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一季度，中國經濟實現了良好開局，這與穩增長政策取得成效密不可分。數據顯示，一季度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增速為10.7%，相比2015年全年提高了0.7個百分點;然而，民間固定資產投資增速卻同比回落了7.9個百分點，僅為5.7%，反差頗為明顯。
有鑒於此，在5月4日國務院總理李克強主持召開的國務院常務會議上，將促進民間投資政策落實情況開展專項督查、著力擴大民間投資列為議題。
民間投資的重要性十分顯見，乃穩增長、調結構、促就業的重要支撐力量，同時也是混合所有制經濟的主要組成部分。過去十年以來，民間投資占投資比重一直保持上升態勢，截至2015年底占比為64.2%，其增速通常也高出全社會投資增速2~3個百分點。但自進入2016年以來，民間投資與全社會投資開始分道揚鑣，增速開始一路下滑。
增速為何下滑?最主要的是民間投資較為集中的制造業領域，面臨利潤下滑、去產能、去庫存壓力，整體處於收縮調整期，再加上不斷爆發的債務違約和破產倒閉案例，導致民間資本投資的選擇不多。這從各領域的投資增速中可見一斑，其中制造業投資27716億元，同比增長6.4%，比2015年全年增速降低了1.7個百分點;而基礎設施投資15384億元，同比增長19.6%，比2015年全年增速提高了2.4個百分點。
另一方面，自2015年下半年開始發力的財政政策，重點集中在大型基建項目，而基建項目由於投資規模大、回報周期長、投融資體制不健全等原因，歷來皆主要為政府和國企主導。數據也顯示，一季度政府主導的固定資產投資則同比上升23.3%，占到總量的三分之一。同時，政府加大固定資產投資力度，一定程度上對民間資本形成擠出效應。
針對民間投資增速回落，此番國務院開展專項督查，可見重視程度之高。而民間投資多為社會資本，天然具有逐利性。因此，欲提高民間投資熱情，關鍵要解決好投資回報問題。這其中，加大簡政放權力度，給予民間投資可預期的投資回報和創造較寬松的投資環境，就是激發民間投資活力的可取之策。如對於去年以來政府力推的PPP項目，可通過完善價格政策等，構建合理有效的PPP項目投資回報機制，以吸引民間投資參與PPP項目建設。
與此同時，針對民間投資在一些領域遇到的“壁壘”，要進一步打開投資空間，放寬市場準入，打造公平的營商環境。實質上，早在2014年11月國務院就印發了《關於創新重點領域投融資機制鼓勵社會投資的指導意見》，列出生態環保、農業和水利、市政基礎設施、交通、能源以及信息和民用空間基礎設施六大領域鼓勵社會投資。然而從實際效果看，當前上述領域的社會資本發展尚不充分，民間資本在進入上仍然存在一定困難和障礙。
因此，國務院派出督查組，圍繞上述文件落實情況，選擇部分地區進行督查，同時開展第三方評估，對存在的問題進行整改，克服不作為現象，十分及時且必要，如此可讓鼓勵民間投資的政策真正釋放紅利。此外，應從法律角度確立民間投資主體的合法地位和根本權益，尊重和維護企業市場主體地位，以此消除其後顧之憂，增強民間投資的內生動力。正如李克強所言，各項政策對國企和民企要“一視同仁”。
如今，民間資本在全社會資本中占比已十分顯著，若能激發民間投資潛力和創新活力，對於中國經濟轉型升級將大有裨益。
近期以來，對於中國經濟複蘇程度的關註明顯高於往常。宏觀角度看，國家統計局公布的制造業PMI(采購經理指數)連續兩個月站上榮枯線、一季度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利潤增速明顯回升，都預示著中國經濟已步入企穩回暖的軌道。
微觀層面的企業利潤重要性不亞於這些經濟數據。截至今年4月底，A股2800余家上市公司2015年年報和2016年一季報已悉數披露。總體上看，盈利情況頗為樂觀，凈利潤整體增速從2015年三季度同比的-11.8%提升至四季度的-11.1%，再提升至2016年一季度的-1.9%;若剔除金融類上市公司和中石油、中石化這兩大權重較大的企業，增速則達到8.3%。
不過，這一切與去年以來的穩增長政策關系甚大。從上市公司的資產負債率看，剔除金融企業和“兩桶油”後，過去三個季度數據分別為62.6%、65.7%和65.6%，資產負債率水平不可謂不高，主要原因乃國有控股上市公司在所有上市公司中權重較大，且負債率較高，如果單純看深市公司的資產負債率，則約為56%。
財政部公布的國企(不含金融企業)資產負債情況亦顯示，今年3月末，國有企業資產總額122.5萬億元，同比增長15.6%，負債總額81.2萬億元，同比增長18.1%。負債增速超過資產增速，其中國企的總負債率為66.2%，央企則達到68%。發改委公布的數據同樣顯示，2016年一季度全國固定資產投資85843億元，同比增長10.7%，增速比2015年全年提高0.7個百分點，其中3月份當月增長11.2%。
換言之，一季度中國經濟的增長因素中，加杠桿扮演了重要角色，而加杠桿力度主要集中在國企和地方政府。這從上市公司ROE(凈資產收益率)水平可見一斑，數據顯示，2015年三季度、四季度及2016年一季度上市公司整體ROE分別為10.1%、9.8%和9.1%，呈下降走勢。表面看這一水平並不低，如果剔除金融企業，2016年1季度平均ROE直線降至6.5%，遠低於發達國家10%左右的水平。
實質上，從近年中國經濟發展歷程可以看出，僅僅依靠加大固定資產投資拉動經濟增長不但難以持續，且會留下後遺癥，並非令經濟真正走向複蘇的長久之計。決策層近期也頗為謹慎，4月29日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會議，定調貨幣政策為“穩健”。發改委5月3日也公告，2016年投資形勢仍然錯綜複雜，必須找準穩增長調結構適度擴大有效需求和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最佳結合點，提高投資有效性，保持有效投資力度。
簡言之，對於當前中國經濟，信貸增長不宜過度擴張，投資需重點放在有效性之上，讓更精準的投資來鞏固當前企穩向好的形勢。
此外，在經濟轉型中被寄予厚望的新興行業，也備受關註。從年報看，2015年中小板和創業板的盈利增速分別達到18.8%和25.5%，形勢喜人。然而，盈利相加只有2170億左右，不足全部A股上市公司的10%，所以，新經濟雖然前景遠大，但目前體量偏小，尚難左右中國經濟的運行軌跡。
而大力發展新經濟，培育新動能，無疑是中國經濟未來的方向。5月4日召開的國務院常務會議，亦將推動互聯網與制造業深度融合，推進中國制造2025列為議題。至於相關政策舉措，會議提到，一要支持制造企業建設基於互聯網的“雙創”平臺，二要發展個性化定制、服務型制造等新模式，三要推動中小企業制造資源與互聯網平臺對接，四要放寬新產品、新業態市場準入，加大財稅、金融、用地等政策扶持。
總之，看到當前中國經濟回暖仍需謹慎，加大刺激的老路不可重複。同時，對於新經濟、新引擎的打造，需要積極推進。
五一期間，大學生魏則西之死一事引發廣泛關註，同時對於百度、莆田系和相關醫院的聲討，以及對監管缺位的批評，不絕於耳。5月2日下午，國家網信辦會同國家工商總局、國家衛計委成立聯合調查組進駐百度公司，對此事件及互聯網企業依法經營事項進行調查，並將依法處理。
聲討百度緣於其醫療類搜索競價排名的商業模式。此番聲討亦非首次，去年4月百度曾與莆田系醫院“開戰”，二者乃互為依傍的利益同盟，前者通過競價排名，為後者引來大量患者，而後者則為前者貢獻巨額廣告收入。在莆田系民營醫院發展過程中，依靠巨額營銷投入，狂砸廣告費，吸引甚至騙來患者，乃其主要盈利手段;而百度成立伊始，即與其密切合作。
實質上，競價排名並非百度獨有，在業內司空見慣，國際知名搜索公司多以此為主要收入來源。國內的其他搜索公司，如360、搜狗，此類業務也十分常見，且關鍵詞搜索結果與百度如出一轍。此次的焦點還在於醫療類搜索，因為醫藥是一個特殊的行業，關乎人的健康與生老病死。
這已是百度今年以來第二次因醫療類廣告被推上風口浪尖。今年初，百度曾發生過將疾病類貼吧賣給莆田系民營醫療機構，而買者在貼吧里宣傳虛假信息，如宣傳血友病、糖尿病這類目前醫學上認為無法根治的疾病，可以通過其醫療機構或購買其藥品根治。
醫療類廣告事件頻發，另一個原因是此類廣告在百度收入中占比過高，百度相關負責人此前稱，醫療健康廣告在百度收入中的占比達到35%。因此，雖然近年來競價排名，尤其是醫療類廣告屢遭詬病，但百度方面一直沒有實質性動作，直到今年以來持續兩起惡性事件的爆發。最終，“貼吧事件”以百度“全面停止病種類貼吧的商業合作，只對權威公益組織開放”而偃旗息鼓。
而這一次，我們期待百度能夠主動放棄醫療類競價排名。
首先，醫療行業極為特殊，涉及利益眾多。即便是美國這種醫療行業相對完善的國家，谷歌在競價排名業務中，對於醫療行業也慎之又慎，如一律不準宣傳減肥、保健類藥物，以及國家未批準的治療方法和藥品，並標榜“不作惡”，廣泛接受監管監督。
其次，百度作為中國互聯網企業的標桿之一，理應有責任擔當。對醫療行業實施競價排名，短期內可以獲利不菲，但長遠來看，對企業形象損害極大，且對於行業發展和後來者影響尤為不佳。因此，百度需從道德上加強自律，以帶動行業良性競爭、健康發展。
與此同時，百度此類做法還違反了相關法規。去年9月開始實施的《廣告法》規定，大眾傳播媒介發布廣告應當顯著標明“廣告”，與其他非廣告信息相區別，不得使消費者產生誤解，且對醫療、藥品類廣告監管頗為嚴格。此外，互聯網信息服務提供者不得以介紹健康、養生知識等形式變相發布醫療、藥品、醫療器械、保健食品廣告。百度作為“互聯網信息服務提供者”，部分行為有違《廣告法》相關規定。
誠然，魏則西一事，從直接進行治療的莆田系民營醫院，到外包科室的相關醫院，再到缺位的監管機構，都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百度作為一家有“助紂為虐”之嫌的互聯網企業，經過魏則西事件，固然可以加強對醫院的審核，但審核的成本很高，而且風險不可能完全消除，況且大量審核工作應由相關監管部門承擔。
而百度醫療競價排名面對的，始終是以莆田系為代表的一些灰色甚至不法醫療勢力。如此，李彥宏不如斷腕!
作為供給側改革“三去一降一補”五大任務中的重要一環，去杠桿對於穩定經濟增長，降低企業經營風險具有重大現實意義。日前權威人士接受《人民日報》采訪時，去杠桿亦成為關鍵詞之一。
何謂杠桿?在經濟領域，是指通過借債，以較小的投入撬動大量資金、擴大經營規模，如個人融資融券、企業向銀行借貸、政府發行地方債等，都屬於“加杠桿”的行為。一般而言，業界大都采用負債/GDP的比例，作為監測杠桿率的指標。根據標準普爾今年初發布的數據，因低利率和公司舉債促使債務激增，中國債務與GDP之比已攀升至232%。5月10日穆迪則公布，涵蓋所有行業在內的中國債務已經增加至GDP的280%左右。
如果以信貸/GDP的比例計算，剛剛過去的2015年，每1元的信貸擴張，為中國的GDP帶來了0.27元的增長，創2009年以來的最低水平，2011年時的水平為每1元對應0.59元。今年前4個月，社會融資規模同比增長13.1%，貸款同比增長14.4%。同時，GDP增速卻進一步下行，可見信貸投放對GDP的效用呈遞減趨勢。
杠桿乃“雙刃劍”，適度的杠桿對經濟有益，過高反而會拖累經濟發展。如今，高杠桿的負面作用正逐步體現。首先，中央和地方投資大多進入了基建等行業，而這些行業對經濟和就業的拉動作用已進入邊際效應遞減的階段，且加劇鋼鐵、水泥、電力等上遊行業的產能擴張，不利於去產能，阻礙了供給側改革的推進。另一方面，政府部門加大投資的同時，投資回報率連續下探，截至目前已降至2%左右的地位，一定程度上對民間投資形成擠出效應。
其次，由於實體經濟整體不景氣、資金傳導不暢，高杠桿無疑會加重經濟波動。去年以來股市、匯市的波動，就反映了無法為實體經濟吸納的資金對金融市場造成的傷害。此外還會引發貧富分化加劇的負面效應，因信貸投放過多，很多未進入實體經濟，而是推高資產價格，令富者愈富，貧者愈貧。
因此，正如權威人士所言，當前最重要的是按照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要求，積極穩妥推進去杠桿。在利用貨幣擴張刺激經濟增長的邊際效應持續遞減的情況下，要徹底拋棄試圖通過寬松貨幣加碼來加快經濟增長、做大分母降杠桿的幻想。
去杠桿有助於結構優化和經濟的長期健康發展，這一點已獲得共識。至於如何去杠桿，根本上還是要依靠市場化改革來實現。一方面，對於基建、房地產等產能飽和甚至過剩的行業，以及部分回報率偏低的行業，以市場化手段操作，投資該減則減。另一方面，推進匯率改革、資本項目開放等金融行業改革舉措。以韓國為例，曾成功將廣義貨幣(M2)增速從1990年代的均值20%大幅回落到2000年後的平均8%左右，其主要的舉措，即實行“去杠桿化”的市場化改革。
同時，要引導金融服務實體，防止資金空轉。資金之於實體，如水之於田，金融只有紮紮實實地服務好實體經濟，才能提高基礎資產質量。然而，當前我國的問題是新股申購等金融鏈條前端回報率過高，這對社會形成了一種“示範效應”，如此一來，少數有概念、有故事的高回報率項目自然贏得各路資金的青睞，導致大量資金在金融體系里空轉，不僅擡高了全社會的融資成本，也容易醞釀金融風險。
一言以蔽之，去杠桿既要堅持市場化改革，也要在微觀上有序打破剛性兌付，依法處置非法集資、一二級市場概念炒作等亂象，讓中國經濟重回健康發展軌道。
華為外遷的消息近日引發熱議，雖然華為方面5月22日回應稱，從未有計劃將總部搬離深圳，但關於高房價對於其他行業，尤其是制造業產生的擠出效應，卻十分值得警惕。
深圳房價究竟有多高?根據深圳規劃國土委的數據，2016年3月深圳新房成交均價環比上升3.9%，高達49989元/平方米，超出另外兩座一線城市北京、上海達20%。同時，深圳地價和房價過高對其他行業的擠出效應逐步顯現，近年由於租金成本和人力成本的明顯上漲，讓不少制造企業感受到了租金費用帶來的巨大壓力，被迫將工廠搬回了人力資源豐富、成本較低的城市，華為在東莞跑馬圈地即是例證。
早在2012年，華為就在東莞松山湖註冊了華為終端(東莞)有限公司，這幾年又加大了對松山湖的投資，截至目前，華為松山湖基地占地面積1900畝，與在深圳占有的土地總面積2460畝已是旗鼓相當，且還在追加置地。與之相對應的是，2015年華為終端(東莞)有限公司位居東莞市企業主營業務收入和納稅兩個第一。
實際上，因高房價遷出深圳的中小企業不在少數，此次華為乃中國的標桿企業，於是將討論推上輿論風口。數據顯示，深圳2015年的GDP增長率為8.9%，從各區統計數據看，不少區金融、地產貢獻十分明顯，如羅湖區金融、地產拉動GDP增長5.2個百分點，對經濟增長貢獻率達到65.2%，相反，工業增加值卻出現了6年來的首次負增長;南山區在金融、地產繁榮之際，主導產業制造業卻出現頹勢，通用設備制造等16個行業出現產值下降;龍崗區亦在官方報告中提出，若剔除華為，該區規模以上工業總產值下降14.3%。
有恒產者有恒心，高房價令不少企業被迫外遷的同時，也“逼走”了一部分年輕人，而持續的人口凈流入，尤其是高素質年輕人的凈流入，無疑是一座城市蓬勃發展最重要的因素。
上述情況並不僅限於以深圳為代表的一線城市，縣域經濟發達的昆山表現亦十分明顯。去年下半年以來，由於上海房價上漲導致的“外溢”現象，昆山房價也水漲船高，今年4月份甚至出現環比6%以上的漲幅，同比漲幅整體達到50%。且昆山與深圳等一線城市不同的是，產業結構轉型升級完成度較低，制造業占比較重，因此深受高房價影響。造成企業主感嘆地租成本過高，但企業盈利水平短期未明顯改善;企業職工則感嘆房價過高，而收入水平漲幅未能匹配，擠出效應逐步顯現。
與此同時，地價和房價的快速上漲，也會令資本大量流向房地產市場，造成信貸增速不低，但並未真正流向實體經濟，反而推升資產價格。近期以來，蘇州、南京、廈門、合肥等二線城市地王頻現、房價飆升，與資金推動不無幹系。
毋庸置疑，企業因為地價和房價過高而被迫規模式地離開某座城市，那麽對這座城市經濟發展而言，其負面影響非“土地財政”收益可以彌補。
供給側改革推進之際，經濟轉型勢在必行，房地產拉動經濟發展的傳統模式不符合市場需求，已成為各界共識。中國經濟的未來在科技研發、技術創新和高端制造，去年以來，“中國制造2025”和“工業4.0”被決策層多番提及，如今，部分城市高房價已逐步對制造業形成擠出效應，這個現象值得警惕。
數日之間，華為再度成為輿論焦點，這一次是起訴三星侵犯通信知識產權。
知識產權訴訟，近年來隨著中國企業走向世界，頻頻成為熱詞，此次之所以引發廣泛關註，因為不再是傳統的外國企業起訴中國企業，而是中國企業主動起訴。5月25日，華為公司宣布，在中國的深圳中級人民法院和美國的加州北區法院分別提起對三星公司的知識產權訴訟，華為在訴訟中要求三星公司就其知識產權侵權行為對華為進行賠償，這些知識產權包括涉及通信技術的高價值專利和三星手機使用的軟件。
事實上，華為專利方面在國際上的優勢不止於此，根據廣東省知識產權局公布的《2015年廣東省專利監控報告》，2015年華為向蘋果公司許可專利769件，蘋果公司向華為許可專利98件，根據雙方的許可專利數量以及市場規模，意味著蘋果公司需要向華為支付專利許可使用費。
就這兩家公司本身而言，三星、華為在智能手機市場占有率上都名列前茅，最新數據顯示，2016年第一季度，三星手機的市場占有率達23.2%，蘋果為14.8%，華為的市場份額提升至8.3%，位居第三。在智能手機領域，專利訴訟事件此前曾頻頻出現，三星、蘋果就曾打過持續數年的訴訟之戰，最後的結果是一場沒有贏家的戰爭。此次華為起訴三星，三星隨即回應將積極應對訴訟，且不排除反訴。可以預見，華為與三星這場訴訟之戰，也不會一帆風順。
其實，華為訴訟三星事件，更值得我們思考的，是知識產權在當下中國的處境。
一方面，華為作為中國企業，主動起訴國際知名的三星公司，說明中國已出現註重知識產權且專利實力不低的企業，華為即是代表。世界知識產權組織公布的2015年國際PCT專利申請數量統計顯示，華為技術有限公司申請了3898項專利，較上年增加了456項，連續第二年居全球企業之首，截至2015年底，華為在全世界範圍內累計獲得授權專利50377件。這些成果的獲得得益於華為對於技術創新的支持力度，僅僅在2015年，華為公司對新技術、新產品和無線通信標準的研發投入就達596億元，占銷售收入的15%。
華為之所以能成為中國企業走出去的代表，與註重創新和尊重知識產權幹系甚大。因此，既要看到中國具備技術創新的實力，也要激勵其他企業以此為標桿，在加強技術創新的同時，培養知識產權意識：不侵犯他人知識產權，積極將自己的創新成果申請專利。
另一方面，華為訴訟三星事件，再一次為中國打擊侵犯知識產權行為敲響警鐘。一直以來，由於缺乏知識產權意識，國內侵權、盜版事件頻發，雖然短時間內獲得了一些收益，但長遠看，既阻礙了中國科技創新的進步，又使一些中國企業在國際上屢被起訴，國際觀瞻不佳。
經濟轉型當前，國家鼓勵創新創業，而“雙創”的發展離不開對知識產權的保護，可以說，知識產權是創新產業發展的基礎。而且，強調知識產權保護並非狹隘的特指保護技術轉移的利益不受侵害，而是指營造一個知識產權的保護環境，在這一環境下，不僅中國企業在國際上交流更加對等順暢，也會激發中國企業自身在進行技術研發上的積極性。
華為起訴三星，從目前三星的應對來看，或許將是一個漫長的過程。但對於當前知識產權在中國的狀況而言，讓企業樹立知識產權意識，著力營造一個保護知識產權的良好環境，卻是刻不容緩的。
5月份經濟數據甫一發布，即引發社會熱議，尤其是民間投資與房地產開發投資增速形成的反差：1~5月份，民間投資116384億元，增長3.9%，2015年全年為10.1%;全國房地產開發投資34564億元，同比增長7%，較去年同期加快1.9個百分點。
針對民間投資增速呈現斷崖式下跌，在國家發改委昨日上午的新聞發布會上，發改委新聞發言人李樸民表示，目前在促進民間投資、穩定增長方面還存在政策制定落實、政府管理服務、市場環境建設、企業自身發展四方面的問題。此外，據此前國務院派出督導組的反饋，民間投資失速原因之一是近年工業品出廠價格持續下滑，尤其是部分產能過剩行業的企業利潤增速可能會下降，影響了投資的積極性。
然而，從上述兩點原因來看，似乎不足為憂。一方面，部分行業產能過剩，民間資本獲利漸難，退出符合經濟規律。目前政府要做的，是加快經濟轉型升級，由於民間投資天然的逐利屬性，自會流入前景可期的新興產業。另一方面，發展多種所有制經濟，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一直是本屆政府致力的方向，無論是市場準入還是政策放寬，可以預見將越來越有利於民間投資。
真正值得警惕的，是房地產再度繁榮帶來的負面效應。以民間投資為例，分地區看，東部地區民間投資同比增長8.0%，增速甚至比1~4月增加0.3個百分點;中部地區增長5.7%，回落1.1個百分點;西部地區增長2.0%，增速回落0.9個百分點;東北地區下降29.3%，降幅擴大 6.2個百分點。
東部地區的民間投資增速較高，除了與東部地區市場化程度、經濟結構轉型升級更有成效相關，更重要的是，房地產的繁榮扮演了重要角色，因為大量的資金流向了樓市火熱的一二線城市，而這些城市主要集中在東部地區。以廣東為例，1~4月房地產開發企業共完成開發投資2473.32億元，同比增長16.2%，而近年來，廣東民間投資近半集中在房地產。北京市的情況更為極端，今年1~4月民間投資有八成投向房地產。
在實體經濟利潤下行以及風險加大的背景下，不僅包括能夠拿到利率較低的信貸資金的國企，民間資本也大量湧入房地產行業，對房價的上漲起到了助推作用，而房價的過快上漲對其他行業，尤其是制造業產生了擠出效應。同時，企業由於房價上漲增加了運行成本，民間投資的積極性進一步被削弱。
因此，欲讓民間投資重回健康狀態，最重要的還是加快經濟結構調整。一手推動戰略性新興產業和服務業發展，一手加快產能過剩行業的去產能工作。一旦戰略新興產業取代房地產等產業成為支撐中國經濟的主要力量，民間投資增速自然回升。
與此同時，對信貸增速過高需采取謹慎態度。去年以來一二線城市房價交替上漲，與貨幣供應寬松關系較大。正如全國人大財經委副主任委員吳曉靈近日在陸家嘴論壇所言，“貨幣供應過多了，不是帶來物價的上漲，就是帶來資產價格的上漲”。而且，在政府對房價上漲過快城市實行限購、土地拍賣限價等舉措外，控制信貸增速重要性愈顯。
房地產拉動中國經濟的傳統模式，不僅不符合經濟轉型大勢，且在整體高庫存下無異於飲鴆止渴，這從決策層到普通民眾也早有共識。當前，無論從微觀上看民間投資增速如何回升，還是從宏觀角度看中國經濟的長遠前景，對房地產等行業出現非理性繁榮“壯士斷腕”，加快經濟結構調整，積極培育新動能，都顯得迫在眉睫。
A股監管新思路正逐步顯現。繼上月以來收緊中概股回歸、研究改進退市機制、加強對忽悠式重組監管之後，證監會近日宣布就修改《上市公司重大資產重組辦法》公開征求意見，這項重點針對借殼上市的監管規定，被稱為“史上最嚴”借殼上市新規，旨在根治“炒殼”惡疾與斬斷借殼灰色利益鏈。
A股“炒殼”之風由來已久。通常而言，一家公司上市一段時間後，因行業環境或自身經營等問題，喪失了持續盈利能力，不具備繼續上市條件，理應退出上市。然而，自1993年《公司法》確立上市公司退市制度，二十余年以來滬深兩市退市公司不過70余家，大部分瀕臨退市的公司，都通過各種途徑臨門一腳恢複持續盈利能力，繼續留在A股市場，這其中最重要的途徑就是通過重大資產重組讓其他企業借殼上市。而暫未尋獲合適資產註入的部分公司，依舊可以通過財務等手段避開退市制度，以“殼”的形態寄生於A股市場，因新股上市不甚暢通，“殼”資源在A股大行其道，往往被惡炒到十幾億甚至數十億的高價。
證監會對於借殼上市監管一直頗為嚴厲，早在2013年就提出借殼上市條件與IPO標準等同，但隨著各類“花樣借殼”出現，以及有上市通道供不應求，借殼上市以及相伴隨的突擊入股、估值過高、利益輸送等問題屢受詬病，監管層雖多次出手但效果一直不甚理想。
從內容上看，此次借殼新規不僅在量化標準上增加了指標，還規定原主營業務不能變化，且對於實際控制人不變、“二股東”上位方式，新規從“股本比例”、“董事會構成”、“管理層控制”三個維度完善控制權變更認定標準，此外還直接取消了重組上市的配套融資。可以說，通過上述約束，絕大部分借殼上市將被“封殺”，特別是此前盛傳的互聯網金融、遊戲、影視、VR四行業跨界借殼，已幾無可能。
實質上，此次借殼新規與監管層此前提出的收緊中概股回歸和整頓忽悠式重組一脈相承，一同展現了劉士余履新證監會後的監管新思路。在A股市場亂象頻出的當下，監管層這些舉措體現了治亂決心，是其行政職能題中應有之義，對於A股市場健康發展亦多有裨益。一如證監會發言人鄧舸所言，新規旨在給“炒殼”降溫，促進市場估值體系的理性修複，引導更多資金投向實體經濟。
然而，“收緊”、“限制”、“嚴堵”之類的監管措施，短期看可以令“炒殼”等概念炒作降溫、防範風險於一時，但將時間拉長，不排除市場隨後會出現應對規則的新“玩法”，如針對借殼新規有可能代之以老股轉讓、代持監管等形式，且企業上市需求與上市渠道狹窄的根本矛盾並沒有解決，截至6月16日，證監會受理首發企業達814家，創出新高，按照今年上半年僅60余家的速度，欲從正常渠道上市，排隊時間之長可以想見。
不過，對於當前頗為敏感且絕大多數股票，尤其是中小盤估值不低的A股市場，過快地放行新股，可能造成的市場整體重心下移，甚至大幅波動引發系統性風險，更是監管層所擔憂的，這也是此前發出“註冊制緩行”聲音所著重考慮的。
當然，從長遠來看，A股改革最重要的是搭建基礎制度，完善進入與退出機制，建立防範風險的長效機制，令概念炒作之類的惡習無生存土壤。如新股發行註冊制，雖然立即推出為時尚早，與目前市場諸多尚未成熟的機制不相適宜，但無疑是A股市場化改革最為重要的方向之一。
近來，中國經濟出現的一些負面因素，接連引發國際評級機構關註。
標普近日發布數據稱，去年受評中國內地房企的整體債務同比激增21%，雖然融資成本有所降低，銷售回款改善，但房企債務情況仍繼續惡化。實際上，標普今年已11次下調內地房企評級，而現如今房地產對於中國經濟的負面效應，已在國內引發多方討論。
債務問題不僅存在於房地產行業，根據標普今年3月發布的數據，因低利率和公司舉債促使債務激增，中國債務與GDP之比已攀升至232%;5月10日穆迪亦公布，涵蓋所有行業在內的中國債務已經增加至GDP的280%左右。同時，兩家評級公司雙雙下調了中國評級展望。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亦提出警示，其在結束磋商訪問後對中國經濟發言稱，中國的企業債務總規模已達經濟總產值約145%，不論以何種標準來衡量都非常高，剔除影子銀行的債務敞口，保守估計企業債務問題將令中國銀行業潛在損失達到GDP的7%，當局須針對企業債務風險盡快采取措施，如果處理不當，有可能引發更大的危機。尤其嚴重的是國有企業，其債務占比高達55%左右，這遠遠超出其在GDP中22%的占比，且國有企業利潤還低於私營企業。
當然，無論是標普、穆迪對中國評級的下調，還是IMF對於債務問題可能引發危機的警示，都或多或少存在不夠全面和有失偏頗，如中國債務結構以內債為主，有著較高的“安全系數”。不過，在經濟下行壓力不減之下，企業利潤縮水、債務增加、償債能力降低，已成為中國經濟運行的一大潛在風險點。
至於如何處理企業債務，首先處理債務與處理不良資產緊密聯系，不良資產在實體經濟中對應的是過剩產能和過多庫存，因此需去杠桿、去產能、去庫存。而這三者正是供給側改革“三去一降一補”五大任務的重要內涵，可以說，堅定不移地推進供給側改革，對於處理債務問題作用最大。
同時，因為中國企業債務問題國企占比較重，因此，加快國有企業改革，讓市場化的“出清機制”在國企中真正發揮效用，同樣迫在眉睫。
此外，對於信貸增速過高需采取謹慎態度。企業債務，尤其是國企債務率偏高，直接原因即是信貸增速較高，企業獲得貸款相對簡單。去年以來一二線城市房價交替上漲，房地產市場“地王”頻出，即與貨幣供應寬松關系較大。正如全國人大財經委副主任委員吳曉靈所言，“貨幣供應過多了，不是帶來物價的上漲，就是帶來資產價格的上漲”。
實際上，決策層對此心知肚明，此前權威人士接受《人民日報》專訪時即多有提及，針對供給側改革與國企改革的政策也頻頻發布。然而，實際情況卻是改革推進不盡如人意、信貸增速居高不下，以及房地產等行業“加杠桿”。出現這類情況一方面是改革的固有阻力，以及經濟穩增長相伴隨的結果;另一方面，則是推進供給側改革，解決產能債務難題，至今沒有一個專門的高級別領導小組來統籌。
目前，供給側“三去一降一補”中，去產能由工信部和發改委、去庫存由住建部、去杠桿由央行牽頭，雖然這種模式有其優勢，但一項任務往往涉及幾個部委。同時，去產能、去庫存等任務方面雖各自出臺了相關政策，但仍缺乏一個通盤考慮的整體方案。
因此，我們認為，當前急需成立一個高級別的領導小組，有一個通盤的實施方案和具體的行動規劃，可以協調各部委之間利益和調動各方面力量，來統籌解決產能、債務等中國經濟面臨的難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