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ul. 1970
本期的封面文章是《Richard Nixon's Very Personal WhiteHouse》:
Richard Milhous Nixon一直以來都扮演著一個私人的角色,他所主持的白宮也秉承著這一風格。在指揮一群高度個性化、沉默而高效的幕僚時,他保持公正明斷的態度。與他最為親近的有三個人,這一小圈子有時被戲稱為「柏林牆」:Harry Robbins Haldeman,他比其他任何人對總統日常工作的影響都大;Henry Kissinger,哈佛教授,同時擔任尼克松的首席外交事務諮詢官;John Ehrlichman,來自西雅圖的律師,在國內事務中扮演著越來越突出的角色。這三人領銜了548人的幕僚團,並且密切關注任何可能影響總統關鍵利益的事件。
尼克松的助手們拒絕承認流傳已久的將總統與外部世界割裂的控告,他們聲稱,尼克松在宣佈入侵柬埔寨之前,一直通過白宮日誌與數百民眾保持著聯繫。但是,白宮工作人員在通往政界的道路上還顯得太嫩,他們還沒有掌握消除聯邦官僚主義的藝術和與各色各樣的國會議員的相處之道。
Aug.1970
本期的主要內容是對美國之外的最大200家公司的排名,1969年,歐洲和日本公司的表現遠強於美國公司。
本期一篇有趣的文章是《The Offshore Funds Are in DangerousWaters》:
Bernie Cornfeld的Investors Overseas Services(I.O.S.)的崩潰結束了超過350家離岸基金的繁榮年代,在它們短暫的監管真空時光裡,這些基金建立了超過六十億美元的資產(6月時I.O.S.曾擁有18億美元總資產)。它們將錢從節儉的歐洲人的床墊下轉移到世界資本市場上——主要是華爾街——用於生產活動,同時激勵歐洲複雜而緊密關聯的金融機構參與競爭。
除了以上兩點積極效應以外,許多基金遊走在法律的邊緣,其中一些的創始人則是背景可疑的美國人。它們提供給投資者很少的信息,不僅很少,有時還是誤導性的。充滿懷疑的投資者和日益覺醒的歐洲政府終於決定幹涉這些毫無監管的基金了。
Sep. 1970
本期的封面文章是《It Pays to Wake Up the Blue-CollarWorker》:
「我就是特別喜歡這個地方,我認為這裡好極了」,一位名叫Ruth Moulton的美國人如是說,她並不是在讚美塔霍湖的壯麗風景,而是在形容她的工作——位於馬薩諸塞州的Medfield的Corning Glass Works的一名裝配工。當然,沒有多少藍領工人和她有同樣的感受。如今,一些富有想像力的製造商們成為了努力提高裝配線工人勞動積極性的先鋒。他們的關注有可靠的經濟學理由:一個快樂的商店才是一個多產的商店,缺勤率下降了,而工藝水平提升了。
縱然創新者們的一些路徑毫無成效,偶爾還會帶來麻煩,但是其他路徑都被證明是值得的,其中最有用的是:在決定某項工作該怎麼做之前,先聽取工人們的意見。這一規則在新型的或者小型的(經常是非工會的)公司實施得最為成功。
馬冬晗、馬冬昕這對姐妹是清華大學的兩名學生,但是在校園裡流傳著不少關於這兩姐妹的傳說。
清華姐妹花馬冬晗、馬冬昕(來源 《大學生》雜誌)
傳說1:
她們的學習成績分別是所在院系的年級第一名,並雙雙獲得了2011年清華大學最高榮譽——特等獎學金,每年只有五名本科生獲此獎,據說她們是清華大學歷史上唯一一對獲得此獎的雙胞胎。
傳說2:
姐姐曾是精儀系歷史上第一位學生會女主席;妹妹當選了北京市海淀區第十五屆人民代表大會代表。
傳說3:
她們長得很漂亮,是清華大學學生國旗儀仗隊隊員,清華大學百年校慶時,她倆是校慶運動會開幕式升旗手。
傳說4:
在體育上,她們是校乒乓球隊種子選手,姐姐馬冬晗打進了女單四強,她們還擅長散打、中長跑、排球、羽毛球等。
經過調查,這些傳說都是事實。清華提倡的「又紅又專,全面發展」在她倆身上得到了近乎完美的體現。
剛進清華,曾僅居中游
來清華之前,馬冬晗的成績一直很穩定,「小學年級排名沒出過前十名,初中前五名,高中前十名」。進了清華,馬冬晗習慣性地把自己的大一成績鎖定在「年級前五名,至少也是前十名」。為此,馬冬晗每天早上6點起床,6點40上自習,晚上10點半自習室關了門才回宿舍。
但是,大一上學期,她在全年級150人中考了第20名,以「目標第一,總是希望最好」的馬冬晗遇到了自小學以來學習中的第一個坎。
馬冬晗為此每天都不開心,一想到學習就有壓力。
這時,妹妹馬冬昕的法寶「周計劃表」起到了扭轉乾坤的作用。
從小學到進入大學前,馬冬昕的學習成績一波三折,她進高中時曾是全年級第二名,把姐姐甩在了身後,但她也考過50名、150名,「只要情緒到位,她就能考得好,好得沒有上限」馬冬晗說。在學習中,馬冬昕需要動力,只要動力明確,她就能爆發能量,「我姐姐是跑馬拉松的,而我是百米衝刺型的,到了大學,我更適應了」。
馬冬昕喜歡新挑戰
不同的新課程在大學撲面而來,正合馬冬昕的特點。為了管理好學習生活時間,她提前一週把下周的計劃表做出來。一週的計劃表是一張A4紙,上面是從週一至週日各個時間段的學習生活安排。
除了安排學習、生活時間,每一天,馬冬昕都要總結「計劃完成情況」「學習情況」「社會工作」「體育鍛鍊」「生活狀態」「修養品行」和「一天總結」。「其實,計劃表並不重要,重要的是執行。」姐姐馬冬晗解釋。在一張周計劃表中,記者多次看到「加油」這樣自我鼓勵的詞,這些「加油」背後需要多麼大的毅力來支撐!馬冬昕正是憑藉這份毅力,大一上學期就趕上了其他同學,大學三年的學習成績在化學系排名第一。
從大一下學期起,馬冬晗也做起了計劃表,安排自己的學習生活。
升旗也完美
姐妹倆不僅學習成績第一,馬冬晗是精儀系有史以來第一位學生會女主席,馬冬昕則是班長、系學生會學習部長、校學生會副主席……這對姐妹做任何事情都衝著最好,為什麼?馬冬昕道出了除了毅力之外她們倆另一個共同點——追求完美。
大一下學期,姐妹倆加入了清華大學國旗儀仗隊,這支隊伍是清一色的「女兵」。迎接2011年清華大學百年校慶,姐妹倆接到了擔任升旗手的任務。「姐姐拉鋼絲繩,我甩旗,還要把旗子往上送。我們倆立下了軍令狀,要一秒不差地把國旗送到旗杆頂端。」馬冬昕說。
平日的升旗都是在主樓前,清華大學百年校慶運動會在東大操場舉行。「東大操場的旗杆用的是鋼絲繩,年頭久了,有的地方打結拉不直,出現過升旗不太順利的情況。」馬冬昕說。
理工科出身的她們覺得這個問題可以通過技術來解決。「姐姐是學精儀的,到金工車間找了師傅,在旗杆下安滑輪,這樣,鋼絲繩的兩端就不會纏在一塊了。」
另一個問題是:如何在國歌停下來的那一刻把國旗送到旗杆頂。這個問題由馬冬昕來解決。「我倆找到一個巧辦法,把鋼絲繩分成五段,每一段都用膠布粘上,做上很小的標記,這樣就能判斷時間了。」
為了順利完成任務,每天早上,姐妹倆都要到東大操場踢正步。「升旗前我們倆要圍著操場走上大半圈,我們的步子要練到是由一個模子刻出來的。」馬冬昕說。每次踢正步,姐妹倆都吸引了不少觀眾,其中不乏「粉絲」。「剛開始有點兒不習慣,後來就見怪不怪了。」她們還做了無數次48秒升降旗練習,白手套被鋼絲繩磨破,手指也磨出了水泡,雙腿更是站到抽筋。「百年校慶的那一天,我們完美地把國旗升到了旗杆頂端。」馬冬昕說。
大學生活沒有遺憾
「除了學習和社會活動,你們的業餘時間怎麼打發?」記者問。
「我們逛街,但更多的時候,我們倆打球。」馬冬昕說。
談到打乒乓球,這可算得上馬冬晗和馬冬昕的又一個傳說。高二之前,她們倆從沒摸過乒乓球,一次通過電視觀看世界乒乓球錦標賽,姐妹倆被乒乓球吸引住了,便請曾打過乒乓球的媽媽陪練。「我們平日沒什麼時間玩,不過半年後,媽媽就不是我們的對手了。」
到了清華,姐妹倆的乒乓球球技也突飛猛進,大三時,姐姐打進了清華大學2011年乒乓球單項賽女子前四名。馬冬晗笑著說:「其實,妹妹的球技與我差不多,只是她比較悲催,經常在比賽的第一二輪就遇到了強勁對手,提前出局。」
平時,馬冬晗和馬冬昕在一塊兒打球,每當學習新的球技,馬冬晗總是取勝多,「我學會的球技會變形,一旦姐姐學好了新技術,她就很穩,無敵了」。打了那麼多場比賽,她們倆從來沒有交鋒過,「我倆本可以在半決賽過招,那時的比賽肯定很好看……」沒等馬冬昕說完,馬冬晗搶過話說:「我倆都瞭解對方的球技,場上的比賽肯定有很多個回合。」
沒在乒乓球比賽中過招,她倆並不認為這是大學四年的遺憾。「我的大學生活沒有遺憾,前不久,作為化學系女子排球隊隊長,我們獲得了乙組冠軍。要是沒有獲得冠軍,我就有遺憾了。」馬冬昕說。
在人人網上,姐姐馬冬晗有近5000個好友,妹妹馬冬昕的好友也近3000人。
網上的火暴,也吸引了媒體的注意。「清華有的院系請我們去交流,我們都去了,幫助年級同學我們沒有意見。但有的電視台邀請我們參加一些活動,我們拒絕了。」馬冬晗說。面對這份火暴,姐妹倆都有些擔心:「我們只是學生,不是公眾人物,以後都搞科研,還有很長的路要走,不希望太高調。」
原想考試後年前把1979年的也做了,這樣年後可以直接從2000年開始,目標沒有實現。只把1978年最後一部分做完了。
本期的封面文章是
本文的主要意思是,卡特總統似乎並沒有進入當總統的狀態,而似乎在當美國的董事長。但是實際上,公司的董事長和美國總統是兩個完全不同的角色。公司的領導層有著非常清晰的目標,即實現公司利潤的最大化,但是美國總統其實並不是一個目標清晰的職業,他需要利用自己的地位,來獲得潛在的權力,實現自身的意圖。
總統是一個領導、英雄、國家的偶像、完美的公民、道義的宣揚者,總之,總統應該是一個符號。但是卡特總統似乎並沒有明白這些道理。
例如,卡特總統似乎「領導力」上存在問題,在去年夏天在Bonn的經濟峰會上,卡特總統成為了一個旁聽者,而會議的進程被西德的總理Helmut
本期的另一篇有趣的文章是
克萊斯勒現在就在倒閉的邊緣,該公司很缺錢,於是克萊斯勒宣佈把它的歐洲分部賣給標緻雪鐵龍,價格為2.3億美元的現金加上價值2億美元的股票。
令人奇怪的是,標緻雪鐵龍竟然會同意購買克萊斯勒的歐洲分部,因為這個歐洲分部現在有4億美元的負債,而且去年還遭受了2千萬美元的經營虧損。
但是無論如何,標緻雪鐵龍的這一次購買,使得該公司成為了世界第三大的汽車製造商。
第一大汽車製造商是通用汽車,年產汽車712.4萬輛;
第二大汽車製造商是福特汽車,年產量488.1萬輛;
第三大就是現在的標緻雪鐵龍,年產量221.2萬輛;
第四大是大眾,215萬輛。
第五是豐田,200萬輛;
第六是日產,169.2萬輛;
第七是雷諾,158.4萬輛;
克萊斯勒滑到了第八位,144.4萬輛
第九是Fiat,117萬輛;
第十是British
本期的封面文章是
卡特總統上台以來,積極推行去管制化努力,現在實現了民用航空業的去管制化之後,卡特總統又把目標對準了卡車運輸業。現在,卡車承運人們終於第一次遇到了要解除管制的威脅。除了來自政府的威脅之外,國會和州際商務委員會也在向卡車承運人們施壓,要求該行業合理定價。
卡特總統要解除管制的一個重要原因是,他希望解除管制有利於行業的合理定價,最終能夠有利於遏制通貨膨脹。
PS:1980年
本期的封面文章是
7年之前,RCA集團玩了美國公司史上最大的一次會計洗澡,該公司一次性勾銷了其電腦業務共計4.9億美元。在70年代中期的衰退中,RCA集團的電子業務也被剝離了。1973年,RCA集團的利潤為1.84億美元,而1975年則降到1.1億美元;其股價從1973年39美元下滑到10美元。
1976年,當時的副行政總裁Edgar
更重要的是,Griffiths給給公司的經營模式帶來了轉變,公司管理層的目標不再是實現驚人的技術成就,而是努力實現公司的利潤的持續增長。
本期的另一篇有趣的文章是
就在一兩年前,fortune還在撰文描述伊朗國王在積極推進國家的工業化和西方化,現在,一切都變了,伊朗發生了暴動和混亂,人們要推翻巴列維國王的統治。而居住在伊朗的美國人也受到了威脅並生活在危險之中。
在本文發出後的一個月後,伊朗政府被霍梅尼所領導的伊斯蘭革命推翻,巴列維攜家人逃亡海外。
Oct. 1970
本期的封面文章是《G.E.』s Costly Ventures into the Future》:
全世界最大、最多元化的工業企業集團近年來上交了一份暗淡的業績答卷。問題與先進技術相關,而這本是G.E.最為擅長的領域。公司在核能上的嘗試損失了將近2億美元,在爭奪計算機行業第二位而以失敗告終的過程中也代價昂貴。現在,G.E.已經削減了其在計算機領域的份額,並期望核能在明年首次盈利。另一項在先進技術方面的賭注——噴氣式飛機引擎——似乎前景無限。董事長
問題在於,當G.E.進入需要新技術、富有想像力的商業方法和長遠的展望的市場時,最高管理層並沒有燃起熱情。自相矛盾的是,這一以未來為導向的公司對50年代形成的管理準則有極大的依賴。更進一步,在公司的日常運營和管理層激勵計劃中,公司傾向於獎勵短期績效。G.E.信奉經理人輪換制,其理論依據是它為經理人提供了更廣泛的經驗,且有利於避免他們產生厭煩情緒。但實踐中,這一政策浪費了一些哈佛教授稱之為「世界上最偉大的非流動軍隊」的優勢。
Nov. 1970
本期的封面文章是《The Armed Forces' Reluctant Retrenchment》:
預算壓力,國會氣氛的變化,尼克松當局的策略性假設,三者的聯合作用使得軍隊不得不接受一場痛苦的開支削減。其產生的一個效應是,就業指導官員對於未來抱悲觀和不確定態度。今年9月,當五角大樓的首長們一致建議總統,避免捲入本可能成為開放性戰爭的約旦問題時,軍方的新氣氛就已經得到了戲劇化的體現。
白宮的戰略專家們現在希望美國的同盟們能承擔起各自的國防任務,以減少美國駐外的軍隊開支。這一策略的前提是,俄羅斯和中國不可能聯合起來攻打美國。因此,美國得以在削減傳統軍隊開支的同時,充實戰略性核武器的研發。
軍方的不如意還表現在顯著降低的延長服役期限率和不具有吸引力的軍官保留率上,即使是對於那些諸如西點軍校畢業生的精英團體也是如此。高級軍官對媒體的批評十分敏感——Fitzhugh將五角大樓描繪成「無組織的腫塊」。接下來的工作是,重新定義他們在可信的現代詞彙中的角色,並且在一個通過系統分析和對稀有的國家資源的競爭中捍衛它。
Dec. 1970
本期的封面文章是《「Ostpolitik」:TheEra of Negotiation in Europe》:
Ostpolitik:(西方國家的東方政策)
去年八月莫斯科條約簽署,時值柏林牆建成9週年,時任西德總理Willy Brandt在跨越冷戰的鴻溝上邁出了大膽的一步。文件的核心是,西德接受1945年被紅軍打敗後劃定的邊界,兩黨均放棄保有軍隊。條約還需要得到Bundestag(西德聯邦議會)的批准,直到柏林方面達成新的保證書協議後再予以實施。
通過接受歐洲的現狀,Brandt政府進而改變了它。波恩已經獲得了策略上的自由,它將憑藉此項自由與共產黨集團國家建立正常關係。外交上的紐帶將帶來迅速擴大的貿易和文化交流。當西歐最為強大的國家快速走向經濟統一之時,西德將獲得巨大的競爭優勢。但是Brandt的東方政策要獲得成功,就必須與它的同盟策略結合起來。一位西方外交家評論道,如果歐洲沒有美國的軍隊和其核武器的保護,東方政策將大敗。
P.S.看馬虎虎看煩了,翻了幾篇FORTUNE,貼上來。
今天下午快收市的時候打開電腦,發現李寧大幅度下跌,聯想起昨天的停牌,應該是重要公告的帶來的影響。所以閱讀了李寧今天披露的可換股證券公告
2013年1月25日李寧停牌前收市價6.21元
2013年1月25日發佈可換股證券(CB)公告,主要內容包含兩部分:
1、 每持有2股獲發1份CB,發本金額為3.5元,兌換股價為3.5元,將於2013年3月15日除權。
CB為零息;不可贖回、除非公司行使優先購買權贖回;沒有到期日,可收取公司派息或資本分派,沒有股東大會投票權。(該CB收益上具有的股票特性(除了不能流通),在求償權上與無擔保債券相同,同時沒有表決權。)
兌換後的股票:具有之前發行股票的同等權利。
可以說此次送CB和直接配股融資具有很大的相似性,拋開其他因素,我們可以將其看做「兩股配一股,配股價為3.5元」。
那麼換股價僅為3.5元是否為股價下跌的原因?
應該不是,這個換股價單獨來看沒有多大意義(假設中小投資者都有資金購買CB),對於大股東和中小投資者都是平等。(可以考慮極端的情形,比如送紅股,相當0元配股)
2、 與TPGGIC可換股債券兌換價重設為每股4.5港元,而2012年1月19日向TPG GIC發行可轉債的轉股價為7.74港元。這個應該才是最重要的部分。
(1)首先,修訂為每股4.5港元的計算依據是什麼呢?(公告中沒有說明)
我們可以這樣推測:
2013年1月25日停牌前收市價6.21元,而可換股的轉股價為3.5元,折讓43.6%
按照同樣的折讓程度,修正後的轉股價應該為:7.74*(3.5/6.21)=4.36,與4.5相差不大。
但是這樣的邏輯正確嗎? 我們換一種角度來看
(2)假設TPG GIC 在1月25日之前行駛轉股權,那麼其持股成本將為7.74港元,轉股後其持有的股票將獲得「兩股配一股,配股價為3.5元」的權利,其執行配股後,每股的成本為:(7.74*2+3.5)/3=6.32.
所以假設不考慮其他條款的變化,轉股價是否應該修訂為6.32港元而不是4.5港元?
(我們(1)中的邏輯其實忽略了兩股配一股的影響、相對折讓與絕對折讓金額的差異)
如果是這樣的話,那麼真正的受益方也就很清楚了。
(3)從公司制度層面上此次可換股證券涉及一般授權,2012年5月份李寧股東大會通過的授予本公司董事一般授權以發行不多於本決議案獲通過之日本公司已發行股本面值總額20%的股份,但該比例顯然不夠,公告中提議修改一般授權,具體情況還未披露。一旦進一步修改可能會帶來長遠的影響。國美06年董事會擴大股本的「一般授權」就是很經典的案例之一,可以作為借鑑。
以上僅為LHQ個人粗糙的想法,可能存在邏輯和事實上的推理錯誤,歡迎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