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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夕前夜 | 那些繩命中最感謝的男人

大型虐狗日七夕情人節明兒就要到了(最後一刻還想看送禮指南的,可以湊合看看這篇;最後一刻想看吃飯地方的,這篇湊合),而我則在七夕前夜因為吃辣的弄壞了肚子先倒下了;但這也讓我有了足夠的時間,想了想那些繩命中最感謝的男人,今天拿出來跟你們分享分享。

 

首先,在我沒有no zuo no die非要連著吃幾頓辣的時候,各種外賣快遞小哥,絕對是無數宅男、宅女最愛的男人了,沒有他們我大周末、今天什麽的要怎麽活啊。

 

其次,有類男人雖然我嘴上說著這輩子都不要再見,但還是會默默將他的號碼一直存在手機中的。恩,說的就是開鎖師傅

 

第一次沒帶鑰匙,找了這位師傅,3分鐘幫我開完鎖之後,跟我說:“你記得把我號碼存下來,以後方便啊!”我內心一副“誰要存你號碼,我怎麽會再找你!”

 

然後過了兩星期,我真就又哭著找師傅去了,師傅笑呵呵地推著箱子來,見到我第一句:“哎呀,今天跟上次怎麽長的不太一樣啊!”(因為上次沒化妝,這次化妝了啊)

 

有了這個教訓後,此開鎖師傅就一直在我的wahtsapp中永垂不朽了。有天剛出門,發現又忘帶鑰匙了,於是給師傅發個信息、約好開鎖時間,就是這麽任性的出門了。晚上回家時候,師傅已經在那等著了,見到我第一句就是:“哎呀,好久不見了啊!你最近忙不忙啊!”

 

Anyway心情複雜地跟這位師傅嘮嗑,師傅特別能聊天:“我這幾天忙死了,灣仔那附近好多鬼佬總是喝醉酒找不到鑰匙得過去開門。還有哦,昨晚有對夫妻吵架,然後老婆讓老公出去倒垃圾,趁著老公沒帶鑰匙,把他鎖在外面了。這個男的只能淩晨三點找我去開鎖,他們家的鎖還是個十字鎖,特別難開,他生怕我開鎖聲音太大,把他老婆吵醒就完蛋了……哎對了,現在在選香港小姐,你長得這麽漂亮,怎麽不去參選啊!”

 

你們大概可以感受到我這位逗逼的開鎖師傅了。雖然因為沒帶鑰匙我被小夥伴們吐槽過很多次,但事後還真是收到很多吐槽我的朋友的信息,求開鎖師傅聯系方式,讓我心中先哈哈一百次“你們也有今天”!

 

據說我的這位港島開鎖師傅物美價廉、從來木有default過任何人!不過最後的update是,給開鎖師傅又介紹了個生意後,聽說師傅已經完全不記得我是誰了,結果聽得我心中竟然還有了一絲絲的憂傷,不過還是希望不要再見到他了!

 

第三,Uber司機。不要嘲笑港漂沒有什麽互聯網精神,因為的士真的還算好打,所以甚少用call車軟件,唯二兩次單獨在國內用滴滴,結果都是災難,被嘲笑在大陸沒有生存能力了:

 

2015年在杭州,碰到個不認路的專車司機,然後我就華麗麗地誤了當天回香港的最後一班航班(論網名持續而深刻的影響);2016年在北京,碰到個不熟路的的士司機,各種繞路、堵車、不認路,開了我兩個半小時,還沒把我送到地方。強烈建議滴滴為他們旗下的司機推出認路排行榜。

 

結果昨晚胃痛不濟需要去醫院的時候,悲催的發現白天把現金全花光了,家附近沒有任何可以取錢的商店,而我胃痛的程度大晚上也走不到公共交通處。那一刻讓我森森覺得,這種山窮水盡的時候,什麽狐朋狗友、什麽粉絲,連浮雲都算不上,只有開到家門口的Uber司機,才是繩命中最不能沒有的男人,不然我哪能現在活蹦亂跳跟你們扯這個呢!

 

最後,最感謝的當然是我爹,沒有我爹哪有我。再放幾條粉絲眼中最感謝的人:有住guesthouse時親自為她敷上退熱貼的帥氣老板(這個我給滿分);有需要時候的床伴(不知道你在說什麽),還有看帖回帖的鐵粉(這個我看行)。

 

Anyway,以上幾個小故事告訴我們,就算你是一只總碰到倒黴事的單身狗,日子還是可以過得,咬咬牙都會過去的,提前預祝各位七夕快樂了!


蝸牛妹
坐標中環,犀利解讀中港金融市場,橙新聞及華爾街見聞專欄作家。

八卦什麽,偶爾也是不要不要的~~~

微信號:hkwonium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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鼎鋒王小剛:基金界老兵與市場那些事兒

自2006年至今十年間,A股先後經歷兩次大牛市,第一次在2007年上證指數漲至6124點,第二次在2015年6月上證指數沖上5178點。股指震蕩波動,投身其中的金融從業者亦是人生幾多起伏。

作為證券市場的老兵,上海鼎鋒資產管理有限公司(下稱“鼎鋒資產”)副總經理王小剛上世紀90年代投身於券商自營,成為中國A股市場最早期的投資經理之一,之後又在2009年加入“奔私”大軍投身鼎鋒資產。

近日,《第一財經日報》專訪了王小剛,他向記者介紹了入行以來經歷的股市與職場變遷,並結合長期一線的投資經驗及其對基本面的判斷,分析了當前A股市場的運行邏輯。

出道那會兒

上世紀90年代初,滬深交易所相繼成立,A股市場正式啟航。1994年中央財經大學畢業時先是上市公司美的電器證券部工作;1996年,在畢業兩年後,他正式投身於證券公司,先後任職於國泰君安證券投資部、資產管理部,成為中國A股市場早期的投資經理。

王小剛起初的基金經理之路是坎坷的。A股市場開建之處,可投資標的並不多,除去起初兩至三年的牛市光景外,接下來幾年間市場處於弱勢整理,總體未現賺錢效應。

從職業選擇來說,王小剛雖然相信證券市場的長期前景,但90年代是莊股橫行的年代,依靠基本面選股的他並未取得較好業績。

直至畢業的第10個年頭,他還在懷疑自己是否能夠成為一個優秀的基金經理。與此同時,他隱藏在內心的創業夢也在此時爆發了。

2005年王小剛決定暫時“離場”,轉身選擇創業,做一些跟證券投資毫無關系的事情。創業的艱辛和失敗他有所預料,但此後的一年間,創業失敗的煎熬程度還是遠超他的想象。

投身創業之後,王小剛暫時放下了“基金經理”角色。2005年6月,三一重工打響了A股股改第一槍,A股市場股本擴容及未來全流通的預期,重挫市場,2005年6月6日,上證指數達到了新世紀以來最低的998點。“(當時)對股市的關註度也沒那麽高,基本是和業余散戶一樣,我捂個票,去忙別的事情去。”王小剛告訴記者,當時倉位里邊就只有一個股票,捂著,基本不用管。

重回證券業

A股觸底之後開始了緩慢的上升,王小剛在經歷了一輪艱難創業之後,於2006年選擇重新回歸A股市場,進入國元證券投資管理總部擔任投資經理。令他欣喜的是,A股此後進入了長達1年半的牛市上升浪。

王小剛回憶道:“記得2006年上半年的時申萬組織在黃山召開的策略會上,在和一群證券同行坐在一起的時候,我內心真的是‘劫後重生’的感覺,感覺自己又能夠再回到證券行業真地很開心。”

回歸到A股市場,一場轟轟烈烈的牛市迎面而來。第二次選擇基金經理這份職業,王小剛顯然信心增強了很多。“給公司重倉了蘇寧電器,漲了好幾倍,給公司真的賺了很多錢,在國元證券(那會)最多的時候賺兩個多億。”王小剛形容當時的心態,“05年底還到處找工作處在創業失敗後的人生低谷,06年底感覺自己似乎又是人生贏家,從自卑到自信,從自信到甚至有點自大!”

好景總是不長。2007年末,A股市場牛轉熊,上證綜指從6124墜落,在持續下跌近一年時間里,最低下探至1664.93點,接著走出了半年多的反彈行情,股指一度上探至3400點。之後,市場在3000點上下震蕩。

2009年,在股市回歸正常化後,王小剛又作出了一個重要決定:奔私。由於畢業十年間先後經歷市場震蕩、創業失敗,牛市之後又來熊市......靠著這些磨煉的積澱,王小剛熬過了隨後而來7年漫長的熊市。到2014年牛市開啟、2015年年中牛市轉熊的這一輪股市巨震時,王小剛已經能夠較為沈穩的應對。他對記者說:“不能說做到波瀾不驚,但心里的波動已經變小了。”

投資邏輯:“不要失速”

王小剛認為,一個合格的私募基金管理人,最重要的一點是要有風控能力,尤其是當風險來臨時,果斷止損,千萬不能抱有僥幸心理。他說:“投資的道理有時就和坐飛機一樣,一旦飛機失速,操作技巧就無法發揮了。”

第二個管理經驗是如何控制風險。王小剛稱,止損的關鍵是應對整個產品的凈值的波動,並非只是針對某只個股;個股出意外的時候要分析是市場的原因還是它自身的原因。“我一般不會普減,我會篩選及排序,把倉位留在最有把握的票上去,就留那些。或者說留下一些相對更有把握的票。”

當下的A股市場,3000點附近震蕩已有時日。“久盤必跌”是業內的一種俗語,這也是很多投資者憂慮之處。

王小剛認為接下來的A股大盤不一定會跌,未來一兩年還是以震蕩為主,基本在當前點位的基礎上波動500點,未來半年到一年的時間里A股市場的表現可能會類似12年、13年、14年行情。

值得註意的是,A股市場震蕩3000點,尋找方向之際,正值權重與中小市值股票估值差距拉開之時。截至9月6日,上證50市盈率9.6倍,創業板市盈率高達78.86倍,上證50基本上於過去一輪牛市啟動時的估值相差不大,但創業板估值卻是當時估值的兩倍有余。

王小剛稱,大盤股與創業板之間的估值差應該會收窄,因為創業板總體來說確實是太貴了,但是它收窄的過程可能不像2011年、2012年的市場變化那麽快。“因為當時中國金融市場還有個資金緊張的問題。現在確實很寬松,收益率特別低,2011年、2012年那時銀行理財產品動不動10個點,吸引了大量資金去配置。”

王小剛坦承今年的投資邏輯發生了改變。基金行業過去多年,一直是熱衷於布局高估值、高增長的公司,這樣股票股價有爆發力;今年的風口轉到了低估值、穩增長的票上。他認為今年的市場高估值沒戲,即便是成長速度很高的,機會可能更多地也在明年。

“時代不同了。”王小剛解釋道,前幾年,比如2014、2015年市場流行炒題材、炒小股票、炒故事,現在又回到炒業績的時代了。如果市場風險偏好不發生較大變化的話,兩年之內投資的風向都應該是偏業績,而不是偏故事。未來又是選股為王的時代,優秀的選股型的基金產品會勝出,會在震蕩市中取得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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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年IMF走出來的首席們

首席是每家投行最招牌的招牌,盡管他們觀點、性格迥異,但仔細翻看他們的簡歷,一大共同點就是Made in IMF。

 

作為二戰後重建計劃的一部分,IMF(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於194731日正式運作,與世界銀行都是布雷頓森林體系的產物。盡管因為美元危機,布雷頓森林體系在1973年宣告結束,但IMF和世界銀行仍得以存在,繼續發揮作用。

 

IMF的主要工作是記錄各國之間的貿易數字和債務,主持制定國際貨幣經濟政策,為成員國的短期國際收支逆差提供信貸支持;世界銀行則主要提供長期貸款,向公司、個人或政府發行債券,將所得款項借予受助國。

 

簡單說,世界銀行像投行,多做項目;IMF更像核數師,因為是對國家做宏觀咨詢,雖不是每個國家都會伸手向IMF借錢,可一旦有個危機,求助的金額可都是以億為單位的,還是美元計價的。

 

這也是IMF能並且需要培養出大量經濟學家的原因,因為他們需要評估需要貸款國家的真實經濟狀況,才能制定政策。而國際經濟學界也有這樣的說法,還沒有政府因為借錢給IMF而出現過損失,IMF的研究實力可見一斑。不過擅長寫神話的希臘人民可能不太服氣。


 

作為經濟學家的黃埔軍校,在IMF做經濟學家是一種什麽感受呢?

 

IMF培養經濟學家最精英的項目是Economist ProgramEP,進得了EP,不亞於本科拿到哈佛的錄取通知書,剛畢業就能去高盛,胡祖六、哈繼銘、汪濤等等都是這個項目培養出來的。世界銀行的對應項目是YPYoung Professional,走出來的代表財經名人是許小年、謝國忠。

 

EP可謂百里挑一,每年平均1500個申請者,最後錄取的經濟學家也只有20-40個,招人標準非常嚴格:學術過關,34歲以下,博士畢業一年內,英文口語和寫作得流利,做得了分析、實踐和研究,還得有自己擅長的研究領域,不能怕出差,188個成員國派你去哪,都要能懂國家內部的不同行業及內部聯系等等。

 

如果沒進入EP,也不是完全沒有機會進入IMFIMF歡迎有一定事業基礎(多半是有央行工作背景),擁有經濟、金融相關的研究生學歷的人才。因為央行、IMF所從事的研究都是Normative researchGDP增速定在多少、為什麽定在這個數字,做的是政策研究;而投行等經濟研究部門所從事的是Positive research,是在經濟政策已定的基礎上,告訴市場未來政府會做什麽,分析影響,並不參與及影響既定政策。

 

雖然能進去IMF的經濟學家都是學霸中的戰鬥機,但要怎樣完成從象牙塔到政策影響者的轉變,就要再來說說IMF的系統性培養。

 

以三年的EP項目舉例,經濟學家要首先在功能組別或國家組別工作一年,第三年開始在IMF內部嘗試找到最終定崗的工作。

 

功能組別分以下幾類:財政政策,貨幣政策,金融市場,外部經濟,實體經濟。試想剛畢業的博士們,在學校做的更多的是研究,建建模型,進入IMF的任何一個功能組別後,就需將理論結合實踐:國家報上來的數據,是需要檢視的,貨幣增速M0M1M2的計算,是比想象中難的,儲蓄投資缺口也要切切實實做出來,項項皆清楚。

 

而188個成員國,就把國家組別分為撒哈拉以南非洲、亞太區、歐洲區、中東中亞區、西半球。


沒跟IMF借錢的,屬於Surveillance countryIMF對他們沒有約束力,一般是一年和國家相關部門檢討下政策,寫份報告,了解國家的經濟發生了什麽,未來的焦點是什麽,IMF應該做什麽,又能對政府政策提出什麽建議。

 

如果國家陷入了危機,向IMF借了錢,那麽就成了Programme country,也是IMF內部乃至全球的焦點國家(比如希臘)。IMF對這些國家有巨大的約束力,央行、財政部等政府機構,是有義務第一時間向IMF提交數據的。如果危急時刻被任用,是經濟學家真正影響政策時候,因為貸出去的款項,必須有借有還。

 

假設兩年內批準了30億美元的貸款額度,那經濟學家每隔三個月就要去檢查一次,此前提出的財政、貨幣政策等目標有無完成,完成了才能借出下一筆貸款,並給出下季度的目標,直至國家走出危機。

 

所以和平時期,經濟學家們需要磨練內功,了解國家的經濟運行狀況,一旦危機時刻被委任,才能真正影響政策,幫助一方民眾走出困境,做出自己的貢獻,也更容易獲得晉升職位。

 

是的,IMF內部的經濟學家也是有職位高低的。一般EP進去從A11開始做起,兩年一升,到A15是最高;然後B1-2便進階到處長級,B3是助理局長,B4是副局長(如重返IMF的何東),B5就是局長了。再往上就是副總經理(Deputy Managing Director,如中國的朱民),最高的大boss就是MD拉嘉德啦!


 

MD只有一個,DMD也只有四個,IMF並不是一個當官的地方,對經濟學家而言,這是一個接受系統訓練的地方。不論你想研究什麽,內部有同事專家請教討論,間中還有美聯儲等外部機構互訪;研究概念首先有和實際的結合,其次也是通過很多輪的思考、討論、甚至挑戰才錘煉出來的,因此結論很紮實,經得起推敲。

 

IMF對經濟學家的培養,是對他們數據分析方法的培養,不管以後從事什麽,套路不會差太遠,只是個人在分析後的觀點不同。

 

離開IMF後,經濟學家最多去的都是投行,身份的轉變是:從告訴政府你應該做什麽(幫助國家擺脫經濟危機等任務),轉變為告訴投資者政府今後會做什麽(幫助客戶賺錢是主要任務)。

 

他們的優勢在於,更能體會政策制定者在制定政策時候的制約,會更加務實、有全局觀;雖然市場的喜好肯定是頭疼醫頭腳疼醫腳,但任何政策的制定,都是次優選擇的結果,這不一定是市場能考慮到的方面。

 

那麽過去幾十年中,IMF又培養出了哪些中國經濟學家呢?(以下排名按進入IMF的時間順序)

 

胡祖六


清華碩士,公派至哈佛攻讀經濟學博士,導師是大名鼎鼎的拉里•薩默斯。1991年博士畢業後,在薩默斯建議下,年僅28歲便進入IMF工作,先後任職於亞太局、財政事務局和研究局。1996年離開IMF,成為瑞士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首席經濟學家。1997年加入高盛,2010年從高盛退休時,職位是高盛集團合夥人及大中華主席。之後創立春華資本。

 

林建海


喬治華盛頓國際金融博士,1989年進入IMF後,先後任亞洲部經濟學家,政策發展與檢查部高級經濟學家,融資財務部局級官員,2009年被提升為高級顧問,20123月起擔任IMF秘書長。

 

林壽康


布朗大學貨幣經濟學博士,擔任過IMF國際部經濟學家,之後成為香港金管局貨幣管理部高級經理、德意誌摩根建富公司新興市場部經濟學家、中國信達資產管理公司國際部副主任。2000年加入中金公司,是朱雲來在中金最信任的人之一,2014年朱雲來離開後,代為履行中金總裁及管理委員會主席的職位。

 

哈繼銘


複旦大學世界經濟系經濟學博士生,美國堪薩斯大學經濟學博士。1993年起成為IMF經濟師,1999年起成為IMF駐印度尼西亞代表,2001年至2003年成為香港金管局經濟研究部高級經理,之後回歸IMF任高級經濟師。2004年成為中金首席經濟學家,2010年加入高盛,現為投資管理部董事總經理。

 

彭文生


人民銀行研究生部碩士,英國伯明翰大學經濟學博士。1993年進入IMF,任亞太部經濟學家,負責亞洲新興市場國家經濟研究和政策咨詢事務。1998年就職香港金管局,任經濟研究處和中國內地事務處主管,2008年成為巴克萊資本中國經濟學家,2010年成為中金首席經濟學家,2014年出任中信證券全球研究部主管及全球首席經濟學家。

 

蔣國榮


邁阿密大學碩士,康奈爾大學經濟學博士。1995-2003年加入IMF,之後在香港金管局任高級經理,國際結算銀行亞太區代表處高級經濟學家。2004年加入中金,屬於市場少見的經濟學家型投行家,秉承中金的風格,非常低調。2014年加入瑞銀,負責中國投行業務。

 

馬駿


1988年至1990年任中國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人員,1994年獲喬治城大學經濟學博士,1992年至2000年先後於世界銀行及IMF擔任經濟學家和高級經濟學家。隨後加入德意誌銀行,任大中華區首席經濟學家及策略師,20144月,終於回歸體制內,成為人民銀行研究局首席經濟學家。

 

汪濤


紐約大學博士,1997年加入IMF2006年,隨後成為BP亞洲首席經濟學家,2008年至今,擔任UBS中國首席經濟學家。

 

黃海洲


印第安納大學商業經濟學與金融學博士,1998年至2005年間,任IMF貨幣匯兌部、歐洲部和研究部經濟學家和高級經濟學家。2006年成為巴克萊大中華區研究主管兼首席經濟學家,2008年起任中金首席策略師。

 

梁紅


喬治城大學經濟學博士,1998年其供職於IMF若幹個亞洲國家代表處。2003年加入高盛成為經濟學家,2008年加入中金,曾任資本市場部董事總經理及研究部負責人,2014年接替彭文生成為首席經濟學家。

 

何東


劍橋經濟學博士,1993年起於世界銀行供職,1998年成為IMF高級經濟學家,直至20048月加入香港金管局,並在20098月成為助理總裁,負責有關貨幣及金融穩定研究事物。201410月重回IMF,成為貨幣及資本市場局副局長。

 

王慶


馬里蘭大學經濟學博士,1999年至2005年在IMF,分析亞洲、東歐以至中東地區成員國的經濟情況,2005年成為美國銀行大中華區經濟研究及策略分析主管,2007年接替謝國忠擔任摩根史丹利大中華區首席經濟學家,2011年加入中金成為投資銀行部董事總經理,直至20134月加盟重陽投資,成為公司總裁及合夥人。

 

崔歷


西北大學經濟學博士,2000至2008年間任IMF中國市場資深經濟學家,之後兩年擔任香港金管局外事部主管,2011年成為蘇格蘭皇家銀行首席中國經濟學家,2012年領導高盛中國宏觀經濟研究,現已離開高盛。

 

姚余棟


赴劍橋攻讀經濟學博士前,是國家經貿委企業司科員,2000年博士畢業後先成為世界銀行咨詢顧問,2001年加入IMF,直至2005年回國擔任黑龍江招商局副局長、黨組成員,2009年成為人民銀行貨幣政策二司副巡視員,20151月起成為人民銀行金融研究所所長(正司局級)。

 

丁爽


人大碩士及約翰霍普金斯工商管理碩士,1993年至1997年任職於人民銀行國際部,19978月由人行借調至IMF2001年後正式成為IMF資深經濟學家,參與跨國經濟研究、政策制定和貸款計劃。直至2011年加入花旗擔任中國高級經濟學家,20154月加入渣打銀行,成為大中華區研究部主管。

 

張智威


加州大學聖地亞哥經濟學博士,在加拿大央行工作一年後,於2002年加入IMF2008年任職於香港金管局,2010年成為中金經濟學家,20117月任野村中國首席經濟學家,201410月,接替馬駿,成為德意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

 

鄧敏強


哈佛大學經濟學博士(圖右),2005年起成為IMF經濟學家,先後在歐洲、英國、墨西哥從事經濟研究,2011年加入香港金管局,次年加入高盛香港,任資深中國經濟學家。

 

沈建光


赫爾辛基大學博士,麻省理工經濟系博士後,1999年成為芬蘭央行經濟學家,2003年起擔任歐洲央行資深經濟學家,2006年至200710月成為IMF的經濟學家,隨後加入中金香港,負責發達國家宏觀經濟研究,20105月起任瑞穗大中華區首席經濟學家。

 

楊婕


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經濟學博士,2007年成為IMF經濟學家,2011年來港成為未來資產證券大中華區首席經濟學家,此後Financial Times的一篇文章,令其成為80後最紅經濟學家,一時間紅遍媒體。20135月,加入對沖基金Brevan Howard,負責亞洲市場研究,由於公司合規原因,不再接受媒體訪問,淡出公眾視野。

 

朱民


約翰霍普金斯經濟學博士,1990年任世界銀行政策局經濟學家(顧問),1996年起先後任中國銀行行長經濟顧問、中銀國際控股公司董事、中銀國際金融研究所總經理、中銀香港重組上市辦公室總經理、中國銀行重組上市辦公室總經理,中國銀行行長助理、副行長,2009年成為中國人民銀行黨委委員、副行長、2010年擔任IMF時任總裁卡恩的特別顧問,2011年正式出任IMF副總裁,也是史上首位進入IMF高級管理層的中國人。

 

從這些經濟學家離開IMF之後的職業生涯不難看出,多數回到香港從事中國宏觀經濟研究。第一批吃螃蟹的胡祖六、哈繼銘年代,適逢中國改革開放之時,他們海歸之時,市場上仍是外國人占據中國宏觀經濟研究,有全球視角的中國經濟學家可謂是零供給。

 

他們開啟的,是中國經濟學家最黃金的時期。世界經濟平穩,中國經濟高速發展,市場紅火,中國背景的經濟學家求小於供,彭文生、汪濤、馬駿、黃海洲等,全面取代了老外首席們。

 

新生代的經濟學家的登場時間,恰逢次貸危機前後,世界經濟、中國經濟和市場都開始走下坡路,市場上的經濟學家也出現了供大於求的情況,不難看出張智威等經濟學家對中國的看法也比前輩悲觀。

 

撇去大時代背景,這些履歷極其優秀的經濟學家,仍有難以突破的天花板。最為典型的要數胡祖六。當年加入高盛之時,被世界銀行研究員鄒恒甫批評,“胡祖六不搞學術進投行,是對經濟學的背叛。”而當他47歲從高盛退休之時,關於他進入國有銀行、監管機構乃至決策部門的猜測不絕於耳,雖然傳言被其本人親口否認,但還是引起了巨大的社會反響,甚至有網友專門寫了一篇文章《胡祖六四宗大罪》,認為與高盛“藕斷絲連”的他,不能回到體制內。

 

事實上,海歸回歸體制內、擔任高層的事例屈指可數。一是20102月,PIMCO董事總經理朱長虹回國,任外管局首席投資官,協助管理2.3萬億美元的外儲;二是20104月,前德銀亞洲區總裁張紅力,任中國工商銀行副行長;三是20144月,德銀大中華區首席經濟學家馬駿出任人民銀行研究局首席經濟學家。四年後,朱長虹離職,本人和官方都未給出解釋;張紅力則被老東家德銀告上法庭,向其索賠630萬美元。

 

而馬駿之前,還沒有一位市場經濟學家回歸體制內的。原因也許很複雜,比如人行是否欣賞這樣的經濟學家?是否有這個需求?領導一旦開了海歸的口子,要怎麽穩定體制內慢慢往上爬的人?海內外的研究分析方式有無矛盾?最終給的職位,是否真的有政策影響力?

 

IMF所展現的情況也說明,和平時期需要經濟學家了解國家經濟運行狀況,一旦有了危機,才能用兵一時,發揮真正的政策影響力,在IMF做經濟學家是什麽感受不重要,重要的這些感受、經驗,能被真正用去哪里,能否有所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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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商學院招生簡章里不會告訴你的故事

“你們應該是改變世界的那群人”——這是商學院招生時、上課時、甚至畢業後,持續向你打的雞血。


我要給簡歷鍍個金,換份更好的工作,職場上更上一層樓,挑戰自己極限,這是不少人去讀MBA的原因。


真實的情況是,忙碌勝過預期、競爭高於歷史平均水平,進去就有找實習、找工作的壓力,這麽多的壓力,這麽多的聰明人,兩年的朝夕相處,你覺得會發生什麽呢?



簡單回顧歷史,MBA起源於美國,目的是培養高管管理員工的技能,以便高管們能夠將精力放在更重要的事情上,歷史超過100年。理論上來說,美國的商學院是全球最佳;當然近些年紅火的中國MBA也有自己的優勢,能讓人更加接地氣的了解中國,比如土豪們是怎麽管理自己企業,又應該怎麽在中國市場做生意。


所以MBA技術哪里強,取決你的大方向在哪里:如果想在美國找份不錯的工作,去美帝鍍個金是沒錯的;如果是國際友人想了解我大中華市場,來中國讀個MBA也是快速通道;還有中西合璧的香港,一邊上班一邊讀書,讓你的時間有最大程度的turnover。


既然是去讀書的,我們首先來看中西比較典型的商學院時間表。


內地商學院一天的行程差不多是這樣的:早上九點到十二點上經濟課程,然後午飯到兩點,接著再上三小時課,然後五點到七點晚飯,七點到九點小組作業等等。


美國商學院:早上八點半開始case discussion,然後九點開始上課到十一點半,隨便吃個三明治把下午上課的case看了,接著上兩小時課,然 後接著小組討論作業,晚飯還是三明治再加和學長學姐求教面試經驗,接著七點鐘回來學校參加company info session(重頭戲是給公司高管們留下深刻印象),回到家差不多晚上十點,開始寫作業加規劃第二天的行程。深夜十一點多可能還要再穿插個小組討論,到十二點繼續寫作業,然後預習下明天上課的case,中間還要回無數封郵件。最後睡覺的時間大概只有四個小時左右。


並且美國商學院勤勞的亞洲學生們,第一年剛進學校安定下來(9-10月),就得找暑期實習,而且一個實習是不能滿足他們的,經過10月中到11月初的面試季,基本都是人手兩個暑期實習的節奏。第二年這個時候,就變成了找全職工作的狀態了。


相比下內地的商學院就要悠很多,雖然有找實習、工作的壓力,但基本在第二年才會感受到。三分之一通過學校的職業發展中心幫忙,三分之一靠MBA同學,三分之一靠自己原來的人脈。鑒於不少學生都是三十多歲,所以基本比較少見到他們有成為史上最老實習生的意願,所以根本不著急找實習。


兩者的差異,主要是中國MBA沒有美國壓力大,競爭沒有那麽激烈,所以大家還比較隨意。人情味是國內MBA的關鍵詞,同學之間都會互相照應,關系也比較親近。經常大幫人吃喝玩樂,逢年過節時候,中國同學也會邀請班上的國際友人去他們家過年,朋友的感覺重過同學的感覺,就算畢業多年,大家誰回去出個差,老同學們也會出來聚聚。

  

美國的商學院,正面說是匯聚了世界上最優秀的人才,副作用就是,聰明人太多,MBA的日常也堪稱狗血了。


  

首先是對個人關系的洗牌。不少MBA學員是有另一半陪讀的;然而因為讀書有時候實在太忙,另一半無法理解,或者毫無道德底線的渣男和厲害的小三一拍即合,開始讀MBA時的伴侶,到了畢業時候,都不知道換了幾波。

  

這也算是公開的秘密了。新生入學,正在奮力記各種學長、學姐及其家屬姓名時,被身邊的人小聲提醒:“那些家屬就別費勁記了,反正一年之後,一半以上都會離的。”

  

當然了,蝸牛妹要強調:這種極端的現象並不是美國MBA的普遍狀況。


地區偏遠的商學院,一般家庭觀念比較重,同學、伴侶間都比較其樂融融,追蹤他們後來的生活狀態也都是比較幸福。如果是女生,有幸去到西海岸一些理工強的MBA學校,比如Sheldon在的加州理工,絕對的省心啊。



但如果你的老公、男朋友去到東海岸一些商科氣氛極其濃郁、單身女生又很多的學校,那麽請你自求多福吧。

  

其次是對人與人基本信任和三觀的洗牌。同甘苦共患難,理應是培養戰友感情的最佳方式,但在商學院需要快速學會和接受的是,一旦你們有利益上的沖突,朋友、戰友都是浮雲。現代社會說不要用錢考驗人性,商學院則是不要用offer考驗人性。

  

某面試的最後一輪,面試者被安排在不同的桌子和公司高管吃飯,一個被安排坐在大老板邊上的女生,離開桌子一會兒回來後,發現自己放在椅子上的包被同學扔到門外,位置也被扔包姐霸占了。最後扔包姐和大老板談笑風生,給自己爭取到了面試機會,不過面試失敗。

  

還有個offer姐,好不容易拿到了一家大公司的final offer,告訴了自己最好的朋友。結果這個最好的朋友,趁offer姐上廁所的時候,登陸她的郵箱,找到公司HR和她的郵件,直接給人力回郵件,說我是offer姐最好的朋友,很艱難的告訴你,其實offer姐在學校的考試中作弊被學校發現了,我覺得她這樣的行為不適合來你們的公司,請你們慎重考慮。不過,我覺得我其實挺符合你們招人的要求的,我們要不安排個面試看看好了。結果offer姐在最後一輪面試的時候,被莫名的拒了,而她的好朋友則順利拿下面試和工作。

  

還有不少,在最後一年找工作的時候,先拿到的offer不甚滿意,在不確定會不會有更好的offer時候,就先簽了備胎公司,一旦高富帥公司的offer來了,就和備胎公司毀約了(雖然這會影響備胎公司往後在學校招聘的機會,但每年大家都還是會這麽做)。


  

這幾個故事,都是真實發生的。好的一面說,美國商學院的亞洲學生們知道自己想要什麽,並且用盡各種手段得到了,結果定義了一切過程。但為了增加你成功的幾率,就摧毀了別人全部的機會,你的內心能否過得去?

  

所以到了第三點,這些商學院經歷,也是讓人成長、蛻變的過程。

  

就像高考狀元們齊聚清華、北大一樣,來到頂級商學院的初始階段,不管你是個多麽有自信的人,都會被身邊同樣、甚至更優秀的人嚇到,覺得自卑,然後鼓勵自己去努力拼搏,目標會有的,實習、工作也會有的,就算經歷再多的刀子,要做的不是證明別人的錯誤,而是自己可以做到。兩年可以是一個非常蛻變的過程。

  

對於男生來說,他們可以兩耳不聞窗外事,自己泡圖書館,每天拿兩個小時出來幫同學準備下面試已經算是很夠義氣了;感觸最大的,在於原來人的思維還有這麽多面,自己變得更加包容;最多也就比比男人們原來誰賺的多,工作誰找的好,以後賺的更多;花心的那些也就煩惱下,怎麽把老婆換了,追我的小學妹們我挑哪個好,我喜歡的妹子能不能追上。

  

對於女生,特別是漂亮女生,除了學好學業,還要競爭男友、防小三,就算嚴肅的工作面試說不定還會碰到有企圖的面試官。


有人在面試時,直接被面試官問,你現在擦的是什麽香水的;還有人直接被面試官問,你住哪個酒店的(高情商回答是Not until I get the offer)。放得開的,就直接睡到offer,有節操的,就一定得學會保護自己。除了變得更加豁達和雲淡風輕外,學會了怎麽處理這些複雜的人際利益沖 突,兩年的大風大浪都過下來,以後還有什麽面對不了的。

  

商學院的兩年某種意義上,也像一個巨大的派對。不管有多辛苦,你都要做那個清醒、光彩照人的走出派對的人,有人靠實力殺出血路,有人靠灌醉別人而脫穎而出。MBA也是一面鏡子,你貢獻的,你所做的事情,都是你原本真實的反應,只是MBA 放大了你人性的缺點或善良。

  

商學院不斷打的雞血是,你們是要改變世界的。而真正改變世界的人遠遠少於被世界改變的我們,讀商學院的人,已經做出了自己不願意甘於平淡生活或事業的選擇,但選擇不代表過程和終點。


PS:此文是蝸牛妹在2015年初寫的,再發一遍是覺得對你們可能有用,主要是因為三天臺風小長假怎麽能不給你們交點功課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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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業者,別落入VC給你的那些“坑”

來源: http://www.iheima.com/zixun/2016/1102/159573.shtml

創業者,別落入VC給你的那些“坑”
線性資本 線性資本

創業者,別落入VC給你的那些“坑”

作為創業者,時刻保持自己獨立清醒的認知,對自己的處境有冷靜的思考,對未來的方向有獨立的判斷....

*本文由線性資本(微信ID:LinearVenture)授權i黑馬網發布,作者x1ang.li 創業者鄭立濤。

本文僅僅是我們站在創業者立場的討論,希望能幫你看清一些現象。每個創業故事都是不可複制的經歷,沒有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真理。

近幾年,創投圈異常火熱,創造出了太多太多全新的詞匯和概念。很多剛剛上路的創業者,往往對手握大筆資金、閱人無數的風險投資人們產生一種特殊的崇拜,因而也連帶著將投資人的觀點奉為圭臬。另一方面,很多風險投資人,也非常樂於在創業領域公開發聲,為創業者們制訂了一系列時髦的概念和“創業準則”,以此提升行業內的知名度,甚至將自身塑造為“創業導師”的形象。

然而,VC的觀點真的都是對的嗎?投資人們真的就比創業者懂得更多嗎?今天,筆者想要就這個問題做一些探討,供創業者們思考:很多時候,所謂的“VC方法論”,未必是你應該追隨的真相。你應獨立思考、理性分析,避免這些坑。

股權是否應該均分?

關於股權分配,一直以來都是創業者不得不面對的大難題。很多風險投資人反複告誡創業者們“股權均分乃大忌”。然而,果真如此麽?

對於投資人們而言,力薦股權集中的初衷無非是擔心公司因為股權不夠集中而導致決策權不集中,並擔心團隊決策低效最終會導致團隊的混亂分裂。因此很多投資人都明確表達過反對創業公司股權平分、希望公司在創業初期保證領導者的決策獨裁。然而事實證明,股權分散不一定會喪失決策的效率,也不一定會降低決策的效果。因此,如果借股權平分,來判斷創業公司的決策權集不集中、決策流程完不完善,那麽無疑是有失偏頗的。

首先,從邏輯上講,凡事有效決策未必需要“決策權集中”,更重要的是應該劃分清楚決策的界限——比如說,對於在特定領域有獨特經驗的合夥人(比如說某技術專家),在他的份內領域大家就應該給他更多的話語權和決策權,而不是讓外行來把握這個領域的公司戰略方向。這就是一個“整體小股權、局部大話語權”的例子。再比如職業經理人們或許不會擁有公司的太多股票,但是他們在公司內部有著非常高的決策權,這也是一個“整體小股權、整體大話語權”的例子。

其次,雖然我們承認對於創業者而言,在創業早期的時候保證決策具有一定獨裁性確實是一件好事,但是集中股權未必是唯一的方法。投資人們往往會把集中股權和集中決策權混為一談,但這其實是一個錯誤。典型的例子是阿里巴巴。阿里的股權其實非常分散,但是馬雲卻通過事業合夥人制度(董事提名權+投票權委托)牢牢把握住了公司的決策權與前進方向,也占據了整個公司的控制權。在這個例子里,股權和決策權就是剝離開的。

更何況,真的並不是所有的初創企業都需要層次非常嚴明的決策權。目前一提到“創業”,很多人腦中便自動浮現出一個刻板的金字塔式的企業治理,即“CEO->幾個副總CTO+COO+CMO+CFO -> 一幹中層 -> 龐大的基層員工”。然而實際上有不少創業模式是與這相差甚遠——比如大部分律所、會計師事務所、咨詢公司等等服務類的公司,采取的都是“平均主義”的合夥人股權分配制度,即幾個具備均等知識積累和業內資源的合夥人,共享品牌和公司基礎設施(比如前臺、辦公室),並將贏利的一部分上交平臺。這種股權分配制度,通過先進的機制充分激勵了專業人才的工作積級性,提升了企業的空間,並使企業文化相對融洽,更重要的是,通過優化企業內部效率,也其人均收入遠遠超過沒有采用這種制度的公司。比如現在有很多做IT咨詢的公司,本質上與律師事務所、會計師事務所這一系列由partner拉業務->大家共享企業基礎設施實施業務的商業模式並沒有本質區別。那麽這類的創業,就完全可以將股權在幾位合夥人之間大膽地平分。

總結而言,創業團隊內部的股權分配不應該僵化地套用某一個公式。企業所有制多重多樣,無論金字塔式的科層制(hierarchy)還是合夥制,都有其適用的情況。創業者切記獨立判斷和思考,不要被VC們千篇一律的“股權不可平分”的說辭束縛住了企業的發展空間。

必須是“高頻”領域嗎?

“高頻”也是一個VC們喜歡動不動掛在嘴上的詞。曾經就有一位引發過很大爭議的大佬提出過“高頻、剛需、痛點”的三個產品要訣,被不少人奉為至理。然而實際上,一味地把高頻列作創業成功的必要條件,同樣可能錯過不少非常好的創業機會。

高頻是必須的嗎?我們不否認在一些創業領域里面,高頻是非常關鍵的一個制勝因素。這一點上體現得最淋漓盡致的莫過於社交軟件,Facebook在創業初期雖然沒有找到自己的核心盈利模式,但是借助高頻的用戶使用習慣,成功地占據了市場,從長期來挖掘盈利的更多可能性。我們可以看出,所謂高頻場景,其實適用的是那些有網絡規模效應的行業或模式(比如社交、平臺),適用於能有力控制成本的企業。另一方面,鑒於近幾年線上入口的成本激增,善長互聯網行業的投資人希望通過多投一些高頻的企業,以期通過在具備相當的用戶數之後給旗下別的被投公司引流。

但是,我們也不認為,低頻的創業就一定是不好的創業。必須澄清:低頻服務不等於非剛需——很多需求雖然頻率很低,但是卻是非常強的需求,比如裝修、婚嫁、留學、殯葬、職業培訓。這類場景雖然頻度不高,但是由於行業的價格不透明、信息不對稱,導致客單價或毛利率高於其他行業。換句話,在用戶基數足夠大的領域中,單個用戶的低頻乘以巨大的人口乘數,最終往往獲得超額回報。因此,即使是低頻行業,只要能夠提升自身服務質量並且打造好口碑,源源不斷地獲取新的業務,同樣能夠活得非常滋潤。實際上,曾經不少安利過“高頻”這一概念的基金,也相繼投資了上述低頻行業。更進一步,隨著一些高頻領域的優質創業公司們被各大基金哄搶過幾輪之後,越來越多的風險投資基金也開始將視野投向了低頻的領域。

所以說,高頻有高頻的玩法,低頻也有低頻的障眼法。那些正好處在低頻領域的創業者們完全無需糾結“低頻或是高頻”這樣的問題,踏踏實實地把自己的業務做好才是正道。

輕資產一定就好?

輕資產也是一個投資人口中非常時髦的一個概念。然而我們卻要提出我們的反問:輕資產的項目往往不是靠資本驅動的(滴滴打車這類需要投入大量資本來培育市場、搶奪市場的項目是例外),對於資本的需求也沒有那麽大,對於這樣的“不那麽需要錢”的行業,資本在其中到底起到了什麽樣的作用呢?通俗地說,如果僅僅是提供資金的支持的話,那麽這類創業公司其實並不那麽需要這樣的支持。既然行業不需要錢,把錢硬塞進去的行為其實是非常糟糕的。

輕資產一定好嗎?從某種程度上來說,輕資產的項目確實有其獨特的競爭優勢。輕資產的項目擴張成本較低,容易迅速地獲得比較大的規模。並且試錯成本較低、產品叠代速度快,即使是失敗了也能夠迅速地推倒重來。這種有天然快速擴張性的項目,只要能夠找到足夠強大的護城河,比如技術門檻、網絡效應或規模效應,那麽便能夠成長為一家體量龐大的壟斷公司。這對於投資人而言是非常誘人的,也是最最理想的投資標的。因此,投資人們大力宣揚這樣的項目完全可以理解。

但是,重資產一定不好嗎?其實這里面有一個很核心的問題,在於不論是輕資產還是重資產的公司,最關鍵的成功因素都是商業邏輯可行並且構築起了足夠強大的競爭壁壘。重資產的公司確實天然具有擴張較緩慢、資金需求量大這樣的特性,但是如果能夠通過資本構築起自身的護城河,提高行業的新進入門檻,從長遠來看,這樣的企業更能夠成為時間的朋友,在行業競爭中走到最後。京東便是一個非常典型的例子,當劉強東決定自建物流的時候,剛剛拿到今日資本千萬美金的京東根本無力承擔10億美元的預算,劉強東本人也承受了巨大的壓力。但是強硬如他最終依然促成了京東建立起了自身的物流系統,並且通過強大的物流系統,京東不但在當時避開了淘寶的風頭,而且也有效抵預後來的1號店、蘇寧雲商所形成的進攻。

對於創業者而言,選擇重資產模式還是輕資產模式,是一個問題。二者各有利弊,沒有絕對的優劣之分。當然,對於資金缺口巨大的重資產行業而言,尋求股權融資未必是唯一的獲得資金的方式。很多時候,項目眾籌或銀行信貸等融資手段是更加有效的“避重就輕”的途徑。

“平臺”和“共享經濟”這種概念到底是靠譜不靠譜?

2008年,Uber和Airbnb的橫空出世開啟了互聯網共享經濟的時代。今年,滴滴收購Uber中國,又把共享經濟這個概念在中國炒出了前所未有的關註度。和共享經濟息息相關的是“平臺”這個概念,一個在創投圈流傳甚廣的說法是:“Uber沒有一輛自己的車,卻是世界上最大的出租車公司;Airbnb沒有一間自己的房,卻是世界上最大的酒店。Amazon沒有線下實體店,市值卻超過零售巨頭Walmart……這一切都歸功於平臺的力量”,將平臺捧上了無上的崇高地位。

“平臺”和“共享經濟”這些概念有多火?連最近短短兩個月時間吸引了總計超過四億美元的摩拜單車和ofo都標榜自己是“共享”“平臺”,實際上它們都只是B2C的單車租賃公司罷了,連平臺都算不上,卻強行把自己包裝成了共享經濟的形態批著虎皮炒作概念。其實類似的例子還有很多:比如號稱是共享家廚的回家吃飯,其實就是一個給家廚們賣自己做的飯菜的平臺;比如明明是B2C模式的神州專車,也把自己歸類為“共享經濟”。更不用提那些言必稱“平臺戰略”之類言論的創業者們,動不動就是“整合”、“顛覆”,看起來何其高端大氣上檔次,令人啼笑皆非。這些奇怪的現象都可以讓我們看出這兩個概念的影響力之大受歡迎程度之深,使得創業者們紛紛迎合。

為什麽創投圈這麽膜拜“平臺”和“共享經濟”這類概念呢?一個原因是在於,大家普遍覺得建立一個企業太耗精力。如果構建起了一個“平臺”,自家辦公室躺著數錢,吃完采購吃銷售,吃完甲方吃乙方,吃完男方吃女方,吃完原告吃被告……這門生意無論對誰都太有吸引力了。躺著掙錢誰不想向往?

然而看似不費吹灰之力的背後,往往不是隱藏著汗水,便是有別的陷阱。並非所有商業都適合做成平臺,至少在現階段,配套設施沒有跟上的情況下,有些服務自營就是比平臺體驗更好;並非所有創業者都有能力做平臺,在嘗試之前,也建議掂量掂量自己的實力和手中能夠調動起來的資源。也並非所有的東西都適合共享,把共享經濟當成一劑萬能的良方無疑是非常一廂情願的事情。

“All in”,到底應該不應該?

最後一個問題,我們來討論討論“all in”。

“不能all in的不要來創業公司”,“創業者說,我見過淩晨4點的北京”這樣的話一方面是創業者們的自我高潮,另一方面也是VC強加於創業者們的高潮。

相比起行業內摸爬滾打的創業者,VC對於行業的了解其實要少很多。尤其是那些新入行的投資經理們,他們常常的辨別能力十分有限,對於早期的投資又無法運用教科書上那套財務指標鑒定法。怎麽辦呢?於是他們就要求被投的創業者們必須"all in"——只有看到被投的團隊晝夜地加班,VC們才會有安全感。

然而,這種方法無異於“用戰術上的勤奮掩蓋戰略”的懶惰。投資人們往往不會告訴創業者all in的風險。即便創業者們在所謂“自己公司”的all in,也很可能以得不償失告終。在創業公司,創立之初如膠似漆,走了一陣才發現是方向已經錯誤,亦或者是前期合夥人承諾給自己的報酬沒有實現,結果投入越多損失越大。如果一開始就偏離了正確的方向,走得更遠也只能使創業者偏離正確的目標更遠。創業者作為合夥人加入了這樣的公司,學習勞模日夜焚膏繼晷一心為公司做貢獻,最終卻沒有得到應得的報酬,利用價值被壓榨完全之後被逼走或者散夥的情況,實在是屢見不鮮。

背後的一面,又隱藏著投資人對於人力資本的漠視(恰恰有很多VC們,一遍又一遍高唱“我們投的是人”,相信被這些VC看上的創業者的單位時間成本一定很高)。之前和一個號稱圈內小有名氣的天使投資人喝過咖啡,他在我面前振振有詞地說:“你知道嗎,我曾經在一個項目上虧過60萬,60萬的真銀白銀虧了什麽感覺你應該沒感受過吧”。潛臺詞就是:“老子的錢才是錢,你們的時間不值錢”。可是,那些從BAT/McKinsey/Google/大企業出來的,如果算上無休止的加班,哪個創業者的年時間成本不夠60萬呢。於是乎,“all in”背後或許體現了投資人對心理平衡的訴求:“我和LP的錢虧了這麽多,你拿了我們的錢,也至少應該有大筆的投入。”

All in的負面效應,被業界普遍低估。首先,如果一家公司需要靠“把人的身體掏空”的地獄壓榨模式才能活下去,那麽這樣的商業模式必然是有問題的,也無法走長久。所以,如果哪個投資人建議你all in,說明他自己對於創業模式都沒有清晰的認識。另一方面,對於VC而言,將創始人的精力投入與項目發展前景的前提是創始人有著理性的分析思維。如果創業者跟著自己鼓吹只有all in才是好項目,那麽這個檢測的前提也就隨之喪失。

第二個負面因素是過早消耗團隊的士氣。創業其實是場馬拉松,很多事情急不得,從種子輪到ABCD輪既需要速度,更需要耐力和韌性。如果以百米沖刺的速度,過早把身體掏空,導致無法順利抵達終點(IPO或被收購),甚至無法跑到下一個check point(下一輪融資),那才是得不償失。越是專業運動員,越懂得如何平均分配體力。更進一步,如果你作為業余選手看到旁邊一位專業選手在起跑時便遙遙領先,那絕對是運動天賦加科學訓練的結果,不可能是因為他們在一開始就透支自己的體力。實際上創業圈內已經有太多太多的教訓警醒著後來者們:前有李開複老師因過度勞累患上癌癥,後有春雨醫生創始人張銳先生離世,李老師和張先生都已經是圈內有身份有地位的人,然而也免不了這樣的問題,更何況是那些剛剛進入行業,尚未完成原始積累的創業新人們。渴望燃燒就是渴望化成灰燼,如果提前把未來透支給當下,那怎麽可能在創業的路上走的更遠?往往是那些平常一直繃得很緊的人,在面臨大挑戰的時候精神容易崩潰,這一點創業者們不得不三思。

最後,雖然創始人都是多面手,但畢竟擅長領域各有不同,術業有專攻。根據“木桶原理”,團隊的最終效率取決於短板業務進度。因此,即便創始團隊中有個別部門all in,由於被別的業務部門拖了後腿(無論是主觀還是客觀),all in的那部分依然是徒勞的。創業公司的管理者們更應該思考如何讓公司各部門協調發展,平衡有序地前進,而不是透支了某幾個部門的優勢之後,卻因為其他短板部門的問題,讓前者付出的努力毫無成效,不客氣地說,這是一種沒有意義的內耗。

總結

投資人們總喜歡給創業者提出各種各樣的概念和要求,這些建議有些或許是對的,但有些是絕對的“坑”,不得不警惕。作為創業者,時刻保持自己獨立清醒的認知,對自己的處境有冷靜的思考,對未來的方向有獨立的判斷,這點非常重要。切記不可輕信投資人或者所謂專家的建議。失去了獨立思考能力的創業者很難成一番大事,真正的猛士絕對不會成為被概念所控制的提線木偶。希望創業者們能夠冷靜起來,慎重地對待投資人們提出的那些概念,在自己的創業道路上,走得更加清醒,也更加冷靜。

創業家 創業者 VC 風險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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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業者,別落入VC給你的那些“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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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業者,別落入VC給你的那些“坑”

作為創業者,時刻保持自己獨立清醒的認知,對自己的處境有冷靜的思考,對未來的方向有獨立的判斷....

*本文由線性資本(微信ID:LinearVenture)授權i黑馬網發布,作者x1ang.li 創業者鄭立濤。

本文僅僅是我們站在創業者立場的討論,希望能幫你看清一些現象。每個創業故事都是不可複制的經歷,沒有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真理。

近幾年,創投圈異常火熱,創造出了太多太多全新的詞匯和概念。很多剛剛上路的創業者,往往對手握大筆資金、閱人無數的風險投資人們產生一種特殊的崇拜,因而也連帶著將投資人的觀點奉為圭臬。另一方面,很多風險投資人,也非常樂於在創業領域公開發聲,為創業者們制訂了一系列時髦的概念和“創業準則”,以此提升行業內的知名度,甚至將自身塑造為“創業導師”的形象。

然而,VC的觀點真的都是對的嗎?投資人們真的就比創業者懂得更多嗎?今天,筆者想要就這個問題做一些探討,供創業者們思考:很多時候,所謂的“VC方法論”,未必是你應該追隨的真相。你應獨立思考、理性分析,避免這些坑。

股權是否應該均分?

關於股權分配,一直以來都是創業者不得不面對的大難題。很多風險投資人反複告誡創業者們“股權均分乃大忌”。然而,果真如此麽?

對於投資人們而言,力薦股權集中的初衷無非是擔心公司因為股權不夠集中而導致決策權不集中,並擔心團隊決策低效最終會導致團隊的混亂分裂。因此很多投資人都明確表達過反對創業公司股權平分、希望公司在創業初期保證領導者的決策獨裁。然而事實證明,股權分散不一定會喪失決策的效率,也不一定會降低決策的效果。因此,如果借股權平分,來判斷創業公司的決策權集不集中、決策流程完不完善,那麽無疑是有失偏頗的。

首先,從邏輯上講,凡事有效決策未必需要“決策權集中”,更重要的是應該劃分清楚決策的界限——比如說,對於在特定領域有獨特經驗的合夥人(比如說某技術專家),在他的份內領域大家就應該給他更多的話語權和決策權,而不是讓外行來把握這個領域的公司戰略方向。這就是一個“整體小股權、局部大話語權”的例子。再比如職業經理人們或許不會擁有公司的太多股票,但是他們在公司內部有著非常高的決策權,這也是一個“整體小股權、整體大話語權”的例子。

其次,雖然我們承認對於創業者而言,在創業早期的時候保證決策具有一定獨裁性確實是一件好事,但是集中股權未必是唯一的方法。投資人們往往會把集中股權和集中決策權混為一談,但這其實是一個錯誤。典型的例子是阿里巴巴。阿里的股權其實非常分散,但是馬雲卻通過事業合夥人制度(董事提名權+投票權委托)牢牢把握住了公司的決策權與前進方向,也占據了整個公司的控制權。在這個例子里,股權和決策權就是剝離開的。

更何況,真的並不是所有的初創企業都需要層次非常嚴明的決策權。目前一提到“創業”,很多人腦中便自動浮現出一個刻板的金字塔式的企業治理,即“CEO->幾個副總CTO+COO+CMO+CFO -> 一幹中層 -> 龐大的基層員工”。然而實際上有不少創業模式是與這相差甚遠——比如大部分律所、會計師事務所、咨詢公司等等服務類的公司,采取的都是“平均主義”的合夥人股權分配制度,即幾個具備均等知識積累和業內資源的合夥人,共享品牌和公司基礎設施(比如前臺、辦公室),並將贏利的一部分上交平臺。這種股權分配制度,通過先進的機制充分激勵了專業人才的工作積級性,提升了企業的空間,並使企業文化相對融洽,更重要的是,通過優化企業內部效率,也其人均收入遠遠超過沒有采用這種制度的公司。比如現在有很多做IT咨詢的公司,本質上與律師事務所、會計師事務所這一系列由partner拉業務->大家共享企業基礎設施實施業務的商業模式並沒有本質區別。那麽這類的創業,就完全可以將股權在幾位合夥人之間大膽地平分。

總結而言,創業團隊內部的股權分配不應該僵化地套用某一個公式。企業所有制多重多樣,無論金字塔式的科層制(hierarchy)還是合夥制,都有其適用的情況。創業者切記獨立判斷和思考,不要被VC們千篇一律的“股權不可平分”的說辭束縛住了企業的發展空間。

必須是“高頻”領域嗎?

“高頻”也是一個VC們喜歡動不動掛在嘴上的詞。曾經就有一位引發過很大爭議的大佬提出過“高頻、剛需、痛點”的三個產品要訣,被不少人奉為至理。然而實際上,一味地把高頻列作創業成功的必要條件,同樣可能錯過不少非常好的創業機會。

高頻是必須的嗎?我們不否認在一些創業領域里面,高頻是非常關鍵的一個制勝因素。這一點上體現得最淋漓盡致的莫過於社交軟件,Facebook在創業初期雖然沒有找到自己的核心盈利模式,但是借助高頻的用戶使用習慣,成功地占據了市場,從長期來挖掘盈利的更多可能性。我們可以看出,所謂高頻場景,其實適用的是那些有網絡規模效應的行業或模式(比如社交、平臺),適用於能有力控制成本的企業。另一方面,鑒於近幾年線上入口的成本激增,善長互聯網行業的投資人希望通過多投一些高頻的企業,以期通過在具備相當的用戶數之後給旗下別的被投公司引流。

但是,我們也不認為,低頻的創業就一定是不好的創業。必須澄清:低頻服務不等於非剛需——很多需求雖然頻率很低,但是卻是非常強的需求,比如裝修、婚嫁、留學、殯葬、職業培訓。這類場景雖然頻度不高,但是由於行業的價格不透明、信息不對稱,導致客單價或毛利率高於其他行業。換句話,在用戶基數足夠大的領域中,單個用戶的低頻乘以巨大的人口乘數,最終往往獲得超額回報。因此,即使是低頻行業,只要能夠提升自身服務質量並且打造好口碑,源源不斷地獲取新的業務,同樣能夠活得非常滋潤。實際上,曾經不少安利過“高頻”這一概念的基金,也相繼投資了上述低頻行業。更進一步,隨著一些高頻領域的優質創業公司們被各大基金哄搶過幾輪之後,越來越多的風險投資基金也開始將視野投向了低頻的領域。

所以說,高頻有高頻的玩法,低頻也有低頻的障眼法。那些正好處在低頻領域的創業者們完全無需糾結“低頻或是高頻”這樣的問題,踏踏實實地把自己的業務做好才是正道。

輕資產一定就好?

輕資產也是一個投資人口中非常時髦的一個概念。然而我們卻要提出我們的反問:輕資產的項目往往不是靠資本驅動的(滴滴打車這類需要投入大量資本來培育市場、搶奪市場的項目是例外),對於資本的需求也沒有那麽大,對於這樣的“不那麽需要錢”的行業,資本在其中到底起到了什麽樣的作用呢?通俗地說,如果僅僅是提供資金的支持的話,那麽這類創業公司其實並不那麽需要這樣的支持。既然行業不需要錢,把錢硬塞進去的行為其實是非常糟糕的。

輕資產一定好嗎?從某種程度上來說,輕資產的項目確實有其獨特的競爭優勢。輕資產的項目擴張成本較低,容易迅速地獲得比較大的規模。並且試錯成本較低、產品叠代速度快,即使是失敗了也能夠迅速地推倒重來。這種有天然快速擴張性的項目,只要能夠找到足夠強大的護城河,比如技術門檻、網絡效應或規模效應,那麽便能夠成長為一家體量龐大的壟斷公司。這對於投資人而言是非常誘人的,也是最最理想的投資標的。因此,投資人們大力宣揚這樣的項目完全可以理解。

但是,重資產一定不好嗎?其實這里面有一個很核心的問題,在於不論是輕資產還是重資產的公司,最關鍵的成功因素都是商業邏輯可行並且構築起了足夠強大的競爭壁壘。重資產的公司確實天然具有擴張較緩慢、資金需求量大這樣的特性,但是如果能夠通過資本構築起自身的護城河,提高行業的新進入門檻,從長遠來看,這樣的企業更能夠成為時間的朋友,在行業競爭中走到最後。京東便是一個非常典型的例子,當劉強東決定自建物流的時候,剛剛拿到今日資本千萬美金的京東根本無力承擔10億美元的預算,劉強東本人也承受了巨大的壓力。但是強硬如他最終依然促成了京東建立起了自身的物流系統,並且通過強大的物流系統,京東不但在當時避開了淘寶的風頭,而且也有效抵預後來的1號店、蘇寧雲商所形成的進攻。

對於創業者而言,選擇重資產模式還是輕資產模式,是一個問題。二者各有利弊,沒有絕對的優劣之分。當然,對於資金缺口巨大的重資產行業而言,尋求股權融資未必是唯一的獲得資金的方式。很多時候,項目眾籌或銀行信貸等融資手段是更加有效的“避重就輕”的途徑。

“平臺”和“共享經濟”這種概念到底是靠譜不靠譜?

2008年,Uber和Airbnb的橫空出世開啟了互聯網共享經濟的時代。今年,滴滴收購Uber中國,又把共享經濟這個概念在中國炒出了前所未有的關註度。和共享經濟息息相關的是“平臺”這個概念,一個在創投圈流傳甚廣的說法是:“Uber沒有一輛自己的車,卻是世界上最大的出租車公司;Airbnb沒有一間自己的房,卻是世界上最大的酒店。Amazon沒有線下實體店,市值卻超過零售巨頭Walmart……這一切都歸功於平臺的力量”,將平臺捧上了無上的崇高地位。

“平臺”和“共享經濟”這些概念有多火?連最近短短兩個月時間吸引了總計超過四億美元的摩拜單車和ofo都標榜自己是“共享”“平臺”,實際上它們都只是B2C的單車租賃公司罷了,連平臺都算不上,卻強行把自己包裝成了共享經濟的形態批著虎皮炒作概念。其實類似的例子還有很多:比如號稱是共享家廚的回家吃飯,其實就是一個給家廚們賣自己做的飯菜的平臺;比如明明是B2C模式的神州專車,也把自己歸類為“共享經濟”。更不用提那些言必稱“平臺戰略”之類言論的創業者們,動不動就是“整合”、“顛覆”,看起來何其高端大氣上檔次,令人啼笑皆非。這些奇怪的現象都可以讓我們看出這兩個概念的影響力之大受歡迎程度之深,使得創業者們紛紛迎合。

為什麽創投圈這麽膜拜“平臺”和“共享經濟”這類概念呢?一個原因是在於,大家普遍覺得建立一個企業太耗精力。如果構建起了一個“平臺”,自家辦公室躺著數錢,吃完采購吃銷售,吃完甲方吃乙方,吃完男方吃女方,吃完原告吃被告……這門生意無論對誰都太有吸引力了。躺著掙錢誰不想向往?

然而看似不費吹灰之力的背後,往往不是隱藏著汗水,便是有別的陷阱。並非所有商業都適合做成平臺,至少在現階段,配套設施沒有跟上的情況下,有些服務自營就是比平臺體驗更好;並非所有創業者都有能力做平臺,在嘗試之前,也建議掂量掂量自己的實力和手中能夠調動起來的資源。也並非所有的東西都適合共享,把共享經濟當成一劑萬能的良方無疑是非常一廂情願的事情。

“All in”,到底應該不應該?

最後一個問題,我們來討論討論“all in”。

“不能all in的不要來創業公司”,“創業者說,我見過淩晨4點的北京”這樣的話一方面是創業者們的自我高潮,另一方面也是VC強加於創業者們的高潮。

相比起行業內摸爬滾打的創業者,VC對於行業的了解其實要少很多。尤其是那些新入行的投資經理們,他們常常的辨別能力十分有限,對於早期的投資又無法運用教科書上那套財務指標鑒定法。怎麽辦呢?於是他們就要求被投的創業者們必須"all in"——只有看到被投的團隊晝夜地加班,VC們才會有安全感。

然而,這種方法無異於“用戰術上的勤奮掩蓋戰略”的懶惰。投資人們往往不會告訴創業者all in的風險。即便創業者們在所謂“自己公司”的all in,也很可能以得不償失告終。在創業公司,創立之初如膠似漆,走了一陣才發現是方向已經錯誤,亦或者是前期合夥人承諾給自己的報酬沒有實現,結果投入越多損失越大。如果一開始就偏離了正確的方向,走得更遠也只能使創業者偏離正確的目標更遠。創業者作為合夥人加入了這樣的公司,學習勞模日夜焚膏繼晷一心為公司做貢獻,最終卻沒有得到應得的報酬,利用價值被壓榨完全之後被逼走或者散夥的情況,實在是屢見不鮮。

背後的一面,又隱藏著投資人對於人力資本的漠視(恰恰有很多VC們,一遍又一遍高唱“我們投的是人”,相信被這些VC看上的創業者的單位時間成本一定很高)。之前和一個號稱圈內小有名氣的天使投資人喝過咖啡,他在我面前振振有詞地說:“你知道嗎,我曾經在一個項目上虧過60萬,60萬的真銀白銀虧了什麽感覺你應該沒感受過吧”。潛臺詞就是:“老子的錢才是錢,你們的時間不值錢”。可是,那些從BAT/McKinsey/Google/大企業出來的,如果算上無休止的加班,哪個創業者的年時間成本不夠60萬呢。於是乎,“all in”背後或許體現了投資人對心理平衡的訴求:“我和LP的錢虧了這麽多,你拿了我們的錢,也至少應該有大筆的投入。”

All in的負面效應,被業界普遍低估。首先,如果一家公司需要靠“把人的身體掏空”的地獄壓榨模式才能活下去,那麽這樣的商業模式必然是有問題的,也無法走長久。所以,如果哪個投資人建議你all in,說明他自己對於創業模式都沒有清晰的認識。另一方面,對於VC而言,將創始人的精力投入與項目發展前景的前提是創始人有著理性的分析思維。如果創業者跟著自己鼓吹只有all in才是好項目,那麽這個檢測的前提也就隨之喪失。

第二個負面因素是過早消耗團隊的士氣。創業其實是場馬拉松,很多事情急不得,從種子輪到ABCD輪既需要速度,更需要耐力和韌性。如果以百米沖刺的速度,過早把身體掏空,導致無法順利抵達終點(IPO或被收購),甚至無法跑到下一個check point(下一輪融資),那才是得不償失。越是專業運動員,越懂得如何平均分配體力。更進一步,如果你作為業余選手看到旁邊一位專業選手在起跑時便遙遙領先,那絕對是運動天賦加科學訓練的結果,不可能是因為他們在一開始就透支自己的體力。實際上創業圈內已經有太多太多的教訓警醒著後來者們:前有李開複老師因過度勞累患上癌癥,後有春雨醫生創始人張銳先生離世,李老師和張先生都已經是圈內有身份有地位的人,然而也免不了這樣的問題,更何況是那些剛剛進入行業,尚未完成原始積累的創業新人們。渴望燃燒就是渴望化成灰燼,如果提前把未來透支給當下,那怎麽可能在創業的路上走的更遠?往往是那些平常一直繃得很緊的人,在面臨大挑戰的時候精神容易崩潰,這一點創業者們不得不三思。

最後,雖然創始人都是多面手,但畢竟擅長領域各有不同,術業有專攻。根據“木桶原理”,團隊的最終效率取決於短板業務進度。因此,即便創始團隊中有個別部門all in,由於被別的業務部門拖了後腿(無論是主觀還是客觀),all in的那部分依然是徒勞的。創業公司的管理者們更應該思考如何讓公司各部門協調發展,平衡有序地前進,而不是透支了某幾個部門的優勢之後,卻因為其他短板部門的問題,讓前者付出的努力毫無成效,不客氣地說,這是一種沒有意義的內耗。

總結

投資人們總喜歡給創業者提出各種各樣的概念和要求,這些建議有些或許是對的,但有些是絕對的“坑”,不得不警惕。作為創業者,時刻保持自己獨立清醒的認知,對自己的處境有冷靜的思考,對未來的方向有獨立的判斷,這點非常重要。切記不可輕信投資人或者所謂專家的建議。失去了獨立思考能力的創業者很難成一番大事,真正的猛士絕對不會成為被概念所控制的提線木偶。希望創業者們能夠冷靜起來,慎重地對待投資人們提出的那些概念,在自己的創業道路上,走得更加清醒,也更加冷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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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始人難以言說的痛:股權激勵的那些坑

來源: http://www.iheima.com/zixun/2016/1117/159838.shtml

創始人難以言說的痛:股權激勵的那些坑
筆記俠 筆記俠

創始人難以言說的痛:股權激勵的那些坑

為什麽企業這麽流行股權激勵?股權激勵為什麽這麽火?

本文由筆記俠(ID:Notesman)授權i黑馬發布。

胡浩 | 盈科律所合夥人,盈科律所為國際化大型綜合性律師事務所。

活動:2016年11月12日-13日,由GYL基金會支持創辦、中關村立德青年領導力科技創新中心主辦的首屆GYL大學(秋季)職場大課,筆記俠作為合作方,經主辦方與演講者審閱授權發布筆記。

筆記之前,請先思考:

股權激勵是你想給誰就能給誰的麽?

什麽樣的情況下需要股權激勵?

股權激勵的方式有哪些?

你知道股權激勵的坑麽?

股權激勵的時機有哪幾個?

“為什麽企業這麽流行股權激勵?

股權激勵為什麽這麽火?”

介紹兩個數據:

1、2015年《財富》雜誌:世界500強有85%的企業做過股權激勵;

2、中國上市公司截至2015年:700多家上市公司公布的股權激勵計劃有1000多個(註:因為一個公司可能會做多輪股權激勵)。

為什麽這些公司這麽喜歡做股權激勵?

一、股權激勵目的

講股權激勵目的的時候,有必要介紹一下在股權激勵領域非常經典的一家企業,就是「華為」。

2

華為從1988年成立到現在,總共經歷了5個階段的股權激勵。

第一階段

在第一個階段,華為選擇了用實股,讓員工用現金認購的方式做股權激勵。當時它想解決的問題是,要把人留住,把創業團隊留住,同時降低現金的支出。在1990年的時候,那個環境里面企業融資特別難,用認購實股的方式來集資,也是解決了當時華為一定的問題。

第二階段

十年後,華為做了第二次股權激勵。當時華為做股權激勵的時候,想要解決的是管理層的控制權太分散的問題,之前給的都是實股,把公司股權分散了,所以在第二個階段進行了虛擬股的激勵方式。

第一個方案當中是實股,第二個方案是虛擬股。

實股是你給到高管、給到激勵對象的股權激勵,所對應的股權是實實在在的,法律含義里面的股權內涵和外延所有的東西,實股里面都有。像實股里面的表決權、控制權、分紅權、優先權、處分權等等在虛股里面沒有,虛股只有一個——分紅權,就是你的收益權。

在1992年,華為已經有270個員工了,人員很多,一個公司100%的股權要給好幾百人、上千號人做股權激勵,不可能再用實股做激勵,不可能把實股分成那麽細的份。

《公司法》里面有一個規定,有限公司的股東註冊人數不能超過50人,現在華為的兩個股東一個是任正非,還有一個是華為的投資公司,任總占的股權比例在公司里面只有1%點多。第二個階段做股權激勵的時候,沒辦法再用實股的方式去做,剛好虛擬股能解決它的問題。

第三階段

2003年,這是一個比較特殊的時期,當時發生了非典,同時華為在美國、在全球遇到了和思科的知識產權訴訟。華為為了解決給高管、核心層配股問題,用了限制股+虛擬股(筆記俠註:限制股票指激勵對象只有在工作年限或業績目標符合股權激勵計劃規定條件的,才可出售限制股,並從中獲益)的模式,解決了穩定住高管和核心層的問題。

第四階段

2008年,同時也是美國次貸危機出現以後,全球經濟受到很大的影響,華為作為在全球發展的公司,也受到影響,為了穩定住整個華為的團隊,采取了虛擬股+飽和股(筆記俠註:飽和股,指不同工作級別匹配不同的持股量。比如級別為13級的員工,持股上限為2萬股,14級為5萬股。而若達到其級別持股量上限的老員工,不參與配股。華為2008年底的內部融資就采用此方法)的激勵方式。就是在座的都有股權,第一排的人可能100萬股、第二排的人50萬股、第三排的人30萬股,級別越高配的股越多,每個級別都有一個定數。

第五階段

第五個階段在市面上的公開資料找不到,是根據我對華為的研究。2013年華為做了一次股權激勵,這個方式叫TUP模式,遞延、遞增的概念。做股權激勵的時候做了5年的激勵期:

第一年給你配股,但是沒有分紅;第二年開始有分紅,但是每年分紅只有1/3;持續到第5年,可以拿到飽和股的分紅。到第5年結束之後,重新歸零,重新來一遍。

它解決的是給外籍員工的激勵問題,同時也是為了解決公司發展到一個時間段之後,創始團隊的一些創始人員躺在華為股票的利益上混日子,為了解決這個問題,重新來一遍股權激勵。

根據之前的各個階段,華為要解決不同問題,實現不同的目的,選擇不同的模式做股權激勵,這也就有了下面跟大家介紹的模式。

二、股權激勵模式

模式一:期權

「期權」就是在一定期限內,給激勵對象一定價格購買公司股權的權利。

如果說激勵對象行權了,他就擁有這個公司的一部分股權。期股適合的對象是一些初創期的企業,你的企業處於不同的階段、不同類型,選擇的模式也不一樣。初創期的企業、互聯網企業、科技類企業比較適合做期權。

互聯網科技新企業的估值增值非常快,今天給到你的激勵對象是5萬股,明年這個時候他的5萬股就有可能變成50萬的價值,後年這個時候有可能變成500萬的價值。

3

GYL大學在暑期舉辦的活動期間,剛好有一個客戶去收了一個VR/AR(虛擬現實/增強現實)的企業,這家企業去年年中的時候第一次融資,當時的估值是2000萬,在年底的時候第二波投資人去投資他們,第二波估值已經到了1億多,等我們那一波去投的時候已經到10個億了。這是一個高科技行業,在一年半的時間,股權的增值非常快。

同時在盡調的時候也看到,這家企業做了股權激勵,他們用的是期權的方式來做的。當時第一波進到公司能夠獲得期權的人,身價都已經非常高了,這是期股非常顯著的一個特點。

在做期股的時候要註意一點,不是所有的公司隨便想用就用,一定要對公司客觀的增長要有很準確的判斷。

看一個實際案例:

神州泰嶽是做飛信的。當年這家公司很牛,他們做股權激勵方案的時候遇到一個問題——企業發生轉變和轉折的點沒有把握好,他在做股權激勵方案的時候,沒有預計到自己股票的價格會往下跌,如果他做10塊錢一股,預計明年他的股票是15塊、20塊……,這樣的話現在給到高管以10塊錢的價格去買股票,明年就掙了,但是沒有想到第二年股票跌成3塊錢、5塊錢了。所以期股的方式在選擇它的時候,對自己企業的發展要有一個很清楚的預知。

模式二:限制股

指授予激勵對象一定數量的公司股票,對股票的拋售、權利等有一些特殊限制。剛才說到LING WEI科技企業選擇的就是限制股的方式,企業成長的時候,或者企業轉型的時候,相對比較成熟的企業可以選擇限制股的方式。

模式三:虛擬股

是指授予激勵對象的一種虛擬的股票,激勵對象可以據此享受一定數量的分紅權。

選擇虛擬股方式的企業一定具備一個條件:就是你的現金流一定要很好看,一定要非常棒。如果說選擇用虛擬股去做股權激勵,結果賬面上沒錢,這個股權激勵方案做了也是失敗的。虛擬股對企業也有明確的限制。

有一個企業是做餐飲的,他們的現金流不錯,給各個店的店長采用虛擬股的激勵方式,做完之後,那個老板跟我說,整個利潤比去年賺的錢還多,同時今年跟大家分享的現金也分享得特別多。

4

因為各個店的店長們就把這家公司當作是自己的,公司里從前臺到後臺,從采購到銷售,店長對所有的細節持續地反饋了好多問題,之前並沒有感受到店長有這麽大的積極性,結果用虛擬股的方式一做,效果非常好。一些企業可以選擇這種方式來激勵激勵對象。

模式四:增值權

當這個企業的凈資產只有1000萬的時候,做股權激勵方案可以把1000萬作為一個基數。如果公司明年的價值到了1500萬,我會把增值出來的500萬部分拿出來給大家做獎勵,這就是「增值權」。

選擇這一類激勵模式的公司一般是一個高增值的企業,或者是以增值作為近期或者遠期目標的企業。在現實當中大家可以看看京東,以估值作為企業長期目標的企業,他們在之前做股權激勵的時候,就是以公司的估值來做的。

2013年我當時做的一個客戶,是中移動和中銀聯合資成立的一家公司,這家公司是幹什麽的?大家在銀聯付錢的時候會收到一個短信,這個短信就是這家公司幹的。他們的估值上升非常快,迅速占領銀行手機通知的業務。當時用增值權的方式來做,也很受他們高管的歡迎。

模式五:業績股

「業績股」是達到一定業績條件就授予激勵對象一定的股份。業績股通常和期股、限制股、虛擬股、增值權綜合在一起使用。

公司相對比較成熟,發展到一定階段的,或者以業績作為明確目標的企業適合來做業績股的激勵。可以現金做激勵,可以拿實股,也可以拿虛擬股。我做方案的時候很少只做一個模式,通常會把客戶的目的、問題結合起來,選擇一到兩個、兩到三個模式相結合來給客戶設定方案。

三、股權激勵的時機/時間  

做股權激勵就是一個獨孤九劍。第一招了解目的;第二招要清楚選擇模式;第三招要知道在什麽樣的時間去做股權激勵。

客戶找我的時候,我會了解一下客戶的背景現在是什麽情況,他所處的是什麽階段。如果時機選對了,效果會事半功倍。我一般跟客戶會交流你應該在一個什麽樣的時間點去做。

第一個時間點就是企業的初創期;

企業初創期的時候人員不是特別穩定,同時企業的現金流不是特別好,在初期如果拿出一部分股權做激勵,對於前期初創團隊來講是非常有吸引力的,因為他會把這個企業當作自己的。如果創業者在跟員工關系中適當地引入股權激勵,會帶來非常好的效果。

第二個特殊時機就是改革調整期;

剛才講到LANG WEI科技的案例,他在業務轉型期選擇股權激勵,達到了他想要的效果。我做他們公司法律顧問到現在,那幾個人一直沒有離職,這是一個非常好的現象。

第三個時機是企業融資期;

為什麽融資期機會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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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資期的時候投資人會給你一個估值,這個估值在你做股權激勵的時候會非常好做宣傳,你所對應的價值被投資人放大了,被市場上認可你這個公司值多少錢,註冊資本金可能是500萬,投資人進來的時候給你一個估值說你值10個億了,他只占10%,這個時候你的身價就高了,哪怕拿出10%來做股權激勵,就是1000萬。如果500萬的時候拿出10%做激勵,很多人感受到這個價值並不高。

第四個時機是並購重組期。

為什麽這個時期也是做股權激勵非常好的時機?

一般並購的時候大部分公司都是拿股票和現金來收你,激勵對象拿到的就是現金的回報,拿到的就是上市公司的股票,對他來說這是非常有吸引力的。然後跟他說你在這繼續幹三年,這些股票、現金都是你的,非常有吸引力。

四、股權激勵的股份從哪來?

做股權激勵這些股份從哪兒來?是老股東給還是投資人給?是員工自己買,還是以增值的方式獲得這部分股權?這就涉及到在股權激勵方案中的一個重大問題,就是這個股權誰來給?

做實股,多半企業會選擇老股東拿出一部分股給到激勵對象。也有投資人來了,說我進行增資,我的盤子里面一部分做股權激勵。你的公司盤子只有1000萬股票,我可以做個定增,1200萬,那200萬拿出做激勵。股份公司、上市公司可以發公告——公司回購股票做股權激勵。

五、股權激勵的股權給誰?

這個問題也會經常被人問到,做股權激勵到底給一部分人還是全部給?我說:「你想幹嘛?」他說:「我想把高管留住。」我說:「那不就是給核心層高管進行股權激勵嗎?」

6

有企業因為現在投資人進來了,想讓大家分享一下他們曾經努力的成果。我說:「我們做一個普惠制的股權激勵,大家一起來,根據現有的股權結構,根據控制權等等剖析一下。」

他的股權激勵方案應該選擇限制股、還是虛擬股、還是哪種方式來做?重要的是他要跟大家分享他的成果,要給誰?怎麽選擇?

出發點一定是你想要解決什麽樣的問題?你想要達到一個什麽樣的效果?

這是做取舍的時候可以分析的,有全員激勵、重點對象,包括人員可替代性的問題。

經常有客戶問到:「胡律師,你說這個人我要不要給?」我會問他:「這個人對你有多大的重要性?對公司有多大的重要性?這個人是不是市面上非常難找到的人,或者說這個人是不是在公司不可替代的人?這個人是不是你的左膀右臂?」用這個標準去衡量這個人要不要給。

用這個標準就可以知道這些人要給,這些人可給可不給,馬上就能分出來。

六、股權激勵給多少合適?

這個也是我經常會跟客戶討論的問題:「胡律師你建議給多少?」我會問他:「現在股權結構怎麽樣,現在公司有多少股份?現在這些人工資怎麽樣?」

他說:「年薪10萬、年薪50萬。」我說:「你公司現在發展怎麽樣?已經到第幾輪了?還是剛開始?」這些因素做股權激勵的時候要問他,我要考慮到做股權激勵的時候不能對你的控制權有傷害,原本只有51%的股權了,結果說要做股權激勵,拿出10%來,結果只剩41%,這就會影響到實際控制人的控制權。

這些問題都會在做股權激勵的時候考慮。

股權控制權是什麽概念?我一般會介紹幾個數字,一個是67%,一個是51%,還有一個是34%。

「67%」

數字對於公司的控制權極其重要。為什麽?這是源於法律的規則,《公司法》有規定,對於公司重大事項,比如增資、減資、合並、並購等等,必須要有2/3以上的表決權通過這個事兒才能幹,如果你想在公司里面成為一個擁有絕對控制權的實際控制人,你的股權就不得低於67%。

「51%」

如果說這些事情我還是想跟小夥伴們一起商量,但是公司用什麽人,今年花多少錢,今年的發展方向要怎麽樣來定,這些如果擁有股權到51%,你說了就算,這樣叫相對控制權。

「34%」

還有一個34%,跟67%這個概念相反。

當你擁有34%股權的時候,不會被其他人架著走,很多公司融資到A輪、B輪的時候,實際控制人已經低於34%了,低於34%,就很可能會被一部分投資人綁架,投資人認為應該往這個方向走,你們創業團隊說要往那個方向走。這個時候投資人票數比你多,這個公司的發展方向就往那邊走了。

如果低於34%,就控制不了公司大的方向,你說我要跟他合並,我要被他收購,這些事情你說了不算。作為公司的實際控制人,這三個數字非常重要,一定要知道它背後的意義。

股權激勵的份額,一般我會建議拿出10-30%,要根據公司的情況選擇,根據現在的控制權,包括根據現在投融資的節奏。為什麽這麽講?從天使輪的時候就會稀釋掉10%左右,A輪10%左右,B輪10%左右,身邊還有你的小夥伴,股權的控制權就會跟著融資節奏的變化而變化,同時你的股權激勵份額就知道大概怎麽去把握。

國內做過的最高的客戶選擇了30%,像美國這樣的國家做股權激勵基本上20%、30%起,一個大學的研究報告說,亞洲人的家族觀念很強,所以做股權激勵的時候,一般分享的額度會比較少。美國人、歐洲人的家族觀念不像亞洲人,尤其是日韓的家族觀念那麽強,所以亞洲人分享的股份比較低。

國內大部分公司在做股權激勵的時候,是10-30%。如果公司估值到10個億了,有沒有必要拿出10%?這個時候只要拿出5%、3%也足夠有吸引力。如果就激勵那幾個人,1%就足夠了,所以要考量一下公司的價值。如果估值很高,比例可以降低。

七、股權激勵的持股模式

股權激勵模式不一樣,由於一些控制權等等其它因素的影響,你可能會選擇的持股方式也不一樣。

期股、限制股正常情況下大家都會說,如果只是給三個人做股權激勵,到他們行權之後,去工商局給他們做登記就可以了,也有的做股權激勵的客戶說:「我全員做,就是想讓他們享受到我的好處,只不過人太多了,這個問題怎麽解決?」我說:「沒問題,搞一個代持就好了,甚至搞兩個持股平臺,公司持股或者有限合夥的方式持股,這樣就解決了目標公司登記一大堆股東的問題。」

我曾經在做一個盡調的時候發現,一家公司有20多個股東,最後在簽投資文件的時候,因為有部分股東並不在現場,最後一輪簽下來就花了兩個多月。

要不要選擇員工持有公司的股份,或者要不要選擇持股平臺來處理這個問題,還是選擇代持,可以根據這四個因素來判斷:控制力、登記程序、稅收和歸屬感。

控制力是當你的股權不夠稀釋的時候,控制權比較弱的時候,建議客戶用代持的方式做股權激勵。代持也有它的限制,當你要上新三板,當你要IPO的時候,是不允許代持的,那個時候需要還原,需要重新回到持股平臺的建設。

有稅收優惠的地方他們會設立持股平臺,否則,如果選擇用公司持股平臺來做股權激勵,沒有稅收優惠,當公司獲得股權的收益要先把25%給扣掉,個人想從公司把這部分利益拿回來,還得交個人所得稅20%,可想而知稅收成本有多大,拿100萬,結果幹出去45%了。

但是國家也給了一定的緩解空間。

7

在某些地區,比如新疆的霍布斯,江西的萍鄉都有一些豁免政策,那個地方可能會從45%降到15%、10%。當你做公司的時候,如果你們想做持股平臺的設計,一定要考慮去有避稅政策的地方做設計。

持股平臺是設立一個公司,把要激勵的對象裝到這個公司里面,讓他成為這個公司的股東,同時持股平臺的公司又成為目標公司的股東,這樣激勵對象就間接持有了目標公司的股權。

如果是個人在公司持股的登記程序,登記程序特別麻煩,簽材料、簽文件要一段時間,同時公司辦變更又需要一段時間。尤其是其中有小夥伴要離開的時候,要把股份收回來,要去工商局把他的股份回購回來,又要辦一次股權激勵。如果三四十個激勵對象成為公司股東,就有可能發生走一個人辦一次股權變更的情況,對於目標公司來講是不好的。

持股方式我一般會建議能簡單則簡單,代持方式可以作為選擇,如果代持方式不合適,對某兩個人、三個人的小團隊做激勵的話,可以選擇用持股平臺的方式,適當地把自己一部分股份放到持股平臺里面,享受稅收優惠的政策。

八、股權激勵的股份價格

參考因素:公司估值、對標企業、資產規模、購買能、在職時間、崗位級別。

九、股權激勵人的退出

很多公司股權激勵引起的爭議是沒有退出機制。股權激勵要做的一個目的是,人應該在企業,而且是越幹越好。如果做一個股權激勵方案,結果激勵對象走了,你做的這個股權激勵方案基本上就是屬於失敗的。

我和客戶在討論的時候,都會談到發生什麽樣的情形進行股權的回購,發生什麽樣的情形,這個股權方案對他來說就自動失效。做一個事情一定是有進有出,有能流通的通道,而不是說簽完協議以後,這個股一定是他的,這種股權激勵的效果也不是特別好。

8

案例:中關村在線

2000年3月,ZOL與一些技術骨幹分別簽訂了“勞動合同”,其中一份合同中有爭議的條款,高管走了,走了的高管說之前簽過一個股權激勵協議,現在要行權,因為這個事情打官司。在做股權激勵的時候,不僅僅要設計出退出的情況,同時相應文件的準備也必須要充分。

兩點建議:一、權衡利弊;二、擇善而行。

剛才分析的九大因素要好好考慮,哪些東西是適合的,哪些東西是不適合的,權衡這些利弊,選擇適合公司的方案,特殊事情特殊辦理,一事一議。

同時一定要重視相關法律文件的處理,處理不好,給自己惹一身麻煩。要規避好這些風險,不僅僅是法律風險,還有稅務風險,如果不提前做規劃,在交稅的時候,只能忍痛割愛了。

今天我就分享這些,謝謝!

股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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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自稱“銀聯”打來的騷擾電話:是冒牌的!

“您好,這里是銀聯客服,您最近有資金使用需求嗎?”“中國銀聯向您推薦一款無卡提額個人移動POS機,和信用卡一樣可以分期付款。”

以上是王先生曾接二連三接到過的推銷電話內容,對方自稱“銀聯”,有些來電號碼還是400開頭的。王先生不能理解“銀聯”怎麽會變成這樣一家到處推銷POS機的公司。“有的電話甚至是晚上10點多打來的。”他向第一財經記者反映。

王先生反映的情況並非個案。用互聯網搜索引擎查找“自稱銀聯”和“來電”等關鍵詞,會發現不少人接到過所謂來自“銀聯”、“銀聯商務”、“省銀聯”、“中國銀聯POS機運營中心”、或“銀聯合作夥伴”的推銷電話,推銷的業務多半是POS機、以及基於POS業務的某種信用卡臨時套現辦法;個別來電推銷的甚至是P2P業務。

“李鬼”銀聯

這些推銷電話真的是中國銀聯或關聯機構打來的嗎?中國銀聯法律合規部知識產權高級主管劉大江在接受第一財經記者采訪時明確表示“不是”。“中國銀聯不生產、不銷售、不布放POS機具及各種移動刷卡設備,也未在各地設立所謂‘中國銀聯POS機運營中心’。中國銀聯或其分公司也不會直接簽署關於POS機安裝的協議。”他稱。

至於作為第三方收單機構的銀聯控股子公司銀聯商務,也不會以如此不規範的方式電話推銷POS機,更不可能教人套現。劉大江同時提請需要安裝POS機的商戶註意,務必選擇正規銀行或央行公布的具有“銀行卡收單”支付牌照的第三方收單機構。那些電話推銷者,多半是不正規代理商甚至中介,安裝的POS機里還不乏具有資金風險的“二清機”(有兩道清算流程)。

事實上,僅僅在推銷電話或口頭宣傳里冒充銀聯,情節還算輕。有的“李鬼”,連網站、辦公場所都非法使用銀聯商標,甚至為員工制作了冒充銀聯的名片、工作證,私刻中國銀聯及分公司公章等,以此誤導消費者、投資人,並可能造成其財產損失。

而對於此類侵權、甚至涉嫌構成犯罪的行為,中國銀聯已經並會繼續采取行動,以聯手工商進行取締、進行行政投訴或法律訴訟等方式繼續維權。比如其對冒用銀聯名義的濟南道諾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下稱“濟南道諾”)、冒稱“銀聯網貸”的江蘇匯行投資管理有限公司(下稱“江蘇匯行”)進行的司法訴訟,近期均以獲法院裁決勝訴。

而另一方面,銀聯方面也希望市場各方能擦亮眼睛,識破“李鬼”和中國銀聯並無關系。劉大江表示,廣大商戶和持卡人如果接到推銷電話產生疑問,或發現有假扮中國銀聯的工作人員,可撥打中國銀聯客服熱線95516進行咨詢和舉報。

銀聯勝訴

近期,中國銀聯訴濟南道諾和山東雲泰銘德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下稱“雲泰銘德”)商標侵權和不正當競爭一案,以及訴江蘇匯行侵害商標專用權糾紛一案,均獲得了勝訴的當地法院判決。濟南道諾和雲泰銘德被判賠償70.2萬元,江蘇匯行被判賠償100萬元。同時,侵權方均需消除和銷毀相關宣傳資料,並通過在媒體發表聲明等辦法消除影響。

他們是如何假借銀聯名頭的?以濟南道諾為例,該公司在對外推銷時,號稱自己是銀聯授權的、或直接稱自己是“中國銀聯的分公司”,並私刻中國銀聯分公司的公章、偽造銀聯名義的授權書,甚至連員工的工號牌、名片等都制作成銀聯格式。

這家公司的主營業務是售賣POS機。據相關部門查證,這些POS機里有不少是滋生了資金風險的二道清算機。而傍上了銀聯品牌,就讓這些違規機具好賣了起來。

雖然銀聯對這兩家的官司是打贏了,雖然他們一直在聯手有關部門對冒用商標的假銀聯進行整治或取締,但還是會面臨“李鬼”們“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的窘境。

除了支付收單行業里的POS機業務,在投融資行業里,根據銀聯相關部門收到的電話反映,曾有一家“中國銀聯集團投資有限公司”,去安徽、江蘇等地洽談業務,自稱是中國銀聯投資的。在徐州,某當地有洽談機構因此給以這一“李鬼”款待,除了宴請還替他們買了機票,最後查證到中國銀聯,才知二者之間並無關系。

在P2P行業里也有一些公司假借“銀聯”名義騙取投資人信任。上述江蘇匯行就是一例。據銀聯對接此案件的業務人士稱,在他們申請執行時已經無法聯系上對方公司的實際控制人,此P2P疑似已經出現經營問題。

除此以外,此前還有一家號稱要打造全世界最大P2P信貸系統的“世界銀聯”。這家機構的投資人發展模式靠上線推薦下線,投資人可賺取發展下線所帶來的“管理費”,沒有“上線”甚至都不能在網站完成投資註冊。這種顯然不靠譜的經營模式,或許正是為了博得投資人的輕信,才掛上“XX銀聯”的名頭。

中國銀聯方面在接受第一財經記者采訪時表示,將繼續監測相關情況,一旦發現侵權行為,立即啟動相應程序,以防公眾利益受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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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那些北漂,何時能在北京買得起房子?

來源: http://www.iheima.com/news/2016/1128/160048.shtml

公司那些北漂,何時能在北京買得起房子?
顏曉華 顏曉華

公司那些北漂,何時能在北京買得起房子?

白日夢要不要有?萬一實現了呢。

北京城除了霧霾,還有密度同樣很高的創業公司。每個人都有一個創業夢,如果說創始人為了自己的夢可以屢敗屢戰,但追隨他們的年輕人如何在北京安放他們的青春與夢想?

“有時候想到公司那些北漂的年輕人,尤其是男孩兒,也會替他們愁得慌,如果不是家境特別好的,何時能在北京買得起房,娶得起新娘呢?有時白日做夢都想著自己可以指著窗外的高樓對公司的小年輕說:‘明年,或者後年這個時候,那間亮著燈的房子就是你的。’

白日夢要不要有?萬一實現了呢。”

以下內容摘自《響聊聊:創業》,周末時分,希望能跟你產生共鳴。

文丨顏曉華

北京第一次紅色預警那天,因為限行一直沒出門。黃昏的時候,想去超市買些吃的,剛出單元樓,看到一堆人和幾輛警車,不遠處還有輛靈柩車。原來是我們單元三樓的一個姑娘死了,因為獨住,死了好幾天無人知曉,還是姑娘的母親從外地趕來才發現。

因為這起意外死亡事件,小區里比任何時候都顯得人多,但並不嘈雜,每個人都默默地望著那輛靈柩車,仿佛自己的靈魂躺在里面。

北京的霧霾里,即使什麽都看不見,但仍能看見悲傷和孤獨。我這才想起,來北京六年多了,似乎從來沒有鄰居。

從不跟父母細致地描繪我在北京的生活,怕他們擔心。實際上,當初突然選擇北上帝都,他們覺得我瘋了。一輩子平淡度日的父母無論如何不能理解我為什麽在年近不惑之時幾乎毫無征兆地選擇一種背井離鄉的生活。

2009年夏天的一個晚上,我拎著一只箱子登上了去北京的動車,生活了三十多年的城市和在這個城市三十多年的生活,被哐當哐當地扔在身後的夜里……即便如此,當時我的心里沒有一絲悲涼,我想到一種全新的生活將以一種未知的方式在我面前鋪開,激動地一夜不眠。

到北京的第一天,浪子請我吃飯。尚能記得的一道菜是小雞燉蘑菇,燉得黑糊糊的,很入味,倒也好吃。

後來我們經常一起吃飯,但凡有點說道的日子或者他覺得自己需要補一補,都會點這菜,人的味蕾大致都毫無防備地對著一些刻骨銘心的記憶開放。

浪子是我的網友。我們是在博客上認識的。

那時他還在南開讀研,因為酷愛體育,常常寫些體育博文,博客 ID 就叫“南開浪子”。所以我們是因體育結緣,當時我供職南京一家體育專業報,偶爾也會動用手中的小權利給浪子刊發些稿子。

之所以這麽做,一是覺得他寫得確實不錯,二是隱隱在他身上、在他文字里讀到些自己年輕時的影子。

2008年斯坦科維奇杯我到北京解說比賽,才和浪子第一次見面。那天晚上他來看我,進門後手忙腳亂地從口袋里掏出兩盒煙,好的遞給我抽,差的自己抽,顯得有些不知所措。很顯然,這是一個內里羞怯的年輕人。

等我真正到北京的時候,他已經是一家大門戶的體育編輯了。他是南開法律系的高才生,本可成為一名很好的律師。做一個律師顯然比做一個體育編輯更能賺錢,家境並不好的浪子為什麽做出這樣的選擇,這事後來我問過他:“放棄自己的專業,一個不錯的專業,就因為熱愛體育?”

“也不是。上學的時候還是想著以後做自己所學的專業的,研一的時候我就寫了一篇論文探討‘執行難’的問題。沒錢,買不起電腦,這論文是我一筆一筆手寫出來的,後來發在南方的一家學報上,在我們系里引起了不小的轟動。當時就覺得,自己就該是個吃法律飯的人,至少能為無處說理的人說說理。

論文發表的第二年,母親遭遇車禍傷了腿,這起交通事故的責任非常清楚,所以法院很快做出判決,但在具體執行時卻因事故責任方的耍橫根本執行不下去。雖然我探討‘執行難’的論文寫得妙筆生花,可面對母親的傷腿以及由官司帶來的心力交瘁卻無能為力,你說這多麽黑色幽默。”

“如果說這件事動搖了我以後吃法律飯的決心,那麽後來在律所實習時的一些小事則完全讓我斷了做一個律師的念頭。

我實習時主要負責婚姻官司的業務,有一天一個女人找來說要打離婚官司,聽她介紹的情況是,兩口子結婚不久,也就因為一些雞毛蒜皮的事情吵架了,根本沒到要鬧離婚的地步,於是就勸她回去好好冷靜冷靜,可我的指導老師把我拉到一邊說,‘你傻啊,怎麽勸她回去呢, 她不離婚我們就沒這筆業務,還賺什麽錢啊’。

還有件事是所里有個小律師,一直沒什麽業務,終於有次接了個活,但給他介紹活的居然是當值法官,事後法官還在他的這筆收入中抽成 30%。你說這多荒唐,相當於一場足球賽,最後裁判替一方進了個球。我知道律師是很多人艷羨的工作,但我的性格真幹不了。”

南開法碩的畢業證,浪子一直沒拿,至今還留在學校。多少人夢寐以求的司考證書,在他北漂不斷的搬家中,丟了。

飯吃到一半的時候浪子說不想在公司上班了,要跟著我幹,就圖個痛快。那一瞬間我想過拒絕,對他這樣一個剛走上工作崗位不久的年輕人,棲身一家大公司顯然比跟著自己折騰點小事的我更靠譜。但是我沒有拒絕,就感覺我和他走到一起似乎是一件必然的事情,很久以前就註定了。

有些事情就是註定了的。

我來北京前托北京的朋友給我找一住處,只交代說靠奧體近就可以(我們的臨時辦公室就在奧體的看臺下),結果他給租在健翔橋附近的健翔國際公寓。 我聽後嚇一跳,覺得這天下的事情有時候太巧了,因為我來北京就是要和黃健翔一起做事情。

作為中文解說的標桿性人物,“不守規矩”的黃健翔一直是我的偶像。大學畢業後我分配在機關上班,因為聽他解說迷上足球進而改行到體育媒體,後又在工作中跟他熟識,成了亦師亦友的關系。這一點很像浪子跟我的結識,應該相遇的人總會相逢。

2008 年奧運,作為北京奧運會官網和央視新聞頻道的嘉賓,我在北京待了兩個月,所以經常和健翔碰面,他那時已告別短暫停留的鳳凰衛視,我所在的報社也沒了我最初所想的理想空間,於是就琢磨一起弄個真正屬於自己的體育媒體。

如你所知,在中國,私人並不能辦媒體,那時還沒有自媒體這個概念,沒有 APP,沒有微博,更沒有微信公眾號,能承載我們設想的載體只有一種——數字雜誌。

喜歡體育的人應該都還記得那份叫《最體育》的數字雜誌,當年的“中國年度新銳榜”(《新周刊》主辦)有其一席,評委們給出的獲獎理由是:“在體育紙媒紛紛退出歷史舞臺的時代,《最體育》是體育迷在互聯網時代的最好禮物。”

時至今日我仍清晰地記得《最體育》創刊號上線的日子,那是 2009 年 6 月 29 日,72P 的數字版面合成完,已是清晨,太陽從奧體的東看臺升起,打在我們熬至慘白的臉上,一種猝不及防的眼花繚亂。

浪子把我拖到民族園路上的一個小吃店,要了一籠包子兩碗粥,吃到一半他突然跑了出去,再進來時手上多了一瓶二鍋頭和一袋花生米。也不管我喝不喝就給我倒了一小杯。“幹!馬爾蒂尼生日快樂!”

是的,這個日子是有意選擇的,是馬爾蒂尼的生日,更是三年前黃老師在德國世界杯的神作的紀念日。

浪子好酒,開心了喝,難過了喝,累了喝,朋友聚在一起喝,一個人無聊也喝。我卻完全不能喝酒。可那半年我也喝,陪他也是陪自己,兩個在北京無家可歸的人下了班能幹嗎呢?每每路邊攤喝啤酒,他十瓶,我一瓶,都能喝到熏熏然,有的人喝酒是喝酒,有的人喝酒是姿勢,我是後者。

浪子話不多,喝著喝著就嘆氣,一臉愁容地看著遠處,讓人感覺隨時會倒下。讓我想起李尋歡,恨不得往他手里塞一把小刀和一塊松木,隨他雕刻。後來我知道,他心里真有那樣一把刻刀和一尊女神。

女神是他中學同學,是初戀,談了很多年了,愛得很,也愛得很累。因為女孩的父母一直不太同意,覺得浪子家里窮。女孩也研究生畢業了,卻不上班,待在老家學習,一門心思考公務員,從這個城市考到那個城市。那是女孩父母的心思,在他們眼里,公務員是最踏實的飯碗。

至少,比浪子的肩膀可靠。

有次浪子喝多了,流著淚跟我說:“顏哥,我們在一起,做自己感興趣的事,甭管掙不掙錢,心里舒坦,這就是我要的狀態。但我不定什麽時候會離開《最體育》,到時你別怪我。我女朋友考公務員,北京的沒戲,要是考到別的城市,我想我會過去照顧她的。”

沒多久,女孩考上了,進了浙江舟山的法院。我一直等浪子告別,像等樓上落下的第二只鞋子的聲響,可是浪子並沒有因此而離開。他們的戀愛持久戰到那時已經九年了,雙方都覺得這段漫長的感情有些不知如何安放。最初浪子一有點時間就往浙江跑,後來慢慢少了。

後來浪子跟我總結他的初戀,說他媽的居然談了十二年,長得看不見開始和結尾。我也不知道他倆何時結束的,總之浪子的計算不對,他把女孩結婚的日子算作他那段苦戀的句號。

應該是第二年的中秋夜,浪子把自己關在屋里,對明月幹了一瓶牛欄山,然後寬衣解帶,焚香沐浴,帶上一個套,轟轟烈烈地自我安慰了一下。窗外月色如洗,照見床上袖邊點點又斑斑。

自慰還用套子?事後他的解釋是——人在很多時候都需要一種儀式感,跟裝 B 無關。我沒辦法因為這看似無厘頭的事情嘲笑他,後來聽到堯十三的《我想念你一如獨自擼管的悲傷》,總覺得歌詞可能是浪子寫的。而他漫長的初戀應該在那個明月千里寄相思的晚上就結束了。

這就是一個包括愛情在內的一切都需要迅速更叠的時代,而最快的當然是互聯網技術支持的各種產品,譬如我們最開始賴以支撐的數字雜誌,很快被時代無情地淘汰了。

《最體育》雜誌停掉了,好在“最體育”做出些品牌,在健翔的努力下我們找到了投資,新的產品開始上線,公司搬家,人越來越多,自然也就聚集了越來越多北漂的年輕人。

北漂多的地方鄉愁也多。有天下午四點多,我出門辦事,看到電梯間的窗邊站一姑娘,極目遠眺,長發飄飄,在斜照的夕陽里構成一幅動人的剪影。我怔了一下,定睛一看卻發現是公司的行政小靜。

“你在這兒往窗外看什麽?”

“顏老師,你看不遠處那列火車,是開往我老家的。每天下午這個點,如果沒什麽事,我都會過來看這趟列車開過去。”

浪子的鄉愁也在這樣的氛圍中發酵得厲害,每每喝高了就唱《故鄉》。“我是永遠向著遠方獨行的浪子,你是茫茫人海之中我的女人……”對他而言,姑娘一直在故鄉。

又一屆奧運會,又是體育從業者的毒藥或者狂歡。

一天,夜班回家後倒頭就睡的我感覺沒睡沈就被電話吵醒,浪子和另外一個小兄弟被派出所拘了。我衣服都沒想起來換,大褲衩拖鞋的慌不叠跑過去,警察同誌瞥了我一眼,問:“你是他領導?你這手下牛 B 大了,不但跟人打架,還要打警察,還說我們處理不公要告我們。還拿手機給我們錄音呢,真門兒清啊。”

我把浪子領出來的路上他還罵罵咧咧:“我們幾個去吃夜宵,喝高興了,唱歌!結果旁邊有幫傻 B 吼我們,說要唱滾回家去唱,不知怎麽就打起來了。我們這邊幾個除了我,沒一個能打的,自然吃虧了。等警察來的時候,那幫孫子已經跑了,結果警察要帶我和小生去派出所調查,這他媽的還講理嗎,被打的進去了,打人的跑了。我跟他們講理,他們說我襲警,操!”

“你是不是又唱《故鄉》了?”我嘲笑他。

浪子習慣跟人講理,理講不通了就拳頭解決。這一點兒不像個差點吃法律飯的,倒像管虎電影里的“老炮兒”。

任浪子怎麽唱茫茫人海之中他的女人,初戀女友在舟山還是跟別人結婚了。他跟我說的時候我不知道怎麽勸他,就覺得讓他徹底死心反而是最好的解脫,甚至有些自私地想,這下也許這小子可以安心地跟著我幹了。

然而事情的發展跟我預想的不一樣。2014 年春節結束後上班沒幾天,浪子把我喊住,說要請我喝酒,說點事。

浪子的老家在濰坊的鄉下,那邊的規矩是如果老大不結婚後面的不能先結婚。浪子也三十出頭了,以前家里不催他是跟他一樣(對初戀)保有一份念想,但女孩結婚後父母心里沈不住了,總跟他說:“你自己在北京也不找對象,如果北京不好找就回來找。”這個春節回家,父母死活給他相了門親事,女方是濰坊一家醫院的醫生,居然也是他以前的同學,姑娘對他挺滿意,覺得他講義氣、有才,是個爺們兒。

說實話,浪子在北京沒有對象我一直頗為自責,覺得是公司沒賺到錢耽擱了他。直到現在,有時候想到公司那些北漂的年輕人,尤其是男孩兒,也會替他們愁得慌,如果不是家境特別好的,何時能在北京買得起房,娶得起新娘呢?有時白日做夢都想著自己可以指著窗外的高樓對公司的小年輕說:“明年,或者後年這個時候,那間亮著燈的房子就是你的。”

白日夢要不要有?萬一實現了呢。

一個月後,浪子終於要離開了。告別的前一個晚上,我終於豁出去好好陪他喝一頓酒,自然是點了小雞燉蘑菇。那晚一幫小夥伴不知道喝了多久,我不知道自己是怎麽回的家,把自己扔在床上,單曲循環李誌的《你離開南京從此沒人陪我說話》,南京和北京,故鄉和他鄉,與我似無區別。

五月,作為證婚人的我去參加了浪子的婚禮,看到了他的故鄉和女人。小子效率很高,又幾個月後,兒子出世,取名叫“球球”。

其間,他在濰坊找了一份穩定清閑的工作,閑暇時間仍然寫他的球評。如果沒什麽變化,這應該是大部分人的人生,“是誰來自山川湖海,卻囿於晝夜、廚房和愛”。

浪子偶爾還會來北京,我們依然見面就喝,但是他不再喝多,煙也少抽了,笑著說是老婆的規矩。

2016年元旦前,浪子又來北京,我們又喝,這次他卻喝多了,感覺又回到了以前一起在北京的姿勢。他只有喝多了話才會多,他說——突然就結婚了,突然就有了兒子,突如其來般的幸福,可有時候另一個聲音會告訴他,這一切於他而言就像是完成了某個任務。我們的人生難道就是為了完成一個任務嗎?

他說現在的工作不是他想要的,早上去單位泡杯茶看看新聞,每天按部就班,感覺自己跟個老頭一樣。

他說:“顏哥,你知道嗎,我當初根本不想離開北京,回去就是給父母一個交代。”

他還說,有一個特別奇怪的感覺,老家有些陌生了。

其實,這不奇怪,故鄉從來只是在“他鄉”的人心里的東西。龍應臺在《回家》里說過,“故鄉不是任何一個用郵政編碼找得到的家,不是空間,而是一個時間,一段屬於過去的時光”。

人生就是一段沒有返程的旅途,所以人們常說,回不去的是故鄉。浪子根本不可能回到按部就班工作、循規蹈矩的生活。

可是,我不能勸他重回北京,我在浪子婚禮上見過他母親撩起衣服抹淚,抹完後又露出一種如釋重負的笑容,他父親還一再跟我說抱歉,說是他把浪子從我這兒拉了回去。當然,我知道他的無奈和不爽,跟在哪個城市無關,只關乎他所生活的方式和狀態。

“如果,你真的跟這個世界格格不入,那就自己幹吧,就像我當初那樣。”分開的時候,我拍了拍他的肩膀。“這年頭誰還不能創個業,這是一個最壞的時代,這是一個最好的時代。你寫文章的時候不是常說嗎?”

前幾天,浪子來電話了,他的公司成立了,名字叫“濰坊故事”。

我覺得這個名字挺好的,創業,就是講自己的故事。

本文內容摘自《響聊聊:創業

李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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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洗腦”全國的廣告,偷偷用了這3個心理學技巧

來源: http://www.iheima.com/zixun/2016/1129/160076.shtml

那些“洗腦”全國的廣告,偷偷用了這3個心理學技巧
分眾傳媒 分眾傳媒

那些“洗腦”全國的廣告,偷偷用了這3個心理學技巧

這世間沒有隨隨便便的成功。想要拍一支全國人民都忘不了的廣告,背後的策略和資源遠非常人所想的那麽簡單。

本文由分眾傳媒(ID: focusmedia)授權i黑馬網發布。

給你15秒,你能做什麽?

你可以夾一片水煮活魚,放到嘴里吃掉。

你可以掏出手機,選一個wifi,輸入密碼。

你可以站在電梯前看一支電視廣告,是的,你已經看過上千條,問題是:你記住的有幾個?

對於創業者和營銷人來說,15秒“洗腦”是必須打鉤的技能點。

有人說了,新媒體崛起,我玩轉微信,微博就行了,為什麽還要去學習電視廣告這麽傳統,甚至落伍的技能?

因為它快。

想一想外賣平臺大戰、二手車平臺大戰,不約而同選擇視頻廣告為戰場。

邏輯很簡單,顧客都是懶人,外賣只要1個APP足夠了,2、3名都是炮灰。幾家都要搶占顧客心智資源,那就比誰快。同樣一個月時間,你在新媒體上頂多搞2輪活動,投幾百個大號,人家拍一支電視廣告投衛視和分眾,品牌傳播已經覆蓋幾億人了。

其二是儀式感。衛視、分眾廣告費貴,媒體方也會篩選優質企業進來,拒絕窮品牌、騙人品牌、男科婦科、低端遊戲廣告等,顧客看到你的廣告投在上面,和奔馳、可口可樂、天貓等一起出現,潛意識里認為你是有一定實力的品牌,對你產生一定信賴感,嘗試購買的意願更強,這是新媒體所不具備的。

不只是全國性品牌,地方性品牌也在比誰搶顧客快。誰是濟南的婚紗攝影老大?誰是廣州的家裝公司老大?誰是成都的出國留學機構老大?各品牌都在視頻廣告戰場展開了廝殺。

如果你的品牌第一次投視頻廣告,10秒或15秒是一種穩妥的選擇。

5秒太短,定位和品牌名說完就沒,消費者很難記住。30秒太貴,不只是心疼錢的問題,你投30秒,對手用相同的費用投15秒,頻次是你2倍,你有多大把握贏他?

我們只有15秒。

如果你第一次大規模投視頻廣告,你的目標只有一個:讓看的人記住你的品牌。

別奢望顧客會打你的銷售熱線,別幻想顧客會站在電梯口傻傻的掃你的二維碼,再次重複那句話——

我們只有15秒。

而且,和你廣告一起出現的,還有其他10支,甚至20支廣告。

如何記住?自1926年人類第一支電視廣告在美國誕生以來,廣告人已經對廣告記憶度進行了大量研究,有科學的方法,老關這這里做一次系統總結!

■  讓受眾記住的第一條原則:重複的聲音

聊電視廣告難道不應該先談畫面嗎?你或許驚訝於老關把聲音列為第一點。

在老關心里,聲音是電視廣告成敗第一要素,因為他不但能讓顧客記住,還能讓顧客傳播。

我舉個例子。

上班到下午4點,你同事肚子餓了,想叫下午茶外賣,但不知道哪個APP好用。她問你,要你推薦,你決定推薦E了麽,還開玩笑跟一句:“E了別叫媽,叫E了麽!”

你不可能掏出一張A4紙,畫一個王祖藍頭上插3根卷發棒,再畫一個APP圖標,說:“用這個啊!”

從傳播角度上說,聲音編碼解碼比畫面更快,更簡單,所以人類之間的消費推薦叫做口碑相傳,而不是畫面相傳。

所以15秒廣告的核心就在於設計一句話,讓顧客記得住,說的出。

如何讓顧客記住?並不是所有人都深入思考過這個問題。

15秒記住品牌,這個課題的本質是什麽?是你向消費者布置了一項記憶任務。

記憶任務?聽起來為何如此耳熟?想想我們讀初中、高中的時候,是不是每個人都背過課文?對,本質上,你是要消費者去背你的品牌課文。

OK,現在讓我們回到16歲,當年咱們背課文的時候,都怎麽背的?

重複。

想想你怎麽背《嶽陽樓記》的?

你在心里念:“陰風怒號,濁浪排空;日星隱曜,山嶽潛形;陰風怒號,濁浪排空;日星隱曜,山嶽潛形”……如此啰啰嗦嗦重複4、5遍,甚至7、8遍背熟了,才往下背“商旅不行,檣傾楫摧……”

不重複,你怎麽記得住?

有的品牌15秒就說一遍品牌,顧客怎麽記得住?

2015年我在北京,營銷圈赫赫有名的大佬J總曾在一次腳本討論會上感慨:“15秒不說3遍品牌就是傻波一!”

如果你的品牌不是可口可樂這種如雷貫耳的,15秒說2遍是必須的,最好說上3遍,特別是第一波宣傳。

真正建立了全國知名度的品牌,至少重複2遍以上,甚至3遍,無一例外。

我把原文抄下來給你們看:

今年過節不收禮呀,收禮只收腦白金。腦!白!金!年輕態,健康品。【腦白金,2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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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長輩,黃金酒!送長輩,黃金酒!送長輩,黃金酒!【黃金酒,3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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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高級技工哪家強?中國山東找藍翔!挖掘機學校哪家強?中國山東找藍翔!學習高級技工哪家強?中國山東找藍翔!【藍翔,3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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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外音:不重複怎麽樣?難道就記不住嗎?

我們拿四小花旦女明星來做個對比。一個是楊冪,一個是Ab。一個代言互聯網品牌,一個代言知名保健品廠。他們都曾經進行過轟炸式的投放,霸屏衛視、視頻網站和分眾,周期超過一個月。

大冪冪上來就扯嗓子喊了一遍品牌名“58同城”,腳本里,伴隨著3個功能點介紹“免費招聘入職快,上58”,上58又重複了3遍,結尾又扯嗓子吼了一聲品牌名。【品牌名,5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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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再看Ab。

她給某保健品拍攝的廣告,當時在湖南衛視、浙江衛視黃金檔高頻次轟炸,當時晚上8、9點看個綜藝節目,難逃Ab的美顏誘惑。

這支廣告唯美無比,前面就是Ab各種臉部特寫,Ab在花叢中優雅地跑過。15秒的廣告到第10秒才開始上配音,“用針葉櫻桃的紅,耀一世界的白。XXXX(品牌+產品名)”【品牌名,1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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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想這2支TVC,你能記住哪個品牌?如果去做個市場調查,你覺得哪個品牌會贏?

也有營銷人堅守自己的原則:我就要唯美!我就要品味!我就要淡淡的表達!

如果你操盤的品牌是可口可樂或LV,我不反對你這麽做。如果你操盤的是新品牌,設想以下場景:當消費者走到貨架旁,想買你的品牌又記不起名字,東轉西瞧,翻來看去,最後拿了一罐競爭對手的產品去結賬,答應我,不要哭出聲音。

■  讓受眾記住的第二條原則:內容少。

我們上學都背過上百篇課文,請問到今天,你能回憶起哪些?

是不是都是那些五言絕句?“白日依山盡,黃河入海流……”,“春眠不覺曉,處處聞啼鳥……”

除了學霸,誰還能背得動2489個字的《離騷》,誰還記得662個字的《琵琶行》?

15秒廣告要讓人記住,你布置的課文一定得是短篇,以40到50字為宜。很多老板一肚子產品優勢要說,把配音文字加到60甚至70個字,語速極快,說了5個產品優點還不帶重複,甚至旁白說的是優點A,畫面寫的是優點B,消費者如同豬八戒吃仙果,囫圇吞棗完全來不及消化。

最近出現了一支可以說是史上內容最少的廣告,15秒說來說去只有3個字,還就是品牌名,重複,重複再重複。這種廣告看過一遍就忘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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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讓顧客記住的第三條核心要素:劃重點。

讓顧客記住腳本里全部50個字不現實,因此我們作為“老師”,必須給消費者劃重點,最核心的品牌名,賣點要突出。

如果你賣的是一種可見產品,記得把產品作為主角,而不是突出明星。喊你的產品名,特寫你的產品包裝,讓產品動起來,使用你的產品,用音響突出它,賣牛排就發出滋滋的煎油聲。

你的產品名,你的賣點口號最好出字幕,同步顯示在畫面中,要知道很多小區物業不同意電梯液晶屏發出太大聲音,你的消費者有時候聽不見你的旁白。你需要讓他看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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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某二手車APP狂轟電梯液晶屏,每一句廣告語都寫上字幕,方便受眾閱讀加深記憶。這家APP和分眾簽了一份金額巨大的合同,想必是得到了分眾高層細致的廣告內容指導。

記住你在和10多個,甚至20多個廣告一起出現。你需要動腦筋強化你的品牌名的音效。一種常用的方法是拖長音,如“恒~~源~~祥~~”,以及剛才大冪冪喊的“58同城城城城城城城城~~~”,還有早期牙膏廣告經典創意,拍照時喊“田七七七七七七七七”,都是運用了這一技巧。還有一個方法,廣告業借鑒了演講技巧,當你想讓聽眾記住某個詞時,你就停頓“收禮就收腦~白~金~”一頓一頓,這也是非常有效的“劃重點”方式。

■  投放目標:加熱到記憶沸點

做到了以上所有要求,你需要投大量高密度的廣告,將廣告轟到消費者的記憶“沸點”。

既然要消費者背你的品牌課文,那麽就需要頻繁幫他“複習”。很多企業家說我不是史玉柱,沒那麽多錢天天轟,實際上,轟廣告也有非常多技巧。

如果你研究過史玉柱的媒體排期,你會發現他並不是“天天轟”。當時,腦白金采用的是脈沖式投放方式,在2月至9月初投放量很小,每年集中費用在春節和中秋轟出2次高潮。廣告密度最大的時段是從中秋節倒推10天,從春節倒推20天,加起來一共30天。到了送禮關鍵節點的銷售旺季,記憶沸點也同步達到了。

另一個省錢的技巧,肯德基、麥當勞等國際快餐品牌常用,比如近期出一個促銷活動,一開始公開30秒版本,有劇情鋪墊,男女主人公要麽曖昧,要麽開玩笑,之後出現產品促銷信息,最後動員購買,通過創意劇情讓觀眾深度記憶。投放一段時間後縮減為15秒,縮減”前戲“部分,突出促銷信息。等大家耳熟能詳後,直接出5秒只喊促銷信息做提醒即可,通過時長遞減節省投放費用。

這世間沒有隨隨便便的成功。想要拍一支全國人民都忘不了的廣告,背後的策略和資源遠非常人所想的那麽簡單。

----創意很關鍵

創意 廣告營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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