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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彥宏聊人工智能：創新最重要的是耐得住寂寞

據百度官方微信公眾號消息，在中國聯通合作夥伴大會上，李彥宏再次開聊人工智能。

他表示，人工智能代表下一代技術的發展方向，從創新角度來講，很多時候最需要的素質應該是能夠耐得住寂寞，在別人都不看好的情況下，是不是願意相信，是不是真的願意投入去做。如果有一天當所有的人都意識到該事物重要的時候，才開始進場去做，競爭會非常殘酷，而且絕大多數情況下，大多數競爭者都會失敗。

以下為對話的部分節選：

主持人：首先請問一下，如果由各位的企業組成一個生態圈，您把自己的企業比作生態圈中的什麽?

李彥宏：在我的想象中，我覺得聯通這些運營商像是高速公路的建設者，他們把四通八達的路建立起來，而百度這樣的互聯網公司更多的是像在這個路上跑的車。其實還有一個問題，就是車上到底運的是什麽東西，我覺得這個更有意思。答案可能是千差萬別的，可能有各種各樣的互聯網服務提供商。我認為互聯網+各式各樣的行業所構成的系統，是一個非常健康的生態系統，而且分工也是很合理的。

主持人：請問您感覺這一次和聯通合作會帶來哪些方面的益處?你們將進行什麽樣的合作?

李彥宏：說起互聯網公司大家比較容易想到BAT，就像昨天在合作簽約儀式上所講的，聯通其實是中國互聯網發展的幕後英雄，如果沒有他們長期的不懈努力，我們互聯網公司是沒有辦法享受這個人口紅利的。百度開始創業的時候，中國互聯網只有不到一千萬網民，今天有七億多網民，整個我們這一代的互聯網公司都受益於聯通、受益於運營商在基礎網絡設施建設上的貢獻，而且他們都是默默無聞地在幕後起作用，扶持我們這些互聯網公司。

就像曉初董事長剛才講的，這次合作是比較基礎的電信層次的合作，未來的合作中，我們會往增值服務、往更高層次來發展。聯通自身有很多優勢，不僅僅是大數據的優勢，線下門店的優勢，還有著對互聯網的深刻理解。百度在搜索方面比較有優勢，我們有很多的數據，比如地圖的數據等等，此外像糯米、外賣、酒店預訂等增值服務，這些服務都是可以起到很好的連接作用的。從用戶最初產生需求，到最後下單，怎樣才能夠讓用戶的體驗更加豐富?在這個方面，我們已經跟聯通做了很好的嘗試，目前看來，效果特別好。

其實讓我更加興奮的是對於未來合作的展望，我們可以利用人工智能技術，使得現有的運營效率得到提升，甚至達到深刻改變行業的程度。昨天我們也談到比如說像聯通10010的客戶服務，其實大多數的問題都相當簡短，而且答案也比較明確，我聽說一次電話的平均時間是80秒，其實除了問問題，回答也都是非常簡短的，類似於這種問題通過現在的語音識別、自然語言理解等人工智能技術，基本可以代替掉現在的所有人工，但是可能會出現失業的問題，這個我們得另想辦法來解決。但是這方面的技術一旦應用起來，不僅可以達到現在人的水平，甚至有可能超越。因為人的記憶都是有限的，能夠記住的東西沒有那麽多，比如現在百度有的圖像識別技術，可以識別出來三百多種不同品種的狗，正常人一般是無法辨別出三百種不同狗的，但用人工智能結合計算機固有的計算能力和記憶能力，致使在很多地方能夠超越人類水平。在這方面我們可以看到很多的合作空間，一旦打通語音識別、自然語言理解等這些技術和我們現有業務的邊界，可做的事情之多還是非常令人期待和興奮的。

主持人：我們知道百度在互聯網企業當中，是技術基因非常明顯的，在研發人工智能方面取得了很好的成績，在技術創新方面您有哪些心得和體會跟我們大家分享一下。

李彥宏：其實百度從成立第一天起，我們就非常重視技術，因為一直堅持這個方向，所以趕上了中國互聯網一個好的時機，最後做成一個比較受歡迎的搜索。大約從五六年前開始，我們認識到人工智能代表下一代技術的發展方向，所以開始比較大地投入。其實從創新角度來講，很多時候最需要的素質應該是能夠耐得住寂寞，在別人都不看好的情況下，你是不是願意相信這個事情，是不是真的願意投入做這個事情。做的過程當中肯定也會遇到各種各樣的困難和問題，但怎麽樣能夠堅持下來?要能夠克服這些困難。如果有一天當所有的人都意識到這個東西重要的時候，你也開始進場去做，那這個競爭會非常殘酷，而且絕大多數情況下，大多數競爭者都會失敗。

所以我覺得從創新的角度來講我自己的這種體會，就是你怎麽能夠在別人不看好的情況下認識到這個東西重要，而且確定它真的是你自己想要做的事兒，而不是看到大家都覺得這個事兒重要你就去做。這樣的話，通常可以有幾年的時間，能夠比別人更早地去做準備，某種意義上講，我覺得是一種搶跑，像互聯網行業這種發展速度，能夠搶跑兩三年就已經很厲害了。但如果我們能夠搶跑五六年的話，其實在應對新的市場變化時可能就會更好一些。

主持人：請問您對未來行業方面的展望是怎樣的?

李彥宏：我首先還是非常看好聯通在未來的發展。人們對於帶寬的需求我覺得是幾乎沒有止境的，過去之所以覺得已經夠快夠好了，是因為我們還沒有看到各種各樣新的應用。比如像搜索的話，現在大多數人在用文字形式輸入進行搜索，以後可能越來越多的人會用語音的形式進行搜索，會用圖像、拍一張照片去搜索，這樣對帶寬的需求就會越來越大、越來越強烈。這還只是我們目前看到的互聯網層面的東西，其實剛才曉初總也提到物聯網，我覺得物聯網未來也是一個巨大的增長空間，中國的網民人數已經達到50%的滲透率，甚至還更高一點，可能人口紅利沒有了，將來再發展上網的設備就不是人來用，而是物來用，這一塊我們覺得未來幾年會有比較大的發展。

其實物聯網這個概念，在六、七年前就火了一陣子，甚至寫入了政府工作報告。但是那個時候為什麽沒有普及開來呢？我覺得也是跟人工智能技術當時沒有發展起來有關系。物聯網不是說每一個終端都可以上網、簡單的一種連接就能夠產生價值，它需要這些上網的終端設備能夠把有價值的數據，持續不斷地回傳到雲端，雲端通過人工智能技術、通過大數據的分析，找到這里面的規律，然後再對終端產生相應影響，這樣的話物聯網的價值才能體現出來。而這幾年，隨著計算能力越來越強，計算成本越來越低，真正把這些數據變成有價值的信息的能力，現在出現了。

比如說一個典型的場景是無人車。過去大家想到的是互聯網汽車，怎麽樣在車里面能夠聽音樂、或者打開地圖找到我想要找的位置，但未來這種無人車高度依賴高精度地圖。高精度地圖是什麽概念？精度要到厘米級，三厘米左右的精度，這需要大量數據的傳輸，它和雲端的配合就變得非常非常關鍵，未來對於帶寬的需求、對於各種各樣數據的分析能力的需求我覺得會非常的強烈。這還只是車這一個場景，幾乎我們能想到的場景，無論是智能音箱、像Amazon Echo，還是未來的電視、冰箱，甚至是一個燈泡、一把椅子，它們都能夠通過物聯網的形式跟雲端進行連接，都能夠通過對大數據的分析產生越來越智能的應用。所以這是我們非常期待的，我也覺得這無論是給聯通，還是給百度、騰訊、高通也好，這是給我們這些公司展現出來的非常大的發展機會。

農業部：保護農民承包權是“三權分置”重要核心問題

農業部部長韓長賦在今日的發布會上回答一財記者問時表示，農戶的承包權屬於用益物權。農戶流轉土地給經營主體，把經營權轉讓出去，現在實行合同管理，就是承包農戶和流入土地的新經營主體要簽訂合同，這可以從法律和政策上，使承包農戶的權益得到保障，任何個人和組織不得強迫或者限制他們流轉土地。農民有真實意願，可以依法有償退出承包地。

他強調保護農民的土地承包權是“三權分置”的重要核心問題。

3日，國新辦召開新聞發布會，韓長賦介紹《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關於完善農村土地所有權承包權經營權分置辦法的意見》有關情況並答記者問，這一意見已於10月30日正式對外公布。

第一財經日報記者:兩個問題，在《物權法》中承包經營權是用益物權，但如今中央提出“三權分置”，從承包經營權中分離出的經營權是屬於物權還是債權?在之後的抵押擔保中，如果出現困難和糾紛又該如何協調?現在中央出了新的政策，與之相關的法律，比如土地承包法、土地管理法是否加快修改進程?第二，本次《意見》中，強調了承包權的保護，但是之前中央提到過農戶是可以依法自願有償退出土地承包權，學界有擔憂，如果過度強化土地承包權的話，可能會適得其反，即農民不願意退出土地，農業始終無法實現規模化經營。你怎麽看待這種說法?

韓長賦：農戶的承包權屬於用益物權。農戶流轉土地給經營主體，把經營權轉讓出去，現在實行合同管理，就是承包農戶和流入土地的新經營主體要簽訂合同。簽訂合同要按照農村土地承包法的規定來規範運行，農民集體以及政府的農業經營管理部門可以加以指導。這個制度安排可以從法律和政策上，使多方的權益得到保障，特別是承包農戶的權益，任何個人和組織不得強迫或者限制他們流轉土地，但是你要按規定備案。

你講的第二個問題，現在一部分農民進城了，是否可以依法退出他的承包地。文件和政策當中，如果他確實有真實意願，可以依法有償退出。現在全國的一部分縣搞試點，試點涉及的農戶也不多。我想和大家說明的是，在農民退出承包地的問題上，現在只有少部分農民有這個意願。進城農民退出承包地，要有足夠長的歷史過程，我們要有足夠的歷史耐心。為什麽？我們農村人口多，農民舉家進城是少數，多數是年輕人在城市打工，父母、孩子在農村生活。特別是當前經濟下行壓力大的情況，城市的就業也不那麽寬松。農民進城就業，他沒有足夠穩定的時候，還要保留他的承包地，使得他進退有據，所以探索也應當是審慎的。

我想再強調一點，“三權分置”很重要的一個核心問題是要保護農民的土地承包權。為此，中央十八大以後進行部署，在農村全面開展農民土地承包經營權的確權登記頒證。目前，已經有2545個縣（市、區）、2.9萬個鄉鎮、49.2個村開展，已經完成確權面積7.5億畝，接近家庭承包耕地面積的60%。為什麽開展這項工作，就是“確實權、頒鐵證”，讓農民放心，這個土地承包權是你的，而且是長久不變的，不會因為你出去打工了，這個權利就沒有了，使他放心的轉移就業，同時使他放心的流轉。還有一個好處，確權頒證後，承包農戶和流入土地的新經營主體心里都有底，流轉時間可以長一點、穩定一點，也便於新主體拿到土地生產經營的長遠預期，這也是當前的一項重大政策，一項重要的工作。所以它和“三權分置” 是配套的，都屬於農村土地制度改革的重要內容。

習近平總書記特別指出，農民家庭承包的土地可以由農民家庭經營，也可以通過流轉經營權由其他主體經營，但是無論土地承包經營權如何流轉，土地承包權都屬於農戶家庭。這個基本原則，我們搞“三權分置”和土地流轉過程中還要繼續堅持。

三個國資“過來人”談改革：政企分開仍是重要任務

在11月4日～5日深圳舉行的大梅沙論壇上，李榮融、陳清泰、周放生這三個原國資系統官員聚首話改革，政企分開是他們談論的最多話題。

李榮融稱政企分開仍是國企改革首要任務

國務院國資委原主任李榮融在大梅沙論壇上回顧了國企改革的歷史。

他回憶，1984年10月，十二屆三中全會召開，這是最早有系統的安排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會議，並提出國有企業改革是經濟體制改革的中心環節。隨後，出現了一系列的政策，包括放權、讓利等。1993年，更是明確了國有企業改革的方向就是建立現代企業制度。

現代企業制度的核心是產權清晰、權責明確、政企分開、管理科學。李榮融在現場表示：“現在我要說的是，應該要把政企分開放在第一位，政企不分絕對搞不好(國企)。審批的人不負責任，從項目建議書到開工報告一共8年，8年批一個項目，你說哪個企業的項目還能賺錢?”

李榮融

從《企業法》回到《公司法》

那麽，新時期如何加快政企分開?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原黨組書記、副主任陳清泰在大梅沙論壇上說，要讓國企的所有權與經營權分開，進一步轉變政府職能，從管企業向管資本轉變。

陳清泰介紹，傳統國有資產的實現形式就是實物形態的國有企業，1987年國家出臺了《全民所有制工業企業法》(下稱“企業法”)，以此來規範國有企業。1993年頒布了《公司法》，它為國有資產的資本化向公司制轉型創造了條件。

至此，國有資產實際上出現了兩種實現形式，一種就是實物形態的企業，另外是一種價值形態的資本。相對應的是，政府有兩種管理方式，一種是管企業，另一種就是管資本。

陳清泰

陳清泰進一步介紹，《企業法》產生於計劃商品經濟的時期。按照《企業法》的規定，企業所運作的是國家授予其經營的國有資產，本質上企業沒有自身的資產，首要的任務是完成國家的指令型計劃，政府在企業之外管企業的人和事，對企業進行監督，因此政企不分，所有權經營不分。

而《公司法》是適應市場經濟的企業制度，包括3個要點：一是公司擁有法人財產權，是獨立的法人實體;二是實行有限責任制度;三是治理結構是由法律規範的，公司的獨立地位是法律保障的，公司的權利是與生俱來的，不是政府下放的。

“長期困擾我國國企的政資分開、政企分開、所有權經營權分離等，在《公司法》的範疇都是不存在的，” 陳清泰說：“目前頂層的國有企業（母公司）仍然按照《企業法》進行調解，但是隨著經濟體制轉型，政府管企業的體制受到了越來越嚴峻的挑戰。”

陳清泰說：“為了增強國有企業的活力，政府不知下發了多少文件，出臺了多少政策，一方面想盡一切辦法向企業放權，另一方面想盡一切辦法強化對企業的監管。為了改變政企不分，政府也曾試圖在《企業法》管企業的體制框架內找到一種管而不死、放而不亂的度，但是多次的嘗試並不成功。”

在陳清泰看來，政企不分、所有權經營權不分等體制性問題幾十年得不到解決，是因為政策性調整不能替代體制性改革。

陳清泰說：“《企業法》規定的就是政府管企業，就是政企不分。《公司法》的主張則是公司的獨立地位由自我治理來實現。政府要擺脫管企業的糾結，就要落實以管資本為主，加快頂層國有企業的整體改制，從《企業法》變回到《公司法》。”

陳清泰認為，向管資本為主轉型不是立即可以實現的，需要創造必要的條件。“比如資本作為管理對象在哪里?需要從頂層國有企業轉制而來，將頂層國有企業進行公司化改制，使國家投入公司的凈資產轉化為資本，即股權。”

分開後可以鼓勵國企用好激勵

那麽，若是自我治理的話，國有企業要如何擺脫目前經營困難的局面?

中國企業改革與發展研究會副會長周放生在大梅沙論壇上表示，這兩年自己一直在企業跑，尤其是東三省，跑了很多企業，發現現在的普遍做法是做減法，即降工資、減員、下崗，但是這些措施不僅未解決問題，甚至出現惡性循環，企業越來越困難。

他建議，做加法，搞對激勵，改革脫困，調動人的積極性，讓員工好好幹活。

如何激勵?他以民營企業為例，目前有2萬多家民營企業通過利潤共享，使廣大民營企業的員工好好幹活，與老板“同創共享”企業的價值、利潤，成為企業的主人。

周放生

那麽，國企可不可以實現利潤共享?

周放生表示，國務院國資委2008年發了一個139號文《關於規範國有企業職工持股投資的意見》。文件中明確規定，符合條件的，也可獲得企業利潤獎勵。“這個文件是(李)榮融主任在時簽發的，我認為仍然是有效的文件，是很好的文件。利潤獎勵就是利潤共享，完全符合中央提出的共享的理念。研究國企利潤共享有法可依。”

周放生認為，利潤共享在競爭性行業的國企易於操作，沒有門檻，不涉及改制，不涉及產權、不涉及國有資產流失，不涉及員工下崗，不涉及比較複雜、比較嚴格規範操作的事情。

”尤其是在虧損企業，可能更易於操作，已經這樣了，你還不改革什麽時候能解決問題?我認為只要能解決問題就應該允許試、鼓勵試”，周放生說。

專訪美國前副國務卿：希拉里了解中美合作重要性

30多年前，作為美國貿易副代表的羅伯特•霍馬茨(Robert Hormats)受時任阿肯色州州長比爾•克林頓的邀請訪問小石城，並就國際貿易及阿肯色州如何從中獲益的話題發表演講。那是他與希拉里的第一次碰面。

此後，霍馬茨“棄政從商”投入高盛。至2009年離職前，他已被提升至高盛集團副主席。2009年~2013年期間，希拉里擔任美國國務卿，霍馬茨作為其副手，是負責經濟增長、能源和環境事務的副國務卿。

在接受第一財經專訪時，霍馬茨表示，希拉里與特朗普之間的選擇幾乎是毫無懸念的。回憶起與前任老板希拉里共事的情景時，他表示：“她行事井井有條、深思熟慮。她懂得傾聽別人的聲音、理解他人的處境，並在此基礎上找尋解決問題的實際辦法。”

相比之下，霍馬茨認為特朗普所謂“成功”的商業經驗不過局限於房地產領域。“他從未領導過像通用電氣、GE這樣的跨國企業，而且房地產領域根本無法全面反映美國經濟 。”霍馬茨說。

霍馬茨認為，在這場分裂的選舉之後，重新團結美國將是異常艱難的工程。敗選的一方勢必感到憤怒和沮喪，這種情緒將破壞跨黨派的合作環境。而美國目前面臨的移民、經濟、貿易和外交政策等方方面面的議題，都需要凝聚全國的力量。

1969年~1977年，作為亨利•基辛格的高級經濟顧問，霍馬茨曾協助尼克松總統開啟了與新中國的破冰外交。霍馬茨認為，從目前特朗普的競選團隊和幕僚來看，很難就其對華政策做出預判。但鑒於特朗普在競選過程中的強硬措辭，若他入主白宮，將為中美關系的本質帶來重大改變。

第一財經：在希拉里擔任國務卿的四年時間里，你作為副國務卿，與她共事時是怎樣的情景?

霍馬茨：她行事井井有條且深思熟慮。開會時準備充分。她也懂得傾聽別人的聲音、理解他人的處境，並在此基礎上找尋解決問題的實際方法。

第一財經：這屆總統大選中有非常多針對希拉里人品的攻擊。基於你與希拉里共事的經歷，你如何評價她的誠信問題?

霍馬茨：我曾與她密切共事，她為人誠實、有原則。我非常有信心她將成為一名傑出的總統。

第一財經：你認為這次大選是否會對中美關系產生影響?

霍馬茨：對未來的美國總統而言，重要的是他(她)是否了解與中國合作的重要性。雖然，希拉里在擔任國務卿時曾有過一些強硬的言論並不討中國歡心。但她明白中國在當今世界的重要地位，並了解中美合作的必要性。我認為，如果希拉里當選，她會非常希望與習近平保持友好的關系，開展坦誠對話。她不是那種“為批判而批判”的人。我曾多次陪同希拉里訪問中國。對於中國在經濟上取得的成功表示尊重，並對中國的領導人、中國歷史和文化都非常了解。

而特朗普幾乎完全沒有和中國打交道的背景經驗。

第一財經：如果特朗普入主白宮，他會為中美關系帶來哪些改變?

霍馬茨：我想是會有不同的，中美關系的本質可能會發生重大改變。特朗普認為通過強硬的態度和措辭，例如威脅向中國商品征收45%的關稅和以人民幣匯率等問題相要挾，就可以讓中國按照他的思路行事。我認為，這是一種對中美相處之道的誤讀。

兩國之間有諸多需要討論的議題，其中當然存在分歧。但重要的是，兩方都願意通過建設性的合作來解決分歧。談判的過程有時很順利，有時會遇到阻礙。但自1970年代初以來，中美高層之間持續的、負責任的對話，其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

第一財經：你認為兩國在哪方面最需要盡快合作?

霍馬茨：在新總統產生後，如果要我列舉兩國間對話議題的清單，朝鮮問題應當居於首位。

不可知比可知更重要 一只花蛤

2016-11-07   姚斌   pubanyaobin

一部證券投資的歷程就是一部歷史。如果一個人缺乏充分的歷史感，那麽就可能不懂得去反思以往的種種。納西姆·塔勒布在他的那本《隨機致富的傻瓜》中說，和許多硬科學不同，歷史沒辦法做實驗，但整體而言，中長期歷史有能力展現大部分可能的情景，而把壞蛋葬起來。

一個普通的投資者有可能完全靠隨機現象而在金融市場中掙了錢，如同一只動物有可能因為樣本路徑很幸運的生存下來一樣。死守某些觀念對任何人可能都不好。如果沒有事先規劃發生虧損時的對應措施，可能根本就不知道有那種可能性。

證券市場不同於生活中其他方面的一個重要地方：一是知道不要做什麽，而不是知道要做什麽，知道不要做什麽比知道要做什麽遠遠來得重要；二是需要避免哪些圈套和陷阱，正如查理·芒格所說的，如果你知道你將死在那里，你就不會到那個地方去。

■可知與不可知

不可知論者認為，人的認識能力不能超出感覺經驗或現象的範圍，不能認識事物的本質及發展規律。這種觀點在哲學上被歸類至“唯心主義認識論”，但在價值投資領域中卻很適用。

大多數投資者都會過高地估計自己的專業能力。如果你去調查他們，大多數人會認為自己會“高於平均水平”，而實際上他們可能只獲得相當於上證指數漲幅回報的1/4，甚至可能還不到。實驗表明，他們往往認為靠自身的能力能夠影響隨機事件。有人觀察到，賭博者在骰子擲出前會下更大的賭註，但在骰子數字未呈現時，其願意下註的數額就要低一些。這就是所謂的“控制錯覺”，這也導致了投資者通常會高估自己在股市上創富的能力。

許多股市專家人士通常會表現出什麽都知道的樣子，因此許多人喜歡聽從市場上唾手可得的“可靠消息”，而那樣專家人士會推薦購買某些股票。實際上，這些分析師的預知能力都會被嚴重高估，他們預測的東西根本靠不住。他們所做的推薦往往關註的是短線交易，因為他們的客戶大多只關註這類交易。

分析師所推薦的股票往往是最強勁的股票，其漲幅可能已經是20%或30%，甚至100%。投資者可能因此會賺錢，但也可能虧錢，更多的是虧錢，所以這不是可持續的長期投資策略。實際上，投資那些沒有引起分析師關註的股票或許是更好的選擇。有人做過實證，在2006年，50只受關註最少的標普500指數股票取得了24.6%的漲幅，整個標普指數在同一個期間的漲幅13.6%，而那些分析師推薦的股票平均漲幅不及標普500指數。

與多數人相反，價值投資者大多都是“不可知”，他們的投資既不基於對宏觀未來的預測，也不基於對市場短期的預測。因為這樣的預測並非關鍵所在。因為他們清楚世界非常難以預測，預測是不可靠的。所以他們是“不可知派”。但是他們知道世界上正在發生什麽，也知道這些事件將導致什麽結果。雖然不知道未來會怎樣，但知道現在處於什麽位置。他們在逆向思維上極其出色：當公眾都喜歡投資時，他們不去投資；當公眾都不喜歡投資時，他們就會認為這是一個絕好的買進信號。

■有限的能力圈

個人的能力圈是極其有限的，然而許多人會表現得像無限一樣。我不是有效市場假說的信奉者，但是在我看來，在短線交易上，個人投資者不大可能會勝過專業投資者。舉例說，有些人很喜歡買進著名而“偉大”公司的股票，他們會認為這樣的公司有聲望，而且業績指標優異，然而這種做法並不可取。因為所有的投資者不可能不知道這些公司的業績，這意味著積極的預測已經體現在當前的股價中，這會讓你不大可能跑贏市場，獲得超額回報。實際上，你應該關註的是當前的股價是否與公司的價值相符，或者股價是否過高或過低。當前的股價因為負面的市場情緒而沒有體現出真實的價值，這才是我們所要關註的。

有些人十分羨慕機構投資者，認為他們無所不能，能夠掌控局面，而實際上並不如此。比如主動管理型基金，但是大量研究證明，大多數主動管理型基金的總體表現要遜色於整體市場。2008年至2009年，美國500家規模最大公司股票的標普500指數在很短的時間內下跌了51%。這應該是主動管理型基金證明自己在困難時期表現更勝一籌的大好時機，就算只平均損失30%到40%也是勝利。然而事實上在這段時期，多達89.9%的主動管理型基金表現不如參考指數。繼續上溯至2000年至2002年，那時美國股市遭遇了自1941年以來表現最差的三年，在所有主動管理型基金中，表現不及參考指數的基金超過半數，甚至超過3/4。

2009年，晨星評級機構發布了一項研究報告，他們調查了4300名基金經理，發現有2216人沒有向自己管理的基金投入一分錢。投資額在1美元到1萬美元的有159名；投資額在10001美元到5萬美元的有393名；投資額超過50萬美元的只有610名，僅占15%。總體上看，對於這些年薪數百萬美元的基金經理來說，這點錢微不足道。這至少可以說明他們對自己管理的基金信心不足，但是他們鼓動投資者購買這些基金的力量卻很強大。

一項研究分析了某一年排名前25%的基金在其後的發展情況，發現只有1.85%的基金在隨後三年里一如既往地排名在25%之前，但是沒有一只基金在五年內保持在排名前25%。表現最差的基金卻顯示了某種連續性，這主要是由於它們的高成本徹底摧毀了它們的表現。這說明投資絕對不是一項簡單的事情。

2013年，沃倫·巴菲特在致股東信中指出，非職業人士的目標不應該是挑選贏家，而是應該去持有一批具有代表性的企業，它們在總體上必定會有良好的表現，一只低成本的標普500指數基金會實現這樣的目標。

■效仿奧德修斯

最好的投資是在股市跌至低谷時，但是沒有多少人會做到這一點，其中的原因是我們只能在事後看出低點，畢竟誰也不知道股價是否還會繼續下跌。並且，在萎靡不振的市場進行投資，會面臨著極為殘酷的心理鬥爭。

最差的投資是在股市最高點時。1929年買進標普指數的投資者到1932年6月時不僅損失了80%的資產，而且還要等到1958年底才看到指數重回1929年的水平。1966年投資的人到1974年時損失了56%，而且要等到1992年5月才看到指數重回1966年的水平。1980年代投資日本股市的人，至今尚未回到當時的最高點4萬點，現在是17200多點。以高昂的代價買進股票不可能是最好的投資。

大多數的投資者往往在股價處於最高位時買進股票或基金。因此他們所獲得的回報非常低。從1991年到2004年，美國市場的平均投資回報率為每年12.2%。在這段時間里，7125只基金的回報率僅7.7%，而投資者獲得的平均回報率就更低了，只有6.1%。格雷厄姆曾經警示我們，牛市會導致虧損。過去我對這句話非常疑惑。然而2015年上半年的牛市果然讓我大開眼界，並且直接驗證了格雷厄姆的論斷。

塞壬（Siren）是古希臘神話中人首鳥身的海妖，能夠飛翔在大海上，擁有天籟般的歌喉，常用歌聲誘惑過路的航海者而使航船觸礁沈沒。特洛伊英雄奧德修斯率領船隊經過墨西拿海峽時事先得知塞壬那令凡人無法抗拒的致命歌聲。於是命令水手用蠟封住耳朵，並將自己用繩索綁在船只的桅桿上，因為他聽塞壬的歌聲究竟如何。當他聽到塞壬的歌聲時，就越想掙脫繩索靠近塞壬，然而他的水手就將他綁得越緊。最終方才安然渡過墨西拿海峽。

對於投資者而言，最危險的莫過於最樂觀的時候，這時必須強制自己不投資或少投資；同樣的最危險的莫過於最恐慌的時候，這時必須強制自己不要將股票賣出。你必須像古希臘的英雄奧德修斯一樣，將自己緊緊綁在桅桿之上，如此才有可能讓自己的財富不斷增長而不至於沈船覆沒。

（歡迎關註一只花蛤的微信公眾號：pubanyaobin，本人第一本書《在蒼茫中傳燈》由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字數35萬字，目前正在排版付印中。）

又一重要關口失守：在岸人民幣兌美元跌破6.84

在岸人民幣兌美元16:30收盤報6.8409元，較上一交易日官方收盤價跌254點，跌破6.8400關口，創逾七年新低。

離岸人民幣兌美元跌至6.8508元，創歷史新低，日內跌逾280點。

國聯證券研告認為，人民幣未來對美元貶值壓力增大主要是因為美國經濟步入複蘇的道路以及逆全球化趨勢盛行帶來的出口低迷，特朗普上臺正好代表及迎合了這個趨勢。按照測算，如果央行默許人民幣匯率指數一年貶值3%，人民幣兌美元的貶值有可能破7。

瑞銀集團中國首席經濟學家汪濤也表示，未來人民幣貶值壓力可能會更大;今年年底人民幣兌美元匯率為6.8左右，明年底為7.2左右。如果美元走弱，美國不對中國產品提高關稅，則明年年底人民幣兌美元匯率可能強於預期;但如果美國對中國產品實行單邊關稅措施，美元顯著升值，則2017年底人民幣兌美元匯率貶值幅度可能超過7.2。

匯豐證券分析師則認為，人民幣在近期內會相對有抗跌力，因市場對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而做出避險反應。然而，一旦特朗普計劃就中國進口貨物收取45%關稅，上述的情況則只會是短暫的。但影響人民幣匯率更重要的因素，一直取決於中國自身;市場預期及中國央行對匯率走勢的容忍度，都是影響人民幣匯率走勢的重要因素。

“TPP已死”，特朗普改口稱中國偉大重要

美國大選雖然已落幕近一周，但民眾陷入了罕見而痛苦的“路線之爭”。

那些貼在新當選美國總統特朗普身上的火爆 “標簽”，依然帶來了包括舊金山、波特蘭、西雅圖等在內的美國多地大遊行，周一一早，中國駐舊金山總領館教育組開始向留學生等群體發出安全提示。

一個問題不可回避，特朗普曾經發表的那些打破“政治正確”的言論，到底幾分可信，進而從美國國內輻射到萬里之外的中國?

這一周，馬里蘭州知名中學任教中文課的克萊拉·馬(Clara Ma)已經開始感受到焦灼氣氛的逼近。課堂上，一個白人小男孩，帶著青春期叛逆的飛揚神采跟她講，“特朗普當選了，以後不跟中國來往了，我們學中文幹嘛，以後學好英文就行了。”

“現在美國成千上萬教中文的老師都快沒工作了。”她半開玩笑又略顯憂慮地對《第一財經日報》記者說。

中國美國商會主席吉莫曼已經歷數十年中美經貿關系的起伏。他告訴本報記者，當選總統和團隊很快就會意識到，由於中美兩國經濟越來越互相依存，和中國合作是非常重要的。“選舉觀點並不是政府政策。如果他真的照著那些針對中國的言論去做，什麽也做不成。”

國家主席習近平11月14日同美國當選總統特朗普通電話。習近平祝賀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特朗普表示感謝，並稱中國是偉大和重要的國家，中國發展的良好前景令世人矚目。美中兩國可以實現互利共贏。

特朗普未來政策存變數

大選結束，希拉里支持者錯愕哭泣的表情，傳遍了世界。

在美國聯邦政府旗下機構工作的項目官員吉娜•林是一位短發幹練的亞裔姑娘。在聽到大選結果後，困惑到難以置信。“說真的，我現在說自己是個美國人，都感覺有點丟臉。”

而已經退休的白人邦妮，則是希拉里的堅定支持者。在大選後，她響應網友的號召，安靜地把自己的頭像換成了希拉里的助選照片。她曾在大選前對《第一財經日報》記者說，如果特朗普當選，自己可能會離開美國。

而那些支持特朗普的沈默的大多數，很多出於壓力，依然繼續選擇沈默。

一位華裔特朗普鐵桿粉這樣對本報記者描述，自家孩子9歲，也不敢和同學討論大選這個話題。“因為(孩子)班里沒有一個是傾向特朗普的，說出來會尷尬。”

讓克萊拉•馬心酸的是，學校兩個穆斯林學生和老師已經不敢戴頭巾來上學了。“這都是在家里老人的叮囑下這麽做的。”

大選前，耶魯大學管理學院經濟學教授彼得·斯考特曾依據民調認為特朗普必輸，現在也開始變得謹慎。他對《第一財經日報》記者說，可能需要等待一些時日看看走向，以確定最終對全球經濟的影響。

斯坦福大學國際發展研究中心中國項目部主任尼克·霍普(Nicholas Hope AM)對《第一財經日報》記者說，如果特朗普真的執行那些選舉中宣稱的貿易、環境、醫療和移民政策，那對所有人都將可能是一場災難。

對於很多業內人士而言，直到大選結束，才意識到，需要回頭認真對待特朗普曾經公布的“百日新政”。幡然醒悟的人群，既包括了全球各國的政策專家，也包括了美國本土的工作人員。

喬治梅森大學政府學院教授馬克·羅澤爾(Mark Rozell)便是接受本報記者采訪的眾多人士之一。大選後，他第一時間告訴《第一財經日報》記者，特朗普的未來政策存在很大變數，因為他從未有過連續的政策主張。

他舉例稱，特朗普曾經是支持克林頓並對墮胎持有肯定意見的民主黨人，現在卻改變了主張。又比如，如果要在美國和墨西哥之間修“長城”，不僅耗資巨大也會很難實現。“我懷疑國會是否會批準。”

美國邊境巡邏隊員在西南部聖叠戈附近的美國與墨西哥邊境地區值勤。（資料圖）

果然，特朗普當地時間13日在CBS“60分鐘”節目上闡述了其移民政策。當談及美墨邊境高墻時，他改口稱，在部分區域，高墻可用柵欄代替。

TPP與BIT前途堪憂，企業喜憂參半

然而，在羅澤爾看來，跨太平洋夥伴關系協定(TPP)可能是特朗普唯一的前後統一政策領域。“TPP已經死了。” 他說。

此後的11月11日，美國白宮也正式宣布放棄在奧巴馬剩余任期尋求國會批準此協定。

與此同時，中美一直在談的雙邊投資協定(BIT)也同樣陷入尷尬的處境。

根據中國商務部公布的消息，10月31日到11月6日，第31輪談判在華盛頓舉行，雙方繼續就文本和負面清單進行深入磋商。

選舉過後，聯合國貿發組織投資和企業司司長詹曉寧對《第一財經日報》記者表示，“難!年底前達成協議，需要雙方更強的政治意願。即便達成，國會通過更難，將曠日持久，變數很大。”

但對於已經深植全球價值鏈的中國外貿企業來說，這兩個消息則喜憂參半。

它們在過去幾年，已經歷制造業外流的壓力考驗。在應對2008年的金融危機過程中，美國政府一直倡導“制造業回歸”。奧巴馬在其競選綱領中提出，通過制造業回歸創造100萬個就業崗位。2009年至今，奧巴馬政府先後推出了“購買美國貨”法案、制造業促進法案，以及稅收優惠政策等多項措施，來提振美國制造業。

去年，山東泉林紙業在美國的生產基地奠基

創維集團旗下的創維空調總裁肖友元一直密切關註國際市場。對他來說，美國大選帶來的這些消息，喜憂參半。喜的是，如果TPP被終止，對國內企業有好處;但同時，特朗普有貿易保護主義傾向，部分行業會受到影響。“比如輪胎、銅管這些美國也會制造的行業，中國企業可能會遭遇貿易保護主義大棒。”

他對記者表示，由於全球主要空調制造企業都在中國，美國企業制造業競爭力不太強，所以對中國影響不是很大;但是冰箱、洗衣機這類產品，惠普和通用電氣(GE)在美國本土都有工廠，與中日韓的企業有競爭關系。

最近兩個月，美國對三星、LG的洗衣機進行了反傾銷和反補貼調查，未來中國企業可能也會面對這些情況。

在他的觀察中，東南亞國家是在美國的極力邀請下才加入TPP的，因為世界貿易組織(WTO)本已可滿足這些國家的貿易便利需求。為了吸引前者參與，在TPP框架內，美國給予東南亞地區參加TPP的國家比WTO更優惠的進入美國市場的條件。

“在目前的情況下，即便TPP流產，對這些東南亞企業其實區別不大。”肖友元說。

在制造業密集的廣東順德，一名不願透露姓名的廚房小家電出口業內人士對《第一財經日報》記者說，現在特朗普上臺，其實是墨西哥會首先受到沖擊。

他的美國客戶主要在順德地區的家電代工廠下訂單。過去幾年，已經有不少美國客人把產品挪回墨西哥生產。他認為，以後這些產品會不會回流美國，就要看美國本土競爭力的問題了。而在墨西哥生產的，多數都是美國大品牌有壟斷優勢的產品、墨西哥相對中國企業有技術優勢的產品，或是體積比較大、運輸成本較高的產品。

中國該如何應對

最先透露政策風向的，將是特朗普在接下來六周確定的內閣。

吉莫曼強調，當選總統會聘用合格的專家，在國際貿易和經濟議題，以及戰略安全事務上，能夠向政府提供多元化洞見和系統性思考的建議。通過將這些聰明能幹的人納入他的經濟和貿易團隊，當選總統會確保用思考和深謀遠慮來引領美國商界，從而獲得良好發展。

曾被特朗普在競選中視為“災難”的世界貿易組織(WTO)拋去了橄欖枝。巴西籍WTO總幹事阿澤維多，在看過大選中所有反對國際貿易言論之後，9日在個人社交賬號上發文恭喜特朗普取得勝利，並稱已經準備好和下任政府合作。“美國在全球經濟和多邊貿易體系中的領導角色依然至關重要。”他說。

越來越多中國企業在美本土建廠。圖為金龍精密銅管集團在阿拉巴馬州的工廠。

霍普則建議說，為了維護中國的利益，已經在杭州G20峰會期間達成的《巴黎協定》批準文書是否執行，還需要觀察中美兩國接下來的合作關系而定。對這個全球關註的大事件，大選中的特朗普曾放言稱，考慮到美國礦業利益，要推翻氣候協定。“這是不明智的承諾”他曾說。

其次，要讓特朗普知道如果發動貿易保護主義，違反WTO規則來制裁中國的出口，就會遭到報複——比如，不再購買波音飛機、美國農產品，以及相應的服務。而且，既然TPP即將被放棄，中國就可以更積極地推動其他的貿易談判，比如RCEP(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系協定)。如果美國留下了真空，中國就可以在亞太地區制定貿易和投資的新興規則。

此外，中國還可以要求購買的美國國債保值，並讓人民幣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體系和支付安排上，扮演更積極的角色。

追溯既往，一直被商業官司糾纏的前地產商人特朗普，曾經在中國起訴國家工商總局商標評審委員會，最終於去年敗訴，繳納受理費共二百元。

童瑋亮：投資人和創業者就像結婚，互相看得上眼很重要

超聲波秋巖 2016-11-17 12:00

從創業者到投資人，從搖滾文藝青年到內斂沈穩的職場人士，遊刃在商業與文藝圈之間的童瑋亮，一直讓人無法用特定的語言去定義他。

90年代的中國，出現了一批特立獨行的人，他們與大時代“格格不入”，他們叛逆、他們隨性、他們肆意創造著青春年代里無處安放的憂傷和迷茫。而當時25歲的童瑋亮，敏銳地抓住了互聯網契機，用Dreamweaver創建了一個由黑色靜態頁面組成的網站——“暗地病孩子”。在1998-2003年間張悅然、安妮寶貝、路內等人都聚集在此，玩搖滾、寫文字、畫畫，揮灑才情、縱情生長，但時代的巨輪，終將他們推向了不同的方向。

除了“暗地病孩子”，童瑋亮還參與過很多其它的創業項目。當年一款名為“網際快車”的下載軟件風行一時，作為合夥人的童瑋亮，成功地以創業者的身份出現在大眾視野。直到2010年認識了戈壁投資的徐晨，童瑋亮開始進入投資圈，並且決定全職投入這個行業。

如何在文藝界和商界這兩個看似毫無交集的領域中平衡自我，童瑋亮曾說：“過去想成為體制外的那個人，但缺乏勇氣，我要麽就裹在這個泥漿里，要麽就在外面慘烈地生存?但在這個中間，也許有沒那麽悲慘，也沒那麽汙濁的方式，去做一件事情。對我來說，天使投資也許能改變一些東西，而並不是說，商業一定就是血淋淋、赤裸裸的。”

超聲波也對童瑋亮進行了專訪，他從創業者和投資人兩個角度，和我們分享了這些年沈浸行業過程中的一些思考。

有時候他是一個文藝青年，熱愛詩歌和音樂

童瑋亮看BP：一份優質的商業計劃書不僅是創始人對公司思路的清晰梳理，也是吸引投資人主動了解初創企業的第一步。童瑋亮從兩個細節上給出了一些建議。第一點是，一定要以PPT的形式展示，千萬不要是Word，投資人都很難把一份全是文字的Word文檔看完；第二點是，內容要精簡。對一個CEO來說，總結能力很重要，一句話說清楚公司的定位和亮點，然後介紹一下團隊，再開始具體的商業模式。尤其要將團隊介紹放到最前面。要想在一開始就打動投資人，前面幾頁的內容尤其重要。此外，PPT盡量好看一些，顏值要高。

很多創業者會覺得很難找到投資人，但其實投資人的郵箱都是公開的，投資人基本每天會收到幾十封郵件。不管是熟人推薦或者是陌生人的BP，投資人都會看，但最關鍵的還是項目本身要好，在這個基礎上，如果創始人有經驗，那麽會加分。

童瑋亮看團隊：對於CEO來說，人、事、錢是永遠要關註的三件事。同樣，對投資者來說，這三點也很重要。“人”被放在第一位，沒有團隊做不了事，一個好的班子會增加創業成功的幾率，但童瑋亮也表示，現在很多創業公司都沒有做到這一點。除此之外，CEO個人也很重要。人品要好、學習能力、專業能力也都要體現出來。有經驗的創業者會依托自己過去經驗形成核心競爭力，這也是童瑋亮比較傾向投的地方。他舉例說：比如，Camera360在做這個產品之前，他們有圖像處理的經驗和國家專利 ，處理照片的速度比別人快，效率比別人高，所以可以迅速獲取大量的用戶。而另一個“大姨嗎”項目，他們的團隊核心成員也都有多年的醫療從業經驗。

童瑋亮看項目：在評估一個項目是否值得投資時，童瑋亮認為天時、地利、人和都很重要。天時是指市場規模和切入時機，地利是指項目的核心競爭力，人和則是指團隊。企業在不同的階段會有不同的關鍵點：初創期是產品，成長期註重運營，擴張期則需要管理，成熟階段資本變得更重要。所以在投資時也會因項目而異。但無論是哪一個時期，項目創始人及其團隊對於項目的熱情和激情都是一個重要的考核因素。對於童瑋亮本人來說，現在也還會投一些帶著個人偏好，可能沒法賺大錢，但有自己獨特的商業模式，能運營起來的項目。

童瑋亮看投後：企業在獲得投資後，真正的創業之路才剛剛開始。投資者的投後管理，一方面是保障項目的後續進展，另一方面也是為了有效的輔助創業者。在這方面，童瑋亮會希望自己投資的項目每周提交報告，從數據分析中發現並解決問題。對於自己投資的項目，童瑋亮表示會付出全部的信任，平時通常不會打擾項目負責人，但如果他們需要幫助的時候，就會全力以赴。

童瑋亮看趨勢：童瑋亮對於公司發展目標趨勢有自己獨特的分析方法。比如不時到AppStore上去體驗排名靠前的新產品。童瑋亮坦言，過去的經歷讓自己習慣於主動做一個超級產品測試員。在目前的大環境下，他認為健康和醫療領域的硬件設備是剛需，他自己也投資了睿仁醫療和一些相關的硬件產品。其他的領域，他更看好泛娛樂。泛娛樂領域這兩年比較熱，但泡沫也會比較大；VR現在還為時過早，市場規則形成還需要一定的時間；但IOT會是未來一個巨大的風口。

童瑋亮看生活：眾多投資人中，能像童瑋亮一樣把天使投資作為業余愛好的人應該也屈指可數。工作是成長期的投資，業余愛好是天使投資，種子投資。如果放松的話就是看看片子。但是他也告訴我們說：“其實這個還是跟愛好相關，年輕的時候是文藝青年，所以會喜歡音樂，喜歡詩歌、喜歡攝影，還是會投一些自己喜歡做的事。”童瑋亮屬牛，也是金牛座，他調侃自己屬於幹活類型的，還是蠻辛苦的，但相信辛苦總是有回報的。

對待項目有理性判斷但也不失感性考量，能把工作和愛好結合在一起，並且讓兩者相互產生作用，這是童瑋亮的獨特之處。最後對於投資人和創業者來說，他認為最好能找到彼此都看上眼的，緣分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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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發改委專家：“大健康”不能窄化為治病 最重要的是“不得病”

“目前‘健康中國’已成為國策，但不能將‘大健康’理解為醫療治病，最重要的是‘不得病’”。11月19日，在第四屆中國(桂林)國際健康養生服務產業創新發展高端論壇，國家發改委公眾營養項目改善辦公室主任於小冬表示。

今年8月，中央召開全國衛生與健康大會，提出“要把人民健康放在優先發展的戰略地位···加快推進健康中國建設，努力全方位、全周期保障人民健康。”隨後，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審議通過《“健康中國2030”規劃綱要》，並於日前印發。

當前，打造“健康中國”已上升為國家戰略。這需要接受“大健康”、“大醫療”的概念。

於小冬稱， “大健康”是全面的健康，包括體格、智力的健康，心態要陽光，道德觀念和修養要健康，還包括全生命周期的健康，以及與代際傳遞相關的健康。

他認為，“大健康”最根本的是科學的生活方式本身。現在對慢性病治療的主動權更多的從醫院、醫生轉移到個人手中。“大健康”是一種先進的理念，我們應該引導人們去追求全方位的健康，不能把“大健康”窄化，也不能純醫學化、純技術化。

至於“大醫療”，他說，醫療的目標是人，醫療的目的是人們的“大健康”。因此，“大醫療”實際上是“大健康”的組成部分，所以“大醫療”必須包容開放、與時俱進，把防病、醫治和療養結合在一起。

同時，在醫療技術不斷提升和拓展的同時，醫療的一些哲學思想也發生了改變。於小冬提到，過去對醫療本身，特別是現代醫學，更註意點的治療。發展到現代的保健醫學以來，在治療點的時候也更註意整個微生態的環境治療。

在打造“健康中國”的背景下，於小冬稱，中國要占領世界大健康產業中的哪一塊，完全要根據自身特點和優勢。作為健康服務業的一部分，養生醫療服務產業在中國，比如傳統醫學、治療康複和中藥種養殖方面，有世界都承認的優勢，而且“治未病”的醫療哲學思想在很早的時候就領先全世界，而且還有很多的實踐經驗。

陳雨露：全球金融協調更重要的是推動制度改革

“本輪金融危機以來，很多研究者認識到，僅靠貨幣政策工具層面的協調是不夠的，更重要的是推進制度建設，推動國際金融治理體系改革，有關國際貨幣體系改革、超主權貨幣體系、區域金融合作等成為研究熱點。”11月19日，中國人民銀行副行長陳雨露在“第一財經金融峰會暨中國國際金融學會年會”上表示，宏觀經濟政策國際協調是本輪國際金融危機以來宏觀經濟學特別是開放宏觀經濟學研究中的一個熱點問題。

在他看來，目前的研究進展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一是政策外溢分析從單向維度向雙向維度轉變，二是政策外溢影響渠道的分析更加強調預期因素，三是關於政策協調方式和內容的研究不斷擴展。

危機引發全球宏觀經濟研究反思

本輪國際金融危機爆發至今已有八年，危機帶來的沖擊和深刻影響遠遠超過了最初共同的判斷。同時，危機的爆發也暴露出主流經濟學理論和研究範式存在缺陷，宏觀經濟研究的困境推動了發達經濟體經濟學界的集體反思。

“這種反思是多維度的，也持續在進行，目前已經取得了一些重要進展。”陳雨露在發言中指出。

這種進展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要把金融因素系統性地引入宏觀經濟學一般均衡模型框架。在本輪金融危機前，在主流宏觀經濟學中，金融對宏觀經濟的影響主要通過某些特定的“金融摩擦”因素來表達，但一直未能把金融作為內生變量系統性地納入到一般均衡模型框架中，金融因素的重要性被嚴重低估。危機後，越來越多的學者和政策制定者發現，金融體系對宏觀經濟的運行動態和機制具有不可忽視的重要影響，宏觀經濟和金融理論需要在全面納入內生性金融體系的基礎上予以系統重構，在一個更高的層面上形成一個邏輯自洽的同時包含“金融-實體經濟-政策”相互作用的新的理論框架。

二是重視微觀經濟主體的異質性。危機前，宏觀經濟學模型通常假定家庭部門或者企業部門存在著一個單一的、行為可代表全部主體(家庭或企業)的代表性主體。這當然主要是為了建模和數理推演的需要。但在真實的世界中，消費者是有差異的，生產者是有差異的，面對同樣的沖擊時，不同經濟主體的表現也是有差異的，這表明目前的宏觀經濟模型的微觀基礎存在一定缺陷。最新的研究表明，放松經濟主體的同質性假設，引入微觀主體的異質性行為及其對總需求和勞動力市場的影響，有助於解釋本輪大衰退的持續性及隨後的緩慢複蘇，更好地理解經濟政策的傳導機制與效果。

三是關註宏觀審慎問題。宏觀審慎並不是一個新概念，國際清算銀行(BIS)早在1970年代就提出過宏觀審慎的理念。本輪危機以來，國際社會普遍認識到，金融體系的順周期波動以及資產價格波動是危機爆發的重要原因，個體金融機構的穩健性並不意味著系統穩定，需要從 宏觀的、逆周期的視角運用審慎政策工具有效防範和化解系統性金融風險，從整體上維護金融穩定。宏觀審慎問題得到了學界的高度重視，關於宏觀審慎管理的制度安排、工具使用、傳導機制和政策評估，以及宏觀審慎政策與微觀審慎監管、貨幣政策之間的協調配合等諸多研究成果湧現。同時，如何為宏觀審慎管理設定可量化、易操作的政策目標以及如何發揮市場溝通策略在宏觀審慎管理中的作用，也是討論的熱點理論問題。

四是積極探索新全球化理論。全球化一直是經濟學、政治學、社會學研究的重點。近年來，學界在充分肯定全球化促進國際產業分工合作、優化資源配置和增進各國民眾福祉等方面的積極作用的同時，也高度關註由於一些不合理制度安排，現行的全球化模式帶來了收入不平等擴大、風險大規模跨境傳染等負面影響。特別是近年來全球化進程出現了波折，貿易保護主義、保守主義、孤立主義等“逆全球化”力量擡頭。學者們開始反思現行的全球化理論，試圖用新的分析框架來構建新的或者下一代全球化理論，尋找推進全球化的新理念和新動力機制，推動建立更加公平、更加合理、更具包容性的全球經濟金融治理體系。中國提出的“一帶一路”戰略構想以及“共商、共建、共享”的理念，得到了沿線國家的熱烈響應和積極參與，將為新的全球化理論的構建提供新的思想動能和堅實的實踐基礎。在這一領域的研究，我國學界和國外同行基本處在同一起跑線上，我們完全有可能提出具有本土智慧的新全球化理論。

宏觀經濟政策需國際協調

陳雨露表示，宏觀經濟政策國際協調是本輪危機以來宏觀經濟學特別是開放宏觀經濟學研究中的熱點問題，這是具有十分深刻的時代背景的。特別是本輪危機爆發以來，加強各國宏觀經濟政策協調成為國際社會應對危機的重要手段。

“在百年一遇的大危機面前，G20財長和央行行長會議升格為G20領導人峰會，並成為國際經濟合作和政策協調的主要平臺。在今年9月G20領導人杭州峰會上，中國充分發揮主辦國的優勢，把握議題和議程設置主動權，就加強宏觀政策協調、創新增長方式、更高效的全球經濟金融治理、強勁的國際貿易和投資等一系列重點議題展開討論，形成了一系列開創性、引領性、機制性成果，推動G20從危機應對向長效治理機制轉型，國際社會予以高度評價。”陳雨露說，豐富的政策實踐為理論研究和理論創新提供了肥沃的土壤。這幾年，關於宏觀經濟政策國際協調的研究非常活躍，並在多個層面取得了新的進展。

一是政策外溢分析從單向維度向雙向維度轉變。過去關於宏觀經濟政策外溢分析的對象是發達經濟體尤其是主要儲備貨幣發行國，重點研究內容是溢出效應(spillover effect)。一些新的文獻研究發現，在新興經濟體實力增強的大背景下，如果新興經濟體由於外部政策負面溢出效應的沖擊，而觸發市場動蕩和金融不穩定，也可能會通過跨資產、跨市場的方式影響發達經濟體的金融市場。這就是所謂的回溢效應(spillback effect)。回溢效應的存在以及溢出效應和回溢效應的相互作用，進一步提示主要發達經濟體在制定政策時，既要考慮國內的需求，又要考慮對其他經濟體的影響，以及這種影響的反射效應。這凸顯了國際社會加強宏觀經濟政策國際協調的必要性。

二是政策外溢影響渠道的分析更加強調預期因素。過去關於宏觀經濟政策外溢渠道的討論主要集中在貿易、投資、資產組合、跨境資本流動等實體因素，而對預期等非實體因素關註並不多。本輪危機顯示，政策的外溢影響在相當程度上是通過預期渠道“自我實現”的，而市場信心就是“自我實現”機制中的關鍵變量。也就是說，即使一國經濟基本面保持健康，也有可能因為外圍事件的發生而影響本國市場主體的信心，進而陷入壓力困境。由於預期渠道和信心渠道的作用，宏觀經濟金融風險的跨境傳遞不僅在速度上大大快於傳統渠道，在幅度上往往超出傳統渠道，而且更加難於預測。有研究表明，本輪危機至今的金融市場波動中，預期渠道影響大約占到總影響的70%。這對宏觀經濟政策國際協調的時效性、透明性和機制性提出了更高要求。在面臨重大沖擊的時候，各國政策當局必須高效采取行動，向外界傳遞明確、一致的信息，提振市場信心，有效阻斷危機的“自我實現”機制。

三是關於政策協調方式和內容的研究不斷擴展。過去宏觀經濟政策國際協調的研究主要關註貨幣政策，特別是危機時期的貨幣政策工具協調問題。一方面，危機以來，很多研究者認識到，僅靠貨幣政策工具層面的協調是不夠的，更重要的是推進制度建設，推動國際金融治理體系改革，有關國際貨幣體系改革、超主權貨幣體系、區域金融合作等成為研究熱點。今年10月，人民幣被正式納入基金組織特別提款權(SDR)貨幣籃子，被普遍認為是人民幣融入全球金融體系的重要一步，也是國際貨幣體系改革具有歷史意義的里程碑。另一方面，經濟學家們把研究視角進一步擴展到更具難度的財政政策、結構性改革政策、宏觀審慎政策等領域的國際協調問題。從中長期看，解決全球經濟發展面臨的主要矛盾特別是結構性矛盾，需要更加關註財政政策、結構性改革政策國際協調的作用。

陳雨露在會上表示，當前全球經濟總體保持複蘇態勢，但面臨著增長動力不足、總需求不振、金融市場波動性增大等多重風險和挑戰，仍需要各國發揚同舟共濟的夥伴精神，加強宏觀經濟政策國際協調，合力促進全球經濟增長和維護金融穩定。從宏觀研究的角度看，也還有一系列問題等待研究者去破題，進行深入、細致研究，為政策實踐提供指引。比如，如何創新宏觀經濟政策國際協調的機制和方式，建立一套完善的激勵約束機制和成本分擔機制。又比如，如何應對全球經濟走勢分化對宏觀經濟政策國際協調帶來的挑戰。從歷史經驗來看，當世界各國尤其是主要經濟體處在大致相同的經濟和政策周期時，或者面臨的共同挑戰比較突出的時候，進行宏觀經濟政策國際協調的難度相對就會低一些，協調的效率和成效也會相對高一些;反之困難則增大。當前全球經濟運行中的一個重要特征是，主要經濟體經濟走勢和政策取向出現了分化趨勢，各國政策制定的“內顧傾向”有所擡頭，鞏固和提升各國進行政策協調的積極性、拓展政策協調的空間面臨新挑戰。

“總而言之，現有宏觀理論研究中存在的不足以及政策實踐提出的新命題，對研究工作者而言，既是重大的挑戰，也是難得的歷史機遇。”陳雨露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