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行上海總部今日約見上海市比特幣交易平臺“比特幣中國”負責人,要求上海比特幣交易平臺依法合規經營,消息發出後,比特幣中國報價跌破6000關口,現報5,894.94元。火幣網報價跌幅擴大至逾17%,報5840元。
央行重申,比特幣是特定虛擬商品,不能且不應作為貨幣在市場流通;比特幣不具有與貨幣等同的法律地位,機構及個人應理性投資虛擬貨幣。敦促該平臺對照相關法律法規開展自查並進行相應清理整頓。
晚間7點,央行上海總部約談比特幣中國負責人消息發出後,比特幣中國報價快速跌破6000關口,現報5,894.94元。火幣網報價跌幅最低擴大至逾17%,現報5840元。
近期比特幣價格異常波動,為防範風險,維護金融穩定,日前人民銀行上海總部、上海市金融辦聯合相關監管部門約見了比特幣交易平臺“比特幣中國”主要負責人,了解平臺運行情況,提示可能存在的風險,要求其嚴格按照相關法律法規要求,依法合規經營。敦促該平臺對照相關法律法規開展自查並進行相應清理整頓。
根據《中國人民銀行 工業和信息化部 中國銀行業監督管理委員會 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 中國保險監督管理委員會關於防範比特幣風險的通知》(銀發[2013]289號),比特幣是特定虛擬商品,不具有法償性與強制性等貨幣屬性,不具有與貨幣等同的法律地位,不能且不應作為貨幣在市場上流通使用。機構及個人投資者應正確看待虛擬商品和虛擬貨幣,理性投資、自擔風險、維護自身財產安全,樹立正確的貨幣觀念和投資理念。
證監會1月10日消息,1月9日,清理整頓各類交易場所部際聯席會議第三次會議在北京召開。會議認真學習貫徹中央經濟工作會議關於防控金融風險的總體部署,圍繞落實國務院關於進一步清理整頓各類交易場所的要求,通報了當前交易場所的情況和問題,研究討論了進一步規範地方交易場所的政策措施。會議對下一階段開展交易場所清理整頓“回頭看”活動做出動員和部署。
會議認為,國務院對清理整頓各類交易場所的工作十分重視,先後下發了《國務院關於清理整頓各類交易場所切實防範金融風險的決定》(國發〔2011〕38號)、《國務院辦公廳關於清理整頓各類交易場所的實施意見》(國辦發〔2012〕37號),2012年1月批準成立了清理整頓各類交易場所部際聯席會議。各有關部門、省級人民政府就清理整頓各類交易場所做了大量細致有效的工作,使得濫設各類交易場所和違法違規從事金融業務的勢頭得到了有效遏制。但近一個時期,部分交易場所違規行為死灰複燃,而且違法違規手法花樣百出,問題和風險隱患依然較大。抓緊清理處置各類交易場所存在的突出問題,防範金融風險,維護投資者的合法權益,維護社會穩定,是貫徹落實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精神的重要舉措,具有重要意義和現實緊迫性。
會議指出,一些交易場所公然違反國務院38號、37號文件規定開展連續集中競價交易,誘導大量不具備風險承受能力的投資者參與投資;部分貴金屬、原油類商品交易場所開展分散式櫃臺交易涉嫌非法期貨活動;部分郵幣卡類交易場所開展現貨發售模式涉嫌市場價格操縱;一些交易場所會員、代理商等機構涉嫌欺詐誤導投資者;一些金融資產交易場所將收益權等拆分轉讓變相突破200人界限,涉嫌非法公開發行;“微盤”交易涉嫌聚眾賭博。此外,部分地區盲目重複批設交易場所導致過多過濫,少數省市搶跑設立票據交易場所,部分股權交易場所違規上線私募債產生兌付風險。這些行為不僅違反國務院文件規定,有的甚至構成嚴重違法行為,侵害廣大投資人利益,帶來大量的信訪投訴問題,影響社會穩定,亟需予以清理整治。
會議明確,部際聯席會議各成員單位、有關部門和各級政府的相關職能單位,要牢牢把握穩中求進的總基調,著眼大局、敢於擔當、主動作為,按照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精神和國務院的要求,深入開展一次交易場所清理整頓“回頭看”活動,用半年時間集中整治,切實解決交易場所存在的違法違規問題,防範和化解金融風險。
會議建議,各省級人民政府要繼續認真落實國發〔2011〕38號文件規定的屬地監管責任,加強和改進監管,重視風險防控,對已經暴露的問題和風險因素必須下決心盡早盡快處置,堅決防止發生區域性金融風險。
會議要求,部際聯席會議各成員單位、各部門要按照職責分工,各司其職,協同行動,全力支持和指導省級人民政府將部際聯席會議確定的清理整頓工作“回頭看”各項整治措施和政策要求認真落實到位。堅決守住不發生系統性、區域性風險這條底線,以實際行動迎接黨的十九大勝利召開。
會議由部際聯席會議召集人、中國證監會主席劉士余主持。部際聯席會議各成員單位、有關部門負責人及聯絡員,各省級人民政府金融工作部門負責人共計120余人參加了會議。
五年前,銀監會的一紙文件讓野蠻生長的各類交易所生意迅速冷卻下來,原本分布在全國的上百家地方交易所在經歷“清洗”之後只剩下數十家。
五年後,各地方交易所再次面臨新一輪的整頓風暴,這一重擊也讓今年剛剛踏上風口的交易所再度跌落神壇,而這次還搭上不少正在籌備上市的新金融巨頭。
第一財經記者獲悉,證監會還將在本周五召開相關會議,各地方交易所負責人,以及與之有股權或業務關系的新金融機構負責人等都會出席。
1月9日,由證監會牽頭的清理整頓各類交易場所部際聯席會議第三次會議在北京召開,對下一階段開展交易場所清理整頓“回頭看”活動做出動員和部署。各類交易所從業務模式到審批流程,無一不成為監管清理整頓的重點。
各類交易所發展再度“受挫”
根據證監會網站上發布的內容,9日的會議上,提示了一些交易場所開展連續集中競價交易,誘導大量不具備風險承受能力的投資者參與投資等違規行為;貴金屬、原油類商品交易場所、郵幣卡類交易場所開展的違規行為的風險。
也“點名”了一些交易場所會員、代理商等機構涉嫌欺詐誤導投資者;一些金融資產交易場所將收益權等拆分轉讓變相突破200人界限,涉嫌非法公開發行;“微盤”交易涉嫌聚眾賭博等等違規行為。
此外,除了針對一些違規業務和行為,監管部門對於手握交易所審批權的地方監管部門也做出提示。“部分地區盲目重複批設交易場所導致過多過濫,少數省市搶跑設立票據交易場所,部分股權交易場所違規上線私募債產生兌付風險。”
同時,證監會也明確表示,這些行為不僅違反國務院文件規定,有的甚至構成嚴重違法行為,侵害廣大投資人利益,帶來大量的信訪投訴問題,影響社會穩定,亟需予以清理整治。
事實上,這並非是監管部門第一次整頓各地方交易所。
2011年《國務院關於清理整頓各類交易場所切實防範金融風險的決定》和2012年《國務院辦公廳關於清理整頓各類交易場所的實施意見》的接連發布,讓當時剛剛活躍起來的地方交易所業務瞬間偃旗息鼓。
盡管暫時終結了各類交易所野蠻生長的態勢,但其處理結果仍然為其迎來新一輪的加速發展埋下了伏筆。本著“誰批誰管”的原則,上述兩份文件把各類交易所的審批和管理權限交到了地方政府的手中。
尤其,從2014年開始,“資產荒”持續蔓延,許多巨頭開始拓展非標業務;而2015年開始,新金融行業監管收緊,交易所牌照也成為了搶手資源;再到2016年,受監管新規影響,P2P平臺們迫於轉型壓力,也把目光投向了金交所。
一度陷入沈寂的交易所再次變得搶手起來。
某地方監管部門人士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對於手握審批權的地方政府而言,許多三四線城市在金融業發展上本就與一二線城市有著很大距離,籌建交易所不僅對於提振區域經濟有著積極作用,而且能夠迎來一些巨頭企業的入駐,何樂而不為?
新金融巨頭受波及
據第一財經記者不完全統計,僅金融資產交易所全國目前就有41家,分布在20個省市。
包括陸金所、百度金融、京東金融、奇虎360等在內的新金融公司都已入股和參與設立了金交所,而兩家對金融業務野心勃勃的地產巨頭,恒大和萬達,也已經完成了對金交所的布局。如果再算上今年面臨業務轉型,正在與金交所合作消化大額業務的P2P平臺,此次金交所業務整頓所波及的行業範圍就更大了。
從去年開始,涉足新金融業務的企業們開始積極布局金交所,很大一部分原因是由於該領域缺乏專門的資質,而金交所的業務與之又有很大的合作空間,相比其他門檻更高的金融牌照來說,這是一塊性價比很高的準金融“牌照”。
從目前四十幾家金交所涉及的業務來看,其範圍包括:基礎資產交易(金融國有資產、不良金融資產、私募股權、委托債權投資、應收賬款等)、權益資產交易(信托受益權、應收賬款收益權、小貸資產收益權、融資租賃收益權、商業票據收益權等)、信息提供和發布(信息發布、中小企業投融資信息服務等)。
但是,按照本次聯席會議披露的內容,除了一些貴金屬、原油、郵幣卡等遊走在灰色地帶的業務被禁之外,正在日益崛起的互聯網資管市場也頗受影響,其中,對於債權投資的拆分變相突破200人界限更成為了關註的焦點。
事實上早在2015年9月,證監會就曾下發監管函加強地方交易所與互聯網平臺合作銷售企業私募債的行為,並指出該業務存在的四大風險:涉嫌變相違反私募發行的人數限制、突破合格投資者制度、增信不足以及跨省發行難以追償等問題。
而在金交所與P2P合作的過程中,很多平臺采取的也是金交所產品收益權轉讓的方式,面向投資人出售產品,這種模式下違背200人的上限要求,是否規避了監管也還有待商榷。
可以肯定的是,在這一輪清理整頓地方交易所的過程中,相關業務都將受到不同程度的影響。
貴州茅臺集團近日在官網發布了一則《關於部分產品標識標註相關事宜的聲明》(下稱聲明)。聲明稱,根據工商總局《工商總局關於開展清理整治含有“特供”“專供”國家機關等內容廣告專項行動的通知》(工商廣字〔2016〕194號)及貴州省工商局《貴州省工商局關於進一步在全省開展白酒市場專項整治行動的通知》(黔工商國酒〔2016〕3號)精神,公司對標註有“國宴”“專用”“專供”“特供”等字樣的產品開展了清理排查。為保護消費者合法權益,維護公平有序的市場秩序,現聲明如下:
一、公司部分產品標註有“國宴”“專用”“專供”“特供”等字樣,與國家有關機關的文件精神及相關管理規定相悖,公司已在監管部門指導下著手進行清理整頓。
二、公司已就上述產品下發了清理及處置通知,自清理之日起將嚴格遵守不生產、不銷售、不使用的原則,請持有上述產品的銷售者給予關註和配合。
三、已購買包括“國宴專用”茅臺酒等上述產品的銷售者、消費者,可持購買憑證到產品原購買處進行退貨,在產品外包裝無損壞並經真偽鑒定後,公司將予以協調處理。
四、上述產品,在生產時嚴格遵守工藝流程和產品質量檢驗程序,產品質量本身符合《食品安全法》等法律法規及國家相關標準,不存在食品安全隱患。因上述產品給廣大銷售者和消費者帶來的不便,我們深表歉意,敬請諒解。
今後,公司將本著“行動換取心動、超值體現價值”的服務理念和“崇本守道、堅守工藝、貯足陳釀、不賣新酒”的質量理念,積極維護市場秩序和消費者合法權益,不斷規範生產經營行為,在提供高質量產品的同時,進一步依法加強產品標識標註的管理。
“爆炸式的增長。”美國星貝月子中心負責人Phil向第一財經記者如此形容赴美生子產業的狀況,從兩三個到十幾個、幾十個再到最後超出自己團隊的運營負荷不得不挑選客人以控制人數。
年僅30歲的Phil在微博和微信朋友圈里,他的公開昵稱是“洛杉磯小奶爸”。事實上,維護好微博和微信的運營就是他們團隊平時最為重要的市場宣傳活動之一,通過高頻率的案例、圖片來吸引潛在客戶。百度廣告是另一種市場推廣方式,但每單次點擊30元的提成收費讓多數月子中心難以承受。
這是一條由數百家零散的月子中心撐起的產業。全美母嬰協會2013年的一項調查統計,2013年美國月子中心的經營模式大致有七種,價格低廉的民宿經營模式,占比為13.8%、公寓式月子中心為20.5%、合住HOUSE月子中心為19.8%、酒店經營模式為14.6%、高端獨棟別墅包棟模式為16.4%、高端會所經營模式為10.7%。這些月子會所每次服務的價格大多在2萬到4萬美元,上不封頂。
“最早的時候來回美國的航班最多兩三個孕婦,但現在動輒就是十幾、二十個;因為業務的擴增,這里的醫生很多都會把隔壁房間買下來打通用來做辦公室,候診的時間也比以前大大增加。” Phil稱,兩三年前他的客人多數來自北上廣這樣的大城市,但如今包括新疆、甘肅、寧夏等城市也加入其中。
洛杉磯更是由此隱藏了一條每年高達幾十億美元的 “赴美生子產業鏈”,月子中心、華人醫院、華人超市、購物中心、旅行社、移民公司、海外房產公司都成為產業鏈中的一環:有媒體曾經做出不完全統計,十年之間赴美生子的人數翻了百倍有余:2007年,中國內地每年赴美生子的人數僅為幾百人,但到了2010年,這個數字躥升至5000人,2014年達到了5萬,而剛剛過去的2016年更是將這一統計數據推上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月子會所的吃住加上醫院、機票的開銷,30萬~40萬元人民幣的總開銷對於國內的中產階層家庭來說並非不可承受,而這,也幾乎成為了移民美國最廉價和方便的途徑。
美國憲法規定,“凡在美國出生或歸化美國的人,均為合眾國和他們所居住州的公民。” 這意味著,任何在美國出生的兒童生來就是美國公民,不需考慮其父母的國籍,從他們來到世間那一刻起,便有機會享有美國的教育、福利與居住環境。
“絕大多數人不是被迫選擇來這里生孩子,很多是從教育等方面考慮,想給自己的孩子多一個選擇。”Phil說。
“我覺得美國現在仍然擁有全球頂尖的教育,而美國的大學在錄取時美國公民和外籍學生的錄取比例是大不相同的,他們給予美國公民更多的名額,學費也相差好幾倍,所以我選擇了去美國生小孩,哪怕最後他不去美國讀書,國際生的身份去讀取國內的大學也比高考擠破頭要容易得多。”一名已完成赴美生子的女士對記者表示,已經在上海給孩子落了中國戶口,在她的規劃中,等到孩子讀完高中再將其送出國門。
不過,第45任美國總統唐納德·特朗普在競選期間曾表示,將下重力氣對非法移民進行整頓,而在這其中就包括“將廢除外國人在美國出生即自動取得公民身份的法律,以及對合法移民進行更嚴格的限制”。
“美國的落地生政策是寫在憲法之上的,作為一個國家的基本大法,特朗普想要修改幾乎不可能。即便政策在將來的某天有改動,這一天也相當遙遠,在美國修改憲法是相當慎重、耗時漫長的。”Phil透露,“不過他可以通過命令海外領事館不予簽發、撤回註銷簽證以及邊境不予放行等形式來變相實施。”
令Phil更擔心的是數月之前中國政府的購匯新政,用他的話說:“錢管住了,很多事情就不好做了。”
對於這些大大小小的月子中心而言,協助赴美生子往往只是產業鏈的一部分,除此之外,美國買房、移民、購物等,各個環節都將這一產業鏈的價值推得更高。
在新的購匯政策下,除了購匯的用途、額度、攜帶現金金額變得更嚴格之外,在海外投資購房也被明令禁止於購匯用途之中。
星貝月子中心大約有5%的客人最終會選擇在美國購買房產以及移民,這兩者比單純的月子中心利潤更高,而現在這些客人因為購匯新政不少產生了動搖。
“單純在月子中心的開銷也就三四萬美元,但是在美國購物就是豐儉由人的事情。以前很多客人可以隨身攜帶幾萬美元過來,但現在不行了,需要你不停地去還信用卡,有一些大額的購物也會因此受到限制。”Phil說,對於有意於未來移民美國,為了更好的教育、空氣、環境而選擇赴美移民的中國夫婦而言,一旦購匯受限,便意味著這樣一種新的移民方式於他們而言,又多了一道隱形的風險。
2016年,保險資金在A股市場攻城掠地。在這股浪潮中,一批壽險公司或強勢入局,奪取上市公司大股東地位;或快進快出,短炒二級市場;或“清洗”上市公司管理層、爭奪企業控制權,為資本市場蒙上了一層陰影。
這波洶湧的“險資持股潮”一浪高過一浪,最終觸怒了“兩會”監管層。繼證監會主席劉士余拋出“妖精論”、保監會緊急召開會議並出手在萬能險業務和互聯網渠道保險業務層面整頓之後,保監會再次在公司治理層面祭出大招。
2016年12月29日,保監會就修訂後的《保險公司股權管理辦法》(下稱《股權管理辦法》)向全社會公開征求意見,擬進一步嚴格股東準入標準、強化股權結構監管、強化股東監管、加強資本真實性核查,及實施強化審查措施和問責力度等舉措。
這其中,“單一股東持股比例上限由51%降至1/3”的調整最為引人註目。據稱,該舉措旨在對保險公司股東形成有效制衡,防止股東一股獨大、為所欲為,防止大股東將保險公司變成“融資平臺”,確保保險公司姓“保”。
倘若上述《股權管理辦法》最終得以實施,會有什麽影響?對於保險行業又意味著什麽呢?
險資江湖,誰最兇猛?
從保險行業本質來說,財產險公司是風險管理,而壽險公司因為積累大量人身風險保障的長期資金,呈現顯著的“吸儲效應”。在被稱為“險資舉牌年”的2016年,具有“吸儲功能”的壽險公司成為這股“持股潮”的主導者。被外界稱作最兇猛“七大保險系”的成員——恒大人壽、前海人壽、安邦保險、富德生命、陽光保險、國華人壽及華夏人壽,幾乎全數是壽險公司。
那麽,2016年的險資“持股潮”中,最兇猛的壽險公司果真是“七大保險系”嗎?新財富對中國保監會公布名單的66家壽險公司以及旗下有壽險公司的9家保險集團、2家保險控股企業在A股的持股數據(以下簡稱“險資持股”)梳理顯示,真相並不盡然(表1)。
2016年12月3日,劉士余公開“喊話”之後,險資在A股略有減持,但總體保持穩定。表1數據顯示,截至2016年12月20日,共有26家險資在A股市場持有上市公司股份,也就是說,66家險資企業,僅有39.39%持有滬深上市公司股份。
數據顯示,中國人壽持有A股公司最多,多達269家,新華保險、中國太平分別以69家、58家位居第2、3位。被稱為“七大保險系”之一的前海人壽持股公司雖多達43家,卻未能進入前三甲,甚至不及中國人壽的零頭。在持股公司數量前10位的險資中,“七大保險系”僅有前海人壽、華夏人壽2家進入,而富德生命僅持有3家上市公司股份,倒數第3位。若以持有公司數量計量,“七大保險系”的持股表現難與中國人壽、新華人壽、中國太平等老牌保險公司匹敵。
進一步對險資舉牌(持股達到5%以上)的數量進行統計發現,中國人壽舉牌20家居首,國華人壽則以10家位居第2,前海人壽及安邦保險均為9家,並列第3位。號稱“七大保險系”中的3家在該項指標上排名靠前,但與中國人壽比較,也不超過其1/2。並且,在前10位中,“七大保險系”僅有4家入圍,恒大人壽和富德生命均在前10位之外。
從單只股票的最高持股比看,前海人壽以37.34%奪冠,富德生命人壽達到35.87%,安邦保險以25.2%位居第三。該項指標前10位中,中國平安、中國人壽分別位居第6、7位,“七大保險系”剛好占據半壁江山。
上述數據至少說明以下幾點。
一是,因在資本市場的高歌猛進,加之轟動一時的社會效應,前海人壽、安邦保險、國華人壽、華夏人壽、恒大人壽、富德生命等被冠於險資江湖兇猛者,稱得上實至名歸。
二是,在險資江湖上,中國人壽、中國平安、中國人保、泰康保險等老牌險資,其持股規模並不亞於“七大保險系”。無論從持股公司數量、舉牌數量,還是單只股票最高持股比例評估,這4家都堪稱隱形的“舉牌大鱷”。
三是,君康人壽、中融人壽均舉牌5家上市公司,最高持股比例分別為9.76%、9.32%,兩項指標均高於恒大人壽、陽光人壽。雖說百年人壽僅持股7家上市公司,但舉牌數與中國人保、陽光保險、中國太平相同,單只持股比例與泰康保險相近,達到10.05%。
綜合評估,這3家壽險公司在A股市場持股頗為兇猛,但其持股行動卻平靜又低調,鮮見諸媒體。
也就是說,在外界所稱的“七大保險系”之外,還有一批老牌保險公司及民營壽險公司低調潛伏於A股市場。綜合幾項指標評估,兇猛險資至少包括前海人壽、富德生命、安邦保險、國華人壽、華夏人壽、百年人壽、中融人壽、君康人壽、恒大人壽、中國平安、中國人壽、中國人保、中國太平、泰康保險、新華人壽、陽光保險16家壽險公司。這其中,民資控股的險企占比高達81.25%,國資控股的險企僅有3家。這也表明,民營性質險企,在A股市場持股比國資保險公司更為兇猛。
險資兇猛與“一股獨大”有關嗎?
2013年12月,安邦保險高調舉牌招商銀行(600036),並在後續增持至10.72%,險資舉牌上市公司開始進入公眾視野。此後,保險資金在中國資本市場掀起的波瀾一浪高過一浪。2014年,安邦保險強勢買入民生銀行(600016),晉身成其第一大股東。同年,富德生命人壽大舉增持金地集團(600383)至29.94%,坐穩第一大股東位置。此後由於安邦保險加入舉牌序列,四次舉牌增持金地至20.49%,金地集團一度爆發控制權爭奪戰。
2015年以來,前海人壽參與的“寶萬大戰”鬧得滿城風雨,持續至今而不得平息,險資兇猛持股,成為資本市場敏感話題。2016年第二季度以來,恒大人壽在二級市場“快進快出”爆炒梅雁吉祥(600868)、棟梁新材(002082)、國民技術(300077)、中元股份(300018)、積成電子(002339)和金洲管道(002443)等上市公司股份。2016年下半年,前海人壽及一致行動人又五度舉牌南坡A(000012),並迅速卷入“血洗”該公司管理層的傳言中。這一系列事件,令外界對壽險公司持股心有余悸。以至於,陽光保險增持伊利股份達到舉牌線之時,雖然險資方面作出“雙重承諾”,但其來意一再被各界所質疑。
公司治理理論認為,公司治理表現與股權結構密切相關。當公司一股獨大之時,大股東與中小股東利益可能不一致,二者之間甚至存在嚴重的沖突。在缺乏外部制衡的情況下,大股東可能犧牲其他股東的利益追求自身利益,出現所謂的“侵占效應”。長期以來,“一股獨大”為外界所詬病,擺脫大股東對企業操縱,實現公司股權結構分散化,向來是眾人主推的方向。
險資在A股市場攻城略地,不僅引發上市公司股價大幅波動,其兇悍的持股手法更使市場人心惶惶,乃至於顛覆人們對險資穩健的認知。這使外界將關註目光轉至主導兇猛險資背後的股東力量,同時監管部門也將治理措施從業務層面逐步上升至法律規章及頂層設計。上述16家險資在A股市場表現兇猛,是否與其“一股獨大”的股權結構有關呢?
新財富對上述16家險資股權狀況的梳理數據顯示,其中單一股東持股高達50%的保險公司有8家,剛好占據半數(表2)。也就是說,在A股市場兇猛持股的險資,“一股獨大”者與非“一股獨大”者平分秋色。
新財富對10家持有A股股份但表現並不兇猛的險資股權結構進行考察發現,第一大股東持股超過50%的公司4家,光大永明和中意人壽2家公司第一大股東持股均為50%,另外4家險資第一大股東持股均低於50%(表3)。這意味著,持股並不兇猛的保險公司也存在“一股獨大”現象,而“一股獨大”保險公司並不必然在A股市場兇猛持股。
實際上,新財富統計發現,未進入A股市場的39家(含友邦保險)險資,其中有25家單一股東持股在50%(含50%)以上。也就是說,未進入股票市場的險資,其中的64.1%也具有“一股獨大”特征。
2004年,保險監管部門實施《保險公司管理規定》對“中資保險公司”單一股東設置了20%持股限制。到2013年4月,中國保監會放寬了保險公司單個股東持股比例,將“中資保險公司單一股東”持股比例提升至51%。監管層政策松綁,使得眾多保險公司如前海人壽、國華人壽、中融人壽和君康人壽等,其大股東將持股比例從低於20%提升至51%上限。
由於諸多中外合資設立的保險公司,被納入“外資壽險公司”範疇,並不受中資保險公司51%持股紅線限制,尤其是早在1990年度成立的兩家被列為外資的壽險公司交銀康聯、工銀安盛,二者大股東持股分別高達62.5%、60%(中資壽險公司僅農銀人壽,其大股東持股高達60%,超過51%,顯得例外)。
總結而言,自監管層允許“51%持股上限”之後,“一股獨大”現象廣泛存在於中國保險行業。明面的險資股權數據,尚難判斷險資兇猛與“一股獨大”存在多大程度的關聯。
險資江湖的“影子持股”迷霧
放眼整個壽險行業,自1980年國內保險業複業以來,保險公司一直處在國有資本的壟斷之下。隨著中國保險市場的對外開放,外國資本陸續進入保險業。1990年代中期開始,一批外資保險資本與中國央企合資在華成立保險公司,誕生了如中宏人壽、中德安聯、工銀安盛等壽險公司。這類保險公司通常采取一方以“51%控股”的股權結構,最高者如交銀康聯,大股東持股達到62.5%。
加入WTO以後,中國保險市場開放進一步深化,外資與國資合資成立的壽險公司,如匯豐人壽、中法人壽、中意人壽、中英人壽等,普遍采用中外各半的股權結構。此後,外資又與中國民企資本合作成立壽險公司,如複星保德信、新光海航等公司,股權結構同樣中外各半。
根據中國保監會的統計口徑,中外合資的壽險公司合計27家,占目前經營正常的65家壽險公司(東方人壽未查到公開資料,傳言其處在停業整頓中)的比例高達41.54%(值得註意的是,因“恒大人壽”的實際控制人是港股的恒大地產,因而也被列入合資壽險公司)。
國內保險業向外資開放的同時,國內民營資本也紛紛進入保險業。一些民營資本通過從國資手中受讓股份或者增資的形式,進入保險市場,典型者如安邦保險、華夏人壽。2002年上半年,內地第一家以民營資本為投資主體的保險公司民生人壽成立。在這家真正意義上的民營壽險公司的21家創始股東中,超過90%屬於民營企業。2006年,國務院發布《關於保險業改革發展的若幹意見》,保險市場對社會資本開放程度越來越高。尤其,近幾年中國保險業保持較高的增長率,社會資本紛紛湧入,不僅如君康人壽、前海人壽等一批典型的民營控股的壽險公司相繼誕生,並且在股份制的壽險公司中,民營資本的占比成分也越來越高。
38家中資壽險公司占據國內壽險企業的58.46%,根據大股東持股情況,大致可分為三類。第一類,第一大股東持股均高於51%。這5家險資均由早前起步較早的保險公司發展而來。如中國人壽、中國太平2家公司屬於國有獨資企業。另外3家,中國人保、農銀人壽、中華保險控股均為國有控股險資。
第二類,第一大股東持股間於50%-51%。這8家險資當中,既有國資壽險公司也有民營險資。國資性質企業包括建信人壽、幸福人壽、中郵人壽、光大永明4家公司;民營性質包括國華人壽、前海人壽、君康人壽、中融人壽4家。受到監管法規的限制,民企主導設立的險資,第一大股東持股在其設立初期均低於20%。2013年4月保監會允許單個股東持股上限可達51%之後,數家民營險資大股東才相繼將其持股增至51%。
第三類,如民生人壽、華夏人壽、天安人壽等25家險資,其第一大股東持股處在5.27%-47.12%區間。雖然政策允許“51%持股”,但其單一股東持股依然維持低於50%的股權結構。此類險資占中資公司65.79%,其中多為民營控股企業。
針對壽險業國資、外資及民營三種性質力量進行劃分,不難發現,占壽險公司數量近半壁江山的外資壽險公司,其主導者均為外資,而其合作股東幾乎也是中國央企或者地方性國有企業,僅新光海航、複星保德信、恒大人壽少數幾家例外。38家中資壽險公司,13家“一股獨大”的險資中僅有4家為民營企業,國資性質公司明顯多過民營資本。三種性質的險資匯總計算,“一股獨大”的40家險資當中,外資控股占67.5%;國資控股占22.5%;民營資本控股企業僅有10%。
簡單地理解,越是股權集中的險資,越多是國資和外資;越是股權分散的險資,越多是民營險資。也就是說,壽險行業的數據表明,國資與外資主導的險資,股權集中度明顯高於民營險資。換言之,民營險資的股權結構總體上比國資和外資險資更為分散。
結合前文所述,大致可以理解為,股權普遍分散的民營控股險資在A股市場持股兇猛;而“一股獨大”的國資及外資控股壽險公司在A股市場表現卻頗為平靜。這與傳統理論所理解的“一股獨大”導致險資兇猛的認知,背道而馳。為什麽會出現這一狀況呢?
上述悖論的出現,或與民營險資頗為普遍的“影子持股”有關。從顯性的持股數據看,民營險資第一大股東的持股比例普遍低於國資和外資控股的同行,但民營險資借助各種代持、交叉持股及多層嵌套等運作手法,使關聯持股非關聯化、規避金融監管,其險資幕後控制人實際控制的股份遠不止如此。
早在各家壽險公司設立之初,受制單一股東持股20%的紅線限制,民營壽險公司的股東顯性持股均未突破20%的持股界限,但不少民營公司已通過“影子代持”手法,建立“一股獨大”的局面。如,前海人壽2012年2月成立時,分別由6家公司持股,各家股東持股處於16.5%至20%之間,顯得互為獨立、頗為均衡。但事實上,各種跡象表明,其創始股東中深圳市鉅盛華實業發展有限公司、深圳市深粵控股有限公司、深圳粵商物流有限公司等多家股東均疑是“寶能系”幕後控制公司。
隨著險資股東持股政策放開至51%,民營險資的實際控制人逐步浮出水面。2016年2月,前海人壽完成股權變更。新財富調查顯示,該公司第一大股東深圳市鉅盛華實業發展有限公司明面持股增至51%,其余49%股權也疑似為相關代理人持股。這意味著,姚振華或100%控制前海人壽(見新財富2016年7月號《前海人壽——首家實際控制人100%控股的保險公司?》)。
富德生命的持股設計也有異曲同工之妙,其第一大股東深圳市富德金融投資控股有限公司持股20%,顯得頗為低調。明面上,多家股東公司並不存在關聯關系。但是根據新財富的調查,富德生命人壽實際上被張峻旗下的富德控股通過代理人代持等方式,持有的股權至少達到67.25%,甚至高達80%(見新財富2013年7月號《生命人壽股權迷局》)。
2015年11月20日,恒大地產以39.39億元的價格拍下中新大東方人壽保險50%股權,並將其更名為恒大人壽。許家印入主1年多來,恒大人壽股權結構未發生變更。雖說恒大系尚不足51%,但另外兩家分別持股25%的股東分別為新加坡大東方人壽保險有限公司(下稱“新加坡大東方”)、重慶財信企業集團有限公司。表面上看,2家小股東與大股東恒大地產雖無關聯,但隨著新加坡大東方股權出讓、甘願讓位給恒大地產,其在股東會的控制力名存實亡。
2014年6月,“杉杉系”奪得取得君康人壽實際控制權。彼時,君康人壽共有寧波市鄞州鴻發實業(下稱“鴻發實業”)、浙江波威控股、美好控股集團、福建偉傑投資、福州天策實業5家股東,各持股20%。不過,經過數輪增資之後,截至2016年第二季度,其控股股東鴻發實業持有君康人壽50.88%股權,另一新進“寧波系”企業股東“寧波福燁貿易”持有其12.16%。
表面上看,寧波福燁貿易與“杉杉系”的大股東鴻發實業不存在關聯,但寧波福燁貿易入主前的諸多細節,顯示二者存在某種程度的一致性。設立於2011年1月的寧波福燁貿易在接盤前的1年內,將其註冊資本從2000萬元驟增至39.3億元。並且,寧波福燁貿易與“杉杉系”的大股東鴻發實業增持君康人壽股份的同時,伴隨著原任3家股東的一致退出。也就是說,寧波福燁貿易與鴻發實業的進退軌跡及同步性頗為一致。君康人壽的股東運作,與上述多家民營壽險公司的手法頗為相似。倘若對寧波福燁貿易與鴻發實業的隱性關聯關系推斷屬實,君康人壽大股東實際控股股份至少高於63.04%。
與前述民營企業比較,“明天系”則顯得更為隱蔽(見新財富2013年4月號《明天帝國》)。華夏人壽被外界公認是“明天系”旗下的保險旗艦。即使2013年4月,險資股東持股政策放開至51%,但其股東持股卻始終保持不變,令外界難以察覺。華夏人壽第一大股東、第二大股東的持股均為20%,剩余5家股東甚至不高於20%。實際上,“明天系”旗下另一家壽險公司天安人壽的持股安排也頗為相似,分別由北京、陜西、杭州、大連等地的5家股東持股,但是各家股東的持股均為20%。
同樣,安邦保險、國華人壽、中融人壽也被卷入類似的質疑中,被外界認為是資本大系“影子持股”的保險平臺。
總結而言,雖說民營險資第一大股東顯性持股僅有51%,但事實上,不少民營險資通過“關聯持股非關聯化”的手法,隱性控制的股權遠超明面數據,持股高度集中,甚至100%控股。也就是說,除中國人壽、中國太平兩家為國有獨資企業,民營險資大股東的實際持股遠遠高於國資和外資控股險資(國資類最高持股為中國人保69%、外資類持股最高為交銀康聯62.5%)。並且,在A股市場兇猛持股的16家險資,有10家為單一股東持股超過51%,即“一股獨大”的比例高達62.5%。透過“影子持股”,撩開民營險資的面紗,不難發覺險資兇猛與“一股獨大”二者之間的確存在高度關聯。
從51%降至1/3,意味著什麽?
2016年12月13日召開的專題會議上,保監會主席項俊波表示,將進一步修訂完善《股權管理辦法》,降低保險公司單一股東持股比例上限。同月29日,保監會就修訂後的《股權管理辦法》正式向全社會公開征求意見,該辦法擬將“單一股東持股比例上限由51%降至1/3”,一時間引發各方關註。
中國保監會副主席陳文輝在接受媒體采訪之時,曾透露實施該項舉措的意圖:防止保險公司公司治理層面的“一股獨大”,避免保險公司被操縱成為控股股東的“融資平臺”。
倘若修訂後的《股權管理辦法》最終得以實施,此舉意味著什麽呢?
目前的65家險資當中,有48家公司單一股東持股超過33.33%,即使剔除中國人壽、中國太平2家國有獨資保險集團,也有7成的壽險公司面臨股權結構調整問題。這一政策舉措將波及中國壽險業半數以上企業,影響面不可謂不大。
若按上述持股上限要求,民營險資行列將有前海人壽、國華人壽、中融人壽、君康人壽、恒大人壽5家存在大股東股權退出問題。“肥水不流外人田”,在如今社會資本紛紛湧向保險業、保險牌照“一票難求”的形勢之下,民營險資大股東將其股權轉讓至表面非關聯的隱性代理人,以規避監管政策,應是大概率事件。如此一來,“51%降至1/3”的持股新政,是否會導致更為普遍的“影子持股”現象出現呢?
上述“不達標”險資多數是國有或者外資壽險公司。2004年實施的《保險公司管理規定》,“20%的持股比例限制”僅針對中資保險公司單一股東。但在2016年12月29日發布的《股權管理辦法》征求意見稿中,並未提及“中資”二字,這意味著“外資壽險公司”也在調整之列。如此一來,國資和外資大股東勢必也面臨降低股權比例問題。
如分析所稱,險資兇猛與資產荒、險資膨脹及低利率的市場環境有關系。從保險行業趨勢來看,中國保費收入快速增長、可運用保險資金規模相當可觀,是個不爭的事實。中國保監會數據顯示,2016年前1-11月份,中國保險行業共實現原保險保費收入2.89萬億元,同比增長28.88%;保險業資產總量14.96萬億元,較年初增長21.04%;保險公司資金運用余額13.12萬億元,較2016年年初增長17.35%。
作為高度負債經營的行業,保險公司資產配置的重要性不言而喻。通常地,保險資金主要配置於存款、債券、基金、股票四類投資。中國保險資產管理行業協會公布資料顯示,中國目前的保險資金,50%以上配置在存款、債券等債權類產品上。
宏觀經濟下行壓力的增大,無風險利率水平的持續下滑,致使具備“中高投資回報預期,且風險偏低”的優質資產的挖掘難度越來越大。對於動輒手握數千億保險新增保費及到期再投資資金的保險公司,頭上懸著“Damocles之劍”。因此,保險公司將資產配置更多投向於股票及證券基金類產品,也在情理之中。
2016年以來,保險資金運用的結構變化趨勢更為明顯。銀行存款和債券占比出現了下降,而保險資金在股票和證券投資基金以及其他投資上的占比呈現上升趨勢。中國保險資產管理行業協會統計數據顯示,2016年前三季度,保險公司資金運用余額,銀行存款、債券余額占資金運用余額的比例為51.76%,較2016年第二季度末下降了0.52%,較年初下降4.41%。股票、證券投資基金余額占資金運用余額的比例為14.25%,較2016年二季度末上升0.75個百分點。隨著時間推至2016年11月份,保險資金的配置進一步向權益類資產傾斜,股票和證券投資基金占比提高至14.37%。
險資規模越大、可配置的保險資金越多,保險公司資產配置的壓力越大。在資產荒、低利率的背景之下,保險資金投向於股票及證券類產品的規模必然也越大。伴隨金融市場環境的變化,對於中國人壽、中國平安、中國太保等保費收入規模長期位居行業前列的大型保險公司,其對A股優質資產表現出“饑渴”,也在情理之中(表4)。
2016年1-11月份,僅幾大保險集團旗下的壽險公司收入(因保監會未公布中國人壽、中國平安等整個保險集團營收數據,無法統計),中國人壽、平安人壽、新華人壽均位列“千億行列”,原保費收入分別高達4127.96億元、2542.44億元、1076.44億元。中國人壽、平安人壽、新華人壽等大型壽險公司旗下險資規模的膨脹,與之在A股市場的兇猛出手,顯得較為一致。相較之下,前海人壽、國華人壽、恒大人壽、君康人壽、中融人壽等民營險資在A股市場的出手動作頻繁,與之保費規模體量卻相去甚遠。
項莊舞劍,意在沛公,監管部門整頓“一股獨大”的對象已然明了。但若按單一股東持股的1/3標準執行,勢必導致政策效果的“逆向選擇”:即在A股市場並不兇猛的國資及外資壽險公司將面臨股權調整難題、被廣泛影響,而在資本市場勢頭兇猛的部分民營險資則有驚無險。追根溯源,這種政策傳導機制的“失靈”源於“影子持股”。從某種意義上說,整頓“影子持股”有必要優先於“一股獨大”的治理。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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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前兩年區域股權市場力推私募債的盛景不同,當前市場人士再談及這項業務時,都諱莫如深。“目前比較敏感,業務發展也需要觀望風向。”多位股交中心人士都給予了類似的回複。而另一方面,監管風暴持續發酵,違規發行私募債的清理整頓工作已開始顯效。目前,多家股交中心在線投融資平臺目前已無新產品開放募集,相關內部人士也表示已停止私募債新產品發行。
監管喊停私募債發行
在違約風波和監管風暴的雙重影響下,區域股權市場私募債市場已“變天”。
今年1月9日,清理整頓各類交易場所部際聯席會議第三次會議召開,點名有部分股權交易場所違規上線私募債產生兌付風險。就在不久之前,“僑興債”違約兌付風波爆發,將區域股權市場私募債產品當前的監管漏洞、風控缺失等問題暴露無疑。在私募債發行中,公開勸誘、公開宣傳、廣告等形式均系違規;在穿透監管下,每期私募債券的投資者合計不得超過200人。但在互聯網傳播崛起和業務發展的驅動,在監管邊界模糊的背景下,這兩條紅線頻被僭越。
1月23日,國務院辦公廳《關於規範發展區域性股權市場的通知》(下稱《通知》公布,並明確為規範發展區域性股權市場的綱領性文件。《通知》確定了股交市場由省政府監管、承擔風險處置責任,一省一家;證監會進行指導和協調,制定統一的區域性股權市場業務及監管規則。
《通知》對區域股權市場影響深刻,更對私募債業務進行了明確的規定。“省級人民政府應督導區域性股權市場停止除股票、可轉債之外的其他證券(如私募債)的發行和轉讓,並做好存量私募債的風險排查和防範化解工作。在《通知》發布前已經為所在省級行政區域外的企業私募證券或股權的融資、轉讓提供服務的,省級人民政府要按規定限期清理。”
“(通知)就是叫停了私募債的發行,存量產品也要排查,跨區的掛牌和私募債要摘掉。”某股交中心內部人士介紹,其所在交易所目前已不再進行新私募債產品申報和發行。由於此前該股交中心私募債整體規模並不大,此次受沖擊程度仍可控。
而從業內多家交易所情況來看,私募債新產品發行普遍受阻,多數已暫停。
前海股交中心此前私募債規模發展較猛,其官網介紹稱,截至目前已發行112期、累計發行169.29億元。當目前,其官網已所有私募債均顯示已結束募集。有股交中心內部人士介紹,這是由於根據國辦通知要求不得公開宣傳,因此不再發布公開信息。而對於私募債產品是否已停止申報,截至發稿尚未得到前海股交中心的回複。
齊魯股交中心、北京股交中心在線投融資平臺,目前亦無新產品募集信息。上述股交中心相關人士表示,目前已不再新發私募債產品,下一步將根據證監會即將出臺的新規進行業務調整或轉型。
在線私募債交易平臺發展較早的浙江股交中心,目前官網也已無新產品開放募集。而記者以投資者身份致電客服時,得到回複稱當前為產品斷檔期,去年已備案產品或仍會繼續發行,新產品備案情況尚不明確。截至發稿,尚未與浙股交官方取得進一步聯系。而天津股交中心的在線投融資平臺上,目前還有少數產品顯示仍可投資。
值得註意的是,此前部分房地產相關產業通過股交中心發行私募債,而部分交易所也允許銀行理財、信托產品、基金和券商資管產品認購。因此,此前私募債也被認為是房地產“曲線融資”的通道。如,前海股交中心最近完成的梧桐私募債,就涉及東莞市東新房地產開發有限公司、深圳市寶安華豐實業有限公司、惠州市隆生房地產有限公司、深圳市茂興置業有限公司等,工商資料顯示均涉及房地產開發和經營業務。
就在2月13日,中國基金業協會發布備案管理規範4號新規,全面收緊私募資管計劃投資房地產,對投資主體、區域等各方面作出規定。包括禁止私募資產管理計劃投資熱點城市的普通住宅項目、禁止向房地產開發企業提供融資用於支付土地出讓價款或補充流動資金等。此前區域股交中心私募債的叫停,也將與此形成較強的呼應。
私募債將迎到期高峰
監管全面收緊、嚴控業務風險,但年內私募債到期壓力仍高企。
目前,區域股權市場發行的多為中小企業私募債。而據興業證券固收團隊的研報測算,包括中小企業私募債、集合債、集合票據、PPN和私募發行公司債在內,整體的私募債2017年到期規模達7228億元,同比上升34%。報告還強調,關註無擔保的私募債到期壓力。
報告回顧,自2012年開閘以來,私募債發行規模上在不同階段呈現出明顯的變化。2012至2013年,受制於當時流動性緊張及其自身高風險的特征,投資者對私募債謹慎態度明顯,發行量分別在3890億和5994億,方式上基本都是定向工具。而2014年之後,中小企業私募債發行開始逐步放量,私募債發行規模快速擴張,發行期限集中在3至5年,“對後期形成了集中到期的壓力”。
針對年內整體的私募債到期情況,報告還分析,到期主要集中在3、5、6、9、11這些月份,由於債券收益率上升,加上金融機構對信用債配置需求較弱,企業的再融資難度上升,可能會加大其到期兌付壓力。此外,雖然從比重上看,到期私募債有擔保的比重從2013年的1%上升到了2017年的9%;但由於到期規模的快速擴張,絕對數量上無擔保的債券規模翻了近十倍。“大量即將到期的中小企業私募債面臨著無擔保、無增信的局面,需重點關註無擔保私募債的到期壓力。”
4日據新華社報道,全國政協委員、人民銀行副行長潘功勝4日在參加全國政協經濟界別小組討論間隙表示,互聯網金融風險專項整治工作已進入“清理整頓”階段,在處置不同形態的互聯網金融時,要把投資者的利益放在第一位。
“互聯網金融專項整治工作已經開展10個多月,事實證明,這項工作非常有必要。”潘功勝介紹,互聯網金融專項整治的第一個階段是排查,相關人員已經對全國互聯網金融機構的數量、規模、形態進行了排查,這個階段工作已經完成。目前,已進入第二階段,即清理整頓階段。
潘功勝表示,互聯網金融有不同形態,比如P2P、第三方支付、互聯網資產管理、股權眾籌、互聯網保險等,有的監管規則比較清楚,有的監管規則還在完善之中。“比如第三方支付的規則就相對清楚,針對P2P銀監會也發布了多個規範要求。我們會依據現有的法律法規對互聯網金融進行分類處置。”
不過,潘功勝強調,在分類處置過程中需要註意一定的策略,始終把投資者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嚴厲打擊利用互聯網從事非法金融活動。
3月22日,第一財經記者獨家獲得一份《商請督促商業銀行限期停止為違規交易場所提供金融服務的函》(下稱《商請督促函》),商請各地銀監局按來函要求通知並督導各銀行業金融機構限期停止為違規交易場所等提供金融服務。
這份由清理整頓各類交易場所部際聯席會議辦公室(下稱“聯席會議”)發出的函,發至銀監會辦公廳,並由銀監會下發地方銀監局,再轉發各家銀行。
該函稱“為落實清理整頓各類交易場所‘回頭看’工作,特商請貴會於2017年3月15日前,通知並督導各商業銀行限期停止為違規交易場所等提供金融服務。”
隨後,第一財經記者從地方銀監局獲悉,3月10日,銀監會向各地銀監局下發了《關於轉發<關於商請督促商業銀行限期停止為違規交易場所提供金融服務的函>的通知》。
一位地方銀監局內部人士向記者表示,地方銀監局在接到上述通知後,可以選擇給商業銀行發文,也可選擇不發。不發文則會通過讓監管處通知並督導銀行落實。
《商請督促函》落款時間為2月3日,不過多位銀行人士表示,到目前尚未收到這份文件。
某省一國有大行托管部門負責人,及一位股份制銀行托管部門負責人告訴第一財經記者,未收到當地銀監局的相關文件通知。
函件附件還包括一份《違規交易場所及未通過驗收地區交易場所名單》(下稱“名單”),該份名單與第一財經記者此前報道的央行向商業銀行、第三方支付機構下發的名單相同。
“督導方式有很多種,有些業務,監管部門會發文件,例如開展專項檢查,對名單中所涉及的未通過檢查的交易所,要求各家銀行匯報相關合作情況,之後再行檢查。另一種方式則是下發非正式的郵件通知。”上述國有大行托管部門人士稱。
銀行收緊交易平臺類業務
近年來,全國各地湧現出形形色色的交易所,這些場所多以白銀、原油等大宗商品為交易標的,違背市場原則開設對賭電子盤,導致大量投資者爆倉虧損。經監管機構查實的違規平臺達300多家。
由於交易平臺沈澱資金和交易金額巨大,通常會尋求銀行來獲得支付、清算和存管等服務。雖然極少銀行會提供存管業務,但許多交易平臺都打著銀行第三方存管的幌子騙取投資者信任。而面對交易平臺的虛假宣傳,多數銀行都選擇了沈默。
今年1月9日,清理整頓各類交易場所部際聯席會議第三次會議在北京召開,記者獲得的會議資料顯示,銀行、第三方支付機構應在6月30日前停止為違規交易場所提供服務,牽頭部門為人民銀行和銀監會。
此次,聯席會議發給銀監會的《商請督促函》要求,只有到今年6月30日經地方政府驗收並報備聯席會議的交易平臺,商業銀行才能繼續提供服務,逾期仍未整改規範的平臺一律停止相關金融服務。函件並稱:“對於沒有取得省級政府批文的非法交易場所,請通知商業銀行一律停止開戶、資金結算等金融服務。”
此前,央行已先後下發了《加強交易場所類特約商戶資質審核和風險監測 嚴禁為非法交易場所提供支付結算服務》和《關於限期為違規交易場所提供支付結算服務的通知》。
央行要求:“銀行機構和非銀支付機構與交易場所開展業務合作的,要嚴格審核交易場所的業務資質,嚴禁為非法場所提供支付結算服務。要通過多種途徑充分了解交易場所的經營範圍,並審核其經營範圍的合法性。無法確認交易場所業務資質和經營活動合法性的,不得將其拓展為特約商戶。”
上述股份制銀行托管部門負責人告訴第一財經記者,銀行沒有徹底暫停平臺類業務,只是在合規上更加嚴格了。“不是說名單上的交易平臺都不能服務,現在還是在清理整頓中,要看6月30日的結果,如果沒有通過驗收就不能提供服務了。”
不過,他也表示,如果銀行立刻停止服務,投資者可能無法繼續交易,無法轉出資金,會出現更多的問題。
“(交易場所業務)不是說停就能停,銀行先要跟交易所商量好,確定一個過渡期,比如一個月,然後通知客戶做解約、出金才行。‘一刀切’這對交易所無所謂,但最終會讓客戶的利益受損害。”他告訴記者。
華南一家交易場所負責人向記者透露,銀行還沒有徹底停止平臺服務,但即使銀行不提供服務,交易平臺還是會有其他途徑可以繞開規定。
第一財經記者從業內人士處了解到,由於近年來大銀行收緊了交易場所業務,部分交易平臺開始尋求第三方支付機構來提供支付、清算和所謂的“第三方存管”服務。
一位業內人士則告訴記者:“監管、法律政策出臺往往有一定滯後性,跟不上交易方式的創新,哪怕現在把所有資金通道切斷了,還是可以創設出一種新的資金支付通道來,比如第三方支付以消費的名義把錢弄進去再通過個人賬戶轉出來,都是有可能的。”
整改切勿“換湯不換藥”
早在2011年11月,《關於清理整頓各類交易場所切實防範金融風險的決定》(國發〔2011〕38號)(下稱“38號文”)發布、聯席會議成立之時,全國就掀起了一場清理整頓各類交易場所的風暴。截至2013年底,經過清理整頓,全國各類交易場所關閉了215家,保留了820家。
不過,三年之後,違規交易平臺的數量不降反增。交易場所數量與上一輪清理整頓後相比,增加了311家,交易品種從黃金、白銀等擴展到原油、瀝青、郵票、紀念幣、茶葉、酒等等,交易金額不斷創新高,全國各地遭受損失的投資者也不斷增加。
由於聯席會議辦公室設在證監會,2017年1月,證監會主席劉士余上任後首次召集部際聯席會議,即掀起了新一輪全面監管,被業內認為是五年來的最嚴監管。
聯席會議要求,用半年時間集中整治,力爭到今年6月30日基本解決交易場所存在的問題和風險。按照安排,各地區、各部門應主動加強與聯席會議辦公室溝通,於今年1月23日報送工作方案,3月底前報送中期工作進展,6月底前報送總結報告。
對於銀行,聯席會議要求商業銀行和第三方支付機構結合違規交易場所名單和“微盤”交易平臺名單,盡快開展專項排查和風險評估,與地方監管部門加強溝通協調,在6月底前逐步停止為平臺提供服務。
《商請督促函》附件的名單中,共涉及全國326家各類商品交易場所、28家代理商(會員公司、授權服務機構),其中“未發現違規”以及“整改完成”的只有5家交易場所,而“公安介入”、“失聯”、“已關停”和涉嫌違法被法律判決的平臺和代理商多達33家。
名單反映出的交易平臺主要問題有,涉嫌非法組織期貨交易,違反了“37號文”、“38號文”關於交易方式模式等相關規定,采取做市商、T+0、集中匿名交易模式,虛假宣傳,私設交易品種,超範圍經營石油貴金屬產品,涉嫌欺詐等等。
值得關註的是,此次全面清理整頓違規交易場所也包括上一輪清理整頓中“避開”的天津和雲南地區。
一家上一輪清理整頓中未經驗收的交易平臺人士告訴第一財經記者:“目前確實在驗收過程中,不等於違規,監管態度上對我們還是較為支持的。目前的核心工作是按照監管要求,增強完善服務實體經濟的能力,不會受到其他因素幹擾。”
另一家名單中的交易平臺人士也對記者表示,目前整個行業都在進行整改,其所在的交易場所也在通過提高保證金、清理會員、調整交易模式等措施進行整改,一部分符合規範的業務仍在繼續,等待6月30日的驗收。
上述交易平臺人士表示:“我們比較樂觀,既然要求整改就是不想把整個行業砍掉,而是希望行業規範有序發展,才會給一段時間限制,否則不需要這樣做,直接關停就好了。”
上述華南交易場所負責人告訴記者,調整業務是平臺發展的正確方向,服務實體經濟的初衷很重要,但很多平臺的整改可能會“換湯不換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