壽險市場雖然危機重重,但利率改革政策一直在改與不改、放與不放之間權衡搖擺。
在金融改革的大背景下,保險業的改革開始加速推進,一套「顧全大局」的方案擺上台前。
雖然此次改革只針對佔比不到市場一成的部分,給予了利率上浮一個百分點的自由,但已經為下一步埋下伏筆。
央行宣佈銀行業的貸款利率市場化後還不到半個月,保險業的利率市場化接踵而至。
2013年8月2日,保監會發佈了《關於普通型人身保險費率政策改革有關事項的通知》。這次改革涉及的品種有死亡保險、重大疾病保險、養老險等等,這類產品在保險市場上歷史悠久,被業界稱為「傳統險」,特點是僅僅具有保障和儲蓄功能,賠付和返還金額事先固定。
新政的核心就是「市場化」,這意味著,從此以後,佔壽險市場一成比例的「傳統險」產品的預訂利率將由保險公司自主確定。
改革的範圍只有一成,打破的卻是保監會固化了14年之久的2.5%的預定利率——這比三年期定期存款利率還要低。
一張保單賣多少錢,預定利率的影響力最大。這個數字越高,保單價格越低,消費者越得益。即便只提高一個百分點,按照測算,一張20年按期繳付的重大疾病保單,客戶也能因此少交6%的保費。
不過,保監會也沒有任由這個數字無限「自由化」,而是給出了1%的提升空間。如果哪家保險公司意圖更高的提升,也就是想把預定利率提高到3.5%以上,依然需要一事一報。
除了報批限制之外,「評估利率」仍在管控之中,這也限制了保險公司更多的降價衝動,因為它直接關係到你有沒有能力去償付保費。
「我們既要克服市場化不夠、市場活力不足的問題;又要克服市場化過度、市場規則缺失的問題。」2013年7月21日,保監會主席項俊波在「保險業深化改革研討會」上說了這麼一句話。
「這是理解本次保險業改革的鑰匙。」一位參會但不願具名的保險公司高管提醒南方週末記者。改革方案獲批的風聲也是在這次研討會上透露出來的,並在正式文件下發之前引發了業界和媒體的數種猜測和討論。
本輪壽險利率市場化改革肇始於2008年在天津濱海新區做的養老險試點,又先後在2010年和2013年3月下發過兩次徵求意見稿。最終塵埃落定的版本中,值得期許的是在幾處配套措施上留出了下一步改革的口子,不過證券公司分析師普遍的評判還是「靴子落定,沒有太超出預期」。
利率的放開,勢必增加競爭、吸引更有效率的資本進入,這亦是本屆政府金融改革最核心的題中之義。保險業謹慎邁出的這一小步,究竟能否拉開一場價格戰的序幕,進而倒逼出保險業的深度變革?
資料來源:公司數據,中銀國際研究。 (曾子穎/圖)
這已經比銀行業改革走得更靠前了。
「作為保險代理人,我很歡迎這項改革,因為能有更豐富的產品、更低廉的保費價格、更容易吸引客戶。」起初接受南方週末記者採訪時,李文浩(化名)言談間很是興奮。他是一位從業已有10年之久的資深代理人,管理著中國太平人壽公司一個團隊。
2013年8月2日正式文件出台後,李文浩才發現真正引起他興奮度的「分紅險」並不在改革的範疇之內,有些失望。
保險產品分為人身保險和財產保險兩大類,後者基本上以車險為主,一年一期,與預定利率的變化沒什麼關係;前者通常稱為壽險,保費價格由預定利率、死亡率、費用率等幾個因素確定。
長達14年的低水平預定利率不變,逼迫著保險業從傳統壽險產品中派生出「分紅險」這個大品種,也就是在用預定利率確定保費價格的基礎上,根據保險公司的投資狀況,客戶每年還能拿到一筆額外的現金分紅,或者將這筆分紅累交到保費之中。
根據保監會2011年的數據,「分紅險」已經雄佔了壽險的八成,「傳統險」則從十年前的半壁江山萎縮到了一成左右,李文浩所在公司如今連一成都沒有了,可本輪保險業利率改革的主體實際上只是「傳統險」。
廣發證券的保險證券行業分析師李聰在傳聞剛起時,就將這次改革點評為「形式大於實質」,並用其做研究報告的標題。在他看來,除了改革主體在產品線上佔比不大,「前端放開、後端管住」的改革思路也注定了不會給行業帶來大的震動。
「後端管住」,就好比央行對各家商業銀行的「準備金」管理,最大的目的是維護金融市場的穩定和金融消費者的基本利益,換句話說就是保證保險公司有足夠的錢去償付客戶。
最終落地的政策中,傳統險的後端「評估利率」有所提高,從2.5%提高到了3.5%。在這樣的限制下,李聰用一份2年後需要返還客戶1萬元的保單做了簡單測算,如果保險公司把預定利率提高到5%,結果是少收入300元,還要多提出300元的負債。「試問,當今中國保險業所有的公司都還在為償付能力而努力奮鬥的同時,有哪一家保險公司可以進行這樣的價格戰?」李聰在報告中這樣反問道。
「無論理論還是國際經驗來看,保險的利率市場化是必然趨勢。」南開大學保險系教授江生忠說。他並不認為相對審慎的改革就是保守,「像其他改革一樣,確定大方向的同時,慎重考慮改革的路徑和時間」。
不過,也有業內人士認為這已經比銀行業改革走得更靠前了,因為保險預定利率的放開可以跟銀行存款利率的放開相類比,而後者目前還沒有明確時間表。
改與不改,放與不放,都是難題。
回過頭去看壽險利率市場化之路,已經漫長博弈了六年。
2008年,保監會已經分別在區域和產品上做了兩個小試點。一個是在天津濱海新區內允許養老保險自行決定預定利率;另一個選擇了特殊產品「農村小額人身保險」。
前一個試點,因為需要配套個人所得稅減免政策,而該政策沒有得到國稅總局和財政部的支持,無疾而終;後一個試點因為從屬於政策性保險,沒有起到真正的試點意義。
試點三年後,保監會在2010年6月下發了在全國範圍內放開壽險產品預定利率的徵求意見稿,該徵求意見稿與3年後落地的政策的核心一致,都是放開傳統險的預定利率。
南方週末記者先後詢問了中國人壽、中國平安、中國人保、中國太平洋保險等幾家主要保險公司的內部人士,得到的結果是:在當時的徵求意見過程中,只有人保給予了積極支持,其他保險公司均表示了強烈反對。
「我們公司以財產險業務為主,當時計劃在香港上市,迫切地需要擴大壽險的份額。怎麼擴大,只有放開預定利率後打價格戰才行。」人保的一位高級精算師解釋道。
另外三家持反對意見的保險公司,佔據了傳統險一半以上的市場份額。儘管這個市場在不斷萎縮,但卻提供了其他險種無法比擬的利潤率。在保險資金拿去投資獲得的收益率確定的前提下,一個保險產品回報給客戶的利率越低,對保險公司而言,它的收益率自然越高。
「中國人壽每年新保單的內涵價值有六成是由傳統險帶來的,其他大公司的也不算低,它們幾家自然不願意接受改革。」保監會一位內部人士向南方週末記者透露。傳統險的銷售又主要依賴於代理人渠道,這也是大公司的優勢、小公司的劣勢。
保監會內部同樣面臨著放與不放的難題。放開預定利率,就要擔心價格戰帶來的保險公司的虧損,儘管傳統險業務佔比不高,但是一半以上的中小保險公司尚不
盈利,如果為了搶佔市場份額而參與價格戰,虧損在所難免;不放開?保監會過去五六年來呼籲的保險產品回歸保障功能似乎又成了一紙空話。
「保障功能是保險的基本功能。保險業首先姓保,這是安身立命的基石。」2013年7月21日的保險業改革研討會上,項俊波再次強調了此點。
2007年,經過央行連續6次加息,三年期定期存款利率重新回到5%,在消費者純粹的保險保障意識還沒有建立起來的中國,傳統壽險產品2.5%的預定利率顯然是完全喪失了吸引力,市場份額一路下滑。
江生忠教授回憶2.5%的歷史淵源,同樣是與當時的利率水平有關。
1996年之前的高利率時代,保監會並沒有對保險產品的定價進行監管,形成了很多高達8%利率的保單;之後央行一路降息,導致這些歷史保單形成了5%以上的利差損,總共高達2000億元的負債黑洞,至今仍在消化中;保監會不得不在1999年緊急發文,將利率鎖定在了2.5%,遏制了新保單的利差損。
2.5%,是一個再穩妥不過的預定利率水平,因為三年期存款利率多年來也沒有降到過這個水平以下,保險公司收上來的保費即便只是拿去做存款也不會虧損。但穩妥的代價就是,傳統型壽險一路萎縮到了今天不到一成的市場份額。如果保監會意在回歸保障、提高傳統險在壽險中的比例,這項改革不得不做。
此輪改革,需要保險公司讓利給消費者,但也給出了「以量補價」的可能性空間,減少來自大公司的阻力。
2010年的第一次徵求意見稿不了了之時,整個壽險業其實已經處在保費增長個位數甚至負增長的態勢下,獨佔鰲頭的「分紅險」也不能挽救這個頹勢。到了2013年,保監會副主席陳文輝對於壽險費率市場化改革,用了「非改不可」四個字。
在前述保險公司高管看來,這項改革能在當下推出,也是因為現在就是最好的時機——有金融改革的大背景、有整個行業的危機意識,還有其他改革的配合。
「過去對保險資金的投資領域管得也很死。即便提前放開了預定利率,保險公司也沒有充足的資金去打價格戰,去給客戶提供一個更有吸引力的保險產品。」
正如中投總公司副總謝平在2013年6月份的金融40人論壇上所言,「壽險業的投資領域如果框死了,長期收益率永遠在5%,那它賣的保單成本必須低於5%,甚至只能是3%,這樣的壽險誰來買?不如自己存款。」2012年,保監會才開始有限度地一步步放開保險資金的投資領域。
保監會此輪改革,需要保險公司讓利給消費者,但也給出了「以量補價」的可能性空間,如此來自大公司的阻力也會減少。
國泰君安分析師彭玉龍在2013年5月份的預測報告中就分析:「若只放開傳統險的定價利率,則可以量補價、風險可控。理由一是雖然利潤率會下降,但價格彈性較高,以量補價的概率大;理由二是傳統險主要通過營銷渠道銷售,大多數中小公司未構建起有效的營銷渠道,提高了惡性競爭的壁壘。」
「以更大勇氣和智慧,深化重要領域改革。」黨的十八大報告中的這句話,被寫入了項俊波在培訓班研討會的演講文稿中的扉頁。
即便是大公司,也不能完全排除參與價格競爭的可能性。
「我覺得很快就能看到中小公司第一個吃螃蟹。我們不行,降價了,老客戶怎麼辦?」太平人壽一家地區分公司的副總表示。他不太擔心傳統險業務被搶走,因為不是他們的業務重點,只佔整個壽險的半成不到了,但他很怕因此流失掉大量的潛在客戶。
主流保險客戶對收益的敏感度高於價格,但是剛畢業的大學生、收入相對較低的潛在客戶對價格更加敏感。「他們沒多少資金,又想買保險的,就有可能因為價格便宜被拉走。他們不能帶來大的保費收入,但從營銷角度看,是將來的潛在客戶,這是一種吸引並粘住新客戶的手段。」這位副總解釋。
究竟會不會有公司率先打起價格戰,目前只能靠猜。在廣發證券的分析師李聰看來,最大的制約還是「後端管住」的改革思路,「即便有小公司打價格戰,大公司也可以忽略,因為規模做不大。」
「在償付能力計算方式不變、評估利率不放開的前提下,具備打價格戰能力的中小保險公司不多。」但是江生忠教授依然擔心中小公司迫於市場份額壓力去賭,寧可虧損也要搶客戶。「理性的價格戰,能夠優化市場結構、增加市場總量;不理性的價格戰,會帶來保險公司的虧損;沒有退出機制的價格戰,更是行業的一場災難。」
只是,市場是永遠無法預測的。即便是大公司,也不能完全排除參與價格競爭的可能性。前述太平人壽營銷總監就想到了2012年的一個先例:業界老大中國人壽主動出了一款傳統險產品「新康寧」,在不能調預定利率的限制之下,通過調節生命週期表把產品做得比「老康寧」更便宜了,保單一下子多了100萬。
退一萬步講,真的有人第一個打起價格戰了,誰又能坐得住呢?無論大小,每一家保險公司的頭上,永遠都懸著資產總額排名這把利刃。
發達壽險市場的養老險都有個人所得稅的返還,中國尚未突破。
這次的壽險市場化改革政策,在幾處配套措施上超出了前兩版的「徵求意見稿」,更留出了下一步改革的口子。
在整個壽險業務中連1%的比例都不到的「普通養老險」,被保監會賦予了本次改革中的最高待遇——「評估利率」可以上浮到4%。這樣,普通養老險預定利率的提升空間就更大了。
相比全球發達壽險市場,這恰恰是發展最為滯後的一款產品。根據國泰君安收集的數據,這個在中國傳統險中佔比不到8%的險種,美國的比例是半數,英國的數據甚至是八成。
「發達壽險市場的養老險都有個人所得稅的返還,中國這項政策尚未突破,所以佔比甚微。」2013年7月21日的保險改革研討會上,保監會主席項俊波明確點出了解決之道:以稅收優惠為突破口。
顯然,保監會在試圖通過市場化改革的傾向性,點出下一步中國壽險業的發展要點,「隨著老齡化和城鎮化的推進,養老險和健康險將是未來壽險發展突破的關鍵領域。」國泰君安分析師彭玉龍指出。
在另外一項關於降低最低資本要求的配套改革措施中,保監會希望市場份額能擴大的幾個險種同樣獲得了最高的支持——傳統險中的死亡險、意外險和健康險。
最低資本要求的降低,意味著保險公司可以用更少的錢,撬動更大份額的這幾個險種。在政策發佈當天的新聞發佈會上,保監會還公佈了這項配套改革釋放出的資本,將有可能發展出4000億元的新業務。
資料來源:公司數據、招商證券。 (曾子穎/圖)
編者按:種種跡象表明,推出存款保險制度或將成為金融領域下一個具有實質性突破的改革措施。這項在全世界大部分國家都已建立的金融「防火牆」制度,在中國已歷經二十載沉浮,數次加速,又數度擱置。政策遲遲難推,既有頗為微妙的部門分歧,又受制於欠缺頂層設計的監管協調之困。
為此,南方週末經濟板塊本期特刊發一組文章,記錄此中的政策變遷,以及贊成者、反對者的不同思考。
脆弱的信心崩潰了,存在銀行裡的錢也會有去無回。
一個個營業部,擠滿了情緒激動的人群。人們高聲叫嚷著,取出存款,所有存款。
這是1997年的海南,中國金融史上一場並不久遠的噩夢。
噩夢在此後數年間接二連三地降臨。海南發展銀行、威海市商業銀行、鄭州城市合作銀行、汕頭市商業銀行等陸續發生大規模擠兌。
最終是國家出手。自1997年以來,在中國的11起重要的金融機構市場退出中,除廣東國際信託投資公司外,其他機構的債務清償都由國家兜底——人民銀行被迫以再貸款名義提供資金。
然而,這種國家信用背書的制度,即「隱性全額存款保險」制度之下,代價慘痛,央行亦難堪重負:
公開數據顯示,自1998年至2003年以來,中國有三百多家金融機構關閉破產,兌付自然人的債務超過1700億元。央行對這些即將關閉的金融機構被迫發放的信用貸款顯然收回無望。
不過,如果建立存款保險制度,測算結果顯示,可節約央行的再貸款資金五百多億元。
全世界大部分國家都選擇了這種制度。1933年,一場銀行危機後,美國建起了世界上首個全國性存款保險機構,很快就被各國效仿。國際存款保險機構協會的統計顯示,目前已有111個國家(地區)建立了存款保險制度,而金融穩定理事會的24個成員國(地區)中,絕大多數都已建立存款保險制度,缺席者是南非、沙特阿拉伯和中國。
存款保險,顧名思義,是為儲戶的存款提供的一種支付保障,銀行繳納一定額度的保費,為特定範圍存款賬戶購買保險。一旦銀行面臨破產倒閉,將由存款保險機構向存款者支付部分或全部存款,這樣能迅速、有效地處置問題銀行,降低處置成本。
事實上,在中國,遲遲未能破冰的存款保險制度已醞釀近二十年之久。
「之所以遲遲未能推出,主要受阻於三方面爭議。」中投公司副總經理謝平在《中國金融改革思路:2013-2020》一書中寫道,其中之一即是,人民銀行、銀監會和財政部都想成為存款保險的主管部門,「這既有認識分歧,也有一定程度的『部門權力之爭』」。
而另兩項爭議,則是存款保險機構與銀監會的監管功能、人民銀行的金融穩定機制的協調與銜接問題。
回顧存款保險二十年來時路,堪稱觀察中國式決策的樣本。數次加速,又數次擱置,背後折射的是頗為微妙的部門利益圖譜,以及在此基礎上所建立的、欠缺頂層設計的監管協調機制之困。
這是數年之後,相關部門負責人的再度密集公開表態。
2013年兩會上,央行行長周小川破例留任,因政府換屆暫緩的存款保險制度改革得以「無縫銜接」。種種跡象表明,推出存款保險制度或將成為金融領域下一個具有實質性突破的改革。
2013年2月的中國人民銀行工作會議,將存款保險制度視作「今年三項改革重點內容之一」。5月發佈的《金融穩定報告》措辭亦十分急切,「當前建立存款保險制度的各方面條件已經具備,實施方案經過反覆研究和論證,各方面已形成共識,可擇機出台並組織實施」。
所謂的共識是指,推出存款保險制度是完善市場化的金融機構「退出機制」,也為下一步民營銀行的設立做好準備。功能完善的存款保險制度如同一道防火牆——在事前防止銀行遭受擠兌,並阻斷風險向其他銀行和實體經濟傳導。而這項制度,也將成為監管機構的審慎監管、央行「最後貸款人」之後金融安全網的最後一道防線。
當月,發改委發佈《關於2013年深化經濟體制改革重點工作的意見》,罕見地單獨列出了存款保險改革的具體要求,並指明由人民銀行、銀監會、財政部等部門負責。
這是數年之後,相關部門負責人的再度密集公開表態。
央行上海總部副主任凌濤在2013年6月末的陸家嘴論壇新聞發佈會上公開表示,人民銀行會同各有關部門已基本達成共識,就存款保險制度的組建積極做好有關準備工作。
一週後,《中國日報》報導稱,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前央行副行長吳曉靈在上海參加中歐商學院活動時更直言,在歷經多年討論之後,中國可能在2013年底提出存款保險方案。
央行行長周小川也於2013年7月份發表署名文章稱,將推進存款保險制度建設,為小型金融機構創造公平競爭環境。
一位曾參與央行存款保險內部論證會的人士告訴南方週末記者,央行2013年曾召開數次內部論證會,邀請與央行觀點一致的專家學者參與討論。
上述人士稱,用以明確存款保險制度基本功能和組織模式的《存款保險條例》內部論證已經完成,現在需要爭取全國人大和國務院法制辦的支持。「人大這邊是屬於比較支持存款保險條例的,很看好這個。法制辦那邊態度還不是很明朗。」
另一位接近央行的消息人士則稱,存款保險制度已「塵埃落定」,「流程已走完,年底前就會公佈」。
數位接近央行人士證實,央行上報的方案是,將成立存款保險基金,由人民銀行金融穩定局存款保險處託管。所有存款性機構將強制參保。每個銀行賬戶的保險上限設置為50萬元還是更多,還沒有定論。
存款保險制度在此時再度加速,業內人士普遍認為原因有三。
一是,美國存款保險制度在這次金融危機中被證明是有效的。2008年,美國聯邦存款保險公司連續出台多項臨時性措施,緩解因流動性壓力而可能導致的償付危機。當年還先後救助、處置了超過22家大型金融機構,包括向花旗銀行的不良資產池提供擔保和處置華盛頓互惠銀行。
「美國倒了上百家銀行,沒有一家出現擠提。如果沒有存款保險制度,美國這次肯定不會這麼消停。」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宏觀經濟研究部副部長魏加寧說。
二是,經過此前五年的信貸擴張,金融系統性、區域性風險集聚,而溫州、鄂爾多斯等地民間借貸風險頻發,並已經從民間向銀行系統蔓延。
三是,利率市場化改革提速,加之「金十條」鼓勵民營資本進入金融機構。而存款保險制度的建立,被視為放開民營資本准入、利率自由化的先決條件。未來銀行產權多元化,規模也不一樣。利率市場化後,會真的有銀行破產。
而據數位接近央行人士證實,央行上報的方案是,「考慮到新設一個存款保險機構,行政成本比較高,過程也比較久」,將成立存款保險基金,由人民銀行金融穩定局存款保險處託管。所有存款性機構將強制參保。
據一位接近方案設計的人士稱,每個銀行賬戶的保險上限設置為50萬元還是更多還沒有定論。若為50萬元,則已覆蓋約99.5%左右的賬戶。
上述人士還稱,以中國政府推進存款保險制度的壓力之大,存款保險基金很可能最終將承諾保障受保賬戶的本金安全。另外,存款保險基金來源是向商業銀行收取的保費。可能的方案是,經過20年逐年積累,保費池子達到6000億-7000億元的水平,此後停止收取存款保險。
「基金規模太大將面臨貶損,基金管理人可能不具備匹配的管理能力。基金規模太小,又不一定能夠防範足夠大的局部性金融風險。」上述人士稱。
至於對商業銀行實際利潤的影響,上述人士認為,這取決於保費費率。他稱很可能在5-10個基點之間。「總體上講,應該是一個比較溫和的費率。有20年的耐心把基金池子弄起來,費率應該是不高的。」
「如果一開始存款保險費率定得非常低,對商業銀行是有利的,但是對基金來說太慢了。基金還沒弄好,風險已經爆發。但存款保險費率收得太高,銀行不一定能承受。」上述人士說。
此前,據申銀萬國的測算,在8-12個基點的費率下,存款保費的徵收將給上市銀行2009年的淨利潤帶來約4-7個百分點的負面影響。
最早倡議在中國建立存款保險制度的人士之一魏加寧回憶,最大障礙來自四大國有銀行和監管層。
關於存款保險的官方表述最早可追溯至二十年前。
1993年12月,《國務院關於金融體制改革的決定》指出,「要建立存款保險基金,保障社會公眾利益」。四年後的全國金融工作會議再度提及存款保險,不過,與現在全部存款性機構參保不同,那時的思路是要研究和籌建「全國性中小金融機構的存款保險機構」。
也就在這一年,中國農村發展信託投資公司、中國新技術創業投資公司宣告關閉。此後數年,金融機構風險頻發,儲戶心理恐慌加劇。
當年年底,央行成立了存款保險課題組,時任中國人民銀行監管二司司長的劉士余開始帶隊做基礎性的理論研究。一位老央行工作人員回憶,他們開始介紹、翻譯美國存款保險公司的經驗,並著手研究國內銀行業現狀,包括調研銀行資產負債結構,特別是存款結構,還做了很多預案分析。六年後,課題組起草了一份題為《構建中國存款保險體系的若干思考》的報告。此後草擬的存款保險方案的總體框架,正是以該報告為藍本。
一位接近央行的人士回憶,人民銀行真正積極推進存款保險,是2003年銀監會從央行分拆出來以後開始的。2004年4月,中國人民銀行金融穩定局存款保險處掛牌。這之後,據人民銀行前副行長蘇寧回憶,工作重心從理論研究、模式比較轉向制度設計階段。
在此之前,關於是否有必要建立存款保險制度的話題在央行內部爭議很大。最早倡議在中國建立存款保險制度的人士之一魏加寧回憶,最大障礙來自四大國有銀行和監管層。當時在儲蓄存款市場佔有率高達70%的四大行以國家信用為後盾,認為不可能出現倒閉。而人民銀行有人擔心設立存款保險制度會引發道德風險,因此態度比較慎重。
2005年《中國經濟週刊》的一篇評論亦可看出當時另外一些憂慮:如果由商業銀行按存款額度和自身的風險程度來繳納,這對資本充足率尚未達標(中行建行因注資除外)、目前又處於股份制改革關鍵時期的國有銀行來說,無疑是病中加壓甚至雪上加霜。
國有銀行曾一度持消極否定態度。一位前央行金融穩定局人士回憶,大銀行不願意幹。「有些銀行甚至說得很直白,我要是倒了,你也賠不起。我要是不倒,就是白交保費,拿錢保小銀行,純粹是做貢獻。」上述人士告訴南方週末記者,「說得也是有道理的。在國外,大銀行也是牴觸的。」
金融危機後,關於四大國有行是否加入存保制度的爭議逐漸消散。
在金融危機中,「大而不能倒」的傳說破滅。受金融危機衝擊倒閉的美國美聯銀行、華盛頓互惠銀行,資產規模約在三四千億美元以上,體量只略小於交通銀行,比其他股份制銀行都大。
而在中國現有的體系內,一旦銀行碰到危機,處理起來缺乏必要的事前資金積累,所有處置措施都由臨時個案來決定,需要各級政府、司法部門、監管機構的臨時合作,拖延了處置時機,大大增加了處置成本。
「除了維護系統穩定,從講政治的角度來講,這些大銀行也慢慢理解了。」上述央行人士接受南方週末記者採訪時說,「大銀行如果沒有國家信用支撐,沒有幾次國家注資、改制,能有今天嗎?大銀行做點貢獻也是應該的。」
「我覺得這項制度推開,對我們金融體系的健全,特別是小的金融企業的健康成長和救助,是一個非常好的政策。」時任中國建設銀行黨委書記的王洪章2012年時曾公開表示,「建設銀行過去叫大銀行不能倒,但現在也很難說,所以我們對這項政策是非常歡迎的態度。」
技術問題早已解決,剩下的只是政治博弈。
存款保險制度在中國,曾經歷三次加速,又經歷三次擱置,原因各不相同。
2005年,存款保險制度距離落地幾乎僅有一步之遙。
2004年,在國務院有關領導督促下,存款保險制度的推進工作明顯加快。12月初,《存款保險條例》起草工作展開。一個月後,人民銀行金融穩定局透露,存款保險制度已有初步方案,待成熟後報國務院審批。而據當時媒體報導,2005年3月,央行牽頭的存款保險制度設計方案已經獲國務院原則性批准,由央行金融穩定局負責具體組織實施。該報導援引央行研究局人士消息表示,存款保險制度的有關具體步驟可能在2005年下半年進入會簽,預計年內實施的可能性很大。
此後卻再無音信。魏加寧認為,這一次擱置,錯過了2007年這個最好的時機。「當時經濟增長勢頭很好,企業盈利在上升,銀行包袱甩了,不良資產被剝離,國家財政收入也在上升。但是很遺憾。」
據瞭解,這一次耽擱的原因是,銀監會認為當時農信社特別困難,需要將其納入特別考慮。
一位接近央行和銀監會的人士回憶,銀監會的藉口是「農信社怎麼辦」,「但心裡想的卻另有其事」。
央行方面提出存款保險應具備三大功能:理賠、資產處置和輔助監管功能。「央行提出這個之後,銀監會不干了。」上述人士稱。銀監會方面對於前兩項職能並無異議,但認為第三項「輔助監管職能」將涉及「監管權之爭」。
一位央行人士回憶,2006年8月,人民銀行曾派時任金融穩定局副局長的張健華去美國聯邦存款保險公司工作考察半年。美國方面很重視,安排張從監管部門、研究部門、國際部門,到下面的接管、清算部門都挨個轉過,甚至還讓張健華跟著去現場檢查銀行。
這輪考察的最大體會是,存款保險制度若想真正發揮作用,功能必須相對完善,需要附加監管或及時糾正功能,單一的「付款箱」(paybox)模式絕對不適合中國。
一個經常被拿來做反例的例子是,2008年英國北岩銀行遭受擠提,宣告了「付款箱」模式的徹底失敗。
北岩銀行被擠兌時,被監管機構認為仍具有清償能力,資本超過監管要求,貸款質量良好,但它卻成為英國銀行業近150年歷史中第一家由於擠提而被政府接管的銀行,最直接的原因就是受到流動性的衝擊。但英國「付款箱」式的存保制度,只負責事後埋單,無法起到維護公眾信心的作用。
「我們國內有些部門就希望存款保險機構辦成paybox形式。因為這樣不涉及監管權的劃分。」上述央行人士告訴南方週末記者。
該央行人士回憶,2005、2006年,央行幾乎解決了所有技術層面的問題,「把該研究的問題都研究了,比如存款搬家,大機構到底參不參保,是最簡單的費率還是差別化費率,差別費率怎麼計算,是按很複雜的公式計算,還是分簡單的幾檔去計算。當時農村信用社特別困難,2007年的時候又對農信社的問題單獨研究過一次。」上述人士說,「領導人最後的拍板,就屬於政治博弈了。」
存款保險的再度推進則到了2008年。
2007年初,人民銀行和銀監會會同發改委、財政部、中編辦和國務院法制辦成立了專題小組,具體負責存款保險制度實施方案的設計和《存款保險條例》的起草。
據一位多次參加央行專家座談會的學者回憶,2008年夏天,在一次央行關於存款保險的座談會上,時任央行副行長的蘇寧曾講「這是最後一次會了」。當時座談會邀請了對存款保險制度持反對態度的一位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研究員和社科院金融所王國剛,還請了兩位來自地方上的同樣持反對意見的年輕人。
「那次會的意思是,把不同意見的人都請來了,把你們的意見反映上去,然後我們就可以收官了。」上述學者告訴南方週末記者。
此後央行相關負責人亦出面表態。2008年11月28日,時任中國人民銀行研究局局長的張健華說,「有關部門已經基本上達成一致了,到今天為止,我可以正式地跟大家說一下,已經給國務院上報了這個方案,但是什麼時候能出呢?咱們保守一點明年肯定能出了吧?我希望中國存款保險制度能盡快出,但是前期並不一定搞得特別獨立,有可能還是和中央銀行保持密切聯繫,因為存款保險還需要中央銀行的大力支持。」
一位參與推動存保制度的央行人士回憶,那時候各方面的態度都差不多達成一致了。「有一段時間已經協調得差不多了。銀監會也並不是說堅決反對這個制度,核心仍是機構主導權的問題。」
然而期待再度落空。
這次是因為金融危機。2008年底次貸危機襲來,政府高層擔心在這個時候推存款保險,可能會釋放一種國家信用撤離的信號,造成大家對銀行業的不信任,引發系統性風險。
反對者陳述的理由是,國外建存款保險是從無到有,做的是加法,能接受。而中國是從有(國家隱性擔保)到無,是做減法。
上述央行人士回憶,人民銀行還特地向領導層做了解釋,認為這個擔心沒必要,技術上很容易解決。比如,推出存款保險制度,但承諾全額保險。事實上,金融危機期間,美國、英國,以及已經建立存保制度的亞洲國家,大多實行臨時性的全額保險。「搞兩年,過渡一下,正好把存款保險制度建立起來了。」
「但領導人考慮的角度可能更高一點,」上述人士回憶,「金融危機來了看不準,不知道存款保險在金融危機下的影響,看不準於是又放下了。」
2010年後,存款保險方案推進程序再度啟動。但據一位接近央行人士稱,此後又因政府換屆而延緩。
「金融危機的影子已經很明顯,所以現在更應該出於公心把方案設計得更萬全。」
除了存款保險機構「及時糾正」或「前置介入」引發的監管權之爭,眼下雙方的分歧還包括,由央行主導的《存款保險條例》和銀監會主導的《銀行業金融機構破產條例》本應作為金融機構市場化退出的一個整體,但由於立法資源有限,兩者究竟是同時立法,先後立法,還是只取其一?
上述參與央行內部論證會的人士告訴南方週末記者,人民銀行曾邀請全國人大、國務院法制辦列席內部論證會。後者提出的建議是:你們立法要想通過審批,必須更講策略。要讓每個人都能接受,而不是覺得在爭權搶利。
上述人士稱,央行態度因此有所轉變。過去是排斥破產條例,現在則只表明優先存款保險立法的態度。
幾乎所有的受訪者都談及,多年來,人民銀行與銀監會一直處於微妙的角力關係之中。
「過去十年,銀監會老想幹宏觀調控的事,央行老想把監管拿回來。雙方都沒有定好位。」一位接近央行和銀監會的學者評價說。2004年,銀監會曾下達電話指令,要求銀行停貸三天。2009年又拚命催貸。
而人民銀行此次的存款保險方案——成立基金,由央行託管,並被要求賦予輔助監管職能——也被外界解讀為實質上的擴權之舉。
「存款保險的建立,涉及幾千億資金由誰管。每個部門都把幾千億資金看做是自己部門利益跑馬圈地的地方。大家都想搞。」北京師範大學金融研究中心主任鐘偉說。
事實上,2005年的那版方案中,央行還傾向於成立相對獨立的存款保險公司,以市場化法人的形式進行運作。在上述方案中,存款保險的啟動資金可能主要來自財政部和央行,並將逐步建立存款保險的保費徵收機制,之後的來源主要包括財政和央行資金、保費收入、保費的投資收益。
一位曾參與存款保險方案設計的央行人士認為,考慮到成立機構行政成本高、週期長,現在的基金模式可能只是過渡方案,未來應該會成立獨立性更強的機構。但在成為像美國的聯邦存款保險公司那麼大、強勢的機構之前,中國的存款保險公司不是依附於央行,就是依附於銀監會,「這是肯定的」。「人民銀行和銀監會本身已經有這麼大的溝通成本,再加上第三方機構,溝通協調難度更大。」
魏加寧並不認同。他認為,諸如機構如何設置、資金來源等問題,屬於基本框架,「一開始就不能搭歪,不然部門利益就摻進去了」。他說,這無異於「分兩步跨過同一條河流」,「現在弄成基金,以後若是分離出來還要打架」。
一種市場觀點認為,存款保險基金應放在銀監會下面,理由是保護存款人合法權益本身是銀監會的職責,而且能更瞭解監管信息,從市場准入、日常監管到問題處置、市場退出進行全過程監督。缺點則是監管部門可能掩蓋監管失誤,把監管失誤造成的問題用基金埋單。
反對者則認為,存款保險基金由央行託管,理由是基金不足時,央行可以提供流動性;與央行最後貸款人配合,大家更有信心;與證券業、保險業不同,銀行業作為金融業絕對主體與金融穩定關係重大。缺點則是,職責容易混淆,本來央行能救的,結果讓存款保險埋單,或者本來應該存款保險出的,卻讓央行再貸款救活了。
魏加寧認為,更優的方案應該是,央行、銀監會、存款保險機構,三者分離,互相制衡、監督。監管機構的審慎監管、中央銀行的最後貸款人以及存款保險,構成金融安全網的三大支柱。他認為,「監管權」其實可以分為檢查權和處罰權。關於檢查權的協調,三家機構的職責重點並不相同:監管部門主要檢查金融機構是否違法違規,中央銀行主要檢查財務狀況和流動性狀態,而存款保險機構主要檢查存款人信息是否完備。而實踐中,中央銀行和存款保險機構可以委託監管部門代理檢查,或提出信息共享。
至於行使處罰權的手段,也各不相同。監管部門可以進行行政處罰或追究法律責任,中央銀行則通過接觸清算合同或進行信息披露,存款保險機構則通過提高費率等形式。
「違法違規則銀監會管,出現流動性問題則央行救,資不抵債則由存款保險處置。」魏說。
至於啟動資金,魏加寧建議,由於存款保險首先具有公共職能,所以財政應該出1/3;再者存款保險分擔央行再貸款的負擔,所以央行出1/3;然後又事關商業銀行自身,所以銀行業協會出1/3。由於中國銀行業協會資金來源有限,可由匯金減持國有股變現後注資。
在魏加寧看來,如果以部門牽頭推改革,「容易出現把自己部門的利益塞進去」。他建議,推動金融改革應該成立一個跨部門的金融改革委員會。
「金融危機的影子已經很明顯,所以現在更應該出於公心把方案設計得更萬全。」一位接近央行和銀監會的學者說。
加拿大存款保險公司總裁R.N.羅伯遜曾在2005年人民銀行舉辦的大連「存款保險國際論壇」上提出,按照國際經驗,存款保險機構分為 「付款箱」型、「成本最小化」型和「風險最小化」型三類。
「付款箱」是指僅負責「埋單」,沒有權力對參保機構進行干預。「成本最小化」型是指,儘管它很可能沒有權力關閉一家銀行或干預其事務,但是有權參與並瞭解銀行的全面信息,一旦銀行倒閉,將有權決定如何更好處置倒閉銀行的資產和負債。「風險最小化」型則具有最廣泛的權力,既有完善的風險處置職能,又有一定的審慎監管權。
新加坡、荷蘭等中小型經濟體或者長期未發生大規模金融風險的國家主要採取「付款箱」型。美日等大型經濟體存款保險制度主要採取「成本最小化」型和「風險最小化」型。
在美國,與監管當局平起平坐的存款保險公司甚至有權在銀行資本充足率低於2%時下令關閉。而功能最為齊全的聯邦存款保險公司被認為是世界上最成功的模式。(樊殿華 整理)
《創業家》家的基本玩法可以分解成三個步驟:
依靠媒體(雜誌、微博、網站)打造影響力→與目標讀者(創業者人群)發生聯繫→為創業人群提供服務
《創業家》只有四分之一的收入來自紙媒廣告,六成以上來自創業服務,其它來自新媒體上的整合營銷。現在,網上已經對《創業家》的媒體轉型之路有著各自討論,而要更好的理解《創業家》媒體轉型模式,應該更加深入,進入這個龐大的「新媒體巨輪」內部一探究竟——他們究竟是怎麼做的,在做什麼。
1.記者不再是記者
創業家把記者不再定義為記者,而是「資源聚合的紐帶」,創業家內部正在幫助記者進行這樣的轉型。以創業家教育產業資深美女記者T為例,現在T負責起了「教育行業師徒賽」,依託自己多年的行業經驗和人脈資源,在「師徒」的框架下,讓該賽事具有融資、經營指導、行業人脈聚集的創業服務功能。
創業家內部認為,記者是與產業創業者以及行業大佬發生關聯的載體,如果只作為行業「傳聲筒」將是對記者這個職業能接觸到廣闊資源的浪費,他們期望能激發出記者潛在的行業價值、服務價值,讓記者利用自己的行業資源和經驗,去為行業創業者和資深人士提供更多服務。
2.不會做創業服務的記者,不是個好項目經理
創業家內部,用讓記者去主導創業服務產品的方式,實現媒體向創業服務的轉變。
以9月初創業家即將舉行的「教育行業師徒賽」為例,T依靠自己做記者時在教育行業裡積累的資源,邀請了徐小平、李學林、學大教育創始人金鑫、學而思聯合創始人曹允東等教育行業大佬,成為「師徒賽導師」,然後用自己多年在教育行業的行業經驗,吸引優質的教育初創企業參賽。
在創業家的體系裡,記者應該是創業服務者、行業分析師、項目經理、賽會主持,甚至投融資服務的綜合體……
3.給你一個記者,你能撬動一個行業……
記者被很多人詬病為「萬精油」,但是也因為「萬精油」的特性,讓記者可以兼顧多種工作,成為多功能的創業服務者。在我的觀察中,T美女基本一個人的力量就組織起了教育行業非常有影響力的賽會。
因為採訪過行業大佬,與他們有聯繫,所以她可以化身公關,去邀請一些公關公司都很難邀請的行業大佬;因為有行業影響力,所以可以吸引足夠的教育行業創業項目參賽;因為具備產業分析能力,所以可以對「師徒賽」的質量有把控,甚至可以為賽會產生的投融資提供服務。
所以,創業家單靠一個記者,就可以聚合以前需要耗費大量人力物力整合的資源。
1、互聯網普及率極低,傳統生活方式依舊
以我們生產隊為例,大概有30多戶人家,但是家中有電腦的據我所知才3家,聯網的1家。大家共同的特點是,家裡都有人上過大學,電腦都是大學時代留下來的「財產」。唯一聯網的電腦是我的一個鄰居家的,他因為工作在長沙市區,做電腦硬件方面的工作,晚上回家住,需要電腦與客戶保持在線聯繫。我們村30多歲的大人們在工作之餘的休閒方式是打麻將,並且樂此不疲,多少年來都是如此。電腦之與他們並沒有太多的認知,學習起來在他們的意識裡也是一件很難的事情。可見,教育水平對農村互聯網的普及是正相關的。
2、手機上網在8090後中很普遍,但用途單一且流量很少
也許電腦在農村不夠普及,但是手機上網還是十分常見的,尤其在8090後人群中。其中,手機QQ是第一大應用,其次是通過UC瀏覽器看小說。但是,大家用的都是2G網絡,流量套餐多數在在30M、50M以內,所以對手機上網形成了很大的制約,他們也特別在乎對流量的使用,可以用摳門來形容。以我弟弟為例,我送給他一個智能手機,但是因為消耗流量過多,他還是換回了之前的功能手機,而把智能手機擱置在一邊不用。
3、功能手機在6070後群體中使用普遍
雖然手機在農村已經十分普遍,但是在30歲以上的人群中功能機還是主流。主要用途以電話為主,短信在父母輩人群中使用極少,主要是不太會打字,這個特點在農村用戶中特別明顯;另外,智能手機在他們中間還沒有普及開來,手機上網對於他們還是個有待驗證的事情。而80後一代的手機用戶在更換新手機時一般會優先選擇智能機,但流量依舊會限制他們手機上網的時間。
4、微信、微博的使用與受教育水平緊密相關
首先,我要說說我要好的高中、初中同學們。他們學歷大多是大學本科以上,工作穩定,在銀行與政府、事業單位的為主。這次回來的聚會中我發現,他們基本都是智能手機,也都裝了微信,微博。相對於微博,微信的使用更多一點,但還是並不頻繁,聯繫依舊以電話或者短信為主。在一起打麻將、聊天的過程中我發現,十多個人沒有一個人通過微信語音的,偶爾有事也是通過電話聯繫,不像在北京到處都是用嘴對著手機語音的人,差異十分明顯。另外,農村裡很多沒上過大學也沒有外出打工的人根本不知道微博、微信是什麼,用的人就更少了,但是很多高中學歷以下的年輕人都是知道QQ的。
通過以上特點,我們大致可以發現互聯網在農村的發展現狀,以及互聯網對農村生活的影響力如何。當互聯網的從業人員都在說互聯網將改變一切,互聯網將深刻影響傳統產業的時候,互聯網對中國大多數農村地區的影響力其實是微乎其微的。這裡面有經濟發展水平的原因,有農村農民受教育程度的原因,也有互聯網技術培訓在農村欠缺的原因等。
但是,據沙水所觀察到的來說,最最根本的原因還是農村尤其是農民對互聯網的需求尚未被挖掘出來。就現在的農村發展現狀而言,大多數家庭的年收入還是很低的,而互聯網並不能給他們帶來可預期的收入效應。娛樂性需求必須是建立在經濟基礎之上的,雖然必須但不緊迫。
之前也聽到有朋友說,現在的互聯網發展速度太快了,是不是應該停下來等一等,讓廣大的農村地區也能跟上這樣的節奏。但通過這些天的觀察,沙水得出的結論是,互聯網發展的兩極化趨勢如同城鄉經濟發展水平的兩極化一般,鴻溝也會越來越大,短時間改變的可能性太小。也許是我太悲觀了,但是現實往往是最直接有力的回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