產融結合：「國企有些錢能賺，有些錢不能賺」
http://www.infzm.com/content/91564美國通用電氣（GE）堪稱產融結合典範，被許多人奉為圭臬，但它只是一個孤立的個案，難以複製。
無論國際還是國內，沒有證據證明，產業集團或企業發展到一定階段後，除設立財務公司等內部金融機構外，必然要走資本層面的產融結合之路。國際上不存在這樣的「潮流」、「趨勢」或「方向」。
近幾年，關於產融結合的討論陡然增多，幾乎成為熱點。國有企業，特別是央企，爭先恐後，成群結隊，大舉投資金融機構，開拿各類金融牌照，一時蔚然成風。從國企產權管理部門傳來的消息，似乎一陣子要開閘放水，一陣子又要勒緊韁繩，令人不得要領。
國企、央企，在產融結合方面動作如此之大，雖然也引起了一些質疑和擔憂，但業界、學界的主流聲音，似乎多肯定產融結合的方向，認同產融結合乃市場經濟、企業經營發展到一定程度的必由之路，只不過中國還處在初級階段而已。
事實果真如此麼？
理清產融結合的內涵
從實踐角度，產融關係可粗線條地劃分成四類。
產融結合一語，用法千差萬別。不僅有廣義、狹義之分，而且廣義與廣義之間，狹義與狹義之間，不同論者所指也大相逕庭。寬則覆蓋產、融之間的一切關係，窄則專指企業辦銀行。從實踐角度，產融關係可粗線條地劃分成四類：
第一類，「銀企合作」或「產融合作」。產業集團或企業的運營，離不開存款貸款、結算、供應鏈金融、中間業務、項目融資、投融資信託、債券發行、股票上市、證券及期貨代理、併購重組服務、財產及員工保險、融資租賃、產業基金，等等。產融必須合作，甚至結成長期、穩定、全面的戰略夥伴關係。
第二類，產業集團內設財務公司等金融機構，圍繞集團主業，面向集團成員企業開展金融服務。性質屬於「內部金融」。
第三類，產業集團或企業對外部金融機構進行參股型、趨利型、輔業性、階段性投資。搭車取利，錢生錢；不控股，不主導。可稱為「獲利投資」。
第四類，「產控融」，即產業集團或企業設立、收購銀行、證券、保險、期貨等金融機構，甚至主導其經營。狹義的產融結合，正是指產業資本與金融資本相互融合，在股權基礎上形成關聯網絡。這裡只講「產控融」，不講「融控產」，因為在現實政策環境下，銀行等金融機構進入產業、投控實業，除少數例外，一般可操作性較低。
後兩類，產業資本投、控金融的對象包括銀行、證券、保險、保險經紀、信託、期貨、租賃、擔保、典當、小貸、基金、資產管理、消費信貸等機構。
資本層面的產融結合不是大勢所趨
被奉為圭臬的GE金融，堪稱產融結合典範，但它只是一個孤例。
無論國際還是國內，沒有證據證明，產業集團或企業發展到一定階段（例如跨國經營）後，除設立財務公司等內部金融機構外，必然要走資本層面的產融結合之路。國際間不存在這樣的產融結合「潮流」、「趨勢」或「方向」。
從根本上講，企業伴隨著社會分工出現。企業的生產經營範圍一定有邊界。一端是單一產品企業，另一端是跨行業甚至跨產融兩界的多元化集團，介乎兩端之間還有多種不同企業形態，它們都產生於歷史，在各個歷史時期都有生存空間。成功的活下去，失敗的出局。企業的多元化程度，只有適應不適應的區別，沒有先後、高低、優劣之分。
實踐經驗證明，多元化應適當、適度。或要素相關，或上下游，或優勢共享，或週期互補，或協同效應，總要有些道理。跨行業、非相關多元化，不是絕對不行，但必須謹慎，不宜過度。道理很簡單，無論個人或企業，擁有的資源、要素、經驗、智慧，都是有限的；且適用此行業，未必適用彼行業。產業經營與金融運作之間差別更大，跨產融兩界尤須特別慎重。
被許多人奉為圭臬的美國通用電氣（GE）堪稱產融結合典範。這家籠罩著偉大發明天才愛迪生光環的百年老店，以製造為主業，生產過照明器材、發電及輸配電設備、航空發動機、內燃機車、家用電器、醫療器械、水處理系統、石油天然氣設施、工程塑料、軍工等不同系列的產品，從事過多種電信和金融服務，甚至擁有影響遍及全球的NBC廣播電視網，多元化做到了極致。
GE旗下的金融公司最初圍繞製造主業，為銷售提供支持。爾後卻發展成獨立的大型金融集團，曾經從事數十種前沿性金融服務。如飛機、衛星及鐵路車輛、公路拖車、活動房屋的租賃、船隊、集裝箱、信用卡、車隊外包管理、結構性融資、財務顧問、商業票據、公司債、再保險、按揭和抵押貸款服務、消費者金融、商用房地產、資產證券化、投資銀行，等等。它另闢蹊徑，出奇制勝，開拓創新，引領金融服務潮流，一時名噪天下。其收入和利潤，在GE內部是三分天下有其一。若與銀行業混合排序，GE金融自己就可位列美國前五名。它的業務面向GE之外，直接服務GE的比例不大，一度小於10%。
可惜，這樣成功的多元化和產融結合典範，只是一個孤例和個案。是在特殊天時、地利、人物條件下，半靠運氣和機會創造出來的。既不同凡響，又很難複製，不能成為大多數產業集團倣傚的榜樣和發展方向，沒有普遍意義。
而且，即使如此之大，GE金融卻不是銀行，不做吸存放貸等銀行業務。證券公司倒是有過一個，上世紀末因重大違規醜聞賣掉了，當時頗令傑克·韋爾奇黯然神傷。更有甚者，國際金融危機給GE及GE金融帶來巨大衝擊，要求GE金融縮減業務，向集團製造主業回歸、靠攏的呼聲高漲，GE高層雖心有不甘，還是整合重組了金融板塊，把再保險業務出售給瑞士再保公司，逐步收縮戰線，大幅削減金融資產規模，規避金融風險。
又有不少論者舉日本為例論證產融結合的奇效。三菱、三井、住友、富士、勸銀等財閥型企業集團，把生產、貿易、金融集結在一起，互為犄角，聲氣相通。這些財團內部沒有母子公司型的產權紐帶，也不存在明確的層級關係和決策機制，相互聯結體現為交叉持股、人事派遣、業務夥伴、主辦銀行。成員企業高層以「金曜會」、「二木會」、「白水會」、「芙蓉會」等名義定期聚會，策劃重大事項。靠著這樣一些似有若無、半明半暗的幕後協調手段，居然可以達成某種合謀，實現有效運轉，實在令人難以捉摸。
這種圍繞著綜合商社和主銀行制生長出來的財閥型企業集團，深深植根於日本的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土壤，是特殊歷史時期和特殊歷史進程的特殊產物。除韓國等少數例外，別國很難複製，同樣沒有普遍意義。可以說，好不好還很難講；即使好，別人也學不了。
還應當提到，世界上有一些綜合性投資控股機構，包括部分家族財團，例如聲名顯赫的洛克菲勒、摩根、杜邦、梅隆、羅思柴爾德、瓦倫伯格等，還有東南亞若干著名家族，所涉經營活動及企業群體亦多橫跨產業、金融兩界。
然而，財團本身未必具有企業形態，財團內的實業企業與金融機構互相分立，與這裡所說的產控融只是貌似，實質不同。而且，此類財團，有的早已沒落，其餘的現狀究竟如何？有無適應變革的能力？其成敗榮枯的前景，值得懷疑，有待觀察。
至於有些論者言之鑿鑿地宣稱「百分之××的世界×百強企業都已產融結合」云云，所指究竟為何物，多半經不起推敲，不足為信，不足為據。
資料來源：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企業所。 （曾子穎/圖）
區別對待不同性質的產融關係
國務院國資委確實嚴格限止央企的非主業投資，後來有所鬆動，開了一些口子，但並非政策的重大轉折。
四類產融結合方式，需區別對待。
其一，企業運營，離不開外源籌資、融資，必須同金融業打交道，產融合作須臾不可或缺。這種業務層面的產融關係，天經地義，沒有爭論的餘地。如果這也算是產融結合，那就非結合不可；但產融合作不涉及資本融和。
其二，有條件的產業集團設立財務公司，形成集團內資金集中管理、資源統一配置的平台，提高資金運用效率，降低資金成本，對內提供金融服務，加強管控，實現集團化運作，很有必要。但內部金融服務於主業，算不上多元化經營，也不涉及產業資本與金融資本的融合。
產業集團還可以設立圍繞主業、面向內部的其他金融機構，如租賃、保險代理、資產管理、產業投資基金、信託公司等，亦屬「內部金融」範疇。當然，內部與外部的界限，有時很難劃清。如果演變成對外經營為主，遠離集團主業，那就不是「內部金融」，而是「產控融」了。
其三，產業央企、國企普遍對金融機構進行參股獲利型股權投資，非公企業亦然。如果確有階段性閒置資金，作為資金運用的一種方式，這種做法無可厚非。只是，一要適當控制投入幅度和期限；二要力戒成癖上癮，捨本逐末；三要注意防範風險。而且，不能單靠這種東西撐門面。
參股型投資不以長期持有和介入股權管理為目的，將其歸入資本層面的產融結合，有些勉強。而且，既然目標僅在獲利，投資方向本不必侷限於金融。只要賺錢快，風險低，任何行業都可以投，可以完全不涉及產融關係。
其四，「產控融」現象，多見於大型產業央企和國企，大型非公企業亦然。
中石油曾於2007年策劃入主珠海商業銀行。因該行急需救助，本來對產融結合疑慮甚深的銀監部門開了綠燈；而國資部門卻囿於偏離主業之憂，予以否決。兩年後，中石油入主克拉瑪依市商業銀行（即崑崙銀行）終獲批准，一時風光無限。不少人將此誤讀為國家的產融結合政策出現重大轉折，其實不然。
不錯，幾年前國務院國資委確實嚴格限止央企的非主業投資，後來有所鬆動，開了一些口子，但並非政策的重大轉折。據分析，中石油入主克市銀行獲准，緣於克拉瑪依本身就是石油城，該行服務對象均為中石油系統單位；而珠行無此背景。兩銀行資產質量及經營前景有差異，估計也是考慮因素之一。此事只是個案，不是政策轉向的標誌。
上一任國資委主要領導曾在兩年前表示過支持具備條件的企業「探索」產融結合，被媒體解釋成決策層認為「推行」產融結合的條件已經成熟，也是一個誤解。
不宜普遍推行資本層面的產融結合
「老老實實幹你的本行、干實業，不要東張西望」，因為「辛苦錢可靠」。
主張大力推進資本層面產融結合的論者認為，產業集團自辦銀行、控制金融機構，一是可以集中內部金融業務以提高效能，二是可以獲取低成本資金，三是自己擁有，用起來方便。
集中金融職能，很多情況下通過財務公司亦可實現，無須自辦銀行。
自營與主業不相關的業務而能節約成本，只發生在社會分工不發達，某些資源或商品（資本也是一種商品）供不應求的時候。「用起來方便」也類似。改革開放前，國企大都自辦社會，幼兒園、學校、醫院、賓館，甚至公安局、旅行社、火葬場，樣樣都有。為什麼呢？因為社會不能充分提供。
中國金融業和金融服務業發育得不充分，有些商品和服務短缺，或質次價高，不如自己辦。這給產控融提供了一個很好的理由，但從長遠看，這種現象一定會消除。在充分競爭、供過於求的環境裡，外部提供的專業化、規模化金融服務或商品，多半更方便，更便宜，更可靠。
即如中石油的崑崙銀行，它的哪些業務是財務公司和外部銀行做不到的？恐怕不多。崑崙銀行能完全代替中石油與外部銀行合作麼？當然不能。
還有說自辦金融可以規避風險的，其實恰恰相反。外部金融機構能發出不同聲音，有利於糾正企業的決策失誤。自辦金融是一統天下，沒有把關、糾錯機制。統一號令，動作快，效率高，但風險更大。
最吸引某些產業央企和國企的，恐怕還是金融業的高回報。這裡有兩個前提條件：其一，中國金融業特別是銀行業，在特定政策環境下，賺錢賺到連自己都不好意思。其二，國資管理部門對於國企多有盈利硬指標要求，且與企業高層薪酬掛鉤，壓力之下，有時候只好靠旁門左道救場。
因此，某些國企鍾情於獲利投資和產控融，可以理解。但這決不應該成為常態，不應提倡，也不是方向。改變這種狀態的辦法是：第一，金融業進一步放開，進一步市場化，避免利潤畸高的現象。第二，國資部門逐步廢止僵硬的統一考核標準，採取分類考核，甚至一戶一標竿的做法。區分經營者努力的成效與外部因素的影響，更合理地設定績效目標，並根據環境變化及時調整。做到這兩點，產業國企靠所謂產融結合的手段粉飾績效的動機和可能，也就基本排除了。
須知，央企、國企屬於全民。固然企業的基本屬性是競爭和盈利，但國有性質又要求國企遵循一定的行為規範，承擔更多的社會責任，不能以盈利為唯一目標。國企有些錢能賺，有些錢不能賺，與私企有所不同。
以中石油、國家電網一類央企的體量之巨，做無論什麼非主業，短期內都做得成。但是從長遠看，財大氣粗，無所不能，十個有九個會敗得鼻青臉腫。
國資委第一任主要領導李榮融說得好，「老老實實幹你的本行、干實業，不要東張西望」，因為「辛苦錢可靠」。此語真乃至理名言，醍醐灌頂。
資本層面的產融結合，產控融，不是絕對不能搞。但必須嚴加控制，慎之又慎。一是必須與主業密切相關，或涉及員工切身利益。二是力所能及，有足夠資源支撐。三是功用獨特，其他內部金融形式和外部金融服務難以替代。
例如，石油是戰略物資，關乎國家安全。石油企業為獲取資源而開展境外投資，往往介入政治敏感地區，動輒引發外交事件或經濟制裁，一般銀行不便出面，自辦銀行就有了必要。
綜合型投控集團模式也應當允許探索，但絕非多數產業央企的發展方向。中國組建的若干綜合型金融或金融性投控集團，如中信、光大、招商、華潤等，大多跨產業和金融兩界，與前述國際財團類似，也是一種產融結合，但與此處所說的產控融有所不同。個別產業央企集團由產控融而產融並重，金融板塊相對獨立，形成新的綜合型投控集團或中國的GE，亦非不可想像。但那必定只是少數個案，不可能成批製造。
國企股不濟 拖累恒指(2013/7/25) 林本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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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7月15日，是首隻內地國企股青島啤酒來港上市20周年。過去20年，青島啤酒市值由30多億元上升至現在接近400億元，增長十多倍，投資者肯定飲得杯落。然而，不是所有國企股的投資者都飲得杯落，不少人因炒賣國企股而損失慘重，苦不堪言。 上世紀九十年代初，中國政府推行企業改革。1993年通過公司法，開始把部分國營企業重整為股份制企業，並且容許國企在內地和其他證券市場（包括香港）發行股份。中國政府期望透過國企上市，不單可以籌集資金用作企業發展，還可以讓市場發揮力量推動國企改革，提高生產效率。 1993年7月15日青島啤酒在港上市，當日恒生中國企業（即H股）指數是3,964點。之後H股指數大幅颷升，到12月升至9,452點，不足五個月內大升138%！當年大量資金流入香港炒賣紅籌國企股，恒生指數和H股指數愈升愈有。恒指由年初的5,000多點，上升至年底逼近12,000點，一年內上升115%！ 到1994年，內地經濟過熱，政府連番推出宏觀調控措施，令恒指和H股指數大幅回落。及至1995年1月，H股指數打回原形，低見3,750點，一年多的升幅全數報銷。九七回歸前後，又有大量資金流入股市慶回歸，H股指數重上7,700點的水平。之後遇上亞洲金融風暴，指數一度跌穿1,000點，一年間重挫87%，把小股民嚇怕。 2000年開始，大量重磅國企股來港上市，先是能源（包括石油、煤炭和電力）企業，然後是保險企業，到2005年再有多間大型國企銀行在港上市。恒指公司因應國企股所佔市值比重愈來愈高，在2006年9月起，將國企股納入恒指成分股，中國建設銀行成為首隻恒指成分股。之後恒指愈來愈多國企股，至今總共有10隻國企股，佔恒指市值約26%。隨着多隻大型國企股進身恒指成分股，而這些國企股的股價在上市初期又大幅攀升，結果推高恒指。恒指由2006年9月底的17,000點水平，大幅上升至2007年10月底的31,958點歷史高位，一年左右上升近90%。H股指數更誇張，同期由大約7,000點，颷升至20,609點歷史高位，上升近兩倍。但之後金融海嘯全面爆發，H股指數下挫至4,792點，足足跌去77%！ 今年7月中，恒指處於21,000點的水平，較歷史高位相差約33%，但H股指數只得9,500點，仍較歷史高位相距超過50%。倘若投資者在1993年7月15日開始持有恒指，恒指由當月的7,488點上升至今年7月15日的21,303點，上升近兩倍，平均每年升幅約5.4%。至於H股指數，同期由3,964點上升至9,445點，升幅只得1.4倍，平均每年升幅約4.4%，低恒指一個百分點。若由1993年12月9,452點計算，H股指數至今更沒有寸進，維持在9,500點水平。過去20年，H股指數大上大落，持有國企股的風險極高，隨時可以輸身家，但每年投資回報卻只得7%左右（連同股息），低於持有恒指成分股的9%（連同股息）。事實上，倘若恒指成分股沒有加入國企股，沒有受到國企股拖累，今日的恒指應該在24,000點水平或以上。經過20年的改革，內地紅籌國企股依然問題多多，公司賬目混亂，運作缺乏透明度，企業管治欠奉，貪腐問題嚴重，股價隨時因突如其來的不利消息而暴挫。投資國企股的風險與回報根本不成比例，又如何令投資者放心持有國企股？ 林本利曾任教於理工大學，現為專欄作家及教育中心校監（http://www.livingword.edu.hk）作者網誌 - http://lampunlee.blogspot.com |
壟斷國企腐敗窩案一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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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刊實習記者 霍冰一 文壟斷國企一直是腐敗的滋生地。9月1日，新華網發佈消息稱，國務院國資委主任、黨委副書記蔣潔敏涉嫌嚴重違紀，目前正接受組織調查。在今年“兩會”後出任現職前，蔣潔敏曾任中石油天然氣集團公司總經理、黨組書記，中國石油天然氣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至此，蔣潔敏為中石油系列窩案中被捕獲的最大一頭“老虎”。此前，中石油集團副總經理兼大慶油田有限責任公司總經理王永春、副總經理李華林、副總裁兼長慶油田分公司總經理冉新權、總地質師兼勘探開發研究院院長王道富等4人涉嫌嚴重違紀，正接受組織調查。近年來發生在中石油、中石化及中海油系統的高官落馬事件頻發。此前落馬的最高級別官員是原中石化集團總經理陳同海，他于2009 年7月因巨額受賄2億元被判處死緩。 同樣坐擁移動通信壟 斷優勢的中國移動集團，自2009年末就一直密集爆發腐敗案件。2009年12月，中國移動原黨組書記、副總經理張春江接受紀委調查。其後，中國移動集團人力資源部總經理施萬中，數據部原副總經理馬力，數據部原部長、卓望控股CEO葉兵以及集團原副總經理魯向東等人先後被調查。其中張春江和施萬中均已被判死緩。2012年2月，原中國移動副總經理魯向東被查。 2013年始，廣東移動重量級高管接連落馬。4月末，廣州移動總經理李欣澤被有關部門帶走調查；7月，廣東移動計劃規劃部總經理孫煉被 “雙規”。8月20日，中國移動廣東公司董事長、總經理徐龍涉嫌嚴重違紀問 題被廣東紀委調查。 同樣被抖出系列腐敗窩 案的，還有“大部制”改革前政企合一的鐵道部。 2012年12月24日，原中鐵集裝箱運輸有限責任公司董事長、總經理、黨委副書記羅 金保受賄和非法持有槍支彈藥案一審開庭。羅金保成為自2010年10月以來落馬的鐵道部高官中受審的第一人。 2011年6月，原哈大鐵路客運專線有限責任公司總經理杜厚智，因涉嫌在哈大線基建工程和物資投標方面存在違紀行為被免職接受調查。同月，原呼和浩特鐵路局局長林奮強、副局長馬俊飛被中紀委調查。8月，原昆明鐵路局局長聞清良，涉嫌在任太原鐵路局副局長期間存在違紀行為，被免職接受調查。2012年7月，原鐵道部運輸局副局長劉瑞揚，因天價宣傳片而牽出嚴重違紀問題接受調查。 2011年2月，原鐵道部部長劉志軍被免職並接受調查，其後不久，原鐵道部運輸局局長、副總工程師張曙光也被停職審查。2013年7月8日，劉志軍因受賄、濫用職權判處死刑，緩期二年執行，剝奪政治權利終身，並處沒收個人全部財產。劉 志軍“窩案”中落馬的原 鐵道部運輸局副局長蘇順虎和張曙光也于近日被提起公訴。9月4日，法院審理了蘇順虎涉嫌受賄案，蘇被控在2003年至2011年間利用職務便利受賄2400萬余元。 |
上海大型國企集體缺席國際資本市場盛宴 張奇港股博客
http://blog.sina.com.cn/s/blog_714ffdf00102eapd.html初看題目確實有點危言聳聽，但是實際上確實存在這樣的現象。我所說的國際資本市場主要指香港市場，因為香港市場是中國國企上市融資的主要目的地。我並不是說在香港市場上沒有上海國企的身影，而是上海國企並沒有很好地利用香港市場。
首先，我們羅列一下在香港市場上市的上海國企。其中H股主要有上海醫藥、上海電氣、東方航空、上海石化、海通證券，從名單來看，清一色的都是A+H的公司，而且絕大部分H股都是在A股以後再發行H股的，其中的主要原因我認為是替代在A股市場的再融資，因為A股市場多少有大額融資恐懼症。紅籌股更少，主要就一家上海實業，這是流行在各省市在香港市場設立窗口企業的產物，之後就只有一家被上海實業收購的破產地產公司，就數量來看真的少得可憐。其實香港市場的開放性和不計較上市前的財務狀況等因素，可以使得一些初創公司能很好的利用上市融資做大做強。其中上海還是有個別代表性的公司，就是以復旦大學為北京的上海復旦和復旦張江，這兩家是香港創業板H股的高價股，業績和估值都得到香港機構認可的公司，假如這兩家公司如果是紅籌的話，我相信發展會更好。
其次我們來一下其他上海主要國企，如上海寶鋼、上海汽車、上海港務等公司都沒有選擇在香港市場上市，為什麼？我現在想通了，因為上海有上海交易所，上海交易所為了打造國內主板市場，利用行政方式強制留下了所有上海大型國企在上海交易所上市，這就是政績。但是國內資產市場不市場化，低效率，過度行政化，導致了在國內市場上市的大型國企沒有得到很好的估值和低廉的融資成本。我相信假如寶鋼，上汽在香港市場上市，股價和市值一定會比A股的高。而且香港最近幾年的融資成本都很低，比如大型國企在香港發行債券的年利率都不超過3%，比國內融資成本低一半以上。
然後，我們再看一下為什麼紅籌上市更好。因為H股受到香港和中國證監會的雙重監管，比如再融資需要經過中國證監會的審批通過，而紅籌股只受到香港證監會的監管，香港市場監管比較市場化，所以紅籌上市能更好利用國際資本市場的各種便利。其中我認為做的最好的是北京的國企，當中的原因當然有北京無交易所的因素，北京的國企在香港國企中佔了很大比例，我們這裡不談那些大型央企，比如北京控股、首鋼、同仁堂都在香港有多家上市公司，其中多數為紅籌股，比如北京控股除了自身為紅籌股外，還收購了多家殼公司，然後重組和收購，比如北控水務、北京發展等，這些公司股價表現非常良好，同仁堂在香港有H股同仁堂科技，紅籌股同仁堂國藥，股價一直在創新高。當然，這些國企的高管都很好的利用香港資本市場，也增加了自身的資產。
最後，我想說，為了上海更好的建立國際金融中心，放手讓上海的國企去國際資本市場闖蕩。利用市場化的機制，通過收購兼併，分拆上市等把公司做大做強。
（個人觀點 僅供參考）
關於外企民企控股國企的謠言 井底望天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21090fd0102ei3q.html 看到北京《新京報》的那個關於外資和民企，可以控股國企的東東，覺得這幫人，真是造謠造到剎不住了。這個其實，就是前一陣子，關於國進民退的吵架的一個繼續。
國企，在兩方面，其實是被大家臭罵的。第一個，就是財務上面有問題。問題是開小金庫，這個小金庫，不光是讓自己的管理人員，和職工們，可以自己撈些好處。
而且還可以當你長安街上撞車，人家幫你撫卹家屬啥的。所以這方面的改革，就是要把國企的運作，向現代企業方向轉變。把財務和各種審計給搞起來，然後讓忙總這樣的專業人士來管理。這個方向，大家都應該看得到。當然最後結果如何，就是你中石化這種出了大事情，就趁機進來整頓。
國企的第二個問題，就是本來你在自然壟斷，或者國家戰略行業上壟斷也就夠了。你還搞啥地產公司、百貨公司，等等，就真的逼得民企的空間過小。
這個問題，是不應該否認的。那麼公知一派，比如國務院喝茶放屁研究中心啥的，出的主意，就是干掉國企，私有化。
那麼完全把國企私有化，這個主要是張維迎、胡祖六、陳志武等等這幫混混鼓吹的。
大家都知道不可能的。
結果，就變成了《新京報》這樣的流氓報紙，故意歪曲三中全會的意思，搞民企和外資企業控股。
大家知道，控制你企業，可以我51％，到我99%。那麼中國的民企老闆們，其實並沒有這麼貪心。他們想的是，你就不要玩地產啥的，讓我們有機會玩。那麼國企那邊，人家有了好處，要全部吐出來，當然也不肯。最後協調的結果，就是大家一起玩吧，所以出了一個混合企業制。
這個制度是什麼意思呢？我用中石油作為例子。比如說，中石油現在有三塊業務。第一塊，比如說，你搞石油勘探啥的。這個沒得玩，你控制得了。第二塊，比如說，你搞了一個地產公司。這個現在國家說，你得把它給賣了，退出。第三塊，比如說，你去搞新能源技術。那麼第三塊，就是放出來了，我和你民企和外企，大家搞混合企業。你可以控制大頭，我也可以控制大頭。關鍵是一起玩。
但是這一塊，你想搞融資，估計就沒有國家信用的保障。那麼《新京報》說的，就是我民企和外企，不是和你合作搞混合企業制。而是直接將中石油母公司，給控股了。這個其實就是私有化國企的步伐了。
大家理解這兩種做法之間的差異了嗎？
其實應該是把可以依賴市場來配置資源的，就放開來搞混合。而對國家戰略重要性的，自然壟斷性質，提供公共服務的，就是採取價格管制的壟斷國企。
重慶的東西，不要當真。
重慶的國企，在三少的玩法下面，全部是空殼了。現在想忽悠民企進去，補倉呢。
中石油，可以把勘探開發包給其它油氣服務公司。設備製造，讓給其它製造業的國企和民企。估計本身可以分化成幾個不同公司。估計最後就是開採、煉油和化工。你不知道，因為中石油自己製造設備，把其它設備製造國企，氣得咬牙？每次國務院開會，都是拚命吵架。
至於有同學擔心，國企領導人，把壞的留給國家的人，把好的留給自己。這樣的人，顯然是不將國家、人民和黨的利益放到個人和小圈子利益之上的人。
請中紀委出來查查，呵呵。
【經濟坐標·破局】什麼國企可以「混合」到什麼程度
http://www.infzm.com/content/97392混合不是新概念
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的新一輪國企改革方針，混合所有製備受關注。
據一位不願具名的國資委官員透露，已經有中央企業主動找到國資委，準備參與混合所有制試點，「但國資委在一些細節操作上還有待統一，因此具體試點企業尚未確定」。
產權，繼續成為國企改革風暴眼，這事實上是貫穿三十餘年國企改革的關鍵線索。
混合所有制並不是一個新提法。早在中共十五大，這一名詞就已進入官方文件。十六屆三中全會通過的決定更是對混合所有制經濟有了明確闡述，強調要大力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實現投資主體多元化，使「股份製成為公有制的主要實現形式」。2012年國資委出台的國企改制文件中更明確提出「積極引入民間投資參與國有企業改制重組，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
不過，需要釐清的一點是，並非所有國企都將成為混合所有制企業。
國資委副主任黃淑和在出席國新辦發佈會時，將什麼類型的國企可以混合到什麼程度，做了細緻分類：第一，涉及國家安全的少數國有企業和國有資本投資公司、國有資本運營公司，可以採用國有獨資的形式。第二，涉及國民經濟命脈的重要行業和關鍵領域的國有企業，可以保持國有絕對控股。第三，涉及支柱產業、高新技術產業等行業的重要國有企業，可以保持國有相對控股。第四，國有資本不需要控制、可以由社會資本控股的國有企業，可以採取國有參股的形式，或者是可以全部退出。
在當天的發布會上，有記者提了一個具象的問題：什麼時候我們能看到出現這樣一家企業，它是國有資本退出，由社會資本來控股的？
黃淑和並未直接回答這個時間表問題，而是稱，有一些已經在退出了。據黃提供的數字，目前央企及其子企業引入非公資本形成混合所有制企業，已經佔到總企業戶數的52%。截至2012年底，央企及其子企業控股的上市公司總共是378家，上市公司中非國有股權的比例已經超過53%。地方國企控股的上市公司681戶，非國有股權的比例已經超過60%。
不過，上述不願具名的官員透露的數據，目前中央國有企業在重要行業和領域的佔有率依然在80％以上。
民資的機會
這樣的方向，意味著在一些行業中，國有企業的根本原則是做大做強。但在競爭性領域，目前的改革方案以「混合產權」的方式，給予了民營企業機會——民間投資主體可以通過出資入股、收購股權、認購可轉債、融資租賃等多種形式參與國企改制重組。
目前文件明確給出的民企和社會資本參與國企分羹的辦法，以十八屆三中全會後出台的第一個地方方案——上海「20條」為例，主要有以下方式：
一是民間投資主體之間或者民間投資主體與國企之間可以共同設立股權投資基金，參與國企改制重組，共同投資戰略性新興產業，開展境外投資。
此外，文件要求國企改制上市或國有控股的上市公司增發股票時，應當積極引入民間投資。國有股東通過公開徵集方式或通過大宗交易方式轉讓所持上市公司股權時，不得單獨對民間投資主體設置附加條件。
「關鍵是如何提高民營資本的份額及話語權。」北京師範大學公司治理與企業發展研究中心主任、國企研究者高明華對南方週末記者稱，而不是像過去那樣，民營資本參與了國企改組，卻被國資完全控制，最終失去參與的動力。「這是三十多年國企改革被忽視的部分。」
高明華認為，在短期內民營資本難以成為大股東的情況下，必須通過像累積投票這樣的制度形式，保證民營資本的話語權。
MBO會不會重來
另一個混合所有制的題中之義則是「員工持股」。
員工持股的產權形式，早在1980年代末就已在國企改制中出現，並在後來掀起過一場全民大討論，隨後實際上被叫停。
被叫停的原因，一方面是有的企業出現持股平均化和強制性的問題。以平均攤派要求企業所有員工出資入股，如果員工不購買職工股就意味著自動下崗。另一個更嚴重的問題則在於，員工持股制度變相成為福利輸送渠道。
上述官員認為，國企前30年的改革比較好地解決了國家和企業的關係，但企業和員工的關係還沒有更好地解決。十八屆三中全會重提員工持股，實際是意識到了這個問題。
而一位接近國資委的人士則透露，員工持股寫進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據說是參考了華為的員工持股計劃。
國資委副主任黃淑和也在國新辦發佈會透露，就允許混合所有制經濟中實行企業員工持股的問題，國資委正在研究制定具體實施辦法。
「它的實現形式又是複雜的，」上述不願具名的國資委官員稱，「這幾天我們內部正在研究它的實現形式，整個中央企業幾萬家，二級企業幾千家，從哪個層面開始做？員工持股的範圍、比例、退出，怎麼弄？」據其稱，國資委研究員工持股的案例發現，一些國企甚至出現退下來的老同志和高幹持股，現有的人為這些人打工的現象，「這就有一個怎麼退出的問題，畢竟要鼓勵的是現在的人的積極性」。
對於員工持股，社會上也尚存爭議，學者高明華認為需要適度，因為容易出現矛盾。更關鍵的問題在於，國有資產的最終所有者是公眾、全民，讓員工持股，尤其是無償向員工增股，顯然是侵害了其他公眾利益。
至於國企改制中曾經掀起過巨大風暴的MBO和由此帶來的國資流失問題，則更是糾結至今的平衡難題。著名的「郎顧之爭」由此而起，至今仍未能結束。
上海的國企改革20條中特別提到，國企在改制重組中引入民間投資時，應當通過產權市場、媒體和互聯網廣泛發佈擬引入民間投資項目的相關信息。國有產權轉讓時，除國家相關規定允許協議轉讓者外，均應當進入由省級以上國資監管機構選擇確認的產權市場公開競價轉讓。
市委書記韓正更是在上海市深化國資改革促進企業發展工作會議上強調，要把握好發展混合所有制的本質。「我們發展混合所有制，不是簡單地把國有企業一賣了之，更不是照搬照抄其他模式，而是要從實際出發推動改革。」
雖然承認運作不規範的可能性存在，但高明華對此持樂觀態度，「不要簡單把出售國有資產說成是私有化，民營資本進入國有企業是花錢進入的。」只要通過規範的市場運作，就不會存在國有資產流失問題，關鍵是透明和規範，不要有人為的暗箱操作。
（馮禹丁對本文亦有貢獻）
【經濟坐標·破局】「30%」的秘密 國企給大家「交」多少錢
http://www.infzm.com/content/97393國有資本上繳公共財政的比例，2020年要提高到30%，存在兩種不同解讀。最重要的不是上繳多少錢，而是在以各種名目返還國企後，真正能有多少用於民生支出。
「完善國有資本經營預算制度，提高國有資本收益上繳公共財政比例，2020年提到30%。更多用於保障和改善民生。」
在一個多月前，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審議通過的決定裡，這是唯一一個具體到了數字的施政目標，頗為醒目。在決定正式公佈之前，這句話就已被視為三中全會的「亮點」，廣為流傳。
但對於這個數字的具體意義，至今爭議紛紜。事實究竟如何？
兩萬億「第三財政」
首先需要梳理國家與國企利潤分配的歷史沿革。
在計劃經濟時代，國企作為政府的附屬，實行的是「統收統支」：國企利潤全部上繳，虧損國家彌補，擴大再生產費用由財政部門審核撥付。1978年，「企業收入」是中國一半以上的財政收入來源。
改革開放之後，這種僵化的機製成為了中國經濟改革首要解決的問題之一。1980年代，國企獲得了「擴大經營自主權，適當留存利潤」的改革政策，利潤被允許適當作為獎勵，用於激勵企業經營者和員工，以打破「大鍋飯」狀態。
如何留存利潤，同期國家進行過多種嘗試。根據世界銀行2006年一份報告回溯，當時中國建過利潤留存公式、試行過「利改稅」、實行過承包經營責任制。很多時候，企業的利潤留存是通過與政府的一對一協商來確定。
這種混亂的局面，終結於1994年的分稅制改革。這年，國企開始實施「繳稅留利」政策，即「國家」對國企徵收企業所得稅，並開徵和恢復一些覆蓋國企的其他稅種，但不再參與國企稅後利潤的分配。
當時國企正處在艱難時期：企業還在承擔大量應由政府負責的社會保障責任，陳舊的經營和管理方式不適應市場競爭，國企大面積陷入虧損，反過來還給財政造成沉重的補貼負擔。
代表全民股東的「國家」完全放棄了利潤索求。這樣的手筆，為國企走出困境乃至發展壯大提供了強力的資金支援。在一些回顧經濟改革歷程的作品裡，這被稱為「父母」對國企這個「共和國長子」的餽贈。
但此後，國企不僅起死回生，還翻身成為中國市場化改革最大的受益者。
1999年，中國國企利潤總額開始超過千億，至2010年後，這個數字已穩居2萬億之上，約等於同期全國財政收入的五分之一。
學界把這種隨著國有企業大規模盈利所形成的政府可支配財力，稱為「第三財政」，區別於「第二財政」，以土地出讓金為代表的政府非稅財力。
廈門大學財政系教授張馨在論文中提到：1999-2010年間，「第三財政」年均增幅高達34.1%，大大高於同期財政一般預算（編者註：公共預算的舊稱）收入19.75%的平均增幅。
不過，佔據著諸多壟斷資源的國企，也開始受到越來越多的批評。建立國有資本經營預算制度、實行對國企分紅等制度問題，也為學者廣泛呼籲。
「必要時」用於社保開支
這樣的背景下，1990年代起就被寫入法律、中央政策卻未見實施的「國有資本經營預算」終於靴子落地。
2007年9月，國務院發佈《關於試行國有資本經營預算的意見》（以下簡稱《意見》），要求國企上繳包括利潤和股利股息、產權轉讓、清算產生的收益。國務院要求中央當年即開始試行國資經營預算，地方則逐步推行。
當年年底，國務院又下發了一份《中央企業國有資本收益收取管理暫行辦法》，根據行業不同把納入國資經營預算的央企劃為三檔，每檔執行不同比例的紅利上繳標準。第一檔為煙草、石油石化、電力、電信和煤炭等壟斷性、資源類行業，上繳比例為其年度淨利潤的10%，第二檔為鋼鐵、運輸、電子、貿易、施工等一般競爭性行業，上繳比例為5%，第三檔是軍工企業、轉制科研院所企業，暫予緩繳，中儲糧、中儲棉兩家政策性央企，予以免繳。
2011年，這個分檔被調整為四檔：原第一檔比例提高至15%，原第二檔提高至10%，原第三檔再加上中國郵政集團和一些新納入預算的企業，上繳比例定為5%，而兩家政策性央企，繼續予以免繳。
至於不在國資委監管範疇內的金融國企，兩次都沒有被文件提及。
2010年，中央國資經營預算首次提交全國人大審查，此後幾年部分省市也在「兩會」上提交了當地的國資經營預算報告。
要注意的是，國資經營預算的建立目的，並不是為了補充公共財政。
在《意見》第一段裡，這樣表述這一制度的價值：對增強政府的宏觀調控能力，完善國有企業收入分配製度，推進國有經濟佈局和結構的戰略性調整，集中解決國有企業發展中的體制性、機制性問題，具有重要意義。
這份文件對於國資經營預算的支出範圍，則主要規定用於資本性支出（根據產業發展規劃、國有經濟佈局和結構調整等需要）；費用性支出（用於彌補國有企業改革成本等）和其他支出。《意見》還解釋，具體支出範圍依據國家宏觀經濟政策以及不同時期國有企業改革和發展的任務，統籌安排確定。
至於民生等支出，這份文件的規定是：「必要時」，可以「部分用於社會保障等項支出」。
這樣的收支安排，也使現行的國資經營預算，被中央財經大學財政系主任曾康華稱為是一份「取之於國企，用之於國企」的預算，這幾年學界也普遍對此持批評態度。
國有資本經營收益，九成以上用於央企改革脫困、兼併重組、境外投資等國有經濟體系內的開支，真正屬於公共開支範疇的，只有「調入預算用於社保等民生開支」和「補充全國社保基金」兩項。數據來源：財政部網站，資料整理：王謙秋 陳中小路 （何籽/圖）
0.66%用之於民
目前有多少國企收益為公眾所用？
來自財政部網站的數字顯示：2012年，全國國有企業淨利潤為16068億元，但只有7.2%被作為國有資本經營收益上繳國庫。
國企利潤是國資作為股權所有者取得收益的最主要渠道，此外還有股利股息、產權轉讓、清算等其他方式獲得收益，這一年全國國有資本經營的總收入是1495.90億元。
支出方面，目前主要就兩個科目對應於公共性質的支出，一是補充全國社保基金，一是調出資金（即劃轉公共財政），前者為17.21億元，後者為56.31億元，而當年總支出是1402.80億元，兩項支出合計也不過佔比5.24%。
如計算這兩項支出與國資歸屬於母公司所有者的淨利潤11148億元之比，更是微小到0.66%。
2013年7月公佈的2012年全國財政決算，是首次向社會披露全國國資經營預算報表。不過中央國資經營預算情況，2007年至今的數據財政部都已「曬」出。
加總相關數據可得：2008-2012五年間，納入中央國有資本經營預算編制範圍的央企，淨利潤總額為45533.6億元，他們總共上繳的收益是3922.4億元，與其利潤之比為8.61%。
而這五年國資經營收益裡調入公共財政和補充全國社保基金的總金額只有244.8億元。如果與同期所有央企的利潤總額相比，僅佔0.40%。
其他九成以上的支出，被以央企兼併重組、節能減排、科技創新、境外投資等各種名目返回央企。
哪個比例提升至30%
以2012年全國國資經營預算為例來看，在這個「國企利潤——>收益上繳——>公共開支」的兩層遞進中，首先只有約10%的國企淨利潤，被作為收益上繳，在這部分收繳上來的收益中，又再拿出約5%用於公共開支。
再回到那句鼓舞人心的「提高國有資本收益上繳公共財政比例，2020年提到30%，」現在的問題是：30%指向的到底是哪一個比例？
南方週末記者翻閱了過去一個多月來各界人士對此的解讀，發現存在截然不同的兩種看法：
一種認為，國企的分紅比例，要由現在0-15%的水平，提高至30%。「至於是提至最高檔30%，還是整體水平達到30%，就不得而知了。」這是民間公共預算研究者吳君亮所持觀點，也是相對更為普遍的觀點。
另一種看法，認為在國資經營預算的支出裡，調入公共財政、補充全國社保基金的支出，佔總支出比重要達到30%。
不過，沒有一位專業人士認為，這句話意味著能夠最終劃轉用於公共開支的國企利潤比例，會由現在千分之幾的水平，躍升至30%。
理解上的歧義，來自決定裡含糊的表述，一位接近財政部的財政學者認為，這種含糊起於這句話是來自國企改革部分段落，而不是財政制度部分。
「資金要從國企到公共財政，包含了上繳分紅和調入公共財政兩個動作，文件裡卻混為一個動作。」中國社科院財政研究室主任楊志勇，曾為這個問題與同事展開了一場小小的爭論，誰也沒能說服誰。
「一種姿態」
2013年12月19日，國資委副主任黃淑和在國務院新聞發佈會上發言，看上去指向的是第一種理解：「國資委將根據中央企業改革發展進程和企業效益狀況，有差別、分步驟逐步提高國有資本收益上繳公共財政的比例，最終實現到2020年提到30%的目標。」
在由多位國家領導人和部級官員聯合編寫的《「決定」輔導讀本》上，也持相似表述。
不過，如果現行這種資金在國有經濟「體內循環」為主的國資經營收益支出結構，沒有大幅改變，「上繳比例越大，可能某些政府部門的尋租空間越大，支出的使用效率難以保證，責任難以落實」。國務院國有重點大型企業監事會主席熊志軍2012年就在中央黨校雜誌上提出了這一點。
熊志軍擔憂的「支出效率」問題，實踐中一直存在。
查閱最近幾年中央國資經營支出決算報告時，南方週末記者多次看到「部分境外投資支出項目不具備執行條件」、「新興產業發展支出的部分預算執行單位預算執行率低」乃至「央企財務管理信息化試點支出本年度未執行」等表述。
而且，如果30%指向的是國企分紅比例，那意味著國企收益用作公共開支的比例並無量化約束——決定裡只有一句「更多用於保障和改善民生」。
也有接近財政部的學者稱，聽聞財政部目前是按照第二種理解在推進工作安排，這種理解一定程度意味著財政部方面對於國資收益的支出將有更大處置權。目前財政部尚未就此細節有過公開發言或出台文件。
如果以2012年全國國資經營預算為例，按第一種理解，意味著現在國資淨利潤用之於民的比例，可由現在的0.66%提高到2%，如果按第二種理解，則是提高至近4%，相比較龐大的國資淨利潤規模，都是微乎其微。
而且，這裡作為基數的國資，還不包括每年淨利潤過萬億的金融國資。
在財政部財科所國有經濟研究室副主任陳少強看來，決定裡的表述，「更主要是指出方向，是一種姿態」。
在和同事一番「解讀」之爭後，楊志勇在財政部的報紙上發表了一篇名為《兩個比例都需要提高》的評論：「建立現代財政制度，需要同時提高這兩個比例，國有資本收益才能真正做到『為民所用』」。
2014之國企改革 ---解讀上海國資20條 Pune的碎片哥
http://blog.sina.com.cn/s/blog_6a54e96a0101f2vn.html2014之國企改革 ---解讀上海國資20條
2013年12月17日上海在國內率先發表《關於進一步深化上海國資改革促進企業發展的意見》俗稱20條。對此文件的解讀有助於預測和判斷未來上海國資改革的趨勢。這裡主要解讀和資產證券化相關的內容共三點。
1.國資改革是政治正確且提供容錯機制。
20條中的第一條就開宗明義 國資改革是政治正確是三中精神。
中國證券市場從來都是政策市和資金市 其中政策導向是決定最用。
所以第一條非常重要 對證券市場是正面影響。
全世界的官僚體制都是以不做錯為座右銘的無論中外。哪怕老外都這樣 只要不錯就能保住官僚的位置。
這次20條中的最後一條 容錯機制在我看來是20條中最大的亮點。
因為這改變了整個官僚系統的價值取向。
把第一條和第二十條結合一起解讀就成為國資改革是政治正確 鼓勵去實施如果錯了既往不咎。
這是真實意義上的鼓勵。改變「不做錯」的價值取向。
這可以解釋為push 而非pull 。一個政策push的話是很容易成功的。
2.國企三分法
20條中的第九條創造性的指出
1.競爭類企業，以市場為導向，以企業經濟效益最大化為主要目標，兼顧社會效益，努力成 為國際國內行業中最具活力和影響力的企業；
2.功能類企業，以完成戰略任務或政府重大專項任務為主要目標，兼顧經濟效益；
3.公共服務類企業，以確保城市正常運行和穩定，實現社會效益為主要目標，引入社會評價
這一分類中1.3是毫無爭議。2是比較上海特色，盡在不言中。
結闔第十二條
完善市管國有企業領導人員薪酬體系，符合條件的競爭類企業實施股權、現金兩種類型的中長期激勵，功能類和公共服務類企業完成重大任務後，經考核配套實施專項獎勵
這個對1類企業是極大利好。等於是在國資改革同時配套股權激勵機制。這對證券市場利好無疑是雙重的。 存在資產注入配套 股權激勵協同實施的可能性。
換句話說 請告訴我上海58家國企中誰是1類
用@trustno1 的話說 這已經是攤開牌和你打鳥。
3.分紅可期
第八條中寫到」逐步提高國有資本收益上繳比例，到2020年不低於百分之三十「
這點對於資本市場的意義在於，國企要分紅鳥，上交現金=國企分紅 畢竟同股同酬。這幾乎是必然的。
所以這次國資改革就是先國資股權所有制的改革 其次股權激勵 最後國企利潤分紅
這樣的三重利好我看牛市可期。
以上三點是我對20條的解讀。
其他部分其實還有一些小細節 包括董事長一肩挑，包括三個等同於（這和上市公司關係不大）等等
至於這次上海國資改革誰是第一炮誰是第一批 且聽下回分解。
地方國企改革提速 多地以優勢產業探路混合所有制
來源: http://wallstreetcn.com/node/76438
多個地方政府有望在今年一季度末以前出臺國資改革的路線及時間表。目前已知，多個地方首選優勢產業破冰；圈定了試點國企並限時上報改革方案；先行先試內容為設立國資投資運營公司；混合所有制是推進較快的舉措之一。
據中證報綜合報道：
在廣東，珠海有望充當改革先鋒，珠海國資改革方案落地在即。
珠海可能試水新加坡采取的“淡馬錫”模式。珠海此前明確表示，要打造高端制造業、高端服務業、金融業務、旅遊業、港口、商貿會展等平臺，支持大型企業改組為經營平臺、中小型企業整合為經營平臺。
分析人士指出，珠海並不處於國資改革的第一梯隊，其改革空間較大。優勢突出並有兩家上市平臺的格力集團有望在此次改革中擔任主力。
廈門國資委近期主導了一場開放性重組，將海天碼頭、象嶼新創建碼頭、國貿碼頭和海滄港務以新設合並方式成立廈門集裝箱碼頭集團。此次重組除涉及多家地方國企外，還涉及香港和黃、新世界創建、丹麥馬士基、法國達飛等集團，牽扯5家上市公司。
江蘇多地確立了今年國資改革的重點：無錫將積極探索發展混合所有制，通過企業上市、增資擴股、收購資產、資產證券化等多種方式，優化資本結構。南京確定了加強資本和項目管理、深化改革重組、落實經營投資責任、提升國企運營能力等6類共50項重點任務。
在河南、河北等省份近期召開的兩會上，改革國資授權經營體制、開展國資投資運營公司試點被寫入政府工作報告。
河北省提出，省國資委監管的二級企業要納入股權多元化改革範圍，確保2-3年內完成70%以上二級企業的股權多元化改革任務，各企業每年吸納利用的社會資本原則上不少於上年凈資產規模的3%-5%。
新疆國資委主任邵峰在會後表示，今後國資投資項目都允許非國有資本參股，力爭在石油石化、煤炭資源開發等領域與民間資本合作建設一批重大項目
江西將於一季度組織工作小組決定試點方案，內容包括：在江西銅業開展企業自主決策、自主經營的試點，在鹽業集團開展發展混合所有制企業試點，開展深化企業內部三項制度改革的試點，開展企業法人治理結構的試點。
貴州要求省屬國企3月底前上報改革方案。貴州國資委將各企業3年產權制度改革推進情況納入企業負責人任期經營業績考核，。
海南省國資委黨委書記蔡仁傑春節後調研時要求，要在一季度完成海南發展控股公司與海南水利電力集團的整合重組。
粵運交通（03399）大漲，央視將報導其國企改革典範 江豐
http://blog.sina.com.cn/s/blog_3dbfb5400101up00.html粵運交通（03399）今天大漲，取代了深圳控股（00604），成為個人投資組合最重倉個股。其實今年政府工作報告8年來首次沒提及遏止房價上漲，A股地產股已經大漲，港股磚頭依舊不強勢。
粵運大漲可能是央視將要對其國企改革做典範報導，這種媒體關注無疑是重大的利好，讓更多的人知道這個金礦的價值。典範就應該更公開接受社會監督，這公司本應該是賺大錢，護城河極深，容易經營的公司。
2月25-26日，中央電視台新聞中心記者李天雷、李子國一行到粵運交通公司進行「廣東國企改革」專題採訪，對公司放大國有資本功能實現保值增值、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工作情況進行報導。省國資委綜合法規處、省交通集團黨群工作部、粵運交通公司黨群工作部有關人員陪同採訪。
近年來，公司汽車運輸業務板塊在加快自身發展的同時，還通過併購重組來實現跨越式發展，走規模化、網絡化、集約化經營的發展道路，打造核心競爭力，努力實現規模效益的最大化，成為省內外規模、實力屈指可數的大型國有公路運輸企業。就此，省交通集團黨委委員、副總經理、粵運交通公司董事長劉偉與央視記者圍繞公司跨越發展戰略與創新發展模式，進行了高層次、寬領域、多角度、全方位的採訪交流，並就公司創新發展的商業模式為交通行業的影響與觀念變革進行了深度訪談。
廣東粵運交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劉偉稱，這幾年粵交通之所以這麼快發展，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採取了混合所有制發展，以少量的國有資本整合地市的運輸資源。據初步統計，粵交通從2004年開始以肇慶起步，總共併購了20億元地方、民營資產。這些併購分兩類，一種是股權的多元化，多股東，粵交通只是採取控股或相對控股的方式來做大主業。另一種是所有製成分多元化，各種資本都有，而由管理層持股，並拿10%-15%作為管理層的股權激勵。後者因為股權的多樣化使得董事會能夠真正行使其作用，併購效果也比較明顯。
我以前結尾都要加一句：投資有風險，但粵運這公司真的沒什麼風險，個人的十倍股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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