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僵持兩年多的奇美電兩大股東爭執大戲,終於在許文龍家族全面退出奇美電董事會後,畫下句點。宣布退出後的第三天,許文龍在自家宅邸拉琴、宴客,透露出他的好心情。他很清楚,無法再為奇美電打拚,只能選擇放手。 撰文‧賴筱凡 五月十八日,就在奇美集團創辦人許文龍捐贈博物館的那個下午,一場小型演奏會緊接著在許文龍家上演。琴聲如訴,緩緩自小提琴弦上滑出,就好像許文龍這天的好心情一般,在他心裡,企業是一時的,唯有博物館與醫院之於社會的貢獻,才能長存。 這是奇美實業宣布全面退出奇美電董事會後的第三天,許文龍表現平靜,「最困難的時候,已經過了。」貼近許文龍身邊的人士透露,奇美電與群創合併走一遭,經 歷整合問題、美國反壟斷訴訟案,乃至於龐大的債務問題,五月十五日奇美實業全面退出奇美電董事會後,許文龍心中的大石終於放下。 據了解,許家不得不壯士斷腕,從去年奇美實業年報可窺一二。過去石化業有「北台塑、南奇美」兩強,奇美實業更是公認的幸福企業,但去年在龐大轉投資的業外 損失拖累下,竟繳出五十年來最大虧損成績單,在本業獲利僅七十一.九七億元,不若前三年的逾百億元水準,認列投資損失達一一九億元,最後每股稅後虧損達 二.二一元,原來奇美電大虧六四七億元的那把火,已經燒到奇美實業。 幸福企業五十年首見虧損 二○一一年,面板業的景氣蕭條,等不到面板報價回穩,奇美電大虧六四七億元,時任奇美電董事長的廖錦祥,為了奇美電銀行聯貸,擔心到耳中風,「他們都很清 楚,聯貸案這關不過,奇美實業也會被拖下水,光看他們手上奇美電股票幾乎都質押,就曉得壓力有多大。」知情人士透露,即使奇美電與群創合併,但給許文龍家 族的壓力未減。 眼看奇美電虧損累累,奇美實業只好進行內部大瘦身,「只要資源重疊的部分就整合,cost down再cost down。」奇美實業的員工私下抱怨,「虧錢的明明是(奇美)電子,卻連(奇美)實業也要一起苦。」對於奇美實業五十餘年的幸福企業員工來說,「打從○八 年金融海嘯,奇美電大虧開始,奇美實業就不再幸福。」確實,過去一年來,奇美實業的營運費用大幅削減,以前一年營業費用得支出一四八億元,去年縮減到八十 六億元。「(奇美實業總經理)趙令瑜上台後,整頓得很厲害,但一切還在常軌。」貼近許家身邊的人士不諱言,趙令瑜節省支出不遺餘力。 一頭灰白頭髮,面對記者追問,趙令瑜總是秉持著低調原則,一貫的笑容、快步離開,但奇美實業上下都知道,這位從基層做起的總經理,採購人員在他眼皮底下,很難搞鬼。 如果年輕三十歲 就跟它拚不過,奇美電的虧損壓力越來越大,即使奇美實業的塑化本業撐住,卻挺不住轉投資的虧損一再擴大。 甚至,奇美電兩大股東之間的矛盾,還倒打奇美實業一巴掌。 奇美電內部人士透露,在群創班底進入奇美電之後,奇美電董事長段行建把採購、財務等大權一手攬,過去奇美實業提供奇美電需要的塑化原料,可是,去年奇美實業送去的報價,居然被打回票。 這看在老奇美人眼裡,幾乎是大忌,「或許兩家公司的關係不若以往,但面對奇美電這種態度,奇美實業能忍嗎?」對此,奇美電發言人陳彥松回應,任何採購案都有其程序,奇美電不會因供應商不同而有差異,實在無需擴大解釋。 隨著外界不斷用放大鏡檢視奇美電兩大股東的關係,許文龍家族與鴻海之間的裂痕更大。就在奇美電董事會召開前兩周,許文龍家族的代表直接向段行建開口,決定全面退出奇美電董事會。段行建馬上表達挽留之意,卻已留不住許家要退出奇美電的決心。 「我很清楚,如果今天年輕個三十歲,還可能跟它(面板)拚,但我已經八十四歲,能做的有限。」許文龍曾私下和身邊的人如此透露。 最終,奇美實業不得不放手,「或許(許文龍家族)退出,對奇美電好、對奇美實業也好,許董、廖董都比以往寬心得多,所以還能釣魚、拉琴,心情也不像去年跟著銀行聯貸起伏。」知情人士說。 面對外界猜測是否要將股權轉手中資,或讓奇美電引入其他策略聯盟對象,許家人揮了揮手,「許董的立場很清楚,他是重然諾的人,答應銀行團的(對奇美電)增 資都會繼續做,其他的就留給段總安排。」許文龍八十四歲的人生,從石化業起家,拓展到電子產業,要投入面板業時,他曾問當時奇美實業總經理何昭陽一句: 「賠了,會不會影響到奇美實業?」何昭陽很明確地回答,「不會。」然而,時光移轉,面板景氣不再如他們當年所想,奇美電的百億虧損終究還是燒到奇美實業門 口,為奇美電、也為了奇美實業好,許文龍的面板大業最終還是一場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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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起訴書,李旭利老鼠倉涉案金額超5000萬,獲利超1000萬,刷新公募基金歷史上最大的老鼠倉紀錄。
「被告人李旭利曾經是基金管理行業中的明星、傳奇。除去2009年4月的行為,調查發現其違規交易行為貫穿其職業始末。此次是李旭利為其人生做了最壞的資源配置。」公訴人一連串的惋惜語氣針對的是昔日金融行業的著名基金經理李旭利。
2012年6月12日,被稱為「史上最大老鼠倉案」——李旭利內幕交易案首度開庭審理。一早在上海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門口,場面頗為壯觀,多位來自新聞媒體、金融機構的從業人員要求入庭旁聽,有限的旁聽證很快發完,一些人仍怏怏不願離去。
由於引起了社會各界的關注,此案曾三次延期判決,而現場因為申請旁聽的人數眾多,一中院還特意開放了可容納數百人的大會議室以供旁聽。
涉案的李旭利少年成名,是當年和「王亞偉」齊名的明星基金經理,業內人士評價:「北有王亞偉,南有李旭利。」他26歲成為基金經理,30歲當上投資 總監,36歲時直接管理的基金規模超過百億,影響的基金規模則達到千億——這個金額跟有些中西部省份全省一年的財政收入差不多,單從資本權力來看,李旭利 堪比幾個省長。
2009年5月,李旭利轉投私募基金,他領軍的新重陽投資首隻產品就大賣11.5億,刷新了陽光私募產品首發的最大募集金額。而此前,陽光私募單只產品規模多在1億元以下,新重陽的管理規模甚至超過了百億,就管理規模而言,業界評論李旭利將私募做成了公募,足見其號召力。
正當李旭利憧憬著在新重陽的平台上實現人生理想時,2011年8月13日,在北京,他以涉嫌非公開信息交易罪被上海公安局刑事拘留,8月26日,被執行逮捕。
被捕10個月後,再次回到公眾視野的李旭利似乎變化不大,他身著休閒條紋T恤出庭,聲音低沉,神情輕鬆。庭審中,他曾數次向觀眾席回望,娃娃臉上似乎閃過一絲笑意。
在此後共計4小時的庭審中,自舉證階段起,法庭上就充溢著濃重火藥味,這番唇槍舌劍一直到法庭辯論結束還顯得意猶未盡。
老鼠倉獲利1071萬
在12日的開庭中,公訴人宣讀了起訴書,根據起訴書,李旭利所涉的非公開信息交易罪主要發生在他執掌交銀施羅德基金公司期間。
公訴人稱,2009年4月7日,在交銀施羅德公司旗下藍籌基金、交銀施羅德成長股票證券投資基金進行股票買賣的信息尚未披露前,作為投資總監,李旭 利指令時任五礦證券深圳華富路證券營業部總經理李智君,在李旭利控制的「岳彭建」、「童國強」賬戶內,先於或同期與李旭利掌管的藍籌基金、成長基金買入相 同的「工商銀行」、「建設銀行」股票,股票交易累計成交金額達5226萬元,同年6月,李旭利直接將上述股票拋出,交易累計獲利899萬餘元,並分得紅利 172萬餘元。
公訴人稱李旭利利用職務便利獲得該基金公司尚未公開的信息後,一共違法獲利1071.6萬元,利用未公開信息交易罪追究其刑事責任。
所謂的利用未公開信息交易罪就是通常而言的「老鼠倉」,是指基金經理在使用公有資金買入、拉升某隻股票之前,先用個人(機構負責人、操盤手及其親 屬、關係戶等)的資金在低位「建倉」(即買入該股票),或者明示、暗示他人建倉,待公有資金將股價拉升到高位後,個人倉位率先賣出獲利,而公有資金則可能 被套牢或者損失應得利益。
然而,根據刑法規定,利用未公開信息交易罪的構成要件極為複雜,司法機關必須證明犯罪嫌疑人同時符合以下條件,才能構成利用未公開信息交易罪: (1)實施的老鼠倉交易行為系「違反規定」;該交易利用了「內幕信息以外的其他未公開信息」;(2)未公開信息的獲取是基於「職務便利」;(3)交易行為 必須與未公開信息「相關」等。
在證券期貨犯罪的司法實踐中,上述構成犯罪的核心要素都是很難證明的,並且,由於現階段司法解釋沒有明確「違反規定」、「未公開信息」等犯罪構成要件的操作標準,司法機關根據利用未公開信息交易罪起訴或者審判基金「老鼠倉」犯罪,在實踐中勢必引起極大爭議。
因此,在李旭利的庭審中,控辯雙方的交鋒也主要集中於此。
李旭利是活雷鋒?
是否利用非公開信息,成為控辯雙方交鋒的首要焦點。
檢方認為當時李旭利作為投資總監,利用職務便利,引導下屬基金公司經理買入「工商銀行」、「建設銀行」,滿足非公開信息的未公開性和價格敏感性兩個特徵,構成利用非公開信息行為。
李旭利的律師金城同達律師事務所朱有彬律師則認為,沒有證據能證明李旭利「利用」未公開信息。針對「利用」兩字,該律師表示,利用的意思是以獲取利益為目的;除了李旭利的口供沒有其他證據證明。
根據刑事訴訟法第46條,大意是在沒有直接證據證明的情況下,僅以被告人口供不足以證明。而作為唯一證據的口供也有漏洞。
朱有彬律師同時給出了在情理上不可能的理由:若是李旭利真有心牟利,就不會買獲利排位比較低的大盤股,根據同期交銀施羅德基金的持倉情況,在獲利排名中,工行排第八,建行排名第十。可以買獲利更高的股票。因而他考慮得更多的是資金的安全,並不是利用非公開信息牟利。
「李旭利簡直是個活雷鋒。」這位律師說。因為他的賬戶購買股票的時間是2009年4月7日之後,但李旭利名下的基金是在3月底和4月初買入工行建 行,基金的拋售時間是在4月21日,而李旭利直到5月底離開交銀施羅德基金之後才拋售這兩隻股票,這個交易行為對股票有正面意義,未損害公有資金利益。
爭鋒的焦點之二,在於李旭利是否實施了老鼠倉的交易行為。由於檢方未找到李旭利直接操作賬戶的證據,論證的關鍵在於李旭利是否指令了李智君進行交易。
檢方提出,李旭利、李旭利妻子袁雪梅、李智君都承認李旭利曾和李智君通電話,且時間正好在買入股票前後。2009年4月7日,時任交銀施羅德投資總 監的李旭利,接到五礦證券深圳華富路證券營業部總經理李智君電話,在電話中李旭利指令買入工商銀行、建設銀行股票,成交額5226.38萬元,獲利 899.92萬元,並分得紅利172.33萬元。
但被告律師指出,李妻、李智君的口供都說是記不清楚,特別是李智君的口供,通話時間點無法確認,無法證明對方令其買入。他的口供說,記不清電話說什 麼了,只說了是拋出,所以不排除是李智君為了打交易量自作主張購買股票。而且李智君口供中說的是拋出,與指控其買入的行為大相逕庭。
被告律師還指出,李旭利當時只是建議,並非主觀故意,該營業部是否買了以及買了多少他並不知道,並且檢方沒有提出李旭利下指令的證據,無法以此量刑。
「瞧不上旗下基金經理的水平」
非法獲利如何計算,股票分紅是否算獲利,也成為本次庭審控辯雙方爭論的第三個焦點。
檢方稱,只要利用非公開信息交易,不論是否賣出,所涉資金都應為涉案金額,紅利亦應包含在內。
辯方律師稱,計算非法獲利金額,應從李旭利2009年5月27日從交銀離職算起,而當日的股票價格遠低於賣出價格,工商銀行的172萬元分紅不應計入獲利金額。
除上述三點,辯方律師還就問詢筆錄的可信度及案發後是否曾逃匿做出辯護。
而根據李旭利的最後陳述,他否認了之前媒體所稱的逃逸,「兩年前知道被調查時,正和家人在美國度假。並沒有逃走,而是回國配合調查。」
李旭利也為自己沒有投案自首做了辯解:「一直想投案,但不知道後來由證監會轉由經偵調查,一直在等證監會的消息,失去了投案自首的機會。」
李旭利表示,在此期間自己一直積極還原事情真相,並坦承:「自己不是無辜的,但並沒有主觀惡意。否則有太多的機會可以買更賺錢的股票,而不是工行和 建行。同期盤子較小的煤炭股和地產股漲幅遠超銀行股。讓基金賣出工行的決定也是自己做出的。」李旭利的辯護律師也稱,李的賣出行為不在基金之前,並非典型 的老鼠倉行為。
「我並不關心基金是否買入,坦率地說,自己不太看得上旗下基金經理的投資水平。」李旭利在最後陳詞中依然一顯自己當年作為明星基金經理的傲氣。
因為烏木歸屬爭議,7月8日,四川彭州市通濟鎮麻柳村村民吳高亮稱已準備好起訴鎮政府,包括通過行政訴訟,起訴強制性挖掘烏木「濫用職權」「行政違法」,此外還將就烏木的歸屬權提起民事訴訟。
2012年春節前後,吳高亮在家門口的河道邊發現了價值連城的烏木,在挖掘過程中被通濟鎮政府以「烏木歸國家所有」為由喊停,七根烏木最終被政府組織挖 走。據《成都商報》報導,通濟鎮政府挖掘並運送至通濟鎮的客運站內安置。在四個多月後,彭州國資辦於7月4日下午召集文管、林業、司法、水務、國土等部 門,對吳高亮作出正式答覆:烏木歸國家所有,給予發現者7萬元獎勵。彭州市財政局分管國資辦的副局長陳彬表示,烏木為所有人不明的埋藏物,政府的處理依據 是《民法通則》關於所有人不明的埋藏物、隱藏物的規定。
但吳高亮表示,此批烏木經確認為市場上最為昂貴的金絲楠木,曾有人願意出1200萬元購買,7萬元的獎勵明顯過低。此外,他認為烏木並不屬於「人為」的埋藏物,不應適用《民法通則》的該條規定,法律並未對烏木所有權進行規定,自己應當可以先佔取得其所有權。
學界對於烏木歸屬,也有兩種代表性的觀點。社科院法學所梁慧星認為,「埋藏」屬於人為行為,而烏木並不是人為埋藏物。他認為烏木可類推為天然孳息,根據《物權法》的規定,天然孳息由所有權人取得,因此烏木也應由國家取得。
中國政法大學的柳經緯則認為,烏木不為埋藏物,同時也並非天然孳息,對其所有權歸屬在中國法律並無規定。《物權法》中對屬於國家所有的事物產權 做了列舉式規定,對這種列舉式規定應做限定解釋,即只有符合法律列舉情況時,才屬於國家所有。因此,應適用民法原理「先佔原則」,歸發現者所有。
實際上,關於自然資源的所有權問題,早在此前黑龍江氣候資源立法中,就已引起爭議。黑龍江省人大常委會於6月14日審議通過《黑龍江省氣候資源探測和保護條例》宣稱「氣候資源為國家所有」,並規定氣象資源探測需經行政許可。
中國政法大學朱慶育認為氣候資源作為無體物,只有在經過「特定化」之後才可談所有權問題。因此「氣候資源國家所有」的說法不符合民法原理。在該 項宣稱背後隱藏的真實意圖實際上是為對氣象探測進行行政管制提供法律上的依據。上海交大凱原法學院朱芒認為,是否設置許可的前提是公共性論證,實際與所有 權無關,用已經過時的絕對所有權理論來解釋國家所有權,繼而以此為許可設置提供法律依據,與法理相悖。
Fairfax是澳大利亞最大的媒體集團。一天下午,我見到了Fairfax媒體獨立委員會的成員邁克爾·肖爾特(Michael Short)。他介紹了Fairfax媒體獨立委員會的構成和工作情況。這個委員會有12名-15名成員,是一個記者的代表組織,成員全部來自公司內部的記者,成員屬於自願加入,記者離開公司後也不得再擔任。
獨立委員會產生是在上世紀80年代。當時Fairfax媒體還屬於John Fairfax家族控制。由於經營不善,公司被加拿大投資者買下來。由於各界擔憂投資者會影響Fairfax的內容獨立性,公司董事會與代表記者的獨立委員要簽署一份「編輯獨立憲章」,以保證不得對編輯記者的獨立性進行干預。
這一傳統延續至今。肖爾特表示,從商業角度出發,保持媒體獨立性其實也是保護股東價值,這是對股東正確的事。
眼下,澳大利亞首富、世界女首富吉娜·萊因哈特(Gina Rinehart)對Fairfax提出的要求,就是要毀掉Fairfax的這一編輯獨立性傳統。
Fairfax旗下《時代報》資深商業專欄作家、出版過吉娜傳記的Adele Ferguson認為,吉娜就是要通過控制Fairfax獲得媒體影響力,從而影響堪培拉,影響澳大利亞的政治。
從一個外部人的角度來看,Fairfax像一隻堅強的綿羊,雖然沒有力量卻令人尊敬;吉娜依靠著巨額的財富,正威脅著Fairfax的存亡。這是一幕顯得有些悲劇的場景:《時代報》主編保羅·拉馬吉(Paul Ramadge)前不久宣佈辭職,在報社內部發表告別演說時,令一些同事潸然淚下。
在礦業經濟過度膨脹的情況下,這件事或許可以視為對澳大利亞造成的潛在負面影響之一。這幾年澳大利亞礦業經濟過熱,造成勞動力緊張,影響了其他行業的發展。澳大利亞會不會遭遇類似中東石油國家面臨的「資源的詛咒」?這成為一些人的擔憂。
如果只是經濟影響,政府尚可以用財稅政策等手段來調節。吉娜對Fairfax的威脅,政府卻只能袖手旁觀,無法對Fairfax實施幫助。如果任由Fairfax被控制,失去其編輯獨立的傳統,變成只為一個礦業大亨服務,對澳大利亞社會來說,會不會是更大的損失?
有道云筆記2.0版本發佈前的某天凌晨,正在加班的蔣煒航收到老闆丁磊發來的微博私信。「丁磊又在潛水」,蔣煒航對此一點也不覺得稀奇;在他加入網易有道的兩年時間內,「丁老闆」半夜裡通過微博和短信發來產品意見,已是家常便飯。
對蔣煒航來說,丁磊承擔的角色不能用「大老闆」來概括;他更願意把這位建交多年的「網友」看作「資深的指導者」。
作為有道云筆記的初創者和負責人,蔣煒航從事的工作可以被納入「企業內部創業」的範疇。8月1日,有道云筆記推出新平台版本的第二天,蔣煒航向本報記者談及內部創業過程中的經驗。
如蔣煒航所說,他並未創立任何一家獨立的企業,但在歸國前,他加入了博士生導師周圓圓女士建於硅谷的創業公司Pattern Insight。這是一家利用系統和數據挖掘的方式做大規模代碼分析的公司,蔣煒航是早期工程師之一,擁有一定比例的期權。
2008 年,蔣煒航隨Pattern Insight一道,在硅谷經歷了十年內最低谷的時光。即便周女士及其導師、美國工程院院士李凱教授在業界擁有較為豐富的資源,創業仍舊舉步維艱,所幸 2009年時狀態有所回暖。兩年中,工程師出身的蔣煒航,需要走出編寫代碼的小隔間,以創業者的姿態,去承擔從銷售到客戶服務的一連串繁瑣任務。
這段經歷讓蔣煒航親身體會到,運作一家公司絕不僅是想像中的「令人興奮」。而在硅谷的其它經驗對蔣煒航日後選擇內部創業的影響更加深遠。
選平台:找到能匯聚「最聰明的大腦」的地方
在他看來,硅谷首先意味著最聰明大腦的匯聚。「一流員工(A-Player)只願意同一流員工一道共事」。就像Facebook CEO扎克伯格所說,一名優秀的工程師能夠抵得上100個普通工程師;Facebook完成的多次收購,常常是為了挖掘這些公司的技術天才。
但一流人才既難以挖掘,亦遠非朝夕可以練就。「硅谷講究積累,需要資深的經驗」,蔣煒航的「鄰居」中,不乏先後在六七家創業公司中獨當一面的首席工程師,「哪怕是創業者,也有不少50歲左右、經歷多次創業的資深人士」。
相比硅谷,國內互聯網行業的積累顯得短促而單薄。「僅有十年發展,一些三十多歲的人已經能算上業內的『老鳥』。」同時,招不到一流人才是很多公司初創期面臨的一大困境。
蔣煒航選擇有道,很大程度上,正是因為網易擁有較大的平台,相比國內其它創業公司,能夠吸引到更多一流人才,提供培訓和足夠的試錯空間,彌補經驗上的短板。
而實際上,成為丁磊的麾下干將之前,蔣煒航已經與之保持了八、九年的交情。2000年左右,國內互聯網界早期「三劍客」之一的丁磊,在某次極客圈的交流中發現了蔣煒航;當年,蔣從浙江大學本科畢業,到美國俄亥俄州立大學攻讀計算機碩士。
網 路另一端的丁磊充當了「資深指導人」的角色,這一角色在硅谷備受推崇。蔣煒航向記者舉了一個例子:進階博士時,他面臨分岔路口,在儲存和高性能計算兩個方 向中,最終選擇了前者。這與丁磊的長期交流和影響不無關係:眾所周知,丁磊出道時的「成名作」正是網易郵箱——中國第一個雙語電子郵件系統。
內部創業:
利用資源並避免惰性
在有關獨立創業還是內部創業的論辯當中,一個流行的觀點是,內部創業會背靠資源,因此缺乏置於死地而後生的魄力。蔣煒航對此提出了異議。
「很多時候,反而是創業公司沒錢發工資,而使得軍心動搖」,蔣煒航相信資源本身帶來的安全感和重要性。「很多創業公司都經歷過沒有資源的時候,比如我們在08、09年的經濟低谷期,很多好的想法,只要多些資源,再堅持一下就能做出來」。
對 云計算行業來說,資源不僅僅是資本。「有道云筆記的開發需要大數據的積累為基礎」,蔣煒航說,由於國內缺乏成熟的「公有云」,無法像美國公司那樣充分享受 資源。但在網易內部,網易郵箱、有道詞典和搜索的運營,讓有道云筆記這個內部創業項目具備先發優勢,「贏在起跑線上」。
至於來自平台的資 源可能產生的惰性,蔣煒航的治理招數是,採用更為合理的管理機制,使評價指標與產品本身直接關聯,而與資源的多少脫鉤。其中一招是將NPS(Net Promoter Score,淨推薦值)等項目列入關鍵的績效指標。「從客戶需求和體驗出發,他們有多喜歡你的產品,我們在每個客戶端上都會跟蹤這個數字。你有再多的渠道 也沒法把數字推高。」
另一個重要招數則是「迭代式開發」,蔣煒航將其形容為「小步快跑」:把大的願景分解成可控的目標,隨時看到市場的反 饋,調整步伐。對於每個工程師來說,「你會明確每個人在某段時間裡的責任是什麼,去量化他的貢獻」,蔣煒航說,即便沒有「置之死地」,他也會按照創業公司 的精神,對工作到半夜樂此不疲。
「團隊的協調比寫代碼更令人著急」
寫代碼對七歲就開始接觸計算機編程的蔣煒航而言,已經不是眼前帶來最大壓力的工作。
「我 把自己放在一個創業公司團隊總管的角色上,這時候最讓我著急的是如何組織團隊」,蔣煒航對記者說道,把握團隊建設的風格,降低團隊成員之間的溝通成本,需 要耗費他很大的心力。當有道云筆記團隊從最初的個位數發展到現在的數十人後,「連安排座位都需要花很多時間,以便讓需要相互交流的人坐得更近」,蔣煒航認 為,團隊之間的交流非常重要,「而不只是跟我的交流」。
而對於同CEO丁磊之間的溝通效果,蔣煒航說,「除了優先級的考慮外,還沒有遇到過任何實質衝突」。在網易有道扁平化的管理體系中,運營僅兩年的有道云筆記暫時沒有顯現出太多因組織機構龐大而帶來的病症。
「不管是丁磊還是有道的負責人周峰,都將絕大部分執行的權力下放給了我們的團隊,而我們會很透明地通報進度」。同時,管理和技術職業路徑的雙軌制,讓資深的工程師們可以繼續在技術崗位上實現具體的想法,而免受管理人員的限制。
「人盡其能」,蔣煒航說,不是每個人都能在自主創業的過程中發揮最大的價值,「有的人就是能在大公司裡為人們創造出更有益處的東西,關鍵在於是否身處合適的位置」。
產權益連環轉讓和購買理財產品連遭虧損,創興資源這家上市公司近來備受市場關注。
今年8月以來,創興資源股價如同坐上了「過山車」:8月8日,公司公佈中報業績,淨利潤同比暴增1323.63%,承接前幾個交易日的漲勢,該股當 日漲停,次日繼續漲逾6%。8月11日,公司又公佈一項礦購關聯收購公告,其股價13日以漲停報收。8月1日至13日該股八連陽累計暴漲47.29%。不 過,隨著8月14日公司公佈旗下參股子公司理財遭遇虧損的消息,該股股價出現連續下挫走勢,截至8月22日累計最大跌幅近20%。昨日,該股收報 14.12元,上漲3.82%。
涉礦令創興資源成為今年A股市場的「大牛股」之一,不僅股價創下歷史新高,年初至今的累計漲幅也接近翻番。
然而,股價大漲背後,該公司與實際控制人之間關於礦產權益的一系列眼花?亂的「倒騰」也引發各方的爭議。
槓桿理財引發連續虧損
事情先從最近創興資源子公司理財虧損的公告說起。
8月15日,創興資源公告稱,公司參股34.7%的子公司上海振龍房地產開發有限公司(下稱「上海振龍」)購買的兩款產品——華龍結構化證券投資資金信託計劃2期、3期已經清算,對上海振龍2012年度損益影響數分別為-1604萬元和-186萬元。
2010年7月,上海振龍斥資1.65億元,成為華寶信託發行的上述兩款產品的一般受益人。
業內人士向《第一財經日報》記者解釋稱,這種結構化信託產品,類似於為炒股票的企業或個人配資,其槓桿一般在1:1至1:3之間,一般受益人即為證 券操盤人,操盤人出資1倍,信託公司則通過售賣信託產品為一般受益人配資1倍至3倍。信託產品的購買者則成為優先級受益人。優先級受益人保證受償為本金加 5%~7%左右利息。到期結算時,一般受益人對優先級受益人的本金和利息負責,如若出現虧損,則先由一般受益人以本金為限承擔虧損;超額收益由一般受益人 享有。
華寶信託網站上對這款千足金結構化信託產品的介紹稱,一般受益人負責下達投資指令,受託人提供遠程交易平台;一般受益人在承擔一定的投資風險的同時享受遠超市場的收益。華寶信託一位信託經理告訴本報記者,由於A股市場不景氣,虧損較多,目前已經不再發行這類信託產品。
上海振龍對風險的高度偏好,勢必通過股權關係傳導至上市公司。這兩款產品,在2011年,已經令創興資源減少利潤2700餘萬元。事實上,上海振龍 還購買過千金足1期計劃信託產品,只是1期產品已延期尚未結算,1期產品因賬面公允價值減少,令創興資源利潤減損1300餘萬元。
實際上,結果證明,購買這三項理財產品以來的虧損,已經佔到上市公司母公司利潤額的近一半。
300萬兩個月賺75倍的秘密
除上述購買理財產品將減損上市公司的利潤額之外,上海振龍賤賣資產,可能也將減損上市公司今年的利潤額。不過,上海振龍的最終控制人,暨上市公司創興資源的最終控制人,顯然是不會做賠本買賣的,所涉關聯交易或另有深意。
事情回到公司收購相關礦產權益上來。
創興資源收購標的礦產權益的公告略顯曖昧:該公告末尾提到,本次收購事項的一項後續安排,即出售方桑日創華投資有限公司(下稱「桑日創華」)承諾, 還會擇機將其持有的崇左稀土(全稱:廣西有色金屬集團崇左稀土開發有限公司)股權全數注入創興資源,直至創興資源擁有崇左稀土40%股權(另60%股權現 由中鋁廣西有色稀土開發有限公司持有)。
今年1月5日,上海振龍從桑日創華處收購後者3個月前火線成立的桑日縣金冠礦業有限公司(下稱「桑日金冠」)70%的股權,收購價格為19600萬元。而資料顯示,桑日創華比桑日金冠成立的時間還要晚1個月。
這70%的股權,上海振龍僅持有了5個月,就轉手給了上市公司。2012年5月12日,創興資源公告稱,公司將從上海振龍手中收購桑日金冠這70%的股權,收購價格為10400萬元。
上海振龍的上家——桑日創華持有桑日金冠更是不到1個月。而上家的上家,持有也不到2個月。
記者梳理其「左手倒右手」的過程發現:2011年10月21日,作為桑日金冠發起人的上海吉睿投資控制有限公司(下稱「上海吉睿」)和自然人周國 強,各出資210萬元和90萬元,各佔70%和30%股權比例成立桑日金冠;不到2個月後,2011年12月,兩名創始股東將其100%股權賣給桑日創 華,作價23034萬元,溢價高達75.78倍;1個月後,上海振龍以19600萬元向桑日創華收購桑日金冠70%股權;再5個月後,創興資源再以 10400萬元的價格收購這70%的股權。
創興資源公告承認,上海吉睿、周國強是公司實際控制人的一致行動人。桑日創華又是公司最終控制人陳冠全100%間接控制的子公司。由此,桑日創華也是實際控制人的一致行動人。
也就是說,一致行動人上海吉睿、周國強300萬元設立的公司,經過半年運作,通過同樣是一致行動人的桑日創華、上海振龍的連環轉手,最終,上市公司以10400萬元的對價收購,還僅是其中70%的股權。
「一箭雙鵰」的資本運作
5個月的時間,從19600萬元到10400萬元,桑日金冠70%的股權貶值近一半。
由於創興資源參股上海振龍,賤賣資產或將影響到上市公司今年全年的利潤。不過由此造此的減損額,可能會被這項收購帶來的「利潤額」削減。
對於創興資源來說,進行這項同一控制下的企業收購,還有另外「一箭雙鵰」的好處,即通過同一控制下的企業收購,使桑日金冠以賬面價值進入公司的合併報表。較桑日金冠淨資產的巨額收購溢價,將成為上市公司未來的「利潤池」。而在房產業務虧損、礦產資產也不賺錢的情況下,上市公司的財務報表和利潤將來不至於太難看。
根據披露的桑日金冠的賬務數據,截至今年3月31日,其淨資產3018萬元。70%股權的賬面價值折合約2100萬元。今年一季度,桑日金冠營業收入為0,淨利潤32萬元。資料顯示,桑日金冠主要資產為崇左稀土,沒有主營業務,主要靠對外投資取得收益。
根據會計準則,同一控制下的企業合併,以被合併方賬面價值入賬,收購溢價計入資本公積。一位財務專業人士對記者表示,這類似於為企業未來年度提供了 一個利潤「蓄水池」,未來一旦該項資產變現,只要出售價格高於賬面價值,即使低於買入價格,也能形成利潤,而這些利潤其實早就藏進了資本公積項目。目前, 房地產企業和礦產注入型公司此類操作手法較為普遍。
對於這類資本運作手法,有業內人士指出,其實相關利益輸送早已完成,同時還不耽誤未來上市公司報表的亮麗表現。
於內陸國家蒙古來說,這個可能在未來十年增長最快的國家正在經歷變革。當這個國家每3-4年便能實現經濟總量的翻倍時,亞洲昔日的經濟引擎中國與印度正在與經濟過熱及增長斷裂搏鬥。
但第一世界的收益和第三世界的問題在這裡交匯:對至少佔蒙古GDP四分之一以上的採礦業的過度依賴,已逐漸顯露出其的後續效應:一方面它掃除了蒙古幾十年來的衰敗,但另一方面又導致貪腐與「荷蘭病」的出現。
首都烏蘭巴托是上述一切的集中反映,走在街上,隨處可見的施工現場,8000美元一平米的豪華旅館、在酒吧及咖啡館逗留的外國礦主、傳教士、投行人 士以及打扮入時的當地女人,街市中心可以買到蒙文、英文、俄文甚至中文報紙。在經濟危機蔓延全球的2012,梅塞德斯奔馳蒙古代理商居然在感嘆自己賣出的 機械車數量。
坐擁「金山」
採礦業的確在改變著蒙古國。
在全球低迷的2011年,蒙古實現了17.3%的經濟增長,「只不過(要歸功於)一個奧尤陶勒蓋。」蒙古國商會主席、MSM集團CEO Laurenz Melchers對本報記者講述道。
奧尤陶勒蓋(Oyu Tolgoi),蒙語「綠松石山」,本是烏蘭巴托以南戈壁灘中一處荒漠,但這裡的銅礦是蒙古國最大的外資項目,建設速度驚人,預計明年投產後的銅礦年產量 將達45萬噸,帶動國家經濟增長率將達到22.9%。奧尤陶勒蓋距烏蘭巴托專門有一條航線,大約花去一個半小時機程。1月,蒙古政府決定專門在奧尤陶勒蓋 礦周邊建設擁有3000套住宅的綜合性小城市,涵蓋配套的道路、學校、公園、醫院、酒店、文藝和休閒綜合性場所、購物中心等。
奧尤陶勒蓋不是唯一的焦點,與它臨近的是世界上最大的未開採煤田塔班陶勒蓋(Tavan Tolgoi)。為了給大手筆的政治博弈造勢,有關人士準備通過在烏蘭巴托和倫敦聯合上市為塔班陶勒蓋礦山募集數十億美元資金。這足以使沉寂已久的烏蘭巴 托證券交易所的資本總量翻上一番。
豐富的礦產資源使蒙古極有可能成為下一個迪拜:它的人口大約為280萬,但坐擁探明資源80多種,6000多個礦點。主要有銅、鐵、煤、錳、鉻、鎢、鉬、鋁、油葉岩礦等,絕大部分有待於開發。
而且蒙古也擁有絕好的地理位置——它的鄰國是世界上規模最大、成長最快的能源需求市場。考慮到蒙古的供給和中國的需求,雖說銅價與金價在過去12個月市場波動頻繁,但奧尤陶勒蓋的首席執行官Cameron McRae在採訪時表現出絲毫不擔心需求會萎縮。
蒙古國立大學經濟研究所主任Tuvshintugs Batdelger對本報說:當我們檢視GDP比例,可以看到2004年佔這個國家的最大比例的產業還是農業,但是現在已經是礦產業了:大約佔27%。這個成分在未來3-4年之內仍然會增長,我認為蒙古會越來越依賴資源行業。
蒙古:下一個迪拜式奇蹟?
雖然現代金融體系在這裡遠未獲得充分發展,但得益於蓬勃的經濟走勢,烏蘭巴托街頭隨處可見ATM機與名稱各異的銀行機構。
「即使在蒙古銀行系統仍然單薄的情形下,紐約的銀行,JP 摩根還表示有興趣投資。」蒙古證券交易行(MSE)首席監管官Saruul Ganbaatar對本報記者表示對蒙古經濟的樂觀態度。
他認為蒙古市場雖然很小,但現在僅是擴張的開端。據他介紹,今年已有五隻新股將上市,而2011全年只有一隻股票IPO。當下30%-40%交易活躍的是礦業股,但從近期上市公司的交易來看,很多投資者感興趣的其他產業開始浮現。
2010年全球股票市場中漲幅最高的是蒙古國的烏蘭巴托股市,按照英鎊價值計算烏蘭巴托股市自今年初以來累計漲幅高達187%,成為全球掘金機會最多的股市。即使按照蒙古國當地貨幣計算,烏蘭巴托股市今年來的累計漲幅也高達136%。
礦產業帶來的財富,也無疑帶動了其他行業的興盛。
Laurenz Melchers就是那種「賣給淘金者鏟子」的商人,他在蒙古生活了14年,為很多礦產提供機械、服務以及安保設施。
「這裡不是中國,中國的競爭太殘酷了。蒙古的礦業繁榮甚至沒有真正開始,經濟也只不過剛起步。如果你能夠冒險,就留下來。」Laurenz Melchers對本報記者描述,「在這裡,你可以期待賺大錢,但不要期待政府會(短期)變得成熟。」
對於容納超過50%蒙古人口的烏蘭巴托,房地產也在過去幾年內飆升。大部分傳統的蒙古人,是居住在斯大林時代的舊樓宇或者城市邊緣的蒙古包中。據統計約有50萬人生活在帳篷裡,多數沒有衛生或適當的供暖。
俞勇璨,一位從事地產及旅遊的台商告訴記者:這裡根本沒有市場、沒有價格,可以漫天甩賣與要價的年代,現在已經來臨蒙古。而另一個來自中國上海的開發商,打算在城市中心興建一座頂層帶有停機坪的高級公寓,最低拍價為5000美元一平米。
Blue Sky tower,這座閃閃發亮的25層豪華酒店是烏蘭巴托最高的建築。從這裡可以俯瞰蒙古的政治經濟中心蘇赫巴托廣場。酒店興建時地價已飆至8000美元一平米,但幾年前,勾勒首都烏蘭巴托城市天際的還不過是兩座冷卻塔。
入,蒙古外匯市場上本國貨幣迅速升值,國內市場變得更有利可圖,像服務業、金融業和建築業這一類產業的比例上揚。與此同時,太多的資源興起而大過了國家經濟整體規模,國內生活成本高企。
世界銀行數據顯示,該國已經出現了通脹飆升和利率高企。據記者瞭解, 4月央行利率至13.25%,3月底通貨膨脹率達15.3%,首都烏蘭巴托達17.3%。根據亞行預測,今明兩年蒙古國通脹率仍將維持在兩位數的水平上。 通脹高企和物價飆升給窮人的生活造成尤為不利的影響並增加了經濟發展的脆弱性。
Laurenz Melchers也憂慮通脹會導致局面動盪。他表示工資壓力的上漲,使自己提供礦區的機械漲價,而漲價帶動(礦產)新一輪漲價,這才是真正的威脅。
同時,「荷蘭病」還有另一面:除去資源開採,其它產業遭到扼殺,從而影響國家的戰略發展。而一旦下游經濟放緩,本國經濟就會受到重創。
蒙古的工業、製造業歷史並不長久,現存的許多製造業工廠還繼承於蘇聯時代。據當地商人介紹,中國和東南亞的商人曾在當地經營過一些小型的服裝加工廠。
「資源詛咒」效應浮現
不是所有經濟學家都看預期的經濟繁榮,實際上,蒙古已經開始出現典型的「荷蘭病」即 「資源詛咒」症狀——礦產資源的開發帶來了財富的激增,推動了匯率和通脹的螺旋式上升,降低了其他行業的競爭力。
礦業繁榮使外國資本大量湧入
人力成本的高昂以及紡織品與服裝配額制的取消,這些工廠2005年後也都紛紛撤出。
當蒙古變得更依賴礦產資源的開發,如果礦產資源價格在世界上大幅下挫,或者中國的經濟一旦不行,蒙古的經濟增長勢必要遭遇挫折。
這個情況很可能已經在發生,據一位當地的能源產業資深人士對記者描述,現在下游環境不好,中國許多礦產停工,致使「蒙古的礦產在二連浩特口岸堆得像山一樣高」。
但是,蒙古對現狀並無有效的應對之道,恐怕只有放手一搏。蒙古前財政部副部長Ganhuyag Chuluun在接受記者採訪時承認,蒙古的經濟規模是非常小的、難以抵禦外來衝擊的。應對由高速發展而引發經濟泡沫化的方法,反而是加大(外國)投資者多元化的投資力度。
綠色公民意志黨主席Sambuu DEMBEREL在接受採訪時認為:現在(政府)最危險的就是,沒有想到在礦產之外,還有其他的產業部門。蒙古只要一提發展,就自然而然地都在打礦產的主意。我認為,這才是「荷蘭病」的來源。
成不了下一個迪拜?
礦產業改變這個國家的同時,一些人擔心,蒙古是否能夠避開一些常見問題,例如政治不穩定、腐敗、污染和不斷擴大的貧富差距。而正是這些問題困擾著其他礦業資源豐富的發展中國家。
Tuvshintugs Batdelger教授認為,有太多問題在阻礙我蒙古變得向迪拜一樣富裕:國家在變得越來越不平等、缺乏延續的政府政策和法律以及貪腐的存在。
蒙古國仍是一個極度貧困的國家。它的人均GDP約3000美元,按世界銀行的標準剛剛步入「中下等收入國家」之列。這個國家現在有超過50%的人口生活在首都烏蘭巴托。
烏蘭巴托市中心坐落著最頂尖的購物商場,這裡的設施品牌如同香港銅鑼灣一樣。路易威登佔據了最顯耀的店址——那裡曾經站立著列寧的銅像。當值的保安告訴本報記者,這家店大約一天賣出將近10萬人民幣的手袋。
路易威登首席執行官卡斯利曾說:「你不能看這個國家的平均收入,平均收入說明不了什麼。可能我們只有一兩千名客戶,但這一兩千人負擔得起。」
而對於成千上萬受到採礦致富誘惑、從草原來到烏蘭巴托的牧人來說,生活就沒有那麼容易負擔了。他們沿著城市邊緣骯髒的馬路搭建蒙古包。這裡失業蔓 延,電和飲用水則供應不足,被一些當地人稱之為蒙古的貧民窟。更窮苦的人只能在下水道或廢棄的走廊中尋求庇護,在冬季,烏蘭巴托的氣溫有可能降至零下40 度或更低。
Tsogtsaikhan,生活於烏蘭巴托附近的草原上,由於沒有自己的牲畜,不得不充當其他牧民的雇工。他幾乎沒有開支的概念——遊牧經濟供給了 需要用到的一切。談及政治問題,他反而會表示留戀蘇聯時代,希望回到共產主義的體制下。至於礦業開採,離Tsogtsaikhan生活就更為遙遠——「我 唯一的印象是他們會破壞牧區」他告訴記者。
S.Oyun,出任新環境與發展部部長的議員,她曾經是一位記者,對礦業發展稔熟於心:「不管我們喜不喜歡,礦業都是最有潛能的行業,這幾年資源價 格抬高,採礦業變得非常賺錢,又提供了許多工作機會。但(礦產大部分)收益流向了中央預算,多數的民眾並不認為他們從中受益。我們有數據可以證明這個觀 點。」
雖然,近年蒙古政府要與國民共享日益增長的礦產財富,承諾平分礦產股份或現金。但Sambuu DEMBEREL主席對這種做法不以為然 :「真正的民主社會,也不鼓勵人民依靠政府施捨。當不從事礦產業的人們,都能夠感受到經濟的增長,(經濟)發展才進入了正確的軌道。人民需要的是機會平 等。」
清華2002年EMBA的一位學員以及人大在讀的一位EMBA學員均告訴南都記者,男女學員重組這一類的故事,存在,但是比例非常非常低,雖然學員目的多元,但近期緋聞與傳聞的故事萬萬不能反映這一圈子的生態。
除了娛樂心態,各大商學院不斷刷新的學費高度也刺激了公眾的「辛酸」。EMBA在國內已有十幾年的發展,各大商學院的理念以及課程設置也隨著社會經濟發展而變化,學費攀升,門檻提高。商學院也在對自己的EMBA項目進行革新,塑造自己的個性特點以吸引特定的人群,「超級富豪班」的誕生也是在這一背景下。「用市場化的角度來理解EMBA就更容易了。」一位學員說。
國內特有的關係平台
「外界存在一定誤讀,沒那麼神秘,也沒那麼有故事性。」雷振劍說。雷振劍是人大EMBA在讀學員,目前是樂視網副總裁兼總編輯。2009年,雷振劍感覺自己有些浮躁,想重回校園讀書安靜下來,於是他來到了人大EMBA.「大家來讀EMBA的訴求各不相同,其中部分是國有企業高管以及政府官員,由單位送來學習,多半是其工作和發展需要。還有很多為私營企業主,創業多年,希望借此開拓更多人脈和資源。」雷振劍所在班級開學時,也會把某某單身當成話題來討論,開玩笑地撮合,或者介紹給朋友,但還沒聽說哪個就真「重組」了。
陳生,廣東天地食品集團董事長,壹號土豬創始人,2002年在清華讀EMBA,他也是第一批學員,他的看法和雷振劍大同小異。「部分人是有目標地讀書,學些東西,部分是來找資金和資源,當然不會像大家想像的那樣戲劇。」他說,EMBA要求學員具備一定的工作年限和管理經驗,女學員一般都是35歲以上,有自己的事業,有一定閱歷和積累。
「坦率地說,大部分學員第一訴求不是知識,是人脈。」雷振劍說。這的確立竿見影,每屆EMBA班級在學習期間以及結業後都會成立幾家新的公司,比如雷振劍所在班級,有幾位私營企業主某天發現一項目前景不錯,交流之後就拍板合作成立了一家PE,其中一位學員從原來單位辭職,做了這個PE的CEO.
據透露,某個國企老總在班級認識了另外一個行業的老總,交流了幾次後,兩個擁有眾多產品線的企業就簽了戰略合作協議,彼此供貨並進行物流等多領域的合作。
上述兩個故事在學員中司空見慣,比較經典的故事是,2008年,三聚氰胺事件後,蒙牛深陷被外資收購的危機,正在長江商學院讀EMBA的蒙牛原董事長牛根生給同學們寫信求救,立刻得到了眾多國內重量級企業家的支持和援助。
北大國際(BiMBA)院長楊壯接受南都記者專訪時曾表示,商學院學員求學目的多元,這種多元是由中國經濟文化社會環境發生巨大變化帶來的心理上的巨大變化。其談到到北大國際學習的一些高層領導,平均年齡是40歲左右,有為知識梳理而來,有為探索人生未來目標和走向而來,解決自己的迷茫,也有些學員希望借這一平台增加積累,交流信息,找到自己未來可能的合作夥伴與發展機會。
「從這個角度來看,EMBA變成一種平台是可以理解的,也是相當重要而奇特的平台。」楊壯說,在西方找不到這樣的平台,西方同學間就是見見面,關係並不特別強烈。
當然,也不是所有同學都能成為有效資源。班級的大圈子裡也有很多小圈子。一位學員告訴記者,在開學之後,大家慢慢彼此熟悉,實力相當,價值觀相同的幾個人會漸漸形成自己的小圈子,彼此在一個實力水平上,而且有互補性。
市場追捧價碼飆升
要借用這樣的關係平台,學員們所費不菲。據一位學員介紹,每年「班費」每人要交幾萬元。此外,EMBA的課程基本上一個月一次,多數課程在校園之外,如果這次去三亞,三亞的同學就為其他成員安排行程並埋單。下次課程去杭州或者三亞,當地的同學一樣處理。而這之前,學員們當然還要交一筆不菲的學費。
據悉,目前國內200多家商學院,具備EMBA辦學資質的已超60家,學費最少需十幾萬,2012年,排名前幾位的商學院EMBA集體攀升到50萬-60萬的水平。此次的中山大學的「超級富豪班」,50億「身價」的「掌門人」門檻引得一片嘩然。
有一種說法是,國內高校的EMBA專業也陷入了一個「比價格」的怪圈,這與國內富人們的消費心理有關,總以為越貴的東西就越好;在同一個競爭格局裡面,價格太低,解釋不清。EMBA的課程設置也的確越加「高端」,海外遊學這種課程模塊設置並不鮮見。
陳生說,其讀的EMBA班學費十年前是26萬,現在50萬左右,十年價格翻了一倍,低於國內GDP增速。其表示,「有需求才有供給,按照市場化的角度去理解EMBA的運作,就容易多了。」EMBA學費不同於其他大學學科的學費,是一種市場定價的行為。
除了學費,學員還要經歷筆試和面試。EMBA一般是針對企業和政府部門的高層管理人員,這裡不僅是董事長、總裁的聚集地,副市長、部級幹部等官員也經常出現在班級學員名單。EMBA也要求「有10年以上工作經驗及6年以上管理經驗、在較大規模企業或政府經管部門任高層領導」等。「排名前幾位的EMBA每年都吸引很多人報班,會刷下來很多。」
北京一知名管理學院工作人員就告訴記者,其學院人數最多的是M BA,最賺錢的則是高管培訓。一位學員則說,一些影視明星會選擇上一些短期培訓班,「可能比較偏重關係,或許是比較容易發生故事的地方。」
EMBA在中國的歷史並不長,1995年第一個EMBA教育項目以中外合作辦學的方式進入中國,2002年,復旦等30家大學當年被正式批覆試點開辦EMBA教育。
伴隨著中國經濟多年來的高速成長,有些商學院過多重視平台價值,更多考慮創收,也因此,遭致社會上各種批判聲音,被指偏離了教育。
記者採訪的一位商學院負責人表示,商學院還是要回歸到教育,對於所謂的「富人俱樂部」極力反對,其表示,學費的確在漲,商學院努力做的是讓其物有所值。
業界觀點:關係是一種品牌
人大在讀EMBA學員雷振劍說,EMBA的玩沒什麼神秘的,就是大家約在一起打打球,爬爬山,找同學們拉練。「發展到一定階段,很多人容易有孤獨感,EMBA同學間沒有利益牽扯,交往也更輕鬆,原來的關係網,不是客戶就是用戶。」
「這其實就是一群人,這裡發生的事,別的地方也會發生,還不一定比這裡少,只不過王石、明星等等引人關注的詞,讓大家更多調侃了EMBA.王石除了貢獻房子,也在娛樂上做了點貢獻。」清華2002年EMBA學員陳生說。
EMBA這樣的生態圈如今雖然多了煙火氣,但這一特殊群體加上昂貴的學費,備受關注自然而然。普通民眾對於EMBA也樂於調侃,同時自我解嘲。
一位商學院院長表示,最近社會各界對於EMBA的關注比較多。首先,應正面理解「關係」,在英文當中,該詞也叫做關係網、關聯網,其實就是一種品牌。到商學院「拉關係」,某種意義上講是正常的。目前,社會對於EMBA有負面的看法,其實,學員到商學院仍然可以學到真材實料,可以認識新朋友,拓展交際網絡,也可以改變生活方式。身家相近的學員們找到歸屬,這也是關係,但這不等於「拉關係」。標準的EMBA,這種關係是定位在另外一個層次的,是人和人交流的一個新的圈子和平台,不能誤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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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一年花費超過三千億新台幣資金投入研發領域,政府、學校,甚至企業大舉燒錢搞研發的結果,卻換來每年必須再付出一千多億新台幣的專利金,向其他國家購買專利。到底是台灣投入科研的經費不及國際水準?還是資源配置出了問題? 撰文‧張瀞文 第九次全國科技會議召開期間,國科會主委朱敬一高分貝指出,台灣的專利能量全球第一、總量全球第四或第五,但一年卻付給其他國家超過一四○○億新台幣專利金,超過一整年的政府科研預算,這代表台灣的智慧財產、專利布局非常差。 智財專利布局差,問題究竟出在哪裡?專家學者普遍認為,國內科研相關投入經費已不算低,但就官方所付出的科研預算來看,從開始的資源配置到資金運用,其實已經為這樣的結果埋下伏筆。 據二○一二年預算,政府投入的科研預算約千億元,加上教育部獎勵頂尖大學所編列的「五年五百億元」計畫,官方一年投入科研的經費早已超過千億元。 事實上,近幾年國家財政吃緊,但官方投入的科研預算的確呈現一路成長。根據統計,近十年來,國科會科研預算成長幅度達三三%,不僅高於其他部會,也遠高於整體中央政府總預算(成長幅度約二成)。 錯誤一:淪為預算替代品 表面上看來,台灣科研經費投入金額已不輸先進國家,但成效與實質對產業的貢獻上,落差相當大。台大國發所教授劉靜怡直指關鍵原因,「目前科研預算有很大比率是拿來『養人』,但這些常態性的人事費用,根本不該放在科研經費裡。」根據統計,一二年科技發展計畫經費編列約九四一億元,除了占大宗的國科會、經濟部、中研院、衛生署、農委會、教育部外,國史館、原民會、體委會、客委會、陸委會、僑委會、勞委會、新聞局、人事行政總處、法務部甚至故宮博物院、研考會、公共工程委員會等也都編列金額不等的科研預算。 其中,包括原民、客委、僑委、體委、人事行政總處、陸委等六部會,都是近年科研預算開始增加後才陸續加入分食大餅。而在一二年,連「保訓會(公務人員保障及培訓委員會)」也加入朋分行列。 相對於上述各單位近年陸續增列科研預算,與產業關聯度最高的經濟部,分配到的科研預算卻一年比一年少,○九年仍有二九三億元預算,至一二年,則已降至二七一億元。與產業關聯度低的單位愈編愈多,核心的經濟部卻愈編愈少,凸顯政府科研預算資源錯置的根本問題。 立委鄭麗君說,從保訓會也可以分配科研預算,就可看出科研經費早已淪為其他部會預算不足時的救火隊。台經院三所所長林欣吾也提出評論:「科研預算不是補貼,科研經費是要投資在對產業及生產力有貢獻的事情上,不是救急救窮的費用!」除了資源錯置問題之外,科研經費的運用也必須檢討。以目前作法,取得大筆預算的國科會、中研院、教育部,是把大多數經費投入在學術專題研究,換成一本本的論文,卻無法成為產業實戰當中的資源。 錯誤二:淪為學者升等籌碼造成上述結果的原因,在於國科會評估經費發放的關鍵績效指標(KPI)流於表面。近年來,學者或教授要向國科會申請科研經費,前提必須是在國際論文期刊上的曝光度夠高,這樣的KPI,造成許多學者把「寫論文上國際期刊」當做研究目標,進而形成惡性循環:有足夠曝光度就能申請經費,經費用來寫論文維持曝光度,才能繼續申請。 當科研經費淪為「寫論文上國際期刊」的資源,造成的後果就是「台灣科研成果與產業連結度太低」,台大電機系教授、現任國家實驗研究院院長陳良基,以數據佐證這樣的說法! 從近年各大學「育成中心智財收入」及「新創公司家數」等兩個指標來看,就能清楚看見台灣科研預算虛擲的結果。根據教育部大專院校產學合作績效評估調查顯示,○九年政府資助國立大學的研發經費高達二六八億元,當年度所創造的智財總收入才三億元,投報率為一.○二%,遠落後於美國六.七%。 至於在新創公司部分,○九年進駐或未進駐各大學育成中心,有技轉新創公司共三十九家,這與○八年美國各大學孕育有技術授權的新公司達五九五家相比,「正足以凸顯台灣科研成果與產業鏈脫鉤。」陳良基說。 為改善現狀,經濟部已初步確定科研預算運用的調整方向,未來提出申請的計畫,若能夠做完整的專利布局規畫,將優先處理。林欣吾認為,經濟部的調整方向正確,但就像政府長期以來許多產業升級轉型計畫一樣,最怕的就是空有口號,沒有執行。 為重建台灣智財布局,經濟部無論如何已經跨出一小步,但國家科研經費究竟應該怎麼重新配置與運用,其實需要更宏觀的全盤調整。 台灣科研投入與產出不成比例——大學科研產業化價值現況 類別 智財收入 創新企業家數 智財總收入(億元) 智財總收入占大學研發經費比率(%) 進駐育成中心有技轉新創公司數(家) 進駐育成中心無技轉新創公司數(家)未進駐育成中心有技轉新創公司數(家)公立大學(36) 3.00 1.02 17 286 22 合計(165) 4.74 1.04 62 71266 參考指標: 美國2008年 智財收入占研發經費6.7% 2008年美國大學孕育有技術授權的 新公司有595家 資料來源:陳良基教授,大學科研產業化與價值創造(2009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