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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國難民峰會召開 安倍稱3年內投28億美元援助

聯合國難民和移民問題峰會日前在美國紐約聯合國總部舉行，約80個國家的首腦等政要出席會議，磋商該如何援助因敘利亞內戰等地區爭端而產生的大批難民和移民。

據共同社報道，當地時間19日下午，日本首相安倍晉三該峰會上發表演講。安倍表示未來3年期間，日本將總共出資約28億美元，用於對難民、移民的人道援助以及對接納國的支援。

他指出：“目前難民與移民的遷徙規模前所未有，世界正面臨著一場嚴峻的人道主義危機。我們所面對的這場危機異乎尋常，每一個相關的國家和機構都必須密切協作，共同應對。”

安倍還說：“日本開展援助的特色就在於雙管齊下，同步推進緊急‘人道主義援助’和幫助難民自力更生、促進難民接納國經濟發展的‘發展援助’”。他表示，這樣的援助方式不僅可以保障難民和移民的安全與尊嚴，還能幫助他們融入遷徙社區，日本願意在這方面發揮“巨大作用”。

據報道，會上，美國國務卿克里對援助難民所需的資金“出現嚴重不足”表示擔憂，稱“美國準備為難民創造機會，支援那些面臨人道危機的國家”。

墨西哥總統培尼亞•涅托就移民問題強調：“歷史已經證明沒有壁壘能阻礙人類的移動。”這一發言可能是考慮到美國共和黨總統候選人特朗普承諾為防止非法移民將在美墨邊境建造隔離墻的言論。

在聯合國峰會上，各成員國首腦通過了《紐約宣言》，提出各國在接納和支援難民問題上要更為公平地分擔責任。

為阻止難民湧入歐洲 歐盟要對非洲投資880億歐元

據俄羅斯衛星網22日報道，歐盟委員會主席容克表示，利比亞與意大利在地中海的邊境上有22.5萬難民，擬穿越地中海前往歐洲。對此，容克表示，歐盟委員會將啟動針對非洲的“容克計劃”，或將動用880億歐元對非洲投資。

就在21日，一艘滿載移民的船只在埃及謝赫村省海岸附近沈沒。船上的一名幸存者告訴BBC記者，或有數百人已溺死。據他描述，船上約有550人，沈沒時離海岸約12千米。當地官員稱，船上載有埃及、敘利亞和非洲移民。

報道稱，目前163人已獲救，另有42具遇難者遺體在羅塞塔的港口城市附近被找到。

在21日的埃及移民船沈沒事件中獲救的移民（來源：美聯社）

容克在歐洲經濟和社會委員會會議上表示：“與其行善或創作有關移民原因的高尚詩歌，不如阻止非洲移民踏上結果經常很壞的穿越地中海之旅。因此，歐盟委員會建議將非洲納入投資計劃。”

他說：“若歐盟各國將參與這個項目，雖然這個問題現在還不是很清楚，可能將動用880億歐元對非洲投資。”

容克警告稱，若歐盟不對非洲投資，非洲居民就會來歐洲。 目前歐洲正經歷二戰以來最嚴重的移民危機，主要是中東和北非一系列武裝沖突和經濟問題引起的。

埃及移民船沈沒的救援工作還在繼續，圖為在等待失蹤親人的移民（來源：路透社）

歐盟邊境管理局消息顯示，2015年初進入歐盟的移民為180萬人。他們在前往歐洲的途中，因穿越地中海而喪命的人不在少數。

據聯合國表示，自2014年以來，有超過10000人在穿越地中海前往歐洲的途中死亡。

悲憫與兩難：難民潮中的默克爾

“我今年80歲了。我要給德國選擇黨(AfD)投一票。”漢堡一位退休老人馬塞爾對《第一財經日報》表示，“我不反對難民。不反對幫助難民。但是默克爾做出讓難民進入德國的決定時，她沒有問德國人就自己做出決定，對此我不同意。”

自2015年9月4日德國向滯留在匈牙利的難民正式打開邊界以來已有一年之久，據德國駐華大使館給出的數據，在此期間德國共接收了大約150萬名難民。

但是，這場“難民危機”令默克爾的總理之位受到了來自全德的挑戰。正如馬塞爾所說，他投給右翼的德國選擇黨甚至並非因為同意他們的政治主張，他就是不滿大量實際上並非難民的人進入德國，並因此遷怒於執政黨。

在2017年的大選年來臨之前，默克爾領導的基民盟(CDU)在先後舉行的5場重要地方選舉中一場都沒贏。而類似於馬塞爾的看法和行動，正是德國選民用選票來懲罰默克爾“難民政策”的直接表現。

對此，人們不禁提出三個關鍵疑問：為何步步為營積累了十年政治資本之後，默克爾卻將她的政治生涯押在了難民危機之上?在內憂外患之下，默克爾能否連任第四個任期?德國真的會落入極右翼崛起造成的政治陷阱麽?

默克爾的連任不無壓力

什麽觸動了默克爾

時光回溯到2015年7月，當時最困擾默克爾的還是希臘新一輪債務談判和烏克蘭危機，彼時“英國退歐”還被視為英國一小撮人的無病呻吟，而敘利亞難民們還沒親切地管她叫“默克爾媽媽” 。

而正是那時候，默克爾在一次公民對話中對一名正在德國申請避難卻擔憂會被遣返的13歲女孩沙維爾(Sahwil)說：“不能事先對能否留下來做承諾，只能盡快加緊審批。”

“如果說你們全都可以從非洲過來，那麽你們會一下全都過來。”默克爾說，“但我們應付不了這種局面。”

然而就在一個月間，一些事情觸動了默克爾。

2015年8月底，默克爾對難民的態度出現了180度的轉變，她親自前往柏林的難民接收點，同一名19歲的敘利亞青年拍下了那張廣為媒體轉載的“自拍照”。8月31日，默克爾宣布向滯留在西巴爾幹和東歐國家沿線的難民打開大門，並說出了“我們能辦到”的標誌性話語。9月4日，德國向滯留在匈牙利的難民正式打開邊界。從那時開始，難民以每日1萬人的速度湧入德國。

美國《時代周刊》將默克爾選為2015年的年度人物，不少人還認為默克爾應該得到諾貝爾和平獎。這位執政十年卻鮮有“遠景式”政策的德國總理，一下成了蜚聲國際舞臺的歷史性人物。

德國政界此前一致認為，默克爾可以穩坐總理一職，這恰恰和她務實的“遠大政治工程”相關，而當在很多問題上與選民意見相左時，她選擇做一個“所有德國民眾的總理”。然而，當難民危機沒有顯現出任何國內政治利好時，默克爾卻賭上了她的政治生涯。

隨後，包括默克爾及她的幕僚長阿爾特梅爾(Peter Altmaier)在內，都將這一舉動解釋為一個理性的政治選擇。

2015年10月，混亂的難民登記、移民融入困難以及巴黎出現的恐襲事件令風向在德國乃至全球迅速逆轉。在2015年10月6日從印度返回柏林的飛機上，逐漸感到民眾壓力的默克爾向隨行的德國記者解釋了她的初衷。

德國人也許希望能夠回到難民危機之前的舊時光，可惜覆水難收。

默克爾的態度很堅定，她說只要她還做總理，德國就不能成為一個蓄意將尚處於危機之中的難民趕走的國家。德國當然可以關閉邊境，然而大量難民站在鐵絲網前的畫面將非常難看。在德國的一檔電視節目上，默克爾談到難民問題時，防備之心有所放松，不再那麽拘於詞句，發言也比往常更有激情，德國人似乎看到了一個不同於往常的默克爾。

在難民問題上，默克爾幾次罕見地流露真情。因此遭受批評時，她表示，“如果我們現在要對面臨緊急情況時所展現的友善面孔而抱歉的話，那這就不是我的國家。”而當匈牙利總理歐爾班(Orbán)在一場歐盟峰會上揶揄默克爾“德國遲早要把鐵絲網架起來”時，默克爾轉向歐爾班說，“我在鐵絲網後已經住得久到不想讓那段噩夢重現。”

默克爾所指的，是她年輕時被柏林墻隔阻的那段時光。

與默克爾接近的人們都相信，除了政治訴求之外，默克爾在難民問題上的堅定立場有著更深的個人緣由：她的家庭和宗教背景。來自東德的默克爾，身上體現著客觀、節儉、保守的特質，同時她也是一名受過良好教育的教徒。一位接近默克爾的人士解釋，她從小被這樣教導：如果有陌生人在雨中站在你的門前，你讓他進來並給予幫助，而當你讓他們進來了，就不要沖他們扮鬼臉。

這樣的教誨在默克爾最近的話中還能找到一些影子：“人們從2000公里以外來投奔我們，而你接納了他們卻說，你在這就不能友好點兒嗎?”

關於默克爾記憶的柏林墻

難民政策的紕漏

阿爾特梅爾在接受《明鏡周刊》采訪時解釋道，從默克爾的角度來看，為了避免去年夏天出現人道主義災難，她“別無選擇”，只好打開邊界。

年近八旬的漢堡商人瓊戈對《第一財經日報》記者表示，難民並沒有影響他的生活，他也沒對難民抱怨。然而他質疑這種“別無選擇”的說法，亦不贊同開放政策的混亂執行方式，德國政府現在甚至連具體有多少難民進入自己國家都不清楚。

瓊戈的不滿也正代表了德國公民與默克爾之間的錯位。默克爾對她所在黨派乃至德國民眾不願跟隨她的腳步深表失望，而德國公眾從最初並不反感默克爾的開放政策，已經演變為無法接受該政策在控制難民湧入等諸多方面並沒有詳細部署。

德國駐華大使柯慕賢(Michael Clauss)告訴《第一財經日報》記者，默克爾及其政府的難民政策的確有失誤之處。去年德國接收了150萬難民，“這是始料未及的，之前很多人都沒有進行登記備案，德國方面也沒有做好準備。”

不僅是政府，德國公眾同樣因此而措手不及。在德國生活多年並在漢堡大學任職的郭晨波對《第一財經日報》記者表示，難民在漢堡的出現，對她的具體生活沒有過多影響，但是心里多少會有些忐忑。另外，漢堡人對突如其來的多元文化也更加小心翼翼，擇言不慎可能會被劃到極右翼派別里去。她表示，對於大多數知識分子而言，這等於會被社會邊緣化。

與此同時，郭晨波稱，漢堡各個區都有自己的民間組織，這些組織並沒有阻止建立難民營，而是倡導建立分散型的小型難民營，這樣更適合難民迅速融入當地社會。郭晨波表示，如此，難民的居住條件也會得到改善，同時減輕某些難民所在區里學校和幼兒園的負擔，並盡量降低形成類似巴黎或者比利時郊區的大型貧民區的可能。後者完全與當地主流社會形成分水嶺，這種邊緣化居民區內的居民對主流社會或者西方普世價值觀可能存在敵對情緒，容易由仇恨或者絕望而轉化為恐怖襲擊事件，這種邊緣化居民區的出現正是大多數漢堡人擔心的事情。

而另一方面，孩童時期就曾在二戰中見識到戰爭殘酷一面的馬塞爾對於來到德國的敘利亞難民中80%都是年輕男人的情況感到不解。

馬塞爾對記者說：“每天我去漢堡政府辦事都會看到年輕的男性難民排著長隊拿著各種文件等著領錢。我問他們，為什麽你們不留在敘利亞為了家庭而戰鬥呢?”

馬塞爾表示，“現在敘利亞男人跑到這來要錢，我對此感到非常生氣，他們不是難民。”

相比馬塞爾的抱怨，更大的擔憂則在於，登記備案的缺失令恐怖組織借“門戶開放政策”渾水摸魚地潛入德國。

令歐盟難堪的是，歐洲刑警組織今年還特地指出，這種擔憂是不存在的，因為僅有不到0.01%的恐怖嫌犯具有難民身份。而隨後的7月，德國在一周內接連發生了維爾茨堡火車砍人、慕尼黑槍殺案、安斯巴赫炸彈案等暴力事件，其中兩起事件均有難民參與。一位家住慕尼黑不願透露姓名的德國教授對《第一財經日報》記者頗為嘲諷地表示，“這個0.01%的數據是根據什麽算出來的，難道恐怖嫌犯會主動實名註冊他的難民身份麽?”

對難民議題的反思還令歷史沈渣再次泛出水面：難民遣返一直是西方政治的棘手議題，以往誰都不希望被媒體拍到把可憐巴巴的難民塞上飛機遣返的畫面。

瓊戈頗為氣憤地指出，滯留在德國的55萬難民數量還是被推測出的，難道一個國家不應當確切知道滯留難民的數量嗎?

德國移民難民局在回答德國議會中左翼黨黨團的質詢時稱，目前難民申請被拒簽後依然生活在德國的難民將近53萬，其中有3/4在德國已經生活了超過六年，其中最多的是來自於土耳其(77600)，隨後是來自科索沃(68549)以及塞爾維亞(50817)。目前包括基社盟(CSU)的高級別政客在內的政界人士都指出要盡快修改德國遣返法律，而德國警察界則指出有些人權組織在系統性地妨礙難民遣返。

德國的一處難民安置點

“可怕”的德國選擇黨

在比較政治學上有一個較為成熟的理論，即當西歐的一些大黨在激烈的公共爭論中引入保守觀點卻又從該立場後退時，右翼民粹主義政黨則盡收漁人之利，頗有“螳螂捕蟬，黃雀在後”的意味。

具體而言，當CSU呼籲關閉邊界卻一直無法令默克爾政府滿足其要求後，極右翼便有了可乘之機，這也是德國選擇黨在2015年6月至2016年9月間民調支持率從4%上升到12%的重要原因。

德國馬歇爾基金會最近的一份報告《德國政治中心比看起來要穩健》也贊同這種觀點。報告提出，如果CDU早就同意CSU此前對於邊境控制的要求，那麽保守派選民就會持續支持CSU/CDU聯盟，而不會被德國選擇黨分票。

然而在實施中，默克爾持續抵制來自於CSU的要求。上述報告指出，大黨還在為如何應對難民而爭論不休時，德國選擇黨使用了他們反對建制的一貫言論，並使用了保守派對於法律的要求來反對CSU/CDU和社民黨(SPD)，提出了一個清晰的保守政策，以及如何快速降低難民數量的具體方法。

此前就有專家提出，在五次地方選舉中可以明顯看到的是，德國選擇黨不僅僅從CDU和SPD兩大政黨手中搶奪票源，德國選擇黨基本上可以從所有的既有黨派中分票。

上述報告也證實了這種看法，並以德國選擇黨從德國自由民主黨(FDP)的手中分票作為案例。作為左翼黨派，FDP通常吸引更加介意經濟話題的自由派選民。而將自己定義為經濟上的自由派、政治上是保守派的德國選擇黨，成功從FDP手中分到了不少富裕卻又保守的選民的選票。

然而，乘虛而入的德國選擇黨真的如此可怕麽?

正如上文指出，德國選擇黨的興起與否，很大程度上依賴於其他黨派的走向。譬如在科隆性侵案出現後，CSU/CDU和SPD在加強融入法等方面迅速達成共識，因而雖然科隆性侵案影響惡劣，德國選擇黨在選票方面並沒有太多獲利。

除了德國選擇黨本身黨內混亂導致不少德國選民離去之外，德國選擇黨的弱點還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缺乏穩定的媒體背書，缺乏穩定的黨派結構，同時缺乏黨內領導人之間的協同。

瓊戈對《第一財經日報》記者指出，在柏林的地方選舉中，德國的左翼黨也同樣獲勝，如果說左翼黨的訴求對於德國知識分子來說還能夠理解的話，德國選擇黨的訴求就顯得非常“可怕”了。

不過，幸運的是，與西歐成熟的極右翼政黨法國國家陣線黨(FN)等相比，德國選擇黨目前尚缺乏議程設置能力，至少現在還是如此。柯慕賢也對記者指出，德國以往就出現過類似的黨派，但現在已然難覓其蹤。

在設立之初，德國選擇黨原本是為了反對歐元，後來歐元問題得到妥善解決之後，其地位就開始下降。難民潮問題出現之後，該黨人氣又有所回升。柯慕賢表示，“所以也不好說難民問題結束之後，這個黨還是否存在。”

確實，在德國選擇黨之前，德國的右翼民粹黨派從未如此接近德國的政治權力中心。在20世紀90年代同樣反移民的右翼民粹政黨德國共和黨(Die Republikaner)在移民潮下降後迅速銷聲匿跡，該黨一度在1992年民調中獲得10%支持率，但在1994年迅速下降至2%。

柯慕賢還指出：“隨著難民問題逐漸得到解決、危機得到平息，整體的政治情況也會平靜下來。”

默克爾比你想的強大

柯慕賢表示，德國已經對難民政策進行調整，難民數量已下降，7月份數據顯示，德國接收的難民數量為1500人，降到了難民危機之前的水平。

“我們的任務是快速處理避難申請程序，確定誰能留下來、誰需要遣返。另外一個任務就是幫助難民融入德國社會，幫他們找工作。”他強調，德國政府已經加大了警力投入，對到達德國尋求避難的難民進行身份核查，只接收那些真正由於國家戰亂而安全受到威脅的難民。

各種民調顯示，由於移民進入德國的數字已經下降，德國人的憂慮轉移到“難民融入”上。然而融入之路談何容易?而更重要的難題是：幾乎每天都能在德國媒體上看到的涉及難民的案件，將在多大程度上阻擋默克爾的連任之路?

德國馬歇爾基金會在其報告中指出，只要德國目前現有政黨可以在包括歐盟、移民和融入問題上達成較為保守的共識，德國選擇黨的支持率就一定會下降，因而德國的政治中心要比看起來穩定得多。

專家們也傾向於認為，默克爾在柏林地方選舉後的講話中悄悄改變了同民眾溝通的方式，這是一個松動的跡象。默克爾表示：“如果時間可以倒流，我情願回到許多年前，能讓德國更好地為應對2015年的情況作準備。”

然而與不少記者交談過的德國人一樣，郭晨波也並不認為默克爾的這句話是在道歉。“默克爾這里指的更可能是，多年前簽訂《都柏林協定》時很多事情就應該說清、理順，並非在為自己的難民政策道歉。”這點在9月的維也納峰會上即可以看到，默克爾的政策並沒有變化。

《都柏林協定》在1997年生效，2003年有了《都柏林第二公約》，這些都在默克爾當選總理之前由當時德國“紅綠聯盟”參與推進的，而默克爾上臺則是在2005年11月。

不過，從另外一個角度而言，無論默克爾道歉與否，在她的此番講話之後，所有的德國媒體和德國問題專家都斷定默克爾將要尋求她的第四任期。

“在總理人選這件事情上，可以說德國人沒有其他‘選擇’。”在談論德國選擇黨對德國政壇的沖擊時，瓊戈還跟記者玩起了文字遊戲。

今年CDU與CSU黨內人士所組織的一系列針對默克爾的“反叛”行為均以失敗告終。聯盟中也幾乎沒有可以取代默克爾的人選，德高望重的德國財長朔伊布勒勉強算得上一位，然而74歲的他年事已高。而SPD的候選人加布里爾的支持率與默克爾相比，遠不能望其項背。

默克爾仍然拒絕回答是否要參加2017年的選舉，而上一次謀求連任時她足足提前了2年就將想法公之於眾。現實問題在於，默克爾尚不確定是否能夠在兩個重要時間節點前得到來自CSU的支持。

按照時間點計算，默克爾最有可能宣布其參選計劃的時機就在12月份CDU黨內大會或者是2017年年初的CSU大會上，而目前，默克爾連CSU大會的邀請信也還沒得到。

CSU負責人澤霍費爾(Horst Seehofer)在難民危機中將同默克爾的分歧公開化。此外，澤霍費爾一直堅持要求默克爾在難民接收人數上設置一年20萬人的上限，這也是換得其對默克爾連任背書的最重要條件。

唯一可以確定的是，湧入德國的大致相當於其總人口1.8%的150萬難民，終將對德國社會造成深遠影響，難民所帶來的政治波動將長久與社會共存。

反難民公投未通過 匈牙利總理改提修憲案拒收難民

11日據國際在線消息，匈牙利總理歐爾班10日向該國國會提交憲法修正案，內容包括禁止向匈牙利集體安置移民等。

本月2日，匈牙利就是否同意歐盟強制性分攤難民問題舉行全民公決後，歐爾班就表示，匈牙利將對憲法進行修改。9日，歐爾班在接受匈牙利電臺采訪時表示，他希望在修憲問題上得到所有的國會議員的支持。

歐爾班強調，憲法修正案中的條款將包括：只有個人申請依據國會制定的法律程序作出裁決後的人，才能夠獲得匈牙利的居留權。修正案中還寫明，憲法賦予匈牙利族人對本國領土和人口以及國家制度的統轄權，任何外部法律規定都不能對此進行更改。歐爾班說，他認為，修正案將有利於匈牙利憲法，而且明確地表達了人民的意願。

預計，匈牙利國會將於本月17日對內閣提交的由執政兩黨支持的修改憲法草案進行討論，11月8日投票表決。在獲得國會支持的情況下，相關修憲條款將於11月中旬生效。

由於匈牙利有關難民的全民公決投票率沒能達到法定有效的50%，因而公投被認為無效。但是，在有效的選票中，對歐盟強制性分攤難民說“不”的選票超過了98%。

9月，匈牙利派遣2100名警察在邊境巡邏，阻止難民入境。（圖：《每日郵報》）

自去年移民危機爆發後，歐盟出臺了移民安置計劃，涉及16萬人。匈牙利被要求接受1294人。但匈牙利不滿該移民配額制度，還曾於去年12月到歐洲法院提起訴訟。

此前，據法國《費加羅報》5月4日報道，歐盟委員會表示，根據都柏林公約，應建立“共同分擔”機制，任何不願意接受歐盟內庇護申請者自動分配的國家，都應繳納最高達25萬歐元每人的罰款。這筆款項將悉數發放給代替該國家接收這些難民的成員國。

而匈牙利稱這一舉措為“勒索”。當天，匈牙利外交部長西亞爾托(PeterSzijjarto)將這一舉措稱為“勒索”，認為該建議無法接受。他表示，配額計劃本身就是一條死胡同，希望歐盟委員會不要陷入僵局。

萬名難民兒童抵達歐洲後下落不明

歐洲刑警組織(Europol)估計，過去兩年內，歐洲至少有1萬名孤身赴歐的難民兒童在抵達後失蹤。這些存活在政治家、邊境管理局和公眾視線之外的難民兒童被忽視、被遺忘。混亂之中，這些孩子究竟去了哪兒?

男孩占91%

“這些無人陪同的兒童走丟的原因有很多。”“失蹤兒童歐洲”組織秘書長莫拉利斯(Delphine Moralis)表示，“這些兒童中有一部分由他們的父母送出祖國，希望他們能過躲避戰火，擁有更好的生活。有些兒童被走私販強制和父母分開，以更好地控制，有一些則是在混亂中失去了雙親。”

根據“失蹤兒童歐洲”公布數據，去年只身抵達歐洲的難民兒童中男孩占91%，其中51%來自阿富汗。

難民兒童中男女比例以及年齡都在不斷變化。數據顯示，越來越多的女孩孤身逃往歐洲，而失蹤難民兒童的最小年齡也在不斷降低。去年首次出現了年僅4歲的失蹤兒童。

這些難民兒童走失之後可能面臨什麽?沒有人真正知道。因為來自敘利亞、阿富汗或者北非的難民兒童如果在希臘或者意大利失蹤，幾乎沒有人會在意，邊境管理局也很少會提交失蹤人口報告。

現在最普遍的擔憂是，走私販會把他們帶到歐洲的難民兒童轉賣給人販子賺錢，而這些被拐賣的兒童可能會被迫從事性交易或被奴役。

“走私販們會壓榨這些難民兒童。”莫拉利斯說，“問題是這些難民兒童通常不會向當地機構尋求幫助，他們別無選擇，只能求助於這些走私販們，這讓他們很容易受傷。”

狠心燒掉指紋

踏上逃難之路時，帕薩雷(Gulwali Passarlay)年僅12歲，他花了一年多時間才從阿富汗來到英國。剛和走私販接觸，他就被迫與親哥哥分離，不得不自己掙紮著來到歐洲。

他曾連續步行數天，藏在大貨車上或跳火車，向歐洲前進。在剛抵達土耳其邊境時，他被邊境警察發現，關進一所成人監獄長達2周時間。為了跨越地中海抵達歐洲，大量難民被塞進擁擠的小船，帕薩雷乘坐的那艘船，規定載客量僅為20人，卻塞了足足120人。

“我那艘船中途沈了。”帕薩雷回憶，“這是我第一次看到海。當時我完全嚇傻了。我向祈禱說‘我不想死在這里。至少不想死在地中海上，那樣我媽媽就永遠不會知道我是生是死’。”

好在邊境人員沈船後幾分鐘就發現了他們，隨後他們被帶往希臘。帕薩雷被交給當地警察，之後又被轉交給軍方。希臘軍方采集了他的指紋，並且告知他必須在1個月內離開希臘，否則將會被遣返回阿富汗。

當時得到消息哥哥在英國，所以帕薩雷就像成千上百的難民兒童一樣，從難民營消失了。

“我們沿著鐵路線走，這樣那些警察就看不到我們。”他說，“我們非常小心低調。”有些難民兒童為了不被認出，不被遣返，會狠心燒毀自己的指紋，甚至直接把它們全部磨掉。

最終，帕薩雷來到法國加來，他嘗試了數十次都繞不過英國邊檢人員，直到有一天，他藏在一輛裝滿香蕉的大貨車里，成功溜進英國。

經過5年努力，帕薩雷獲得了難民身份。他重新開始上學，考進大學，在去年出版了一本講述他逃難經歷的自傳。

艱苦自尋出路

帕薩雷僅是一個特例，而成千上萬的難民兒童無法像他一樣，不過和帕薩雷一樣的是，他們覺得悄悄離開比留在難民營更有安全感。

在愛爾蘭國立高威大學教授法律的史密斯(Ciara Smyth)在歐盟內政事務委員會稱確實有保護兒童的法律，只是相關法律沒有得到很好地遵守。

“在意大利和希臘等難民熱點地區都設有難民營，應該確認尋求庇護者身份，可惜卻被用作拘留中心。”她表示，當孤身抵達的難民兒童遭遇可怕的對待，他們不會長久地待在難民營，因為環境太惡劣，未來太不確定。這種情況不僅僅發生在希臘和意大利。

史密斯揭露道，有證據顯示有些歐洲國家會積極勸說難民兒童放棄申請尋求庇護，因為想讓他們自動離開，前往別的國家。

她說：“在前往北歐逃難路線上的許多中轉國家都采取一種‘揮手放行’的政策。他們故意忽視這些孤身逃難的兒童，不登記他們的身份，進而鼓勵他們繼續前進，不要停留在此處。”

只能靠自己

和帕薩雷一樣，很多難民兒童持續前進的主要目的是要尋找親人，但理想和實際之間存在巨大的差距。

《都柏林公約》中規定，當難民兒童首次在某個國家登記身份後，當地機構應該幫忙查詢其親人目前的所在地。如果能夠在系統里找到信息，該兒童將被送往親人所在地，並且在那里申請庇護。但是現實中，這種按照公約行事的情況鮮有發生。

按規定，如果難民兒童想在一個國家申請庇護，應有專人幫助其完成申請過程。但史密斯表示，該規定的執行在歐盟各國的參差不齊，有些國家比較健全，另一些國家則極為落後，甚至沒有。

現在，要申請庇護這些難民兒童中大多數都只能靠自己：經歷一系列醫學檢測，以確保他們沒有在年齡上撒謊，接著被反複詢問離開祖國的原因，一遍又一遍地回憶和述說他們逃難路上的艱辛經歷。

“通常情況下，這些兒童可能記不清路上所有的事情了。”史密斯說，“他們很難能做到線性敘事。但是要成功申請避難，必須要提供一個完整的逃難經歷。”

一個在德難民的心聲：想過普通人的生活

對於大量湧入歐洲和正在前往歐洲路上的敘利亞和伊拉克難民來說，能夠抵達歐洲已經拼盡全力，難民申請得到批準更是涉險過關，而那些最終能夠融入歐洲社會的，幾乎是得到了命運的眷顧。

“他們不會教你怎麽從零開始新的生活，你也學不到如何為了在一個新的地方生活而拋下過去的一切，包括你的家庭、工作、朋友、社區。在這個新的地方沒人認識你，你也不認識任何人。”來自敘利亞的23歲的法拉赫（Sami Farah）到德國1年多後，已經把柏林視為自己再次紮根的地方，但他對自己最初來到德國時的境況記憶猶新。

法拉赫只是去年進入德國的100萬難民中的一個，但他是幸運的。

法拉赫在柏林幹著洗碗工作

力保非法滯留難民遣返

去年9月，德國向難民敞開邊境大門。德國總理默克爾在德國人面前說，“我們能做到”（we can do it）。於是，過去1年里，從敘利亞、伊拉克、阿富汗、北非和巴爾幹地區進入德國的難民超過100萬人。

但1年過去，一直拒絕為難民數量設置上限的默克爾也表態要減少難民數量，而且今年也首次在其領導的基民盟支持率下跌的背景下，承認自己一直堅持的難民政策存在錯誤。默克爾15日表示，德國需要舉國之力確保避難申請未獲批準的非法難民悉數遣返。

隨著歐盟與土耳其之間難民協議發揮作用，通過土耳其進入歐洲、尤其是德國的難民數量迅速減少。今年上半年有22萬難進入德國，1月有9.2萬，到了7月數量下降到1.6萬。但目前也有22萬非法難民需要被遣返，其中德國政府因為這些非法滯留的難民的故鄉正在飽受戰亂而對其中的17萬人采取了容忍態度。從遣返人數上看，2015年德國遣返了2萬人，但今年上半年就遣返了1.3萬人。

“有時候你需要在國家醫療和社會事務辦公室前排上10小時的隊，而一些保安和工作人員會用有損人格的方式對待你。”法拉赫抱怨道。

盡管從統計數字來看，去年年底以來，進入德國的難民數量從峰值一路減少，但是提交難民申請的數量則不斷增加。

盡管德國聯邦移民與難民局從2015年初至今增設了3倍以上的人手，雇員數量從2300人增加到8000人，且統計顯示，該機構處理的難民申請逐月遞增，在今年前7個月就批準了33萬的難民申請，數量是去年同期的146%。但是，仍然有將近53萬份難民申請被積壓，官方預計難民局無法在年底前處理完這麽多的難民申請。

喜歡與難民合照的默克爾

就業規模接納有限

來德國之前，法拉赫在敘利亞首都大馬士革學習音樂治療，立誌成為一名音樂治療師。這是一種在20世紀50年代從歐美興起的職業，現在已經廣泛運用在醫療、教育和社會工作中。

相比其他遠渡重洋而來的難民，會講德語和受過高等教育是法拉赫的優勢，但即便如此，移民部門並沒有給他正式的難民身份，而是為期1年的居住權，同時得到政府部分補貼。

德國當局對他工作申請的批複也讓法拉赫等了足足5個月。在社會活動組織“為難民尋找工作”（Jobs 4 refugees）的幫助下，法拉赫得到了在酒店後廚洗盤子的工作。

當然，相對於其他難民來說，法拉赫已經非常幸運。

為了給更多像法拉赫這樣的難民提供工作，目前已經有超過100家公司加入了數月前發起的“我們在一起”（US Together）的倡議。通過這份倡議，已經有1800個實習崗位、500個訓練崗位和400多個全職崗位向難民開放。

但對默克爾來說，這樣的就業接納規模仍然十分不足。德國勞動部門統計，7月有32萬難民登記待業。像法拉赫這樣既懂德語又接受過高等教育的難民，數量非常少，多數難民還是缺乏教育的年輕人，他們所帶來的融入問題更加顯著，而這些都需要教育和培訓來逐步彌合。

難民兒童融入當地學校

法拉赫目前的收入是當地的最低工資標準，即每小時8.5歐元，但這僅能令他每個月的開支相抵。令法拉赫松口氣的是，他的同事人很好，老板也對他很支持。

“我來到這里後遇到了這麽多好人，我從他們身上學到東西，和他們分享經驗，這段難忘的時光一定是上天的庇護。”法拉赫不斷告訴自己要積極而樂觀地看待自己的遭遇。

對於難民的融入問題，官方預計今年將有55萬難民參加社會融入課程，是去年（18萬）的3倍多。在2014年和2015年，有32萬難民兒童和未成年人被納入德國的教育系統，占整個德國同齡在校學生人數的2%。為此，教師的缺口可能達到2萬人。

“我並沒有感到安全，對此我不撒謊。但是，本能驅使著我們去相信未來會更好，去希冀生活恢複正常，能夠學習，有自己的事業，有一個自己的家庭。”法拉赫說道。

聯合國日籍高官要求日接收更多難民 以維持經濟規模

18日據共同社消息，聯合國開發計劃署(UNDP)預防危機與恢複局局長中滿泉日前在日內瓦接受共同社采訪，就日漸嚴峻的難民問題稱“從公平負擔的角度來看，日本也應該再接收一些難民”，要求日本政府做出接收難民的政治決斷。

中滿泉是前南斯拉夫內戰時期負責解決難民保護等問題的聯合國難民問題專家之一。關於產生大量難民的敘利亞內戰，她表示：“問題並不容易解決。雖然日本能做的事有很多，但接收的難民數量實在太少。很多國家都在合作接收難民，(日本也)表現出協作姿態十分重要”。

根據日本法務省入國管理局今年1月公布的初步統計數據顯示，2015年有7586人申請難民身份，創下歷史新高，但其中只有27人獲得難民身份，占申請者總數約0.4%。實際上，這已經同比有所增加。2014年日本只接收了11名難民。

關於日本的難民政策，中滿稱：“今後(日本)人口將減少、經濟規模縮小，如果不接納移民和難民顯然無法維持目前的經濟規模”。她強調，日本是時候下決心敞開大門了。

據報道，中滿還表示，9月在紐約召開的難民及移民對策聯合國峰會“沒有討論任何有關(流離失所卻滯留在自己國家內的)國內難民問題。雖然這可能是一個政治上的微妙問題，但從人道主義角度來看很不正常”，表示考慮在國際會議等場合積極發起這方面的討論。

安倍晉三在聯合國“難民和移民問題峰會”上演講

此前，據日本《產經新聞》9月20日報道，日本首相安倍晉三於當地時間19日下午參加聯合國“難民和移民問題峰會”，他在演講中稱，將在未來3年投入總額28億美元，用於支援難民、移民以及難民接收國。他強調，日本將在難民的人道主義支援上“起到主導作用”。

強拆英法邊境難民營 法國留給難民兩個選擇

法國官方數據顯示，目前有約7000名非法移民聚居於位於港口小鎮加來(Calais)的“叢林”難民營(Jungle Camp)，生活環境臟亂差，暴力事件頻發。

叢林難民營離英吉利海峽隧道的入口很近，從2015年年底開始，難民聚集在此，試圖爬上卡車通過隧道到達英國。10月24日，法國政府終於下定決心徹底清除該處難民營，並將難民分流至法國國內各處的難民接待中心並等待安置。此次行動中，法國出動了防暴警察、火警等多方力量參與。

法國給了難民兩個選擇，一是在法國接受安置，二是回到自己的國家。

位於法國加萊的“叢林”難民營以及未來將建成的隔離墻地理位置  來源BBC

英國接納“叢林”

英國目前開始著手接受在該難民營中無監護人的未成年人，總人數約為1300名，其中部分未成年人有親戚住在英國。根據英國的“達布斯補充法案”(Dubs Amendment)，英國同意給予這批未成年人難民身份，第一批約200名未成年人已經在上周末到達英國。

英國埃爾夫·達布斯(Alf Dubs)勛爵今年上半年對英國政府在難民問題上的不作為表達了憤怒，他提到1939年時自己也只是一個從捷克斯洛伐克來到英國的未成年難民。

在他的介入下，當時的卡梅倫政府態度發生了大轉彎，同意接受歐洲的未成年難民。故而該補充法案以達布斯命名，被納入了英國的移民法案。在法案通過後的4個月里，英國並沒有采取實際措施來確認註冊符合條件的未成年人。10月，英國內政部與法國政府合作，通過多重手段確認了難民營中未成年人的年齡。本周，“叢林”難民營中符合條件的未成年人將陸續抵達英國。

慈善團體與法國在難民營完成後續的確認工作，等待轉移的未成年人將會暫時居住在經過改造的集裝箱里，最後，難民營中余下的帳篷和集裝箱都會被清理拆除。

“叢林”難民營內難民人數變化

清理行動

行動之前，法國方面向難民派發了超過1萬份傳單，向他們告知清理計劃。隨後，難民接待中心前大排長龍，在手續辦理開始前四個小時，已經有大量難民聚集。同時，近百輛大巴正在把願意離開的難民轉移到法國境內的安置點，這些難民還將獲得庇護權。法國在國內各個安置點為從“叢林”轉移來的難民準備了7500張床位。

整個行動大約將持續三天。法國內政部對此表示：“我們不想動用武力，但是如果有難民拒絕離開，或者非營利性組織制造事端，警察將采取必要手段。”

周末，有部分拒絕轉移的難民一再試圖跳上前往英國的卡車，並與警察和卡車司機起了沖突。

“叢林”難民營中的難民主要來自非洲和中東，從1999年開始就有難民駐紮在加來鎮外，試圖登上駛向英國的卡車。官方報道稱，這里約有7000名難民，而慈善機構表示，實際人數可能接近1萬人。

受難民危機的影響，聚集在這里的難民人數逐漸增多，今年早些時候，法國就采取行動清理了一半的難民營，而本次行動將給“叢林”難民營徹底畫上句號。

在加來鎮通往加來港的主幹道上，英國將出資建設一條長1公里、高4米的隔離墻，以防範試圖登上卡車和獨輪的偷渡者。報道稱，該隔離墻耗資約220萬歐元，將在今年年底完成。

（實習生賀盈對本文亦有貢獻）

法國一夜鏟平加萊難民營，這關英國什麽事

法國的“叢林”難民聚居地清理行動，已經開始了3天。難民營的帳篷和一些搭建正在被拆除、清理，住在這里的難民背上行囊，坐上政府安排的大巴車前往他們幾乎一無所知的目的地。

法國內政部部長伯納德·卡薩諾瓦(Bernard Cazaneuve)在聲明中說，23日開始的法國加萊“叢林”難民聚居地中已經有2318名非法移民得到安置，共有45輛大巴車把1918名成年人轉移到了80處作為臨時落腳點的難民接待中心。另外還有400名等待前往英國的未成年人被轉移到難民營中的臨時安置點，等待後續轉移。

法國加萊的“叢林”難民聚居地

與此同時，英國內政部部長安珀·瑞德(Amber Rudd)向英國眾議院就“叢林”難民營的清除行動也發表了聲明，稱已經有約200名未成年人來到英國，另外，英國政府將出資360萬英鎊用於清理行動及難民營的安保開支。

距離英國最近的跳板

加萊位於英吉利海峽最窄處的法國一段，與英國的距離只有34公里。不少向往英國的難民選擇了加萊作為跳板。

根據英國法律，有直系親屬居住在英國的未成年人，只要能提供有效證明，就可以到英國的親屬家中團聚。而且，今年上半年通過的“杜布斯修正案”(Dubs Amendment)，向沒有親屬陪伴的“易受傷害”的未成年人敞開了大門。這些法律都成為英國吸引部分難民前往的原因。

英國內政部最近也承認，在過去十年里，有近3000名未成年非法移民從英國被遣返。部分被英國家庭收養卻得不到合法身份的非法移民在成年後被遣返回國，回國後又再次輾轉回到法國加萊的難民營，尋找進入英國的“第二次機會”。

擔心發生暴動的警察小心翼翼地接近

2002年，法國曾清理了位於加萊幾英里外的桑加特(Sangatte)難民營，但此後非法移民卷土重來，最終形成了“叢林”。這次清理也同樣無法削減英國對非法移民的誘惑，他們可能會再次回到加萊，等待前往英國的時機。

難民聚集到桑加特，可以追溯到1999年。當時，加萊的一處飛機庫被改建成紅十字中心，用於接納非法移民。來自阿富汗、伊拉克、科索沃的非法移民不斷增加，從幾百人很快增加到1500人。

對於非法移民來說，桑加特成為他們前往英國的墊腳石，過境之前他們可以逗留在此。英法兩國政府達成共識，桑加特正吸引著越來越多的非法移民，因此在2002年底啟動了清理行動。英國政府為此同意接受1300名庫爾德人和阿富汗人，法國則接納了其余的非法移民。

但是沒過多久，大量臨時帳篷又在加萊附近出現。尤其是近幾年，前來歐洲的難民人數激增，導致加萊附近的非法移民越來越多，形成了“叢林”。

英法兩國在1991年簽訂了《桑加特協定》(Sangatte Protocol)，在英吉利海峽隧道兩端(the Channel Tunnel)互設邊境關卡。隨後在2000年又簽訂了補充協定，在對方國家的“歐洲之星”車站互設移民邊檢站。因為僅在2000年下半年，就有約4000名證件不全的乘客通過“歐洲之星”列車到達英國。

在加萊港口主要道路上修建的隔離墻

英國、法國、比利時三國也在2003年達成了關於邊境控制的《勒圖凱條約》(Le Touquet treaty)，英國在布魯塞爾也設立了類似的移民邊檢站。通過此舉，英國可以在非法移民入境前進行篩查，並拒絕非法移民入境尋求庇護。

安置方案看似“完美”

盡管英法兩國已經通過合作安置非法移民，並增設隔離措施，但“叢林”難民營問題仍然沒有很好地得到解決。

為應對不斷加劇的難民危機，英國前首相卡梅隆在今年三月同意向法國出資1700萬英鎊用於支持法國解決英法邊境的難民潮。加萊港公路上現在正在興建的一公里長的隔離墻，經費就來自這筆資金。

有報道稱，該隔離墻耗資約190萬英鎊，約合220萬歐元。隔離墻從九月開始建設，將在今年年底完成。卡車司機和當地農民多次抗議，那里夜間有大量非法難民試圖登上各種交通工具偷渡前往英國，加萊港的運營也因此受影響。而也有反對聲音認為，隔離墻並不能實際解決難民問題，只能把他們推得更遠。

聯合國難民署一直建議法國關閉“叢林”，因為在這里聚居的難民得不到基本保障，帳篷和集裝箱擁擠不堪，食物主要靠慈善機構提供，衛生狀況惡劣，暴力事件頻發，聚集在此的非法移民抱著前往英國的希望忍受著非人的生活條件。

等待轉移的難民

今年上半年，法國曾開展幾次行動，清理了“叢林”的部分區域，而此舉令難民營越發擁擠。9月，法國總統奧朗德宣布將在年底前徹底清除“叢林”。英法兩國隨即合作確認了大部分符合條件的未成年人，隨後法國方面於本周正式啟動清理行動。登記離開的非法移民將被轉移到分散在法國境內的450處非法移民接待中心，這些接待中心原先是憲兵隊兵營、廢棄醫院、訓練中心和淡季的度假酒店等，在那里，難民可以申請庇護，最後被轉移至庇護申請接待中心(CADA)。

盡管流程聽起來很完善，但實際上存在不少問題。

非法移民可以在幾個接待中心中做選擇，但往往是在對目的地一無所知的情況下登上了大巴。不願離開的或者試圖在途中逃走的非法移民都會面臨被遣返的安排。

清理前的難民營一角

而安置點附近小鎮的居民則擔心非法移民的到來會打破小鎮的寧靜。鎮上居民有許多老年人，還有不少無人居住的度假別墅，盡管有不少人贊同應給予非法移民基本的生活保障，但仍擔心他們會危及當地治安。還有不少法國人反對大規模安置非法移民，並采取了帶有敵意的行動。

這些接待中心實際上只是臨時安置點，不少酒店設施到了春天就要開始運營，不能繼續接待非法移民，因此非法移民應迅速得以分流。但實際上，申請庇護的手續要花不少時間，而且庇護接待中心現在也已經人滿為患。

還有一個關鍵在於，每一次清理聚集地，其實都相當於“大赦”非法移民，通過這個渠道他們可以更快地獲得合法身份，這可能會吸引更多非法移民重新聚集到加萊。

因為這些原因，處理加萊非法移民已經成為影響明年法國總統選舉的一大因素，是否要與英國重新簽訂邊境政策被擺上了臺面。如果一切順利，英法兩國政府也能松一口氣，反之，將繼續成為英法兩國的心病。

地中海成難民偷渡“致命路線”

當歐洲面對史無前例的難民潮湧來時，哪條到歐洲的路線最致命?答案是：地中海。

聯合國難民署10月底發布的報告顯示，2016年至今，途經地中海到歐洲的難民死亡人數已超過去年。今年至今有33.2萬難民選擇從地中海抵達歐洲，與去年的101萬相比並不多，但聯合國難民署已確認，今年至少有3930名難民命喪地中海，去年，這一數字僅為3771人。去年每約269名抵達歐洲的難民中就會發生一例死亡事件，今年這一比例上升至85：1。

從難民來源地看，敘利亞、阿富汗和伊拉克的難民最青睞從地中海抵達歐洲。

今年4月，聯合國難民署在網站上公布敘利亞難民前往歐洲的路線圖。從敘利亞前往歐洲，有陸路和水路兩條路。水路選擇最為豐富。從北非的摩洛哥、阿爾及利亞、突尼斯、利比亞、埃及都可經地中海抵達歐洲。

2016年至今，從水路抵達歐洲的落腳國家排名前三的分別是希臘(16.9萬人)、意大利(15.8萬人)和西班牙(4971人)。

從北非的利比亞出發，途經地中海，再抵達意大利，這條路線死亡事件頻發。聯合國難民署認為，這主要是由於地中海是公海，隨著季節的變化，地中海的洋流湧動規律不一，再加上時不時出現的不佳天氣，極易發生船只傾翻事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