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邊風月眼中眼】
2012年夏天，我在台灣的佛陀紀念館抽了支上上籤，籤文上寫著：「無邊風月眼中眼，不盡乾坤燈外燈；柳暗花明千萬戶，敲門處處有人應」。解籤的尼姑告訴我要廣結善緣，必定會有好結果。當時我剛將手上的最後一單房地產顧問業務了結，回到蛇灣專心研究投資。我成日宅在家裡，想讓自己進入坐關狀態。大門不出二門不邁，何來「敲門處處」？還要「廣結善緣」？我對籤文將信將疑。
有時候，人的際遇真的很難說清楚，用很常理的詞來概括，大概就是緣分，冥冥之中的安排。2012年11月的第一個週末，我陪來深圳的朋友在蛇灣遊逛，一天半的時間內，竟然意外遇見了十二年前在華商集團系統工作的三位頂頭上司！我在蛇灣工作了十二年，從蛇灣發展研究所到華商地產董秘，一共經歷了五位頂頭上司，這兩天竟然遇著三位，奇的是，這三位是相處時間最長的。週六上午在花城中心碰到唐越，下午在淺灣地鐵站碰到余約風，週日上午在某小區碰到洪運。他們都生活在蛇灣，卻已多年沒見面。不知道這樣的安排，是不是應了籤文中的廣結善緣，莫非這是好兆頭？
余約風雖然退休，但仍然很忙，忙著接送外孫女和孫子放學上學，忙著參加清華校友會，忙著會棋友寫博客；唐越是一家基金公司老總，我在花城碰到他，顯然是剛招待完客人；洪運一身休閒打扮，問起我的近況，我笑稱從八月開始就成了宅男。
「無邊風月眼中眼，不盡乾坤燈外燈。」見到三位曾經的頂頭上司後，我想起我在體制內的青春歲月，想起辭職前的艱難抉擇，想起離開體制內下海的這十二年裡，從上市公司董秘到職業投資人，從最初的不適應到如今的從容淡定，我總在找尋自我，找尋自己真正想要的，經歷了外人覺察不到的艱難蛻變。我決定把自己的心路歷程和所思所想用文字記錄下來，等文稿完成，我的坐關才算完成。所以，這本書就是這樣來的，非常偶然，如果沒有那個週末的相遇，就不會有這些文字。
記得上大學時就特別想坐下來一直寫下去，不停地寫，把腦子裡冒出的源源不斷的靈感全都記錄下來。可當時總懷疑自己的水平，想多學些東西之後再寫，於是用大量時間苦讀書，讀到自己得了嚴重的閱讀障礙病。那時候沒去寫，是我人生中最大的遺憾。現在想寫了，如果不去寫，還會留下遺憾。
時間爬在光陰的年輪上，勻速地打磨著每個人的心性，雖然現在已經沒有學生時代的文思泉湧，也沒了那時候的心高氣傲，但是寫寫經歷和感悟，還是有好處的，至少是對自己的一個總結。像我這樣體制內外摻半的朋友不少，但停下來總結並寫成文字的人不多，也許我的文字可以幫到那些正在進行職業選擇的人，尤其是給準備創業的人一個前車之鑑，還可以給研究投資、琢磨生意的人提供實證參考。
2012年11月5日，星期一，我開始了孤獨的寫作……
【不說了，喝酒】
離開江州二十四年了。回來過幾次，每次回來都很感慨。這裡是我大學畢業後的第一站，青澀的我在這座城市第一次真正接觸到人情世故，就如嬰兒斷奶後去嘗試各種食物，才體會到酸甜苦辣，人生百味。
才六點鐘，天就黑了。出租車在街上穿流，車窗開著，剛下過一場暴雨，空氣清新無比。已經聞不到當初大街小巷都充滿的酒糟味兒，但這裡還是全國知名的「酒城」，每年還舉行「名酒節」。坐在出租車上，往事一幕幕在腦海中迴蕩。二十四年，不諳世事的學生變成了飽經風霜的男人，可相比之下，這座城市變化更大。除了剛路過的長江大橋，找不到印象中的街道和建築。記憶中的那些物件，曾經跟隨我喜怒哀樂，在現實中已然消失，而在內心深處，想抹也抹不掉。
出租車司機把車停下，打聽要找的酒樓，一個充滿詩意的名字：「江邊私語」。我要去和幾位老朋友見面，除了召集人劉中一，其他人都是二十四年沒見過面。
劉中一現在是西洲證券黨委書記，也是當年和我桌對著桌坐的同事，我倆同在江州市計經委綜合處工作。那時候，綜合處有四個正副處長，三個「兵」，坐在一個大房間裡。兩張桌子拼一起，八張桌子，分成四組。除了正處長對面的桌子空著外，其他六個人分成三對，面對面坐著。劉中一比我大十歲，是計經委最年輕的副處長，我是最年輕的職員，我被安排在他的對面，算是「重用」，其實呢有點「越級」，因為另外兩個「兵」來得比我早。房間裡沒有屏風，當然沒電腦，兩部電話，一部在正處長桌上，另外一部在窗邊沙發旁的茶几上。
我每天都跟劉中一面對面坐著，一抬頭，沒有任何遮攔，就是他長著絡腮鬍但刮得乾乾淨淨的臉。在江州的一年半，他對我影響最大，是我努力學習的榜樣。劉中一是計經委主任的紅人，為什麼紅呢？我總結了三點：一是文章寫得好，主任那時候天天做報告，都是出自他的文筆。二是會來事，主要是會說話。拍馬屁的分寸捏拿自如，跟我們下屬也混得不錯，時不時地開點玩笑，關鍵的時候給些指點。三是能喝酒。我親眼見過幾次，一斤江州老窖下去，他面不改色，酒場規矩不亂。所以，主任總是帶著他出席各種應酬。在「酒城」的官場，能喝酒是很讓人羨慕的。
我當時被安排住在計經委招待所，旁邊是計經委職工宿舍。所謂的招待所其實是車庫和食堂上加建的客房，一共就四間房，我住其中一間。這些客房本來是為縣一級計經委來市裡辦事準備的，但條件太差，沒人願意住。客房大致五、六平米，放下一張單人床後沒有更多空間，沒電視，用的是公廁。靠近走道是門和一個小窗戶，其他三面牆沒窗，在室內呆著我總想到監獄的單間。屋頂太薄，冬天冷夏天熱。一個人住在這裡，半夜醒來，有種被世界拋棄的感覺。
每天一大早，樓下車庫的幾台豐田吉普就會發動，領導要上班了。吉普車上，最大的官坐在前排副駕駛位置，後排是稍小一點的領導。我們這些平民百姓則到外面街邊等政府的班車。上班第一件事是拿著熱水瓶下樓打開水，然後拖地擦桌子。這都是我們三個「兵」的事情，而且一定是搶著做。做完，一般是看報，沙發旁有個報夾，印象中有《人民日報》、《光明日報》、《經濟日報》、《四川日報》、《江州日報》、《參考消息》，還有《瞭望》、《半月談》、《讀者文摘》等雜誌。綜合處真正的工作是寫報告，相當於委領導的秘書班子。領導鼓勵我們看報紙，那是積累寫作素材。
我一直在暗暗向劉中一學習，結果，說話沒學會，喝酒呢從滴酒不沾練到了一兩，再沒長進，只有寫作的進步比較快。可能是歸功於在學校練下的寫作底子，我很快找到了公文寫作技巧，就是一個字：「抄」。政府工作講究「民主集中」，領導要的講話稿，都是貫徹上級意圖，自然能找到上級部門的範本。寫作班子要做的就是把本地特點和數據加進去，巧妙地把上級的話再說一遍。
委領導和處領導對我都很不錯，那時候的人都比較單純，我在江州沒有任何根底，領導還是很重視，把我作為重點培養。還有一個原因呢可能是我人比較老實，畢業於名牌大學，在大學期間就是黨員。劉中一對我尤其不錯，我上班不久，他就讓我寫講話稿，然後耐心地給我提修改意見，用紅筆幫我改。我逐漸成了計經委的一支筆桿子，半年後就負責起草計經委主任在全市人民代表大會上做的國民經濟計劃報告，進了江州市「兩會」秘書組。那一年，我們主任做報告後當選為副市長。我很自豪，總以為主任的陞遷跟我寫的報告有關係（其實沒有半點關係）。印象最深的是，主任在台上念報告，我在台下數掌聲，現在還記得，一共有十二次掌聲。那是在1988年春天。
想必不是什麼豪華酒樓，連出租車司機都不知道。這次回江州，碰到的人都說，江州最近遇到了改革開放以來最難過的一段日子。白酒產業佔了這座城市經濟的半壁江山，大大小小酒廠上千家，在中央禁酒令出台後，舉步維艱。更不用說那些豪華酒樓，門可羅雀，呵呵，土豪們都跑到更私密的地方去了。
終於找到了，臨江的一處建築，看起來像一棟農民房。一溜石梯直通二樓，然後是一個私家花園，花園的假山上刻有「江邊私語」四個字。幾個人坐在花園的石凳聊天，他們正是我要見的人。
握手寒暄，進到花園旁的房間。酒席已經擺好。他們幾位都是官場上的人，自然要互相謙讓一下座位。劉中一被請到主位，我坐客位，劉中一右手依次是蔣薇、魯向陽和龔斌，我左手是趙平凡。
酒過三巡，劉中一問我：「當時讓你去永固縣當計經委副主任，你一定要走，那時你好像才二十二歲吧？」
「二十一歲，虛歲二十二。」我回答。
劉中一藉著酒勁感慨道：「坐關啊，他們幾位跟你差不多同時來江州工作，你的條件是最好的，名牌大學，黨員，受領導重用。現在，你看，蔣薇是市委常委、政法委書記，魯向陽是江城縣縣委書記，龔斌是盤石區區長，趙平凡是市物價局局長，要是你不離開……」
聽到這話，我一時語塞，心裡那個翻江倒海，憋了好久才說：「沒辦法，當初離開也沒別的原因。江州是酒城，我不會喝酒，一喝就醉，要是留下，估計不是喝死，也得肝癌了。哈哈，不說了，喝酒。」
人們常說，「三歲看大，七歲看老」。我寫了兒時的成長，但恐怕沒有多少人能耐心看下去，何況我實在不會講故事。那些文字以後可能會放到書裡，這裡就從大學說起……
【腦子讀出問題】
我是一個有「強迫症」的人，症狀如下：停好車，按下鎖車的遙控器後，還要拉幾下門把手；每晚睡覺前要檢查一下房門是否鎖好；出門後常常擔心門沒鎖好，又返回查看……這是我大學時苦讀書留下的後遺症。
1983年，我考上了人民大學。那一幕畫面非常清楚：父親收起我帶給他的驕傲，臉上寫滿認真跟嚴肅，他對我說，大學老師可能會根據我出色的檔案讓我當班幹部，那麼，我可以當，但不要去做班長。兒行千里啊，他是擔心我年紀太小，扛不起那份重任。殊不知，我學的專業是「國民經濟計劃與管理」（俗稱計劃專業），在那個計劃經濟年代，這個專業很熱門，考分要求高，同學的檔案都很漂亮。
青春寫進課本的大學時光，長頭髮，牛仔褲，騎著自行車叮鈴鈴地穿梭在北京的大街小巷……北京是座很有吸引力的城市，在這兒上過大學的人，都會喜歡這裡。從出租車司機，到街邊練攤的，甚至掃大街的，都很「有文化」，一個比一個能「侃」，一個比一個「憂國憂民」。
八十年代尤其是我上大學的四年間，是中國的火紅年代。三十五週年國慶可謂火紅的最高潮，那一天我就在鄧小平檢閱的學生方隊裡，我還參加了當晚天安門廣場上的中日青年聯歡會。
那時候的大學生可謂「時代驕子」。別的學校我不知道，至少人民大學是這樣的，戴著校徽走出去，能感受到羨慕的目光。我們專業所學課程大多是「萬金油」，教材內容類似中央文件。對於我們這些曾經的市縣「狀元」來說，功課沒有任何壓力。按說這樣的大學生活應該是人生最快樂的時光，可我的感覺卻是「苦樂兩重天」，「苦」還更多一些。
大學期間我立志成為思想家，不分晝夜地閱讀哲學和經濟學名著。去圖書館專借晦澀難懂的書來看，合上書頁時，整個人像充足了電，腦子裡源源不斷的靈想就如思想的火花。我試過把這些想法寫下來，同學們看過把我捧成「馬克思」，我更來勁了，不停地閱讀，想寫的時候反而提醒自己功底不夠，等多讀些東西再寫。這樣折騰了一兩年，把腦子讀出問題了：每天嚴重失眠，腦子裡總「轉」著高深的哲學問題，諸如「人是怎麼來的？」「為什麼活著？」不想都不行。
我知道自己出問題了，可還是停不下來，每天逼著自己讀書。其實，那時候要是停下來多休息一下，或者乾脆停止閱讀，用更多的時間寫作，馬上就可以調整好。可我很害怕停下來，一停下來就感覺十分緊張。
只要讀書，腦子就像要炸了似的。現在才知道，這是一種閱讀障礙、「強迫症」，可當時不知道啊，總是逼著自己讀，越讀症狀越嚴重。去看校醫，說自己睡不著，控制不住地想問題，校醫說：「不去想就好了嘛」，然後開幾片安定，跟我說實在睡不著，就吃點藥。哪有那麼簡單？！我也想不去想，可控制不住。每天靠吃安定睡覺，但安定這玩意兒吃久了會有依賴性。吃過兩片安定後，仍然還是不眠之夜，這種時候，腦子裡會冒出那句話：「失眠比死更難受」。聽說吃蜂王漿可以安眠，每天喝一小瓶蜂王漿，蜂王漿成了我大學時代最奢侈的開支。
從大三開始，我一直在暗暗地和病痛做鬥爭，但收效甚微。同宿舍的同學都知道我睡眠不好，卻不知道我內心深處的掙扎，那才是刻骨銘心的痛苦。很諷刺的是，大四全班去獻血，先要體格檢查，我完全合格。就在我擼起袖子忐忑地走到獻血窗口時，班主任實在看不下去，攔住了我。可想而知，我當時是個什麼樣子：長長的「自來卷」把大半個精瘦的臉都遮住了，露出來的是明顯睡眠不足的黃皮刮臉，就如現今那些吸毒上癮的人。
除了不停的想些高深問題，腦子裡還會冒出一些奇怪的想法。幾個同學到野外遊玩，路過一條鐵路線，大家站在鐵道旁說話，火車飛馳而過，我腦子裡的念頭竟然是撲倒在鐵軌上---這種感覺讓我非常恐懼。
1986年暑假前，我們班到蘇南實習，調研蘇南的鄉鎮企業。實習結束，想著「上有天堂，下有蘇杭」，就結伴到杭州遊玩。住在十多人一間的招待所裡，我每天出門都是腳踏一雙爛拖鞋，天氣熱，就把牛仔褲捲到膝蓋上。到杭州第二天慕名來到靈隱寺，看到有人抽籤算命，好奇之下抽了一個簽。籤文是：「束兵秣馬去匆匆，心念天言衣帶中；撞破鐵籠逃虎豹，頓開金鎖走蛟龍。」解籤的僧人告訴我，這是一支上上籤。可我隱約有種不好的感覺，卻說不上來。
當初很天真，心想當思想家也得接地氣，去江州接接地氣，過兩年再考研回京。可世事變幻無常，由不得自己。
PS：
聽一個做心理醫生的朋友說，真正優秀的心理醫生應該是得過心理疾病的人，我非常認同。在人生最珍貴的黃金年華，我用了很多精力和自己的心理疾病做鬥爭，因此在事業上走了不少彎路。要是那個時候，有個導師指導我，或者能碰到一個好的心理醫生，我的事業肯定會順很多。這，就是命啊！當時我總用「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來自我安慰，才沒有最後崩潰。
幸運的是，我終於走了出來，三十歲之後，我再也沒有吃過哪怕一片安定。我越來越相信，很多疾病都是由心而生。正因為如此，我不願意在心理上太扭曲自己，一直在找尋自己真正想要的，找尋那條從「必然王國」通向「自由王國」的路。嗯，後來辭職離開體制內，也許跟這段心路歷程有關係。
回過頭看，心理瀕臨崩潰的這段經歷，給了我洞察力，我能體會一般人體會不到的很多偏執狂的心思，而當今世道，事業成功者大多是偏執狂。呵呵，洞察力是做投資的必要條件。
我寫這本書主要想講下海後的事，但要講下海，先得說說在船上的日子，這樣您才能明白我為什麼跳到海裡，跳進去後為什麼差點會被淹死，您也才能看清楚我學游泳的過程。我不會講故事，只會記流水賬，若覺得枯燥無味還望包涵！要不，請您幫我潤潤筆？
【逃離江州】
大學畢業二十六年，14年體制內，12年體制外。體制內的14年中，江州的一年半是自己最痛苦的。我隨「右派」父親從農村進縣城是1979年，那一年痛苦轉型讓我永逝快樂童年，轉眼八年過去，竟然比當年更難受。
人民大學計劃專業學生，在當時不大可能想到被分配到一個小城市工作，除非那些自願者。從北京到江州，好像從天上突然摔到地下，我算是體會到「冠蓋滿京華，斯人獨憔悴」的感覺。不能說領導不重視，我被安排到計經委綜合處，相當於計經委主任的秘書，大蝦被安排到投資處，負責管理全市的重點投資項目。
那段時間很苦悶，本來想好好修養，放鬆一下大學期間瀕臨崩潰的神經，可想到自己會在這個陌生的城市終老一生，更神經了。身體越來越差，快瘦得不成樣子。為什麼苦悶呢？因為我很清楚，我有的也就是一個名牌大學的招牌，跟同齡人比較，我沒有優勢：沒後台，不是江州人，連轉彎抹角的關係都很少，不會喝酒，更不會吹噓拍馬；身體羸弱，閱讀障礙依然；寫文章還可以，但若論有什麼真知灼見，我也知道，就憑大學裡學的那些東西（跟中央文件沒什麼差別），真的沒多少。
一家俬營酒廠老闆遇到一些問題，通過熟人找到我，想諮詢一下我這個名牌大學的經濟學學士。我到那個老闆辦公室，聽他談了一些企業的情況，聽得云裡霧裡，那個老闆問了幾個問題，我竟然一句話都答不出來。這就是中國當初的大學教育，完全脫離實際。經歷了這件事之後，我算徹底明白了自己對所學經濟類專業的無知。
那段時間我讀了一本小說，雷巴科夫的《阿爾巴特街的兒女》，是蹲在宿舍旁破爛的公廁裡，克服閱讀障礙認真讀完的。讀完之後的感受記憶猶新，那就是，個人的命運和國家命運以及自己所處環境緊密聯繫在一起。邊讀，靈隱寺的籤文邊在腦海中不停閃現。我決定，「撞破鐵籠」、「頓開金鎖」，選擇適合自己的環境，盡快逃離這個讓我感到壓抑的城市。
原先是想考研回京，但考研有兩個問題：一是身體並未好轉，看書時頭痛欲裂，怕等不到考試自己先完蛋了；二是考研必須單位開介紹信，而單位領導對我特別重視，如果我提出考研，讓他們很沒面子，估計不會同意。
1988年海南熱，我動了去海南的念頭。我讓父母給我發電報，說家裡有急事，拿著電報向單位請了假，在某個春夏之交的一天獨自坐上到廣州的火車。可還沒到重慶，冥冥之中有一種力量讓我在一個小站下車，然後買票返回。現在看來，如果那時去了海南，整個人生將完全不同。這一切，也許是命中注定。
不過，從那時候開始，逃離江州成了我的主要目標，並且把方向放到了沿海地區。大學同學老晉畢業分配到華商集團駐京辦事處，正在深圳蛇灣集訓。他給我來信說起蛇灣，寄來《蛇灣通訊報》和蛇灣的明信片，我如獲至寶。印象最深的是那張廣東浮法玻璃廠照片：現代化的工廠面朝大海，旁邊一條亮麗的公路從山上蜿蜒下來……還有「蛇灣風波」，就是蛇灣人「為難」北京來的知名教育工作者所引發的風波，我讀了所有的報導，風波里涉及的很多當事者後來也成了我的同事或朋友。
老晉告訴我，蛇灣有個培訓班，要到內地招人，先培訓後就業，讓我做準備，特別要準備英語口語考試。那段時間，我又把《新概念英語》撿了起來。國慶節，我到成都參加面試。面試老師是蛇灣培訓中心主任金宇、教務長喬培東、圖書館館長周農深。面試很簡單，填一張表，看一下大學畢業證書，問問工作情況，喬老師用英語問幾句話，簡單的我回答了，問題越來越難，直到我答不出來。二十多年過去，成都面試的一幕還歷歷在目，三位老師西裝革履，言談舉止讓我如沐春風。後來在蛇灣，我還曾與金宇共事過一段時間，他是我敬重的老師。
照例是讓父母發電報，就說母親生病，要我回家。我從重慶坐船先回到魚復縣老家，主要是為了辦邊境證。那時進入深圳特區，必須憑公安部門發放的邊境證。按說應該在江州辦，戶口在江州，但若在江州辦，需單位開證明，就穿幫了。在魚復，父親可以找他在公安局工作的學生辦。我順便還向父母要了些生活費。我每月收入58元，典型的「月光族」。培訓班錄取通知上寫得很清楚，兩個月培訓的生活費要自己出，畢業後找到工作才能留下。
在魚復家裡呆了一天，坐船到武漢。大學同學老薛來碼頭接我，帶我回宿舍休息、吃飯，再送我坐火車。時間緊，只買到無座票。老薛花了10元錢讓人帶我上車，帶我上車的人保證說有座位，還真給找了個座位。車開出不久，就有人拿著座位票要我讓座，旁邊的人看我上當了，好心讓我擠著坐，就這樣到了廣州。
在廣州，還是找同學。阿凱在廣東省財政廳工作，他把宿舍的床位讓給我住。阿凱的宿舍就如我們大學時的宿舍，但比大學宿舍強的是有個大電視房，很多人坐在裡面看電視。我進去看了好一會兒，播的是連續劇，廣東話，沒字幕。阿凱損我說：「你怎麼聽得懂？！」那時候的廣東話，聽起來比現在親切，雖然我一句都聽不懂。
二十多年前的事情，真的難忘。沒有同學的幫助，我是不可能來蛇灣的。得知我來蛇灣，北京同學湊了兩百元寄給我，在當時這不是一個小數。我後來用這筆錢買了一部自行車，蛇灣人的交通工具主要就是自行車。
1988年11月29日，我在深圳火車站下車後坐了一個多小時中巴才到蛇灣，沿途經過的是農村。我跟司機說到蛇灣培訓中心下車，司機一進蛇灣就讓我下。下車後我看見路邊有個駕駛員培訓中心，感覺走錯了，想找人問一下路，可見不到人。那天，天空湛藍，陽光灑在馬路上，清純而乾淨。我提著行李箱往前走，就像在夢中的小鎮穿行，除了偶爾駛過的車輛，街上靜謐無比。我在廣州已經把厚厚的棉衣換了下來，可還是穿多了，有些熱，我喜歡這種暖暖的感覺……
【「洗腦」】
蛇灣幹部培訓班被稱為蛇灣的「黃埔軍校」。我上的是第七期，感受可用兩個字來概況：「洗腦」。
二十五年過去，蛇灣培訓中心看起來還是老樣子，只是沒有了當初的色彩斑斕。那個年代，如果說華商大廈是蛇灣「大腦」的話，那麼，這裡就是蛇灣的「心臟」。直到現在，我走進培訓中心，心裡還會有砰砰跳的感覺。在這裡呆了兩個月，把我「洗」成對這片土地不離不棄的「蛇灣人」。
對於我這個大學畢業才一年多的人來說，培訓班的課程設置仍然很新穎。老師大多來自蛇灣的中高層，有實際工作經驗，採用的是案例教學：集裝箱廠原總經理講解工廠如何起死回生，浮法玻璃廠總經理介紹怎麼管理中外合資企業……比我大學時期聽的「紙上談兵」有趣多了。
蛇灣的創始人袁董也來上課，我們很喜歡聽袁董講課，雖然他的普通話有很強的廣東口音。他和他在蛇灣倡導的理念，深深地吸引了我們這批年輕人。
「今天看報紙，我看到一則報導：美國總統里根競選,記者問他,『如果在大街上看見一個美女，你的第一反映是什麼?』你猜里根怎麼說？他說：『我想跟她做愛。』」袁董是副部級幹部，他的課竟然這樣開場，讓我大吃一驚。他通過這個例子，告訴我們要講真話，而講真話需要很大勇氣。「我不同意你的觀點但我誓死捍衛你說話的權利。」——這是伏爾泰的名言，我清楚地記得，袁董講完里根的故事後很快引用了這句話。
「建設蛇灣的第一件事就是掩埋逃港者的屍體。我們剛到蛇灣的某天半夜，在海邊的工棚裡，負責工程的陳總已經睡著了，突然聽到有人敲門。他打開門，門口站著一個全身濕透的人，氣喘吁吁地說：『我是從大陸來的，能不能給口水喝？』」袁董停頓了片刻，「這個人想游到香港去，天黑看不清方向，又游回來了。那麼多人冒著生命危險往香港跑，我們確實需要反思。」
袁董總是站著講課，沒有講稿，一講就是兩個小時，大家聽得津津有味。他很詼諧：「我剛從監獄出來時，整天騎自行車上下班，那時候覺得小轎車太霸道，對坐在轎車裡的人看不順眼。後來我開始坐轎車了，看到自行車不守交通規則，老影響汽車行駛，又會對騎自行車的人看不順眼。呵呵，屁股真的可以指揮腦袋啊！」
……
兩個月的培訓好似精神上的饕餮盛宴，又如黑屋裡人快憋死的時候，緊閉的窗戶打開，新鮮空氣飄進來。這些新鮮空氣，舒緩我的神經，為我提供營養，我的身體狀況因此明顯好轉。
來蛇灣前，我從未見過大海。蛇灣的海看出去並不遼闊，但第一次看到，還是讓我心動。我和同學喜歡結伴到碧濤別墅旁的海邊聊天，那真的是談理想、談人生。我也很喜歡獨自一人坐在海邊綠化帶的石凳上，遠眺香港岸邊若隱若現的燈火，聽著潮起又潮落……
臨近聖誕節的某一天，我和老蘇在海邊聊天。天色漸晚，周圍的人影都已散去，我們正準備回宿舍，David來了。
「那才叫過日子！家裡鋪的是柚木地板，進門要換拖鞋，特別是窗簾，落地的，看上去好溫馨！」David一見到我們，就大發感慨。他剛去一個朋友家做客，那人來蛇灣三年了。
老蘇、David和我同宿舍。老蘇是武漢某廠的副廠長；David畢業於浙江大學，在南京當工程師。
「蛇灣的工資高，白領的月收入能拿到300元，是我們的三到五倍，職工房建得也多。我們找到工作後，很快也會有那樣的房子。」老蘇很自信。
「現在找工作可沒去年容易」。David說，「今年不太景氣，蛇灣很多單位都說不要人，我們趕的時機不好。」
PS：
袁董的講話是我憑記憶所寫，時間太久，記憶不可能很準確。
通過蛇灣培訓班，加深了我的一個認識：企業經營管理是實戰，不是「紙上談兵」。所以，西方MBA課程的老師很多都有在企業工作的經驗。教管理的老師沒做過管理，教營銷的老師沒賣過東西，教投資的老師沒投過資，教創業的老師沒創過業，就如游泳教練不會游泳一樣，是難以想像的。
用「洗腦」來說這兩個月，似乎有點誇張，但想起那段時光，我腦子裡蹦出的就是這個詞兒。學習這件事，主要有兩種形式：一種是「裝東西」，填充知識，傳統教育每天都在幹這事，這屬於「術」；另一種是「洗腦」，轉換觀念，開悟，這屬於「道」。中國有句古話，「聽君一席話，勝讀十年書」，這裡的「一席話」就是「洗腦」，而「十年書」自然是「裝東西」。
「洗腦」是可遇不可求的。二十五年前的「洗腦」讓我登上蛇灣這條大船，有幸趕上蛇灣烏托邦的「末班車」。十二年後，我又碰到了一次「洗腦」，那次「洗腦」讓我下定決定跳入商海，開始另一種旅程……
【找回夢想】
八十年代最好做的生意是貿易，最熱門的職業也是貿易。老蘇是武漢一家工廠的銷售副廠長，找工作當然容易。David比我大六歲，浙江大學畢業後搞了六年技術，來蛇灣想轉行做貿易。David長得帥，在我們班人緣最好，可能是浙江人的緣故，一看就是做貿易的料。
我呢？有個人民大學的牌子，可這玩意兒在蛇灣不管用。蛇灣的企業很實在，看重的不是畢業於哪所大學，而是專業和工作經歷。工科吃香，會計吃香，計劃專業是計劃經濟的產物，誰會感興趣？至於我一年多的政府科員經歷，在很多人看來，完全可以忽略不計。
兩個月的學習讓我大開眼界，我更加明白自己的專業沒什麼「乾貨」。學習結束，找到工作馬上到蛇灣人事處開調函，找不到則打道回府。培訓班專門留給學員一週時間找工作，那一週，我們白天在外面跑，晚上回宿舍切磋求職經驗，回想起來倒是挺有意思，但當時的感覺卻是「破釜沉舟」，沒有退路。人的適應力真的很強，以前的工作都是組織分配，入鄉隨俗，「求職」在蛇灣是天經地義的事情。
一方水土養一方人，僅僅兩個月，我身體的種種毛病明顯好轉。我又開始找回大學時做「思想家」的夢想。蛇灣發展研究所所長余約風來培訓班上過一趟課，這堂課之後，發展研究所成了我求職的目標。其實，在江州我就聽說蛇灣有個發展研究所，沒想到突然離自己這麼近！由企業主辦的經濟研究機構，中國最知名的有三家，蛇灣發展研究所是其中一家，另外兩家是中信國際所和Stone發展所。
余約風是袁董從清華大學請到蛇灣來的「三劍客」之一。給我們上課那天，他身著深色西服，看起來也就30歲出頭。他談了自己如何被袁董吸引來蛇灣，談了蛇灣所進行的人事、住房和社會保險制度改革。印象最深的是，講課快結束時，他說：「每次從外地出差回來，當汽車進到蛇灣，看到『歡迎光臨蛇灣』的招牌時，有一種回到家的感覺。」
可我的條件不夠格。研究所的工作人員除了打字員和副所長Lucas，其他人都是研究生學歷，Lucas不是研究生，但曾經是上海社科院的骨幹。我三番五次找余約風，看得出他很猶豫。
同學們一個個落實工作，我心裡特別著急，還找過兩份工：一個是蛇灣宣傳部，部長是個很有能力的美女；另一個是剛成立的平保保險公司，需要一個總經理秘書。我在華商路的一排平房裡見到平保總經理老馬，老馬仔細看了我的簡歷，問了我好多江州的經濟數據，我都一一作答。嗯，我有自知之明，蛇灣單位不少，但我可以找的工作不多。
找工作大多不是一次就能談成，老蘇建議我再去找宣傳部的美女部長，David建議我去跟平保的老馬多磨磨，而我自己知道，因為「思想家」的夢想，我的主攻方向是發展研究所。那天下午，我又來到華商大廈8樓，余約風不在辦公室，同事說他開會去了，我就坐在會議區的沙發上邊翻看香港報紙邊等。快下班的時候，他匆匆夾著文件進門，我趕緊迎上去。不等我開口，他突然問：「你最近讀過什麼經濟學方面的文章？」
「讀過華生、張學軍等人寫的《中國改革十年：回顧、反思和前景》。」這問題難不倒我，我雖然有閱讀障礙，但在江州，我定了《經濟研究》雜誌，每期都會認真讀幾篇文章。華生、張學軍等人在經濟學界名氣不小，張學軍還是我的師兄，他們的文章我都會拜讀。
我猜測，也許是因為我的師兄張學軍證明了計劃專業沒那麼差，反正在我回答完這個問題後，余約風告訴我去人事處辦手續。
回到宿舍，老蘇和David聽說我落實了工作，高興地向我表示祝賀。在他們眼裡，我是七期班的困難戶。他倆的工作早落實了：老蘇去集裝箱廠做採購，David去了雷廈的公司。對，就是那個這幾年一直列在中國富豪榜上、鼎鼎有名的雷廈，當時他剛從中信國際所下海創業，需要幫手。
拿到商調函回江州，拎著水果去領導家。以前從未乾過送東西的事情，也沒去過領導家，是朋友們建議的，他們說這種事情必須領導高抬貴手，需要去領導家裡疏通感情。之前一直欺騙領導說因母親生病請假，心裡蠻有歉意。先找處領導，再找委領導，結果是放人的可能性沒有。領導還告訴我決定讓我去永固縣代職鍛鍊，擔任縣計經委副主任。父親來信說單位不放就寫檢查，然後在江州好好幹，沒有工作關係去到一個新地方沒出路。可我毫不猶豫地離開了江州，放不放我都得走。現在回想起來覺得實在可笑，可那時一紙調令牽動了多少人的命運，傷透了多少人的心！
我離開後，父親專程到江州，去向計經委領導求情，請他們同意我辦理調動手續，領導說：「坐關才22歲，我們就準備提拔他為處級幹部（其實是副科級），我們對他這麼好，他為什麼要走？」弄得我父親很尷尬。
在蛇灣，很多人都遇到過原單位不放的事情，人們見怪不怪了。我就這樣沒檔案、沒戶口、沒工作關係，在這裡工作了將近一年。好在父親能找到人辦邊境證，遇到警察半夜敲門查證，我不會被送到樟木頭去。1989年底，余約風給蛇灣開發區總經理打報告，要求在我原單位不放的情況下給我上好工作關係，總經理批准了。我的調動費盡周周折折，最後走了最高領導特批的路子才算落實。我嘴笨，當時年少無知，聽說特批了，心裡非常激動，但可能連句謝謝都沒說。
不過，江州的經歷對我還是很有幫助的。這是我走入社會的第一份工作。在江州，我對中國政府和官員的行為有了直觀的瞭解，目睹官場百態，我知道自己很難走為官之路。江州其實是一塊風水寶地，而且相比現在，當時的社會很單純。我在江州沒有任何根基和後台，就因為畢業於名牌大學，領導非常重視，把我安排在重要部門，作為重點培養，平時在生活上也特別照顧我。至於不放我走，也很正常，要是放了，領導反而會說不清楚，也很難在別人面前樹立權威。後來，我走的地方多了，更是感覺江州的官場是比較清廉和正直的，現在的江州比其他同類城市明顯乾淨、整潔，就很能說明問題。
【近者樂，遠者來】
八十年代的蛇灣如一件試驗品，或者這樣說吧，是一個人造美女，絕世佳人。我來蛇灣的時候，她還活著，活在一個無形的玻璃罩裡。我親眼見過她，曾被她的美所傾倒。她的出現，給這片土地帶來生機和活力，她活著時，蛇灣是典型的「近者樂，遠者來」。後來，玻璃罩被擊碎，她的免疫力不夠強，受細菌感染而死……
我知道，很多人想聽我講述她的故事，沒見過的想知道她如何美，見過的想跟我一起回憶。我要讓你們失望了。她的故事很多，應該等一個合適的時候，大家都安靜下來，慢慢講。況且，我只是在玻璃罩破裂前匆匆看過她一眼，雖然這一眼讓我永世難忘，但她的故事，還是應該由那些跟她相處更久的人來講。我還是講我自己。
1989年2月底，我正式到蛇灣開發區發展研究所（以下簡稱「研究所」）上班。當時，「蛇灣模式」風靡全國，研究所自然也沾光，成了有全國性影響的研究機構。
我剛到研究所上班的時候，上面提到的「美女」還活著，而且看起來很健康，全國各地，不，世界各地來看她的人絡繹不絕。蛇灣專門成立公關部並佈置展廳接待訪客。公關部有三個工作人員，但他們的工作是「迎來送往」，講解和交流主要是研究所的事。大體是這樣安排：省部級以上訪客由蛇灣開發區領導出面，地市級訪客由研究所領導余約風或Lucas出面，其他級別由我們這些研究員接待（呵呵，我們的名片印的都是「研究員」）。有時，領導忙不過來，我也獨自一人接待過市長。
研究所在華商大廈8樓，旁邊是蛇灣開發區總經理辦公室和蛇灣團委。研究所的環境佈置簡潔、舒適，是那種大家喜歡坐下來聊天的地方。這裡有各種經濟管理類報刊雜誌，能看到當天出版的《信報》、《香港經濟日報》、《明報》，還有一幫喜歡思想火花碰撞的人，自然而然就成了憂國憂民者聊天聚會的場所。蛇灣開發區的領導，甚至華商集團的領導有時都會出現在這裡，但侃大山時不分領導和群眾已成蛇灣的習慣；內地不少知名學者曾光臨這裡，甚至在辯論中被我們弄得滿臉通紅；好幾位若干年後中國商界或資本市場的大腕也曾在這裡露過面，他們當時是蛇灣的普通白領。
1989年下半年開始，研究所的主要工作轉移到了股份制改造上來，做的是現在投資銀行所做的事情，蛇灣最早的兩家公司上市就是研究所一手策劃。
深圳有了股票市場後，有一段時間，研究所天天開「股市沙龍」。我們在別人眼裡也變成了股市專家。某天，一位領導講，萬科發行股票的時候沒多少人願意買，深圳市政府召集幾家大企業的領導開會，號召與會者支持股份制改革，他當場認購了2000股，現在股價漲了不少，問我們是不是可以賣掉？我們異口同聲說該賣，他第二天就賣了。呵呵，後來的事實證明，專家常常會犯錯誤，這位領導顯然是賣早了。
1990年，我和同事厚生一起到香港聯交所考察，跟見面的香港人大談中國股市的宏偉前途，可引不起一丁點共鳴。沒想到，後來的發展比我們想像的還猛，不然，我也不會輕易離開證券市場……
我剛到蛇灣時，這裡喜歡搞沙龍。1989年，具體幾月份我不記得了，某次沙龍上，我的同事、也是我敬重的老師CAJ說了一句話：「蛇灣要死了，死了也無妨」。我聽到這話覺得很好玩，當時沒有太多感覺，可之後的二十多年，這句話時不時地會在我耳邊響起。
是啊，「美女」死了對於很多人來說確實無妨，但對於我們這些「蛇灣情節」嚴重的人來說，一直魂牽夢繞，感覺並不好。生活在死掉的皮囊之中，聞著腐屍臭味，還要和細菌搏鬥，真的很不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