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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資本格局大變革：“石油美元”體系動搖

來源: http://wallstreetcn.com/node/210233

法國巴黎銀行在其一份研究報告中指出，受到油價持續走低的影響，原油出口國的“石油美元”將首次出現逆流。這是近二十年以來的首次，同時也意味著全球流動性將因此降低。

北海布倫特原油2014年已經下跌23%，2002年以來第二次出現年線收跌的情況已經難以避免。

包括俄羅斯、安哥拉、沙特和尼日利亞在內的主要產油國曾經在高油價時代獲得了大量的石油美元資金。這些資金很多會流入金融市場，並通過石油美元循環提高資產價格並壓低融資成本。但是2014年石油國家實際進口資本達到了76億美元。與2012年和2013年出口資本2480億美元和600億美元相比，顯然是出現了實質性的逆轉。

石油美元（Petro-dollar）是指上世紀70年代中期石油輸出國由於石油價格大幅提高後增加的石油收入，在扣除用於發展本國經濟和國內其他支出後的盈余資金。由於石油在國際市場上是以美元計價和結算的，也有人把產油國的全部石油收入統稱為石油美元。石油美元是一種流動性的資金，大量投放在歐洲貨幣市場，成為歐洲美元的組成部分。石油美元在美國紐約市場上也十分活躍。90 年代以來，大量的阿拉伯石油美元流入東京市場和新加坡亞洲美元市場進行各種存放和投資。石油美元是目前國際金融市場上舉足輕重的一支力量，對當前國際經濟、國際金融的發展影響較大。根據法國巴黎銀行的統計，2006年是石油美元最高峰時刻，當時的石油出口資本達到了5110億美元，其中5000億美元回流至金融市場。

換而言之，石油出口國家正因為低油價而不得不從市場抽離流動性，以滿足本國財政或者債務的需求。金融市場的整體流動性則因此減弱。法巴的Spegel認為雖然這種資金抽離整體規模相對較低，但是如果油價一直處於低位的話，這些國家的資金壓力就會得到體現。其中受歐美制裁的俄羅斯和前蘇聯國家壓力最為明顯，它們總計從世界市場帶走了570億美元資金。

除了油價走低這個因素之外，美元的走強也是石油國家所要面臨的大挑戰之一。以俄羅斯為例，該國央行今年以來已經兩度加息並數次幹預外匯市場，但是盧布的貶值壓力依然有增無減。

石油美元循環的減弱意味著受影響國家的財政收入以及GDP增長都將受到負面影響。這些因素綜合在一起的話，全球市場的流動性以及隨之而來的信貸評級問題都有可能浮出水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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複盤李寧5年變革路：品牌重塑、業務擴張仍難改市場地位下降

來源: http://newshtml.iheima.com/2014/1117/147760.html

        2010年，李寧公司20周年慶。這一年，這間知名企業選擇更換了LOGO，同時把口號“一切皆有可能”更換為“Make The Change”，主導者是CEO張誌勇，他拉開了李寧變革的大幕。

　　2012年7月，張誌勇去職，金珍君接任，金氏肩上扛起複興李寧的大旗。2014年11月14日，消息稱部分李寧高管已經收到郵件通知，金珍君“離開”李寧。5年間，這家本土知名的體育用品企業，先後2任CEO先後高調杠起公司變革的大旗，最後黯然收場。我們不妨複盤一下李寧5年變革路。

　　張誌勇：重塑品牌，走向國際化

　　張誌勇是李寧的第二任CEO。其從陳義紅手中接手李寧管理權，將李寧公司從10億時代一路帶入百億的門檻前。在李寧公司20周年的時候，彼時李寧公司在國內擁有7900余家門店，還擁有運動器材品牌紅雙喜、羽毛球品牌，同時擁有法國戶外品牌AIGLE和意大利休閑運動品牌Lotto中國區運營權，張氏已經完成了國內市場多品類布局，其試圖重塑李寧品牌進軍國際市場，於是他發起了一輪變革，讓李寧時尚化，國際化。

　　2009年，李寧西班牙代理正式簽約。2009年7月，李寧新加坡店開業，2009年12月，李寧羽毛球專賣店在香港尖沙咀開業，2010年1月，李寧美國店開業。李寧的國際化進入代理商經營和自營店經營的雙線作戰模式。按張誌勇規劃，2009~2013年國際化測試期，2014~2018年全面發力國際化，2018年實現國外銷售額占比20%，進入全球前5強的目標。

　　國際化和品牌重塑交叉進行

　　2010年6月30日，李寧公司換標，進行品牌重塑。這一計劃始於2007年6月，李寧品牌重塑小組成立。旨在打造一個酷的、時尚的、國際化的新形象。2010年正是CPI飛漲的一個時代，房租、用工成本、交通水電等經營成本都在上漲，幾乎每家運動品牌都在提升零售吊牌價，換標後的李寧成為提價的激進者，其2010Q4服裝產品的價格上漲幅度達17.9%。換標和提價，給張誌勇的變革帶來巨大的隱患。

　　新標一方面引來原有喜歡經典標誌消費者的口水戰，同時也帶來了庫存問題。換標的公開宣傳，同時意味著所有老標的商品成為庫存商品，所有李寧門店都需要在較短時間快速清理存貨。而新標商品大幅提升價格，帶來直接的後果就是性價比優勢消失，這種快速提價的做法，導致李寧的產品在三四線市場失去競爭力，引發消費者和終端零售商的集體吐槽，亦為單店銷售下降，庫存積壓，和大量關店埋下伏筆，這一節後來被媒體解讀為李寧市場定位迷失。同時，張氏主導的李寧公司還進行著一場渠道整合。

　　2010年末，李寧擁有近8000家門店，加盟比例高達90%以上，加盟商中間有1700余個單店零售商，這些零售商的管理能力和競爭力都比較弱，李寧希望更大的零售商將這些低效的經營者整合掉，從而實現零售商的規模化和專業化。2011年上半年，李寧整合了256家單店經營者。取得一定成效，但是李寧的庫存也在飛漲。2011年財報顯示，李寧庫存金額達到11.33億元，計提的存貨撥備為18.75億元，而2010年庫存為8.1億元，計提的存貨撥備為11.51億元。2012年7月，張誌勇主導的李寧品牌重塑及變革已經過去兩年。兩年間，李寧公司庫存大幅增加，利潤下滑，高管離職，2012年春節裁員近30%，李寧公司從高增長時代陷入困境。2012年，7月5日，李寧公司宣布，張誌勇辭去CEO，李寧本人和TPG合作人共同負責李寧公司CEO一職。

　　金珍君：聚焦，複興李寧

　　2012年7月，金珍君出任李寧代理CEO一職。金氏接手李寧就公布了三個複興李寧計劃：

　　①關註零售終端銷售及清理渠道存貨;改善產品和運營的成本結構;加強組織和執行能力;改善渠道效率、盈利能力及業績表現;聚焦核心產品和國內市場;及加強品牌投入和改善營銷效率。

　　② (2013年-2014年)改善供應鏈管理、營銷和產品規劃模式;提供更多一流的產品及客戶體驗。

　　③ (未來二到四年)改造業務模式以提高公司和渠道的利潤結構;在產品及消費者品牌體驗上更切合市場需求;及在提高零售效率和現金及投資回報率上打造良性循環。

　　這三個計劃，是金氏操盤李寧的行動綱領，金氏在李寧的每個動作都在圍繞這三個計劃在行動和部署。

　　聚焦核心產品和國內市場。金氏先後收縮與樂途、艾高的合作，停止新動品牌的銷售，基本中止了張誌勇的多品牌多品類布局。在國際化上，金氏亦全面收縮，香港店關張、退出美國市場，加之受經濟危機影響，李寧西班牙代理商的破產，李寧的國際化只剩下紅雙喜品牌的海外業務和羽毛球品類在東南亞的銷售業務。另外，營銷資源分配也從張誌勇時代的全面開花收縮到聚焦到籃球資源，主導簽約CBA和NBA球星韋德，放棄了與娛樂明星林誌玲、網球明星西里奇、柳比西奇等的代言合約。2014年，李寧放棄了與中國體操隊的續約。主要原因是李寧的營銷費用高居不下，而體操雖然能提升李寧的品牌影響力，但體操類商品無法取得良好的市場效益。

　　渠道複興。2012年6月，公司庫存11.38億元，應收賬款25億元。這不光意味著李寧公司出現庫存積壓，李寧的渠道商同樣面臨著庫存積壓，無力回款。而外部環境還在惡化，安踏、特步、匹克等品牌亦陷入庫存積壓之中，全國體育用品市場正進行著一場清庫存大比拼。如果李寧對現有大庫存經銷商坐視不管，那麽經銷商即無力進新貨，同時應收款亦無法收回，同時面臨李寧零售店鋪轉向經營其它品牌的後果。為此，李寧公司花費18億從經銷商回購庫存，抵消應付賬款，促進新品在渠道的流轉。

　　供應鏈改善。2012年8月，金氏邀請曾供職DELL的供應鏈管理資深人士鄧紅兵出任李寧供應鏈負責人。鄧負責建立了李寧的大數據中心，推進了對李寧80%門店的數據收集，同時，鄧在李寧原有期貨制組貨模式上推出快反商品組合，快反商品通過在試驗門店試銷，如果銷售反應好，馬上補單，推向市場，如果銷售不好，則中止生產。這就是金氏強調的零售導向模式----以需求為驅動、靈活敏捷的供應鏈體系。

　　擴大直營業務。擴大直營業務是李寧改造業務模式的重要一環，是金氏提升零售效率的重要內容。2012年6月，李寧擁有加盟店6657家，直營店646家，直營銷售占比20.8%;2014年6月，李寧擁有加盟店4552家，直營店1119家，直營銷售占比38.3%。其財報稱，李寧牌的經銷開支占李寧牌總收入的48.9%。擴大直營業務，直接導致李寧2014上半年的繼續虧損。

　　金氏複興李寧，取得一定成效。首先是把李寧從庫存的泥潭中拉了出來，其次通過渠道複興計劃，恢複經銷商信心，為李寧的改革贏得寶貴時機，再次，改善了李寧供應鏈的效率。但是，李寧也付出較大的成本。表現為李寧業績持續虧損，市場占有率下滑，行業領導地位不保。從財報看，2012年，李寧虧損近20億，2013年虧損3.9億，2014年虧損5.86億。門店數量亦從2012年6月的7303間減少到2014年6月的5671間，凈減少1632家，門店總數與安踏凈差由2012年6月的-504擴大到-2030家，市場占有率進一步下滑。

　　中國體育用品市場是一個快速發展和高速變化的市場。2008年，北京奧運會的官方贊助商阿迪達斯在中國市場盲目擴張，為其2009年渠道陣痛埋下隱患，但是阿迪達斯迅速調整，隨後在中端市場、運動生活品類和娛樂營銷上強勢出擊，重新在中國市場找回狀態。

　　張誌勇時代，李寧公司在2008年中國市場上取得卓越的成績，但是國際化和品牌重塑過程中過於冒進，從而陷入庫存門的泥潭，加之公司原生管理層和空降管理層的觀念不同，引發沖突，形成公司的決策周期慢，執行力不暢的病根。金珍君時代，要確立新的戰略方向，就意味著和原有戰略方向出現沖突，而金氏空降了大量高管，意圖提高決策效率，改善執行力，這直接導致李寧管理層的又一輪振蕩，導致熟悉李寧文化、李寧經銷商體系的管理者離開，一方面要面對資本市場提振業績的壓力，另一方面又要面對文化差異的沖突，這或許是導致金氏離開的重要原因。

　　在外界看，中國體育用品處於一個新的機遇期，上一波的市場調整直接淘汰了一部分中型體育用品企業，他們騰出的市場空間正被重新分配。此外，國家從宏觀層面推進體育產業和全民健身，擁有體育用品鞋服、體育器材和裝備的李寧公司正處於這輪機會的窗口期。李寧公司需要熟悉李寧文化，敢於接過張誌勇和金珍君傳遞來的變革接力棒的勇者，帶領李寧人再次出發。有人說，李寧的下一任CEO是名西班牙人，也有人說，不如讓李寧公司和中國動向交叉持股，讓陳義紅重掌李寧。

環保風將起：從環保產業變革看環保新風口

來源: http://www.guuzhang.com/portal.php?mod=view&aid=806

2015上半年生物醫藥投資策略——創新恒強，分享變革紅利

來源: http://www.guuzhang.com/portal.php?mod=view&aid=819

迎接渠道變革——化妝品渠道變遷研究 杉再起-倍霖山

來源: http://xueqiu.com/6525233368/33543447

邢妍菁 倍霖山觀察
1. 化妝品是一個非常好的行業

      宏觀背景下，化妝品行業有兩個發展動力，一是每年新增大量消費人口，二是人均消費額持續提高。過去幾年，中國的化妝品行業穩定增長，零售銷售總額從2010年的1362億元人民幣增長至2013年的2209億元人民幣，年複合增長率為17.5%。到2018年，預計這一銷售額將達到4318億元人民幣，2013年至2018年的年複合增長率為14.3%。

2. 化妝品銷售多種渠道並存

化妝品零售渠道主要包括商超渠道、專營店、百貨商店、電商、直銷和其他。國際化妝品渠道結構相對穩定，中國市場的渠道結構正在經歷快速調整，其中，化妝品專營店和電商渠道增長迅猛。根據Euromonitor的數據，2006年至2012年，網絡渠道占比由0.7%上升至13.1%，零售額260億；專營店渠道由11.3%上升至15.5%，零售額310億元。



圖1



圖2

商超渠道頹勢明顯。超市賣場渠道以家樂福、沃爾瑪、大潤發為代表的具備國際性背景的大賣場為主，本土大賣場主要集中在一線城市的區域性位置或者二、三線城市的主要商圈。在國際性大賣場，化妝品專櫃品牌以中端國際品牌為主，貨架品牌以中低端國際和本土品牌為主。本土賣場專櫃很少，貨架同樣以中低端國際和本土品牌為主。

近年來商超渠道增長放緩、盈利下降，策略上主動關閉了一些門店，新增門店重點在三四線城市。下圖是三大零售商的門店數及開關計劃。



商超渠道是普通消費者認知最高的，吸引力是便宜實惠、品種齊全、安全放心，並且一度是化妝品零售份額最高的渠道，因此品牌商目前不會立即放棄。特別是本土品牌在化妝品店渠道突破業績後，非常註重商超渠道的延伸，以提升品牌形象。相宜本草總裁嚴明在今年年初時稱：“要做商超的話，必須盡力和這三家合作（指家樂福、沃爾瑪和大潤發），即使有些品牌可能還在虧損。”

商超的特點是渠道為王。歐萊雅在21世紀初花精力收購許多品牌，就是看中了品牌的渠道。寶潔通過給零售商做品類管理，給自己的產品最好的位置。另外，對品牌商來說，商超渠道的供價、陳列、庫存、促銷問題都需要花費大量時間和精力去管理。

應該看到，商超渠道對顧客來說無法迎合消費升級的需求，從曾經的份額第一到現在不斷下降；對品牌商來說投入產出比不高，因此該渠道自然會不斷衰落。

百貨渠道持平。以太平洋、百盛等為代表的具備一定國際性背景的百貨終端不斷地拓展並持續性的健康增長；本土百貨終端曾一度停滯發展，近期快速複蘇，特別是以萬達百貨為代表的本土百貨終端隨著商業地產而拓展，形成了一定的競爭優勢。

在一線城市，化妝品品牌從中高端向頂級國際品牌更替；其他城市，化妝品品牌從中低端向中高端國際或合資品牌延伸。

根據中怡康對中國13個一二線城市百貨商場化妝品專櫃的月度零售監測結果顯示，2013年百貨渠道零售額188億元，同比增長6.1%，但零售量同比增速為-1.8%。零售量同比負增長的原因主要由於中端和低端品牌零售份額下滑。其中中端品牌零售份額由51.3%下滑至48.7%，而高端品牌的零售份額已經占據整體市場的45.3%。

百貨渠道在布局上對中高端及高端品牌有需求，而品牌商也有在百貨渠道提升知名度的需要，因此百貨渠道的份額下降不會很明顯。

化妝品店兩極分化。以屈臣氏、絲芙蘭為代表的國際性背景的化妝品店發展迅速並已經成為化妝品店渠道的主流模式；以嬌蘭佳人、億莎美程、金甲蟲等為代表的本土化妝品店在區域性的發展更為強勢並已經占據了一定的主導地位，具有一定的市場競爭能力。

在國際性終端，以國際化妝品品牌為主；在本土終端，以個別國際品牌專櫃陳列和多數本土品牌專櫃陳列為主。化妝品店渠道是中國本土品牌的孵化器和現金流，中國的本土品牌幾乎都是依賴這塊土壤誕生和成長起來的。

國際性化妝品店發展情況良好。截止2013年3月31日，莎莎國際最近三個財年營業總收入分別為49.32億、64.45億、77.28億。單店銷售額分別為2405萬、2588萬、2478萬。凈利潤分別為5.1億、6.9億、8.3億。屈臣氏在中國最近三年收入折合人民幣分別約為104.89億、122.94億、143.70億。增長率分別為17.2%和16.9%。單店銷售額分別為1233萬元、1068萬元、1060萬元。屈臣氏增長率和單店銷售額均高於行業平均水平，公司還加速向消費能力強的三四線城市擴張。根據AC尼爾森零售普查數據顯示，2012年屈臣氏新開店450家，其中有一半都開在了化妝品渠道主戰場的三四線城市，屈臣氏計劃到2016年全國總店數達到3000家，覆蓋全國300個城市，幾乎所有的三四線城市都會覆蓋到。

本土化妝品店處於轉折點。伽藍專門研究了不同區域的化妝品店過往三年的業績，56.3%的單店銷售額在繼續保持增長，2011年同比增長8.9%，2012年同比增長10.9%；有43.7%的單店銷售額持續下滑，2011年同比下滑11%，2012年同比下滑7%。增長主要得益於客流增加，但轉化率在2012-2013開始持平。銷售額上升的門店，客流同比有4%以上小幅增長轉化率為53%。銷售額下滑的門店，客流量在逐年減少，轉化率只有35%。顧客忠誠度和投入產出比下降。過去三年所有單店會員數都在不斷增加，銷售額上升的門店會員從平均每2個月來店購買一次到每3個月，銷售額下降的門店從每6個月購買一次到每7.5個月。所有門店過去三年費用投入都在增加，包括人工費、店鋪租金、裝修等。但費效比在下降，銷售額下滑門店只有3年前的一半。根據店主反饋，增長下滑排在前兩位的原因是商超渠道的擴張、網絡購物的沖擊。

電商渠道增長迅速。2012年電商渠道化妝品交易額達到578億元，占整體化妝品零售總額21%。2013年，以GMV計算，屈臣氏、聚美優品和絲芙蘭是中國排名前三的美妝產品零售商。自成立的這四年來聚美優品實現了爆炸式增長：2011—2013年的營業收入分別為2180萬美元、2.332億美元和4.83億美元，凈利潤分別為-400萬美元，810萬美元和2500萬美元。引用我們前期研究報告，實體店是高毛利高費用，而電商是低一些的毛利，更低的費用。目前，聚美優品的利潤率仍然低於化妝品專賣店的利潤率。由於專賣店和電商是最具活力的兩個渠道，所以競爭到最後，兩者的利潤率會基本持平，但不太會高過優勢化妝品生產商的利潤，比如寶潔和歐萊雅。根據寶潔公布的2013年年報，公司的凈利率為13.4%。

2013年

聚美優品

Sasa

屈臣氏（中國大陸）

毛利率

31.4%

47%

運營費用率

16%

35%

EBITDA利潤率

8.2%

12.6%

19.9%

EBIT利潤率

7.9%

12.9%

17.9%

凈利率

5.2%

10.7%

3. 從化妝品企業策略看化妝品渠道演變

品牌商對渠道的變化最為敏感。過去幾年，抓住渠道變化趨勢的企業獲得了強勁的增長，反之日漸消沈。正面例子是資生堂，反面典型就是寶潔。

資生堂最近一個財年截止2014年3月，2012-2014財年營業收入折合人民幣分別為409.4億、406.6億、457.2億。凈利潤分別為21.9億、-8.8億、15.66億。2013-2014財年在中國的收入折合人民幣分別為54.42億和66.9億，同比增長13.4%和14.6%。過去幾年時間，資生堂率先下沈到還在成長中的化妝品店渠道，取得了突破性增長，同時擁有了對渠道的優先競爭能力。資生堂計劃在未來兩年內繼續強化分銷政策，實施新的化妝品專營店政策，發展零售渠道，和大客戶建立合作關系，擴展自主選擇化妝品的銷售面積。在百貨商店引進Aupres品牌，強化“資生堂”品牌；在化妝品專營店，擴大資生堂銷售基礎、提升質量。

從2009年開始，歐萊雅、寶潔等重量級的國際品牌也開始策劃化妝品店渠道的下沈策略。寶潔最近三年營業收入折合人民幣分別為4866.24億、5020.8億、5050.02億，增長率分別為3.16%和0.6%。凈利潤分別為707.82億、645.36億、678.72億。現在寶潔在商超渠道依舊占據半壁江山，但這已經不是最有消費能力的那群人的第一選擇了。當化妝品店渠道在三至六線城市增長迅速的時候，本土品牌獲得了巨大的發展，寶潔在保持謹慎和緩慢的同時錯失了機遇。一是產品升級速度跟不上當地消費者的需求，二是對渠道的控制力遠遠落後於本土品牌。本土品牌眾多，每個品牌下面還有很多單品，很容易就將寶潔們淹沒了。

      本土品牌以上海家化的佰草集為例，未來5年將繼續增加專營店、KA、電商等渠道的重視程度，尋找百貨主渠道以外的增長點，另外目前的短板是品牌形象和購物體驗，將增加營銷投入。渠道結構變化如下：百貨主渠道的地位將明顯下降，重視新興渠道和品牌的發掘。

4. 化妝品店擴大份額需要提升品牌和服務

      從需求方面看，隨著城鎮化進程加快，每年都會新增大量消費需求，這部分消費者隨著生活方式的改變會改用新的品牌；從供給方面看，隨著商超、化妝品店、電子商務等化妝品零售渠道的加速滲透，消費者有了更多的購物選擇和更好的購物體驗。

因此，圍繞體驗的渠道，以聚美優品為代表的電子商務、以屈臣氏和絲芙蘭為代表的個人護理店和化妝品精品店將有機會勝出；而圍繞銷售的渠道，如商超里的貨架銷售，則會逐步衰退。

化妝品店渠道和電商渠道正在擠占原來百貨和商超渠道的份額。其背後的原因是顧客的消費升級。在消費升級過程中，消費需求逐步細化。體現在產品的選擇、使用、評價過程中的參與度明顯提升。消費者在線下可以獲得品牌的“直接體驗”，體驗方式是1個品牌面向N個消費者的溝通；消費者在線上可以獲得更全面的品牌信息、了解其他消費者使用感受的“間接體驗”機會。另外，電子商務渠道因為節省了專櫃等環節的成本，在售價上具有明顯優勢，對稱的信息傳遞使消費者更靠近購物決策點。

化妝品店渠道有存在的必要性及優勢。在消費者選擇上，化妝品店渠道憑借“購物更便利、選擇更豐富、價格更合理、服務更人性”的特點，與百貨渠道、KA賣場渠道形成了互補。在一二線城市，化妝品店更多滿足了消費者在更低價格和購買便利性方面的需求；在三四線城市，在渠道選擇還不多的情況下，更多滿足了消費者選擇更多品牌和獲得更多專業咨詢服務方面的需求；而在縣鄉城市，化妝品店幾乎是消費者選購化妝品的唯一選擇。

化妝品店僅經營產品是不夠的，重要的是滿足消費者對品牌和專業服務越來越高的需求，才有可能在渠道的競爭中獲勝。

伽藍通過對日本藥妝店的研究發現，從產品結構上看，除了藥品外，日本藥妝店主要提供化妝品及洗護發、沐浴等個人護理品類。其店鋪遍布日本的商圈和社區，與中國化妝品店非常類似。這種模式其實是最值得中國借鑒的。由於中國政府對藥品流通管制嚴格，只需要在經營品種上去掉藥品和日用品即可。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下面從優質品牌和專業服務兩方面介紹日本藥妝店和傳統商超渠道值得中國化妝品店學習的地方。

      日本藥妝連鎖店是化妝品的主流渠道，占據了化妝品市場40%的份額。品牌上，日本藥妝店提供更多優質品牌選擇，淘汰消費者不喜歡的產品；而商超渠道的811品牌結構設計是最好的：貢獻客流和現金流的品牌占80%、提供多樣性的品牌占10%、貢獻高毛利的品牌占10%；服務上，日本藥妝店提升照明亮度，註重陳列與展示，以顧客自選為主、配有導購咨詢人員，強化設備和美容顧問的專業性，提升會員卡價值。目前中國現有14萬家化妝品店鋪，在二三線城市及以下的有9萬家，有許多是以加盟的形式發展起來的，在店鋪形象設計、店內布局、服務水平與日韓化妝品店差距還很大，因此重點在優質品牌和專業服務兩方面下功夫的化妝品店將會有巨大機會。

（參考資料來源：C2CC美妝網、伽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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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協合同定量不定價 煤炭交易醞釀“市場化”大變革

來源: http://wallstreetcn.com/node/212580

隨著長協談判越來越流於形式，未來煤炭交易有望通過線上交易實現購銷方式的轉變。

據上海證券報報道，昨天，神華集團將其2015年年度煤炭訂貨合同簽訂儀式的主場放在了內蒙古煤炭交易中心，一家位於煤都鄂爾多斯的第三方煤炭電子商務平臺。

報道提到，在12月29日，神華銷售集團董事長毛中勝與中能集團、京能集團、華電集團、大唐電力、內蒙古能源發電投資集團等5家集團的主要領導現場簽訂了內蒙古區域內煤炭年度長協合同共4874萬噸，但在會議中並未透露合同價格。

上海證券報引述與會人士稱，這次神華簽下的年度長協將可能是“年度定量、月度定價”，雖然合同價格可能是在530元，但最終結算價格仍將可能隨行就市，根據結算月的約定價格進行結算，“這個長協沒有明確的約束力，只是把量定下來。”

而主會場轉移到內蒙古煤炭交易中心似乎象征著煤炭交易方式正在醞釀轉變。目前隨著煤炭進入買方市場，市場的供需結構已經發生逆轉，“大企業試圖通過長協留住用戶，而小企業更偏愛線上交易的方式進行銷售。”報道稱。

“神華集團此次把年度訂貨會放在內蒙古煤炭交易中心，就是統一內部購銷思路，未來有望都通過線上交易實現購銷方式的轉變。”內蒙古煤炭交易中心總經理溫琳介紹記者采訪時表示。據其介紹， 交易中心依托鄂爾多斯地區巨大的煤炭資源和供給優勢，充分整合商流、物流、信息流和資金流，有效推進了煤炭貿易向電子化，為煤炭生產企業帶來了實惠。

其援引專家指出，隨著煤炭市場化的推進，煤炭交易的一大趨勢是電子化交易，無論長期合約還是短期合約，未來有望都通過第三方平臺電子化交易來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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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E大變局：中國外資管理模式變革

來源: http://wallstreetcn.com/node/213465

日前中國商務部啟動了外資三法的修改工作，現行的逐案審批制度將徹底改變，代之以準入前國民待遇加負面清單管理模式的外資準入制度。除此以外，外資法的修改可能還會影響到備受關註的VIE架構。

根據草案，未來受外國投資者控制的境內企業或被視為外國投資者，而外國投資者受中國投資者控制的，其在中國境內的投資可視作中國投資者的投資。

總體而言，這次外資法的修改會對行業帶來多大影響呢？見聞梳理如下：

1，什麽是VIE架構？

VIE是指可變利益實體（(Variable Interest Entities），也叫做“協議控制”。這種結構對許多中國大型企業尤其是互聯網企業來說尤為重要。

這一結構是在上世紀90年代末設計出來的，主要目的是繞開政府對部分敏感行業的投資限制。

“簡而言之，中國政府出於主權或意識形態管制的考慮禁止或限制境外投資者投資很多領域，比如電信、媒體和科技（TMT）產業的很多項目，但這些領域企業的發展需要外國的資本、技術、管理經驗，於是，這些領域的創業者、風險投資家和專業服務人員（財會、律師等）共同開拓了一種並行的企業結構規避政府管制。” 上海大邦律師事務所高級合夥人遊雲庭在一篇文章中提到。

簡單來講，這種結構涉及兩部分的實體公司，一個在中國，一個在海外。在中國的實體企業持有該公司在中國經營業務的許可證和授權證，而海外的實體企業是一家離岸控股公司，其股票可以出售給海外投資者，未來是海外上市的主體。其與中國實體公司簽署合同，從而實現協議控制。

至於VIE架構具體是如何搭立的， 華泰證券在2011年一篇深度報告中具體提到：

第一步：國內個人股東設立英屬維爾京群島（BVI）公司，一般而言，每個股東需要單獨設立BVI公司（之所選擇BVI公司，是因其具有註冊簡單、高度保密優勢）；

第二步：以上述BVI公司、風投為股東，設立開曼公司，作為上市主體（註冊開曼殼公司，是因具免稅天堂及英美法系優勢，英、美、澳大利亞、新西蘭、香港等國家和地區的法律制度均屬於英美法系）；

第三步：上市主體設立香港殼公司（出於稅收優惠考慮）；

第四步：香港殼公司在境內設立外資全資子公司（WFOE）；

第五步：WFOE與內資公司簽訂一系列協議，達到利潤轉移及符合美國VIE會計準則的標準。

以下是典型的VIE結構：

詳細步驟可以參考學大教育的VIE架構情況（點擊看大圖）：

下圖是阿里巴巴主要業務的VIE結構，圖片來自財新網：

2，為什麽VIE架構會遍地開花？政府為何默許其存在？

新浪是國內第一家采用VIE架構在海外上市的企業，此後該模式被迅速複制。過去十余年間，這成為在境外上市中國公司的一種常見合規性安排，中國最優秀的互聯網企業幾乎都是通過這種方式叩開了海外資本市場的大門。

這帶來了中國互聯網產業的黃金十年。隨著外國的資本、技術、管理經驗源源不斷進入中國，中國互聯網產業飛速發展。遊雲庭提到，“在很多領域推動中國快速變革，從政府到整個產業的國內外資本、創業者以及網民都獲益匪淺。毫不誇張的說，VIE結構創造了一個多贏的格局。”

路透的數據顯示，在紐交所和納斯達克上市的200多家中國企業中，有95家使用VIE結構。

“中國政府對於VIE架構的態度一直比較曖昧，既不肯放棄權威和管制的權力，認可VIE架構的合法性，同時，政府也在享受VIE架構帶動的互聯網產業高速發展所創造的社會進步、就業、稅收等紅利，不願意冒利益受損和社會動蕩的風險將VIE架構一概斥之違法。” 遊雲庭文章稱。

但他認為，

灰色地帶總是無法長久，相對社會發展而言，政府的管制和法律永遠是滯後的，VIE架構所繞過的中國政府禁止外資進入的管制領域很多並不合理，還有不少管制涉及出版、文化等意識形態問題，在該領域尚未開始改革的中國政府明知管制可能阻礙社會發展卻不能放棄之，這些交織在一起使得對任何領域的解除管制都困難重重。

同時，互聯網快速發展導致的信息流動加劇了社會矛盾的暴露和激化的速度，當社會穩定受到互聯網影響時，中國政府可能也有了更強的控制互聯網企業的意願。因此，他們升級了對於VIE架構的管制。

3，草案有哪些變動？

外資法修改意見稿明確提出，“協議控制明確規定為外國投資的一種形式，本法生效後，以協議控制方式進行投資的，將適用本法。”

這到底意味著什麽呢？

問題的核心在於如何界定“外國投資者”。外資法草案第十一條規定，外國投資者是指：（1）不具有中國國籍的自然人；（2）依據其他國家或者地區法律設立的企業；（3）其他國家或地區的政府及其部門或機構；（4）國際組織。

但值得註意的是，草案特別提到，受上述四類外國投資者控制的境內企業，視同外國投資者。

北京市中倫律師事務所合夥人任清在分析文章中提到，例如，一家美國公司在中國境內設立的全資子公司或者控股子公司，將被視為外國投資者。而且，後者設立的其具有控制權的子公司、孫公司等，仍視同為外國投資者。

而外國投資者和中國投資者所享受的待遇差別較大，中國投資者可以繞過繞過外商投資產業目錄的限制。

草案如果通過則意味著，由外國企業或個人控制的VIE企業將無法經營禁止實施目錄中列明的領域，而中國境內公司或個人控制的VIE企業可以繼續經營。（至於如何確定控制權，問題比較複雜，可以參見這篇文章）

下圖來自前資本/並購律師胡玥：

這是針對增量的辦法，至於生效日之前已經存在的協議控制架構，因為牽涉面甚廣，草案並沒有做出任何規定，只是在起草說明中列舉了理論界和實務界的幾種觀點，表示“將在廣泛聽取社會公眾意見的基礎上，就此問題作進一步研究，並提出處理建議”。

其中列出的三種觀點如下：

1、實施協議控制的外國投資企業，向國務院外國投資主管部門申報其受中國投資者實際控制的，可繼續保留協議控制結構，繼續開展經營活動；

2、實施協議控制的外國投資企業，應當向國務院外國投資主管部門申請認定其受中國投資者實際控制；在國務院外國投資主管部門認定其受中國投資者實際控制後，可繼續保留協議控制結構，繼續開展經營活動；

3、實施協議控制的外國投資企業，應當向國務院外國投資主管部門申請準入許可，國務院外國投資主管部門會同有關部門綜合考慮外國投資企業的實際控制人等因素作出決定。

對於這三條，法律界不少人士認為，方案一靈活性最高，方案二較為嚴厲，方案三最全面但是也最嚴格。以下來自君合律師事務所：

4，影響如何？

在這個問題上有不太一樣的聲音。遊雲庭認為，如果這份意見稿成為法律，那麽就相當於斷了VIE架構的生存基礎。

外資控制的VIE架構公司將無法經營。比如優酷，經營的是在線視頻領域，屬於外資禁入的領域，創始人古永鏘是中國香港公民，在優酷上市時他的股份超過40%，是典型的實際控制人。征求意見稿規定：港澳同胞投資者和華僑在內地投資的，參照適用本法。因此，征求意見稿的規定如果成為法律，古永鏘就必須放棄優酷的股權。

此外，中國公民控制的VIE架構海外上市公司將失去上市基礎。中國公民控制的VIE架構創業公司也將被迫放棄VIE架構。

但《華爾街日報》在報道中提到，商務部的這項規定草案是中國經濟在更大範圍實施的外商投資改革的一部分，將確保中國在海外上市的互聯網巨頭的控制權仍在中國人的手中。雖然外國投資者努力避免對相關公司的直接控股，但根據新規定，官方將評定VIE的最終控制權實際上是否掌握在外國投資者手中。多數海外上市公司可能不會受到新規的影響，因為它們仍由中國人控制。

報道引述美邁斯律師事務所資深律師張寧稱，由於監管重點轉向公司實際控制人的國籍，而不是股東的國籍，這項新規或將向允許外國人直接投資受限制投資行業的公司邁出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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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審批誰監管”：失靈和變革

來源: http://www.infzm.com/content/107719

 

長期迷戀審批的慣性和常態，出現監管怪象的同時，對內養成了管理惰性，不知管什麽、如何管，有心無力、無從下手。主動監管、發現問題的能力不足，只能通過事故、媒體曝光等，開展應景式監管。

“誰審批誰監管”，這是長期以來我國行政審批制度設計和立法立規所遵循的基本原則之一，本意是將行政審批作為聯結行政監管的紐帶，以權力與責任的一體化，帶動並形成審批與監管的一體化。然而，在頻發的各類重特大事故中，只有審批的“痕跡”，難尋管理的“身影”，“誰審批誰監管”被“攔腰”截斷，一分為二，制度設計的良好初衷基本被無情的殘酷現實所粉碎。“誰審批誰監管”怎麽失靈了？

審批亂象

在計劃經濟條件下，政府形成了運用審批（發許可證、批文、目錄管理等）直接參與、幹預、控制經濟運行的傳統習慣，乃至產生了依賴癥。在市場經濟的發展過程中，通過行政審批制度的改革，已取消、下放、轉移了諸多行政審批事項，目前仍在進行中。但在眾多行業領域，審批事項仍在，眾多行政機關審批的慣性依舊。有的甚至“離開了審批就不會監管”，存在的亂象不少：

審批就是監管。將審批等同，甚至替代監管，以資格審查、市場準入替代日常生產經營中的行為和過程監管、程序維護，造成一些審批機關的衙門作風：“等上門”，靜候申請上門來辦審批；“求上門”，等著申請人在生產經營中碰壁後求上門，等等。

只審批不監管。凡履行了審批手續的，就被視作“健康體”，在審批部門掛上了號，獲得“免檢”特權。

會審批不會監管。梳理現有行政管理部門的職能，審批與監管職能是共生共存的。但細究一下，審批職能運用自如，例子有案可查；但監管呢？好多部門多年沒做過一份調查筆錄，沒辦理過一件監管案件，監管職能被“虛置”。

不審批不監管。以被動不審批來規避監管職能與責任，沒有履行報批手續，就沒在審批部門“掛號”，也就沒有監管的“目錄”可尋，不審批不監管。所以，現實中存在大量無照經營。

為了不監管就不審批。這是一種主動不審批行為，設定高門檻審批條件卡住進口，爭取入市的市場主體“少”而“好”，方便自身監管，降低監管難度與風險。對隱含風險但需要監管的對象，主動選擇了“為不管而不批”的策略，把原本屬於部門的責任與風險，轉移給他人或社會。

查閱重特大事故的調查及整改報告，無論是總結的原因，還是提出的整改措施，審批幾乎都是聚焦點。該批不批，變更未批，肯定是“第一罪狀”；補救措施往往也是把審批強調在前。防微杜漸時，往往有意無意地引導到設定“高門檻”的行政審批上，期待通過嚴把市場準入的關口，來降低監管的壓力；期待畢其功於審批一役。

審批亂象下造成的現實是：以批代管，只批不管，該批不批，該管不管，批管脫節；一些沒有審批但亟須納入管理的無人過問，因為“誰審批誰監管”，不管有了充足理由；一些審批了的也無人過問，因為已經以審批實施了監管……

監管怪象

與熱熱鬧鬧的審批相比，給人留下深刻印象的監管舉措多不尋常。一類是“救火式監管”，典型者如：

一、事故引領監管，即“一家企業出事（故），當地企業嚴查（同類企業停業整頓），全國企業普查”。

出事前，風平浪靜，只求手續齊全，審批到位；出事後，暴風驟雨，才知疏漏不少，監管缺位。殊不知，審批的門檻再高，只是一時的；檢驗能否促進安全生產、產品質量等，應更多體現在事中事後的有效監管上。

二、媒體曝光引致監管。只要媒體曝光了一個行業、一家企業存在問題，為了給公眾一個交代，被曝光單位所在地的黨政領導都會有嚴查嚴管的批示，相關行政執法部門也會組成“快速反應部隊”，“第一時間”對曝光的事項或單位進行“全面體檢式”的監督檢查，對“涉案人”在“第一時間”給予行政處罰。

異曲同工的還有領導批示的群眾舉報，往往也能獲得類似“快速反應”的待遇。

另一類是“應景式監管”，主要有兩種情況：

一是節假日集中監管。每逢重要節假日，監管部門都要求集中人、財、物，開展密集的監管檢查。一些市場主體摸準了監管規律，有的放矢地規避，以致檢查結果不能準確反映實情，一陣風後，照舊。

二是重大活動的保障監管。每逢黨代會、兩會、國內外重大的賽事活動等，都有嚴格的監管要求與安排，確保重大活動不出任何意外。

應景式監管有必要，但這僅是一種例外性應對，不能替代常態性監管，更不能以此“秀”監管職能。一時的規範、安全、秩序，並不必然帶來長治久安。由於其選擇性太強，反可能招致詬病。

審批與監管的現狀，一體兩面。長期迷戀審批的慣性和常態，出現監管怪象的同時，對內養成了管理惰性，不知管什麽、如何管，有心無力、無從下手。在眾多行政監管的職能部門及其工作人員中，因監管技能不足、本領恐慌而造成的監管缺失、監管滯後不在少數，主動監管、發現問題的能力不足，只能通過事故、媒體曝光等，開展應景式監管。

審批改革：控增量和減存量

必須遵循市場經濟的一般規律，更多還權於市場。對各類重特大事故中暴露出來的問題，確立向市場求解，而非向審批回歸的基本原則。把盡可能取消審批，減少市場主體進“廟”、求“神”、拜“佛”作為政府提供的有效公共服務：

嚴控增量。除了涉及“國家安全”和“人民生命財產安全”的可以設立審批事項外，嚴格限制設立新增的行政審批事項；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自主決定的，市場競爭機制能夠有效調節的，行業組織或者中介機構能夠自律管理的，行政機關用事後監督與其他行政管理方式能夠解決的，政府不但不能設立行政審批，已設立的也要退出；約束權力，做到“政府的歸政府，市場的歸市場，社會的歸社會，企業的歸企業，個人的歸個人”。

削減存量。審批是政府的抓手，在政府主導的市場化進程中，還須依托政府“自我革命”，對仍廣泛存在、阻礙市場自由的存量行政審批事項，釜底抽薪；對各地、各部門自行設立的非行政許可事項，壯士斷腕；同時，要嚴控通過“前置變後置”、“備案”、“下放”、“轉移”等途徑，來繼續保留實質的行政審批。

監管轉型：寬進嚴管、全程管理

對監管的改革取向，是變審批的“你來”轉向監管的“我往”，破除“誰審批誰監管”的掛鉤制度。

一方面是監管的理念和思路要從“嚴進寬管”轉到“寬進嚴管”，監管要從事前轉到事中事後。事前監管主要辦法是審批發放許可證等，“嚴進寬管”。相反，事中事後的監管，就是尊重和遵從市場規律，保護市場主體的自由選擇權和合法經營權，在促使市場主體自由地“出生”後，除督促其加強應有的自律外，監管部門對其的行為、信用以及對市場秩序的影響等，按既定的規則進行合法合規性監管，違反了接受處罰，使其“一處違法，處處受限”。努力促使更多的市場主體走上生得自由、管得嚴格、健康成長之路。

另一方面要跳出審批與監管的先後、輕重之爭，從“誰審批誰監管”走向“不審批也監管”的行業性監管。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凡需要政府“出手”的監管對象、監管項目，不應以是否履行審批為實施監管的前提，而應以行業性監管的全覆蓋為原則，織就一張無疏漏的管理網絡，彰顯監管本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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