圍繞國企產權改革這一中國轉型的焦點議題,爭論曠日持久,政策進退反覆。在目前剩餘的國資正在努力「做大做強」的背景下,主張改革者認為「要叫醒躺在被窩裡的國資,必須民營化」,反對者則祭出三大理由。
國企需不需要產權改革,要不要私有化、民營化?同樣的爭論可以追溯到20年前。
1992-1994年,山東縣級市諸城的地方官將大面積虧損的市屬國企進行私有化,引發學界對國企產權改革的大討論。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的兩位創始教授林毅夫與張維迎展開論戰,張維迎教授認為國企的體制殘缺是不可救藥的,國企改革的唯一出路是改變其產權或所有制基礎,讓國企變為非國有企業。
林毅夫教授則認為企業能不能搞好跟私有制或公有制沒有必然聯繫,國企的問題並非在於產權不明晰,而是因為國企有政策性負擔,改革的當務之急是為國企減負,創造公平競爭的條件與環境,並以此硬化其預算約束。
雖然學者間的辯論針鋒相對,但決策者卻兼收並蓄。接下來的國企改革吸收了雙方的主張,一邊剝離國有企業的住房、養老等各種社會保障職能,債轉股,剝離不良資產,注入資本金,工人大量買斷工齡、下崗分流;一邊「抓大放小」,對國有企業實施戰略性改組,大量中小型國有企業以產權改革的名義被私有化、民營化。
但雙方的主張又並未被徹底地採納。對於產權改革的倡導者來說,民營化和私有化只發生在非關鍵行業和領域。林毅夫所主張的「創造公平競爭的條件與環境」的目標,在「管人管事管資產」的國企管理體制下也未完全實現。
產權改革是接下來的主旋律。1997年中共十五大決定對國有經濟佈局進行戰略性調整,國有企業從競爭性行業退出。1998年到2003年,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戶數從23.8萬戶減少到15萬戶,減少了40%。當時的背景是,1998年三分之二以上的國有企業虧損,全國國有企業加起來的利潤才213.7億元。
至2004年,「國退民進」的國企民營化停下了腳步。這一年香港中文大學教授郎咸平質疑TCL、海爾、科龍等企業賤賣、侵吞國有財產。科龍改制的參與方格林柯爾董事長顧雛軍起訴郎咸平誹謗,張文魁、北京大學教授周其仁等多位學者加入這場「郎顧之爭」。張文魁等主張應規範而不是停止產權改革。
最終,「郎顧之爭」以顧雛軍涉嫌虛假出資、挪用資產罪等鋃鐺入獄而結束,MBO(管理層收購)、員工持股、破產改制等國企產權改革也偃旗息鼓。國資委高層反覆強調,各地要嚴禁國有資產賤賣和自買自賣。
2006年,國務院擴大了國有經濟對「重要行業和關鍵領域」的控制範圍,明確國有經濟對電網電力、石油石化等七大「關係國家安全和國民經濟命脈」的行業保持絕對控制力,在裝備製造、汽車等九大基礎性和支柱產業保持較強的控制力。
吳敬璉事後說,黨的十五大決定國有經濟佈局的戰略性調整要有進有退,「我們執行了一段時間十五大的方案後,大概到了2003年、2004年就停止了」。
此後十年間,關於國企是否要繼續推進產權改革再未出現大的爭論,其間發生的兩個標誌性事件則有利於反對產權改革的一方。如2006年美國凱雷集團收購徐工機械85%的股權被叫停,以及2009年民企建龍集團入主吉林通鋼後,通鋼新任總經理陳國君被職工活活打死。保守派認為這兩個案例暴露了外資和民營資本併購國企過程的風險和負面效應。
但關於國企改革,角力從未停止。2012年2月,世界銀行與國研中心聯合發佈旨在分析中國中期發展的挑戰的報告《2030年的中國》。根據當時的公開報導,世行報告發佈前,國資委就此給財政部和國研中心發文,認為該報告有顛覆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嫌疑,並對此進行了逐條批判。
20年後國企改革重新提上日程,背景卻已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1990年代對國企產權改革的討論,動因在於為國企紓困,國企自身也需要「甩包袱」;現在這輪改革卻發生在許多國企已經「做大做強」之時,內部並無改革動力,而外界對其微詞頗多。
隨著2003年國資委成立,強力推動大型央企的兼併重組和做大做強,在規模和財務指標上,中國出現了45家躋身全球500強的央企。在國內,國企的賺錢能力遠遠超過民營企業——有統計顯示,2011年中國500強企業總利潤中,國企利潤佔了81.88%,僅三大石油公司和五大國有銀行的淨利潤總和就超過500強企業中所有184家民企淨利潤總和的兩倍。
但改革派認為,國企部門的財務成功與其競爭力無關,而是與權力聯姻後,憑藉其特權和壟斷地位「坐地收錢」攫取的超額利潤,其真實盈利能力和創新能力遠低於民企。天則經濟研究所曾對規模及規模以上國有工業企業2001年至2009年間的真實績效做過評估,認為若將成本還原,把不交的地租、少交的資源租和利息優惠去除,國企平均的淨資產收益率為-4.39%。
華泰財產保險公司董事長王梓木2013年在一個論壇上表示,黨的十四屆三中全會明確提出國企要建立現代企業制度,實現政企分開和產權明晰,但遺憾的是後來出現了重大的倒退,「本來是黨政分開,政企分開,卻變成了黨企結合,企業管理層由中央不同層面來任命,幹部調配上完全按政治需要進行調配,大央企的負責人都在等待著與政府官員的換位。」
政企不分的結果是國企利用不公平的競爭優勢搞「國進民退」,「擠出」民營經濟,兩次修訂的「非公36條」在執行中難以落地。尤其是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之後,中國政府推出「四萬億」經濟刺激計劃,國企獲得大量流動性並借此擴張。
央企內部的貪腐和軟預算約束問題,也不斷引發對碩鼠食倉的義憤。比如中石油先後爆出陳同海受賄案和蔣潔敏、王永春窩案,中移動增值業務窩案,中信泰富投資巨虧等。
對國企的另一主要批評,在於其依靠壟斷地位,享受各種政府補貼,賺取了巨額利潤卻不給股東——全體國民分紅。
有研究表明,1994年至2007年,國企沒有上交任何利潤,之後國企在壓力下雖象徵性上繳利潤,但這部分紅利主要在國企體系內部轉移分配。據財政部《中央國有資本經營預算的說明》,2012年央企實現淨利潤11093.5億元,2013年淨利潤11690.9億元。但2012年中央國有資本收益調入公共財政預算和補充社保基金的支出僅為76.34億元,2013年這一數字為194.42億元,絕大部分利潤被用於央企內部的國有經濟結構調整、央企併購重組、央企改革脫困補助等。
基於上述原因,改革派疾呼要繼續推進國企民營化改革。「如果國有體制不改,總是在行政控制和內部人控制之間進行拔河賽,輸家永遠是老百姓。我們永遠無法叫醒一個躺在被窩裡的國有制企業,要把它叫醒,就一定要民營化。」張文魁說。
反對國有企業私有化的一派的理由大致有三:國企是公有制實現形式、黨的執政基礎、國家宏觀調控的保障;國企是贏得國際競爭的依靠,是產業創新升級趕超發達國家的希望所繫;私有化將導致外資和權貴資本主義控制國民經濟,使中國陷入「拉美化」。
2002年、2004年,有關「堅持公有製為主體、多種所有制形式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的表述,分別寫入了黨章和憲法,2011年,中央領導在「五不搞」中明確提出「不搞私有制」,為國企改革爭議劃定了理論紅線。
「此前的所有制理論政策的改革紅利已經釋放殆盡,應該與時俱進地進行理論突破,摘掉企業的所有制標籤,消除所有制鴻溝,破除姓國姓民的桎梏了。」原國家經濟貿易委員會副主任陳清泰對南方週末記者說。近年來,他一直在各種場合呼籲消除所有制鴻溝,突破公有制經濟為主體國有經濟為主導的紅線,倡導國有資產資本化的管理體制。
在非意識形態層面,保守派的第二、三種觀點有很高的支持率。
國家發改委經濟體制研究所國資研究中心前主任高梁便是其中堅定的一員。2013年財經年會的年度對話是「國有企業與國有資本」,會上高梁舌戰諸多改革派學者,堅持認為國企改革要服從國家發展戰略,而骨幹國有企業是貫徹國家戰略的抓手,起到了推動技術進步和產業升級的作用。
在高梁看來,改革派的學者們只是坐在書桌前做制度設計,而忽略了現實情況。他曾實地考察過多個工廠和企業,深感「寧當雞頭不當鳳尾」的民營企業無法完成技術創新、產業升級的大任。「我們是後發國家,技術創新能力是個綜合性的能力,在起步階段需要一股合力,而中國的民營企業缺乏產業創新研發的技術水平和組織能力,光靠市場力量凝聚不起來,剛有點成果就被外資天價買走。」高梁對南方週末記者說,「今天我們不要把私有制和自由競爭意識形態化,陷入到新的『兩個凡是』:凡是私有就是好的,凡是國有就是壞的。」
經濟學家華生也反對「市場原教旨主義者高喊分掉央企」,他認為世紀之交的中小國企和集體企業的改制歷史說明,國企改制無論是分是賣,企業還是會落入原企業高管或相關權勢者手中。「如果央企全面退出搞私有化,不是政治大佬瓜分央企,就是得手的高管或富豪收買投靠政治家族,中國的權貴資本主義時代就會真正來到。」
國際上,支持上述觀點的人士也不在少數。《參考消息》報曾報導稱,德國前總理施密特認為,國有企業是中國人民的命根子,應否決私有化。「今後中國的人口紅利消失,你會看到這些國有企業釋放的價值。」
2013年博鰲亞洲論壇上,包括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埃德蒙·菲爾普斯、法國電力首席財務官Thomas Piquemal、拉扎德銀行董事Jean-Louis Beffa等都對中國國有企業的公司治理和競爭力讚賞有加,他們與堅定的改革派張維迎展開了一場「圍攻」式辯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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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買家們小心。在香港上巿的中信泰富(267),以現金和股份作代價,換取母公司中國中信360億美元的資產。這種注入母企資產,以活化負債纍纍的國有企業的形式,很受巿場歡迎。雖然,事實上這未必是最有價值的做法。每個交易對於公司價值的提升,可能有或沒有好處。我們要小心選擇,因為不是所有國企都白如雪、香如玫瑰。令人摸不透的新中信 在中信的這宗交易裡,我對常振明先生(他同時是中國中信和中信泰富的主席,因此當中的利益矛盾重重)能說服機構投資者,來支持是次交易及認購新股,給予滿分。我個人的看法是,這宗交易是必需的,否則中信泰富一定會走下坡。中信泰富負債纍纍,加上昆士蘭鐵礦場招致長期損失,都可能令中信泰富無法生存下去。現在,礦場已經投入生產和運作,過程中衍生的貶值和利息開支愈來愈多,令中信泰富的損失比前幾年的更多。巿場對昆士蘭礦場的估值,下調得比中信泰富自己估計的要快得多。在未來的五年,因營運而引致的損失將會飆升。剛買入的資產包括了62%中信銀行和21%中信證券的股份,我對它們的質量、一致性和可持續性,抱有懷疑。我不認為中信泰富的重債或盈利質素有所改善,我對於中國金融服務業的資產缺乏信心,所以對中信泰富長遠的表現十分小心。中信泰富的資產負債表將會非常複雜,很難看得懂及進行分析,透明度將會比之前更差! 好股或被抽資 不過,這交易有個好處,至少在短期內,中信泰富的陰霾已被解除。假如沒有這宗交易,不能獲得母公司和其銀行的資產,中信泰富的股價或已跌至一文不值。現在,投資者是時候評估新的中信泰富了。你可能對中國中信抱有疑問,中國中信以自己的資產換取中信泰富85%的股份。中國中信會否減持中信泰富的持股量至75%,以符合港交所對香港上巿公司的最低要求﹖我猜它會在中信泰富股價下跌前便會減持。這宗交易將吸引大量基金投入資金,意味著投入其他港股的資金將被減少。我擔心的是,更多這類型的交易會陸續有來,令良好的香港和內地企業失去投資者的資金。祝君好運!艾薩[email protected] 艾薩 Isaac Sofaer Tony Measor的好友及舊同事,本身是特許會計師,有逾三十年投資實戰經驗,現於力寶證券負責管理私人客戶的投資戶口,並在Quamnet撰寫艾薩日誌。其管理的環球投資組合,在91-00年間增長達十四倍。讀者對港股有任何疑問,歡迎致電郵本刊,中英亦可。[email protected] |
財政部6月19日公佈了2014年1-5月全國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經濟運行情況。
1-5月,國有企業累計實現營業總收入188313億元,同比增長5.3%(下同);營業總成本181624.5億元,增長5.6%,;實現利潤總額9425.9億元,增長6.9%,增速較1-4月回升1.6個百分點。
財政部解釋稱,納入統計範圍的國有企業主要經濟效益指標保持增長,但營業總收入增幅繼續放緩,且營業總成本增幅連續三個月高於營業總收入增幅。
其中,32家中央管理企業和13個省份的地方國有企業利潤負增長,4個省份的地方國有企業今年以來仍未擺脫虧損。
對此,經濟學家宋清輝向南方週末網表示,全國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效益處於下滑態勢,其深層次原因主要有兩點。一是國有企業的顯性成本與隱性成本在不斷上升。二是相較於央企,部分地方國企基本沒有壟斷性資源,如不能夠在機制方面尋求突破和創新,還將會面臨著持續下滑。
同時,數據顯示,1-5月,實現利潤同比增幅較大的行業為國有建材、汽車、施工房地產等。實現利潤同比降幅較大的行業為國有化工、煤炭、輕工等。國有鋼鐵、有色全行業仍處於虧損狀態。
其實,2013年以來,國有企業的利潤增速就已整體放緩,化工、煤炭、鋼鐵、有色等行業更是利潤增速下滑的「重災區」。
對此,交通銀行高級宏觀分析師唐建偉向新京報表示,包括國有企業在內的工業企業在生產方面不是很景氣,雖然PMI連續環比回升,但工業增加值較弱,且企業結構分化較大,產能過剩的行業和企業增速偏低。從需求方面來看,PPI兩年多來持續負增長,工業處於通縮狀態,需求較弱;但成本剛性上升,比如勞動力成本、資源成本和融資成本都在上升,由此擠壓利潤。
據第一財經日報消息,國資委副主任張喜武此前在央企內部會議上表示,今年央企經營形勢趨緊,需求不足的矛盾比較突出,產能過剩的影響仍在加劇,主要工業品價格大幅下跌,導致部分企業成本上升、效益下滑、資金循環不暢。
「利潤負增長的國企幾乎都是產能過剩行業,如煤炭、氧化鋁、鋼鐵等高耗能高污染落後產業,對於這部分利潤負增長的地方國有企業,與其讓他們耗著佔用資源,不如嚴格查賬後做破產倒閉處理。」宋清輝指出。
物業開發 | 251,795 | 64.19% |
酒店 | 81,190 | 20.70% |
物業投資 | 38,947 | 9.93% |
物業管理服務收入 | 20,324 | 5.18% |
地區 | 392,256 | 100.00% |
中國糧油控股13年營業收入分類 | 中國食品13年營業收入分類 | ||||
油籽加工 | 57,536 | 61% | 廚房食品 | 12,276 | 47% |
生物燃料和生化 | 15,514 | 16% | 飲料 | 11,389 | 43% |
大米貿易及加工 | 7,745 | 8% | 酒類 | 1,847 | 7% |
小麥加工 | 8,560 | 9% | 休閒食品 | 435 | 2% |
啤酒原料 | 2,170 | 2% | 其他產品 | 271 | 1% |
企業與其他 | 3,018 | 3% | 總共 | 26,218 | 100% |
總共 | 94,543 | 100% |
代碼 | 食品 | 食品 | 0506.HK | 0606.HK |
簡稱 | 行業平均 | 行業中值 | 中國食品 | 中國糧油控股 |
每股收益(港元) | 0.1023 | 0.1261 | -0.3180 | 0.2898 |
每股淨資產(港元) | 2.3385 | 1.4392 | 2.1972 | 5.5206 |
每股經營現金流(港元) | 0.3278 | 0.1540 | 0.0348 | 0.8521 |
銷售毛利率(%) | 25.97 | 20.26 | 20.15 | 5.97 |
銷售淨利率(%) | -11.67 | 3.63 | -3.38 | 1.61 |
淨資產收益率(ROE)(%) | 1.06 | 7.79 | -13.74 | 5.43 |
總資產回報率(%) | 0.81 | 4.81 | -4.32 | 1.93 |
資產負債率(%) | 43.06 | 42.85 | 60.91 | 60.45 |
港股市值(百萬港元) | 14,223.44 | 2,281.43 | 8,811.25 | 19,109.57 |
市盈率PE(倍) | -5.18 | 11.57 | -9.90 | 12.56 |
市淨率PB(倍) | 4.07 | 1.46 | 1.43 | 0.66 |
市銷率PS(倍) | 4.80 | 1.08 | 0.33 | 0.20 |
易貢鐵山類似火箭一樣峻峭的山崖,稀疏點綴著松柏,易貢茶場里幾個茶園就圍繞著它,藏民們在山下的茶園里采茶。 (南方都市報記者 陳偉斌/圖)
走在改革開放之先的廣東思維,在西藏撞上了沈重的現實,比如“待業青年”這種幾乎絕跡的名詞,在那里卻是個棘手難題。
錢、項目、人……廣東能給西藏什麽?嶺南的市場思維,如何能嫁接到雪域高原的特困國企身上?易貢茶場的四年援藏試驗,提供了一個觀察樣本。
“同車的當地人開玩笑,說歐書記你看你臉都嚇白了”,2014年夏天,向南方周末記者回憶起一年前上任的情形,廣東省國資委派遣的赴藏幹部歐國亮記憶猶新。
那是2013年7月,西藏的山尖依然覆蓋著白雪。歐國亮坐在越野車里上任易貢茶場黨委書記。土路顛簸不休,一側是山崖,一側是奔騰的江水。
易貢茶場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茶場,也是西藏唯一成規模的茶場。
雖然距林芝中心還要168公里,幾乎與世隔絕,但它卻有著遠高於其規模的政治地位。這是一個正縣級的國營企業,正式職工112人,總人口1508人。
在茶場,新書記和老書記見了面——老書記黃偉平也是廣東省赴藏幹部,擔任茶場黨委書記已經三年期滿。
自1994年中央西藏工作會議正式提出“對口援藏”的口號起,廣東省對林芝地區的援藏活動已近二十年,累計投入資金超過70億。2010年,廣東援藏地點從傳統的林芝、波密、察隅、墨脫四縣,第一次擴大到了偏遠的易貢茶場。
黃偉平是廣東派來的易貢茶場第一任書記。兩人用了一星期的時間交接工作,歐國亮有些措手不及——黃偉平的說法是,這里還是內地上世紀七十年代的水平。
這一年,茶場居民的人均年收入只有四千余元。這時候,廣州的居民人均收入已經超過18000元。
“是我們去把廣東援藏爭取過來的。我們是茶場,要把茶葉賣出去,廣東應該會有辦法。”
四千余元的人均年收入,已經是廣東援藏幹部入駐三年後的結果。2010年,這個數字是1700元。
剛到茶場時,讓黃偉平驚訝的是,當地老百姓喝的還是山上流下來的黃泥水。
順理成章,援藏第一件事便是“飲水保障工程”,黃偉平籌集二十余萬資金建了過濾網,用來攔截、沈澱泥沙。
三年後,水里的黃泥沒有了,但專家檢驗水質後又發現山泉“砷超標”,等於說大家都喝了一點砒霜。2014年4月,歐國亮把這一情況匯報給自己援藏前的就職單位廣東省國資委,國資委籌資5000萬,修建當地第一座自來水廠和新的發電站。
“來之前組織上沒說過茶場的情況,真沒想到這麽落後。”歐國亮說。
始建於上世紀60年代的易貢茶場,當初是用炸藥炸出來的。
1966年,新疆生產建設兵團依照國家要求,組建了易貢五團,向西藏推廣農墾屯邊的經驗,兩千余名農墾士兵從一處邊疆來到了另一處。當時易貢湖邊都是原始森林,大樹盤根錯節,斧砍不壞,為了開荒種地,年輕的士兵們在樹根下掏一個50厘米左右深的坑,放上500克左右的炸藥包,轟的一聲,泥土四濺,樹和樹根炸成了兩半。
大幹四年後,農墾兵團發現,易貢山高坡陡,無法推廣新疆的機械化農場模式,農墾士兵又被全數調回新疆。農場卻保留了下來,周圍的藏族人以擴場工的身份全部納入農場,生產物資也被一並納入。之後確立了以茶葉為主要經營方式,又更名為易貢茶場。
現任茶場場長安青回憶說,四十年前,他們也像內地的農村一樣,分成不同的生產隊,勞作時還要比賽爭奪流動紅旗。農場有自己的小學和初中,老師都是畢業後“支援邊疆”的內地大學生,校長是一個會彈鋼琴的北京人。幾年教育下來,孩子們會用民族舞排演《北京的金山上》,會唱《邊疆的泉水甜又甜》,知道北京、上海,反而不知道那曲和阿里。
1990年代之前,易貢農場是西藏有數的興旺之地,只需完成上級安排的生產任務,不用考慮銷路。但很快,當沒有了國家的統一收購後,不知如何打開銷路的茶場,開始變得難以為繼。
一次失敗的改制,更讓這所曾彌漫著革命激情的茶場徹底陷入了困境。
1998年,正是國企改制風行之時,易貢茶場也在當地政府的主持下,引進一家重慶的企業成立股份制公司,更名為“西藏太陽農業資源開發有限公司”,最後卻演變為西藏自治區建區以來涉案金額最大的貸款詐騙案。
來自重慶的公司負責人以茶場技術改造為由,把茶場資產拿去做抵押,貸了5300萬元。除少部分用於茶場經營外,大部分都挪為他用。2006年東窗事發時,茶場已一蹶不振。拖欠職工工資360萬元,欠繳職工社會養老統籌金2700萬元、公積金1000萬元。
由於欠繳養老金,職工無法正常退休,易貢茶場成為當地的上訪大戶。
“是我們去把廣東援藏爭取過來的。”安青說,當時的茶場老領導江秋群培寫信給林芝地委,請求將茶場作為廣東援藏的地點,並指名要黃偉平來茶場工作——之前三年,黃偉平在離易貢茶場數百公里外的察隅農場擔任黨委書記,將同樣命懸一線的農場挽救了過來,這讓茶場職工看到了希望。援建能帶來資金和項目,他們也想發生改變。
2010-2013年,六千余萬元廣東援藏資金陸續到位,西藏自治區政府也豁免了欠繳養老金、撥款補發了工資,茶場緩了口氣。
而安青的考慮更實際一些:“我們是茶場,要把茶葉賣出去,廣東應該會有辦法。”
兩萬斤積壓多年的綠茶被統一制作成黑茶。2011年是西藏解放60周年和中國共產黨建黨90周年,黑茶被制作成紀念茶餅,以1500元一塊的價格,在當年的銷售中大出風頭,一共賣出了5000塊左右。
2010年,黃偉平初到易貢茶場的時候,茶場積壓的綠茶有兩萬多斤,十多年也賣不出去,大家一籌莫展,一度考慮拉去茶園做肥料。
易貢茶場種茶的歷史要一直追溯到建場以前。茶場老職工們都認可的一種說法是,1962年中印邊境戰爭時期,由於士兵們想喝茶而喝不到,戰爭結束後,一部分解甲歸田的士兵開始在當地試驗種茶。
新疆生產建設兵團拓荒之初,農場已經有了第一批茶樹。在高山雪水澆灌下,易貢茶葉的茶多酚含量達35%,高出國內其他茶葉的一倍,但一直沒有成規模種植。
1983年,大學畢業生李國林加入了四川林業廳組織的、為西藏林芝地區進行區劃調查的工作組。李國林本科學的專業是制茶,畢業後供職於四川雅安的制茶廠,在西藏調查時聽說易貢有茶後,專門繞道去了茶場。
“當時他們茶做得很差,炒青過後,又焦又燥,我說聞著一股焦臭味,怎麽賣得出去?”但李國林發現這里的土壤是適合種茶的酸性土。回到拉薩後,他在交給西藏自治區政府的報告里提到了易貢,“建議在那里種茶”。
自此,易貢茶場形成了兩千畝左右的茶葉種植面積,並維持至今。
但國家統一收購取消,易貢茶場以企業形式自負盈虧後,盈利狀況一直不算太好。
一個重要原因是,茶場主要生產綠茶,周邊的藏民卻沒有喝綠茶的習慣——安青自己在家里也不喝。當地人愛喝的是磚茶,可以用來打酥油茶。
磚茶便宜,12塊錢一斤;綠茶貴,500一斤。茶場生產的磚茶供不應求,綠茶則無人問津。如果全部生產磚茶,微薄的利潤又無法負擔傳統國企遺留下來的各種人員福利重擔。
“以前工資發不出去時,只能向政府推銷,每個黨委機關買個一斤兩斤的。”這是黃偉平剛到易貢時了解到的情況。
多年積壓下來,綠茶堆成了山。這些綠茶的制作工藝粗糙,也沒有響亮的商標和精美的包裝。在黃偉平看來,“雪山上的茶葉”充滿噱頭,必須對粗糙的茶葉生產工藝進行改造,才有可能打開市場。
充沛的廣東援藏資金,讓他們有了搏一搏的底氣。安青跑到四川雅安邀請李國林再次出山,幫助茶場制茶——一晃27年,當年的年輕人這時已經到了退休的年齡。
兩萬斤差點淪為肥料的茶葉其實都沒壞,從業快三十年的專家李國林建議黃偉平配置先進的制茶設備,將這些綠茶發酵,制作成更耐保存的黑茶。
價值88萬元的茶葉加工設備第二年就到位了,沈澱多年的綠茶被統一制作成黑茶。2011年是西藏解放60周年和建黨90周年,黑茶被制作成紀念茶餅,以1500元一塊的價格,在當年的銷售中大出風頭,一共賣出了5000塊左右。
多年制茶經驗讓李國林明白,只有高端茶葉才能賺錢,低端茶賣得再多也賺不了多少。他和黃偉平商量,應該著重發展高端茶葉,“西藏這個地方,茶葉的價格可以隨便定。”這成為新的茶品制作和銷售策略的一部分。
接下來兩年,雪域茶極、雪域銀峰和易貢雲霧等高端產品相繼在易貢茶場面世,黃偉平還給茶場註冊了“雪域茶谷”的商標。
“最好的茶葉,只有20斤,一度炒到兩萬元一斤。”有了商標,有了產品,此後每一年黃偉平都要帶些茶葉回廣東,向政府部門和企業推介。作為佛山援藏幹部,他還專門去參加廣東(佛山)安全食用農產品博覽會。
茶場職工夢寐以求的銷路總算開了一條,茶場產量從2011年的3.1萬斤增加到2012年的5.5萬斤,茶場居民的人均年收入從1700元提高到了4100元。
“那時,還有人來問有沒有更貴的呢。”回憶著當時的好時光,安青驕傲地笑出了聲。
不過,兩萬元一斤的最高價超出了“操盤手”李國林的想象,“我倒建議不要賣這麽貴,5000一斤就能拿到市場上去拼一拼了,也不一定要政府來買。”
同來的援藏幹部曾經提出要在茶場建立現代企業制度,被歐國亮擋了回去,“現在這個情況,根本辦不到。”
好日子並沒有繼續多久,新書記歐國亮甫一上任就面臨著茶葉市場的驟然大變:2012年底消費市場發生巨變,高檔茶葉消費應聲銳減。以送禮用途為主、包裝精良的茶餅,2013年竟然一份訂單也沒有。
廣東再次成為市場支撐:
歐國亮調整了銷售策略,把高檔茶的價格砍了一半,又提高了像磚茶這類低端茶的價格。到2014年7月份,茶場訂單已經達到四百多萬元,其中廣東占三分之一強。“我覺得廣東的市場還有潛力。”
接手易貢茶場一年後,歐國亮對於茶場的發展有了新的想法。
“茶園只有兩千畝,無法實現規模效益。”易貢茶場占地面積不小,總共有24萬畝。歐的計劃是,在之後三年里,每年增加一千畝茶園。同時申請茶葉產業種植項目扶持資金4500萬元,將茶場建設成為全國最有特色、最有競爭力的有機茶生產基地。
擴充茶園的想法讓李國林有些擔心,他年輕時考察過易貢茶場的土壤,並不是所有土地都適合種茶——茶葉適合在酸性或偏酸性土壤上生長。
“最多還能找一千畝吧。”他的想法是,如今茶場的茶樹普遍茶齡超過三十年,老化後產量不高,如果能夠全數換為新的茶樹,產量翻番,一樣能解決規模效益不高的問題。
歐國亮也有自己的苦衷,除了茶場的長遠發展,就業是一個更重要的因素,“一個人承包十畝,一年就能安排一百人。”
待業青年,這個在廣東已經“絕跡”的名詞,在這里卻是一個沈重的現實。茶場效益多年來一直不好,無力提供大量新的就業崗位,年輕人多是待在家里,無處可去。從2010年到2014年,茶場正式職工從263人下降到112人,不增反減。
2014年,茶場還有待業青年四百余人,“現在最讓我憂心的就是他們的就業”。
“他們也很難出去打工。”歐國亮將主要原因歸於當地的教育水平。1500多名居民中,只有大專學歷2人、高中學歷3人、初中學歷2人,其他都為小學文化或文盲。
91個待業青年簽了聯名信來歐國亮安排工作,一開始他有些抵觸——在廣東管理了許多年的國有企業,從來沒有這樣的先例。但後來想一想,又不能不管。“他們來找我也是相信政府。”
黃偉平當年也遇到過同樣的情況,幾個沒有工作的年輕人開著卡車要去林芝上訪,他們知道後,急忙追上去勸了回來,追加安排了工作。
後來,黃偉平和他的援藏工作團隊進行了項目創新,通過“以工代賑”的方式,鼓勵各生產連隊成立由在職職工、待業青年、退休職工組成的“互助合作隊”,明確規定凡是茶場職工能夠承擔的項目優先安排給“互助合作隊”。
歐國亮接任之後,先在茶場辦了個沙石廠,提供了十來個崗位,制作的沙石還可以用來建設剛動工的旅遊中心。“以後旅遊業發展了,起碼又能提供60個崗位。”
不過,無論是發展旅遊業還是擴建茶場,最後究竟能增加多少正式職工,歐國亮並不確定。作為茶場的一把手,歐國亮沒有權力招收新的職工,也沒有權力開除任何一個人。茶場正式職工的變動,都需要報地委和自治區政府批準。即使現在茶場效益開始有了起色,人力調配上茶場也很難自己做主。
“茶場是個四不像。”歐國亮說。茶場既不像企業,也不像政府;茶場職工,既不像農民,也不像城市居民。
同來的援藏幹部曾經提出要在茶場建立現代企業制度,被歐國亮擋了回去,“現在這個情況,根本辦不到”。
“這里是穩定壓倒一切。”他只能慢慢來,先試行績效考核,鼓勵大家多勞多得,“但一開始也遇到了不小的阻力”。
廣東援藏四年來,茶場這個原本的上訪大戶再沒有發生一例上訪,反而成了“林芝地區先進企業”。
即使歐國亮們在努力提供就業機會,他們還必須面對一個很現實的問題,當地的年輕人並沒有太多承包茶園的積極性。
李國林告訴南方周末記者,當地人覺得種茶辛苦,寧願時不時地上山砍點木材,采點蘑菇,賣點土特產賺錢。
“現在還有茶園沒有承包出去。”他說,2013年至今,茶場使用國家農墾基金300萬元,新增茶園200畝,雖然交給生產隊管理,但一直沒有找到願意承包的茶戶。
“有時候會覺得壓力很大,迷茫的時候肯定有。”歐國亮坦言,要是說一來就喜歡上西藏了,那是糊弄人,“但不管是個人願意還是上級動員來的,既然來了,還是想把事情辦好”。
2010年後的每一年,李國林都要來茶場義務幫忙一段時間。他的老家四川雅安,曾經是著名的茶馬互市之地,幾百年來,藏人們用馬換取茶葉,“古時候講以茶治邊,現在不講了,但維護感情很重要的還是茶葉。”
國務院國資委研究中心副主任彭建國近日表示,國資委目前正在研究國企改革頂層設計方案,但對頂層設計這一塊各方面認識還有一定差距。
他在接受中國證券報采訪時提到,關於頂層設計,最重要的有兩個文件:一是全面深化國有企業改革指導意見,二是關於國有資產管理體制改革的指導意見。
目前,這兩個文件正在國資委和有關部門抓緊協調和研究,方案目前已修改十幾稿,每個部門對方案都有初步考慮,關鍵是要統一達成共識,最後報給中改辦來決定。國資委希望方案越早出臺越好,年底前出臺是有希望的。目前,競爭領域的企業都在抓緊制定改革方案,第一批試點的六家央企的改革正在緊鑼密鼓地進行,每星期都會與國資委相關司局有一至二次碰面。
他指出,此次推行的混合所有制改革在三個方面有非常大的突破:一是在混合所有制的地位和作用方面有很大突破,將混合所有制提到了基本經濟制度的重要實現形式的高度,因此將來大部分國企都要搞混合所有制;二是提出鼓勵非公經濟控股;三是允許混合所有制企業員工持股。這三大突破與以往的混合所有制改革不可同日而語。
彭建國還稱,國企改革是有順序和底線的。壟斷體制在被打破之前不能先進行“混改”,應先破除壟斷再進行所有制改革。否則即便引入民資也只會形成新的壟斷,很容易帶來國有資產流失的風險。
央企搞混合所有制的熱情其實是非常高漲的,如果國家允許的話,一夜之間都能“混”完。目前最擔心的便是在混合所有制改革過程中出現賤賣國有資產的情況,現在有很多人鼓吹搞“私有化”,不能在改革的一片聲浪下把國有資產變成牟取暴利的機會,也不能讓此次的混合所有制改革成為最後一頓國企盛宴。因此,好的國企搞混合所有制要出臺很細的操作方案以防止國有資產的流失。
他提到,深化改革推進混合所有制首先要進行分類改革,目前根據企業不同類型分為三大類:一是公益類或公共服務類;二是保障類或戰略類;三是商業類或競爭類。根據三大類不同情況進行分類改革,關系國家安全或國家經濟命脈的領域應絕對控股,體現國家戰略導向的可以相對控股,其他大部分一般競爭性領域,國有資本沒有必要控股的,可參股甚至全部退出。
從壟斷行業看,國家的自然壟斷是必須要保留的,如礦產資源、管網、鐵塔等必須絕對控股;行政壟斷指的是壟斷環節的上下遊,比如說加油站、運營商的增值業務和轉售業務等板塊可進一步放開。對於中石油、中石化等企業放開銷售業務引進民資,個人認為應先破除壟斷,然後再進行所有制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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