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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州金改：逆水行舟三年半

溫州新舊金改疊加3年有余，各項打通民間資本與實體經濟的通道都在溫州建了起來，但在政策桎梏與宏觀經濟周期調整的雙重掣肘下，“兩多兩難”（民間資本多、投資難；中小企業多、融資難）依然考驗著溫州。

作為改革先鋒，溫州金改試驗中的得失可資借鑒。

“我們是走出了低谷，但還沒有走出困境。”這是時任溫州市委書記陳一新在溫州金融改革三周年座談會上的評價：溫州金改取得了階段性成果，但溫州現在面臨的最大問題，還是不良貸款和兩鏈（擔保鏈、資金鏈）風險，“溫州還處於企業金融風險之中”。

2011年秋，過度借貸在溫州吹出一個巨大的信貸泡沫，以一場慘烈的民間借貸危機作為終結。銀行、民間資本和實體經濟都為此付出了高昂的代價，據官方披露的數據，僅銀行業的不良資產就高達千億。

政府對溫州借貸危機原因的解讀是，壟斷金融體系導致的“兩多兩難”（民間資本多、投資難；中小企業多、融資難），並由此促成了國家層面的金融改革試驗區落地溫州。

2012年3月28日，國務院常務會議批準實施《浙江省溫州市金融綜合改革試驗區總體方案》，俗稱“老金改12條”，希望把民間資本與實體經濟對接起來。

如今，金改啟動3年有余，各項打通民間資本與實體經濟的通道都在溫州建了起來，但面對結構調整中的中國經濟與政策桎梏，“兩多兩難”依然考驗著溫州。

2015年3月26日，央行同意實施浙江省政府起草的《關於進一步深化溫州金融綜合改革試驗區建設的意見》，即溫州“新金改12條”，批準溫州推行新一輪改革。

如今，又是半年已然過去，溫州“新金改”進程如何？

最不被看好的變成了“溫州經驗”

“金改12條”中，起初最不被看好的，是民間借貸登記，但如今溫州經驗被央行推廣複制到全國。

2015年11月，位於溫州鹿城區東明路的溫州民間借貸服務中心對股東架構做出調整，從原有22個股東精減為3個。與此同時，中心門口多了一塊新牌子——溫州市民間財富管理中心。

“精簡股東是為了能夠靈活決策，更好地轉型。”民間借貸服務中心總經理徐智潛表示，民間財富管理中心為民間借貸服務中心的全資子公司，將引進私募基金、信托、證券和資產管理公司等專業財富管理機構，引導民間資本投資。

民間借貸服務中心是溫州2012年金融改革的產物，主要承擔民間登記備案和融資對接兩項功能，全市共有7家。今年以來，各中心開始尋求轉型。

“溫州民間借貸服務中心此前模式設計有所不足。”溫州市金融辦副主任葉新明介紹，雖然承擔了讓民間借貸陽光化的職責，但是中心自身盈利能力很差，僅能維持收支平衡，“除了一些配套和出租物業平臺提供服務的收入，其他收入沒有。”因此，政府希望賦予登記中心一些其他的功能，來解決它的盈利問題。

2012年的“金改12條”第一條“規範發展民間融資”中，主要內容便是“開展民間借貸服務中心試點，引進一批中介機構入駐，提供民間借貸登記、合約公證、資產評估登記等服務，引導民間融資陽光化、規範化”。

當時，幾乎全民放貸的溫州爆發民間借貸危機，為給予民間金融合法地位並將其納入監管，2012年3月29日，在溫州金融綜合改革試驗區獲批的第二天，溫州民間借貸登記服務中心便註冊成立。

但在“金改12條”中，起初最不被看好的，也是民間借貸登記。徐智潛向南方周末記者坦言，中心剛設立的時候，外界都覺得這個機構做不起來，“從法律和習慣來講，誰願意來登記？我們內部也去論證過，沒人覺得這個機構能做得起來。”

徐智潛提供的數據顯示，前兩年，中心登記成交額五十多億，符合登記要求（例如寫明借款用途）的更少，只有23億。“當時做得很辛苦，因為沒有環境。”他說。

後來，中心引入一批小貸公司等中介機構，跟它們簽協議，中介機構所有業務到登記中心備案，“這才把第一批登記備案的形式確定下來了。”

到現在，至2015年11月末，該中心已累計登記269億民間借貸，接近溫州民間借貸規模的1/3。如果加上由政府監管的小貸公司、典當行以及擔保公司的民間借貸數據，相當於溫州大部分民間借貸信息已經被政府掌握。

溫州民間借貸登記的經驗被央行推廣，在全國15個省複制了七十多家。在金融改革正酣的山東省，某市還曾為此5次造訪溫州市金融辦。

強制備案與真假利率

除了放貸方怕露富、要交20%個稅，借貸方怕財務曝光拿不到銀行信貸等老問題仍然存在，登記中心面臨一個新的挑戰——登記的真實性。

2014年底，溫州金融辦主任張震宇在陸家嘴論壇上發言時說，作為溫州市金融綜合改革試驗區落地後推出的重點項目，登記服務中心於2012年4月26日正式營業，但直至2014年3月1日《溫州市民間融資管理條例》（下稱“條例”）及其實施細則正式實施，登記才逐步邁向正軌。

條例是中國首部金融地方性法規，其核心在於填補了民間借貸合法性的法律空白。條例所稱的民間融資，是指自然人、非金融企業和其他組織之間進行資金融通的行為，從定義上放開了“個人對企業借貸”的限制。直到2015年8月，最高人民法院才明確了這一點。

徐智潛對此的解讀是，一般的民間借貸，如果不登記，超過了一定的額度可能是非法集資，“換句話說，如果吳英當時所有的借貸都登記了，就不會被判無期徒刑。”

同時，條例也建立了“強制備案制度”：單筆借款金額三百萬元以上的；借款余額一千萬元以上的；向30人以上特定對象借款的，必須去地方金融管理部門或者其委托的民間融資公共服務機構備案，而登記中心正是受政府委托的機構。

“如果金額非常大，涉眾，又不來登記，被金融辦發現、查實，就會對你進行處罰，”徐智潛說，這就是溫州與其他地方的根本區別，“溫州金融辦有監管權、處罰權，其他的地方對待民間借貸這一塊，誰都不會去管，出事了，公安局才會介入。”

至於如何發現這些不來登記的違規對象，葉新明告訴南方周末記者，房管部門、法院立案等都是信息的重要來源地。目前已發出63份整改通知書，不過處罰力度並不算大，“剛開始還是以教育為主，引導他們到平臺上來。”

南方周末記者采訪時發現，除了放貸方怕露富、要交20%個稅，借貸方怕財務曝光拿不到銀行信貸等老問題仍然存在，登記中心面臨一個新的挑戰——登記的真實性。

今年8月，最高人民法院對民間借貸劃出兩條利率紅線：24%以下的合法；24%-36%的不合法，但借貸雙方可以自願履行；超過36%的就是高利貸，超出部分還可以向法院申請返還。

目前，溫州民間借貸的規模在800億左右。徐智潛說，任何利率都可以在登記中心登記，只會告訴登記者，超過24%的不合法，登記雙方自己斟酌。

也就是說，登記中心對於利息在24%-36%之間的，吸引力最大，登記了相當於從違法變為符合溫州地方法規；而利息低於24%的，無論是否登記，都是合法的，登記了理論上反而要交20%的個稅；超過36%的不僅違法，還要返還，自然不會登記。

一位從事破產重組業務的溫州律師告訴南方周末記者，溫州利率仍然存在雙軌制。比如企業破產重組過程中，免不了會向小貸公司等民間金融機構借一筆轉貸資金，因為風險大、時間緊，這部分資金利率有時會超過36%，而為了使借貸合法同時獲得高出36%的利息，比如一筆1000萬的貸款，借貸雙方要簽1200萬的合同，其中200萬用現金返還借貸者，“就算強制他們登記，登記的利率也是假的”。

私募債受挫

2012年金改後獲證監會批準發行的溫州小微企業私募債，很快就體現出風險定價不匹配的一面，投資者們就紛紛選擇提前兌付。

2012年為溫州市委撰寫改革方案的學者之一——時任浙江大學社會科學學部主任的史晉川，三年前對南方周末記者說，溫州應該構建一個與溫州民營經濟發展相適應的地方金融體系，即小微企業可以通過向小額貸款公司、村鎮銀行、農村信用社等地方金融機構貸款（間接融資），而當企業要轉型升級、融資數額大增的時候，則可以通過私募股權基金以及非上市公司的場外股權交易等方式進行直接融資。

“金改12條”中，“培育發展地方資本市場”“大力發展專業資產管理機構”“積極發展各類債券產品”等內容，都是為了構建上述直接融資市場。

之後，除了個人境外直投沒有獲批，各項直接融資通道都在溫州建了起來。但南方周末記者了解到，民間借貸危機後遺癥與調整結構的中國經濟周期互相疊加，使得直接融資通道的運行並不盡如人意。

比如，2012年金改後獲證監會批準發行的溫州小微企業私募債，很快就體現出風險定價不匹配的一面。2012年，江南閥門有限公司發行了溫州首單中小企業私募債，期限2年，發行規模為5000萬元，票面利率9.2%。然而僅過了一年，投資者們就紛紛選擇提前兌付。

溫州市金融辦當時對此事的回應是，投資人行使回售權有兩個原因。首先是受“錢荒”的影響，市場資金面比較緊張，一些投資人自身面臨較大的資金壓力，因此選擇回售。第二個原因則是，有部分投資者並不缺資金，而是希望將資金轉投市場上更高收益的產品。

顯然第二個原因更切中溫州的實際情況。至此之後，此類債券再沒有推出。

相比之下，同樣作為金改創新，有著政府信用背書，用於城市建設的“幸福股份”和“藍海股份”，是一種類似於市政債的項目投資，利息雖然不及上述中小企業私募債，但已募集資金43億元，並且幾乎每期都能提前募集完畢。

經濟下行與逆水行舟

2011年溫州危機疊加中國經濟轉型，市場風險加劇，更加缺乏值得投資的機會，“金改假如在經濟上行的過程中，可能會好做一些。”

“金改12條”中，“大力發展專業資產管理機構”，是為了打通近9000億民間資本與實體經濟之間的血脈通道。

2015年3月，溫州“新金改12條”繼續提出，要加大民間資本管理公司業務創新。作為金改創新手段之一，10家民間資本管理公司均由溫州龍頭企業牽頭，政府希望可以借此集合社會上的閑散資金，做股權投資，解決“兩多兩難”問題。

人民銀行溫州支行的統計數據顯示，截至2015年5月末，溫州市本外幣各項存款余額8901.49億元，相較於其他城市，人均10萬元的地方財富依舊可觀。

然而，一位民間資本管理公司負責人告訴南方周末記者：“現在好的項目並不多，股東的錢就夠了，而且本身來講，我們也不願意建立資金池，當前風險太大，我們賠不起。”

2013年5月，國內首家民間資本管理公司——溫州甌海區信通民間資本管理公司，曾作為一家浙江農業公司的定向增發承銷商，向社會募集了800萬。如今，該浙江農業公司已被投資人舉報借款逾期並拒不償還。

南方周末記者走訪時發現，信通民間資本管理公司已經人去樓空，辦公場所只留下幾張公司負責人與浙江省委領導的合照。其辦公室樓下就是甌海區金融辦，其一位副主任表示，並不清楚信通民間資本管理公司的去向。

“溫州銀行里的錢不斷增加，民資都在等待、觀望、徘徊，要往哪里投。房地產不行了、股市不行了、投高新技術產業，風險又太大。有這麽多錢，投資還這麽困難，這就是矛盾的地方。”溫州中小企業協會會長周德文對南方周末記者說。

一位熟悉金改的當地金融業人士告訴南方周末記者，資金供求不平衡的癥結就在於，2011年溫州危機疊加中國經濟轉型，市場風險加劇，更加缺乏值得投資或能夠投資的東西。

比如2011年溫州跑路潮中最典型的案例——溫州“眼鏡大王”胡福林倒在了光伏太陽能上，2008年四萬億時代，正是政府和銀行行長們追著胡福林貸款，鼓勵他投新興產業。

溫州中矽科技是胡福林投資的一家光伏太陽能企業，2012年，因資產不足以清償全部債務向溫州甌海區法院申請破產重組。負責破產重組的是東甌會計師事務所所長金國達告訴南方周末記者，中矽科技的清償率最終定格在6.66%，“我遇到溫州資產縮水最厲害的兩個行業，一個是光伏，一個是造船，貶值都高達90%以上。”

“蠻體諒政府的難處，說實話，經濟不好的時候有幾大忌，不能投資，不能失業，不能換工作。”上述金融業人士說，“金改假如在經濟上行的過程中，可能會好做一些。”

同時他也認為，所謂民間資本管理公司這些機構性的設立解決不了大的問題，只有搭建一個平臺，推出相應的扶持政策，才能讓資金、信息、人才往這個平臺上湧，“機構的容量總是有限的，民營銀行也好，多少個小貸公司也好，都是有限的，政府部門真正所要做的就是搭平臺。”

“底層探索需要頂層支持，走了彎路要及時糾偏。改革也需要容錯的機制，給我們放手去試的勇氣。”葉新明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