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德國政府發言人塞伯特(Steffen Seibert)還在用“總理默克爾與朔伊布勒在希臘問題上彼此間相互信任”來搪塞媒體時,德國總理與財長在這一問題上的不合於全歐洲已不是秘密。
據德國《明鏡》周刊報道,德國政府內部人士透露, 現在默克爾和朔伊布勒的發言人每天都要在一起花大量時間想新說辭,來掩蓋他們老板之間的分歧。
究其根本,在希臘退歐的後果方面,默克爾和朔伊布勒看法相左:後者認為,歐洲的讓步已經夠多了,如果希臘不能拿出合理方案,退歐更符合整體歐洲利益。雖然德國財政部並不具有同希臘談判的直接授權,但朔伊布勒在德國議會中享有巨大的影響力,決定著希臘問題的走向。
左為德國財長朔伊布勒,右為德國總理默克爾
掌握默克爾命運的人
朔伊布勒堪稱德國政壇上的幕後元老:當他在1972年成為德國議會議員時,默克爾正準備高中畢業。1998年,在朔伊布勒任德國議會基民盟/基社盟議會黨團領導人時,默克爾是他的秘書長。朔伊布勒隨後陷入基民盟捐款醜聞辭職,而默克爾在2000年接替了他的位置。
在2009年被任命為財政部長後,朔伊布勒就清楚表示,他依舊聽命於自己。2010年當歐元危機發生時,朔伊布勒同默克爾之間產生了第一次不合。默克爾希望接受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對於希臘的救贖資金,但朔伊布勒認為歐洲的事情應該由歐洲自行解決。然而默克爾卻希望,在涉及救贖資金問題上,如爭取到一個有明確標準機構的幫助,將可以防止歐洲在此方面做出無窮盡的讓步。最終默克爾的意見占了上風。
當下,默克爾和朔伊布勒卻對調了在救贖問題上的立場。朔伊布勒認為,在希臘問題上,做出的讓步已經足夠了,德國議會對於默克爾的戰略也產生了倦怠和不耐煩之情。如果朔伊布勒公開反對默克爾,默克爾在議會中將難以爭取大多數人的支持,因而德國《明鏡》周刊認為,默克爾的命運實際上掌握在朔伊布勒手中。
在今年2月的德國議會對延長希臘援助進行投票中,超過100名德國議會成員強調,他們是最後一次投贊成票,並且僅僅是因為朔伊布勒的關系。如果朔伊布勒在希臘問題上公開同默克爾唱反調,那麽默克爾在德國議會中將不可避免的面臨艱難時刻。
默克爾和朔伊布勒都理解這種風險,但他們必須將分歧掩藏。不過,資深政客朔伊布勒也有裝不下去的時候。根據希臘電視臺MegaTV報道,當美國財長傑克·盧在七國會議期間對朔伊布勒提出要對希臘加強支持力度的要求時,被後者告知,“那你自己拿500億歐元拯救希臘。”
厭煩被希臘挾持
在研判希臘形式方面,總理府和財長辦公室之間不存在實際沖突。雙方都能準確地計算出希臘問題的嚴重程度。在2012年,希臘在養老金支付上花費占GDP比重超過17%, 這個數即便在歐洲也是不可持續的。盡管如此,希臘政府拒絕削減養老金。
無論是默克爾還是朔伊布勒,均不認為希臘目前的私有化進程會有任何進展,並擔心希臘政府不穩定的政策會嚇跑國際投資者。歐盟委員會已將希臘今年的年GDP增長率從2.5%調低至0.5%。
此前當希臘財長瓦魯法基斯拜訪朔伊布勒並再次表示,不能削減養老金,不能增加增值稅,以及希臘希望債務減免時,朔伊布勒一言不發。瓦魯法基斯要求對希臘進行新一輪援助,按照德國政府的計算,這筆新援助的代價在300億歐元左右。
其實,朔伊布勒壓根沒有同瓦魯法基斯對話的欲望。他最終表示,他本人或默克爾都沒有足夠的授權進行談判,只有在三駕馬車接受希臘方案之後,歐洲才能做出政治決定。
實際上,朔伊布勒不希望因需要維持歐元區而被他國要挾。當瓦魯法基斯在柏林發表演講並短促默克爾為希臘人民帶來“希望的講話”之時,在朔伊布勒聽起來,這很可疑的是在敦促德國快來付賬吧。
朔伊布勒的選擇
然而,默克爾和朔伊布勒在希臘退歐的後果方面存在重大意見分歧。
在是否將希臘留在歐元區還是任由希臘退歐這個問題上,默克爾選擇前者。雖然不是不計成本,但默克爾準備好了高額埋單的可能性,畢竟一旦希臘退歐,默克爾面對歐盟分裂者的惡名。沒有這種包袱的朔伊布勒不這麽想,他認為,除非希臘可以提出一個合理方案,否則希臘退歐是最符合歐洲利益的。
不過希臘政府目前貌似還沒有真正妥協的跡象。在希臘駐華使館發與《第一財經日報》的談判進展最新說明中,希臘政府仍認為,“那些呼籲結束低收入養老金領取者的社會團結救濟金或增加10%電力增值稅的建議,都不能作為討論的基礎。”
曾有歐洲官員對本報記者半戲謔表示,歐元危機令歐洲最強大的立法機關浮出水面:德國議會。任何救贖款項的批準,都需要得到德國議會的授權。
最近一次基民盟會議則可以顯示朔伊布勒在德國議會中的掌控力。通常這一類型會議以朔伊布勒對希臘問題談判簡要介紹作為開場白。然而在此次會議開始時,朔伊布勒告訴他的聽眾,他沒有什麽新鮮的事情可以介紹:“情況和兩周前一樣,沒有變化。”
場內的基民盟國會議員都笑了,但他們知道朔伊布勒想說什麽:他對於希臘人能找到一個合理解決方案這件事情,已經失去信心了;不過他也同時在暗示,默克爾的介入未能推動事件進展。
“財長必須接受一個事實,就是總理並不是總能同意他的意見。”2009年朔伊布勒自嘲,在過去6年中,朔伊布勒為顧全大局同總理府一再做出妥協,但在面臨如何才符合歐元區利益的此次最大考驗中,朔伊布勒的選擇將毋庸置疑的影響希臘是否仍能留在歐元區的情勢走向。
德國政壇上又一位巨星,隕落了。
東西德統一的幕後關鍵推手、“勃蘭特背後的男人”、一手設計了“東方政策”的德國社民黨元老埃貢·巴爾(Egon Bahr)於當地時間8月20日,因心肌梗塞與世長辭,終年93歲。
自1969年以來,巴爾對東西德統一以及德國同東歐的和解做出巨大貢獻。在93歲高齡的最後一段歲月里,他還在為和平做出持續努力:就在上個月他還訪問了莫斯科,同前蘇聯領導人戈爾巴一起公開呼籲德國和俄羅斯之間實現關系緩和。
“他一直都是老派的德國民族主義者。”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曾這樣評價巴爾,“在我看來,沒有比他擁有更好分析能力的政治家了。”
東方政策出臺
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東西德分裂,而柏林成為冷戰前線。但彼時的巴爾從未對於其國家可以恢複統一失去信心。
他認為,緩和或者甚至結束德國分裂的最好辦法是通過對共同利益的耐心談判,而不是依靠壓制型力量。他將此策略稱為“東方政策”(Ostpolitik),旨在與西德當時所有的共產主義鄰居實現關系正常化。
巴爾的政治仕途同西德總理勃蘭特(Brandt)緊密相連,在德國被稱為是“勃蘭特背後的男人”。勃蘭特成為西德總理後,他將巴爾任命為他的首席幕僚長,巴爾也成為了勃蘭特最信任的一員。
巴爾堅信,東西德統一的關鍵在於同蘇聯的和平談判,而這需要一步一步的實現,因而巴爾也提出了“以接近求變化”(Wandel durch Annäherung)的理念。
正逢勃蘭特時期,社民黨和自民黨組成的聯合政府希望打破此前西德在阿登納執政時期向西方“一邊倒”的外交政策,希望對以往僵硬的東方政策做大幅調整,通過同蘇聯和東歐國家簽訂一系列條約,進而擴大聯邦德國外交活動空間。
巴爾作為勃蘭特的首席談判專家,主持了一系列重要的條約簽署,在其中就包括德蘇1970年8月簽署的《互不侵犯條約》,同波蘭簽訂《華沙條約》以及美、蘇、英、法四國簽訂四大國柏林協定等等。
(1971黑海船上,前排是蘇聯黨主席勃列日涅夫指出向岸邊,旁邊是來訪的西德總理勃蘭特,後面看鏡頭的是巴爾)
巴爾也因此獲得了“東方政策的設計師”的美譽,並為東西德在1972年實現關系正常化打下夯實基礎。
在德國總理施密特(Helmut Schmidt)時期,巴爾正式入閣,作為聯邦經濟與合作部部長繼續發揮其政治力量,最終在上個世紀九十年代末期淡出德國政壇。
不過德國的保守派和民主派對於“東方政策”的評價依然呈現分裂狀態。即便在巴爾去世之後,德國社民黨黨魁加布里爾(Sigmar Gabriel)稱巴爾為“德國統一的設計師,一位致力於為和平而生的政治家”。
與此同時,德國總理默克爾,代表基民盟發表聲明,僅僅羅列了巴爾生前的政治頭銜,並稱“作為一個在他時代留下印記的政客,他一定會青史留名的”。
一個堅定的德國國家主義者
1945年,在第三帝國崩潰之後,巴爾成為了《柏林日報》的記者。在隨後的一系列新聞工作中,他的自由主義思想逐漸呈現,然而他又是一位強烈的民族主義者:“只要德國還分裂著,我們就不是一個國家。”在看到柏林墻的建立之後,他絕望地說道,“如果我們不幫助自己,那麽沒有人能幫我們。”
隨後的巴爾進入政界並成為西柏林市長勃蘭特的新聞發言人,新聞稿起草者和首席政治顧問。而巴爾的“以接近求變化”思想也開始影響勃蘭特。
不過。這一政策在最初受到彼時執政的基民盟的強烈批評,不過令人感到諷刺的是,也正是在上個世紀80年代科爾政府時期,基民盟終於接受了東方政策並最終達成了東方政策的目標。
在遭受批評的情況下,巴爾和勃蘭特還是進行了實用主義模式的小型實驗,第一步是通過協議,允許120萬西柏林人去探訪他們在東柏林的親戚。在大獲成功之後,巴爾開始尋求同蘇聯進行更大範圍的談判,而勃蘭特也在1969年成功競選成為西德總理。
在隨後的近20年歲月中,巴爾一直在為東西德統一進行各種基礎性談判,不過對於柏林墻的轟然倒塌,他還是有點意外。
在回憶錄中他承認,他從來沒想到柏林墻能在科爾(基民盟)的任內倒塌,並完成了兩德統一。
不過作為一位貫穿始終的民族主義者,巴爾所熱情希望的另一個願景卻落空了:統一的德國還是加入了北大西洋公約組織(NATO)。雖然巴爾反對中立主義,但是他對於德國在安全方面同美國產生千絲萬縷的聯系感到憂慮。
作為歐洲戰後老派政治精英和知識精英,巴爾始終希望歐洲可以形成一個自己的“泛歐洲安全體系,”然而他的這個願望,卻還遠遠不能實現,歐洲的黃金時代在上個世紀七十年代結束,政治強人紛紛雕落,而下一個歐洲的黃金時代,卻還不知何時才能到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