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ct. 1970
本期的封面文章是《G.E.』s Costly Ventures into the Future》：
全世界最大、最多元化的工業企業集團近年來上交了一份暗淡的業績答卷。問題與先進技術相關，而這本是G.E.最為擅長的領域。公司在核能上的嘗試損失了將近2億美元，在爭奪計算機行業第二位而以失敗告終的過程中也代價昂貴。現在，G.E.已經削減了其在計算機領域的份額，並期望核能在明年首次盈利。另一項在先進技術方面的賭注——噴氣式飛機引擎——似乎前景無限。董事長
問題在於，當G.E.進入需要新技術、富有想像力的商業方法和長遠的展望的市場時，最高管理層並沒有燃起熱情。自相矛盾的是，這一以未來為導向的公司對50年代形成的管理準則有極大的依賴。更進一步，在公司的日常運營和管理層激勵計劃中，公司傾向於獎勵短期績效。G.E.信奉經理人輪換制，其理論依據是它為經理人提供了更廣泛的經驗，且有利於避免他們產生厭煩情緒。但實踐中，這一政策浪費了一些哈佛教授稱之為「世界上最偉大的非流動軍隊」的優勢。
Nov. 1970
本期的封面文章是《The Armed Forces' Reluctant Retrenchment》：
預算壓力，國會氣氛的變化，尼克松當局的策略性假設，三者的聯合作用使得軍隊不得不接受一場痛苦的開支削減。其產生的一個效應是，就業指導官員對於未來抱悲觀和不確定態度。今年9月，當五角大樓的首長們一致建議總統，避免捲入本可能成為開放性戰爭的約旦問題時，軍方的新氣氛就已經得到了戲劇化的體現。
白宮的戰略專家們現在希望美國的同盟們能承擔起各自的國防任務，以減少美國駐外的軍隊開支。這一策略的前提是，俄羅斯和中國不可能聯合起來攻打美國。因此，美國得以在削減傳統軍隊開支的同時，充實戰略性核武器的研發。
軍方的不如意還表現在顯著降低的延長服役期限率和不具有吸引力的軍官保留率上，即使是對於那些諸如西點軍校畢業生的精英團體也是如此。高級軍官對媒體的批評十分敏感——Fitzhugh將五角大樓描繪成「無組織的腫塊」。接下來的工作是，重新定義他們在可信的現代詞彙中的角色，並且在一個通過系統分析和對稀有的國家資源的競爭中捍衛它。
Dec. 1970
本期的封面文章是《「Ostpolitik」：TheEra of Negotiation in Europe》：
Ostpolitik：（西方國家的東方政策）
去年八月莫斯科條約簽署，時值柏林牆建成9週年，時任西德總理Willy Brandt在跨越冷戰的鴻溝上邁出了大膽的一步。文件的核心是，西德接受1945年被紅軍打敗後劃定的邊界，兩黨均放棄保有軍隊。條約還需要得到Bundestag（西德聯邦議會）的批准，直到柏林方面達成新的保證書協議後再予以實施。
通過接受歐洲的現狀，Brandt政府進而改變了它。波恩已經獲得了策略上的自由，它將憑藉此項自由與共產黨集團國家建立正常關係。外交上的紐帶將帶來迅速擴大的貿易和文化交流。當西歐最為強大的國家快速走向經濟統一之時，西德將獲得巨大的競爭優勢。但是Brandt的東方政策要獲得成功，就必須與它的同盟策略結合起來。一位西方外交家評論道，如果歐洲沒有美國的軍隊和其核武器的保護，東方政策將大敗。
P.S.看馬虎虎看煩了，翻了幾篇FORTUNE，貼上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