍向福利、砍向公共支出的行動必然停止;不征稅,不減支的另一條出路,就只有增加借貸,這就很可能意味著前任奧斯本6年的減赤努力功虧一簣。
由於哈蒙德已經明確表示近期不會有任何應急預算案出臺,那麽按照英國經濟政策制定周期,最新而明確的梅首相和哈蒙德經濟政策,將要等到11月秋季預算案發布的時候才能明朗化。
“商業人士都在等待新政府盡快表明經濟政策立場和為經濟發展指明方向,如果要等秋季預算案出臺,那等待的時間似乎是太長了。”畢馬威宏觀經濟負責人雅爾 賽爾芬(Yael Selfin)在接受采訪時道出了大多數商業人士和經濟學家的心聲。
近日,英國親華派政客,前歐盟貿易專員、第一國務大臣、商業創新及技能大臣曼德爾森在英媒上撰文《這不是我們對中國置若罔聞之時》(Lord Mandelson: This is no time for us to be turning our backs on China),認為新首相梅關於推遲中國參與英國核電項目建設的決定“非常糟糕”,且對於中英關系百害而無一例。
現將該文章節選編譯如下:
投資額高達180億英鎊的欣克利角C核電站項目在簽約前夜遭緊急宣布延期,梅政府的這一決定已經引發了超越未來能源供給之外的問題。卡梅倫前政府希望英國成為“中國在西方最好的朋友”,而梅的決定不免讓媒體紛紛推測,英國新政府將從根本上重新思考對中國關系的定位。
欣克利角C核電站項目在啟動之初就備受爭議,不僅因為法國運營商EDF的技術能力受到懷疑,引入中國企業為該項目註入三分之一資金從而使中國進入核電這一敏感領域也引發擔憂。從價格角度考慮,欣克利角C核電站項目所發電能相對於天然氣、太陽能、風能來說並不具有競爭力。但卡梅倫堅信電力安全應該優先於成本考量,核電站一旦建成將是穩定且可靠的電力來源,並且有助英國實現碳排放減量的目標。
對於卡梅倫前政府來說,吸引中國商業投資是最高的對外經濟政策。去年中英開啟了雙邊經濟關系的“黃金時代”。而現在,英國新首相顯然正準備為這一重要關系潑上一盆冷水。
當梅宣布重新考慮欣克利角C核電站項目時,她急切得表現出對法國政府安撫的態度,卻絲毫沒有照顧到中國的情緒。梅致電了法國總統奧朗德。英國政府如此對待一個對項目投資規模巨大且將繼續幫助英國共同建造和運營位於布拉德維爾和塞茲韋爾兩大後續核電項目的國家是極其古怪的。
如果梅最終否決了這一項目,英國政府將為其與中國的關系付出沈重的代價。如果英國作出不能信任中國的結論,無疑是狠狠打了中國一巴掌,中國與英國的正常商貿活動也將受到威脅。
這也將從根本上引發對其他中國在英基礎建設投資項目的質疑,如果中國在發電領域不能被接受,那麽在供水和高鐵方面英國會表現得更加寬容嗎?如果中國投資足球俱樂部可以被視為無害,那麽要在哪里劃清界限呢?梅政府的決定會讓中國人感到他們在英國並不受歡迎,進而影響中國對倫敦和英國“北部經濟引擎”的投資,置英國於危險處境。
中國是一流的國際投資者,英國已經成為中國在歐洲投資的首選目的地。在後退歐時代,英國真的能夠承擔得起斷然拒絕中國這樣一個重要的貿易和投資夥伴所帶來的損失嗎?退歐後的英國需要增強與發達和發展中經濟體間的貿易。英國不應該成為任何國家的附屬品,也不應該為達成貿易協定不計任何代價。這意味著英國政府應該以務實,而非一刀切的方式對待中國的投資。
我想向英國政府表達的想法是:在後退歐時代,中國會在英國經濟中扮演越來越重要的角色,英國最好適應這種變化。如果英國暗示作為投資者的中國是個威脅的話,中英關系將陷入糟糕的泥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