溫州市委書記陳一新調任中央深改辦專職副主任

溫州市委書記陳一新調任中央深改辦專職副主任

一財網 林小昭 2015-12-01 19:13:00

在區域均衡發展方面，根據《第一財經日報》記者統計，目前浙江所有地級市人均GDP均超過全國平均水平，堪稱是全國各省份均衡發展的典範。因此，連續兩任浙江省委政研室“一把手”進京擔任要職，也許有助於浙江轉型升級和改革創新的經驗在更大範圍內推廣。

溫州金改：逆水行舟三年半

溫州新舊金改疊加3年有余，各項打通民間資本與實體經濟的通道都在溫州建了起來，但在政策桎梏與宏觀經濟周期調整的雙重掣肘下，“兩多兩難”（民間資本多、投資難；中小企業多、融資難）依然考驗著溫州。

作為改革先鋒，溫州金改試驗中的得失可資借鑒。

“我們是走出了低谷，但還沒有走出困境。”這是時任溫州市委書記陳一新在溫州金融改革三周年座談會上的評價：溫州金改取得了階段性成果，但溫州現在面臨的最大問題，還是不良貸款和兩鏈（擔保鏈、資金鏈）風險，“溫州還處於企業金融風險之中”。

2011年秋，過度借貸在溫州吹出一個巨大的信貸泡沫，以一場慘烈的民間借貸危機作為終結。銀行、民間資本和實體經濟都為此付出了高昂的代價，據官方披露的數據，僅銀行業的不良資產就高達千億。

政府對溫州借貸危機原因的解讀是，壟斷金融體系導致的“兩多兩難”（民間資本多、投資難；中小企業多、融資難），並由此促成了國家層面的金融改革試驗區落地溫州。

2012年3月28日，國務院常務會議批準實施《浙江省溫州市金融綜合改革試驗區總體方案》，俗稱“老金改12條”，希望把民間資本與實體經濟對接起來。

如今，金改啟動3年有余，各項打通民間資本與實體經濟的通道都在溫州建了起來，但面對結構調整中的中國經濟與政策桎梏，“兩多兩難”依然考驗著溫州。

2015年3月26日，央行同意實施浙江省政府起草的《關於進一步深化溫州金融綜合改革試驗區建設的意見》，即溫州“新金改12條”，批準溫州推行新一輪改革。

如今，又是半年已然過去，溫州“新金改”進程如何？

最不被看好的變成了“溫州經驗”

“金改12條”中，起初最不被看好的，是民間借貸登記，但如今溫州經驗被央行推廣複制到全國。

2015年11月，位於溫州鹿城區東明路的溫州民間借貸服務中心對股東架構做出調整，從原有22個股東精減為3個。與此同時，中心門口多了一塊新牌子——溫州市民間財富管理中心。

“精簡股東是為了能夠靈活決策，更好地轉型。”民間借貸服務中心總經理徐智潛表示，民間財富管理中心為民間借貸服務中心的全資子公司，將引進私募基金、信托、證券和資產管理公司等專業財富管理機構，引導民間資本投資。

民間借貸服務中心是溫州2012年金融改革的產物，主要承擔民間登記備案和融資對接兩項功能，全市共有7家。今年以來，各中心開始尋求轉型。

“溫州民間借貸服務中心此前模式設計有所不足。”溫州市金融辦副主任葉新明介紹，雖然承擔了讓民間借貸陽光化的職責，但是中心自身盈利能力很差，僅能維持收支平衡，“除了一些配套和出租物業平臺提供服務的收入，其他收入沒有。”因此，政府希望賦予登記中心一些其他的功能，來解決它的盈利問題。

2012年的“金改12條”第一條“規範發展民間融資”中，主要內容便是“開展民間借貸服務中心試點，引進一批中介機構入駐，提供民間借貸登記、合約公證、資產評估登記等服務，引導民間融資陽光化、規範化”。

當時，幾乎全民放貸的溫州爆發民間借貸危機，為給予民間金融合法地位並將其納入監管，2012年3月29日，在溫州金融綜合改革試驗區獲批的第二天，溫州民間借貸登記服務中心便註冊成立。

但在“金改12條”中，起初最不被看好的，也是民間借貸登記。徐智潛向南方周末記者坦言，中心剛設立的時候，外界都覺得這個機構做不起來，“從法律和習慣來講，誰願意來登記？我們內部也去論證過，沒人覺得這個機構能做得起來。”

徐智潛提供的數據顯示，前兩年，中心登記成交額五十多億，符合登記要求（例如寫明借款用途）的更少，只有23億。“當時做得很辛苦，因為沒有環境。”他說。

後來，中心引入一批小貸公司等中介機構，跟它們簽協議，中介機構所有業務到登記中心備案，“這才把第一批登記備案的形式確定下來了。”

到現在，至2015年11月末，該中心已累計登記269億民間借貸，接近溫州民間借貸規模的1/3。如果加上由政府監管的小貸公司、典當行以及擔保公司的民間借貸數據，相當於溫州大部分民間借貸信息已經被政府掌握。

溫州民間借貸登記的經驗被央行推廣，在全國15個省複制了七十多家。在金融改革正酣的山東省，某市還曾為此5次造訪溫州市金融辦。

強制備案與真假利率

除了放貸方怕露富、要交20%個稅，借貸方怕財務曝光拿不到銀行信貸等老問題仍然存在，登記中心面臨一個新的挑戰——登記的真實性。

2014年底，溫州金融辦主任張震宇在陸家嘴論壇上發言時說，作為溫州市金融綜合改革試驗區落地後推出的重點項目，登記服務中心於2012年4月26日正式營業，但直至2014年3月1日《溫州市民間融資管理條例》（下稱“條例”）及其實施細則正式實施，登記才逐步邁向正軌。

條例是中國首部金融地方性法規，其核心在於填補了民間借貸合法性的法律空白。條例所稱的民間融資，是指自然人、非金融企業和其他組織之間進行資金融通的行為，從定義上放開了“個人對企業借貸”的限制。直到2015年8月，最高人民法院才明確了這一點。

徐智潛對此的解讀是，一般的民間借貸，如果不登記，超過了一定的額度可能是非法集資，“換句話說，如果吳英當時所有的借貸都登記了，就不會被判無期徒刑。”

同時，條例也建立了“強制備案制度”：單筆借款金額三百萬元以上的；借款余額一千萬元以上的；向30人以上特定對象借款的，必須去地方金融管理部門或者其委托的民間融資公共服務機構備案，而登記中心正是受政府委托的機構。

“如果金額非常大，涉眾，又不來登記，被金融辦發現、查實，就會對你進行處罰，”徐智潛說，這就是溫州與其他地方的根本區別，“溫州金融辦有監管權、處罰權，其他的地方對待民間借貸這一塊，誰都不會去管，出事了，公安局才會介入。”

至於如何發現這些不來登記的違規對象，葉新明告訴南方周末記者，房管部門、法院立案等都是信息的重要來源地。目前已發出63份整改通知書，不過處罰力度並不算大，“剛開始還是以教育為主，引導他們到平臺上來。”

南方周末記者采訪時發現，除了放貸方怕露富、要交20%個稅，借貸方怕財務曝光拿不到銀行信貸等老問題仍然存在，登記中心面臨一個新的挑戰——登記的真實性。

今年8月，最高人民法院對民間借貸劃出兩條利率紅線：24%以下的合法；24%-36%的不合法，但借貸雙方可以自願履行；超過36%的就是高利貸，超出部分還可以向法院申請返還。

目前，溫州民間借貸的規模在800億左右。徐智潛說，任何利率都可以在登記中心登記，只會告訴登記者，超過24%的不合法，登記雙方自己斟酌。

也就是說，登記中心對於利息在24%-36%之間的，吸引力最大，登記了相當於從違法變為符合溫州地方法規；而利息低於24%的，無論是否登記，都是合法的，登記了理論上反而要交20%的個稅；超過36%的不僅違法，還要返還，自然不會登記。

一位從事破產重組業務的溫州律師告訴南方周末記者，溫州利率仍然存在雙軌制。比如企業破產重組過程中，免不了會向小貸公司等民間金融機構借一筆轉貸資金，因為風險大、時間緊，這部分資金利率有時會超過36%，而為了使借貸合法同時獲得高出36%的利息，比如一筆1000萬的貸款，借貸雙方要簽1200萬的合同，其中200萬用現金返還借貸者，“就算強制他們登記，登記的利率也是假的”。

私募債受挫

2012年金改後獲證監會批準發行的溫州小微企業私募債，很快就體現出風險定價不匹配的一面，投資者們就紛紛選擇提前兌付。

2012年為溫州市委撰寫改革方案的學者之一——時任浙江大學社會科學學部主任的史晉川，三年前對南方周末記者說，溫州應該構建一個與溫州民營經濟發展相適應的地方金融體系，即小微企業可以通過向小額貸款公司、村鎮銀行、農村信用社等地方金融機構貸款（間接融資），而當企業要轉型升級、融資數額大增的時候，則可以通過私募股權基金以及非上市公司的場外股權交易等方式進行直接融資。

“金改12條”中，“培育發展地方資本市場”“大力發展專業資產管理機構”“積極發展各類債券產品”等內容，都是為了構建上述直接融資市場。

之後，除了個人境外直投沒有獲批，各項直接融資通道都在溫州建了起來。但南方周末記者了解到，民間借貸危機後遺癥與調整結構的中國經濟周期互相疊加，使得直接融資通道的運行並不盡如人意。

比如，2012年金改後獲證監會批準發行的溫州小微企業私募債，很快就體現出風險定價不匹配的一面。2012年，江南閥門有限公司發行了溫州首單中小企業私募債，期限2年，發行規模為5000萬元，票面利率9.2%。然而僅過了一年，投資者們就紛紛選擇提前兌付。

溫州市金融辦當時對此事的回應是，投資人行使回售權有兩個原因。首先是受“錢荒”的影響，市場資金面比較緊張，一些投資人自身面臨較大的資金壓力，因此選擇回售。第二個原因則是，有部分投資者並不缺資金，而是希望將資金轉投市場上更高收益的產品。

顯然第二個原因更切中溫州的實際情況。至此之後，此類債券再沒有推出。

相比之下，同樣作為金改創新，有著政府信用背書，用於城市建設的“幸福股份”和“藍海股份”，是一種類似於市政債的項目投資，利息雖然不及上述中小企業私募債，但已募集資金43億元，並且幾乎每期都能提前募集完畢。

經濟下行與逆水行舟

2011年溫州危機疊加中國經濟轉型，市場風險加劇，更加缺乏值得投資的機會，“金改假如在經濟上行的過程中，可能會好做一些。”

“金改12條”中，“大力發展專業資產管理機構”，是為了打通近9000億民間資本與實體經濟之間的血脈通道。

2015年3月，溫州“新金改12條”繼續提出，要加大民間資本管理公司業務創新。作為金改創新手段之一，10家民間資本管理公司均由溫州龍頭企業牽頭，政府希望可以借此集合社會上的閑散資金，做股權投資，解決“兩多兩難”問題。

人民銀行溫州支行的統計數據顯示，截至2015年5月末，溫州市本外幣各項存款余額8901.49億元，相較於其他城市，人均10萬元的地方財富依舊可觀。

然而，一位民間資本管理公司負責人告訴南方周末記者：“現在好的項目並不多，股東的錢就夠了，而且本身來講，我們也不願意建立資金池，當前風險太大，我們賠不起。”

2013年5月，國內首家民間資本管理公司——溫州甌海區信通民間資本管理公司，曾作為一家浙江農業公司的定向增發承銷商，向社會募集了800萬。如今，該浙江農業公司已被投資人舉報借款逾期並拒不償還。

南方周末記者走訪時發現，信通民間資本管理公司已經人去樓空，辦公場所只留下幾張公司負責人與浙江省委領導的合照。其辦公室樓下就是甌海區金融辦，其一位副主任表示，並不清楚信通民間資本管理公司的去向。

“溫州銀行里的錢不斷增加，民資都在等待、觀望、徘徊，要往哪里投。房地產不行了、股市不行了、投高新技術產業，風險又太大。有這麽多錢，投資還這麽困難，這就是矛盾的地方。”溫州中小企業協會會長周德文對南方周末記者說。

一位熟悉金改的當地金融業人士告訴南方周末記者，資金供求不平衡的癥結就在於，2011年溫州危機疊加中國經濟轉型，市場風險加劇，更加缺乏值得投資或能夠投資的東西。

比如2011年溫州跑路潮中最典型的案例——溫州“眼鏡大王”胡福林倒在了光伏太陽能上，2008年四萬億時代，正是政府和銀行行長們追著胡福林貸款，鼓勵他投新興產業。

溫州中矽科技是胡福林投資的一家光伏太陽能企業，2012年，因資產不足以清償全部債務向溫州甌海區法院申請破產重組。負責破產重組的是東甌會計師事務所所長金國達告訴南方周末記者，中矽科技的清償率最終定格在6.66%，“我遇到溫州資產縮水最厲害的兩個行業，一個是光伏，一個是造船，貶值都高達90%以上。”

“蠻體諒政府的難處，說實話，經濟不好的時候有幾大忌，不能投資，不能失業，不能換工作。”上述金融業人士說，“金改假如在經濟上行的過程中，可能會好做一些。”

同時他也認為，所謂民間資本管理公司這些機構性的設立解決不了大的問題，只有搭建一個平臺，推出相應的扶持政策，才能讓資金、信息、人才往這個平臺上湧，“機構的容量總是有限的，民營銀行也好，多少個小貸公司也好，都是有限的，政府部門真正所要做的就是搭平臺。”

“底層探索需要頂層支持，走了彎路要及時糾偏。改革也需要容錯的機制，給我們放手去試的勇氣。”葉新明說。

矽品「搶親戰」 4位高手背後的盤算 溫州狠角色張虔生 力鬥中國餓虎

【記者觀察】銀行出清“僵屍企業”的溫州探索樣本

當前全國“僵屍企業”出清迫在眉睫，銀行不良貸款回收成為老大難問題。作為許多大型“僵屍企業“的最大債權人，銀行資產質量在今年上半年已經承受巨大壓力。根據銀監會數據顯示，今年一季度以來，大型商業銀行業不良率已上升至1.72%，股份制銀行業上升至1.61%。

面對“僵屍企業”欠下大量不良貸款，作為最大債權人的銀行一般有兩種選擇，一是通過法律訴訟申請執行保全回收不良貸款;另一種則是走法院破產清算程序，在破產和解、破產清算、以及破產重整中三選一。

記者在溫州調研發現，對於無抵押貸款走破產程序的話，清償率明顯高於普通訴訟程序，其中又以破產重整清償率最高。隨著“僵屍企業與其跑路，不如申請破產保護”的觀念逐漸深入人心，金額在一個億以上的企業債權，銀行已經逐漸接受通過破產清償或破產重整的方式回收不良貸款。數據顯示，2015年該市已清理企業債權債務166.79億，化解不良資產80.21億元。

破產重整清償率更高

在溫州，中城建設集團公司(中城建)曾是當地一家龍頭企業，由於種種原因去年面臨資金鏈斷裂瀕臨倒閉風險。根據當時參與中城建破產重整的溫州甌海法院法官鄭拓回憶，當時中城建債務規模總計17億，除了1個億有抵押債權，16億普通債權中銀行債權占絕大多數，僅當地建設銀行一家就有3個億的未抵押貸款。

債務人申請破產後，溫州甌海法院對中城建破產清算與破產重整的清償率進行了預估，結果分別為，重整後債權人清償率在5.45%，破產出清債權人清償率負0.03%。也就是對於建設銀行而言，3億多的無抵押貸款最終還能追回一千多萬。

但如果對企業進行破產清算， -0.03%的清償率對於銀行而言不但企業錢不夠還，還差一部分錢。“走破產清算的話，銀行就沒有任何財產可以分配了。” 鄭拓說。

那麽，如果銀行拒絕企業申請破產，希望直接通過普通法院訴訟執行，清償率也很低，主要原因是執行不下去。鄭拓介紹，在溫州當地，“僵屍企業”債務額在一個億以上的，銀行都比較願意企業申請破產程序。因為當債務額度達到一個億以上時，說明企業經營存在不規範、內部管理混亂、矛盾錯綜複雜等諸多問題。如果僅是訴訟執行，單單靠法院執行法官根本無法操作。

以中城建為例，當時該企業所有的財產都已經被各個法院查封了，管理人可以用於執行的財產只有幾百萬，鄭拓預測，如果法院執行，對於銀行的清償率幾乎為零。

那麽破產重整清償率何以有5.45%，兩個億的可供執行財產從何而來?

鄭拓介紹說，如果破產重整，在重整計劃之前，法院可以對公司股權進行預拍賣，當時中城建股權溢價拍賣了五千八百萬，多出來的部分相應增加到清償率中，所以最終的清償率為5.45%。這還包括5千多萬的處置拍賣權，以及各個法院查封的賬目，公司的應收賬款，以及銀行保證金抵扣的款項等。

據了解，中城建於去年經過破產重整後煥然一新，使得該市唯一的建設集團500強特級資質得以保存。此外，公司的員工也避免了丟飯碗的風險。現任中城建設集團有限公司總經理汪一新對本報記者表示，中城建的500強特級資質需要長時間的信譽積累和市場認可，這次破產重整給了他絕好的投資機會。

按照法律程序對瀕臨倒閉的企業進行破產重整，雖然過程曲折，結果卻讓很可能是一條讓包括企業、銀行、以及整個利益鏈條上的各相關方均受益的最佳選擇。

仍面臨金融債權之難

事實上，從破產處理的實踐來看，如何平衡債權人和債務人關系是破產程序中一對繞不開的主要矛盾。

“企業擔一點，銀行讓一點，政府幫一點，司法快一點。”這是溫州市政府相關負責人向記者介紹當地以破產程序去產能、出清“僵屍企業”的心得體會。但事實上，希望企業破產過程中“銀行讓一點”並非易事。

據了解，破產重整程序中涉及債權人表決的事項不少，其中最重要的重整計劃草案需要債權人進行分組表決，銀行債權人通常都是最大債權人，卻由於各種原因很少投同意票。“實踐中法院對強制批準程序的適用特別謹慎，因此重整計劃表決通過難的問題仍普遍存在，影響了破產工作的順利推進。” 溫州市中級人民法院院長徐建新對記者表示。

銀行人士指出，在企業破產案件處理過程中，金融債權受償率不高。破產程序是對破產企業所有債權人進行公平授償。破產財產需優先支付破產費用、企業職工債權、社保稅款等各種費用以後，才對涉有抵押的擔保股東貸款進行授償，並且是按照債權比例進行分配的。另外，一旦進入破產程序，已經采取保全措施要予以解除。執行措施要終止，這對已經申請訴訟保全，並查封凍結的有效資產的銀行非常不利，銀行缺乏解除付償申請的動力，這是第一點困難。

銀行現在不願意走破產程序的第二個原因，在鄭拓看來是擔心破產審理期限太久影響不良處置。如果銀行訴訟，法院啟動執行程序，銀行可能沒有錢分到，核銷可能會速度快一些。溫州法院相關負責人指出，目前困擾銀行的第二點因素在於，按照貸款通則的規定，豁免貸款的權利歸國務院，所以如果說銀行同意重整，債權要核銷的話，這個債就是豁免掉了，這時地方銀行無權決定，需要層層上報到總行進行審批。

但記者了解到，在一些省、市的特殊情況是，各地對於銀行不良率核銷也有額度限制，單憑有法院執行裁定書，一些不良也核銷不了，溫州法院目前希望通過破產裁定書從第二個渠道核銷不良。

此外，溫州法院相關負責人認為，普通程序起訴了以後，也不一定意味著時間的節省。假如被告不服，上訴就是二審，二審如果遇到事實不清，還要發回重審，那個程序走起來可能時間更長。但是破產是一裁終局，破產案件不存在上訴問題，所以從這個角度來講，可能它的財產處置速度還會更快。

目前溫州法院正在努力縮短破產程序所需要的時間。相關負責人表示，大部分案件還是要七八個月， 問題複雜的案需要兩三年。

企業一旦進入破產程序後，所有銀行訴訟都不能再立案。“因為破產原因是客觀的，不受當事人意誌左右。”鄭拓說。這使得銀行擔心債務人通過申請破產逃債。“有的企業‘假破產’，想拖延時間，假破產真逃債。有些企業動用了各種手段，以資不抵債為由向法院申請破產，借此拖延債務清償時間。這樣因為破產立案以後，企業就把利息暫停了。”銀行人士指出。

可能是中國最大的鎮！溫州龍港升級，不再羨慕“城會玩”

2017年，在不到一年的時間里，浙江省蒼南縣龍港鎮要交出一份“鎮改市”的“答卷”。這座被譽為“中國農民第一城”的浙南小鎮歷史上多次承擔了中國城鎮化改革的試點任務，而此次實踐則旨在破解“資源配置與城市管理體制之間的矛盾”。為探索新型城鎮化路徑，此次擺在“小鎮”龍港面前的，是財權、法律等多重體制機制上的“瓶頸”。

“沖”市

位於浙江南部的小鎮龍港，嗅覺靈敏的商人們已經覺察出了龍港“改市”的氣息。在當地主要幹道的道路兩旁，“鎮改市”已經成了房產升值的砝碼。在當地的企業家看來，這場大規模的“升級改造”必然會創造一些商機。

“遠遠不止鎮級醫院因‘鎮改市’可以增加床位數那麽簡單，”當地企業家楊先生對《第一財經日報》記者說，該公司正在進行產業升級，為了尋找合適的人才，他一年來已數次遠赴香港。

楊先生回憶，當應聘者詢問龍港是什麽地方時，回答往往是“溫州市蒼南縣龍港鎮”。在他看來，如果地址描述為‘溫州龍港市’，可大大方便公司招聘人才。

“你想，海外人才誰願意來一個鎮里工作?”他說，鎮肯定被想象成比城市要相對落後的地方。

然而，就城市形態而言，龍港鎮早已不是“小鎮”。除了189條街道、四處聳立的高樓，以及正開膛破肚、四處延伸的馬路，鎮里還擁有一個標準體育館。“事實上這個鎮的設施是超標的，只有縣才可以擁有類似的設施。”當地的一名官員透露。

32年來，龍港從5個小漁村發展成為浙南閩北的經濟重鎮。根據龍港鎮提供的資料，該鎮目前戶籍人口37.3萬、常住人口27萬，2015年該鎮實現了生產總值226.9億元，城鎮化率為60.8%，其農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為1.9萬余元。

現任龍港鎮委副書記的金珍敏就出生於其中的一個小漁村。他告訴《第一財經日報》記者，從村落發展而來的龍港鎮，從未停止成為一座“城市”的步伐，其中的重要原因在於經濟發展中的資源配置及其經濟社會管理權限等問題，已經難以滿足現實的要求。“主要有兩項，用地指標與城市建設的矛盾，以及財政收入能否自行支配的問題。”金珍敏說，其他的如招商引資、人才引進、信貸規模等都是從這兩個方面衍生出來的問題。

對於龍港“設市”的歷史，該鎮首任鎮委書記陳定模最了解情況。雖然已近70歲高齡，但陳定模在退休後繼續走南闖北。其中的一項要務，就是為龍港設市而奔波。他戲稱，這項工作從退休前幹到了退休後。

“早在上世紀的1987年，我們就提出設市，當時各級領導認為龍港設市條件還不成熟。”陳定模回憶，到了1995年，即便頂著溫州地區鄉鎮經濟綜合實力第一的光環，市縣還是不同意。

這位老書記說，屢次設市受阻，但龍港鎮的經濟規模繼續發展壯大，以至於後來全國出臺57個鎮的綜合試驗區、2009年溫州市出臺“關於推進強鎮擴權改革的意見”、2011年浙江省啟動首批小城市培育試點鎮，龍港不但榜上有名，而且采取了一系列的行政體制和管理模式的改革。

隨著經濟實力的增長，龍港作為“農民自費造城”的樣板也越受全國關註。

“來龍港考察過的領導數不勝數，”對“大場面”司空見慣的陳定模說，“其中一些幹部成為現在的黨和國家領導人。”

從2013年初開始，陳定模仍以個人名義到杭州和北京“沖市”，並得到了縣、鎮主要領導的支持。

當年年底，也就是2013年12月12日，中央城鎮化工作會議提出要在各省(市、區)選擇若幹個建制鎮開展全國新型城鎮化試點。

1年後，在2014年12月29日，國家發改委、中央機構編制委員會辦公室、公安部、民政部等11個部委發布了《國家新型城鎮化綜合試點總體實施方案》。

納入該方案的建制鎮有“一南一北”兩個試點：龍港鎮和吉林省安圖縣二道白河鎮。

但龍港當地官員表示，“鎮改市”是想解決資源配置與城市管理體制之間的矛盾，但事實上“鎮級市”並不存在，也沒有納入我國現有的法律體系。

暫不說與真正的城市平起平坐，鎮又如何處理與“老上級”縣的關系，都成為深具現實意義的難題。

財權：和“老上級” 分竈吃飯

龍港“設市”可視為某種程度的“分家”。

目前，龍港鎮占到了蒼南縣一半的財政收入。該鎮2015年財政總收入23.2億元，其中地方稅收收入8億元左右，蒼南縣返還給龍港的只有3億多元。

“龍港要建立縣一級財政，按照浙江省的相關規定，縣一級財政直接與省進行結算，龍港設市意味著蒼南縣可支配的財政收入要大幅減少。”金珍敏表示，要想“分竈吃飯”，財政體制的改革壓力比較大。

然而，“分竈吃飯”不一定意味著龍港在“設市”後可以“穩賺一筆”。“這要看具體的測算情況，如龍港鎮的開支一旦低於蒼南縣返還的3億多元，那說明鎮里還有盈余，反之則鎮里支出較大。同時，這一比較的基點還要與日後的省財政對接，然後再分析鎮里是否會有盈余。”金珍敏認為。

目前，溫州市蒼南縣財政局已牽頭和龍港鎮對財政收支和事權財權進行測算和設計，進而提出財政體制改革方案。在該方案到位之前，動態調整縣財政對龍港支出的預算安排。

“一切暫時未知”成了鎮里官員在財政等問題上的主要表態，但當地官員認為，“設市”必然要“擴大財權”，從而對現有的縣鎮利益格局帶來一些改變。

關鍵在於，龍港所設的“市”會是什麽層級的“市”。確切地說，是否為比鎮更高一級的“縣級市”?

按照我國現行憲法等相關規定，並沒有“鎮級市”。

“我們經常看到城市有直轄市、副省級城市、地級市、縣級市，但鎮級市目前不在法律框架之內。”金珍敏說。

陳定模也認為，中國的特大鎮“設市”不成功，其問題的根本在於缺少法律依據，另外一個重要原因是，縣級行政機構不願意放權。“最終是放了收，收了放，不了了之。”這位老書記以此解釋龍港20多年來為何“設市”未能成功。

這兩位龍港鎮的新老領導都將“設市”中出現的問題歸結為“頂層設計”不夠和“路徑不明”。

“可以預見的是，這將帶來一些行政上的難題，如權力下放的程序。”金珍敏說，在“鎮改市”中必須要註意的，不是適合改市的“鎮”的標準問題，而在於“程序”和“路徑”。

“縣里一旦不同意，那怎麽辦呢?”金珍敏說，肯定會影響改革的進程。他又表示，好在這次龍港改市得到了縣里的支持，但全國其他城市的“鎮改市”恐怕會出現因為利益格局改變而引發的程序交接難題。

事權：縣級權力分批下放

由於要求在2017年拿出一份像樣的“答卷”，龍港“鎮改市”步伐近期提速。

在位於鎮前路的鎮政府辦公樓里，集聚了紀委、教育衛生、城市建設等10多個部門，縣公安局的派出機構也在院子里一起辦公。在當地官員看來，對於鄉鎮而言，多部門辦公形態相當正常。

該鎮黨委書記丁振俊說，“鎮改市”並非想象中那麽簡單，鎮里的公務人員被要求加強學習，以應對正在“下放的權力”。

截至今年6月，蒼南縣已同意將1300多項縣級權力下放龍港鎮。這些權限涉及財政、商務、統計、民政、教育、農業等各個方面。如原屬於縣司法局的“對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違法行為的處罰”和原屬於縣財政局的“龍港鎮財政負責國有企業、國有資產管理”等。

丁振俊說，縣級權限的下放除了城市和土地利用總體規劃等專業性較強、一時難以承接的職能仍由縣里來統籌，其他的均分批下放。

雖然縣級權限予以下放，但鎮級政府並不具備相應的法律主體地位，一旦引起行政相對人的複議和訴訟，鎮政府是否敗訴還是個未知數。

這不僅是龍港鎮所面臨的難題。2012年6月21日，江蘇省法制辦就發放相應文件，對昆山市張浦鎮進行了“授權”，確定了該鎮作為綜合執法主體，並給予了相應的鎮政府執法職責和經濟社會管理權限。

“但這一授權僅局限在省內。”金珍敏認為，這並不徹底。他說，一旦行政訴訟超越了省際範圍，這樣的授權又等同於“無用”。雖然同為 “鎮改市”，但與城市行政級別限制類似的情形是，龍港若要得到“授權”，同樣牽扯到國家層面的修法問題。

今年2月，國務院頒布了《關於深入推進新型城鎮化建設的若幹意見》，其中的第12條就涉及“加快拓展特大鎮功能”，即下放事權、擴大財權、改革人事權及強化用地指標保障等為重點，賦予鎮區人口10萬以上的特大鎮部分縣級管理權限，允許其按照相同人口規模城市市政設施標準進行建設發展。

與此同時，該《意見》第14條“培育發展一批中小城市”的相關規定明確將“具備條件的縣和特大鎮有序設置為市”。

當地官員認為，龍港此次“鎮改市”的突破不應局限於江蘇張浦鎮的範圍，但必須正視這些問題。也正因為看到了這些問題，當地官員認為“鎮改市”無法“一步到位”。

幹部：高配與否是個未知數

“至少眼下鎮里沒人願意離開公務員崗位，原因大家都懂，”當地的一名官員私下透露，在富庶的溫商聚集之地，公務員離職下海是種常態，但適逢好的時機，大家都會選擇堅守。

但包括鎮委書記等當地多名官員直言，“鎮改市”後，鎮里的官員能否升任縣一級“自己並不清楚，也不抱希望”。

包括丁振俊在內的鎮領導明確要求，“即便‘鎮改市’增加了事權，但也不會增加編制和人員”。

根據2014年12月29日，國家11部委發布的《國家新型城鎮化綜合試點總體實施方案》，試點地區將承擔5項主要任務，分別是建立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成本分擔機制、建立多元化可持續的城鎮化投融資機制、改革完善農村宅基地制度、探索建立行政管理創新和行政成本降低的新型管理模式、綜合推進體制機制改革創新。

“我們龍港鎮主要承擔了方案的第4項任務，也就是‘創新管理體制，降低行政成本’。”丁振俊說，所謂的成本主要在於人員及機構。

為此，在不增加現有人員的情況下，龍港將蒼南縣派駐部門中的住建、國土和水利分局等18個單位與龍港的12個內設機構、11個事業單位合並，組建了黨政人大辦公室、監察審計局等15個“大部門”機構，數量則從41個縮減為15個，如最新組建的監察審計局就和紀委合署辦公。

當地官員表示， “大部門制”不僅致力於消除一些崗位重複設置問題，同時也解決部門職能交叉產生的“推諉扯皮”現象。試點工作中，龍港大量減少了中層幹部的職位數量，從原來的197名減少到擬定的140名，目的是以此來檢測能否提高行政效率。

金珍敏認為，之所以采用“大部門制”，是因為國家層面最擔心“鎮改市”過程中會增加行政成本和負擔，因此龍港的“鎮改市”有兩個前提，即機構不膨脹，人員不增加。

另外，就政府職能而言，龍港鎮已對政府權力清單進行了梳理，通過購買服務方式放開部分公共服務職能。目前，龍港將環衛、河道保潔、交通管理、廣告經營權、公交線路營運權、綠化養護等部分職能推向了市場。

然而，由於任免權、人員到位等問題，這些“大部門”機構正處於“過渡期”，尚未完全進入實質性的運行狀態。

中國中小城市數量“稀缺”

自從去年6月正式實施“鎮改市”相關工作後，丁振俊、金珍敏的一半工作時間是輾轉於杭州和溫州，向省和市提方案、匯報工作。

金珍敏認為，這一年下來，方案屢次被否，而改市的工作也處於打基礎的階段。他說，從事權、人權以及財權等諸多方面，龍港的設市模式面臨三大瓶頸：市的級別、如何作層級突破，以及參考模式借鑒。

“龍港若變成‘市’，那究竟是縣級市、副縣級市還是鎮級市，缺少一致的權威說法。”金珍敏的個人觀點是，作為國家新型城鎮化的試點，不管是什麽層級的市，高度的自主權和資源配置權是關鍵。

這三個問題的深層次原因表現為兩方面，“缺少體制支撐”和“利益分化”。前者即為沒有相應的法律依據，而後者在於縣和鎮的財政關系較難調整。

由於國務院把新型城鎮化作為改革三大紅利之一，作為拉動內需的主要措施，金珍敏認為，現在設市在利益阻力上較小，條件反而有利。

由於龍港“鎮改市”的試點模式正努力探索成為可以借鑒的“一般模式”，因此讓當地官員感到壓力不小。 按照龍港“鎮改市”的時間表，它將打造成“全國具有示範意義的新型設市模式的典範”，但當地不少受訪官員認為，龍港迄今僅僅邁出了“很小的一步”。

一些專家認為，很多特大鎮出現了中小城市的形態，但現有特大鎮的規模和現有管理體制之間的矛盾，專家形容為“小馬拉大車、大腳穿小鞋、大個子穿小衣服”的體制機制問題。在部分專家看來，這或許正在嚴重阻礙中國新型城鎮化的發展。

全國人大財經委副主任委員、民建中央副主席辜勝阻長期關心中國中小城市的發展。

他告訴記者，中國中小城市在數量上稀缺，長期看來不利於我國經濟發展。因此特大鎮改市雖然敏感，需要有序推進。

為此，國務院今年頒布的《關於深入推進新型城鎮化建設的若幹意見》指出，新型城鎮化培育新生中小城市對未來啟動內需、帶動消費、促進增長和發揮中小城鎮活力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而“十三五”規劃綱要也明確提出“要加快培育新生中小城市”。

他說，推進特大鎮改市，培育新生小城市，可以優化城市體系。使大城市和小城市協調發展，改變小城市極度不足的、“頭重腳輕”的城市體系;可以提供實現人口就地城鎮化的載體。在家門口幫助農民獲得穩定的就業，緩解農民工“融不進大城市、回不去農村”糾結;有利於推進城鄉一體化發展。發展作為城市之尾和農村之首的小城市，完善小城市教育、衛生、文體、就業、社保等公共服務職能，可以帶動城鄉協調發展，避免“半城鎮化”;有利於發揮城鎮化擴內需、穩增長的潛力。“鎮改市”可以提升民間資本對城市發展的預期，增強企業家們想投資、敢投資的信心和決心。

“由於我國小城市數量不足，城市體系‘頭重腳輕’，容易出現‘大城市病’”。“我們看到的現狀是，大城市一方面在嚴格控制人口，另一方面小城市的發展潛力尚未完全發掘。”辜勝阻表示。

資料：“中國第一農民城”的新型城鎮化道路

1984年，根據當時的中央1號文件“允許農民自理口糧到集鎮落戶”的政策機遇，鼓勵農民自理口糧進城，自建住宅落戶，自辦企業創業，率先突破城鄉二元戶籍制度束縛。

1995年，全國小城鎮綜合改革在龍港試點，其戶籍制度按照在龍港區域內合具有合法固定住所、穩定職業和生活來源等條件和常住地登記原則，將原有農業戶口、非農業戶口、自理口糧戶口等統一登記為城鎮居民戶口，並提出走產業化與城鎮化良性互動發展的道路，完成了農民城向產業城的轉型。

2012年，龍港鎮實施農村“三分三改”，即政經分開、資地分開、戶產分開和股改、地改和戶改，使農民在農村所享有的各項權益不因戶口轉換而改變，不因居住地的變化而喪失權益，推動了宅基地的用益物權可以流轉變現，推動農村資源要素市場化。

2014年12月29日，《國家新型城鎮化綜合試點總體實施方案》對外公布。龍港鎮納入該方案的試點工作。

我國市制由多層次的行政區劃建制構成，從法律上劃分包括直轄市，省轄設區的市、不設區的市，及自治州轄市三個層次。1998年底全國有直轄市4個，省轄市627個，自治州轄市37個。從行政等級上劃分包括省級市、副省級市、地(州)級市和縣級市四個等級。所以，我國市制的構成可以概括為“三層四等”。

按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規定的稱謂，我國市制只有“直轄市”和“市”之分;直轄市不入省的行政區域範圍，由中央直接領導，其法律、行政地位與省、自治區平行。除自治州轄市外，所謂“地級市”、“縣級市”都屬省轄市。

在省轄市中，按《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規定只有設區的市和不設區的市之別，沒有“地級市”和“縣級市”之分。

地級市和縣級市的稱謂在文件中正式使用是上世紀80年代前期才出現的。主要緣於市領導縣體制大範圍推行後，對省轄市進行分類管理的需要。

1983年5月18日，國家勞動人事部、民政部在《關於地市機構改革的幾個主要問題的請示報告》中首次使用“地級市”和“縣級市”，同年在國務院有關行政區劃批複中正式使用地級市和縣級市。此後，地級市和縣級市之別廣泛體現在機構編制、幹部配置及工資待遇、經濟和行政管理權限以及司法制度等各個方面。

溫州東莞蘇州人口流入迅速下降 哪些城市勢頭仍然很猛

一般來說，經濟發達的城市憑借優質的社會公共資源和良好的就業機會對流動人口形成了強大的吸引力，他們渴望融入大城市，這就形成了盆地聚集效應，包括資金在內的各種要素資源向大城市聚集。

核心一二線城市近年來的人口變化如何?目前哪些城市的人口流入勢頭更旺?第一財經記者通過對24個重點城市(部分重點城市因數據未公布沒有納入統計)2015年全國1%人口抽樣調查數據，對比2010年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及2000年第五次全國人口普查的相關數據研究發現，近五年(2010~2015)，絕大多數重點城市的人口流入勢頭明顯放緩，重點城市之間的分化也十分明顯。

第一財經記者梳理發現，近五年時間里，原本人口增速靠前的蘇州、佛山、東莞等地均已位列末尾，鄭州、武漢、長沙、重慶等中西部城市躍居前列。

北上廣深人口流入放緩

我國重點城市近五年的人口流入量較新世紀後的第一個十年(2000~2010年，下稱“前十年”)已明顯減緩。

前十年，北上廣深四個一線城市年均增量分別為60.4萬、62.8萬、27.6萬、33.5萬人。近五年，北上廣深年均增量分別為41.86萬、22.74萬、16.06萬、20.42萬人。

以廣州統計局發布的數據為例，2015年末，廣州常住總人口為1350.11萬人。與2010年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的總人口1270.08萬人相比，五年間共增加80.03萬人，增長6.3%，年平均增長率為1.23%，比前十年低了1.25個百分點。

二線城市的情況也類似。例如廈門近五年人口年均流入為6.6萬人，不到前十年的一半。杭州近五年年均流入6.3萬人，大概為前十年的三分之一;西安近五年平均每年增加4.6萬人，而前十年平均每年增加10.56萬人。

至於蘇州、東莞、佛山、無錫、寧波等傳統外貿出口城市人口流入放緩的情況就更加明顯了。例如蘇州近五年年均僅增加3萬人，而前十年平均每年增加35.4萬人;無錫近五年年均增加2.8萬人，而前十年的這一數字為11.9萬人;東莞近五年年均僅增加了0.68萬人，而前十年平均高達17.74萬人;溫州近五年總人口更是下降了0.5萬。

這些重點城市都對周圍有較大輻射力，一直是我國城鎮化的主要力量，為何如今的人口流入速度都在放緩?廈門大學經濟學系副教授丁長發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這主要與人口出生的變化有關。在嚴格的計劃生育政策之下，上個世紀90年代以後出生的人口大幅下降，所以近年來勞動適齡人口也明顯少了。

國家統計局的數據顯示，2012年中國15~59歲或15歲以上不滿60周歲的勞動年齡人口比重首次下降，勞動年齡人口的絕對數減少了345萬人。自此之後我國勞動人口絕對數連年下降。

對於不少沿海城市來說，2008年之後，由於外貿出口受阻，加上土地等各種成本的提高，不少產業向中西部轉移，中西部地區的經濟增速多年領先東部沿海地區，不少農民工也選擇了就近就業，到東部沿海城市的外來人口增速也出現了下降。

國家統計局的報告顯示，2015年，在外出農民工中，跨省流動農民工7745萬人，比上年減少122萬人，下降1.5%，而在中西部務工的農民工比例明顯提高。

這些城市勢頭仍猛

盡管重點城市的人口流入速度在減緩，但就具體城市來看，仍有部分城市近五年的人口流入不僅沒有減緩，甚至比前十年還快。

天津的勢頭最猛，近五年天津人口年均增量達到了49.53萬，比前十年多了20萬左右。主要原因是天津從2006年開始成了又一顆“耀眼的明星”。在一系列大項目、大投資下，天津的經濟2007年開始馬力全開，高速增長也吸引了大量的人才和產業工人進入。2010年起，天津取代內蒙古，連續四年增速領跑全國。只在2014年以後，增速第一的位置才被重慶取代。

重慶的變化也頗為引人關註。近五年重慶每年新增常住人口44.39萬人，而前十年間年均減少20.58萬人。這里面的原因在於，一方面，重慶作為一個身處西部的直轄市，總人口達到了3000多萬，面積達8.24萬平方公里，人口規模相當於一個中等省份。其中主城區只有1000萬左右，大量的人口分布在下轄區縣，區縣的人口除了流向主城區外，也有相當一部分流向了沿海發達省份。

另一方面，近年來，隨著沿海產業加速西進，一大批電子信息巨頭落戶重慶，進一步助推了重慶的經濟。2014年開始，重慶取代天津，GDP增速領跑全國。至今年上半年，重慶已是連續十個季度經濟增速領跑全國。在這個過程中，不少原先定居沿海城市的人也選擇去重慶工作了。

除了天津和重慶這兩大直轄市，石家莊和福州這兩個省會近五年年均增量也超過了前十年的年均增量。這兩個城市前十年發展速度不是很快，人口的流入總量也不算大，但近年來經濟增長不斷加快，人口流入也逆勢走高。

此外，武漢、鄭州和長沙這三個中部省會，雖然近五年人口增量略有下降，但下降幅度很小，基本維持在前十年的水平，其原因則與重慶類似。

中西部城市“超車”

如果從近五年的增量來看，常住人口增加最多的是天津，5年共增加了246.77萬人，緊隨其後的是重慶和北京，這兩個城市的增量都超過了200萬。上海和深圳的增量排在四、五位，兩座城市增量都在100萬以上。值得註意的是，第六和第七是來自中部的鄭州和武漢，增量分別達到了94.25萬和84.23萬。廣州總的增量在四大一線城市中最少，5年共增加80.03萬人，排在武漢之後，位列第八。

增量倒數五位的城市分別是溫州、東莞、無錫、蘇州和沈陽，以外貿明星城市為主。在2008年之後，隨著外貿出口受阻，以及生產成本的不斷提高，制造業很不景氣，再加上新一代的勞動者對勞動環境的要求更高，在這種情況下，傳統制造業也在大力推進“機器換人”計劃，綜合各種因素，外貿明星城市對外來人口吸引力也大不如前。

從近五年的增幅來看，天津以19.15%的增幅高居榜首，鄭州和北京的增幅也都超過了10%，深圳和廈門這兩個計劃單列市位列第四和第五，武漢和重慶的增幅位列第六和第七，廣州再度位列第八，長沙和石家莊也進入前十。這其中，鄭州、武漢、重慶、長沙均來自中西部。

在榜尾方面，溫州、東莞、蘇州和無錫近5年的人口增幅位列倒數四位。

前十年里，人口增長速度最快的城市分別是廈門、蘇州、深圳、北京、上海、佛山、鄭州、天津、廣州和東莞。除了鄭州，其余城市全部來自東部沿海地區。而近五年時間里，原本人口增速靠前的蘇州、佛山、東莞等地已位列倒數的位置，鄭州、武漢、長沙、重慶等中西部城市則躍居前列。

不過，有七個城市在前十年及近五年這兩個階段的人口增幅都比較靠前，分別是廈門、深圳、北京、上海、天津、鄭州和廣州。換言之，這些城市的各種資源比較豐富，使其對外來人口的高吸引力得以持續。當然，這些城市自然也就成了目前我國房地產投資的熱門城市。

那麽2000~2015年的15年里，哪些城市的總體增幅更大?這其中，廈門以88.29%的增幅高居第一。廈門的人口增長最快，倒不是其實體經濟發展有多好，主要是因為作為計劃單列市的廈門，無論是城市建設還是教育等公共資源都是福建省最好的，因此也吸引了周邊地區如泉州、龍巖等地大量人口進入，包括不少北方人也選擇到廈門買房養老，因此廈門的房價這幾年也是飛漲。此外，該市原本的人口總量也較小。

廈門之後，蘇州、深圳和北京也都超過了50%。第五到第十名分別是上海、佛山、鄭州、天津、廣州、東莞。蘇州、佛山和東莞的快速增長期是2000~2008年，金融危機後，這些城市的人口流入迅速放緩。

近十年城市經濟競逐：長沙重慶領跑 東莞溫州大減速

經濟學家張五常曾說過，中國經濟奇跡的奧秘在於地區間的經濟競爭，正是這樣的激烈競爭造就了中國經濟的奇跡。《第一財經日報》記者通過對過去十年33個主要城市經濟總量增長變化的比較，為讀者揭示不同區域的經濟發展面貌及其背後的結構變化。數據顯示，過去十年，經濟增長最快的城市主要集中在中西部，其中長沙、重慶領跑。

長沙、重慶靠工業領跑

2005年，我國GDP達到18.2萬億元，2015年這一數據是67.67萬億元，十年間增長了271%。從主要城市的增速來看，高於這一平均水平的主要集中在中西部地區。

必須指出的是，由於在2011年“三分巢湖”後，合肥進一步做大。因此合肥的數據不具備可比性。不過，合肥仍然是過去十年經濟增長最快的城市之一。例如，2006年合肥經濟總量在全國僅位列第56位，但到2010年，合肥已上升至全國第38位。2011年三分巢湖後，合肥仍繼續高速發展。

在除合肥外的其他33個重點城市中，長沙以460%的增幅位居榜首。過去這些年，長沙主打產業裝備制造業、文化產業、醫藥、汽車等做出了相當大的貢獻。以裝備制造業為例，近年來長沙湧現出了三一重工、中聯、山河智能等在國內響當當的裝備制造企業。由於在2008年金融危機之後進行的大規模基建投資計劃，大多用於鐵路、公路及機場等的建設，長沙的很多產業正是滿足了這種基礎設施投資建設的需要。

長沙之後，中西部唯一的直轄市重慶以412%的增速位居第二。作為一個經濟總量大市，重慶能取得這樣的增速實屬不易。與長沙一樣，重慶經濟高速增長的主要動力也是來自工業。今年上半年，在全國工業經濟下行情況下，重慶全市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按可比價格計算同比增長10.2%，較全國高4.2個百分點。

這其中，全市規模以上工業39個行業大類中34個保持了增長，占87.2%。在“6+1”支柱行業中，汽車、電子、裝備、化醫、消費品、材料和能源等行業增加值增速分別為10.1%、21.6%、11.1%、9.4%、7.4%、5.7%和7.6%。

值得註意的是，在實體制造業高速發展的同時，長沙和重慶的樓市保持較為平穩的態勢。根據中國房價行情平臺的數據，今年7月，重慶均價每平方米7008元，長沙為每平方米6676元，在主要城市中均比較靠後，且十分平穩。可見，經濟增速快，並不一定會帶來房價高漲;相反，合理平穩的房價對實體經濟的發展十分重要。

表1、十年來33個城市的增速對比

城市

2005

2015

增幅

長沙

1520

8510.13

460%

重慶

3069

15719.72

412%

武漢

2238

10905.6

387%

貴陽

603

2891

379%

南寧

722.66

3410

372%

西安

1270

5810

357%

成都

2371

10801

356%

天津

3663.86

16538.19

351%

鄭州

1650

7315.2

343%

南京

2413

9720.77

303%

南昌

1007.7

4000

297%

福州

1482

5618.1

279%

昆明

1062

3970

274%

全國

182321

676708

271%

長春

1508.6

5530

267%

大連

2150

7731.6

260%

蘇州

4062.52

14500

257%

深圳

4926.9

17503

255%

廣州

5115.75

18100

253%

沈陽

2084

7280.5

249%

青島

2695

9300

245%

杭州

2942.65

10053.58

242%

北京

6814.5

22968.6

237%

佛山

2379.8

8003.92

236%

廈門

1029

3466

236%

寧波

2446

8011.5

228%

濟南

1876.5

6100.23

225%

哈爾濱

1830

5751.2

214%

太原

895

2735

205%

無錫

2805

8518.26

204%

石家莊

1852

5440.6

194%

溫州

1600

4619.84

189%

東莞

2182

6275

188%

上海

9143.95

24964.99

173%

(數據來源：第一財經日報根據各地統計局數據制作)

長江中上遊城市發展相對較快

俗話說“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但對中國區域經濟發展而言，不用三十年，各地之間的經濟發展就會發生很大變化。上世紀80年代看深圳、90年代看浦東，本世紀初蘇州很耀眼，到“十一五”後天津最為迅猛。而近幾年來，除了天津，中西部的幾個城市包括重慶、長沙、合肥和武漢無疑成為星光閃閃的“四小虎”。這其中，武漢的增速也達到了387%。

在統計的33個城市中，過去十年增幅超過300%的城市共有10個，其中有8個城市來自中西部，分別是長沙、重慶、武漢、貴陽、南寧、西安、成都和鄭州。只有兩個城市來自沿海，其中天津增速位居第33個城市中的第8位，南京位居第10。

這也大體符合過去多年來的“西高東低”的發展態勢。一方面，沿海發達地區自身的自然資源、土地資源非常有限，經濟發展很大程度上受外向型經濟拉動。自2008年金融危機後，外貿出口受阻，外向型經濟受到較大影響，而內陸地區受外需影響較少，又受益於國家擴大內需的拉動。

另一方面，中西部省份很多城市資源充足、土地資源豐富。近年來，沿海產業向中西部轉移不斷加快，2008年金融危機後，國家擴大內需的投資又主要分布在中西部地區。此消彼長，內陸城市的增速也就大大跑贏沿海城市。

從地理空間上看，增速最快的城市主要集中在長江中上遊地區，如長沙、武漢、重慶、貴陽、成都等。區域經濟專家、貴州省政府參事胡曉登對《第一財經日報》分析，首先長江中上遊幾個省份因為遠離沿海，外向度比較低，所以2008年金融危機之後外貿出口受阻對它們的影響也很小。

近十年重慶發展一直比較快

其次，相比東北、華北、西北等地過於依賴能源、重化等傳統產業，產業結構老化不同，長江中上遊地區的產業結構更為豐富，能源與經濟體系的構建比較完備，受能源價格下行的沖擊也比較小。隨著交通運輸條件的改善，長江中上遊地區到長三角和珠三角方便很多。再加上這幾年產業布局和調整做得比較好，產業結構比較均衡，吸引了珠三角、長三角大量企業轉移落地。比如制造業當中，裝備制造、電子信息、高新技術發展都比較不錯。

沿海城市增速普遍低於全國

相比中西部城市的快速增長，過去十年，沿海城市的增速要慢了不少，大部分城市的增速都低於271%的全國平均水平。其中，上海、東莞、溫州和石家莊的增幅甚至低於200%。

不過，在增幅靠後的城市中，原因也各不相同。其中，上海、北京這兩大一線城市增速較慢，主要是這兩地主動進行結構調整的結果。尤其是京滬兩個超一線城市人口已經超過2000萬，出現了人口過多、交通擁堵、生態環境惡化等“大城市病”。為了從病根上破解這些問題，京滬相繼提出了人口控制和產業疏解的政策。

例如，上海市2015年末常住人口總數比2014年末減少10.41萬人。這是新世紀以來，上海市常住人口首次出現負增長，降幅為0.4%。其中，外來常住人口981.65萬人，同比下降1.5%。專家指出，這主要與上海的產業結構調整有關，尤其是近幾年上海在實行經濟轉型升級，低能級的制造業在萎縮，相關企業轉移出去，用工就會減少。

對京滬來說，近些年，隨著土地等發展空間的飽和，在產業結構上“退二進三”的推進，不少工業尤其是重工業項目紛紛轉移出去，金融、信息經濟等三產成為主打，相對來說，三產的規模也沒有二產來得大。

東莞、溫州、無錫、佛山這些外貿明星城市的增速之所以慢，主要原因在於2008年金融危機之後，外貿進出口要再現過去的高增長已無可能，對經濟的拉動作用也在持續減弱。隨著外貿出口受阻，產能過剩嚴重，制造業很不景氣。

另一方面，在土地、人力成本不斷上升後，這些城市的不少產業紛紛轉移到中西部以及東南亞等地區。比如江蘇的筆記本產能就有不少轉移到中西部的重慶和成都等地。

這其中，曾經的明星城市蘇州雖然十年來的增速達到了257%，在幾個外貿明星城市中還算不錯，但近兩年蘇州的經濟增速也面臨著較大的下行壓力。今年上半年，蘇州的名義增速也只有6.62%，上半年該市出口下降9%，實際利用外資下降7.2%，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僅增長2.2%。工業總產值負增長0.2%，占規模以上工業產值32.5%的電子行業產值增長1.4%，增速比一季度回落1.3個百分點，連續兩個月增速回落。

但並不是所有增幅較低的城市都來自沿海發達地區。例如，石家莊、太原、哈爾濱、沈陽等城市主要位於能源重化省份。在經濟新常態下，隨著能源經濟的下行，以能源原材料工業為主的地區受到較大的沖擊。此外，這些地方以國有經濟為主，市場化程度不高，產業轉型結構調整的難度也更大。

天津南京增速較快

同樣，在沿海地區，也有少數城市的增速靠前。比如天津，2006年開始成了又一顆“耀眼的明星”。在一系列大項目、大投資下，天津的經濟2007年開始馬力全開，高速增長也吸引了大量的人才和產業工人進入。2010年起，天津取代內蒙古，連續四年增速領跑全國。只在2014年以後，增速第一的位置才被重慶取代。

另一個增速比較快的沿海城市是南京。在改革開放後，靠近上海的蘇南地區憑借外向型產業的發展，經濟也隨之高速發展，多年來蘇州和無錫GDP分列江蘇一、二位，身為副省級省會城市的南京只能屈居第三，被坊間戲稱為“蘇小三”。不過，在2014年，南京一舉超越了無錫，在省內位居第二，2015年後南京對無錫的優勢進一步拉大。

這里面的原因在於，與無錫因外貿受阻、沖擊較大相比，省會南京是以服務業為主的城市，主要面向內需市場，受到的沖擊也比較小。並且在地理位置上，南京更靠近中西部，直接輻射到安徽東南部等地區。

城市位次有進有退

從33個城市的總量排名來看，過去十年，不少城市的位次發生了較大變化。其中前十名中，2005年排名第9和第10的無錫、青島，這兩個沿海外向型城市退出前十，新進入前十名的城市是成都和武漢這兩個中西部省會，十年前成都和武漢分列第14和15位，現如今成都升至第9，武漢名列第8。這兩個城市均是計劃經濟時代的大區中心，傳統的十大城市。

此外，在前十名內部，原先排名第5的蘇州，2015年退至第7，天津和重慶分別上升一位，列第5和第6。在2005年，第7名的重慶與第8名的杭州相差無幾，而與廣深兩個一線城市則差距較大。數據顯示，2005年，重慶經濟總量僅為廣州的60%，但十年過去，現如今重慶的GDP已達到了廣州的87%!

上升比較明顯的還有長沙和鄭州兩大個中部城市，長沙從第24位提升至第14，鄭州從第22位上升至第18。相比之下，沿海的不少城市位次下降明顯，除了蘇州、無錫和青島，包括寧波、佛山、東莞、溫州等城市的位次也明顯後退。一方面，這些外向型城市受外貿出口調整的影響比較明顯。另一方面，無論是這些外向型城市，還是北上廣深等其他沿海發達城市，都已經從高速增長轉向了中速平穩增長階段。在這個階段，調整轉型成為主題。

表2：:2005年33個重點城市GDP及其排序

城市

2005年GDP（億）

排名

上海

9143.95

1

北京

6814.5

2

廣州

5115.75

3

深圳

4926.9

4

蘇州

4062.52

5

天津

3663.86

6

重慶

3069

7

杭州

2942.65

8

無錫

2805

9

青島

2695

10

寧波

2446

11

南京

2413

12

佛山

2379.8

13

成都

2371

14

武漢

2238

15

東莞

2182

16

大連

2150

17

沈陽

2084

18

濟南

1876.5

19

石家莊

1852

20

哈爾濱

1830

21

鄭州

1650

22

溫州

1600

23

長沙

1520

24

長春

1508.6

25

福州

1482

26

西安

1270

27

昆明

1062

28

廈門

1029

29

南昌

1007.7

30

太原

895

31

南寧

722.66

32

貴陽

603

33

(數據來源：第一財經日報根據各地統計局數據制作)

表3 2015年33個主要城市GDP及其排序

城市

2015

排位

上海

24964.99

1

北京

22968.6

2

廣州

18100

3

深圳

17503

4

天津

16538.19

5

重慶

15719.72

6

蘇州

14500

7

武漢

10905.6

8

成都

10801

9

杭州

10053.58

10

南京

9720.77

11

青島

9300

12

無錫

8518.26

13

長沙

8510.13

14

寧波

8011.5

15

佛山

8003.92

16

大連

7731.6

17

鄭州

7315.2

18

沈陽

7280.5

19

東莞

6275

20

濟南

6100.23

21

西安

5810

22

哈爾濱

5751

23

福州

5618.1

24

長春

5530

25

石家莊

5440.6

26

溫州

4619.84

27

南昌

4000

28

昆明

3970

29

廈門

3466

30

南寧

3410

31

貴陽

2891

32

太原

2735

33

(數據來源：第一財經日報根據各地統計局制作)

溫州4民房倒塌救援進展：26人被救出20人遇難

據溫州市鹿城區官方微博“溫州鹿城發布”消息，截至到今日22時，溫州市鹿城區4幢民房倒塌事故中，共搜救出26人，其中20人遇難。

據悉，倒塌房屋為磚混結構民房。參與救援人員主要為消防及武警等。今晚22時許，消防人員陸續撤離現場，同時挖挖掘機開始對一旁的樓房進行拆除，鏟車清理倒塌廢墟。現場救援仍在繼續進行中。

今日淩晨4點左右，溫州市鹿城區雙嶼街道中央塗村中央街159號有4間民房倒塌，多人被埋。

救援現場

一六歲女童被救援人員手刨救出，目前生命體征穩定

溫州4間民房倒塌 已有4人確認死亡

10月10日據新華社消息，今天淩晨4點左右，溫州市鹿城區雙嶼街道中央塗村中央街159號有4間民房倒塌。初步判斷有20多名群眾被掩埋。

據最新消息，救援人員已陸續從現場救出9人，立即送往醫院搶救。截至目前，其中已有4人確認死亡。

目前，當地武警武警支隊、公安、消防等力量均派出大量人員參與救援。截至早上9時30分，溫州市、鹿城區兩級黨委政府已組織調動軍分區現役部隊70人、民兵80人，公安400人，消防10個中隊130人，武警50人，大型機械設備8臺， 17輛急救車60多人的醫療急救力量，在現場開展救援。

救援現場

對此，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副總理張高麗作出重要批示。浙江省委書記夏寶龍、代省長車俊接報後分別作出批示，要求全力搜救被埋人員，全力救治受傷人員，並盡快查明原因，嚴肅追究責任。浙江省委、省政府已組成事故調查組赴現場指導搶救和事故調查工作。

救援現場

溫州召開農房倒塌事故發布會 官方：地基不牢所致

10月11日據浙江在線消息，今日上午，溫州市和鹿城區召開鹿城區農房倒塌事故新聞發布會，溫州市委副書記、市長張耕，鹿城區委副書記、區長朱崇敏，溫州市委副秘書長、市委宣傳部副部長王丹，鹿城區委常委、常務副區長張本鋒出席發布會。

10月10日淩晨3時25分左右，溫州鹿城區雙嶼街道一農房發生坍塌，導致人員被埋。經各方努力，截至11日淩晨1時12分，事故現場搜救結束，共搜救出28人，其中22人不幸遇難，6人正在醫院接受治療。目前21名遇難人員身份確認，1人身份仍在確認中。

現場投入救援力量包括現役部隊70人、民兵80人、公安民警400余人。

事故救援現場（圖：新華網）

農房倒塌事故初步分析系年代久地質基礎不牢造成

溫州市鹿城區委副書記、區長朱崇敏介紹，這起農民自建房突發倒塌事故，系農民自建房年代久，地質基礎不牢等原因造成。

經初步分析，坍塌的房屋建於80年代，造成坍塌的原因是建設年代久遠，地基基礎、質量並不是很好，在各種因素作用下出現的意外。事故原因還在進一步調查中，最後的結論要專家調查後得出。

溫州將對事故進行徹底調查

溫州市委副書記、市長張耕介紹，事故發生後，溫州全力展開救援工作，並調集各方力量參與救援，特別是對6名傷員全力展開救援，對遇難者家屬要做好慰問。

張耕表示，將堅持實事求是的原則，依法對相關責任人作出處理，對事故進行徹底調查，立即開展房屋安全大排查，切實防止類似事故的發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