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發改委定於2016年11月11日在發改委中配樓三層大會議室召開定時定主題新聞發布會,發布宏觀經濟運行情況並回應熱點問題,發改委相關負責同誌出席發布會,並回答記者提問。
中央改革報改革網記者:大家可能都關註到了,時隔半年,大蒜又成為網友們炫富、討論、調侃的談資,炒蒜大軍也在擴大,市場人氣特別旺,價格主管部門是否關註到了蒜價異常波動的狀況?下一步又會采取什麽相關措施嗎?
國家發改委秘書長李樸民回應稱,對於近期大蒜價格過快上漲的現象,價格主管部門密切關註,近期已部署山東、河南、江蘇三省大蒜主產區開展大蒜價格的巡查。對具有一定規模的儲存商、批發商進行提醒告誡,並對大蒜冷庫出庫、批發等環節進行摸底調查,發現串通、哄擡等價格違法行為,將迅速予以查處。
對於這一輪大蒜價格的過快上漲,主要原因是今年大蒜產量的降低。受2015年年底雨雪、寒潮天氣影響,國內多數大蒜產區出現不同程度減產,2016年大蒜產量低於去年,但大蒜需求基本穩定,大蒜價格也具有較強的上漲預期。在價格看漲的情況下,儲存商的觀望、惜售,又加劇了階段性供需失衡,蒜價持續上漲。
為了加強大蒜等小宗農產品價格監測和預警,我委已將小宗農產品價格分析預警系統納入“12358”價格監管平臺二期建設,目的就是通過及時研判價格走勢,發布小宗農產品相關信息,合理引導種植農戶和市場預期,避免小宗農產品價格大起大落。謝謝。
據新華社報道,11月24日下午,湖南省人民政府召開新聞發布會對外公布了由“雜交水稻之父”袁隆平領銜的科研團隊2016年在超級雜交稻高產攻關上的重大進展。創下世界雙季稻最高產量紀錄、世界高緯度地區高產紀錄、世界水稻百畝片單產最高紀錄等多項紀錄。
今年以來,袁隆平團隊在雲南、四川、陜西、重慶、湖南等16個省區市,建立了42個超級雜交稻百畝連片高產攻關示範點,采用南方一季稻超高產攻關、華南雙季稻超高產攻關、南方一季加再生稻超高產攻關、長江中下遊雙季晚稻超高產攻關等模式,實施“良種+良田+良法+良態”的“四良”配套技術,開展超級雜交稻超高產攻關研究,主要取得了七個方面的突破。
湖南省隆回縣一季稻“Y58S/R957”百畝片平均畝產1000.5公斤,在湖南同一生態區連續3年百畝片平均畝產突破千公斤。其中,2014年“Y兩優900”平均畝產1026.7公斤,2015年“超優千號”平均畝產1004.3公斤。
山東省莒南縣一季稻“超優千號”百畝片平均畝產1013.8公斤,創該省水稻單產最高紀錄。
廣東省興寧市雙季早稻“超優千號”百畝片平均畝產832.1公斤,雙季晚稻“超優千號”百畝片平均畝產705.7公斤,合計畝產1537.8公斤,創世界雙季稻最高產量紀錄。
河北省永年縣一季稻“超優千號”百畝片平均畝產1082.1公斤,創北方稻區水稻高產紀錄,也創世界高緯度地區高產紀錄。
雲南省個舊市一季稻“超優千號”百畝片平均畝產1088.0公斤,刷新2015年創的1067.5公斤紀錄,再創世界水稻百畝片單產最高紀錄。
湖北省蘄春縣“超優千號”一季加再生稻百畝片,頭季采用人工收割的再生稻平均畝產509.7公斤,頭季采用機械收割的再生稻平均畝產394.9公斤,創長江中下遊稻區再生稻高產紀錄;“超優千號”百畝片一季加再生稻人工收割平均畝產1253.4公斤,機械收割平均畝產1138.6公斤,創長江中下遊稻區一季加再生稻高產紀錄。
廣西灌陽縣“超優千號”再生稻百畝片平均畝產497.6公斤,創華南稻區高產紀錄;“超優千號”一季加再生稻百畝片平均畝產1448.2公斤,創華南稻區一季加再生稻高產紀錄,也創世界高產紀錄。
“超級雜交稻前景很大,大幅度提高了糧食產量,中國人通過努力實現科技進步,自己解決吃飯問題。同時,超級稻雜交稻還在向其他國家發展,為他們減輕糧食短缺問題,對保障糧食安全、促進世界和平,將發揮更大作用。”袁隆平說。
據彭博報道,OPEC成員國同意將原油產量下調120萬桶/天至3250萬桶/天。這也是OPEC自金融危機後,八年來首次達成減產協議。
值得註意的,沙特接受伊朗作為特例,可以將產量限額提升至390萬桶/天。
WTI油價和布油價格,在OPEC達成協議的消息過後短線走高,漲幅分別升至7.27%和7.65%。
2月17日據新華社報道,巴西礦業巨頭淡水河谷公司16日宣布,該公司2016年鐵礦石總產量創下3.488億噸的歷史新高,與前年相比增長0.9%。
淡水河谷稱,盡管部分傳統礦區產量有所下降,但北部地區產量提升明顯,位於帕拉州的卡拉加斯礦區去年產量達到了創紀錄的1.48億噸,同比增長14.3%。
去年12月中旬,淡水河谷啟動了位於帕拉州的S11D項目,總投資達到143億美元,預計四年後最高年產能將達到7500萬噸。這是淡水河谷公司史上規模最大的礦山項目,預計可開采30年。
淡水河谷公司日前表示,今年預計生產鐵礦石約3.6億噸至3.8億噸,從明年開始將持續提高年產量,從而在2020年和2021年時達到4.5億噸。
一般情況下,人們對黃金的計量單位是“克”,而山東對黃金的計量單位是“噸”。
20日,山東省政府召開新聞發布會,介紹該省在國土資源科技創新工作的有關情況。其中,關於黃金等礦產資源的下一步勘探計劃引人註目。
發布會上介紹,上世紀60年代,山東省找到了全國第一個金剛石原生礦;70年代,發現和評價了一大批金礦,特別是特大型“焦家式”金礦的發現,在金礦成礦理論上取得了聞名中外的重大突破;80年代末,發現和評價了大型的“歸來莊”金礦,這一新類型金礦的發現打開了魯西地區找金的新局面。
2015年,山東在煙臺市萊州三山島北部海域探明資源量超過470噸的我國第一個海上特大型金礦床。“十二五”期間,山東省探明黃金儲量超過2700噸,超過了建國以來60年探明儲量的總和。
山東是黃金生產大省,多年來產量一直穩居全國省市區第一位。截止到目前,山東省已發現探明儲量的礦種150種,其中,累計探明黃金資源量4600噸,煤炭資源量400多億噸,鐵礦石量371.72億噸。
發布會上,山東省國土資源廳廳長李琥一直把黃金作為主題詞之一。
“(山東省)要完善2000米勘查技術體系,實現3000米深度探測能力,形成5000米深度探測技術,綠色勘查和深部探測技術繼續保持國內領先水平。基本目標是:以金、鐵、煤等重點礦種綠色勘查和深部探測為主攻方向,建立和完善深部找礦綜合勘查技術體系。”李琥說。
有學者研究認為,如果我國固體礦產勘查深度達到2000米,探明的資源儲量可以在現有基礎上翻一番,而目前我國勘查深度大多小於500米。
山東省國土資源廳副廳長宋守軍介紹說,山東省國土資源廳將依托山東省地質科學研究院現有的“國土資源部金礦成礦過程與資源利用重點實驗室”和“山東省金屬礦產成礦地質過程與資源利用重點實驗室”,在“十三五”期間全力申請建設“金礦成礦過程與資源利用國家重點實驗室”。
重點實驗室將立足山東省金礦資源優勢,以世界第3大金礦集區(膠東金礦集區)為對象,深入研究金礦成礦富集機制與成礦規律。
宋守軍說,未來5年,山東省一是要以金礦、富鐵礦、金剛石為重點,組織開展深部資源勘查開發技術攻關,提升深部資源探測能力,優選深部潛力巨大的礦集區,拓展第二找礦空間。二是要建立深部三維找礦地質模型、區域三維地質實體模型,開展深部成礦預測與靶區優選,逐步評價深部3000米資源潛力。三是要在膠東金礦集區積極開展試點,推動深部金礦成礦預測與勘查評價示範。四是要開展深部探測關鍵技術攻關,提高裝備自主研發能力,突破國外技術壟斷和封鎖,為深部資源探測提供技術支撐。
雖然進口葡萄酒沖擊有見底的趨勢,但國產葡萄酒的陣痛期依然在延續。
國家統計局數字顯示,相比2016年進口葡萄酒的雙位數增長,國產葡萄酒已經連續4年產量下滑。由於種植成本高、模式落後、效率低等先天不足,國產葡萄酒產業在和進口葡萄酒的競爭中落了下風,而在這一輪市場調整中,國產葡萄酒還在尋找突圍的方向。
進口酒壓境
近日,通天酒業(00389.HK)發布了2016年業績公告,也成為今年第一家報虧的葡萄酒企業。公告顯示,通天酒業2016年收入2.7億元,同比2015年2.9億元略有下滑,但凈利潤由盈轉虧,從958萬元轉而虧損9329萬元。
通天酒業方面表示,虧損的原因一方面是由於國內經濟增長放緩帶來的酒類需求下降;另一方面,則是由於進口產品不斷深化對中國市場的滲透,導致中國葡萄酒市場不同檔次產品的競爭激化,從而對國產葡萄酒產品銷售造成較大沖擊。
從2013年以來,進口葡萄酒的快速複蘇讓國內葡萄酒市場份額不斷被蠶食。
據中國海關總署數據顯示,2016年,中國進口葡萄酒總量達6.4億升,總額高達23.6億美元,同比2015年分別增長15%和16%。其中瓶裝葡萄酒占總進口總量的九成以上。其中法國為最大的葡萄酒進口國,占到總進口比例的44%;澳大利亞和智利緊跟其後占據了35%的進口份額。
而相比之下,國產葡萄酒則面臨4連跌,統計局最新數據顯示,2016年全國葡萄酒產量為11.4億升,較上一年減少1%。
值得註意的是,隨著進口葡萄酒價格泡沫的消退,貿易商也更加務實,數據顯示,2016年每升進口葡萄酒均價下跌4.6美元,下跌3.8個百分點。
在近日舉行的葡界論壇上,煙臺市葡萄與葡萄酒局副局長張旭表示,不考慮庫存的情況下,2016年進口瓶裝葡萄酒已占國內市場份額的三成,提高近4個百分點。同時隨著進口葡萄酒市場泡沫受到擠壓,雖然進口額保持著雙位數增長,但較上年卻回落了20個百分點。這也意味著進口酒加速以大眾化姿態進入市場。而隨著進口酒國內市場的占有率持續提升,會給國產葡萄酒造成很大的沖擊。
這一點在國內葡萄酒企業的業績上也有所體現,除了威龍股份(603779.SH),國內葡萄酒上市公司包括張裕(000869.SZ)、中葡股份(600084.SH)等今年前三季度凈利潤均出現了不同程度的下滑。
對了應對市場競爭,2016年通天酒業加大了廣告和品牌宣傳投入,廣告及推廣開支從1400萬暴漲為1億元,同比增長622%,並開發新產品以適應消費需求。但在全國五大區域市場上,葡萄酒進口較為集中的華東、中南和西南三個區域,經營利潤卻出現較大額虧損,其中華東地區從盈利1927萬元轉而虧損1256萬元。
沖擊蔓延至上遊
進口葡萄酒的沖擊從零售市場傳導到行業上遊。
在中國葡萄酒六大產區的河北沙城產區,由於酒企銷售疲軟,釀酒葡萄收購價格的下滑,當地部分農戶砍掉了葡萄藤轉而外出打工。
“現在種釀酒葡萄的利潤太少,幾畝地的收入不夠一家人開支。”懷來縣海科葡萄專業合作社負責人梁曉晴告訴第一財經日報記者。
梁曉晴告訴記者,合作社的情況相對還好,但普通農戶釀酒葡萄的收購價格不斷下滑,以赤霞珠為例,2016年收購價格較高的酒企為1.8元/斤,畝產2000斤,去掉農資和人工,一畝地的凈收入不超過3000元,5畝地不過1萬5千元,還不如外出打工。據介紹,在這一輪調整中,懷來縣釀酒葡萄種植面積減少了約2成。
而另一方面在瓶裝酒沖擊零售市場之外,隨著關稅的減免,智利和澳洲的質優價廉的原酒也已深入產區。
據梁曉晴介紹,在2016年秋天後期,當地釀酒葡萄價格有所擡尾,不少酒企就開始停收葡萄,並從12月開始轉用進口國外的原酒進行生產。
海關數據顯示,2016年,中國散裝葡萄酒進口量為1.4億升,山東和河北是原酒進口的前兩名。
記者了解到,進口原酒多數作為國產葡萄酒的生產原料。酒廠在進口之後仍需要和國內原酒勾兌調整,但仍不失為有效降低成本的方法。目前澳洲原酒價格在5000元/噸左右,智利價格更低,而國內葡萄制造原酒的成本則在7500-8000元/噸。
酒廠使用進口原酒也無可厚非,原本國產葡萄酒產品大多為中低端,而進口葡萄酒低端占到半數以上,中端也占到3成到4成。由於其具有成本和性價比的優勢,對國內中低端市場的沖擊最為強烈,如果酒廠原料成本過高,就不利於未來的銷售。
記者了解到,由於下遊銷售萎縮,沙城產區當地最大的酒企中糧長城葡萄酒就曾控價限收。2013年,中糧長城在張家口收購總量從2.9萬噸減少至0.4萬噸,導致當地原酒積壓。2014年,經協調,長城公司少量恢複收購,但將價格壓在6700元/噸,原酒廠每賣一噸就要虧1300元。2014年秋後,就已經出現了砍伐葡萄藤的情況。
2015年,長城、張裕等大型企業的葡萄酒銷售量下滑,導致葡萄收購價格繼續走低。曾有人測算,農民種植釀酒葡萄的收益並不比種玉米高多少,一畝僅多出200-300元,而且種植葡萄費時費力、專人全程管理,不像種玉米農閑時可以外出打工增加收入。當年,沙城產區釀酒葡萄種植面積同比減少2萬多畝。2016年,由於雹災產量減少,情況沒有繼續惡化,但價格也沒有起色。
梁曉晴告訴第一財經記者,長期以來,國產釀酒葡萄種植一直存在質量和產量的矛盾,而現在行業進入到一個2-3年的陣痛期,優勝劣汰,農戶會自覺地配合企業把葡萄質量提上去。短期內為了保證合作社社員的銷售收入,他想盡辦法:一方面做好管理提升葡萄品質,另一方面他采取了在酒企看來是“瞎胡鬧”的方式,通過互聯網招募釀友,以收購價2-3倍的價格銷售釀酒原料和技術。
沖擊見底 陣痛持續
中國酒業流通協會副秘書長、中國酒業論壇創始人趙禹告訴第一財經記者,國產葡萄酒行業調整未必會變的更壞。
在他看來,進口葡萄酒在海關數據上的增長,未必代表消費的同比例增長,由於葡萄酒消費潛力巨大,很多流通企業布局其中,據估算,過去三年里,進口葡萄酒的經營者數量增長了至少10倍,也導致大量的進口葡萄酒存在於庫存和渠道之中,並不能證明市場份額大幅增長了。雖然國產葡萄酒近幾年的產量沒有明顯增長,但根據他調研發現,目前國產葡萄酒的市場份額穩定在70%左右。
在經歷了4年下滑之後,進口葡萄酒的沖擊也有見底的趨勢。
張旭認為,從大環境看,國內葡萄酒市場仍處於調整期,市場預期不可盲目樂觀。但從產業數據看,雖然國產葡萄酒產量自2013年以來的連續第4年下滑,但相比2013年兩位數幅度的下滑,近幾年國產葡萄酒產量正在趨於穩定。
在行業內看來,中國葡萄酒行業正在經歷一次大浪淘沙的內部淘汰,從產區種植、釀制到銷售都要向精細化轉型,產能從萬噸為單位轉向更小的單位,可能會有一部分企業被淘汰,但是最終留下來的將成為國產葡萄酒的新希望。
張旭表示,進口葡萄酒的沖擊一直都在,面對激烈的市場競爭,“與其抱怨世界不如改變自己”。
在趙禹看來,進口葡萄酒給中國葡萄酒產業帶來了先進的理念,在消費知識普及方面借鑒作用。進口葡萄酒因為紛繁複雜,在品牌塑造方面難度較大,而國產葡萄酒更有利於品牌塑造,此外隨著多品種、個性化、差異化的產品不斷湧現、產品定價也逐漸趨於理性、市場運營能力逐漸提高,消費者對國產葡萄酒認知也有了明顯提高,都將極大地推動國產葡萄酒發展。
不過本身國產葡萄酒行業確實存在先天不足。
記者了解到,國產葡萄酒本身存在成本問題,國外葡萄酒屬於農產品,政府給予高補貼,而國內屬於工業品,要受到農業、林業、工業等多個行業的約束,還有消費稅等。而且本身國外機械化應用也更好,成本更低。國內著名葡萄酒專家郭松泉告訴第一財經記者,此前有政府部門在做調研,試圖減少產業的部分稅費,但還沒有結果。
另一方面國內葡萄種植的成本偏高。梁曉晴做過測算,規模化機械化之後、拋開稅費,種植成本可較小門小戶方式降低一半,但比國外的成本高50%。由於中國產區冬天較冷,葡萄藤埋土過冬,郭松泉介紹,埋土過冬的成本在葡萄種植成本中約占三分之一。
張裕葡萄酒副總經理孫健此前接受第一財經記者采訪時表示,國產葡萄的產業化、機械化、果農的勞動效率和最終產品與產業成熟國家相比,競爭力不高,這個差距短期無法改變。張裕曾試圖改變和縮短這個差距,目前公司在國內6大產區擁有11個葡萄園,在國內葡萄酒企業中,是自有葡萄園和產量比例最大的。從成本上看,從新疆運原料回煙臺比智利運到中國的還要貴,因此如果完全按照市場角度算經濟賬的話,這樣做並不合算,但行業里總要有企業向前推進。所以張裕采取的方式也是一方面掌控更多的葡萄園並消化其產能,另一方面向海外擴張把自身做強,來逐步平衡國內外的收入。
“國產葡萄酒還是要找到突圍的方式。”郭松泉告訴第一財經記者,對於國產葡萄酒的概念不應與進口葡萄酒混為一談,應該有自己的特色體現差異,打造中國葡萄酒文化和新概念。世界主要的葡萄酒生產國大多是地中海氣候,中國是大陸性氣候,地域廣袤,原輔料和風土上有自己獨特性。此外,中國的飲食文化和西方也不同,西方的長桌文化和中國圓桌文化,西方的一菜一酒和中國的一酒到底,西方的多碰少喝和中國的幹杯文化都截然不同,在消費觀念和飲酒文化上,應該培養自己的文化,而不是厚此薄彼、設置門檻。
在郭松泉看來,應該是國產葡萄酒企業團結在一起,打造一個中國產區的形象,這也符合國際上的推薦模式。不過記者了解到,目前國內葡萄酒企業自我意識較強,還很難在聯合上難實現突破。
推進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一個全局性、方向性的問題。
3月7日,在十二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記者會上,農業部部長韓長賦稱,推進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有三大背景,也是三大必然。根據中央的部署,這項工作從去年就已經開始,也取得了初步成效。今年中央一號文件又作出新的部署,農業部也圍繞這一工作主線,提出了2017年的具體政策措施。
在發布會上,第一財經記者問如何評價2016年糧食總產量出現首次回落?韓長賦對此回應稱,糧食生產是一個兩難,多了不行,少了更不行。去年糧食總產量在“十二連增”後出現首次回落,但仍是歷史上的第二個高產年。具體來說,這次調減的主要作物是玉米,也是中國政府推行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主動調整的結果。可以說,在今後,糧食產量根據當期的供求關系適當進行增減,是正常的,這也將會成為一種常態。
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
在今年的兩會政府工作報告中,深入推進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仍然是今年農業工作的主線。在這條主線的指導下,引導農民根據市場需求發展生產成為重要舉措之一。
韓長賦稱,推進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一個全局性、方向性的問題。這次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主要是用市場的手段,用改革的辦法,通過引導市場主體行為,促進結構調整。
新世紀以來,糧食總產量的“十二連增”難掩農業供給存在結構性矛盾、中國農業在國際市場上缺乏競爭力等現實。因此,推進改革就是為了增加優質、綠色農產品的供給,破解玉米供大於求的困局,提高中國農產品的國際競爭力。
針對這三大背景,韓長賦稱,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需要適應市場需求,改善農產品的供求關系;需要提高農業的質量和效益,增加農民的收入;促進農業轉型升級,提高競爭力。今年農業部就此改革提出了包含去庫存、補短板、增效益、育主體、增動能五大具體政策措施。
十二連增以來首次回落
值得關註的是,2016年中國糧食總產量出現首次回落。這跟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密切相關。
連續十二年的糧食總產量增產,其實很大程度上有賴於玉米,尤其是於2008年實行玉米臨儲收購政策以來,極大地刺激了農民種植玉米的動力,使得玉米種植面積和產量雙雙大增,並於2012年取代稻谷躍居第一大主糧作物地位。2016年,糧食總產量出現首次回落,由於是在高位上的調整,當年糧食產量仍為歷史次高。
如何看待這一回落?韓長賦回應第一財經提問稱,2016年我國糧食減少104億斤,而且減的主要是玉米,這是我們主動調整的結果,也是意料之中的。
之所以調減玉米,他解釋說,玉米這些年出現產量增加、進口增加、庫存也增加的“三量齊增”,供大於求。為此,去年國家啟動玉米收儲制度改革,將實行了8年的玉米臨儲政策調整為市場定價、價補分離,也就是市場化收購,加上給農民補貼,這是我國糧食收儲制度的一項重大改革。
那麽,如何評價這一年來玉米實行的“市場定價、價補分離”政策改革?韓長賦稱,這項改革取得了明顯成效,理順了價格,激活了市場,提高了競爭力,帶動了玉米加工,也倒逼了結構調整。去年玉米種植面積減少近3000萬畝,停產、半停產的玉米加工企業都運轉了起來。因此,對糧食產量的年度間合理性波動,要理性看待。今後糧食產量根據當期的供求關系適當有一些增減,是正常的,而且也會成為一種常態。
他說,糧食生產是兩難問題,“多了不行、少了更不行”。習近平總書記強調,中國人的飯碗任何時候都要牢牢地端在自己手上。所以,糧食生產沒有放松,也不能放松,作為農業部門,首要職責還是要保障全國人民能夠“到點開飯”。
為此,新的國家糧食安全戰略,首先要守住谷物基本自給、口糧絕對安全的底線,概括起來可歸納為“三個兩”。具體來說,一是要保住兩大口糧。保持稻谷、小麥這兩大口糧的面積和產量總體穩定,確保口糧絕對安全。二是穩住兩個積極性。要穩住地方政府重農抓糧和廣大農民務農種糧的積極性。三是實施“兩藏”戰略。“藏糧於地、藏糧於技”,鞏固提升糧食產能。這樣市場和年度產量有一些波動,也沒有關系,只要有需要,就能夠產得出、供得上。
汽車工業是我國重要的支柱產業之一,因其對上下遊產業、區域經濟的帶動性強,不少地方都上馬了汽車項目。
那麽哪些地方的產量最高?第一財經記者根據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數據梳理發現,2016年有7個省份的產量突破了200萬大關,其中廣東、重慶和上海位居前三,廣西也進入到前五。總體來看,有大型汽車集團所在的省份,產量都比較靠前。
廣東重奪第一
2000年,我國汽車產量僅為206.91萬輛,位列世界第八。到了2009年,我國汽車產量達到1379.1萬輛,首次成為世界第一大汽車生產國。
2016年,中國汽車產銷呈現較快增長,產銷總量再創歷史新高。中國汽車工業協會的數據顯示,這一年中國汽車產銷分別完成2811.9萬輛和2802.8萬輛,比上年同期分別增長14.5%和13.7%。
這其中,經濟第一大省廣東重奪汽車產量第一的寶座,達到280.06萬輛,比第二名重慶多出了近14萬輛。早在2008年,廣東的汽車產量就躍居全國第一,2013年則以254.29萬輛高居榜首,比第二名吉林多出20萬輛。不過,2014年由於受到日系車低迷影響,廣東汽車產量下滑至215.76萬輛,位居上海、重慶之後,退居第三;2015年,廣東產量有所回升,不過依然名列第三,直至2016年重回第一。
在廣東省內,分布著東風日產、廣汽本田、廣汽豐田、廣汽乘用車、比亞迪、一汽大眾、長安標致等多家汽車整車廠商。據媒體報道,全國乘聯會秘書長崔東樹分析認為,作為全國重要的汽車生產基地,廣東汽車產業發展潛力巨大,已形成產業集群效應、擁有制造成本優勢等。
目前,廣東已形成以廣州、深圳、佛山為整車制造,帶動珠三角、粵東西北為零配件產業加速發展的格局。
業內人士分析認為,廣東汽車產量能重奪第一,在於準確抓住汽車市場消費升級的主脈絡。隨著SUV車型成為消費熱點,去年廣東各品牌旗下的SUV車型也十分火爆。其中,自主品牌廣汽傳祺GS4穩居全國SUV市場的第二,去年前11月的累計銷售為30.52萬輛,同比增長達到182.1%。
在廣東之後,重慶以266.34萬輛位居第二。在重慶工業體系中,汽車和電子信息產業一直是兩大支柱性產業。汽車產業經過數十年發展,2016年產值為5380億元,其中總部在重慶的長安汽車目前是我國第四大汽車生產企業。
7省超過200萬輛
在重慶之後,上海、吉林和廣西位居第三到第五位。值得一提的是廣西,雖然從去年的第四降到第五,但作為一個經濟欠發達的省份,廣西的汽車工業發展卻獨樹一幟。
廣西汽車產業主要是在工業大市柳州。數據顯示,在2015年,柳州市汽車年產量即突破230萬輛,城市總產量位居中國第三位。汽車產業是柳州的第一大支柱產業,目前該市擁有上汽通用五菱、東風柳汽、一汽柳特、重汽運力、延龍汽車等多家整車生產企業,零部件生產企業500多家。
其中,一直占據中國微車市場半壁江山的上汽通用五菱,2010年率先進軍MPV(多用途車)市場,2015年7月推出家用大型SUV。這些滿足消費者家庭、商務兩用需求的產品風靡中國,促使2015年該公司成為中國首個年產銷量突破200萬輛的單一車企。
從各省份的增量來看,去年湖北的產量增加最多,增加了46.61萬輛,產量排名也從第七升至第六。廣東的增量達到40.95萬輛,位居第二。此外,北京、吉林增量也超過了30萬輛。
以地域構成來說,目前我國汽車產業已經形成了長三角、珠三角、遼吉、京津、鄂中、成渝等為主的6個產業集群,另有長株潭、桂中、豫中等有專業分工的產業群,產業集群度以達到一定水平。
一般而言,大型汽車生產企業總部所在地的省份,產業也往往名列前茅。比如上汽、東風、一汽、長安這四大汽車集團所在的省份,均位居前六位。此外,廣汽和北汽所在省份也都名列前茅。
分梯隊看,廣東、重慶、上海、吉林、廣西、湖北、北京共7個省份的產量超過了200萬輛大關,構成了我國汽車生產的第一梯隊。安徽、江蘇、河北和遼寧這四個省份都是在100萬輛~150萬輛之間,離200萬大關有較大的距離,構成了我國汽車生產的第二梯隊,該四個省份也有各自的代表性企業,如安徽的江淮和奇瑞,江蘇的南汽(2007年並入上汽),河北的長城汽車,遼寧的華晨等。
在榜尾端,有3個省份沒有汽車整車生產,分別是西藏、青海和寧夏。有7個省份雖有整車生產,但產量在10萬輛以下,其中內蒙古、新疆、貴州、甘肅等省份都只有一兩萬輛。
對於不少地方政府來說,由於汽車產業的帶動性很強,因此各地都努力上馬汽車項目。比如煤炭大市鄂爾多斯為了發展延長上下遊產業鏈,發展非能源產業,曾經實施“以能源換項目”,引進奇瑞、中興等車企。根據媒體報道,2012年底,奇瑞汽車鄂爾多斯項目整車廠房建成並投入生產,2013年1月份開始試生產,3月份正式生產。
不過,從過去多年發展經驗來看,其效果並不盡人意。數據顯示,去年內蒙古汽車產量也只有2.14萬輛。
需要說明的是,不同的車輛價格差別很大,比如北京生產的一輛奔馳,價格就等於多輛廣西生產的五菱。因此如果按照產值計算,那麽生產高端車、大客車多的地方,比如北京、上海、廣東等,產值也會更高。相應的,生產低端車、經濟型車多的省份,如重慶、廣西等地,產值的排名就會明顯低於產量排名。不過由於產值的數據不易查詢,加上國際上汽車企業的排名基本都是按照銷量排的,因此在此采用國際慣例。
手機是現代社會最普及的電子產品。中國是世界上第一大手機生產國,擁有最多的手機品牌,擁有最大的手機市場。
工信部3月份公布的《2016年電子信息制造業運行情況》顯示,2016年我國通信設備行業生產增長較快,全年生產手機21億部,同比增長13.6%,其中智能手機15億部,增長9.9%,占全部手機產量比重為74.7%。
那麽分地區看,哪些地方的手機生產最多呢?第一財經記者根據國家統計局的數據統計梳理發現,2016年,共有21個省份生產手機,有4個省份的手機產量超過了1億臺,其中,廣東達到了9.6億臺,占比接近“半壁江山”,重慶和河南緊隨其後,也突破了2億臺。
珠三角:手機天堂
作為全國乃至全球經濟最活躍的區域之一,粵港澳大灣區世界級城市群堪稱“手機天堂”。特別是在珠江東岸的深莞惠,手機品牌林立,華為、聯想、OPPO和vivo、中興、酷派、TCL、金立、三星、黑莓……或為土生土長品牌,或為國際品牌本土制造。這些手機廠商們或冠名、或贊助國內各大綜藝節目。
根據南方日報報道,出貨量排名全球前五的智能手機都與深莞惠都市圈有關。作為國產手機代表的華為、OPPO和vivo目前均為“東莞制造”,其不少屏幕、電池則由惠州的“隱形冠軍”供應。全球出貨量占據頭把交椅的三星,雖為國際品牌,但它在中國最大的手機生產研發基地就是惠州三星電子有限公司。
公開數據表明,約六成的蘋果手機屏幕、約七成的三星手機屏幕,是產自伯恩光學。這家位於惠州的全球最大手機玻璃面板生產商,主要客戶還包括華為、vivo、小米等,占據全球超過50%的市場份額。全球市場每10塊手機玻璃屏幕中有一半來自惠州。
此外,隨著產業轉移和轉型升級的提速,珠三角不少手機廠家將產能轉移到中西部的江西、貴州等地。
第一手機界研究院院長孫燕飈告訴記者,珠三角聚集了世界出貨量的幾大手機廠商華為、OPPO和vivo,還包括富士康、比亞迪等大型手機代工廠商,以深圳為中心覆蓋整個珠江東岸的區域是世界上最大、最重要的手機生產制造基地,是手機產業鏈最為完整的區域。
孫燕飈分析,目前珠三角在中低端這一塊的零部件已經十分齊全,唯一稍有欠缺的是在中高端的部分,“比如芯片這一塊主要是在上海、攝像頭這一塊在寧波,觸控模組方面有廈門的宸鴻科技。”
另外,很多手機巨頭將研發中心設在了上海,“因為上海高校比較多,有人才優勢,是手機研發高地。” 孫燕飈說,上海還有很多手機方案公司,“現在1500元以下的機型占市場份額一半以上,很多機型都是在上海的方案公司拿方案做的。”
中西部:重慶河南貴州大飛躍
在廣東之後,重慶和河南緊隨其後,手機產量也突破了2.5億臺。重慶市經信委官網此前公布的統計數據顯示,2016年重慶市手機產量達2.87億臺,同比增長58.7%,占全球手機總產量的13.9%,僅次於廣東省,居全球第二。
據重慶日報報道,該市手機產量大幅度攀升,主要得益於近年來陸續引進、培育了一批手機生產企業。目前,全市的手機生產企業已達近百家,分布在南岸、潼南、渝北、九龍坡、巴南、長壽、綦江和大足等多個區縣。其中,僅在作為重慶市特色產業(手機)基地的南岸區,就有20多家手機生產企業。
這些手機生產企業中,既有知名手機品牌vivo,也有近兩年在國內手機市場快速崛起的“黑馬”——重慶百立豐科技有限公司。2016年其手機銷量達到2000萬臺左右。
河南的手機產業則依托鄭州空港經濟區而發展起來。2011年10月,當時全國第13個、內陸首個綜合保稅區——鄭州新鄭綜合保稅區封關運行,富士康代工生產的美國品牌蘋果智能手機開始源源不斷的從中原腹地的農業大省飛向全球,帶動河南外向型經濟連年高速發展。
在富士康的帶動下,很多著名智能手機品牌往鄭州航空區集聚,推動了鄭州航空港智能手機產業園於2014年1月提前投入使用。至2015年,鄭州航空港區生產的智能手機就突破了2億部,占全球智能手機供貨量的七分之一。
排名第四的貴州,近幾年手機產業發展亦十分迅速,產量達到1.3億臺。近幾年貴州順應大數據產業革命大潮,重點打造以大數據、高端電子信息制造和高端特色裝備制造為核心的現代產業集群和中國內陸重要的智能手機生產基地,最終搭建上下遊一體化的完整智能終端生態體系。
2014年下半年,貴州以晴光電集團有限公司第一部手機走下生產線,從此,貴州省擁有了移動通信手機產量的正式統計數據,當年只有6.54萬臺。
短短幾年過去,以晴集團已經實現了產值、銷售收入雙雙突破100億元,成為貴州首家電子行業百億級企業,帶動7000人就業。與此同時,以富士康、以晴集團、財富之舟、百納威等大型智能終端生產集團為代表的企業落戶貴州,除了智能手機外,還生產功能手機出口亞非等地,共帶動5萬多人就業。
在這四個省份之後,其他的省份手機產量都低於1億臺,其中江西、北京、湖北、山東、江蘇、浙江六個省份的手機產量超過了5000萬臺。
表:2016年各省份手機產量
中國黃金協會的統計顯示,今年一季度,國內累計生產黃金101.197噸,與去年同期相比減產10.366噸,同比下降9.29%。同期,全國黃金實際消費量304.14噸(不含出口及黃金金融投資需求),增長14.73%。
據新華社消息,生產方面,一季度全國黃金礦產金完成80.542噸,有色副產金完成20.655噸。中國黃金、山東黃金、紫金礦業等十家大型黃金企業集團黃金成品金產量和礦產金產量分別占全國的51.67%和41.37%。
統計顯示,黃金首飾銷售市場開始回暖,金條銷售繼續保持大幅增長勢頭。一季度黃金首飾消費量170.93噸,同比增長1.4%;金條101.19噸,增長60.18%;金幣2.5噸,下降67.11%。
業內人士分析說,黃金首飾企業借助春節等假日開展促銷,實現了銷售的小幅上升,而金條銷售的大幅上升,主要是由於黃金的貨幣屬性逐漸被大眾所認知,被更多人視為避險工具。
由於國際環境不確定、不穩定因素上升,今年一季度,黃金價格自年初最低的每盎司1146美元反彈至最高的每盎司1264美元,平均價格為每盎司1220美元,同比增長3.06%,維持去年四季度以來的震蕩趨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