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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行政區增至8個，土地利用首先受關註

10月11日，深圳官方消息稱，日前國務院批複廣東省政府，同意設立深圳市龍華區和坪山區。龍華區行政區域包括龍華、大浪、民治、觀湖、福城、觀瀾等6個街道；坪山區的行政區域包括坪山、坑梓2個街道。

等兩區掛牌成立後，深圳的行政區將由目前的6個增至8個。深圳的觀察人士稱，上述兩個占地頗廣的行政區對深圳來說，是否能緩解土地利用的危機還很難說，但對於這兩個片區行政架構的完善和深圳的區域均衡發展戰略均是利好。與此同時，深圳的行政區劃改革可能會進一步推進，未來將出現更多的行政區。

從“新區”到“區”帶來的影響

坪山和龍華原為深圳四個功能區的其中兩個新區，成立於2009年和2011年，分別從龍崗區和寶安區中脫離出來。

上述兩個新區升級為行政區，顯然是級別上的轉變。一般來說，行政區是由國務院批準成立，並設立人大、政協等整套地方政府機關;功能區則指地方政府為了實現某種目標而設立的管理區。

“功能區沒有人大和政協等幾套班子，沒有獨立運行政府的能力。從組織結構上來說，功能區是管委會，相當於深圳市政府的派出機構。若成為行政區，需要具有相當的產業集聚能力，在城市規劃方面也要有相當的獨立性，比如說在財政上有獨立的支付能力。”深圳市委黨校副校長譚剛對《第一財經日報》記者分析。

他補充道：“現在這兩個區將成為一級權力機構，它們在行政架構和管理體制上都會改變。此外，它們承擔的任務和需要完成的經濟發展指標，也將和它們的層級相對應。”

上述變動會給整個深圳市帶來什麽樣的影響?譚剛認為，這對深圳正在主導的一些區域均衡發展的戰略將帶來推動作用。“就拿位於深圳東部的坪山區來說，將推動東進戰略的步伐。”

2015年5月，深圳通過了《深圳市實施東進戰略行動方案(2016—2020年)》及相關配套方案，確定了深圳今後向東的發展戰略。隨後，當地政府頻頻動作，包括促使已經耽擱多年的地鐵8號線開始動工。

譚剛說：“功能區目前的人員配置遠遠不夠，就像小馬拉大車，不能滿足自身經濟體量的需要，人手和職能不相匹配。而成為行政區後，相關的人手會配備到位。”

那麽繼龍華和坪山之後，其他的功能區也會踏上變成行政區的步伐麽?綜合開發研究院(中國·深圳)旅遊與地產研究中心主任宋丁分析，將來深圳至少孵化出12個行政區，甚至不排除有14~15個。他以寶安區和龍崗區為例，“寶安區仍然偏大，未來沙井可能會分出來，因為國際會展中心進駐沙井之後，體量就太大了，寶安區帶不動了。而龍崗區的布吉和阪田，也完全具備獨立區的能力。未來寶安區會一分為二，龍崗區則一分為三。”

土地利用是否優化還很難說

坪山新區和龍華新區的土地面積在深圳的占比頗大。整個深圳占地面積不到2000平方公里，而坪山新區轄區總面積約168平方公里，龍華新區總面積約175平方公里。

那麽，這兩個區在成為行政區並享有更大的管理自由後，能否讓片區內土地資源的利用更加優化?

宋丁說：“任何一級政府的成立其實是資源的重新分配和整合。就拿龍華區來說，以前由寶安區政府管理，現在完全獨立，將來這個區域的土地也將被重新整備，自己調配，不需要等待寶安區和深圳市兩級政府協調之後的結果。龍華區政府可以完全行使它的權力和執行它的職責，土地利用的流程會大大清晰，城市更新等方面的進度會加快。”

不過也有觀點認為，龍華和坪山的級別改變後，對於土地資源的使用和優化上影響甚微。美聯物業全國研究中心經理何倩茹對《第一財經日報》記者說：“在土地規劃和城市更新上，暫時看不出來有大的影響。因為即使是獨立的行政區，自由度要大一些，但是在土地的使用上，還是要上報到市里做調整和規劃。”

“而且舊改更多的是針對城中村，難度太大，不是某個區域想改就改，需要很多方面的合作。”她補充道。

龍華和坪山升級成“區”之後，深圳市原來4個功能區就剩下兩個。最早成立的是原隸屬於寶安區的光明新區，設立於2007年8月；大鵬新區與龍華新區是同日成立的，原隸屬於龍崗區。功能新區的設立目的原為推進行政層級改革試點、縮短管理鏈條。

“鎮改市”獲政策驅動，六級城市體系可破行政難題

目前，沿海發達地區一些經濟總量高達數百億上千億、人口眾多的鎮，往往存在“大腳穿小鞋”的窘況。在不久的將來，這一格局將得到明顯改變。

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組長習近平10月11日下午主持召開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第二十八次會議並發表重要講話。會議審議通過的一批意見和方案中，有《關於深入推進經濟發達鎮行政管理體制改革的指導意見》。在經濟發達鎮行政管理體制改革方面，會議強調“擴大經濟社會管理權限，探索建立簡約精幹的組織架構、務實高效的用編用人制度和適應經濟發達鎮實際的財政管理模式”。

這意味著經濟發達的“超級鎮”進一步擴權在即。“鎮改市”或許很快啟動。多位專家接受《第一財經日報》記者采訪時表示，“鎮改市”方向可往“縣級市”走，或參照現有的計劃單列市形式，采取“省轄縣管”的模式。

超級鎮將繼續擴權

深入推進經濟發達鎮行政管理體制改革，這意味著，未來像龍港、容桂、盛澤等沿海超級鎮將繼續擴權的腳步。

目前江蘇、浙江、廣東的一些特大鎮，如佛山的獅山、容桂，溫州的龍港，蘇州的盛澤等鎮，人口規模動輒在50萬以上，工業產值遠超中西部很多縣甚至地級市的水平，但管理體制仍是鎮級，這些年來能下放的行政管理權限已基本下放。囿於鎮級的行政管理體制，發展受到極大限制。

例如在容桂街道，以前公務員編制不到80人，卻要負擔相當於一個縣人口的公共服務，典型的“大腳穿小鞋”，為此容桂不得不長期以聘請“社工”的方式，解決基層行政人員不足的問題；同時又要為區內50萬人口和上萬家企業提供服務，但由於缺少相應的行政權限，“責任如西瓜、權限如芝麻”，公共服務很難跟上。

同樣情況也出現在浙江織里。《第一財經日報》記者7月在織里鎮調研時了解到，當地社會管理任務很重，但現有的工作力量遠遠無法滿足日常工作管理需要。該鎮公安分局去年以占全市4.9%的警力承擔了全市約14%的接處警量。

南方民間智庫副主席、廣東省體改會副會長彭澎對《第一財經日報》分析，這幾年特大鎮的行政管理體制改革，都是賦予特大鎮一些縣級管理權限，但盡管如此，特大鎮仍然存在名不正言不順的問題。

面對這樣的情況，廣東、浙江等地曾先後提出要推進鎮改市。2014年，廣東省住建廳公布的《廣東省新型城鎮化規劃(2014—2020年)》征求意見稿，提出把珠三角地區符合條件的少數“巨型鎮”升格為市，在不調整行政級別下賦予相應的經濟社會管理權限，大力推進強鎮戰略。而早在2010年2月，浙江溫州就提出要努力把5個試點強鎮建設成為鎮級市，包括下屬的樂清柳市鎮、蒼南龍港鎮等。

佛山容桂

如何“鎮改市”

鎮改市，是小城市培育的終極目標。不過，到底是改為鎮級市，還是獨立設置為一個縣級市，或者有其他方式?

對於鎮級市，不乏支持的聲音，但反對的聲音也不少。國家行政學院教授竹立家認為，特大鎮改市的方向應是縣級市。比如一些30萬、40萬人口的特大鎮，符合設置縣級市的標準，就應該改成縣級市。“如果是鎮級市，本身還是個科級單位，行政管理、治安管理等方面編制還是受到很大限制，無論是管理水平、方式還是存在很大問題。”

中國社科院城市發展與環境研究中心研究員牛鳳瑞也認為，將特大鎮改為鎮級市的意義不大。“幾十萬人口的特大鎮即便改為鎮級市，本身還是個正科級單位，只能有一個派出所，還是管理不過來。”他也認為，鎮改市的方向應當是直接升格為縣級市。

實際上，特大鎮直接升格為縣級市的現象也不乏先例。但這種做法同樣會存在很多障礙，一是獨立成縣級市會一下子增加很多行政管理成本，另一方面這些特大鎮所處的縣要分出這麽大一塊，也不願意。

有鑒於此，不少專家提出，未來鎮改市可以參照現有的5個計劃單列市的形式，采取“省轄縣管”的模式，賦予其“計劃單列”的權限，給特大鎮的權限相當於縣級，其管理權限、部門設置、人員配備按照縣級市配備，但是管理還是歸所在縣管。

在行政級別上，現有的深圳、廈門、寧波、青島和大連5個計劃單列市為副省級城市，在經濟社會發展方面享有省級管理權限。照此模式，特大鎮未來計劃單列後，也有可能成為副縣級城市，不少人士認為這是一個比較可行的方向。至於計劃單列後如何上繳財政給所在縣，可以確定一個合理的比例。

如果計劃單列的副縣級市得以設立，未來我國城市體系中，將出現6級城市體系，即直轄市—副省級城市—地級市—副地級市—縣級市—副縣級市的城市體系。

彭澎說，特大鎮改市目前仍沒確立依據，是根據經濟總量、人口規模、區劃板塊還是其他因素，這都需要加快頂層設計，在進行試點的基礎上總結經驗加快推進。

對市級行政事業單位所辦企業，上海明年全面完成清理規範工作

上海市政府26日舉行市級行政事業單位所辦企業清理規範工作會議。市委副書記、常務副市長應勇在會上指出，要堅決貫徹黨中央、國務院“四個分開”要求，按照市委、市政府部署，紮實推進市級行政事業單位所辦企業清理規範工作，將其作為適應和引領經濟發展新常態的一項重大決策部署、全面深化行政體制改革和國資國企改革的重要內容，確保明年年底全面完成清理規範工作。

會議對市級行政事業單位所辦企業清理規範工作提出具體目標，要求全面摸清市級行政事業單位所辦企業情況，通過分類清理，加快推進政企分開、事企分開，切實轉變政府職能，穩步將黨政機關、事業單位所屬企業的國有資本納入經營性國有資產集中統一監管體系，依法理順市級行政事業單位與所辦企業的出資關系，防止國有資產流失。據悉，清理規範的範圍包括市級行政機關和市級事業單位等以任何形式利用占有、使用國有資產投資舉辦的企業，包括全資、控股、參股企業及再投資的各級企業。

應勇在會上指出，要深刻認識開展行政事業單位所辦企業清理規範工作的必要性、重要性和緊迫性。這是黨中央、國務院的明確要求，既是加快政府職能轉變的緊迫需要，完善國有資產管理體制的必然要求，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的基本前提，也是加強黨風廉政建設的重要抓手。要切實增強責任感、緊迫感、使命感，堅定不移加以推進落實。

應勇指出，要全面清理、不留死角，凡是市級行政事業單位所辦企業，只要有投資行為和產權關系，都必須全部納入清理範圍，切實做到應清必清、不重不漏。要區分情況、分類處理，以脫鉤、移交為原則，以保留為例外，從嚴從緊審核。要嚴守紀律、規範操作，將“五個不得”作為底線，不得擅自改變資產用途，不得轉移、轉借、私分或以其他方式擅自處置國有資產，不得隱匿瞞報國有資產，不得未經批準實施對外投資、產權轉讓、資產劃轉、重組改制、擔保抵押等重大事項，不得弄虛作假、變更、毀壞財會賬目和憑證等。要有序推進，確保穩定，註重工作方式方法。要著眼長遠、健全相關機制，完善管理辦法。

應勇強調，要按照“誰主管、誰負責”的原則，加強組織領導，脫鉤企業上級主管部門是這次清理規範工作的責任主體，各主管部門的黨委、黨組和黨政主要領導應負總責。要明確職責分工，加強工作溝通，增強推進的整體合力。要把握時間節點，確保明年年底前全面完成脫鉤清理工作。

會上，市財政局負責人代表市清理規範工作小組作工作部署。市政府各部門、各市級集團公司主要負責人、納入清理規範範圍的有關單位負責人參加會議。

法治政府藍皮書：行政建設寧波最好 十二城市難及格

“盡管規範政府依法行政的法律、政策及制度體系不斷完善，但相關制度的實施卻存在較為嚴重的問題”，10月30日中國政法大學法治政府研究院和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聯合發布的《法治政府藍皮書：法治政府評估報告(2016)》強調。

該藍皮書分析說，一方面，行政不作為現象較為突出，執法監督流於形式，已經嚴重影響到法律的權威，受到社會公眾的廣泛詬病。另一方面，行政規範性文件制定、修改、清理尚未實現常態化，民主化和開放性均嚴重不足，導致實施過程中存在依據不明、權責沖突的現象。

藍皮書當日由中國政法大學法治政府研究院、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聯合發布。這是中國政法大學法治政府研究院在全國範圍內開展的法治政府評估工作的年度成果，也是該院連續第四年發布評估報告。

藍皮書稱，本次評估使用的2016年指標體系總分為1000分，100個被評估城市的平均得分為663.07分，平均得分率為66.31%，較之2015年上升4.57%，較2014年上升6.61%。此外，在所有100個被評估城市中，有88個城市得分在600分以上，及格數量較2015年增多了26個。從廣州、北京、佛山、成都、上海等典型城市的情況看，2016年的得分也都高於2014年和2015年。可以看出，地方法治政府建設的整體水平逐年提高，進步的幅度加大。

藍皮書介紹，連續四年的評估報告顯示，地方法治政府建設中出現一批樣板城市，具有率先在全國建成法治政府的潛力。本年度評估中排名前十的城市分別是：寧波、深圳、杭州、南京、廣州、合肥、長沙、蘇州、濰坊、臺州。此外，有11個城市在連續四年(2013年至2016年)的評估中始終處於前二十位，這些城市是：北京、上海、廣州、杭州、長沙、南京、廈門、成都、深圳、蘇州、合肥。

但藍皮書同時表示，全國範圍內，地方法治政府建設平均水平僅略高於及格線，且呈現出較明顯的區域間發展不平衡現象。總體表現為東部城市好於中西部，部分西部城市仍處於落後狀態。

研究發現，2016年度評估中，得分最高的城市為東部的寧波市，總分為825.61分;得分最低的為西部的喀什市，總分為426.36分，兩者之間相差399.25。得分低於藍皮書評估及格線的城市一共12個，分別是河南省信陽市、周口市、商丘市，山西省大同市，河北省邯鄲市，吉林省長春市，遼寧省撫順市，雲南省曲靖市，新疆維吾爾自治區烏魯木齊市、喀什市，西藏自治區拉薩市，黑龍江省綏化市，上述城市主要以中西部城市為主。

“對九個一級指標的得分率進行橫向比較可以發現，不同指標之間的得分率存在著較大差異。”

藍皮書介紹，根據得分率從高到低排列，最高的是“政府信息公開”，得分率達到77.14%;排在第二位的是“依法全面履行政府職能，得分率為76.23%;排在第三位的是“行政決策”，得分率為68.87%;排在第四位的是“社會矛盾化解與行政爭議解決”，得分率為68.10%;排在第五位的是“監督與問責”，得分率為68.02%;排在第六位的是“社會公眾滿意度調查”，得分率為64.89%;排在第七位的是“政府制度建設”，得分率為63.45%。上述七個一級指標得分率都在及格率(60%)以上。

兩個一級指標的得分率則在及格率之下，分別是：“行政執法”，得分率為57.93%，“法治政府建設的組織領導”，得分率為49.24%。得分率最高的“政府信息公開”和得分率最低的“法治政府建設的組織領導”之間相差了27.9個百分點。

藍皮書認為，目前依法行政制度體系的“最後一公里”現象需要關註。現階段，我國的行政法律制度體系已經基本形成，但某些方面的微觀制度仍然缺失，其原因正是制度建設中存在的“最後一公里”問題沒有得到解決。

評估結果顯示，在制度建設這一指標下，部分地方政府仍未對行政規範性文件的制定程序進行建章立制;部分城市雖然對行政規範性文件的制定程序做出了專門規範，但仍存在制度內容陳舊、更新不及時、缺少實效性和針對性等問題。盡管全面建設法治政府的要求已經提出有十余年，但仍有3個城市在行政規範性文件制定程序方面得了0分。

與此同時，很多法律制度無法落實的原因在於缺乏必要的工作機制。

藍皮書說，“行政決策”一級指標的評估結果顯示，因為對於“重大行政決策”的範圍界定不清，直接影響到重大行政決策相關制度的落實。大多數城市中，能夠嚴格按照“五步”程序進行決策的事項少之又少，甚至有些政府職能部門全年沒有一件事項納入重大決策程序。大量政府重大投資、重大建設項目，直接涉及公眾切身利益、社會關註度高的重大事項本應作為重大決策卻沒有被納入，這對重大行政決策相關制度的實施效果造成嚴重影響。

藍皮書介紹，從評估數據中可以看出，一直以來備受社會公眾所關註的“亂罰款”、“亂收費”、“暴力執法”等現象逐年有所好轉，說明各級地方政府在響應中央文件精神和要求、加強法治宣傳教育方面表現較好。

“但行政執法領域受到人情、金錢、地位等的影響仍然較大，行政執法的效果有待提升;行政不作為成為人們普遍關註的問題，行政效率和行政服務能力需要進一步提高;對行政權力的制約和監督有待加強，誠信政府建設需要引起高度重視。”藍皮書說。

藍皮書建議，加強依法行政的組織領導，通過綜合執法體制改革，實現地方政府大部制改革的突破。加強微觀制度建設，切實提高規範性文件質量，構建有效工作機制，提高決策的科學性、民主性。落實執法責任制，強化執法監督平臺的功能，著力解決行政執法不作為。全面推進政府信息公開，加快數據開放進程，加強信息化手段的應用，提高便民性。落實問責制度，強化對行政權力的制約與監督，完善行政爭議解決機制，有效化解社會矛盾。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盧中原：當前中國經濟要警惕行政化回潮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盧中原在11月4日深圳舉行的大梅沙論壇上表示，當前中國經濟要防止行政化回潮。

他說，十八屆三中全會明確提出，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政府更好發揮作用，其中，排在前位的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作用。

“其實，市場化和行政化是一對矛盾，行政化回潮對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起到一定的幹擾。政府改革的方向是簡政放權、優化服務、放管結合，但我們看到的是行政權利幹預市場化配置資源的進程越來越加大，我擔憂的是行政化在回潮。”

那麽，在他看來，行政化回潮表現在哪些方面呢?

首先，體現在去產能上。當前，我國面臨的突出經濟問題在於，產能過剩、庫存積壓、杠桿率過高。

盧中原說，三降一去一補過程中，行政化強力推動的最新例子就是去產能，例如，鋼鐵和煤炭去產能過程，6月份鋼鐵、煤炭去產能的規劃只完成了30%左右，行政強力推動後8月份完成了70%--80%。

他認為，從去產能任務來說，8月份一下子完成70%到80%，全年的計劃可以如期完成，可以騰出市場份額，騰出市場份額以後可以更好地使供給、需求銜接，這是供給側改革最根本的要義。

他說：“但是，作為市場化配置資源的主體，企業應該遵從什麽?這需要我們認真總結、反思，是第一個需要警惕的。可持續的新動力依舊是要靠市場形成而不是靠行政的強力推動。”

此外，他認為行政回潮的另一個表現是老工業基地到現在問題積重難返，尾大不掉。

他舉例說，某些老工業基地的國有上市公司，應該向市場化導向發展，企業的利潤增加值、股東回報、凈資產利潤率等才是企業應當追逐的數據。

在他看來，跳出行政化、計劃經濟的思路解決經濟問題，是未來應該探索的方向。他以此前外界廣為關註的科研經費審計為例，“新型科研機構是國務院定的新概念，新型科研機構和科研院所、高校、企業是不大一樣的，其上述功能兼而有之。就是這樣的新型科研機構，我們現在面臨的仍然是一些用行政化的思路、辦法去巡視、審計，應該多考慮新型科研機構的章程和當時設立的性質，這還是行政化回潮的表現之一，值得憂慮。”

北大試點取消院系行政領導級別 或采用聘用方式

北京大學校長林建華日前接受媒體采訪時表示，北大的綜合改革正穩步推進，效果開始逐步顯現。在人事改革方面，北大未來將嘗試取消院系行政領導的行政級別，並采用聘用方式，進一步弱化行政級別，加強人員流動。取消行政級別以後，北大會采用聘用方式上崗。

新華社對外部官微截圖

廣東外匯局減少行政審批近8成 銀行審核單證僅用幾分鐘

近年來，外匯管理改革的力度不斷加大，以簡政放權為主線，逐漸減少行政幹預，更多地讓市場在外匯資源配置中發揮作用。

《第一財經日報》近日從外匯局廣東省分局了解到，緊跟國家外匯管理局的步伐，目前外匯局廣東省分局行政審批事項取消了66項，減少近8成；法規文件減少700余件，消減幅度超過6成。企業絕大多數貿易收支業務及大部分資本項下業務均可直接在銀行辦理。

此外，在前期簡政放權的基礎上，今年該分局在簡化企業貿易外匯收支流程、簡化個人貿易單證審核和優化外匯管理服務以大大縮減企業辦事時間和成本上，推出了不少新政策，為一些企業和個體工商戶的收匯和結匯帶來了不少便利。

8000家企業：簡化貨物貿易收付匯手續

廣東晶科電子股份有限公司2011年在廣州市南沙區投資建成LED產業基地，主營業務是研發和生產大功率LED芯片、大功率高亮度LED芯片級光源、無金線封裝的晶片白光大功率LED光源，目前年度主營業務收入超過3億元，年出口額超過2000萬美元。

以往，該企業在銀行辦理收匯要開立待核查賬戶和外幣賬戶，對於在多家銀行辦理收匯的該企業而言，需要開立的賬戶較多，且辦理收匯需要安排專門的財務人員攜帶單證前往銀行辦理，對於日常的賬戶管理、每年審計詢證等也帶來更多工作量。

而現在，該企業收匯只需開立一個賬戶，且憑電子單證即可辦理收匯，短短幾分鐘就可以辦好。

該企業享受到的這一便利的背景是，為了促進廣東外匯穩定增長，改善廣東進出口增長乏力的現狀，今年外匯局廣東省分局簡化了貿易外匯收支流程：一方面，貿易外匯收支分類為A類的企業，其外匯收入可不進入出口收入待核查賬戶，直接進入經常項目外匯賬戶或結匯，節約了企業收匯時間。

經該局初步統計，僅2016年三季度廣東轄內就有8000多家企業享受了該便利政策。另一方面，A類企業在銀行辦理貨物貿易外匯收支時，在真實、合規的前提下，可僅憑電子單證辦理收付匯業務，無需攜帶大量紙質業務憑證，交易成本進一步降低。

個體工商戶：簡化個人貿易單證審核

除了簡化企業貿易外匯收支流程，針對個體工商戶，外匯局廣東省分局通過簡化個人貿易簡化單證審核，讓這個群體節省了不少辦事時間。

廖標雲是東莞市常平鎮從事毛織品出口貿易的個體工商戶，從事毛織品行業已超20年，商品主要出口香港，每年貿易結算金額等值100萬美金左右，以往都是通過代理公司進行出口和收匯。但近期不斷有貨主因貨代公司倒閉而收不到貨款的情況，也讓廖標雲心存擔憂。

像廖標雲這樣的個體工商戶，在廣東數量眾多。外匯局廣東省分局對本報說，廣東省一直以來都有著數量眾多的個體工商戶從事對外貿易，尤其是近年來，隨著市場采購和跨境電商等新興貿易業態的興起，越來越多的個體工商戶參與跨境貨物貿易。原來，個體工商戶結匯需憑報關單辦理，而對於通過代理企業辦理報關手續的個體工商戶，往往無法取得報關單證明貨物出口的真實性。而今年外匯局廣東省分局推進簡化個人貿易單證審核工作，已在銀行開立外匯結算賬戶的個體工商戶可憑合同及物流公司出具的運輸單據等商業單證辦理貨物貿易結匯，無需提供代理企業出口貨物報關單等憑證，便利了個體商戶的貨物貿易收結匯，免除了個體工商戶參與對外貿易收結貨款的擔憂。

廖標雲近日就從中國銀行東莞分行的客戶經理處了解到這項新政策，遂向該行提出業務需求。2016年10月14日，該行到廖標雲的廠房實地調研了客戶進出口貿易背景真實性，了解經營生產情況，並通過紅盾網校驗營業執照有效性，核查了收付款雙方反洗錢名單以及通過聯網核查了收款人身份有效性。在做完盡職調查後，中國銀行東莞分行在10月17日為其開立了個人外匯結算賬戶。10月26日，廖標雲就收到了貿易對手從香港匯入的貨款26萬港幣，前往網點遞交了該筆貨款的合同及運輸單據，並於27日成功辦理結匯，從收到外幣貨款到辦理結匯僅用了2天。

優化外匯管理服務：從數小時到數分鐘

在簡政放權的同時，外匯局廣東分局也在不斷優化外匯管理服務。比如，從2015年年底起，試點推行貨物貿易項下外匯業務便利化服務措施，允許南沙的銀行機構代理企業到外匯局廣東分局辦理“貿易外匯收支企業名錄”登記及其變更、企業外匯賬戶基本信息的備案、貨物貿易外匯監測系統管理員密碼領取等業務申請，大大節省了企業的辦事時間和成本。

以位於南沙自貿區的企業為例，以往辦理名錄登記，需要前往70公里外的外匯局廣東省分局辦理，最少需要往返兩趟。現在企業可以通過附近的銀行網點遞交材料，由銀行進行初審並遞交給外匯局廣東省分局，最快2個工作日即可完成。據了解，目前該措施已推廣至廣州市花都區、黃埔區、番禺區等路途較遠地區。

據外匯局廣東省分局有關負責人介紹，該局還開發了“廣東對外貿易單證公示平臺”，為銀行提供單證查詢、校驗和信息共享等功能，銀行審核單證時間由數小時縮短為數分鐘，大幅縮減了企業辦理相關業務審核流程和辦理時間。

國家行政學院原副院長何家成案開審，被控受賄710余萬元

據寧波法院官方微博消息，2016年12月2日，浙江省寧波市中級人民法院公開開庭審理了國家行政學院原副院長何家成受賄一案。寧波市人民檢察院派員出庭支持公訴，被告人何家成及其辯護人到庭參加訴訟。

寧波市人民檢察院指控：1995年至2014年上半年，被告人何家成利用擔任華星物產集團總裁、董事長、國家國內貿易局副局長、國家行政學院副院長等職務上的便利或形成的便利條件，為相關單位和個人在入股經營、職務調整等事項上提供幫助，直接或通過其親屬非法收受財物共計折合人民幣710.7071萬元。提請以受賄罪追究何家成的刑事責任。

何家成進行了最後陳述，當庭表示認罪悔罪。最後法庭宣布休庭，擇期宣判。

何家成簡歷

何家成，男，漢族，1956年5月生，江蘇南京人，1975年參加工作，1981年入黨。

1978-1981年 在南京大學讀經濟學學士學位。

1981-1984年 在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讀經濟學碩士學位。

1984-1986年 在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所讀在職經濟學博士學位。比較經濟學研究室副主任、發展經濟學研究室主任。1985年獲“孫冶方經濟學獎”，1986年獲“國家級有突出貢獻中青年學者”稱號、破格晉升為副研究員、當選全國青聯委員。

1986-1987年 中共中央辦公廳調研室工作。

1987-1989年 中共中央政治體制改革研究室綜合局副局長。1987年當選中國青年企業家協會副會長。

1990-1992年 國家物資部辦公廳副主任，兼部長辦主任、中國物資經濟研究所所長(正司級)。(1992-1993年江蘇無錫市副市長。)1990年獲第四屆中國圖書獎。1991年當選中國物資流通學會常務副會長。1992年享受國務院特殊津貼、當選全國青聯常委。

1993-1995年 國家國內貿易部政策體制法規司司長。1994年當選中國國有資產管理學會副會長。

1995-1998年 中國華星集團董事長、總裁兼黨委書記。(1996年9月-1997年7月中央黨校中青班學習。)1997年當選中國物流協會副會長。

1998-2000年 國家國內貿易局黨組成員、副局長。(1999年9月-2000年1月哈佛大學肯尼迪學院學習。)

2000-2009年 國務院國有重點大型企業監事會主席。2000年起先後當選哈佛大學肯尼迪學院中國同學會會長、中國信息基礎結構與經濟發展中心顧問委員會副主席、國家信息化專家委員會委員、中國俄羅斯東歐中亞學會副會長。北京大學、清華大學、中國社會科學院特邀研究員。

2009.09—2013.03 國家行政學院黨委委員、副院長。

2013.03—2014.10 國家行政學院黨委委員、常務副院長，主持學院常務工作。

2014年10月，因涉嫌嚴重違紀違法，接受組織調查。

2014年10月13日，中央決定免去其領導職務。

(中共十七大代表)

學者：去年股災警示管理層 管理要用法治而非行政命令

日前，在長江商學院主辦的“第三屆中國宏觀經濟論壇”上，該院經濟學教授許成鋼稱，去年國內出現的股災，就是一個非常好的例子，告訴人們管理要是以行政的方式，而非以法治的方式，會出現很大的問題。

他援引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斯蒂格勒茨的話說，將經濟學跟醫學作對比的話，發展經濟學就是病理學。之所以有些國家仍然是發展中國家或欠發達國家，是因為這些國家“有病”。而作為經濟學學者，要麽選擇當生物學家，去研究基本的機理，要麽就當醫生。總之就是要找毛病，否則天天講一切都好，一定會把事情都搞壞。

他提到，上個世紀80年代的改革，是因為中央認識到問題的嚴重性，必須面對問題找到解決辦法，才取得非常大的成就。早期的改革中，了不起的就是正式承認了私有產權的地位，才有了民企的大發展，為今後經濟的發展奠定了基礎。但很可惜的是，當時改革的迫切感，對嚴重問題的深入認識，正在逐漸消失。

許成鋼說，由於經歷了一段高速的經濟發展，中國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於是開始盲目自滿，而不是看到中國有大量問題尚未解決，有大量問題過去只解決了一部分，還有很多沒有解決。他認為，經濟學家作為“醫生”，就是要找毛病。而當前的毛病就是以為“病”好了，卻不知道“病”還很重。由於有“病”不治，甚至拒絕承認，導致此前留下的老病(軟預算約束問題)開始複發，帶來的“病”就是當下的產能過剩。

他認為，產能過剩是威脅當前經濟增長的首要因素。而造成產能過剩有兩個基本原因，一是內需不足，而內需不足的最基本原因，是因為全體中國家庭住戶可支配收入占中國GDP的比例過低，簡單來說就是老百姓錢太少，使得內需不足出現生產過剩。另一個就是，軟預算約束的最主要部分是國企和地方政府，他們不害怕破產，也不擔心破產。在沒有足夠市場需求的情況下，仍然瘋狂投資，最終導致產能過剩。這兩個問題不從根本上解決，就無法解決產能過剩，那麽經濟增速就會受到限制。

許成鋼認為，從計劃經濟變為市場經濟，依靠的是法治。

以去年發生的股災為例，他認為其中暴露出的問題，首先是有意識的在用行政的方式，推動股市的價值，以為用這個方式能夠解決一系列中國改革面對的困難。但是這種人為的推動方式，使得股市脫離了基本面。此時，任何頭腦清醒的投資者一定會賣空。但管理層反過來用行政的手段來打擊賣空。總結起來，就是用行政方式推出來了泡沫，再用行政的方式去打擊。這都表現出了錯誤的管理市場方式。

許成鋼認為，證券市場必須要依賴獨立的司法管理，而不是用行政的辦法。這在於，用行政的辦法管理會把政府的政策帶到市場里去，比如金融市場、房地產市場，這很危險，也是必須要吸取的非常重要的教訓。只可惜管理層只是吸取了一些表面的教訓。

虛構政府補貼  ST源渤遭行政監管

12月7日，新三板掛牌公司ST源渤(430734.OC) 公告稱，因虛報政府補貼、信息披露不實受到大連證監局行政監管，成為新三板因財務造假被監管的最新案例。

根據ST源渤2016年中報，公司上半年歸屬母公司凈利潤為545萬元，扣除非經常性損益後虧損311萬元。公司稱，凈利潤整體上升的主要原因是報告期內獲得大連市高新園區下發的社保補貼收益890萬元。

不過，監管者調查發現，這筆資金是公司通過《關於政府補貼代理事宜的備忘》從關聯方華廈外包服務(大連)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華廈外包”)轉入的，但是其中只有 291 萬元為 2013 年社保補貼，其余部分華廈外包並未實際收到政府補貼，而且這291 萬元與公司 2013 年保險金列支金額明顯不符。

記者查閱公司中報發現，公司並沒有披露關於政府補貼代理的事項，但披露了上半年向華廈外包歸還了786萬元的代付工資款項。

監管者指出，公司關聯方和關聯交易信息披露不完整。公司從2013年到2015年共3年的年度報告和今年半年度報告中披露的關聯方和關聯交易信息都不完整。

因此，大連證監局決定給予ST源渤責令改正的行政監管措施，要求公司在收到決定書一個月內提交書面整改報告，並將對公司的整改情況進行跟蹤檢查。

虛增利潤為哪般

資料顯示，ST源渤於2014年5月掛牌新三板，是一家軟件技術服務外包供應商。今年4月，公司在年報披露，到去年年末凈資產為為-211萬元 ，因此帶上了ST的“帽子”。

根據新三板業務規則，兩種情況下，掛牌公司會被標註風險警示符，包括最近個會計年度的財務報告被出具否定意見或者無法表示意見的審計報告;以及最近一個會計年度經審的期末凈資產為負值。

目前，新三板上有23家ST公司，其中19家是今年剛剛帶帽的，大部分是由於凈資產轉負。年報顯示，凈資產為負的新三板公司有20家，其中ST諸葛(833933.OC)凈資產甚至達到-2.88億元。

股轉公司並沒有規定連續兩年ST就應摘牌，但在今年10月發布的終止掛牌征求意見稿中把持續經營能力存疑納為強制摘牌條件，公司連續兩年被主辦券商或者註冊會計師出具了持續經營能力存在不確定性的意見，就可以被認定為持續經營能力存疑。

ST源渤自2011年起，扣非凈利潤就不曾超過0，去年扣非後虧損為673萬元。假如公司真實獲得上述社保補貼，那麽公司凈資產將由負轉正。雖然新三板公司的中報不需要經會計師事務所審計，但是ST源渤的不實披露還是被監管者發現。

新三板智庫負責人邱翼對《第一財經日報》表示，不管造假程度大小，都涉及誠信問題。就算公司質地很好，涉及誠信問題就會影響很大。現在新三板大部分企業對市場規則還不是特別了解，對造假後果估計不足。

他表示，“政府補貼造假的目的可能更多出於債權融資，因為股權投資者關註的還是扣非之後的凈利潤，虛增政府補貼對股權融資的意義不大。目的可能在於獲得銀行、民間借貸等間接融資。因為不管主業經營怎麽樣，只要現金流不錯還是能借到錢。”

業績慘淡賣身退出

中報顯示，ST源渤從年初開始就出現技術人員大批離職，甚至導致公司訂單無法正常履行。

ST源渤的應對策略是賣掉公司，公司第一大股東常薇和第三大股東常宇把股份全部轉讓給自然人劉美鳳，截至中報披露時，劉美鳳持有公司三分之二股份，成為公司新的實際控制人。新東家入駐後，把公司經營範圍從計算機軟硬件開發更為軟件技術服務外包與動漫遊戲運營，公司董監高清洗一遍，然後將劉美鳳控制的杭州漫奇妙動漫制作有限公司(下稱“漫奇妙”)無形資產裝入。公司公告顯示，漫奇妙授予公司“洛寶貝”、“綠茵少年”動漫形象元素的著作權以及“聖誕老人”、“海洋之歌”的衍生品開發權。公司商業運營產生的利潤，由漫奇妙與公司按照4:6分配。

ST源渤換血之後能否恢複持續經營不得而知，不過，公司目前股東也只有兩戶，公司自掛牌以來尚未實現一筆融資，但有一戶投資者去年曾買入公司167萬股。

資深個人投資者大胡認為，在新三板市場踩雷是不可避免的，因為新三板是海量的市場，進入門檻非常低，不一定認真調研就能保證得到最靠譜的消息。

一家公募基金新三板業務負責人對《第一財經日報》表示，不能以投資創業板的思路來投資新三板，一旦看錯了，不是兩個跌停板就能砸出來，如果在不清楚公司資質的情況下盲目買進，一旦看錯很難賣出，尤其對於資金規模比較大的機構投資者。

另一家專註新三板的大型投資機構合夥人告訴《第一財經日報》，企業發展過程中遇到業績變臉等問題是有很多原因，有企業內在管理團隊因素，也會受到政策或經濟大環境的影響，也有可能是欺詐行為等，需要詳細分析深層次的原因。

她表示，新三板市場對對投資機構的投資眼光和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投資機構需要堅守價值投資，全面考慮未來可能存在的風險點。當然，企業問題千變萬化，投資人也需要多些耐心，協助企業去解決問題。但如果企業發生的問題觸發了原則，那麽必要時，投資人需要使用相應的法律手段來維護和捍衛自身權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