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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Feb 11 - 東方海外(0316) 中期業績 藍兵手記

http://airmanblue.blogspot.com/2011/02/16-feb-11-0316.html

16 Feb 11 - 東方海外(0316) 中期業績 藍兵手記

http://airmanblue.blogspot.com/2011/02/16-feb-11-0316.html

中石化擬海外首次合資入股煉油廠

http://epaper.nbd.com.cn/shtml/mrjjxw/20110318/2234205.shtml

　每經記者 喻春來 發自北京
中國石油化工集團公司將與沙特阿拉伯阿美石油公司採取一種全新方式展開合作。3月17日，中石化宣佈，雙方同意共同投資在沙特阿拉伯西海岸城市延布建設一座世界級深度加工煉油廠項目——紅海煉油公司，並分別持有紅海煉油公司37.5%和62.5%的股權。
中石化內部一高層人士在接受《每日經濟新聞》採訪時表示，這是中石化首次有意向採用合資入股的方式，在海外投資建立第一家煉油廠。
兩方將展開可行性研究
3月16日，中石化與阿美石油公司就上述項目簽署建立夥伴關係的諒解備忘錄。
「這只是一個初步意向，下一步雙方將展開實質性談判，還要就項目進行可行性研究。」上述中石化高層人士稱，談判還需要上報國家相關監管部門的批准。
據一不具名石化業分析師說，延布煉油廠原計劃在2013年開始生產，但由於原來的合作夥伴美國康菲石油公司在2010年4月退出這個項目，煉油廠投產的時間被迫推遲。
中石化認為，繼投資上游建成1200萬桶/日原油產能後，阿美把在下游投資作為長期戰略，紅海煉油公司即該戰略的一部分，公司計劃於2014年正式投入商業運營。
將進一步保障能源供應
「這將開啟中石化在沙特投資煉油化工項目的新篇章。」中石化總經理蘇樹林表示，本次合作將強化雙方互補型的戰略夥伴關係，加快中石化國際化經營的步伐，促進海外煉化戰略佈局。
此前，雙方曾在天然氣勘探、煉油、石油貿易、工程服務等領域都有實質性合作。
上述石化業分析師稱，中石化和沙特阿美的戰略合作關係也代表了消費性的國家石油公司和生產性的國家石油公司之間的一次新合作。
中石化高層認為，公司此前多在上游資源參與投資合作，而在下游的煉油業務方面多以技術轉讓、工程建設的方式「走出去」，沒有採用合資入股的方式。
沙特阿美的常規原油儲量達到2601億桶，居世界首位，但其下游煉油和化工生產環節嚴重缺乏。上述分析師稱，阿美作為一個生產性國家石油公司一直在尋找 新的增長點，包括在歐洲收購加油站，在國內的延布建立乙烯廠等，其目的在於保證下游需求的穩定；而中石化則需要更多的原油供應保障，通過股權合作，合資建 立下游處理能力，間接也解決了石油供給的問題。蘇樹林也強調，這將擴大中石化境外能源獲取渠道，從而進一步保障中國的能源供應。
有助於獲得更大海外定價權
近年來，中石油、中石化除了加大海外找油的力度外，也都在海外佈局煉化產能。
中投顧問研究員周修傑認為，中石化與阿美合作有助於提高其在下游市場的實力，並擺脫西方石油巨頭對下游市場的控制。
「由於靠近原油產地，通過控制煉油產能來控制庫存，可以此獲得更大的海外定價權。」上述分析師表示，另一方面，海外投資也能解決國內資本和美元過剩的問題。
不過，上述分析師提醒，如果該煉廠生產的油品只在沙特國內銷售，利潤肯定不會高；此外，中東的政治風險也在日益加大。
中石化的高層則表示，該項目將有效地向世界各地市場提供清潔油品，這種合作方式可以共同經營、分擔風險。

中石化：海外征程待續

http://stock.hexun.com.tw/2011-05-09/129423205.html

　「中石化將會成為一個國際化的大企業，不僅大而且強。」4月25日，首次以中石化集團董事長身份出席新聞發佈會的傅成玉說。

　　這是傅成玉第一次向媒體發表對中石化的展望。4月8日，傅成玉的辦公室從北京東二環朝陽門的西側搬到東側，其職務則從中海油總公司總經理變為中石化集團董事長。此前一週，中石化集團原總經理蘇樹林由商轉仕，赴任福建省省委、常委、副書記。

伴隨此次人事調整，中石化增設集團公司董事會，而傅成玉則成為中石化集團第一任董事長。

　　1951年出生的傅成玉執掌中海油七年，始終致力於中海油的「走出去」戰略，其中以2005年對當時美國第九大石油公司優尼科的收購最為著名。 這筆高達185億美元的交易最終雖因政治原因未能達成，但傅成玉此後很長一段時間都被業內視為中國油氣公司國際化的形象代言人。

　　中石化國際勘探公司原總經理周玉琦認為，相較中石油、中海油，中石化的國際化「在規模和目標聚焦程度上還有差距」。也正因為如此，業界對傅成玉轉任中石化普遍抱有期待。

　　傅成玉治下的中海油曾於2010年3月斥資31億美元收購阿根廷油氣公司Bridas Corporation (下稱Bridas) 50％權益，此交易被業界視為「有聚焦、有區域」的國際化範本。交易達成後，中海油很快通過該合資公司於2010年11月及2011年3月收購BP及埃克 森美孚在南美的多項資產，已顯現區域效應。

　　遲到的國際化

　　2010年10月，中石化以71億美元入股西班牙公司Repsol在巴西的石油資產，是當年中國石油公司國際化擴張中的最大手筆。

　　但在剛剛卸任中石化國際勘探公司總經理的周玉琦看來，「與中石油相比，我們甚至晚了十年」。他向《財經》記者表示，中石化的國際化「得從2004年算起」。

　　2001年1月，執行中石化國際化戰略的國際勘探公司成立。在此之前，中石化的工程隊伍已經「走出去」，目的是「為國內富餘的工程隊伍找活兒幹」。本世紀初，中石化下屬的一些油田嘗試在海外尋找投資項目，以此輸出工程隊伍的勞動力。

　　這個階段被周稱之為「放羊式投資」。2003年8月，中石化對國際勘探公司進行重組。同時，該公司被明確為中石化對外合作、投資以及對外經營管理的唯一窗口。

　　「這是轉折點。」周玉琦說。在他看來，重組的首要成就是制定了集團公司對外投資決策制度，建立了項目信息篩選、評價、可行性研究、專家委員會諮詢、董事會決策、重大項目上報中石化黨組等一整套決策流程。

　　這標誌著中石化的國際化戰略正式啟動。2004年3月，中石化以1.53億美元收購美國第一國際石油公司（American First International Oil Company，其資產位於哈薩克斯坦），自此得到每年20萬噸的海外權益油。

　　幸運的是，中石化剛一遠航就得以參與沙特阿拉伯王國石油史上的第一次對外招標。這次彌足珍貴的經驗同樣獲得於2004年3月，當時包括中石油在內的所有中國油氣公司在中東尚無像樣的投資。

　　這次招標涉及三個區塊，普遍被認為是進入沙特的敲門磚，因此歐美石油巨頭們紛至杳來，中石化和中石油也參與其中。

　　由於是首次對外招標，沙特做足了準備，條件極其苛刻，只開放天然氣而不開放石油。

　　這意味著中標者如果在勘探過程中發現石油，沙特政府將在補償勘探費用後收回資源儲量和產量。只有發現天然氣，勘探者才有權分享資源，但必須先以極低的價格滿足沙特國內需求後，富餘產能才可出口。

　　但招標方式卻極其簡單透明，所有公司都可以投標，標書現場投進箱子裡，當場開標，不需要技術方案，誰承諾的工程量最多、要求的回報最低，誰中 標。第一區塊很快被俄羅斯Lukoil拿走，這並不出乎意外，但中石化和中石油不能接受空手而歸的結果，雙方約定，如果第二區塊再次失利，將組成聯合體對 第三區塊投出強標。

　　次日，第二區塊競標開始。就在將標書投入箱內前的一刻，中石化為求穩妥，臨時對方案進行了修改，增加了一口井的作業量，成本多出大約四五千萬美 元，但中石化因此中標，也沒有再參與第三輪招標。以一口井的作業量之差中標的，還有西班牙Repsol和意大利ENI的聯合體，他們在第三輪招標中以此險 勝中石油。

　　唯一遺憾的是，中石化拿到的標的，與其他兩個標的一樣，至今未有商業性勘探結果。但至少，後來者中石化因此熟悉了國際化的競逐。

　　專註上遊資源

　　中國自1993年成為石油凈進口國，至2007年，原油對外依存度首度過半，達50.5％。在石油產業鏈中，原油開採的利潤最為豐厚，但中石化 卻一直貧於上遊資源而長於煉油業務。2007年，中石化股份有限公司煉油業務虧損136億元人民幣。重壓之下，中石化國際化的定位轉向「在產油田資產、有 一定儲采量規模的上市公司」。

　　但這一策略卻面對著油價高企對收購機會的擠壓。2008年1月2日，國際市場原油價格在全年首個交易日突破每桶100美元大關，至7月11日，紐約油價創下147.27美元/桶的歷史最高紀錄。

　　但是，隨著國際金融危機在2008年9月爆發，國際油價開始急速回落。2008年末，紐約原油價格一度在盤中跌至35.35美元。機會終於來了。

　　在周玉琦看來，國際金融危機為世界油氣資源的重新分配打開了缺口。首先，部分中小型油氣公司在金融危機中資金鏈斷裂，需要出售資產以償債。其次，金融危機迫使部分大型油氣公司進行資產優化，出讓非核心資產。第三，為維持經濟增長，資源國也提高了對外開放程度。

　　2009年3月初，中石化國際勘探公司向一家關註已久的油氣公司發出「意願全盤收購」訊息。

　　這家名為Addax Petroleum Corporation（下稱Addax）的公司在加拿大和英國兩地上市，總部設於瑞士，在西非和中東擁有油氣資產。截至2008年底，Addax石油探 明儲量為5.36億桶，年產原油5110萬桶（約合700萬噸/年）。五個月後的8月17日，該交易以72.4億美元達成，創下中國能源企業的單筆收購紀 錄，但亦有業內人士批評其代價過於高昂。

　　「如果放到現在，120個億都不一定拿得下來。」比對當前再次突破110美元／桶的國際油價，周玉琦向《財經》記者稱。

　　這次收購的成功，拉開了國際金融危機下中國油氣行業海外併購的序幕。德勤會計師事務所相關數據顯示，2009年中國油氣業海外併購累計投資額為109億美元， 2010年上半年，這一數據即被刷新至116億美元，中國油氣企業成為國際油氣資源市場上最活躍的角色。

　　國際化新解

　　既然是機會，就不會持續很久。

　　根據安永會計師事務所統計，至2010年末，中國已從2009年能源資源國際併購的第一把交椅上跌落。「這並非因為中國的交易活動出現降溫，而 是被其他國家的交易活躍性趕超。」安永中國能源行業主管合夥人吳國強解釋說，巴西、印度、俄羅斯再次成為中國企業面臨的強勁對手。

　　這種競爭態勢，增強了資源國的資源保護主義。「即使是資源國開放，也是一邊打開門，一邊把門檻提高。」周玉琦說，「這讓投資人一隻腳跨進去了，另一隻腳跟進卻有些猶豫。」

　　目前，許多資源國提出在油氣資源投資之上附加煉廠、電廠甚至化肥廠建設等要求。更為苛刻的是，資源國正將產品分成合同修改為服務合同。在這種合 同之下，投資方無法分享資源，只能按自己開採出的油量拿低廉的桶油回報金。一些業內人士認為，簽訂這種合同，已經違背了出去找資源的初衷。

　　接近可自由交易的資源，是中石化應對上述改變的方式之一。

　　2010年10月，中石化與西班牙Repsol在巴西成立合資公司。在該交易中，中石化以71億美元入股Repsol在巴西的資產，形成一個股權比例為40︰60的合資公司。

　　Repsol最初並不期待與競爭對手合資。「他只是想融資。」周玉琦說。交易主要標的分佈在資源最為豐富的Santos和Campos盆地。 Repsol原計劃將這塊資產在巴西上市，但巴西國家石油公司在同期也將上市，因此巴西當局對Repsol作了限定——須在巴西石油上市之後才可啟動上市 流程。「資本市場容量有限，況且巴西國家石油要籌集400億美元，這對Repso的融資能力影響很大，於是我們就抓住這個機會跟他談。」周玉琦回憶說。

　　該交易的另一價值在於，擁有Repsol的跨國公司背景，可為中石化建立在南美發展的海外平臺。「在一個地區，一個團隊管一個項目也是管，幾個項目也不會增加太多成本。」周玉琦印證，中石化的目標正是「在資源富足區域滾雪球，將規模做大」。

　　這種手法，中海油已有先例。2010年3月，中海油同樣以收購方式建立了Bridas平臺。交易達成後兩個月，傅成玉對媒體表示，「這個公司未來可以成為一個新的平臺，用來在南美和其他地區發展，比中海油頂著一個國家石油公司的帽子出去要更容易。」

　　傅的話在此後應驗。2010年11月末，中海油通過Bridas以70.6億美元自BP手中收購了阿根廷Pan American Energy（泛美能源）60％的權益。2011年3月，經由泛美能源、中海油與埃克森美孚簽署協議，收購後者在阿根廷、烏拉圭和巴拉圭的部分資產。

　　但中石化的效仿目前只是「貌合」。「神離」之處在於，傅成玉認為，中國能源企業的國際化本就不應直接與中國能源安全問題掛鉤，「我在當地賣了油、拿了錢，可以再進口。

　　世界石油市場是開放的，中國需要油，可以從市場上買。」這種能源的「貿易安全」觀是一種全球化思維下的能源安全觀，在西方國家早已成為共識，但在中國卻仍顯超前。

　　事實上，依靠海外收購、國際合作獲得權益油來保障中國仍在攀升的能源需求幾乎是不可能的。中海油總公司首席能源研究員陳衛東表示，「中國所謂的海外權益油，能運回來的，也就10％。」

　　在傅成玉看來，國際化的目的應是建立競爭力，而企業的競爭力體現在通過技術與合作，開發更多的油，增大供應量。世界石油需求的總量是平衡的，中國企業在A地市場增加了供應量，在B地市場就可獲得更多的貿易量。

　　中石化的資產是中海油的2.5倍、營收是6倍、員工數量是20倍，目前，傅成玉履新中石化剛剛足月，外界尚不清楚，他將如何在中石化推行他的國際化理念和能源安全觀。

　　由於大部分央企尚未按國資委要求建立董事會制度，傳統上，央企的一把手是總經理。這一次，隨著傅成玉到任，中石化集團董事會浮出水面，而蘇樹林 離任中石化集團總經理後，新的總經理人選至今尚未宣佈。但在中石化集團的網站上，董事長兼黨組書記傅成玉確已名列公司管理層榜首。

海外买房潮

http://magazine.caing.com/chargeFullNews.jsp?id=100270564&time=2011-06-17&cl=115&page=all

　　中国购买力正在席卷海外房地产市场。

越来越多的海外房地产项目，纷纷赶赴中国进行专场推介，或亮相大陆的各种房展会。卓恩森/CFP

　　5月底，在超过400人的排队抢购下，加拿大新威斯敏斯特市一栋153套的公寓在两个半小时内全部卖出。这栋将于2012年完工的公寓楼并无特 别之处。销售如此火爆的原因就是中国投资者的介入。项目销售负责人比尔·莫里森（Bill Morrison）对当地媒体透露，在项目进行到一半时才想到向中国人营销，但“需求简直疯狂”。在最终成交名单中，中国买主占了40%。

　　6月初，加拿大列治文市（Richmond）中心的一栋豪华公寓楼出售。本计划在一个周六开盘，但是从当周周三开始，就有80多位购房者冒雨排队。最终，周六一天卖出270多套房。冒雨排队的绝大多数是中国人。

　　类似场景与案例，近来屡见于加拿大各大媒体报道。中国人正将之前在国内买房、“炒房”形成的激进风格，带到海外，搅起一波波房市热潮。

　　诸多数据及分析显示，目前中国购买力不仅支撑了加拿大温哥华、多伦多等中国移民密集地区的房价，英国伦敦、澳大利亚悉尼和墨尔本、新加坡和美国旧金山等地，亦到处可见中国投资客的身影。越来越多的海外房地产项目意识到了中国购买力的强势“崛起”，纷纷赶赴中国进行专场推介，或亮相大陆的各种房展会。

　　中国人海外“淘房”的背后，是中国移民潮、留学潮以及投资潮。据财新《新世纪》从多家国际房地产代理行采访了解，虽然移民、留学等传统需求仍是 海外置业的主流，但近一年来纯粹投资性购房的比例正在迅猛上升。政府对国内房地产市场加强调控，出台各种限制措施，再加上国内通胀形势严峻，中国的富裕阶 层由此加紧了对海外房地产的搜罗，在世界范围内寻找投资性房产。

　　去海外买房，正在成为一种新兴的投资趋势。由此，全球范围资产配置的理念也开始冲击缺乏经验的中国普通投资者。实际上，在那些于国外排队买房的中国人中，有很多人对当地情况并不了解，还有很多人习惯性地寄望从房价上升中牟利，如此投资隐含的风险问题不言而喻。

中国买家四处出击

　　6月14日，一场加拿大房地产项目的媒体推介会在北京金宝街举行。两个位于温哥华市中心的豪宅项目将于近期在中国北京、上海、南京等地公开销 售。组织者高力国际加拿大西区住宅部高级副总裁斯考特·布朗（Scott Brown）对此行的销售前景颇为乐观，他对财新记者说：“来自中国大陆的购买力越来越被重视，中国人为温哥华的住宅市场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

　　据高力国际最新发布的《2011年第一季度温哥华房地产市场调研报告》显示，在大温哥华地区，2011年第一季度温哥华多户住宅市场销售坚挺， 共成交2527套，同比上涨35%。成交的大幅增长主要源于中国大陆投资者的激增。上述报告称，中国大陆投资者在加拿大温哥华的购房比例持续增加，截至 2011年第一季度，已经达到29%。此外，加拿大房地产协会今年5月的报告也显示，温哥华4月的房价同比又上涨了10%，主要原因是豪宅价格的上升。

　　也许这些数字还略显保守。在兰克数据公司（Landcor Data Corporation）的2011年第一季度报告中，该公司一名来自中国大陆的房地产分析师发现，2010年加拿大列治文市和温哥华西区高档住宅的买主 中，至少有74%的购房者来自于中国大陆。兰克数据公司拥有英属哥伦比亚省最权威的房地产统计。

　　2006年移民加拿大的张军对此颇有同感。张军历经了温哥华楼市在金融危机期间的短暂低迷、反弹和最近一年多的火热。他对财新记者称，“越来越 多的国内朋友向我咨询在加拿大买房的流程、法规和税收政策。现在温哥华有一套房子出来，看房的十个人当中有九个是中国人，但是房价这两年已经被炒得很高 了。”

　　除了加拿大，中国买家也逐渐成为美国、英国、澳大利亚、新加坡等地房地产市场的投资主力。美国全国房地产经纪人协会5月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在 截至2011年3月的12个月内，海外购房者在美国房地产市场上投资了大约410亿美元。其中，来自中国的购房者占全部海外买家人数的9%，跃居第二位， 仅次于加拿大。

　　美国加州洛杉矶的房地产经纪人陈萍向财新记者证实，2010年以后来自中国大陆的买房人开始增多，不仅投资住房，还买地、投资宾馆或一些大的项目。

　　据英国莱坊房地产经纪公司一项最新调查显示，中国买家近两个月在伦敦花费了1.2亿英镑。在卡纳利沃夫金融区新建住房的购买者中，目前有三分之 一来自中国大陆和香港。此外，第一太平戴维斯的最新数据也印证，伦敦一手物业的购买者中有35%的人来自东亚和南亚，其中以中国大陆和香港的购买者居多。 世邦魏理仕则进一步预测，2011年伦敦住宅物业销售总量5%-10%的买家将来自中国大陆。

　　在新加坡，中国大陆的购房者已经超过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上升为新加坡私宅第一外籍买家。因房价上涨过快，新加坡已推出第二套房房贷提高首付 比例的政策。6月10日，香港金管局也推出了类似的“限贷”新政，对“收入来源非香港”的外地借贷者，要求比本地人多付一成首付。

　　从去年下半年至今，国内五大外资代理行相继成立了海外物业部。“最近一年来，有大量的中国投资者向我们询问，在英国、新加坡、澳大利亚等地有没 有物业投资的机会。”戴德梁行华北区董事总经理何衍钧预计，未来投资海外房地产市场，将成为中国人理财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国内通胀形势日益严重、楼市调控 层出不穷的背景下，中国普通投资者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产的理念正在逐步形成。

　　何衍钧还告诉财新记者，现在国外很多房地产经纪公司都专门配备了会讲中文的房产经纪人，用以接待中国客户。一些法律、医学、工程等专业背景的海外留学生，最近纷纷开始转行做房产经纪人。

调控下的投资挤出

　　据高力国际透露，2010年该公司向亚洲买家推介销售了790套海外物业，其中中国买家约占5%。而在过去的六个月，这一比例已激增至10%。

温哥华和多伦多的房价现在已处于高点，租金回报率已经低至2%左右。Mark Blinch/Reuters

　　过去六个月，通过高力国际中国国际物业部完成的海外住宅投资项目已经超过50套，成交金额约1.3亿元人民币。高力国际北亚区董事总经理柳维伦 向财新记者透露，从成交案例来看，长三角区域的上海、宁波、温州及杭州等地的私营企业主是海外置业的主体。此外，北京、天津等环渤海区域、东北以及成都等 地也出现了非常明显的增幅。

　　高力国际华北区董事总经理高晓晖对财新记者分析称，海外置业人群大体分为三类：一是留学，一些有经济能力的留学家庭考虑到子女在国外租房不如买 房，有的甚至还购买大面积房产，将部分用于出租实现“以房养学”；二是移民，伴随着2010年前后的这一波移民潮，国内投资移民的数量大幅增加，在加拿 大、澳大利亚等主要移民目的地，新移民带来的刚性需求以及对高端物业的需求迅速增加，由此催生了主要移民国家房地产市场的火爆；三是纯粹的物业投资者，相 对于国内的限购、限贷等政策，海外的一些国家贷款政策较为宽松且利率较低，逐利的资金由此越来越多的投向海外置业。

　　世邦魏理仕中国住宅部执行董事安东向财新记者指出，今年以来，纯投资的案例数量不断攀升，已占到海外置业总数的近三分之一。

　　一位不愿具名的外资代理行人士告诉财新记者，在投资客中，有相当数量的国内房地产业内人士，他们本来与代理行有合作伙伴关系，由于国内政策多变以及房地产市场的不明朗，他们索性将投资的关注点转移至海外物业。

　　一位东北的私营企业主也表示，国内现在一二线城市的租售比过高，在政策打压下升值空间非常有限，未来两年内投资的价值不大。他正在考虑将手上的物业脱手，转向海外购置一些房产，“比如伦敦或悉尼，无论是出租回报还是升值空间，都比国内更加开阔。”

　　在何衍钧看来，通过买房进行境内、境外资产的“换筹”，不仅是应对通胀的好途径，还能使个人资产结构更加稳健。

　　加拿大房产经纪人康姆·古德（Cam Good）为了销售多伦多市郊埃托比科克的一个项目，在香港和北京分别开了办公室。他认为，中国人在加拿大买房主要是为了将财富放在一个安全的地方。

　　此外，人民币在汇率市场上的优势，也推动了中国大陆投资者海外置业。人民币兑美元五年内累计升值了22%，不仅购买力提升，同时海外贷款的还款压力也持续降低。

　　有英国媒体抱怨，英镑大幅贬值和低利率，使得伦敦及其周边的房地产对中国投资者而言价格低廉。英镑自2007年以来相对多种其他货币暴跌了 25%左右。伦敦当地的一名置业顾问说，由于英镑疲软，伦敦的房产现在与北京、上海和香港相比更值得购买。莱坊公司的数据显示，中国人在伦敦购入的房产价 格大多在40万英镑（约为400万元）到100万英镑（约为1000万元）之间。

　　在外汇管制的现阶段，资金外流有相当大的隐蔽性。很难找到一个准确的数据，来描绘海外置业热潮带来的资金流出规模。据美亚置业统计，2010年通过房产中介赴海外买房的金额超过50亿元。而多位代理行人士均对财新记者表示，实际规模肯定远远大于这一数字。

　　在现有政策下，每人每年仅有5万美元（约33万元）的换汇限额。巨额的买房资金，如何进入海外市场？

　　高力国际华北区国际物业部董事邹世宏解释称，一般情况下，能够在海外买房的客户，都会有在海外的公司或账户，或者有家庭成员移民海外或留学，能够实现海外转账。如果没有离岸公司或账户，也可以通过亲朋好友的帮助，用不同的身份证向海外账户汇款，但这种情况相对少见。

　　“在海外买房，很少有要求一次性付款，而且首付比例都比较低。”邹世宏称，一般情况下，外汇管制不会成为海外置业的障碍。

　　前不久，上海版个人境外直接投资试点方案上报至国务院。据媒体报道，上报方案将个人境外直投设计为非金融类的外汇投资，主要投向移民投资、房地产投资和企业投资。对此，邹世宏表示，个人境外房地产投资的放开，将有助于缓解国内楼市调控的压力。

中国式“炒房”

　　与中国资金一道进入海外房地产市场的，还有中国式的“炒房”思维。

　　斯考特·布朗告诉财新记者，温哥华和多伦多的房价现在已处于高点，租金回报率已经低至2%左右。

　　以高力国际近期将在北京推介的豪宅项目Jameson House为例，526平方英尺的单间公寓售价约为88.8万加币（约586万元），其预计租金为每月每平方英尺2.5-2.85加币（约16.50元 -18.81元），据此计算，其租金回报率约为2%。如果再考虑到物业费、贷款利息、物业税等成本，投资回报已微乎其微。

　　即便如此，中国人仍然热衷于买房。“中国人对物业升值的期望，远远超过对租金收益的预期。”张军告诉财新记者。

　　在温哥华，即使是非居民外国人，也能够从银行获得最高60%-65%的贷款。以一套50万加币（333万元）的房屋为例，签署合同时仅需支付 10%，即5万加币（33.3万元），3个月之后再支付5万加币，余下的40万款项在交房时才需缴纳。如果获得六成的银行贷款，交房时购房人只需补足剩余 的10万加币（66万元）即可。并且，加拿大目前的五年期变动利率贷款的利息仅为2.3%左右。与国内相比，加拿大的购房贷款成本和首付付款压力都要小很 多。

　　张军告诉记者，由于贷款利息低，很多在加拿大买房的中国人都会利用银行贷款，贷款比例多在50%左右。“一些中国移民家庭有很强的炒房意识，有 了一套想买两套，有了两套想买三套。”张军说，这些行为已经引起了本地居民的抱怨。有当地人称，房价上涨“都是中国人惹的祸”。

　　房价上涨，一方面意味着当地人换更大房屋时需要支付更多的成本；另一方面，由于价格上涨，每年需要缴纳的物业税也相应增加。在加拿大，每年4月都要对物业进行报税，政府会对每一栋物业给出评估价格，物业持有人需按照一定的税率纳税。在温哥华，物业税税率为0.41%。

　　温哥华房价的快速上涨，使得当地一些人开始呼吁遏制外国投资，以防止本地人被高价“挤出”于房地产市场之外。加拿大皇家银行的经济学家罗伯特·霍格（Robert Hogue）小心翼翼地不把温哥华房地产市场说成“泡沫”，但是他认为那是一个“高风险区域”。

　　不过，“炒”加拿大的房，还须算清各类税负的成本。在买房时，买房人要支付12%的统一销售税物业转让税（20万加币以上1%，超过20万部分 交2%）。这两项税，如果房屋属于自用，则必须要支付；如果房屋用于出租等商业性用途，则可以获得最高26250加币的退税。相应的，用于出租等商业性用 途的房屋，其租金收益需要缴纳净收益25%的税款。

　　“总价大概是50万加币的房屋，如用于经营性用途，就可以获得全额退税。”高力国际的邹世宏表示，不过一些自住但又非常住的外国人，可以通过假期出租等方式实现避税。

　　同样，通过出售物业获得投资收益，如果是当地纳税居民且属于自住房，增值部分并不需要纳税；如果是非居民外国人，卖房时须缴纳一定的保证金给税务当局，房屋售出后，增值部分的税务结清之后，再退还保证金。盈利部分，参照所得税率征税，一般为净收益的25%。

　　因此，高力国际北亚区董事总经理柳维伦建议，尽管加拿大一些城市的房价在上涨，但也很难通过炒卖方式来获得很高投资收益，通过持有出租的方式获 得稳定收益仍为上策。他的同事高晓晖也认为，去海外置业投资，应尽量少地从“中国式炒房”的思路出发去考虑“抄底”，因为海外市场依然存在风险，投资者在 决策前需谨慎考虑自身的风险承受程度。她建议大陆投资者关注一些有大量移民或留学生的国家，并且当地经济受次贷危机的影响有限，或者已处于危机后的上升经 济周期，如加拿大、英国和澳大利亚等。

　　据高力国际提供的数据，2010年，伦敦和悉尼的租金回报率都达到了6%。除去英国3%-3.8%的贷款利率，如果再考虑到一定的杠杆比例，在伦敦进行物业投资的资金回报率仍为可观。更为重要的是，英国对国际买家不增收资本利得税。

華為為什麼去海外打官司 陶景洲

http://magazine.caing.com/2011-07-02/100275207.html

　　記得七八年前，中國最高法院和最高檢察院聯合頒佈了新的司法解釋，加重知識產權侵權的刑事責任。

　　當時在京訪問的一位美國貿易副代表很興奮地向我提及此事。我當時提出，要想真正改變中國的知識產權保護狀況，僅靠這些是遠遠不夠的。

　　我甚至引用了一段馬克思的話來說明此事：「有百分之五十的利潤，它就鋌而走險；有百分之一百的利潤，它就敢踐踏一切人間法律；有百分之三百的利潤，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絞死的危險。」而假冒的利潤又何止百分之三百呢？

　　我同時提出，中國的知識產權保護必須具備兩大要件：一是要等到不僅外資和外國企業是侵權的受害者，而且中國企業也成為侵權受害者的時候。否則， 輿論和民眾沒有認真保護知識產權的動力。二是把是否存在知識產權侵權作為衡量地方官員政績及陞遷的重要因素之一，否則，官僚機器就不會在打假方面有任何動 力。現在，上述第一個條件正在具備，第二項則尚未被提到議事日程上，也沒有太多的人希望把它提上議事日程。

　　說到中國企業成為侵權的受害者，華為和中興通訊在歐洲三國的專利訴訟案具備劃時代的意義。

　　今年4月，華為突然在德國、法國和匈牙利對中興提起訴訟，稱中興侵犯其數據卡和第四代移動通訊系統（LTE）專利，並非法使用華為的註冊商標。中興次日即反訴華為。

　　觀察者們不禁生疑：為什麼兩家中國企業沒有在中國法院訴諸公堂，而偏偏選擇在語言障礙巨大的德國、法國和匈牙利提起訴訟呢？

　　原因很多。比如，可能是中國法院在處理此類訴訟方面對權利人的保護不夠充分，賠償太低。舉例說，如果對商標侵權的侵權人侵權所得難以確定，或被 侵權人損失難以確定時，法院可判處的賠償不會超過50萬元人民幣。這一賠償額對於中興或華為這樣的大公司來說，連律師費都不夠。在中國打此類官司顯得毫無 意義。

　　也可能是因為中國法院行政干預太多。在中國，「打官司」也是「打關係」，中興和華為都是中國著名公司，各自都有「非凡」的活動能力，利用各自的政治資源都可能對未來判決產生一定影響，權衡之後，不如上其他地方打去。

　　當然，還可能是怕政府出面「和稀泥」。

　　政府可能會講經濟發展的硬道理，再告訴企業兩強相爭兩敗俱傷，以此息事寧人。據報導，工信部已經對華為和中興在歐洲的訴訟表示了關切，並要出面瞭解情況。

　　我以為，華為和中興選擇在歐洲訴訟，是中國企業走向成熟的一大標誌。既然要做業務遍佈全球的跨國企業，就要學會運用國際遊戲規則，選擇最有利的 訴訟地點和時間。德、法、匈三國與眾多其他國家都有相互承認法院判決的雙邊或多邊條約，判決在世界範圍內的可執行性很大。相比之下，中國很少有相互承認法 院判決的條約安排，中國法院的判決在國外能得到執行的國家太少。

　　中國不應在商務領域總是抱著「家醜不可外揚」的觀念。華為和中興應當是全人類都可以享受其技術發展成果的公司，作為世界商業活動的重要參與者，它們的權利保護當然不應該有國界。

　　華為和中興的訴爭，初看似乎是丟了中國人的臉，但細想起來，它有利於改變世界對中國企業知識產權觀念的看法。現在，中國企業不再是外國技術的剽竊者、模仿者了，中國企業也有自主的知識產權，並且會利用國際規則對自身權利予以充分保護。

　　作者為美國德傑（Dechert）律師事務所亞洲業務執行合夥人，倫敦國際仲裁院理事

海外併購大潮背後的PE身影

http://www.21cbh.com/HTML/2011-7-2/3OMDcyXzM0ODI3OA.html

一個「幽靈」，海外收購的「幽靈」，在全中國遊蕩。PE也無法逃脫這個「幽靈」的影響，其在海外併購中的角色似乎日漸活躍。

上個月初復星國際（00656.HK）宣佈擬以8458.8萬歐元收購希臘珠寶零售品牌芙麗芙麗（Folli Follie）9.5%的股權。這並非復星國際首次涉足海外併購，去年其與美國保德信金融集團聯合成立的基金收購了法國連鎖度假酒店地中海俱樂部7.1%的股權。

類 PE的復星國際只是海外投資的主體之一，純粹的PE基金更活躍。從一早就立足跨境投資的中信資本、曼達林基金以降，新近也有本外幣PE基金加入這個團體， 比如聯宇投資（Unitas Capital）4月份對荷蘭海沃集團的收購，乃至此前專注於國內市場的弘毅投資購入新加坡上市公司柏康國際 （Biosensors，BIG：SP）29.4%的股權，成為這家心血管支架製造商的控股股東。

「這種面向中國市場、對接中國和海外市場的併購機會正在快速增加」。聯宇投資合夥人曹宸綱此前接受本報記者採訪時曾如此評價其對海沃的投資。海外企業想要開拓中國企業，而國內市場又看中其產品和技術優勢。

對這種趨勢的預判，甚至讓一些做投行的也跳進來淘金。新型投行貝祥把自己賣給了加拿大上市公司Canaccord，意圖就是從跨境投資、併購中分得一杯羹。而復星收購地中海俱樂部則是由A Capital撮合的。

為了掘金「中歐跨境投資」，A Capital的CEO龍博望在今年4月又成立了亞歐聯合資本，這只總規模為30億人民幣的基金，其設立出發點是「不少中國LP都對共同投資和幫助中國企業走出去非常有興趣」。

「在大潮中」

清科集團的數據可佐證：2011年第一季度的跨國併購案達到41起，其中披露金額的31起併購案涉及83.38億美元。對比去年第四季度，併購數量增長了2.5倍多；而併購金額則比去年第一季度的23.30億美元同比增增了257.4%。

中 國的跨境併購從2009年的低點開始持續升溫，普華永道《2010年企業併購回顧與前瞻報告》的統計顯示，2010年中國海外投資併購的總量達到了創紀錄 的188宗，金額則從2009年的300億美元增長到超過380億美元。「金融危機以及匯率的變化」都是人民幣出海的重要原因。

這股趨勢 在未來應該仍然會升溫。畢馬威香港併購諮詢服務主管方恩禮（Jeremy Fearnley）指出：在金融危機前許多公司對在中國市場拓展業務的態度只是「有則更好」，但現在已經是當務之急。「現在他們又擁有充裕的現金儲備和借 貸能力了」，比如香港企業的淨負債水平預計在未來12個月內將下降49%，再加上能夠繼續保持充裕現金都保證了它們的海外併購能力。

中國內地企業的淨負債水平儘管預計在未來12個月會從現在的平均14.8%上升到16%，「但這也可以視作是內地銀行對本土企業的支持力度增強，這是幫助本地企業落實海外擴展計劃的關鍵」。

「新變化」

在這股浪潮中，如今湧現出一些新的浪花。那些備受關注的案例中除了資源性案例外，還有了其他行業的身影。

資 源仍佔據中國海外併購的主體，2010年中國海外併購中採礦、金屬以及化工等原材料行業的併購案例數量仍有67宗，排到了第一位。但普華永道也指出，機器 設備、汽車製造乃至高科技行業也正在成為併購對象。僅以高科技行業為例，其併購數量就從2009年的11宗上升到了2010年的24宗。

與 消費相關的大行業是一個新的方向，復星國際投資的芙麗芙麗和地中海俱樂部都屬於這個範疇；這個新變化也並非始於今年，去年7月就曾傳出IDG支持其所投的 服裝品牌伊芙心悅競購Christian Lacroix。當時這個與Dior、Channel齊名的高級時裝定製品牌已經破產。

「在金 融危機期間，我們也曾收到許多公司的收購意向，去買那些深受金融危機影響的歐美頂級品牌。」曼達林基金中國執行合夥人高臻說，但他們大多回絕了。理由是破 產處境中的收購對象贏利情況都很差，「中國企業又沒有足夠的管理能力進行翻盤」；另一些品牌儘管身處危機但由於隸屬各個大集團，也沒那麼容易收購。如今金 融危機的影響或許正在慢慢減弱，這些品牌對新興市場又極度「渴求」。

正是這種轉變，造就了PE的入場。「PE能發揮重要作用的是那些中型項目」，以及與食品、飲料、零售等與消費相關的板塊。無論是食品、飲料等的消費品板塊還是零售板塊，過去一年的併購數量和金額都有長足發展。

據畢馬威的統計，2010年第一季度，食品、飲料和消費品領域的併購案涉及491億美元，而2009年低點時期僅為101億美元。零售板塊的情況也如此，2010年第二季度涉及的併購金額高達156億美元，是2009年第一季度的三倍多。

在資源性的項目往往是「國有企業」主導，《經濟學人》曾做過一個統計，發生在2004年至2009年11月期間的172宗投資規模在5000萬美元以上的中國海外併購案中，81%的主體是國有企業，民營企業的佔比僅為12%。

但民營企業卻需要更多的外部支持，不管是復星出海還是伊芙心悅競購Christioan Lacroix，都有PE的影子閃現；事實上哪怕是新世界發展（0017HK）收購荷蘭海沃，也還要拉上聯宇投資。

海外收購中PE的角色

手持重金的PE基金，在這類跨境併購中扮演著什麼樣的角色？

「錢 並不構成談判的價碼。」一家會計師事務所人士指出，這點在國有企業的海外投資中表現得尤其明顯。「國有企業本身並不缺錢」，自身的資金積累、銀行貸款乃至 政策性資金加起來綽綽有餘。「由於這類投資對國有企業而言都是戰略性併購，因此價格並不是最重要的考量。」這就降低了PE基金的投資收益率，這或許可以說 明為何PE很少出現在資源性收購案中。

事實上，迄今PE與國有企業的合作也並不順暢。一位PE基金合夥人舉例：他們曾經幫助國內某國有企 業去競購歐洲的一個發電機廠商，最後失敗的原因是合作夥伴「速度太慢」了。歐美的併購市場往往很透明，都是通過掛牌的方式出售的。但這一機制要求競購者在 3個月時間內完成對併購對象的考察、出具標書，並根據實際情況不斷進行修改。

「在跨境併購中，PE所能起的作用往往並不是資金。」畢馬威中國投資和重組諮詢服務合夥人陶匡淳說：他們對行業、對目標市場的認知還有服務能力才是更重要的。以曼達林基金為例，其背靠意大利第二大銀行所能解決的是併購融資能力以及對當地項目的掌控能力。

這點在民營企業「出海收購」中也同樣成立。中國資本的大量出海，直接導致了海外項目對中國競購者「出價偏高」。上述會計師事務所人士說，PE在這類項目中「更喜歡扮演過橋貸款者而不是股權投資人」。

儘管復星是國內的第一大民營企業，「但在歐洲又有誰知道誰是復星？」何況此外還涉及資金來源、交易結構安排乃至處理當地有關稅務、公關關係等其他事務。

聯 想控股董事長柳傳志在接受本報記者採訪時，曾解釋過在併購IBM PC部門時引入TPG、General Atlantic的原因：他們可以提供資金，PE在此次收購中總共向聯想投資提供了3.5億美元的戰略投資。「更重要的是這代表了這批美國投資機構對此次 收購的信心」，這對維穩資本市場、使公眾乃至政府對此項收購保持積極態度頗有效。

海外上市「被詐騙」劫後餘生 蘇州大方納入「寶鋼系」

http://www.21cbh.com/HTML/2011-7-7/0NMzA3XzM0OTQ0NA.html

不到兩年，幾度輪迴。

2009年，蘇州大方特種車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蘇州大方」）欲借殼保興發展（01141.HK）登入港交所，直至上市路演蘇州大方董事長李榮生自感被欺，並終止上市。自後，李榮生深陷牢獄之災，而蘇州大方幾度輪迴，直至最近被寶鋼集團旗下企業收購。

7 月8日，蘇州大方將就寶鋼工程入主舉辦慶典活動。而記者獲悉，事實上，早在4月27日，寶鋼集團旗下公司寶鋼工程技術集團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寶鋼工 程」）與蘇州大方原控股股東、法定代表人李榮生簽署了相關股權轉讓協議：寶鋼工程收購李榮生所持蘇州大方51%股權，收購完成後，李榮生將持有蘇州大方 41.02%股權，其餘7.98%股權則為蘇州大方高管持有。

緣起上市「詐騙案」

寶鋼集團入主蘇州大方緣起一起至今未果的上市「詐騙案」。

自 2009年3月起，蘇州大方因特種車業務發展迅猛，企業面臨資金瓶頸，經江蘇誠富法定代表人余秋池、江蘇津富法定代表人劉激揚提議，李榮生決定將蘇州大方 和鄭州大方捆綁赴香港上市。對資本市場一無所知的李榮生決定整個上市運作由余、劉二人負責。余與熟悉香港資本市場運作的加拿大籍華人汪曉峰建立了合作關 係。

直至2009年8月香港上市路演，李榮生才第一次得知蘇州大方和鄭州大方捆綁與香港聯交所主板上市公司保興發展控股有限公司換股上市的具體方案。

而李榮生震驚的發現，如果按照既定方案上市，自己將失去對蘇州大方和鄭州大方的控股權，之後，汪曉峰與李榮生多次磋商未果；8月24日，雙方談判徹底破裂，上市進程終止。

隨之而來的是，一場至今懸而未決的官司。

2009年9月初，汪曉峰一方向鄭州公安機關刑事舉報，而鄭州市人民檢察院於2010年2月10日以李榮生涉嫌合同詐騙罪向鄭州市中級人民法院提起公訴。

2011年4月，李榮生刑事案件再次開庭，但一審依舊沒有結果。

寶鋼聯營救助

2009年蘇州大方香港上市終止後，不僅李榮生深陷牢獄，而且蘇州大方經營隨即癱瘓。

2009年9月28日，蘇州大方銀行賬戶被鄭州警方凍結，自此這家特種車業務前景頗好的擬上市公司頓時陷入絕境。

一位蘇州大方的高管對記者嘆息，「2009年是蘇州大方業績最好的一年，原本全年預計營業收入在10億左右，前三季度已實現營業收入約7億元，淨利潤7000餘萬元；而事發後，蘇州大方銀行賬戶被凍結，無流動資金可用，外部債主、客戶紛紛上門逼債。」

萬難之際，寶鋼工程旗下寶鋼集團蘇州冶金機械廠（現已改製為寶鋼蘇冶重工有限公司，以下簡稱 「寶鋼蘇冶」）向蘇州大方伸出了援手。

2009年底，蘇州大方與寶鋼蘇冶簽訂了聯合經營框架協議。

上述蘇州大方高管對記者透露，「2009年我們與寶鋼蘇冶採取聯合經營的方式，寶鋼蘇冶出資金和採購，我們負責管理、技術、銷售等方面，蘇州大方生產經營逐漸恢復，到2010年1月，我們有了新的訂單。」

然而，蘇州大方與寶鋼蘇冶聯合經營並非長遠之計。

「寶鋼蘇冶從聯合經營中需要拿走一部分利潤，這不利於蘇州大方進一步恢復生產，因此聯合經營只能暫時幫助蘇州大方渡過困難期。」上述蘇州大方高管又對記者坦言。

股權收購一波三折

伴隨著蘇州大方與寶鋼蘇冶聯合經營，寶鋼工程與李榮生的代表就收購蘇州大方股權事宜的談判亦同時進行。

寶鋼工程成立於2010年4月16日，是寶鋼集團為整合相關工程技術業務而搭建的平台，而寶鋼蘇冶也相應成了寶鋼工程的子公司。

2010年上半年，寶鋼工程聘請評估機構對蘇州大方進行了相關的資產評估。然而，李榮生與寶鋼工程之間的股權收購進程緩慢，直到2011年4月27日雙方才正式簽署股權轉讓協議。

這整整一年間到底什麼影響了股權收購進度？

記者從本次股權收購的知情人士處獲悉，導致收購案一拖再拖的原因之一在於李榮生刑事案件依舊懸而未決。

這位知情人士告訴記者，「李榮生個人刑事案件本身對蘇州大方主體並無影響，但刑事案件去年3月份開庭到目前一審還沒出結果，增加了未知因素，某種程度上會間接影響蘇州大方股權的收購價格等交易條件。」

對此，蘇州大方總經理李榮才（李榮生的弟弟）則對記者表示，「當初雙方是想等刑事案件出結果，而刑事案件沒有定論導致談判一拖再拖；直到今年上半年刑事案件一審還是未出結果，只能加快與寶鋼工程的合作進程。」

另據記者瞭解，2008年蘇州大方引進的三傢俬募股權投資基金也是影響本次股權收購的關鍵「絆腳石」。

2008年，蘇州大方引進江蘇誠富成長創業投資有限公司、江蘇鑫富成長創業投資有限公司、江蘇津富成長創業投資有限公司（以下簡稱「三富公司」）三傢俬募股權投資基金。三富公司出資1億元取得蘇州大方18.02%的股權。

三富公司的角色頗為蹊蹺，既是蘇州大方的投資者，又是蘇州大方和鄭州大方捆綁赴香港上市的「實際操辦人」。「李榮生跟汪曉峰一共才碰面兩次，上市具體事項均由余秋池等人中間接頭。」 蘇州大方總經理李榮才對記者表示。

2009年底，李榮生刑事案件發生後，蘇州大方陷入資不抵債的困境，三富公司持有的蘇州大方18.02%股權亦分文不值。

參與李榮生與寶鋼工程股權收購談判的律師稱，「寶鋼工程收購蘇州大方控股權的前提條件是，李榮生必須在寶鋼工程入主前收購三富公司的股權。」

「對 於三富公司而言，也有兩種選擇：或是不接受李榮生收購股權，這種情況下，寶鋼工程進不來，蘇州大方死掉，（三富公司）自己的1億元投資成本一分收不回；或 是接受李榮生收購股權，退出蘇州大方，這樣可以收回一些投資成本，但問題在於，李榮生根本無資金收購三富公司的股權。」上述律師亦對記者分析。

這樣，三富公司問題成了寶鋼工程是否能順利入主蘇州大方的關鍵。

「最 後，三方各自妥協，李榮生先與寶鋼工程簽署股權轉讓協議，寶鋼工程收購李榮生持有的蘇州大方51%股權；李榮生再與三富公司簽訂股權收購協議，李榮生收購 三富公司持有的蘇州大方18.02%股權。寶鋼工程提供李榮生收購三富公司股權的資金，這樣，李榮生用寶鋼工程應當支付的股權轉讓款中的部分資金收購了三 富公司股權，三富公司也可以順利退出而不至於血本無歸。」上述律師對記者坦言。

有知情人士告訴記者，「寶鋼工程收購蘇州大方51%股權後，李榮生仍持有蘇州大方41.02%股權，其餘7.98%為蘇州大方高管持有。」

此人還稱，「李榮生以8000餘萬元收購三富公司所持有的18.02%股權，而低價轉讓給寶鋼工程，其中差價約1500萬。」

怎樣搞砸海外項目

http://magazine.caing.com/chargeFullNews.jsp?id=100282935&time=2011-07-23&cl=115&page=all

　　7月6日，22歲的顏旭在老家四川資陽安岳的一個村莊裡，等待父親的遺體從遙遠的波蘭運回。

A2高速公路連接波蘭華沙和德國柏林，是打通波蘭和中西歐之間的重要交通要道。2009年9月，中海外以低價擊敗歐洲對手中標。Agencja Gazeta/REUTERS

　　三週前，顏旭突然接到電話，告知在中鐵隧道集團有限公司（下稱中鐵隧道）工作的父親顏克倫在波蘭因車禍罹難。同遭不幸的，還有一位38歲的四川南充人蒲樹昌。兩人今年4月由中鐵隧道派到華沙，參與修建波蘭A2高速公路項目。

　　波蘭羅茲省警察署（Komenda Wojewódzka Policji wlodzi）證實車禍發生在6月24日下午4時許，車上六人兩死四傷。警方懷疑司機有酒後駕車嫌疑，且事發時超載。

　　由於波蘭國級道路和高速公路管理局（GDDKiA，下稱波蘭公路管理局）於6月13日正式取消了與中國海外工程有限責任公司（下稱中海外）聯合 體簽訂的A2高速公路項目合同，顏、蒲二人和大多數中國員工一樣，本計劃在拿到護照後回國。車禍發生時，離他們回國的日期只剩兩天。

　　隨後，中鐵隧道指派四川分公司代表與顏家談判。談判代表告訴顏旭，事故車五十鈴轎車沒有保險，其父在波蘭也沒有工傷保險。中鐵隧道提出一次性支 付60萬元人民幣的賠償方案，前提是保證不追究肇事司機的法律責任，不對外聲張。父親的突然離去、附加前提條件的賠償方案以及中鐵隧道關於保險的說法，都 讓顏旭難以理解。

　　據財新《新世紀》瞭解，波蘭警方正在追緝肇事司機，按當地法律，肇事司機可能面臨最高8年至12年的刑罰，包庇隱匿者則可判5年以下有期徒刑。 一位中鐵隧道員工透露，中鐵隧道已悄悄將司機送回國內。這場被刻意隱瞞的車禍，為中海外聯合體在波蘭項目的草草收場添加了狼狽而悲劇的一筆。

　　COVEC——中海外的英文縮寫，現在波蘭已聲名狼藉。從今年5月起，因中海外聯合體在A2高速公路項目中拖欠費用，引發多起分包商遊行示威與燒砸辦公場所等暴力事件，招來波蘭政府、媒體及社會對中國企業的廣泛批評，多個與中波有關的投資項目擱淺。

　　A2高速公路連接波蘭華沙和德國柏林，是打通波蘭和中西歐之間的重要交通要道。因為波蘭2012年6月和烏克蘭聯合舉辦歐洲足球杯，這條路招標 時要求必須在2012年5月31日前建成通車。2009年9月，中國中鐵（601390.SH）旗下的兩家全資子公司中海外和中鐵隧道聯合上海建工集團 （600170.SH；下稱上海建工）及波蘭德科瑪有限公司（DECOMA）（下稱中海外聯合體），中標A2高速公路中最長的A、C兩個標段，總里程49 公里，總報價13億波蘭茲羅提（約合4.72億美元/30.49億人民幣）。

　　中海外聯合體奪標的報價低於政府預算一半以上，一度引來低價傾銷的訟爭。但現在，工期已經過去一大半，而工程量只完成不到20％。中海外承認，要按13億茲羅提的報價如期完工是不可能的事。

　　6月初，位於北京的中海外總公司最終決定放棄該工程，因為如果堅持做完，中海外聯合體可能因此虧損3.94億美元（約合25.45億元人民幣）。

　　波蘭業主則給聯合體開出了7.41億茲羅提（約合2.71億美元/17.51億元人民幣）的賠償要求和罰單，外加三年內禁止其在波蘭市場參與招標。聯合體中的波蘭合作夥伴德科瑪公司，亦可能在業主方的強硬追索下破產。

　　一場原本為打入歐洲市場不惜一切代價也要贏得的工程，為何如此慘淡收場？

　　失敗幾乎從一開始就已經注定。

　　律師陶景洲具有豐富的國際仲裁經驗，用他的話說，「國際工程承包的項目投標、管理、建設等是一個系統的法律工程，項目一磚一瓦，每一噸土方，每 一寸鋼筋，都要靠法律合同來界定與保障。」但從財新《新世紀》記者在波蘭歷時半個多月的調查看，由於太急於拿下訂單，中海外在沒有事先仔細勘探地形及研究 當地法律、經濟、政治環境的情況下，就與波蘭公路管理局簽下總價鎖死的合約，以致成本上升、工程變更及工期延誤都無法從業主方獲得補償，加之管理失控、溝 通不暢及聯合體內部矛盾重重，最終不得不撂荒走人。

　　從招標到鬧翻，雙方似乎從來就不在一個話語體系。和很多其他中國企業一樣，中國中鐵最初迷信以勞動力優勢為基礎的「中國打法」可以無往不利，事後又將違約責任歸咎為波蘭業主及競爭對手刁難陷害。波蘭方面則從始至終強調「以合同為準」。

　　在很多業內觀察家看來，混淆「政治」與「商業」之間的界限，以及由此而產生的對國際市場的誤讀，是導致很多中國企業海外投資失敗的主要原因。包 括中國中鐵在內，中國建築、中國鐵建、中國路橋、中冶集團、中信集團等從上世紀60年代起便已在海外承攬工程，近年更急於從亞洲、非洲及南美洲等打入歐美 市場，但從中海外的最新例子看來，所謂「中國打法」遠非萬應靈藥，如果動輒「政治掛帥」或「陰謀論」，而不回到商業層面仔細研究國際市場，中國企業在海外 投資中所交的學費，還將繼續交下去。

為了歐洲市場

中海外採用了標準的「中國打法」，先報低價，再通過變更將價格慢慢抬上去——一開始就算錯了

　　中海外總經理方遠明非常想拿下A2這個合同。他深知這一步對於中海外的意義。

2009年9月28日，中國駐波蘭大使孫榮民，波蘭共和國基礎設施部部 長策塞利·格拉巴爾赤克（Cezary Grabarczyk）、波蘭高速公路管理局局長萊赫·維特茨基（Lech Witecki）均出席了A2高速公路項目A、C標段的簽約儀式。WOJCIECH SURDZIEL/AGENCJA GAZETA

　　中海外由中國中鐵全資擁有，是中國最早實施非洲援外項目以及開展境外承包工程的公司之一，在海外承攬過1000多個項目，但主要集中在非洲，直 到近年才在新加坡、聖盧西亞等亞洲和北美洲國家拿到三四個項目。如果拿下A2，將不僅是中海外，也是「中國中鐵系統在歐盟國家惟一的大型基礎設施項目」 （中海外新聞稿）。

　　在A2項目之前，中海外就曾聯合上海建工競標華沙地鐵二號線項目，因報價高出對手意大利-土耳其-波蘭聯合體10％而惜敗。

　　據一位接近上海建工的知情人士回憶，當時地鐵項目報價由上海建工製作，中海外一直對其報價偏高「耿耿於懷」。不久後，上海建工主動找到中海外，表示希望再次合作競標A2高速公路。這次上海建工僅負責前期資格預審資料，而中海外則負責競價。

　　競爭十分激烈。競爭者曾拿出中海外酒店項目來攻擊對手。中海外在2007年秋季在波蘭度假勝地克拉科夫（Krakow）獲得一個合同，負責建造一家名為格洛摩達（Gromada）的連鎖酒店。開工後不久，這項工程遇到了溝通和管理上的困難，迄今沒有交付驗收。

　　為了奪得A2，定標前的2009年8月17日，方遠明在北京會見了波蘭駐華大使館商務參贊維托德·普蘭多塔（Witold Prandota），並找來波蘭格洛摩達集團公司董事長羅曼·布津斯基（Roman Budzynski）撐場。據一位中海外人士透露，當天會談中，方遠明向普蘭多塔釋放了許多積極信號，表示中海外將加大在波蘭的投入；而對格洛摩達酒店， 方遠明亦表示順利完成不在話下。

　　中海外的撒手鐧是13億茲羅提的標價——這一價格僅是波蘭政府預算28億茲羅提的46％，一時令市場震驚，近20家同業競爭對手向歐盟指控中海 外聯合體「低價傾銷」。這份報價同樣也出乎波蘭公路管理局的意料。一位接近該局人士對財新《新世紀》記者透露，當時公路管理局招標負責人多次與內部工作人 員開會，商討中國人的合同是否真能履行。

　　波蘭基礎設施較為落後，A2不是一條簡單的高速公路，它不僅是為了歐洲盃而修建，其更深的意義在於拓寬波蘭與德國及其他中西歐國家的通道。

　　波蘭公路管理局最終決定將合同授予中海外聯合體。「十分重要的，是當時三家中國公司向公路管理局出具了總計50億茲羅提（約合16.66億美元 /117億元人民幣）的總收入證明，及其在世界各地的成功經驗。」波蘭公路管理局法律科主任雅克布·特羅什斯基（Jakub Troszynski）向財新《新世紀》記者表示，「中海外當時做出了許多承諾，又有足夠的資金作為擔保。我們沒有理由不相信中國公司不能完成區區50公 里的高速公路。」另外，波蘭基建當局近年來時常在大型項目中被公眾懷疑受賄，因此特別注意要將合同授予競標的價格最低方。

　　過去波蘭的基建項目主要由歐洲建築商包攬，這次，波蘭方面亦想通過中海外A2項目的例子，壓低國內的整體基建價格。據一位波蘭政府顧問回憶，由 於中國在全球經濟危機中表現出色且發展潛力大，當時波方十分希望通過該項目，為兩國今後更深入的合作奠定基礎。2009年9月28日，波蘭共和國基礎設施 部部長策塞利·格拉巴爾赤克（Cezary Grabarczyk）、波蘭高速公路管理局局長萊赫·維特茨基（Lech Witecki）均出席了A2高速公路項目A、C標段的簽約儀式。

　　中海外則把歐盟國家波蘭視為打入歐洲市場的第一站。一位接近中海外的人士對財新《新世紀》記者透露，「當時就是急著想先拿下來。競標前的勘察設 計、競標文本的法律審查、關鍵條款的談判等等，中海外都認為不必過細，他們覺得這一總價應該做得下來，中國公司會有很多低成本優勢。」

　　一些熟悉國際工程建設的業內人士在評述此次事件時說，「這是標準的『中國打法』，就是先報低價，再通過變更將價格慢慢抬上去。」一條公路或鐵路 的建設往往耗時數月甚至數年，涉及大量原材料成本的變遷、匯率的變動以至地質條件、氣候條件的變化，因此往往會出現各種變更。這些變更的範圍和方式承包方 可以與業主方在合同中做出約定，一般情況下，取得現場工程師的認可以及業主方同意後即可相應調整報價。「在國內和非洲，中國公司都是這麼幹的，但這一套在 歐洲行不通。」

　　後來的情況顯示，中海外不清楚波蘭市場的特殊性和歐洲法律的嚴肅性，而所有這些風險——包括變更的困難——早已呈現在波蘭公路局發給各企業的標書之中。歐洲建築商之所以報出高價，就是用價格來覆蓋未來各種不可控的風險。

不平等合約

中海外為什麼會簽訂一份對自己保護不足的工程合同？

　　所有「魔鬼」都出在之前中海外掉以輕心的諸多「細節」之中。最關鍵的就是2009年9月28日簽署的這份合同。即使在一向被認為「業主市場」的國際工程承包市場，這一合同對於承包商的約束也顯得過於嚴苛。

2011年6月12日 波蘭，LYSZKOWICE，A2高速路工地。2010年6月23日，中海外聯合體所承包的A2公路A、C兩個標段在距離華沙60公里的馬佐夫舍省日維斯特基鄉正式開工。MARCIN STEPIEN/AGENCJA GAZETA

　　財新《新世紀》記者獲得的A2項目C標段波蘭語合同顯示，主體合同只有寥寥四頁A4紙，但至少有七份合同附件。其中，僅關於 「合同具體條件」的附件就長達37頁。招標合同參考了國際工程招標通用的菲迪克（FIDIC）條款，但與菲迪克標準合同相比，中海外聯合體與波蘭公路管理 局最終簽署的合同刪除了很多對承包商有利的條款。

　　所謂菲迪克條款，是由國際諮詢工程聯合會編寫的《土木工程施工條款》，因其對承包人和業主權利義務以及工程師職責權限做出了明確規定，避免了合同執行中過多的糾紛和索賠事件，在國際工程承包中應用廣泛。

　　在國際通用的菲迪克條款中，如果因原材料價格上漲造成工程成本上升，承包商有權要求業主提高工程款項；同時菲迪克條款明確指出，承包商競標時在 價格表中提出的工程數量都是暫時估計，不應被視為實際工程數量，承包商實際施工時有權根據實際工程量的增加要求業主補償費用。但所有這些條款，在中海外的 合同中都被一一刪除。

　　合同為可能的變更只保留了一點可能性。關於變更程序，A2合同補充規定稱：所有導致合同金額變動或者完成工程時間需要延長的，必須建立書面的合同附件。

　　此外，波蘭業主還在合同中增加了一些條款，用以限制承包商權利。比如，菲迪克條款規定，如果業主延遲支付工程款項，承包商有權終止合同，這一條款被明確刪除。

　　中海外曾在今年5月向波蘭公路管理局提出，由於沙子、鋼材、瀝青等原材料價格大幅上漲，要求對中標價格進行相應調整，但遭到公路管理局的拒絕，公路管理局的理由和依據就是這份合同以及波蘭《公共採購法》等相關法律規定。

　　波蘭公路管理局新聞發言人烏爾叔拉·勒盧肯（Urszula Nelken）在接受財新《新世紀》記者採訪中表示，波蘭《公共採購法》禁止承包商在中標後對合同金額進行「重大修改」。一位熟悉法律的波蘭人士解釋說， 波蘭《公共採購法》是依據歐盟相關法律制定，禁止重大變更的目的是為了避免不正當競爭，因為以前波蘭也經常出現競標時報低價，後來不斷發生變更，以至最終 價格比當初競標對手還高的情況。

　　語言也是一大障礙。波蘭的官方語言是波蘭語，英語在波蘭人日常生活與工作中並不普及，精通中文且具備法律和工程專業背景的翻譯更是鳳毛麟角。財 新《新世紀》記者瞭解到，中海外聯合體和公路局公路管理局簽署的是波蘭語合同，而英文和中文版本只是簡單摘要，一位知情人士透露說，「中海外甚至只是請人 翻譯了部分波蘭語合同」，並且，由於合同涉及大量法律和工程術語，當時聘請的翻譯並不勝任。

　　在被取消合同後，中海外曾對外表示，波蘭業主在工程合同中設置了諸多對承包不利的條款，這是造成工程失敗的主要因素。一位熟悉國際工程項目的律師表示，工程承包合同中每一條款都很關鍵，「魔鬼往往存在細節當中，你不注意這些東西，肯定會吃大虧」。

　　橋樑鋼板樁的用量增加，是造成工程超支的一個重要原因。合同顯示，僅C段就包括高架橋、過街橋等22座各類橋樑。中海外在施工過程中發現很多工 程量都超過項目說明書文件的規定數量，如橋樑打入樁，項目說明書規定為8000米，實際施工中達6萬米；橋涵鋼板樁，項目說明書中沒有規定，可實際工程中 所有的橋都要打；此外，軟基的處理數量也大大超過預期。一位中方工程師對財新《新世紀》記者稱，造成這麼大工程變更的原因是對當地地質條件缺乏瞭解，「項 目說明書上的很多信息並不清晰，但由於這是一個設計施工總承包項目，後來發生的實際工程量很難被界定為工程變更」。

　　由於這些變更得不到業主方的承認和相應補償，中方不得不墊付資金以繼續施工，今年4月陷入了資金鏈緊張，向波蘭公路管理局提出調價，但對方表示要「按照合同來」。

　　波蘭公路管理局在給財新《新世紀》記者的一封回函中解釋稱，其在招標時已向所有競標公司提示，合同版本是在菲迪克條款的基礎上經過了修改的， 「每一個承包商在決定競標時，就應該意識到它中標的法律後果是什麼。他們應該考慮到具體條款所描述的情況，以及各種可能存在的風險。如果沒有（這些考慮） 的話，這意味著該承包商不夠認真，該企業的專業性也值得懷疑。」

　　一家央企長期從事海外工程承包的高管表示，國際工程項目競標之前的工作非常重要，一定要進行現場勘查，對設計方案進行專業評估，同時要對各種原 材料價格和工人功效進行核對。如果使用中國工人，要根據當地法律判斷中國工人在當地工作的功效變化情況；如果使用當地工人，要瞭解當地工人功效的歷史記 錄；如果業主項目說明書技術標準不清晰，還要和業主通過文函往來確認具體的設計標準，「比如設計是建立在什麼樣的地質條件前提下」。這些前期工作都要做得 非常細緻，「否則因為你的專業素質不夠導致中標後成本失控，你就只能從自己兜裡掏錢，不可能從業主方獲得賠償」。

　　他補充說，國際工程承包市場一直是個業主市場，工程承包商面臨的一個大問題就是雙方簽署的合約往往更傾向於保護業主的利益，「但國外是法治社 會，尊重規則。業主方也需要工程能按時按質完工，因此合同細節的約定很重要。另外很重要的一點是瞭解所在國的法律體系，因為所有的合同都要受到當地相關法 律的約束。」

　　波蘭公路管理局強調，中海外在簽訂合同之前並沒有表示異議，在這樣的情況下，業主默認承包商已經考慮到成本上升的風險，並把上述風險包括在其競標價格中。

政府關係失靈

兩國政治關係不能為經濟決策失誤兜底

2011年3月31日，波蘭，NOWYTO-MYSL 爬行動物專家正將兩棲類的動物從工地的一邊搬到另一邊。在高速公路的建設中， 業主還要求為方便動物活動建設特殊隧道。為搬運蛙類中海外不得不停工兩週。

LUKASZ CYNALEWSKI/AGENCJA GAZETA

　　2009年12月15日，波蘭A2高速公路項目聯合體董事會成立暨第一次會議在北京中海外大廈舉行。中海外總經理方遠明、總會計師王賀彩、副總 經理劉玉春，中鐵隧道集團董事長郭大煥、副總經理魏都，上海建工集團波蘭分公司經理任俊參加會議。會議當天選舉了方遠明任聯合體董事會董事長，郭大煥任副 董事長，並聘任傅騰玄為波蘭A2高速公路項目的項目經理，授權其代表聯合體履行合同，簽署與本項目有關的文件。

　　53歲的傅騰玄的首要任務，便是主持A、C兩個標段的設計工作，尋找分包商；與此同時，安排現場的具體分工，並為第二年的正式開工做好準備。

　　但很快，傅騰玄就領教到了合同支付條款的苛刻。菲迪克條款規定業主應在開工前向承包商支付墊款作為啟動資金。但在中海外聯合體取得的合同中，關 於工程款預付的菲迪克條款全部刪除，工程沒有預付款，同時另外規定，工程師每個月根據項目進度開具「臨時付款證明」（Interim Payment Certificate），核定本月工程額，承包商則據此開具發票，公路管理局收到發票之後才付款。

　　據一位知情人士表示，為瞭解決這個問題，方遠明親自到華沙，與傅騰玄一道拜訪了波蘭主管公路建設的基礎設施部副部長拉多斯瓦夫·斯滕皮恩（Radoslaw Stepien）。斯滕皮恩在會談中熱情有加，但並未承諾要求公路管理局預支款項。

　　斯滕皮恩的熱情，卻被傅騰玄誤解為波蘭方會竭盡所能為中方提供方便。一名接近傅騰玄的波蘭商人稱，傅遇事常將「波蘭政府非常歡迎我們，我們與他們關係很好」掛在嘴邊，暗示不要著急，船到橋頭自然直。

　　由於不瞭解波蘭當地建築行業操作流程，加之手頭現金流吃緊，在多次與當地分包商接觸時，傅不輕易決策。「當時老傅的戰術是，等著當地供應商上門求合作。他認為，人家找上門，價格就可以再低。」一位在2010年與其共事的人士稱。

　　這招在歐洲並不靈。在前述消息人士看來，中海外原本當時就可確定採購數量，支付定金，鎖定一年後施工時的原材料價格，傅騰玄的拖延貽誤了時機。 一位波蘭商人回憶說，傅騰玄剛來波蘭時，全球經濟復甦前景堪憂，且同時中標的其他路段施工亦未展開，因此原材料供應並不緊張，價格尚處於低谷。

　　當時一家波蘭沙子供應商找到傅騰玄，幾番議價後，這家公司同意以8茲羅提/噸的價格供貨，前提是需要30萬茲羅提（約70萬元人民幣）的定金。 傅騰玄向北京請示後未得批准，交易作罷。同樣的事情也發生在瀝青的採購上。在接觸了波蘭最大的洛特斯瀝青公司（Lotos Asfalt）後，雙方達成了初步的交易意向。但最終也因定金問題未果。

　　競爭對手當時在指控中海外聯合體傾銷時也曾因此質疑中海外的實力。財新《新世紀》記者在波蘭國家上訴中心（National Chamber of Appeal）的庭審資料中看到，當時波蘭公路管理局曾辯護稱，他們相信中海外及其聯合體有著豐富的施工經驗，在中國建造了那麼多基建項目，包括令世人讚 不絕口的北京奧運會工程，不付定金，不預先大規模購買原材料或許是另有打算。

　　另一些「中國特色」的做法則令供應商不適。在採訪中，財新《新世紀》記者聽到一些供應商抱怨，當時中海外在召集詢價後，往往以「價格太高」不予 回應。但在供應商沮喪離去後，有的會接獲「神秘」電話。在電話中，對方稱自己為中海外內部人士，提出「單獨談」，而見面時除了談價以外，往往還傳達出一層 隱晦的意圖——要「回扣」。

　　波蘭駐華大使塔德烏什·霍米茨基（Tadeusz Chomicki）回憶說，自2009年12月到2011年，波蘭使館與中海外會面多達14次，其中8次他親自參加。「我們曾建議中海外儘早和原料、分包 商等簽訂合同，將利益綁在一起。因為波蘭是個新的市場，價格、供給變化很快，只有簽訂合同才能將利益綁定，但是中海外並沒有採納。」霍米茨基說。

　　霍米茨基不幸言中。在一年間，沙子的價格從8茲羅提/噸躥升到20茲羅提/噸。挖掘設備的租賃價格也同時上漲了5倍以上。這時中海外把希望放在了波蘭政府上，認為波蘭政府會為其撐腰，爭取補償。

　　「中國企業走出去，很容易把商業問題與政治混淆，總以為有兩國政治關係兜底。尤其中國企業在非洲等法律基礎薄弱的地方養成了這種習慣，在那些地 方政治關係確實有時能幫助解決商業問題。」美國德傑（Dechert）律師事務所亞洲業務執行合夥人陶景洲說，「但歐洲的民主國家不一定給你『面子』。」

　　由於啟動資金的捉襟見肘，傅騰玄只好著力於「節流」。中海外原本聘請了一家當地的法律事務所擔任顧問，後來傅認為價格太高服務太少而辭退，最後 雇了一位要價不高、20多歲的波蘭女孩來做項目律師。翻譯也擇便宜的用。一位接近該工程的波蘭學者對財新《新世紀》記者描述了一個細節：有一次，一位波蘭 翻譯幫助兩位中波技術管理人員溝通，因其中文專業詞彙量很不夠，只得先將詞彙從波蘭語翻成英語，再通過字典將英語轉換成中文。整個翻譯過程頗費周折，效率 極低。最後中方技術主管徹底糊塗了，頻頻追問：「這說的是什麼？沒聽說過。」

　　為了節省勞工費用，中方人員往往一人分飾多角，人員流動頗為頻繁。一名前中海外翻譯對財新《新世紀》記者表示，「今天的橋樑專家，明天可能就成路基專家，過幾天他可能又不見人影了。」

　　這進一步加劇了現場管理的混亂。有兩位聯合體中的中方工程師在接受財新《新世紀》記者採訪時表示，A2項目的成本失控主要問題在於管理。以設備 租賃費用為例，在波蘭，設備分包商的酬勞是按小時計算，「而中方總是稀里糊塗，波蘭設備分包商寫多少小時就是多少小時，經常出現一天被寫成工作16個小 時，甚至24個小時。」

　　此外，波方的工程師對質量要求極為嚴苛，有些地方中方認為做一半厚度即可，波方不同意，要求按合同來，中方也因此抱怨波方「過於保守」，但中方 工程師沒有當地從業資格，最終只能聽波方工程師的。直至今年7月初，上海建工波蘭分公司負責人任俊還提出要搞一個工程師雙方認證。在業內人士看來，這根本 不可能，因為現場就是業主工程師說了算。

　　「傅試圖在波蘭複製中國的管理模式，有些想法沒錯，但用錯了地方。」一位波蘭工程專家對財新《新世紀》記者如此評價。

　　2010年6月23日，中海外聯合體所承包的A2公路A、C兩個標段在距離華沙60公里的馬佐夫舍省日維斯特基鄉正式開工。據波蘭媒體報導，當 時在現場指揮舊橋爆破拆除的傅騰玄在接受採訪時信心滿滿地表示，「雖然工期很緊，但中方有能力和經驗來保證按期完工」。波蘭基礎設施部部長格拉巴赤克也表 示「相信中國速度」。

　　但中海外後來在資金方面的困窘，令波蘭公路管理局倍感困惑。曾參與競標談判的特羅什斯基對財新《新世紀》記者透露，中海外在談判開始時就表態， 已為此項目準備了近1億美元，用以在中標後購買所需原材料。一位聯合體中的知情人士則表示，當初的這「1億美元」只是一個「奪標策略」罷了，在招標期間， 中海外及其聯合體的態度是，「先中標再說，以後的事情自有解決方法」。

小雨蛙，大麻煩

雄心勃勃進入波蘭的中海外，絕沒料到小小的青蛙也會成為影響工期和成本的大挑戰

　　變更問題並不是惟一的麻煩，更多的溝通障礙來自對環保的認識。

　　2010年9月，負責C標段設計的波蘭多羅諮詢公司（Dro-Konsult）多次向中海外郵件交涉，要求中海外在做施工準備時必須妥善處理「蛙」的問題。當初雄心勃勃進入波蘭的中海外，絕沒料到小小的青蛙也會成為影響工期和成本的大挑戰。

　　根據財新《新世紀》記者獲得的一份C標段環境影響報告，該路段沿途一共生存七種珍稀兩棲動物，包括一種雨蛙（學名Hyla arborea）、兩種蟾蜍（Bufo bufo和Bufo calamita）和三種青蛙（Rana temporaria、Rana arvalis和Rana esculenta）以及一種叫「普通歐螈」（Triturus vulgaris）的動物。

　　中海外最初沒當回事，不予理睬。三週後，多羅諮詢公司派了一位女士來到中海外辦公室，給員工上了兩小時培訓課，要求員工馬上用手把珍稀蛙類搬到 安全地帶，因為兩週後當地將降溫，可能會結冰，到時這些蛙就要冬眠了。這令中海外措手不及，為此停工兩週，全力以赴「搬運」蛙類。

　　多羅公司還要求中海外在高速公路通過區域為蛙類和其他大中型動物建設專門的通道，避免動物在高速公路上通行時被行駛的車輛碾死。據公路管理局披 露，C標段一共有6座橋樑設計需帶有大型或中型動物的通道。但在記者得到的C標段合同報價單顯示，橋樑方面的動物通道成本並沒有明確預算。

　　據瞭解，環保成本在波蘭築路工程項目總投資中的佔比一般是10％左右，但距離中海外工地大約300公里的A2高速公路西段綜合投資為13億歐 元，其中環保成本就佔將近25％。據記者計算，C段報價單上包括動物通道、聲屏障（這一項成本超過0.4億茲羅提）、路邊的綠化和腐質土壤處理等所有可被 視為「環保成本」的條目共計0.825億茲羅提，佔綜合成本的19％，低於A2西段的工程預算。

　　據波蘭當地媒體報導，在A2高速公路的五個標段中，按競標價計算，中海外承包的A、C標段成本為每公里2650萬波蘭茲羅提，遠低於其競爭對手 報價。在由中海外競爭對手承包的三個標段中，連接A、C標段的B段成本為每公里4950萬波蘭茲羅提，成本相對較低的D段報價也高達每公里3650萬波蘭 茲羅提，而E段的成本更是高達每公里6000萬波蘭茲羅提。據波蘭當地人稱，這條高速公路沿途的地質條件差別不大。

　　事實上，基建和環保的衝突在歐洲國家司空見慣。波蘭羅斯布達（Rospuda）案即是一例。羅斯布達河河谷作為珍稀生態區受歐盟保護。波蘭公路 管理局計劃於2007年2月開工修建一條「波羅的海之道」高速公路，需要通過羅斯布達河谷。後來，由於環保人士和機構不斷遊行抗議，歐洲委員會也發出警 告，波蘭最終解除了合同，並修改方案繞道而行。

　　一位波蘭法律人士向財新《新世紀》記者介紹，波蘭很多基礎設施項目建設資金都有歐盟機構的補貼，如果違反歐盟環境保護法律，波蘭就可能拿不到補 貼，所以波蘭對環保問題非常重視。在很多基建項目中，都會要求承包方聘請生物專家進行指導，在工地和工地周邊把珍貴的動物、蟲子找出來並遷移到安全的地 方。文物局也會參與到工地建設中，要求進行考古方面的勘察。

　　這一切對於長期在非洲國家作業的中海外來說，都前所未遇。對於這些「意外事件干擾」，中方感到「既憤怒又被動」，認為是外方故意「找茬刁難」。

無力回天

若要按期完成工程，A、C兩標段總共需投入資金7.86億美元，預計收回合同款3.91億美元，相比於4.72億美元的合同總價，整個項目將虧損3.95億美元

　　開工後不到半年，局面已日益被動。為扭轉中海外在波蘭的僵局，母公司中國中鐵出面任命原中鐵隧道海外公司總經理孫航為中海外總工程師，接替傅騰 玄。由比傅小20歲的中鐵隧道股份公司副經理王坤負責C段的具體操作。2010年12月的一天，傅騰玄的辦公室突然從三樓的項目經理辦公室搬至一樓普通員 工工作間。被閃電降級後，傅騰玄在波蘭逗留了兩週即返回國內。

　　自此， A2項目組由原先的中海外「坐莊」，實質上變成了由中鐵隧道掌舵，但形式上，仍受北京的中海外總部控制。

　　在中鐵隧道，王坤是一顆正在崛起的新星。2011年4月27日，王坤以中國中鐵「十大傑出青年代表」身份受到表彰。一位參與A2項目的內部人士稱，與傅騰玄不同，王坤雖然也時常召集員工開會，但每次都切入重點，「步伐快，決策快，每次都親臨現場，出現問題毫不遮掩。」

　　儘管王坤工作能力受到廣泛認可，但在其抵達波蘭之時，已無力回天。在波蘭，每年11月至次年3月是冬季。一位波蘭員工回憶說，「去年的冬天特別冷，有時候溫度低到近零下20度，雪特別大，混凝土用不了，只等到今年3月才全面開工。」

　　但進入春天后，A2高速公路其他路段的工程也開始趕工，致使波蘭整個原材料市場價格飆升。中海外聯合體與業主約定30-40天結算工程款項，但跟分包商結算週期一般都以周計，令中海外聯合體面臨巨大的資金周轉壓力。

　　勞工方面的費用也超出控制，預想的低成本優勢並不存在。首先很多設備必須在當地租賃，要當地有資質的工人操作，無法僱傭中國勞工。其次按波蘭勞 工法，海外勞工必須按當地工資水平僱傭。中方工人大多是今年3月以後抵波，分別來自江蘇晨豐勞務公司、北京萬德勞務公司以及大橋局勞務公司，約有五六百 人。項目停工後，中海外試圖按國內勞動法賠付，但後來這三家勞務公司聯合工人於5月20日鬧事，中國駐波商務參贊馬長林出面調解，中海外為此支付了一大筆 賠款。據悉，這些民工大多只工作了兩個月左右，每人基本拿到了6萬-7萬元的補償。

　　與此同時，聯合體也內訌不斷。在一位中海外聯合體波蘭僱員看來，中國人的「江湖」異常複雜。據數位知情人士透露，A2項目原負責人傅騰玄與中海 外波蘭分公司總經理之間，中海外和中鐵隧道兩家兄弟公司之間，關係都不簡單。在「傅騰玄時代」，聯合體各部門負責人基本上都是中海外人員；傅被撤職之後， 中鐵隧道人員漸趨上風。更明顯的矛盾在上海建工與中海外之間。上海建工董事長兼總裁徐征在今年6月對財新《新世紀》記者稱，上海建工早已於今年1月就因 「多種原因」退出A2項目。

　　據一位上海建工人士介紹，上海建工在聯合體中佔股10％，在當地有300名員工，原本有意承包部分項目，但「中海外卻寧可讓當地人（指波蘭分包 商）做」 。他抱怨稱，中海外在做決定時，極少與上海建工及其他聯合體成員溝通，雙方「理念不同」，充滿了「北方拍胸脯爺們」與「上海算賬小男人」之間的衝撞，而中 海外的「獨攬大局」和「一筆糊塗賬」，使得上海建工最終決定退出。

　　上海建工最擔心的是對上市公司產生影響。據財新《新世紀》記者獲得的A2項目正式合同顯示，上海建工的蓋章落款是「上海建工總公司」。一位法律 界人士分析稱，「如果發生索賠責任問題，為降低對上市公司影響，上海建工或與中鐵建沙特輕軌項目巨額虧損案一樣，最終轉由國家股東買單。」

　　波蘭合作方德科瑪公司在聯合體中僅佔8％的小股，它的加入主要源於波蘭政府規定，競標聯合體中必須有一家本地公司。然而，德科瑪公司卻可能為此 付出倒閉的代價。兩年前，德科瑪總裁弗蘭克伊爾還以為自己搭上了高速增長的「東方號快車」。近期，其多次婉拒財新《新世紀》記者採訪，言語透露出了酸楚與 無奈，「許多事情與外界所看到的並不相同。」他說。

　　從5月開始，資金拮据的中海外聯合體不斷拖欠分包商付款。5月18日，當地分包商遊行示威，抗議中海外拖欠勞工費用，憤怒的波蘭工人衝進中海外 在華沙的辦公場所，並在辦公樓外焚燒輪胎。中海外聯合體被迫停工。此時，32個月的合同工期已消耗接近三分之二，而中海外A標段才完成合同工程量的 15％，C標段也僅完成了18％，工程進度滯後。

　　在波蘭政府的介入下，中海外聯合體曾承諾在5月30日前結清拖欠波蘭分包商的勞工費用，當地分包商亦答應款項到達後即復工，危機暫時平息。然 而，中海外聯合體在談判中希望提高中標價格的要求被波蘭公路管理局明確拒絕。5月30日，仍然沒有拿到費用的波蘭工人再次遊行，事態升級。

　　項目虧損也逐漸浮現。中國中鐵負責人在6月中旬接受《人民日報》採訪時透露，今年4月，中海外聯合體曾派出由工程預算、合同造價、財務等專業人 員組成的工作組，對A2高速公路A、C兩個標段進行成本估算和盈利預測。結果顯示，若要按期完成工程，A、C兩標段總共需投入資金7.86億美元，預計收 回合同款3.91億美元，相比於4.72億美元的合同總價，整個項目將虧損3.95億美元。

　　就在此時，原鐵道部部長劉志軍腐敗案東窗事發，國內宏觀政策漸趨收緊。雙重因素疊加，導致鐵路企業與鐵道部之間正常工程結算受到影響，原先「不 差錢」的母公司中國中鐵亦資金捉襟見肘。中國中鐵今年4月29日披露2011一季度財報，今年一季度公司經營活動產生的現金流為負的21.09億元，原本 激進的市場策略難以為繼。

　　據中國中鐵2010年年報顯示，2010 年2 月中海外向母公司拆借資金3.25億元，截至年底還有2.75億元。中鐵隧道也於同期拆入母公司資金3.7億元，年底餘額還是3.7億元。其中多少資金流入波蘭項目，目前不得而知。

善後難了

合同條款幾乎消滅了重大變更的可能

　　「也就在4月份左右，國內就陸續傳來消息，這個項目就這麼算了。」一名聯合體成員的負責人對財新《新世紀》記者表示。

　　一種解釋是，因北京方面測算出巨額的虧損預期，合同條款幾乎消滅了重大變更的可能，且施工過程中與業主溝通不順，令聯合體失去了堅持下去的勇 氣。而另外一種說法是，原本中海外低價取得A2項目，是旨在做廣告、樹品牌，即使虧了也會做下去，目的是全面進入波蘭基建市場，並切入歐盟高端市場。但5 月中海外參加華沙體育館的招標失敗，「令中海外心灰意冷」。

　　無論原因如何，這一原本被各方寄予厚望的中波首個基建合作項目，就這樣在市場的負面評論中戛然而止。而這在業界看來也頗不尋常。「一般總要走些法律程序來申辯或者找其他的藉口，比如中建海外就曾以罷工等不可抗力為由中止項目。」一位熟悉工程建設的人士表示。

　　從雙方簽署的A2合同來看，中海外聯合體幾乎很難找到後手。在合同的爭議部分，菲迪克合同文本中關於仲裁糾紛處理的條款全部被刪除，代之以「所有糾紛由波蘭法院審理，不能仲裁」。這使中海外聯合體失去了在國際商業仲裁法庭爭取利益的機會。

　　而前述業內人士介紹，工程建設糾紛因涉及很多專業技術，法官聽不懂，一般都是先走國際仲裁程序，法官再據此判定。

　　一位接近中海外聯合體的知情人士對財新《新世紀》記者表示，在合同終止後，中海外在波蘭的賬戶已經被凍結，國內轉賬至波蘭變得非常困難。中海外 聯合體已經在波蘭當地變賣資產，用以支付相應賠償和結清分包商的欠款。「如果中海外及其聯合體不主動履行賠償義務，波蘭公路管理局將在法庭上尋求賠償。」

　　波蘭公路管理局新聞發言人勒盧肯對財新《新世紀》記者表示，他認為，公路施工停滯已經給波蘭公路管理局帶來了社會和經濟兩方面的損失。比 如，A2高速公路因為工程延期將無法準時開始收費；同時，施工停滯也意味著附近地區車輛擁堵的狀況將加大。不過勒盧肯並沒有透露何時對中海外聯合體提起訴 訟。

　　關於違約金，合同的規定是，如果承包方沒有按照約定完工，延遲的每一天都要支付違約金。違約金的金額參考報價的附件來確定，沒有上限。合同還規 定，在2012年5月31日之前，承包商必須完成兩個方向的路面（主路）工程量，保證路面能夠通行。由於承包商的原因違約，業主無論有無遭受損失，承包商 均有支付違約金的義務。

　　據財新《新世紀》記者與波蘭公路管理局多方接觸瞭解，其對中海外聯合體追索賠償的態度相當強硬。7月20日，特羅什斯基透露，該局已向中海外以 及聯合體發出索賠律師函；同時，該局還向於2009年出具資金擔保證明的中國銀行（Bank of China）和中國進出口銀行（Export ＆ Import Bank of China）發出律師函並已收到兩家銀行的確認函。

　　根據合同，中海外聯合體向波蘭公路管理局提交了相當於合同金額10％（約4700萬美元）的保函，由中國銀行和中國進出口銀行做保，為無條件見索即付（First Demand with No condition）的保函。

　　據財新《新世紀》記者瞭解，目前，中海外聯合體內各家公司都在聘請律師，應對波蘭公路管理局不斷發出的律師函。一位熟悉波蘭法律的人士分析稱， 由於聯合體四家公司均為連帶債務人，業主方可選擇任何一家公司作為起訴對象，要求任何一家公司賠償。四家公司均難逃脫被追索或訴訟的命運。

　　「這是一次離異，」波蘭前外交官，華沙大學（Uniwersytet Warszawski）東亞問題專家波格丹·古拉爾赤克教授（Bogdan Goralczyk）對財新《新世紀》記者表示，「就像一對夫婦從甜蜜走向分手，雙方都沒有贏家。」

　　中海外事件帶來的巨大衝擊還遠未結束。在6月30日波蘭商會舉行的主題為「我們能和中國人做生意嗎？」的研討會上，波蘭商人代表們各抒己見，提出了各自對中海外事件的解讀。在古拉爾赤克看來，這起離異中不僅有中國公司對波蘭的誤解，「波蘭對中國的瞭解 也僅限表面」。

　　在該事件後，廣西柳工機械股份有限公司（000528.SZ）收購波蘭建築設備商HSW（Huta Stalowa Wola S.A）的交易受此影響被暫停。甚至波蘭總理圖斯克也因此在秋季選舉中遭到反對黨的攻擊。

　　中海外事件也引起了中國高層領導的關注，要求妥善解決中海外及其聯合體因高速公路建造而起的各種風波，並予以反思。

　　在一位熟悉國際工程承包法律糾紛的律師看來，中海外波蘭事件只是中國央企、國企「走出去」過程中一個交學費的典型案例，「中海外不是第一個，肯定也不會是最後一個」。

　　本刊特派倫敦記者張翃，實習記者喻思南、朱健對此文亦有貢獻

中国经济型酒店海外扩张之路

http://news.imeigu.com/a/1317183044907.html

最近，锦江之星进军菲律宾的消息公布后，很快引起了业界的强烈关注。经济型酒店比本土星级酒店先行一步，在境外开始圈地发展，前景如何，是否会引发新一轮的海外扩张潮？连日来，记者就此问题展开调查，详解经济型酒店对外扩张的密码。

新动向

近日，锦江之星与菲律宾上好佳（国际）正式签约，以品牌输出的方式拓展海外市场。据了解，按照协议，上好佳（国际）通过品牌授权经营方式，代理锦江 之星在菲律宾的酒店业务，独立发展直营店或加盟店。双方合作期限为15年，此期间上好佳（国际）在菲律宾将至少开出30家“锦江之星”连锁店。目前，已经 有两家锦江之星酒店在菲律宾马尼拉动工，预计最快于明年开业。

据锦江之星市场部有关人士透露，锦江之星正在制定国际化管理标准，并将为菲律宾锦江之星提供管理和系统支持，并纳入统一的预定系统。据介绍，菲律宾 锦江之星的管理及经营人员将进入锦江之星管理学院进行培训，上好佳（国际）将向锦江之星交纳品牌使用费、管理费、软件费、新开店费用等，并进行经营分成。 另外，菲律宾锦江之星同样实行会员制，同样适用于中国游客。

格林豪泰入驻日本

在锦江之星布局海外之前，格林豪泰酒店管理集团与日本连锁酒店公寓Weekly Mansion Tokyo（简称WMT）达成战略合作联盟，拓展海外市场。

据此前有关媒体报道称，双方合作分为短期和中长期合作两种方式。短期合作假话包括双方网站的相互合作与推广，酒店品牌宣传以及设施的相互支援等。而 中长期合作是指双方会员共同享有格林豪泰与WMT 的各项优惠促销活动，此外，双方还将以代表团访问的方式进行酒店从业人员的相互交流与学习。

值得一提的是，两家酒店将实现会员共享，比如向会员推荐对方的酒店入住，实现客源互访。

向外拓展之路遭遇坎坷

实际上，经济型酒店对外扩张之路并非一帆风顺。据了解，格林豪泰此前签约印度的四处物业，准备经营酒店，但由于印度土地所有权相关的政策十分繁复，以及金融危机的影响，格林豪泰在印度的扩展步伐不得不放缓。

记者了解到，不少业界人士对经济型酒店拓展海外市场仍表示怀疑。有业界人士反映，目前经济型酒店的客源主要来源于国内，在境外开点，恐怕不会快速抢占市场，再加上国内企业对境外的法律环境及市场未必熟悉，在政策环境上不占优势，因此向外扩展之路还难成主流。

7天连锁酒店方面表示，国内经济型酒店开始向海外输出品牌管理，说明中国的经济型酒店行业发展势头非常好，几大品牌的优势日渐突出。但是否开始发展 海外市场，主要是看每个企业自身的战略规划和发展步骤。7天有关负责人表示，海外的市场发展机会值得关注，但目前向外拓展的具体时间还未定。

品牌迈入标准化输出之路

7天连锁酒店集团有关人士表示，如何在国内布局千店，拓展市场输出品牌的同时，保证质量的提升是一个难题。7天自2011年初推出了业内首个服务认 证体系“Q+服务认证”，将经济型酒店客人的核心需求细化为优选项目，并对这些项目制定科学的评估标准，只有通过7天严格Q+评估认证的分店，才能挂上相 应的Q+单项认证标志。有关负责人表示，这些标志有效地帮助客人更快地选择到适合自己的分店，确保客人享受到更高品质的产品和服务。

据了解，2011年第二季度，Q+服务认证项目在7天各分店得到普及，已经推出的4个Q+认证项目雅兰护脊床垫、10秒速热淋浴、免费WiFi、洁 净毛巾封包等推进十分迅速。目前，已升级为雅兰护脊床垫的分店达到400家，和中国移动合作推出的免费WiFi服务，已有近100家分店完成铺设；10秒 速热淋浴系统和洁净毛巾封包服务已覆盖7天全国分店。

你是否看好经济型酒店海外输出品牌？

正方：可试水发展中国家市场

中国社科院旅游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刘思敏表示，近年来，经济型酒店获得了突破性发展，在整个国内的酒店市场中占支配性地位，但是并不具备像发达国家 的酒店品牌一样，进行品牌输出的实力，且对外品牌输出的经验不多，要经济型酒店品牌对发达国家输出品牌及管理，暂时是不现实的。

尽管如此，经济型酒店仍可以尝试走出去的战略，比如向发展中国家市场进军，可作为拓展海外市场的第一步。比如非洲地区，观光游和商务游的市场还不太 成熟，经济型酒店或能打入市场，但在旅游业较发达的东南亚地区，服务业发展到位，星级酒店价格并不高企，经济型酒店在此都未必具有发展优势。菲律宾属于东 南亚，它在整个东南亚旅游业发展中仍属于第二梯队，影响力和受游客追捧程度不及泰国，但发展潜力很大。经济型酒店选择这类型的市场进行品牌输出，风险和成 本相对较低，如果条件成熟，找到好的合作伙伴，相信这是一次极具推广意义的尝试。

但值得提醒的是，目前经济型酒店大规模向海外扩展的时机还不成熟，毕竟经济型酒店在国内发展仅10年左右的时间，还需要经受市场的检验。并且目前经 济型酒店还处在国内跑马圈地的阶段，尽管渐渐从快速增长期转变到市场调整期，这个时期内，如果遇到风险小，市场潜力大的拓展机会，且合作伙伴比较理想的情 况下，在等待下一个牛市到来之前不妨尝试进行海外扩张，而其中风险最小的方式就是品牌输出。

反方：经济型酒店品牌输出为时尚早

在广东省酒店行业协会会长杨小鹏看来，尽管经济型酒店对外输出品牌的做法值得支持，但他并不看好这一做法的前景。选择拓展的市场，必须经过一个系统深入的调查，要找客源输出地，而不是输入地，需要两地客源之间的互动。

他表示，如果要进行品牌和管理的输出，必须要对当地的法律、市场环境及人文风俗、民情文化等方面进行了解分析，而与法律、治安等相关的社会风险也会 随之上升。由于不熟悉国外劳工制度、房地产政策、物流配送等，企业运作成本也会有所增加。另一个原因则是国外经济环境和工会力量的强大，可能会对酒店发展 有所制约与限制，人才和市场的开发均不占优势。

杨小鹏认为，中国经济型酒店进行品牌输出还为时尚早，现在则应该走资本输出的道路，毕竟市场还不成熟，更何况现在国内经济型酒店品牌的实力还不够。相对于海外扩张，在国内扩张的风险则小很多。

酒店品牌走出国门不是梦

当得知上好佳（国际）主动找锦江之星谈酒店合作项目时，笔者认识到，本土酒店的品牌和管理已经开始得到国外部分人的认可，这一点是可喜的。

实际上，相较于国内本土星级酒店单打独斗的发展，经济型酒店在国内的发展趋于规模化，而今还有人称之为寡头化。不可否认的是，如今，几个大的经济型 酒店品牌占据大部分的市场份额，他们有的依靠外资，有的通过上市融资，有的正加速国内布局，有的则开始拓展海外市场，发展势头颇为迅猛，一方面证实了国民 对经济型酒店需求量的有增无减，另一方面，则意味着经济型酒店的品牌发展正在逐步走向成熟。

有人认为，目前经济型酒店的客源主要来自于国内，走出去的必要性不大。但笔者认为，向海外输出品牌管理是未来扩充本土经济型酒店影响力的必由之路，如果条件允许，时机成熟，输出品牌，既是出于谋利的考虑，亦是树立民族品牌形象，从本质上提升服务业品质的途径。

诚然，就目前而言，时机或尚未成熟，表现在几个方面，一是经济型酒店标准化体系还未健全，一些大品牌的确采取了统一化管理的标准和配置，但实际上在 操作过程中，直营店和加盟店仍然存在一定差距；二是品牌认知度还需进一步提高，尽管目前一些经济型酒店会员正在不断壮大，但如何提高会员的忠诚度和认可 度，仍需进一步探究。

在星级酒店目前难以像国外酒店品牌那样输出管理时，我们将对本土酒店品牌走出国门的期待放在了经济型酒店身上。这当然不是遥不可及的梦，至少在明年的菲律宾马尼拉，我们就能看到本土酒店的牌子。（文/周人果、郑雨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