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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憫與兩難：難民潮中的默克爾

“我今年80歲了。我要給德國選擇黨(AfD)投一票。”漢堡一位退休老人馬塞爾對《第一財經日報》表示，“我不反對難民。不反對幫助難民。但是默克爾做出讓難民進入德國的決定時，她沒有問德國人就自己做出決定，對此我不同意。”

自2015年9月4日德國向滯留在匈牙利的難民正式打開邊界以來已有一年之久，據德國駐華大使館給出的數據，在此期間德國共接收了大約150萬名難民。

但是，這場“難民危機”令默克爾的總理之位受到了來自全德的挑戰。正如馬塞爾所說，他投給右翼的德國選擇黨甚至並非因為同意他們的政治主張，他就是不滿大量實際上並非難民的人進入德國，並因此遷怒於執政黨。

在2017年的大選年來臨之前，默克爾領導的基民盟(CDU)在先後舉行的5場重要地方選舉中一場都沒贏。而類似於馬塞爾的看法和行動，正是德國選民用選票來懲罰默克爾“難民政策”的直接表現。

對此，人們不禁提出三個關鍵疑問：為何步步為營積累了十年政治資本之後，默克爾卻將她的政治生涯押在了難民危機之上?在內憂外患之下，默克爾能否連任第四個任期?德國真的會落入極右翼崛起造成的政治陷阱麽?

默克爾的連任不無壓力

什麽觸動了默克爾

時光回溯到2015年7月，當時最困擾默克爾的還是希臘新一輪債務談判和烏克蘭危機，彼時“英國退歐”還被視為英國一小撮人的無病呻吟，而敘利亞難民們還沒親切地管她叫“默克爾媽媽” 。

而正是那時候，默克爾在一次公民對話中對一名正在德國申請避難卻擔憂會被遣返的13歲女孩沙維爾(Sahwil)說：“不能事先對能否留下來做承諾，只能盡快加緊審批。”

“如果說你們全都可以從非洲過來，那麽你們會一下全都過來。”默克爾說，“但我們應付不了這種局面。”

然而就在一個月間，一些事情觸動了默克爾。

2015年8月底，默克爾對難民的態度出現了180度的轉變，她親自前往柏林的難民接收點，同一名19歲的敘利亞青年拍下了那張廣為媒體轉載的“自拍照”。8月31日，默克爾宣布向滯留在西巴爾幹和東歐國家沿線的難民打開大門，並說出了“我們能辦到”的標誌性話語。9月4日，德國向滯留在匈牙利的難民正式打開邊界。從那時開始，難民以每日1萬人的速度湧入德國。

美國《時代周刊》將默克爾選為2015年的年度人物，不少人還認為默克爾應該得到諾貝爾和平獎。這位執政十年卻鮮有“遠景式”政策的德國總理，一下成了蜚聲國際舞臺的歷史性人物。

德國政界此前一致認為，默克爾可以穩坐總理一職，這恰恰和她務實的“遠大政治工程”相關，而當在很多問題上與選民意見相左時，她選擇做一個“所有德國民眾的總理”。然而，當難民危機沒有顯現出任何國內政治利好時，默克爾卻賭上了她的政治生涯。

隨後，包括默克爾及她的幕僚長阿爾特梅爾(Peter Altmaier)在內，都將這一舉動解釋為一個理性的政治選擇。

2015年10月，混亂的難民登記、移民融入困難以及巴黎出現的恐襲事件令風向在德國乃至全球迅速逆轉。在2015年10月6日從印度返回柏林的飛機上，逐漸感到民眾壓力的默克爾向隨行的德國記者解釋了她的初衷。

德國人也許希望能夠回到難民危機之前的舊時光，可惜覆水難收。

默克爾的態度很堅定，她說只要她還做總理，德國就不能成為一個蓄意將尚處於危機之中的難民趕走的國家。德國當然可以關閉邊境，然而大量難民站在鐵絲網前的畫面將非常難看。在德國的一檔電視節目上，默克爾談到難民問題時，防備之心有所放松，不再那麽拘於詞句，發言也比往常更有激情，德國人似乎看到了一個不同於往常的默克爾。

在難民問題上，默克爾幾次罕見地流露真情。因此遭受批評時，她表示，“如果我們現在要對面臨緊急情況時所展現的友善面孔而抱歉的話，那這就不是我的國家。”而當匈牙利總理歐爾班(Orbán)在一場歐盟峰會上揶揄默克爾“德國遲早要把鐵絲網架起來”時，默克爾轉向歐爾班說，“我在鐵絲網後已經住得久到不想讓那段噩夢重現。”

默克爾所指的，是她年輕時被柏林墻隔阻的那段時光。

與默克爾接近的人們都相信，除了政治訴求之外，默克爾在難民問題上的堅定立場有著更深的個人緣由：她的家庭和宗教背景。來自東德的默克爾，身上體現著客觀、節儉、保守的特質，同時她也是一名受過良好教育的教徒。一位接近默克爾的人士解釋，她從小被這樣教導：如果有陌生人在雨中站在你的門前，你讓他進來並給予幫助，而當你讓他們進來了，就不要沖他們扮鬼臉。

這樣的教誨在默克爾最近的話中還能找到一些影子：“人們從2000公里以外來投奔我們，而你接納了他們卻說，你在這就不能友好點兒嗎?”

關於默克爾記憶的柏林墻

難民政策的紕漏

阿爾特梅爾在接受《明鏡周刊》采訪時解釋道，從默克爾的角度來看，為了避免去年夏天出現人道主義災難，她“別無選擇”，只好打開邊界。

年近八旬的漢堡商人瓊戈對《第一財經日報》記者表示，難民並沒有影響他的生活，他也沒對難民抱怨。然而他質疑這種“別無選擇”的說法，亦不贊同開放政策的混亂執行方式，德國政府現在甚至連具體有多少難民進入自己國家都不清楚。

瓊戈的不滿也正代表了德國公民與默克爾之間的錯位。默克爾對她所在黨派乃至德國民眾不願跟隨她的腳步深表失望，而德國公眾從最初並不反感默克爾的開放政策，已經演變為無法接受該政策在控制難民湧入等諸多方面並沒有詳細部署。

德國駐華大使柯慕賢(Michael Clauss)告訴《第一財經日報》記者，默克爾及其政府的難民政策的確有失誤之處。去年德國接收了150萬難民，“這是始料未及的，之前很多人都沒有進行登記備案，德國方面也沒有做好準備。”

不僅是政府，德國公眾同樣因此而措手不及。在德國生活多年並在漢堡大學任職的郭晨波對《第一財經日報》記者表示，難民在漢堡的出現，對她的具體生活沒有過多影響，但是心里多少會有些忐忑。另外，漢堡人對突如其來的多元文化也更加小心翼翼，擇言不慎可能會被劃到極右翼派別里去。她表示，對於大多數知識分子而言，這等於會被社會邊緣化。

與此同時，郭晨波稱，漢堡各個區都有自己的民間組織，這些組織並沒有阻止建立難民營，而是倡導建立分散型的小型難民營，這樣更適合難民迅速融入當地社會。郭晨波表示，如此，難民的居住條件也會得到改善，同時減輕某些難民所在區里學校和幼兒園的負擔，並盡量降低形成類似巴黎或者比利時郊區的大型貧民區的可能。後者完全與當地主流社會形成分水嶺，這種邊緣化居民區內的居民對主流社會或者西方普世價值觀可能存在敵對情緒，容易由仇恨或者絕望而轉化為恐怖襲擊事件，這種邊緣化居民區的出現正是大多數漢堡人擔心的事情。

而另一方面，孩童時期就曾在二戰中見識到戰爭殘酷一面的馬塞爾對於來到德國的敘利亞難民中80%都是年輕男人的情況感到不解。

馬塞爾對記者說：“每天我去漢堡政府辦事都會看到年輕的男性難民排著長隊拿著各種文件等著領錢。我問他們，為什麽你們不留在敘利亞為了家庭而戰鬥呢?”

馬塞爾表示，“現在敘利亞男人跑到這來要錢，我對此感到非常生氣，他們不是難民。”

相比馬塞爾的抱怨，更大的擔憂則在於，登記備案的缺失令恐怖組織借“門戶開放政策”渾水摸魚地潛入德國。

令歐盟難堪的是，歐洲刑警組織今年還特地指出，這種擔憂是不存在的，因為僅有不到0.01%的恐怖嫌犯具有難民身份。而隨後的7月，德國在一周內接連發生了維爾茨堡火車砍人、慕尼黑槍殺案、安斯巴赫炸彈案等暴力事件，其中兩起事件均有難民參與。一位家住慕尼黑不願透露姓名的德國教授對《第一財經日報》記者頗為嘲諷地表示，“這個0.01%的數據是根據什麽算出來的，難道恐怖嫌犯會主動實名註冊他的難民身份麽?”

對難民議題的反思還令歷史沈渣再次泛出水面：難民遣返一直是西方政治的棘手議題，以往誰都不希望被媒體拍到把可憐巴巴的難民塞上飛機遣返的畫面。

瓊戈頗為氣憤地指出，滯留在德國的55萬難民數量還是被推測出的，難道一個國家不應當確切知道滯留難民的數量嗎?

德國移民難民局在回答德國議會中左翼黨黨團的質詢時稱，目前難民申請被拒簽後依然生活在德國的難民將近53萬，其中有3/4在德國已經生活了超過六年，其中最多的是來自於土耳其(77600)，隨後是來自科索沃(68549)以及塞爾維亞(50817)。目前包括基社盟(CSU)的高級別政客在內的政界人士都指出要盡快修改德國遣返法律，而德國警察界則指出有些人權組織在系統性地妨礙難民遣返。

德國的一處難民安置點

“可怕”的德國選擇黨

在比較政治學上有一個較為成熟的理論，即當西歐的一些大黨在激烈的公共爭論中引入保守觀點卻又從該立場後退時，右翼民粹主義政黨則盡收漁人之利，頗有“螳螂捕蟬，黃雀在後”的意味。

具體而言，當CSU呼籲關閉邊界卻一直無法令默克爾政府滿足其要求後，極右翼便有了可乘之機，這也是德國選擇黨在2015年6月至2016年9月間民調支持率從4%上升到12%的重要原因。

德國馬歇爾基金會最近的一份報告《德國政治中心比看起來要穩健》也贊同這種觀點。報告提出，如果CDU早就同意CSU此前對於邊境控制的要求，那麽保守派選民就會持續支持CSU/CDU聯盟，而不會被德國選擇黨分票。

然而在實施中，默克爾持續抵制來自於CSU的要求。上述報告指出，大黨還在為如何應對難民而爭論不休時，德國選擇黨使用了他們反對建制的一貫言論，並使用了保守派對於法律的要求來反對CSU/CDU和社民黨(SPD)，提出了一個清晰的保守政策，以及如何快速降低難民數量的具體方法。

此前就有專家提出，在五次地方選舉中可以明顯看到的是，德國選擇黨不僅僅從CDU和SPD兩大政黨手中搶奪票源，德國選擇黨基本上可以從所有的既有黨派中分票。

上述報告也證實了這種看法，並以德國選擇黨從德國自由民主黨(FDP)的手中分票作為案例。作為左翼黨派，FDP通常吸引更加介意經濟話題的自由派選民。而將自己定義為經濟上的自由派、政治上是保守派的德國選擇黨，成功從FDP手中分到了不少富裕卻又保守的選民的選票。

然而，乘虛而入的德國選擇黨真的如此可怕麽?

正如上文指出，德國選擇黨的興起與否，很大程度上依賴於其他黨派的走向。譬如在科隆性侵案出現後，CSU/CDU和SPD在加強融入法等方面迅速達成共識，因而雖然科隆性侵案影響惡劣，德國選擇黨在選票方面並沒有太多獲利。

除了德國選擇黨本身黨內混亂導致不少德國選民離去之外，德國選擇黨的弱點還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缺乏穩定的媒體背書，缺乏穩定的黨派結構，同時缺乏黨內領導人之間的協同。

瓊戈對《第一財經日報》記者指出，在柏林的地方選舉中，德國的左翼黨也同樣獲勝，如果說左翼黨的訴求對於德國知識分子來說還能夠理解的話，德國選擇黨的訴求就顯得非常“可怕”了。

不過，幸運的是，與西歐成熟的極右翼政黨法國國家陣線黨(FN)等相比，德國選擇黨目前尚缺乏議程設置能力，至少現在還是如此。柯慕賢也對記者指出，德國以往就出現過類似的黨派，但現在已然難覓其蹤。

在設立之初，德國選擇黨原本是為了反對歐元，後來歐元問題得到妥善解決之後，其地位就開始下降。難民潮問題出現之後，該黨人氣又有所回升。柯慕賢表示，“所以也不好說難民問題結束之後，這個黨還是否存在。”

確實，在德國選擇黨之前，德國的右翼民粹黨派從未如此接近德國的政治權力中心。在20世紀90年代同樣反移民的右翼民粹政黨德國共和黨(Die Republikaner)在移民潮下降後迅速銷聲匿跡，該黨一度在1992年民調中獲得10%支持率，但在1994年迅速下降至2%。

柯慕賢還指出：“隨著難民問題逐漸得到解決、危機得到平息，整體的政治情況也會平靜下來。”

默克爾比你想的強大

柯慕賢表示，德國已經對難民政策進行調整，難民數量已下降，7月份數據顯示，德國接收的難民數量為1500人，降到了難民危機之前的水平。

“我們的任務是快速處理避難申請程序，確定誰能留下來、誰需要遣返。另外一個任務就是幫助難民融入德國社會，幫他們找工作。”他強調，德國政府已經加大了警力投入，對到達德國尋求避難的難民進行身份核查，只接收那些真正由於國家戰亂而安全受到威脅的難民。

各種民調顯示，由於移民進入德國的數字已經下降，德國人的憂慮轉移到“難民融入”上。然而融入之路談何容易?而更重要的難題是：幾乎每天都能在德國媒體上看到的涉及難民的案件，將在多大程度上阻擋默克爾的連任之路?

德國馬歇爾基金會在其報告中指出，只要德國目前現有政黨可以在包括歐盟、移民和融入問題上達成較為保守的共識，德國選擇黨的支持率就一定會下降，因而德國的政治中心要比看起來穩定得多。

專家們也傾向於認為，默克爾在柏林地方選舉後的講話中悄悄改變了同民眾溝通的方式，這是一個松動的跡象。默克爾表示：“如果時間可以倒流，我情願回到許多年前，能讓德國更好地為應對2015年的情況作準備。”

然而與不少記者交談過的德國人一樣，郭晨波也並不認為默克爾的這句話是在道歉。“默克爾這里指的更可能是，多年前簽訂《都柏林協定》時很多事情就應該說清、理順，並非在為自己的難民政策道歉。”這點在9月的維也納峰會上即可以看到，默克爾的政策並沒有變化。

《都柏林協定》在1997年生效，2003年有了《都柏林第二公約》，這些都在默克爾當選總理之前由當時德國“紅綠聯盟”參與推進的，而默克爾上臺則是在2005年11月。

不過，從另外一個角度而言，無論默克爾道歉與否，在她的此番講話之後，所有的德國媒體和德國問題專家都斷定默克爾將要尋求她的第四任期。

“在總理人選這件事情上，可以說德國人沒有其他‘選擇’。”在談論德國選擇黨對德國政壇的沖擊時，瓊戈還跟記者玩起了文字遊戲。

今年CDU與CSU黨內人士所組織的一系列針對默克爾的“反叛”行為均以失敗告終。聯盟中也幾乎沒有可以取代默克爾的人選，德高望重的德國財長朔伊布勒勉強算得上一位，然而74歲的他年事已高。而SPD的候選人加布里爾的支持率與默克爾相比，遠不能望其項背。

默克爾仍然拒絕回答是否要參加2017年的選舉，而上一次謀求連任時她足足提前了2年就將想法公之於眾。現實問題在於，默克爾尚不確定是否能夠在兩個重要時間節點前得到來自CSU的支持。

按照時間點計算，默克爾最有可能宣布其參選計劃的時機就在12月份CDU黨內大會或者是2017年年初的CSU大會上，而目前，默克爾連CSU大會的邀請信也還沒得到。

CSU負責人澤霍費爾(Horst Seehofer)在難民危機中將同默克爾的分歧公開化。此外，澤霍費爾一直堅持要求默克爾在難民接收人數上設置一年20萬人的上限，這也是換得其對默克爾連任背書的最重要條件。

唯一可以確定的是，湧入德國的大致相當於其總人口1.8%的150萬難民，終將對德國社會造成深遠影響，難民所帶來的政治波動將長久與社會共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