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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利用方式決定文明的高度

工信部副部長辛國斌透露，針對一些國家已經制訂了停止生產銷售傳統能源汽車的時間表，目前工信部也啟動了相關研究，制訂停止生產銷售傳統能源汽車的時間表。（視覺中國/圖）

（本文首發於2017年9月14日《南方周末》）

這對電動汽車行業是大利好嗎？2017年9月9日，工信部副部長辛國斌透露，針對一些國家已經制定了停止生產銷售傳統能源汽車的時間表，目前工信部也啟動了相關研究，將制定中國自己的時間表。這些國家已先行一步：2016年，德國聯邦參議院通過2030年後禁售傳統內燃機汽車的提案；2017年7月，法國宣布2040年全面禁售燃油車……

以德法等國為參照系，大家不用擔心明年就買不到柴油車、汽油車了。各國為什麽不立馬行動起來，禁售內燃機汽車呢？首先，特斯拉等采用的鋰電池技術，其(質量)能量密度只有汽柴油的幾十分之一，這導致了純電動汽車盡管電池笨重龐大，但續航能力還是欠佳。其次，電動汽車的能量補充速率太慢，快速充電再快也快不過用油槍加油。幾十年後禁售，意味著各國政府都不太相信車用電池技術短期內能取得突破、能量密度能大幅提高。

不過，這並不妨礙我們暢想內燃機汽車停用後的世界會長什麽樣。當車子不再燒汽柴油的那一天來臨，“石油是工業的血液”之說還能成立嗎？有一點可以確定，中東等產油地在世界經濟與政治中的地位會一落千丈。中國的長久憂慮“馬六甲海峽航道被中斷了怎麽辦”會煙消雲散，中國圍繞著石油供應安全而展開的外交布局也會失去存在的必要，這對中國來說是巨大的戰略改善。

這一天會以什麽樣的方式到來？沒有人會知道，但不妨大膽推理一下。

對能源的利用方式決定了文明的高度。當蒸汽機以水火相濟之力代替人力、畜力與初級自然力(如水力)時，生產效率有了一個飛躍式提升，從英國開始，人類進入了工業文明時代。當電力、磁力與內燃機使用化石燃料產生的熱力等相繼登場，生產效率又有一次陡峭的提升，人類進入電氣化時代，一些國家(如美國)借此實現了彎道超車。電動機的發明是要早於內燃機的，但汽車工業一百多年來的主流驅動技術是內燃機。這足以說明內燃機汽車是市場的選擇，也似乎預示著未來即使內燃機退出歷史舞臺，取而代之的也未必是蓄電池+電動機。當然，未來之星必須是比內燃機技術更高、成本更低的能源利用方式。

接下來開個腦洞。20世紀中葉出現了第一座核電站，人類掌握了可控核裂變技術，實現了對核能的民用，這是一個新時代的開始。在21世紀，人類若是掌握了可控核聚變技術，意味著長期困擾人類的能源問題徹底解決，將開創了人類歷史的新紀元，人類將沒有必要使用汙染大、對環境不友好的煤與石油，也沒有必要使用供給不連續、不穩定且能量密度低的風能與太陽能。煙波浩渺、茫茫無際的海洋將成為人類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能量寶庫。天下至柔者水也，但組成重水的氘氚蘊含著創生宇宙、孕育星辰的洪荒之力，這才是名副其實的新能源。運用可控核聚變是內燃機退出市場的一條可能歷史路徑。

有能力掌握可控核聚變技術的只可能是中美這樣的大國。向可控核聚變進軍，需要雄厚的資源、技術的系統化積累及強烈的動機，只有極少數大國才具足這些條件。可控核聚變一旦成為可能，將重塑整個世界的經濟與政治形態，所有的經濟與政治教科書都要撕了重寫，生活在未來的人看我們，就好像我們看生活在前工業時代的人。

也許人工智能在這個進程中能立下奇功。當奇點來臨、強人工智能或超人工智能成為可能之後，人工智能也許會替人類實現基礎科學原理上的突破，發明駕馭“人造太陽”的新方法，或至少開發出大幅度提高電池能量密度的新技術，或以我們目前意想不到的方式掀起一場能源利用方式的新工業革命。

說史171106「四大文明古國」之起源

說史171106

「四大文明古國」之起源

朝日執筆

「考古」與「歷史」都是研究「以前（人類）的事」，那兩者究竟有什麼分別呢？不太嚴謹但比較簡明地來說，「考古」主要以「實物」（例如「遺跡」）作為研究對象；「歷史」則主要以「紀錄」（例如「文獻」）作為研究對象。考古成果多集中在發現「線索」，或重構某個時刻點的「圖景」；歷史成果則希望能敘述一個「故事」，或整理出一段時期的流變。****

舉個例子，一場平原大會戰結束後，如果你到戰場尋找彈殼、破爛軍旗、炸彈坑、戰壕中吃剩一口的香煙…..然後透過所有「遺物」的位置、狀態等，描述當時的戰況，這就是「考古學」。要是你去翻查作戰雙方的文件、通訊紀錄、當時戰地記者的報道，甚至訪問曾經參戰的軍人，然後綜合各種資料，將戰鬥的經過，甚至戰鬥前後的若幹因果按時序寫出來的話，這就是「歷史學」了。

按這個思路，「考古」和「歷史」方法學的應用並不限於研究「古史」。例如警察辦案時，索取相關人士口供、翻查出入境和閉路電視紀錄等，用的就是「歷史學方法」；在犯罪現場蒐集指模、各種科學鑒證、驗屍等，用的就是「考古學方法」。

回到正題。由於「歷史學」以「文獻紀錄」為基礎，若果有些事情發生得很「古」，「古」到連文字也還沒有發明，「考古學」就是了解這些事情的唯一方法了。 研究「文明古國」，（至少朝日認為）「考古學」比「歷史學」更為有力、有效。「四大文明古國」顧名思義，自然夠「古」的了。那麼「古」，就算有文字，也是紀錄得「不清不楚」的。（下面會介紹「古代文字」可以有多「古」。）況且根據「常識」，若「遺跡實況」與「文字紀錄」的研究結果不相符，必然以「遺跡實況」為真。(成屋都係你指模，你夠膽死話你從來冇去過嗰度？你叫阿SIR點信你呀？)當然，對於「考古學」而言，「文字」也是「遺物」的一種。(如果屋內牆上有你的親筆留言，即使找不到指模，也一樣是你曾經到過現場的有力證據。)

在各種人文學科中，作為「（假）歷史學家」的朝日，當然對「歷史學」最感興趣。雖然朝日也（自）號「（扮）人類學家」，但對於與人類學（和歷史學）關係極為密切的「考古學」，朝日向來極少涉獵。原因無他，一個字—「唔識」！不過，「唔識都講」向為本會「核心精神」，故此打算寫幾篇有關考古的東西與諸君分享。這第一篇題為《「四大文明古國」之起源》，但只是「標題黨」，要說的其實並不是這四個文明古國的起源，而是「四大文明古國」這個說法的起源，還有一些相關的想法。

話說朝日自小就在（中文）歷史課本上得知，「埃及、美索不達米亞、印度、中國」並稱「四大文明古國」。到了稍大一點才知道，原來這個說法在「漢字文化圈」（又稱「大中華共／獨榮圈」）的知名度，遠遠高於其他地區。在「鬼地方」固然也有Four Major Early (Ancient) Civilizations的提法，但並不算是個流行的說法。

「四大文明古國」一說之所以成為「漢字文化圈」的「歷史常識」，很可能出自 梁啟超在十九二十世紀之交（自署作於「1900年1月30日午夜」）所作的一首千餘字長詩「二十世紀太平洋歌」，其中有句「初為據亂次小康，四土先達爰濫觴。支那印度邈以隔，埃及安息鄰相望 」（請註意這裏「支那」絕無貶意，反倒暗暗有點自豪感。），然後自註雲：「侯官嚴氏 （即大名鼎鼎的嚴復）考定小亞細亞即漢之安息，今從之。地球上古文明祖國有四：中國、印度、埃及、小亞細亞是也。」

把「中國」放到「古文明祖國」的位置上，自是非常對「中國人」的胃口，於是「四大文明古國」一說遂於中國大行其道，成為「常識」，甚至還讓中國人「順道」知道「原來印度、埃及、美索不達米亞都（拍住我哋泱泱中華）咁古！」

不過如果稍稍仔細了解一下，就會發現若要論「古」，則所謂「四大文明」其實根本不是同一個「層次」。就拿「古印度文明」（指「雅利安人南下」前，就已存在於印度次大陸的古文明）來說，摩亨約達羅Mohenjo-daro古城大約存在於2,600BC-1,900BC，位於現時巴基斯坦境內的哈拉帕Harappa 古城更可上溯至3,300BC。至於作為中國「信史之始」的商朝，大概在元前16至17世紀建立，與「古印度」明顯有所距離。即使算到現在還只是「傳說」，尚未找到確鑿直接存在證據的夏朝，也不過把「支那」的古文明上推到約莫2,100BC，與哈拉帕還差超過一千年。我泱泱中華居然不夠那些「阿三／阿差」古？實在咽不下這口氣。

可幸，1928年我們總算在 濟南章丘發現了屬於新石器時代晚期的「龍山文化」（以黑陶聞名），並經我國考古學家認定其文化與後來的「諸夏文明」，存在「明顯的傳承關係」。一下子就把「中華文明」的源頭推到至元前2,500年之前，這就是「中華五千年」說法的來源。***只要我們的考古學界再加把勁，應該不難研究出年代更早（3,000-5,000BC)的「河姆渡文化」與「中華文明」其實也是「血濃於水」。努力吧！「中華八千年」指日可待了。

不過，按照現有的考古發現看來，若要鬥古，在古埃及和美索不達米亞面前，中國和印度都是小弟弟，根本沒有「並列」的資格。

先說埃及，3,100BC上埃及的統治者 美尼斯Menes（或那邁爾Narmer）統一上下埃及。*** 請註意，3,100BC只是統一的開始，就像中國的秦始皇統一六國（221BC），不是埃及歷史的開始。在埃及統一之前，古埃及人已在尼羅河畔生活了幾千年。早於5,000BC，他們已懂得使用銅器；不少尼羅河沿岸的定居點，更可上溯至7,000BC！

對古生物學沒有認識的人，在博物館看到「地爪龍Aardonyx」和「亞伯龍Abelisaurus」的化石， 大概也會認為牠們應該是「差不多古」的「古生物」吧！但事實上，前者出現於侏儸紀早期，後者出現於白堊紀晚期，相距超過一億年！同樣，把「古埃及」和「古華夏」並列，若不是「別有用心」自我提升，就只能說是因為歷史「太久遠」，以致讓人「傻傻分不清」了。

至於位於幼法拉底河與底格利斯河之間的「美索不達文米亞」（意為「河間之地」），其「古」與埃及相比也是不遑多樣。漢謨拉比把法典刻在玄武巖柱上之時，商朝還沒有建立。1889年 出土的 蘇美爾尼普爾Nibru城遺址（約為2,500BC）， 發現城內竟然有一所「書吏學校」，相當於現在用以培養政治和行政人才的「公共行政學院」，其「文明」的程度實在非常驚人。事實上，早於4,000BC，兩河一帶已是城邦林立。

若說到文字的使用，中國目前發現最早的文字是 盤庚遷殷（約1,300BC）後的商代蔔辭，也就是一般所說的「甲骨文」。好了，就算這些文字，在商湯建國（1,559B或1,660BC）時已經開始使用，也不過是三千多年歷史。至於古埃及的象形文字和蘇美爾的楔形文字，也是三千多年，不過是公元前三千多年，也就是說比甲骨文要早二千年！

若幹年前，朝日隨團到埃及旅行。導遊在一所神廟遺址內，介紹古埃及人從製作木乃伊了解到人體的解剖結構，因此已能掌握一些諸如切除壞死組織、器官，甚至截肢一類的外科手術。團中有大媽團友發問：「咁係咪即係好似我哋以前個華陀咁呀？咁邊個早啲呀？」雖然此問題極無歷史SENSE，但作為一個大媽，能夠知道華陀和他的外科手術嘗試，已是相當不錯。朝日選擇保持緘默，以免在回答時不經意地流露出嘲笑和輕蔑…..說時遲那時快，一個大叔立即搭嗲道：「梗係華陀早啦，仲使講既……」事已至此，朝日實在按捺不住，唯有出言「科普一下」，至於有否嘲笑和輕蔑…..

愛國兼有自信是好，但可不可以先讀點書，不要以為自己真是文明「古」國好嗎？

讀書札記180126中國文明的歷史(一) 支那 與 中國

讀書札記180126
中國文明的歷史(一) 支那 與 中國
掌門執筆

《中國文明的歷史》(2017) 岡田英弘

〈支那China源流考〉
秦王平六合,置郡縣,同文書,威聲震遐邇. 遠近諸民族遂以「秦」這個詞指涉這塊高度文明富強的 “地方”, 此稱呼永久地保存了下來.
「秦」進入 波斯語系成了「Chin」; 進入阿拉伯語系成了「Sin」. 印度各語系則稱「秦」為「Cina」; 稱「秦國」為「Cinasthana」. 等到東漢白馬寺譯佛經的時代, 這兩個詞語分別音譯為「支那」和「震旦」.***

再過一千五百年,葡萄牙人繞好望角東來,立足印度,始聞得「Cina」大名. 1511年葡人占領馬六甲, 1557年嘉靖年間定居澳門,終於來到「秦」地. 「Cina」之名透過葡萄牙人傳遍歐陸, 變形為英語和德語的「China」, 法語「Chine」, 意大利語「Cina」.***

1708年意大利傳教士G.Sidotti到日本宣教, 和服帶刀登陸外島,立即被捕. 江戶幕府出動大儒 新井白石 四次問訊, 記錄輯成《采覽異言》和《西洋紀聞》兩書. 譯(成日)文過程中,新井發現歐洲人將日人稱為「漢土」「唐土」的地方叫作「Cina」. 他不欲直譯, 為示學問高雅,取古代漢譯佛經「支那」一詞為音譯, 此譯法音義兼合,遂成定巘.***

甲午敗戰,清朝以明治為師, 1896年派遣首批留學生赴日. 隨後十餘年赴日人數呈指數式增長,數以萬計. 這番交流對於二十世紀初的中國文化影響至大, 很多現代學問和語詞概念,都經日本轉介進來. 留學生在日本察覺故鄉大地被稱做「支那」,自己則被叫做「支那人」. 他們把這種稱謂帶回中土,成為新進文化圈的風尚語詞. *** (梁啟超等人大量使用之時,兩國人民對此詞並無任何貶義.)

相對地,明清朝野對於皇帝君臨的土地(理論上並無邊界), 沒有(也沒需要有)特定稱謂.*** 「中國」一詞甚少使用, 其指涉側重文化分際(ie四夷vs中國),而非地域差異.**** 至於作為(法國大革命式的) “民族國家”的「中國」,亦於此時從日本輸入,*** 天朝思想的中國自古並無民族國家的觀念.

但是「支那」這個語詞純由音轉,沒有字面意義, 對於表意系統的中文很是無味.*** 於是文化界起用古典詞語「中國」,取代欠典雅的「支那」, 逐漸棄用該詞. (到了侵華戰爭….. “支那”自然在雙方心目中都滿溢了貶義.)

〈中國的起源〉
「國」這個字原本是「或」字,附加的方形框邊代表城牆, 意指拿著武器守衛城牆. *** 故此,「國」是設防的都市.
之後,「國」與「邦」混用, 而「邦」與「方」相同,指 “方面,地方”, 範圍比「國」寬廣,兼及一國控有的周邊地帶.*** 漢初避 高祖劉邦諱,捨 “邦”用 “國”, 「國」的使用漂移至 “地方,疆土”,不再指“都市”.

然而「中國」的意思卻與「國」有所不同, 在古代「中國,京師也.」,指首都. 同樣是漢朝,「中國」的詞義也改變了. 《史記》「天下名山八,而三在蠻夷,五在中國.」, 把中國與蠻夷相對立, 既指族群,又指地域,敲定了「中國」一詞的後世用法,迄至清末. 至於史記「中國」的地域範圍, 則起始陝西渭水,及河南黃河,迤邐入山東, 屬於東西走向的狹長地帶.

至於「國家」一詞,起初直指 “國與家”, 即公私領域的兼舉. 到了東漢末,開始代表王室朝廷,有了 “政治實體”的意味. 至於現代意義的 “民族國家”, 對「天朝中國」來說固無必要, 滿洲入主中原, “民族思想”更加成為禁忌. 清末同盟會誌士在日本學得「民族國家」,正好拿來鼓動排滿, “忍令上國衣冠,淪於夷狄;相率中原豪傑,還我河山.”, 「中華民族」即是漢族. 到得辛亥功成,這中華民族竟又一轉而為 “五族共和”,多了四族. 「中國 = 中華民族的國家」最終定型成今日的模樣.*** 然而這個「中國」,已非 司馬遷的「中國」.

岡田教授的強項是上古史,頗具隻眼,本文介紹一二有趣之處.
〈王是marketmaker〉
《周禮考工記》「左祖, 右社, 前朝, 後市」, 講的是王宮和國都的空間結構.
「祖」原形是「且」, 「社」是「土」,兩者是豎立在宮門兩側的柱子, 形狀男根,功能是阻止惡靈侵入. 祖後來發展為祭祀王室祖先的「太廟」; 社成為祭祀穀神的「社稷」.「朝」即「朝廷」,是進行朝禮的庭院; 而「市」即市場,就是進行交易的場所.

作者推敲,祖和社是保祐市場和貨物的神祇; 「王」是市場管理者; 朝禮是開市的儀式. 王宮原來是從市場演化而來.***** 遠方前來入市的交易者必須向王繳交實物商品的十分之一作為手續費, 這是「稅」的起源. 稅要交到市場入口的柱子處, 「祖」借用成「租」. 甚而「祖」的意思就是「阻」,代表阻止進入市場…..除非先繳稅.
為了進行管理,最重要的當然是收稅,市場要築牆以圈圍空間, 其入口自然在交稅的柱子之處. 於是該處設為門戶,而柱子則移在門外戶旁. 王宮築牆的目的原是為了管理市場.***

「王」從經營市場的事業中汲取大量財富,獨霸一方. 他組建武力團夥,對內巡邏市場,維持秩序; 對外禦防盜賊,阻止 強闖/潛入(ie不繳稅)的交易人. 換個角度,也可以看作是市場經營者勢力坐大,變身為「王」.

王宮的圍牆擴大及加固,最終變成「城牆」, 是因應交易和收稅狀況,而非單純的防止刼掠. 所以「國」是王宮的擴充,其原型是市場.***** 「國」是一種由城廓界定的商業都市.

這是對國家起源理論的主流學說「築城說(ie防禦掠奪)」的一種有趣的異議. 作者據此進一步推導出獨到的 “中國國家起源理論”.
〈中國是市場網絡的中心點〉
某個原初的 市場=國, 其位置必然座落於河流交之節點,這樣遠方的交易商才能到來做生意.*** 很自然地,這個「國」勢力興旺之後, 其擴展路徑必然是 “水平整合”, 沿著河流網絡向遠處的交滙點建立分支「國」.*****

這些殖民都市會百份百複製「祖國」的空間形式(ie城牆都市), 社會組織和政治文化.*** 其最高典範就是後來 周公實行的「封建」,但這種發展形式則發端於遠古三代之前.
愈是向遠方築城,與原居民的關係就愈緊張,「國」的軍事味道就愈重. 城牆愈高愈厚,執戈之士愈多愈專業, 成為軍事殖民城,漸漸掩蓋了原先的商業性質, 就像幾千年後西歐人到來東亞時發生的事態一模一樣.

這些呈網絡狀態,同氣連枝的「國」群, 沿著河流走道互通聲息,相互參扶. 他們的實質,或者只是精神上的領袖宗主之國, 就是其祖先,居於網絡中央點的母「國」. 這中央之國,被稱呼為「中國」.
這中國「王」開始自稱為「天子」,製作崇高形象, 為了數典忘宗,掩刷其商人的低下出身,甚至意識形態上實施 “賤商主義”. 

演說1802中國文明的歷史

演說1802中國文明的歷史
講者：掌門

《中國文明的歷史》(2004) 岡田英弘

〈支那的起源〉
秦王平六合,置郡縣,同文書,威聲震遐邇. 遠近諸民族遂以「秦」這個詞指涉這塊高度文明富強的 “地方”, 此稱呼永久地保存了下來.
「秦」進入 波斯語系成了「Chin」; 進入阿拉伯語系成了「Sin」. 印度各語系則稱「秦」為「Cina」; 稱「秦國」為「Cinasthana」. 等到東漢白馬寺譯佛經, 這兩個詞語分別音譯為「支那」和「震旦」.***
後一千五百年,葡萄牙人繞好望角東來,立足印度, 1557年嘉靖年間進駐澳門,來到「秦」地. 「Cina」之名透過葡萄牙人傳遍歐陸, 變形為英語和德語的「China」, 法語「Chine」, 意大利語「Cina」.***

1708年意大利傳教士G.Sidotti到日本宣教,被捕. 江戶幕府出動大儒 新井白石 四次問訊, 記錄輯成《采覽異言》和《西洋紀聞》兩書. 譯文過程中,新井發現歐洲人將日人稱為「漢土」「唐土」的地方叫作「Cina」. 他不欲直譯,取漢譯佛經「支那」一詞, 此譯法音義兼合,遂成定巘.***

甲午敗戰,清朝以明治為師, 1896年派遣首批留學生赴日, 隨後二十餘年赴日學生累以萬計. 這番交流對於二十世紀初的中國文化影響至大, 很多現代學問和語詞概念,都經日本轉介來華. 留學生在日本察覺故鄉大地被稱做「支那」,自己則被叫做「支那人」. 他們把這種稱謂帶回中土,成為新進文化圈的風尚語詞. ***
相對地,明清朝野對於皇帝君臨的土地(理論上並無邊界),沒有特定稱謂. 「中國」一詞甚少使用, 其指涉側重文化分際(ie四夷vs中國),而非地域差異.**** 至於作為“民族國家” 的「中國」,也可說是同時從日本輸入, 天朝思想的中國自古並無民族國家的觀念.***

但是「支那」這個語詞純由音轉,沒有字面意義, 對於表意系統的中文很是無味.*** 於是文化界起用古典詞語「中國」,取代欠典雅的「支那」, 逐漸棄用該詞. 日本侵華之後,這個充滿東洋風的詞語更令中國人深惡痛絕.

〈中國的起源〉
「國」這個字原本是「或」字,附加的方框代表城牆, 意指拿著武器守衛城牆. *** 故此,「國」是設防的都市. 之後,「國」與「邦」混用, 而「邦」與「方」相同,指 “方面,地方”, 範圍比「國」寬廣,兼及一國控有的周邊地帶.*** 漢初避 高祖劉邦諱,捨 “邦”用 “國”, 「國」的使用漂移至 “地方,疆土”,不再指“都市”.

然而「中國」的意思卻與「國」有所不同, 在古代「中國,京師也.」,指首都. 同樣是漢朝,「中國」的詞義也改變了. 《史記》「天下名山八,而三在蠻夷,五在中國.」, 把中國與蠻夷相對立, 既指族群,又指地域,敲定了「中國」一詞的後世用法. 至於史記「中國」的地域範圍, 則起始陝西渭水,及河南黃河,迤邐入山東,是一條東西走向的狹長地帶.

至於「國家」一詞,起初直指 “國與家”, 即公私領域的兼舉. 到了東漢末,開始代表王室朝廷,有了 “政治實體”的意味. 至於現代意義的 “民族國家”, 先由同盟會誌士在日本學得,拿來鼓動排滿, “忍令上國衣冠,淪於夷狄;相率中原豪傑,還我河山.”, 「中華民族」專指漢族. 到得辛亥功成,中華民族竟又一轉而為 “五族共和”,多了四族. 「中國 = 中華民族的國家」定型成今日的模樣.***

岡田教授的強項是上古史,頗具隻眼.
〈王是marketmaker〉
《周禮考工記》「左祖, 右社, 前朝, 後市」, 講的是王宮和國都的空間結構.
「祖」原形是「且」, 「社」是「土」,兩者是豎立在宮門兩側的柱子, 形狀男根,功能是阻止惡靈侵入. 祖後來發展為祭祀王室祖先的「太廟」; 社成為祭祀穀神的「社稷」.「朝」即「朝廷」,是進行朝禮的庭院; 而「市」即市場,就是進行交易的場所.

作者推敲,祖和社是保祐市場和貨物的神祇; 「王」是市場管理者; 朝禮是開市的儀式. 王宮原來是從市場演化而來.***** 遠方前來入市的交易者必須向王繳交實物商品的十分之一作為手續費, 這是「稅」的起源. 稅要交到市場入口的柱子處, 「祖」借用成「租」. 甚而「祖」的意思就是「阻」,代表阻止進入市場…..除非先繳稅.
為了進行管理,最重要的當然是收稅,市場要築牆以圈圍空間, 其入口自然在交稅的柱子之處. 於是該處設為門戶,而柱子則移在門外戶旁. 王宮築牆的目的原是為了管理市場.***

「王」從經營市場的事業中汲取大量財富,獨霸一方. 他組建武力團夥,對內巡邏市場,維持秩序; 對外禦防盜賊,阻止 強闖/潛入的交易人. 換個角度,也可以看作是市場經營者勢力坐大,變身為「王」.

王宮的圍牆擴大及加固,最終變成「城牆」, 是因應交易和收稅狀況,而非單純的防止刼掠. 所以「國」是王宮的擴充,其原型是市場.***** 「國」是一種由城廓界定的商業都市.

這是對國家起源理論的主流學說「築城說(ie防禦掠奪)」的一種有趣的異議. 作者據此進一步推導出獨到的 “中國國家起源理論”.
〈中國是市場網絡的中心點〉
某個原初的 市場=國, 其位置必然座落於河流交之節點,這樣遠方的交易商才能到來做生意.*** 很自然地,這個「國」勢力興旺之後, 其擴展路徑必然是 “水平整合”, 沿著河流網絡向遠處的交滙點建立分支「國」.*****

這些殖民都市會百份百複製「祖國」的空間形式(ie城牆都市), 社會組織和政治文化.*** 最高典範就是後來 周公旦實行的「封建」,但其發端卻在遠古三代之前.
愈是向遠方築城,與原居民的關係就愈緊張,「國」的軍事味道就愈重. 城牆愈高愈厚,執戈之士愈多愈專業, 成為軍事殖民城,漸漸掩蓋了原先的商業性質.

這些呈網絡狀態,同氣連枝的「國」群, 沿著河流走道互通聲息,相互參扶. 他們的實質,或者精神上的宗主國, 就是其祖先,居於網絡中央點的母「國」. 這中央之國,被稱呼為「中國」. 這中國「王」開始自稱為「天子」,製作崇高形象, 為了掩刷其商人的低下出身,甚至意識形態上實施 “賤商主義”. 

本書以族群和語言遷改為基礎,描述中國文明的嬗變.
〈古漢族的誕生〉
元前221年秦始皇 “平六合” 統一宇內,是「中國」(作為一個民族) 歷史的起點.
在此之前,這塊大地上面, 按方位,實情是生態區,劃分為「東夷、南蠻、西戎、北狄」四大族群集團.
「東夷」是黃河和淮河大三角洲的人民,以農耕漁撈維生, 其居地約為今天的山東,河北. 夷字發音與 “低,底” 相同,意為 “低地人”.
「南蠻」指叢林地帶周邊的燒墾農耕民 (作物類型與前者不同.), 居地約為河南,湖北,湖南,四川交集的地方.
「西戎」是陝西,甘肅的草原遊牧民.
「北狄」是山西,內蒙(當時實存的)森林地帶的狩獵民. (後因遊牧民南下,森林遭到牲畜毀壞,悉數消失.)

「中國」(作為地域) 指洛陽盆地,漢族稱其遠祖居於此, 因交接四夷,自號「中華」, 即(相對四夷的)「中國人」.*** 「華」是盆地西端,洛水源頭的「華山」. 中華又稱「華夏」, 因為黃河文明的第一個王朝夏朝以此為根據地, 所以夏人也就是最初的中國人.

其實夏是夷,後繼的殷是狄,周是戎. (秦,齊也是戎,而楚是蠻.) 歷史上根本沒有「中華,中國人」這一種類, 入主中原的四夷就是 “中華”.***** 「中華」作為一種 文化/文明 的概念, 是對應 “四夷他者”的 自我認同/自豪感. 其具體內容和特徵則是上面描述的商業化城廓都市.***

原初散居各方的四夷,在漫長的春秋戰國時代紛紛走向國族化和都市化, 由於科技和學術頻密交流,文化上逐漸趨同. 在秦漢 “置郡縣”“同文書” 的強力壓鑄下,四大族群被形塑成單一民族.***** 這本應叫 “秦族”的民族,因為漢朝持續強盛,沿稱為「漢族」. 古代漢族就是這樣誕生的.

秦漢民族盛極一時,在世界史上人口規模空前龎大, 卻因一樁事變,導致社會系統崩塌,人口災難性地削減九成以上！
〈黃巾之亂〉
西漢末年中國人口規模首次接近60mil的驚人水平,呈現極度過剩的狀態.****
自從漢武開邊,長年爭戰, 兵役制度不斷從農村徵召來大量士兵. 這些士兵嘗到了城市生活的滋味,退役後回鄉無可耕之地, 居城無可棲之家,形成了一個貧窮的都市社會階層.****

這個龐大而有頑強生命力的群體依靠軍隊袍澤的情誼和組織力, 周濟互助,在社會的底層和邊緣掙紮求存. 他們混跡江湖,在城市經營百業,沿交通路綫從事運輸商販,更重要的是走私.(漢朝行鹽鐵專賣.) 為了生活需要,他們以修習武藝和信奉民間宗教來保持群體意識,抗衡官府和主流社會.**** 他們利用在軍旅中學到的最低限度文字使用,以暗語(ie切口)和符號文書串連全國據點, 建立起「宗教祕密結社」的地下組織.
正是他們二百年後覆滅漢室,開啟了三國時代. 吉朋若然知道,定必論斷「漢朝是被自身的體重壓垮的！」

元前4年,久病不癒的皇帝(ie西漢哀帝) 信了 “赤精子讖言”,大漢氣數已衰, 為了再受天命,改元「太初元將」,自稱「陳聖劉太平皇帝」. 這 “太平” 名號來自名叫 甘忠的人撰寫的道教典籍《天官曆包元太平經》. 到了東漢中葉,這道統編成了大部頭170卷《太平清領書》, 主張 “順應天道,以致太平”,並且闡述了政治方法.

東漢末年道士 張角 傳授《太平經》,治病救人,江湖人稱「太平道」,據稱在華北有數十萬信徒. 張角也是位戰略學家,將信徒組織為三十六「方」,即團部,各方皆有統帥率領. 184年張角宣告「蒼天已死,黃天當立;歲在甲子,天下大吉」, 發動全國性叛亂/起義. 這就是史上著名的「黃巾之亂」.

〈古漢族的衰亡〉
黃巾亂後,人口劇減, 華北平原更是千里煙絕,白骨縈草. 據推算,三國初期 魏人口約2.5m; 吳約1.5m; 蜀約1m, 總人口合共約5m. (此處頗有危言聳聽之嫌,一般說法是8m.) 人口減至十分之一,代表了當時的漢族實質上接近滅絕.****

220年魏文帝曹丕篡漢,次年在管治範圍(主要包括今日河南和山東地面.)四面立碑, 指定內側為「中部之地」,即「中國」,勒令殘存漢人移居界內. 外圍地帶除駐軍作為護衛,民居極之稀疏.
內徙令形成的周邊真空地帶, 則從西北方招來降服的 鮮卑,匈奴,羯,氐,羌「五胡」族群,以補充人口,抑止土地荒廢.*** 這些「北族」, 前四者屬 阿爾泰語系,與漢族差異甚大; 羌與漢雖同屬 漢藏語系,仍為異族. 北族起初寄居外圍,與漢族主體並不混同, 但得以在中原紮根.

280年三國歸晉,黃巾亂後一百年中國再度統合, 《晉書》記載人口16.16m,大幅復元,但仍只有盛漢時的三分之一.
更且太平日子只有二十年, 300年「八王之亂」內戰爆發, 漢人又再自相殺伐,人口下降. 311年「永嘉之亂」,匈奴王 劉淵遣兵破洛陽,西晉滅亡, 荊棘銅駝,開啟「五胡十六國」和「南北朝」大亂世時代.

直到589年隋文帝統一南北的二百八十年間,華北完全為北族所控制, 漢人或死或逃,餘下的反過來被北族吸收,成為社會中低層. 基因阻隔打破,社會地位喪失, 使得華北古漢族不能保持血統純正,實際上完全衰亡.***
以北族為主體的新興混種族群在文化上卻逐步漢化, 隋唐王室明明是北族出身,登基後即粉飾其漢族根源. 這些面目全非的「新漢族」,除了文書之外,在各方面都已與古漢族大不相同. 不單止風俗衣飾,甚至方言,語彙和口音都產生了極大變異. 所謂 “中原古音”,正於此時殞滅.

逃竄南方的漢人則和土著 “越人” 鬥爭,先把他們逼上山區, 再經過幾百年才渾成一體, 其過程就像秦時漢人南下廣東,混同“粵人” 一樣. 南來漢人混同「南族」的過程, 雖因政治上居於上層而得以主導社會文化,不似北方那樣弱勢, 但在體質和語言方面,依然難免衰亡和蛻變.

讀書札記180131中國文明(二) 古漢族的誕生與衰亡

讀書札記180131
中國文明的歷史(二) 古漢族的誕生與衰亡
掌門執筆

本書以族群和語言遷改為基礎,描述中國文明的嬗變.
〈古漢族的誕生〉
元前221年秦始皇 “平六合” 統一宇內,是「中國」(作為一個民族) 歷史的起點.

在此之前,這塊大地上面, 按方位,實情是生態區,劃分為「東夷、南蠻、西戎、北狄」四大族群集團.
「東夷」是黃河和淮河大三角洲的人民,以農耕漁撈維生, 其居地約為今天的山東,河北. 夷字從 “弓” 與 “人”, 發音與 “低,底” 相同,意為 “低地人”.
「南蠻」指叢林地帶周邊的燒墾農耕民 (作物類型與前者不同.), 居地約為河南,湖北,湖南,四川交集的地方. (後為堯舜所逼,遷徙江南雲貴.)
「西戎」是陝西,甘肅的草原遊牧民.
「北狄」是山西,內蒙(當時實存的)森林地帶的狩獵民. (後因遊牧民南下,森林遭到牲畜毀壞,悉數消失.)

「中國」(作為地域) 指洛陽盆地,漢族稱其遠祖居於此, 因交接四夷,自號「中華」, 即(相對四夷的)「中國人」.*** 「華」是盆地西端,洛水源頭的「華山」.
中華又稱「華夏」, 因為黃河文明的第一個王朝夏朝以此為根據地, 所以夏人也就是最初的中國人.

其實夏是夷,後繼的殷是狄,周是戎. (秦,齊也是戎,而楚是蠻.) 歷史上根本沒有「中華,中國人」這一人種, 入主中原的四夷就是 “中華”.***** 這只不過是 “成王敗寇”！ 於此而言,「中華」成為一種 文化/文明 的概念, 是對應 “四夷他者”的 自我認同/自豪感. 其具體內容和特徵則是上篇描述的商業化城廓都市.***

原初散居各方的四夷,在漫長的春秋戰國時代紛紛走向國族化和都市化, 由於科技和學術頻密交流,文化上逐漸趨同. 於是在秦 (+漢)朝 “置郡縣”“同文書” 的強力壓鑄下,四大族群被形塑成單一民族.***** 這本應叫 “秦族”的民族,因為漢朝持續強盛,沿稱為「漢族」. 古代漢族就是這樣誕生的.

秦漢民族盛極一時,在世界史上人口規模空前龎大, 卻因一樁事變,導致社會系統崩塌,人口災難性地削減九成以上！
〈黃巾之亂〉
西漢末年中國人口規模首次接近60mil的驚人水平,呈現極度過剩的狀態,**** 社會也累積了巨大壓力. 自從漢武開邊,長年爭戰, 兵役制度不斷從農村徵召來大量士兵. 這些士兵嘗到了城市生活的滋味,退役後回鄉無可耕之地, 居城無可棲之家,形成了一個貧窮的都市社會階層.****

這個龐大而有頑強生命力的群體依靠軍隊袍澤的情誼和組織力, 周濟互助,在社會的底層和邊緣掙紮求存. 他們混跡江湖,在城市經營百業,沿交通路綫從事運輸商販,更重要的是走私.(漢朝行鹽鐵專賣.) 為了生活需要,他們以修習武藝和信奉民間宗教來保持群體意識,抗衡官府和主流社會.**** 他們利用在軍旅中學到的最低限度文字使用,以暗語(ie切口)和符號文書串連全國據點, 建立起「宗教祕密結社」的地下組織.
正是他們二百年後覆滅漢室,開啟了三國時代. (也正是他們的後繼者,在往後二千年為每次改朝換代提供了原動力.) 吉朋若然知道,定必論斷「漢朝是被自身的體重壓垮的！」

元前4年,久病不癒的皇帝(ie西漢哀帝) 信了 “赤精子讖言”,大漢氣數已衰, 為了再受天命,改元「太初元將」,自稱「陳聖劉太平皇帝」. 這 “太平” 名號來自名叫 甘忠的人撰寫的道教典籍《天官曆包元太平經》. 到了東漢中葉,這道統編成了大部頭170卷《太平清領書》, 主張 “順應天道,以致太平”,並且闡述了政治方法.

東漢末年道士 張角 傳授《太平經》,治病救人,江湖人稱「太平道」,據稱在華北有數十萬信徒. 張角也是位戰略學家,將信徒組織為三十六「方」,即團部,各方皆有統帥率領. 184年張角宣告「蒼天已死,黃天當立;歲在甲子,天下大吉」, 發動全國性叛亂/起義. 這就是史上著名的「黃巾之亂」.

黃巾亂後,人口劇減, 華北平原更是千里煙絕,白骨縈草. 魏明帝時,杜恕上書 “今大魏奄有十州之地, 而承喪亂之弊,計其戶口不如往昔一州之長. 」 根據140年統計,亂前東漢人口49.15m. 十三州減除(吳治的) 揚州,交州和(蜀治)益州, 餘下(魏治)十州人口是36.35m. 據此可推論明帝時魏人口不到3.6m.

〈古漢族的衰亡〉
又據另一項類似推算,三國初期 魏人口約2.5m; 吳約1.5m; 蜀約1m, 總人口合共約5m. (此處頗有危言聳聽之嫌,一般說法是8m.) 人口減至十分之一,代表了當時的漢族實質上接近滅絕.****

220年魏文帝曹丕篡漢,次年在管治範圍(主要包括今日河南和山東地面.)四面立碑, 指定內側為「中部之地」,即「中國」,勒令殘存漢人移居界內. 外圍地帶除駐軍作為護衛,民居極之稀疏.
內徙令形成的周邊真空地帶, 則從西北方招來降服的 鮮卑,匈奴,羯,氐,羌「五胡」族群,以補充人口,抑止土地荒廢.*** 這些「北族」, 前四者屬 阿爾泰語系,與漢族差異甚大; 羌與漢雖同屬 漢藏語系,仍為異族. 北族起初寄居外圍,與漢族主體並不混同, 但得以在中原紮根.

280年三國歸晉,黃巾亂後一百年中國再度統合, 《晉書》記載人口16.16m,大幅復元,但仍只有盛漢時的三分之一.
更且太平日子只有二十年, 300年「八王之亂」內戰爆發, 漢人又再自相殺伐,人口下降. 311年「永嘉之亂」,匈奴王 劉淵遣兵破洛陽,西晉滅亡, 荊棘銅駝,開啟「五胡十六國」和「南北朝」大亂世時代.

直到589年隋文帝統一南北的二百八十年間,華北完全為北族所控制, 漢人或死或逃,餘下的反過來被北族吸收,成為社會中低層. 基因阻隔打破,社會地位喪失, 使得華北古漢族不能保持血統純正,實際上完全衰亡.***
以北族為主體的新興混種族群在文化上卻逐步漢化, 隋唐王室明明是北族出身,登基後即粉飾其漢族根源. 這些面目全非的「新漢族」,除了文書之外,在各方面都已與古漢族大不相同. 不單止風俗衣飾,甚至方言,語彙和口音都產生了極大變異. 所謂 “中原古音”,正於此時殞滅.

逃竄南方的漢人則和土著 “越人” 鬥爭,先把他們逼上山區, 再經過幾百年才渾成一體, 其過程就像秦時漢人南下廣東,混同“粵人” 一樣. 南來漢人混同「南族」的過程, 雖因政治上居於上層而得以主導社會文化,不似北方那樣弱勢, 但在體質和語言方面,依然難免衰亡和蛻變.

《中國文明的歷史》(2004) 岡田英弘

深圳智庫：去年我國生態文明體制改革取得顯著成績

近日，深圳創新發展研究院發布了《2017中國改革報告》。報告稱，我國生態文明體制機制改革正向縱深推進，生態環境得到改善。

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央強力推進生態文明體制改革，先後出臺了40多項改革方案，完成了生態文明體制改革的頂層設計，部署了8項重要制度和73項改革任務，並用行政手段強力推進這些改革方案和改革任務的落實，通過體制機制的改革和創新，使我國生態環境領域存在的嚴重問題得到一定程度的解決，得到了社會的認同。

報告稱，五年來在“五位一體”的改革布局中，人民群眾對生態文明體制改革的認可度比較高。在前幾年的基礎上，2017年的生態文明體制改革在繼續落實已經出臺的改革措施的同時，又有一些重要進展。

在生態文明建設試點示範和完善生態保護制度上取得進展

具體來說，一是在深化生態文明建設試點示範上取得進展。 2017年中央發布首批福建、貴州、江西三省的生態文明試驗區實施方案，這三個省級國家生態文明體制改革試驗區將針對38項制度開展創新試驗，並根據各自的實際，提出28項改革試點內容，分別在完善環境資源、司法保障機制、生態系統價值核算、綠色生態農業推進機制、生態補償扶貧機制、開發利用生態文明大數據、建立生態文明國際合作機制等方面進行改革試驗和探索，標誌著我國生態文明試驗區建設進入加速推進階段。

與此同時，2017年國家正式出臺《建立國家公園體制總體方案》，對相關自然保護地進行功能重組，理順管理體制，創新運營機制，健全法律保障，強化監督管理，構建以國家公園為代表的自然保護地體系。

二是在完善生態環境保護制度上取得進展。 2017年中央和國務院有關部門把生態保護的有關具體制度作為生態文明體制改革的重要內容，出臺《排汙許可管理辦法（試行）》，對實現工業汙染源全面達標排放，改善重點地區空氣質量有重要意義；出臺《關於建立資源環境承載能力監測預警長效機制的若幹意見》，系統開展資源環境承載能力評價，有效規範空間開發秩序，合理控制空間開發強度，標誌著我國資源環境承載能力監測預警工作走向規範化、常態化和制度化。

此外，2017年中央還出臺《關於禁止洋垃圾入境推動固體廢物進出口管理制度改革實施方案》，完善固體廢物進口管理制度，加強固體廢物回收利用管理，發展循環經濟。

創新江河湖泊治理體系和健全自然資源資產保護的責任制度

三是全面推行“河長制”、試行“湖長制”，創新江河湖泊的治理體系，這對我國在現階段加強水環境管理制度和運行機制的創新有重要意義。

江河湖泊往往具有跨行政區域的基本特點，治理江河湖泊行政管理責任制長期未能建立，造成水體汙染的嚴重後果。2017年全國全面推行“河長制”，在保護水資源、改善水環境、修複水生態、強化岸線管理方面取得了顯著進展，使我國河流水質有顯著的提高。在推廣“河長制”的基礎上，2017年黨中央國務院正式推出“湖長制”，出臺《關於在湖泊實施湖長制的指導意見》，嚴格湖泊水域的空間管控，加強湖泊水資源保護和水汙染防治，開展湖泊生態治理和修複，健全湖泊執法監管機制。

此外，去年自然資源資產保護的責任制度得到一定程度的健全。2017年中央出臺《領導幹部自然資源資產離任審計暫行規定》，離任審計將以自然資源資產實物量和生態環境質量狀況為基礎，重點審計和評價領導幹部在自然資源保護方面做出重大決策、完成目標任務、履行監督責任方面的情況，推動領導幹部切實履行自然資源資產管理和生態環境責任。

報告稱，這項規定有一定的積極意義，但它同時提醒，由於受現行的領導幹部選拔、任用管理制度體制的制約，以及自然資源資產實物量變化的長期性複雜性，落實過程中會遇到相當多的實際問題，不能使這項規定流於形式，要起到真正的作用。

報告還稱，2017年我國生態文明體制改革雖然取得顯著成績，但也遇到一些困難和問題，對未來進一步深化生態文明體制改革提出了嚴重的挑戰，主要包括三個方面：一是“守住發展和生態兩條底線”之間的矛盾和沖突，兼顧經濟和生態保護。二是生態環境監管體制的改革仍然存在很多難題，比如“九龍治水”的問題依然突出，環境監管體制的有效性仍然不足。三是生態文明建設運行機制上，主要靠行政命令的“唯上導向”轉向“市場導向”、“民眾導向”還需要很長的實踐。

習近平：堅決打好汙染防治攻堅戰 推動生態文明建設邁上新臺階

全國生態環境保護大會18日至19日在北京召開。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出席會議並發表重要講話。他強調，要自覺把經濟社會發展同生態文明建設統籌起來，充分發揮黨的領導和我國社會主義制度能夠集中力量辦大事的政治優勢，充分利用改革開放40年來積累的堅實物質基礎，加大力度推進生態文明建設、解決生態環境問題，堅決打好汙染防治攻堅戰，推動我國生態文明建設邁上新臺階。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在會上講話。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國政協主席汪洋，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書記處書記王滬寧，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紀委書記趙樂際出席會議。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副總理韓正作總結講話。

習近平在講話中強調，生態文明建設是關系中華民族永續發展的根本大計。中華民族向來尊重自然、熱愛自然，綿延5000多年的中華文明孕育著豐富的生態文化。生態興則文明興，生態衰則文明衰。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們開展一系列根本性、開創性、長遠性工作，加快推進生態文明頂層設計和制度體系建設，加強法治建設，建立並實施中央環境保護督察制度，大力推動綠色發展，深入實施大氣、水、土壤汙染防治三大行動計劃，率先發布《中國落實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國別方案》，實施《國家應對氣候變化規劃（2014－2020年）》，推動生態環境保護發生歷史性、轉折性、全局性變化。

習近平指出，總體上看，我國生態環境質量持續好轉，出現了穩中向好趨勢，但成效並不穩固。生態文明建設正處於壓力疊加、負重前行的關鍵期，已進入提供更多優質生態產品以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優美生態環境需要的攻堅期，也到了有條件有能力解決生態環境突出問題的窗口期。我國經濟已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需要跨越一些常規性和非常規性關口。我們必須咬緊牙關，爬過這個坡，邁過這道坎。

習近平強調，生態環境是關系黨的使命宗旨的重大政治問題，也是關系民生的重大社會問題。廣大人民群眾熱切期盼加快提高生態環境質量。我們要積極回應人民群眾所想、所盼、所急，大力推進生態文明建設，提供更多優質生態產品，不斷滿足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優美生態環境需要。

習近平指出，新時代推進生態文明建設，必須堅持好以下原則。一是堅持人與自然和諧共生，堅持節約優先、保護優先、自然恢複為主的方針，像保護眼睛一樣保護生態環境，像對待生命一樣對待生態環境，讓自然生態美景永駐人間，還自然以寧靜、和諧、美麗。二是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貫徹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發展理念，加快形成節約資源和保護環境的空間格局、產業結構、生產方式、生活方式，給自然生態留下休養生息的時間和空間。三是良好生態環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堅持生態惠民、生態利民、生態為民，重點解決損害群眾健康的突出環境問題，不斷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優美生態環境需要。四是山水林田湖草是生命共同體，要統籌兼顧、整體施策、多措並舉，全方位、全地域、全過程開展生態文明建設。五是用最嚴格制度最嚴密法治保護生態環境，加快制度創新，強化制度執行，讓制度成為剛性的約束和不可觸碰的高壓線。六是共謀全球生態文明建設，深度參與全球環境治理，形成世界環境保護和可持續發展的解決方案，引導應對氣候變化國際合作。

習近平強調，要加快構建生態文明體系，加快建立健全以生態價值觀念為準則的生態文化體系，以產業生態化和生態產業化為主體的生態經濟體系，以改善生態環境質量為核心的目標責任體系，以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為保障的生態文明制度體系，以生態系統良性循環和環境風險有效防控為重點的生態安全體系。要通過加快構建生態文明體系，確保到2035年，生態環境質量實現根本好轉，美麗中國目標基本實現。到本世紀中葉，物質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會文明、生態文明全面提升，綠色發展方式和生活方式全面形成，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生態環境領域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全面實現，建成美麗中國。

習近平指出，要全面推動綠色發展。綠色發展是構建高質量現代化經濟體系的必然要求，是解決汙染問題的根本之策。重點是調整經濟結構和能源結構，優化國土空間開發布局，調整區域流域產業布局，培育壯大節能環保產業、清潔生產產業、清潔能源產業，推進資源全面節約和循環利用，實現生產系統和生活系統循環鏈接，倡導簡約適度、綠色低碳的生活方式，反對奢侈浪費和不合理消費。

習近平強調，要把解決突出生態環境問題作為民生優先領域。堅決打贏藍天保衛戰是重中之重，要以空氣質量明顯改善為剛性要求，強化聯防聯控，基本消除重汙染天氣，還老百姓藍天白雲、繁星閃爍。要深入實施水汙染防治行動計劃，保障飲用水安全，基本消滅城市黑臭水體，還給老百姓清水綠岸、魚翔淺底的景象。要全面落實土壤汙染防治行動計劃，突出重點區域、行業和汙染物，強化土壤汙染管控和修複，有效防範風險，讓老百姓吃得放心、住得安心。要持續開展農村人居環境整治行動，打造美麗鄉村，為老百姓留住鳥語花香田園風光。

習近平指出，要有效防範生態環境風險。生態環境安全是國家安全的重要組成部分，是經濟社會持續健康發展的重要保障。要把生態環境風險納入常態化管理，系統構建全過程、多層級生態環境風險防範體系。要加快推進生態文明體制改革，抓好已出臺改革舉措的落地，及時制定新的改革方案。

習近平強調，要提高環境治理水平。要充分運用市場化手段，完善資源環境價格機制，采取多種方式支持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項目，加大重大項目科技攻關，對涉及經濟社會發展的重大生態環境問題開展對策性研究。要實施積極應對氣候變化國家戰略，推動和引導建立公平合理、合作共贏的全球氣候治理體系，彰顯我國負責任大國形象，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

習近平強調，打好汙染防治攻堅戰時間緊、任務重、難度大，是一場大仗、硬仗、苦仗，必須加強黨的領導。各地區各部門要增強“四個意識”，堅決維護黨中央權威和集中統一領導，堅決擔負起生態文明建設的政治責任。地方各級黨委和政府主要領導是本行政區域生態環境保護第一責任人，各相關部門要履行好生態環境保護職責，使各部門守土有責、守土盡責，分工協作、共同發力。要建立科學合理的考核評價體系，考核結果作為各級領導班子和領導幹部獎懲和提拔使用的重要依據。對那些損害生態環境的領導幹部，要真追責、敢追責、嚴追責，做到終身追責。要建設一支生態環境保護鐵軍，政治強、本領高、作風硬、敢擔當，特別能吃苦、特別能戰鬥、特別能奉獻。各級黨委和政府要關心、支持生態環境保護隊伍建設，主動為敢幹事、能幹事的幹部撐腰打氣。

李克強在講話中指出，要認真學習領會和貫徹落實習近平總書記重要講話精神，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指導，著力構建生態文明體系，加強制度和法治建設，持之以恒抓緊抓好生態文明建設和生態環境保護，堅決打好汙染防治攻堅戰。要抓住重點區域重點領域，突出加強工業、燃煤、機動車“三大汙染源”治理，堅決打贏藍天保衛戰。深入實施“水十條”、“土十條”，加強治汙設施建設，提高城鎮汙水收集處理能力。有針對性治理汙染農用地。以農村垃圾、汙水治理和村容村貌提升為主攻方向，推進鄉村環境綜合整治，國家對農村的投入要向這方面傾斜。要推動綠色發展，從源頭上防治環境汙染。深入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培育壯大新產業、新業態、新模式等發展新動能。運用互聯網、大數據、人工智能等新技術，促進傳統產業智能化、清潔化改造。加快發展節能環保產業，提高能源清潔化利用水平，發展清潔能源。倡導簡約適度、綠色低碳生活方式，推動形成內需擴大和生態環境改善的良性循環。要加強生態保護修複，構築生態安全屏障。建立統一的空間規劃體系和協調有序的國土開發保護格局，嚴守生態保護紅線，堅持山水林田湖草整體保護、系統修複、區域統籌、綜合治理，完善自然保護地管理體制機制。堅持統籌兼顧，協同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和生態環境高水平保護、協同發揮政府主導和企業主體作用、協同打好汙染防治攻堅戰和生態文明建設持久戰。

李克強強調，要依靠改革創新，提升環境治理能力。逐步建立常態化、穩定的財政資金投入機制，健全多元環保投入機制，研究出臺有利於綠色發展的結構性減稅政策。持續推進簡政放權方面的改革，把更多力量放到包括環境保護在內的事中事後監管上。抓緊攻克關鍵技術和裝備。強化督查執法，大幅度提高環境違法成本。引導全社會樹立生態文明意識。確保完成汙染防治攻堅戰和生態文明建設目標任務。

韓正在總結講話中指出，要認真學習領會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切實增強做好生態環境保護工作的責任感、使命感；深刻把握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重要發展理念，堅定不移走生態優先、綠色發展新道路；深刻把握良好生態環境是最普惠民生福祉的宗旨精神，著力解決損害群眾健康的突出環境問題；深刻把握山水林田湖草是生命共同體的系統思想，提高生態環境保護工作的科學性、有效性。各地區各部門要狠抓貫徹落實，細化實化政策措施，確保能落地、可操作、見成效。要嚴格落實主體責任，加大中央環境保護督察力度；堅持一切從實際出發，標本兼治、突出治本、攻堅克難，防止急功近利、做表面文章；咬定目標不偏移穩紮穩打，堅定有序推進工作，紮紮實實圍繞目標解決問題；切實依法處置、嚴格執法，抓緊整合相關汙染防治和生態保護執法職責與隊伍；確保攻堅戰各項目標任務的統計考核數據真實準確，以實際成效取信於民。

國家發展改革委、財政部、生態環境部、河北省、浙江省、四川省負責同誌作交流發言。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全國人大常委會有關領導同誌，國務委員，最高人民法院院長，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長，全國政協有關領導同誌出席會議。

各省區市和計劃單列市、新疆生產建設兵團，中央和國家機關有關部門、有關人民團體，有關國有大型企業，軍隊有關單位負責同誌參加會議。

【一周薦書】從19世紀的鐵道之旅，讀懂工業文明巨變

《鐵道之旅：19世紀空間與時間的工業化》

[德]沃爾夫岡•希弗爾布施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世紀文景2018年7月版

英國著名歷史學家霍布斯鮑姆曾經在他的名著《資本的時代》中指出，19世紀下半葉資本主義大發展最視覺化的標誌，便是大城市的急速增加和擴張，以及令前者成為可能的鐵路里程的急劇延長。鐵路完全改變了19世紀人類的時空感，正如20世紀末，網絡完全改變我們的時空感。鐵路出行令人們對於時間、速度、距離、危險、精神傷痛等的感受與此前迥然不同，也徹底重塑了城市與鄉村、沿海與內陸、中心與外省等之間的關系。德國歷史學家希弗爾布施在本書中便是以鐵路的發展為切入點，試圖告訴我們，工業文明不僅給技術、建築、生產生活方式帶來巨大的變遷，與之相應地，人們身處這些變化中，也發展出了更多的設備、條例、思維等，去適應由工業革命帶來的新規則、新秩序。

《發現東亞》

宋念申 著

新星出版社2018年7月版

讀過《想象的共同體》，你就會知道，很多我們今天習以為常的概念，其實是近現代的“發明創造”，包括現代意義上的“中國”、“東亞”，都是很晚近的產物，前者在清代才逐漸定型，後者更是只有不到130年的“歷史”。“東亞”的重心，其實是“東北亞”，也就是中日韓三國，但是對於日韓，我們卻總有一種似曾相識卻又觸不可及之感。極端的民族主義者常常以小國、附庸視之，天然戴著不平等的大國沙文主義有色眼鏡。這反過來又激發被輕視者對自身獨特身份的強調。所以我們身處其中、自以為熟得不能再熟的東亞世界，其實充斥了神話與偏見，有待重新發現和認識。本書正是以全球性、連續性的眼光，探討了從16世紀以來的現代世界史，是如何在東亞這片土地上展開的。

《唐物的文化史》

[日]河添房江 著

商務印書館2018年7月版

所謂“唐物”，在日語語境中，其實就是“來自中國的舶來品”的意思。在日本文化史上，通過長期的貿易和文化往來，輸入到日本的唐物，占據著8世紀至近世日本政治、經濟和社會文化生活的重要位置。東京學藝大學教授河添房江是一位《源氏物語》專家，此前已有一本細致描述《源氏物語》中出現的種種唐物的《源氏風物集》有了中譯本。本書的時空跨度要大得多，從正倉院的王朝寶物、《枕草子》《源氏物語》中的宮廷奢侈品、武士時代的舶載品，到江戶時代市井時尚的唐物屋、逐漸取代“唐物”的“南蠻物”“荷蘭物”等，細致還原了文獻及傳世美術品中的唐物世界，追溯往世唐物的繁華與盛世，分析日本文化中的漢文化與外來因子，展現了東亞交流史中溢彩流光的生動面相。

《石筏》

[葡]若澤•薩拉馬戈著

作家出版社2018年6月版

20年前獲頒諾貝爾文學獎的若澤•薩拉馬戈，已於8年前去世。在一眾諾獎得主中，薩拉馬戈不算耀眼，或許因為他來自彈丸小國葡萄牙，又或許他始終堅定的歐洲共產黨人身份令很多人敬而遠之。其實他的小說品質在90年代以來的諾獎得主中是第一流的，獨創了一種熔怪誕的想象、有力的政治隱喻和犀利的諷刺於一爐的文體，已有中譯本的《修道院紀事》《失明癥漫記》《複明癥漫記》《雙生》《所有的名字》《大象旅行記》等，豆瓣評分全部在8分以上甚至9分。此次或許是為了紀念他獲獎20周年，作家出版社一口氣新出了他的4部小說，分別為《石筏》《洞穴》《里卡爾多•雷耶斯離世那年》和《死亡間歇》，也全部是8～9分的高分作品，西葡文學愛好者不可錯過。

責編：李剛

[貼圖]羅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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