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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三星祕書室高級顧問金勇澈:韓國政治司法腐敗 三星要負很大責任

2013-03-25  TWM
 
 

 

在韓國,三星集團董事長李健熙的權力已經凌駕總統。

然而,絕對權力造成絕對腐敗,為了鞏固權力與利益,三星黑手伸進政治與司法,造成社會許多後遺症。

撰文‧謝富旭

三月的韓國南部城市光州,已經透出些許暖意。樹木上的嫩葉紛紛冒出頭來,較之北方大都會首爾,提早預告著春天即將來臨。

李健熙在自家豪宅內做決策光州市政府教育廳樸實無華的辦公室裡,一位五十五歲的中年大叔在狹窄的空間正埋首辦公,疲態的眼神加上大嗓門呼喝下屬的模樣,乍看與韓國一般的中年上班族無異。如果沒有特別介紹的話,鮮少人會知道他就是曾經起訴韓國前總統全斗煥,而且揭發三星集團諸多不法情事,讓董事長李健熙坐立難安的《三星內幕》一書作者金勇澈。

金勇澈的人生,宛如一齣劇情峰迴路轉的連續劇。一九九五年,他因起訴前總統全斗煥,成為家喻戶曉的司法英雄。九七年辭去檢察官公職後,金勇澈被延攬進三星集團任職,成為一位年收入高達十億韓元(約新台幣二千六百萬元)的企業精英。○七年他挺身而出,揭發三星集團賄賂司法人員以及非法政治獻金醜聞,被三星跟監,導致他四處躲藏,一度以汽車旅館為家,淪落成在麵包店打工的落魄中年人。

因為他寫︽三星內幕︾一書,引起社會震撼,在輿論的壓力下,韓國司法當局也被迫組成特別小組,開始調查三星種種不法情事。金勇澈首度接受《今周刊》專訪,淡然地說:「現在的我只是光州市政府教育廳一個監察人(類似台灣的政風職位),專門調查校長與老師有無不法行為!」「以前的種種都過去了,離開三星後,之前所賺的錢因為亂花,所剩無多,婚姻也觸礁了,現在一個人住,下班後最大的嗜好就是聽古典樂。」「打好關係」 蓄意經營收買賄賂網絡金勇澈所任職的三星部門,是素有三星集團董事長(會長)李健熙「錦衣衛」之稱的會長祕書室︵現改名為未來戰略室︶,歷任法務及財務兩個最核心單位的高級顧問職務。他說:「在三星工作七年多,從未在總公司看過李健熙,李在鎔(李健熙長子,第三代接班人)辦公室倒是去過幾次。」「據我了解,李健熙不在首爾江南區的總公司上班,大部分的決策與會議,都是在他自己的豪宅舉行。」任職三星集團七年多的時間內,金勇澈主要的工作是與韓國司法部門「打好關係」。他說:「高爾夫球場幾乎成我的辦公室了,三星高層想要約那位法官或檢察官,我就透過以前任職檢察官的人脈,或在大學法律系學長、學弟的關係,找他們出來打球以及吃喝玩樂!」「不管是約出來吃飯、幫他們付球場費或度假費用,全部用公司信用卡刷卡支付,這就是我在祕書室法務組的工作!」金勇澈接著說:「別看這種『工作』都在玩樂,可是忙碌得很。每天早上七點一進辦公室後就開始預約高爾夫、一場一場的飯局或酒攤,經常要到深夜結束才能回家休息。」「過度交際應酬的我,高血壓、高血脂、糖尿病、肝功能異常、高膽固醇等慢性疾病都有,即使已經離開三星快八年了,我仍每天吃藥控制病情。」三星集團管理以富有遠見以及嚴謹著稱,即使是在灰色地帶如政治、稅務、司法、媒體等關鍵人脈的「公關」上,也透著「一絲不茍」的強烈風格!金勇澈指出,由於列入「管理」的人脈人數太過龐大,三星還會進行先後順序的「管理」。以他最熟悉的司法界而言,退休或離職的法官或檢察官,三星會針對是否有機會更上一層樓,擔任部長、國會議員或大法官的可能性來排序,進行有計畫的「打關係」。

金勇澈進一步指出,地位宛如帝王般的李健熙,對公關與遊說活動非常地重視,因為他認為公關與遊說是﹁花小錢賺大錢﹂的最佳投資之一。在李的指示下,三星還進行所謂的「感動式公關」,把想遊說的對象,如結婚紀念日、小孩生日等打聽得一清二楚,日子一到,鮮花及名貴紅酒送到家,令對方「感動莫名」。

金勇澈說,與起訴前總統全斗煥(一度被法官判死刑,九七年被特赦)相較,要把李健熙的不法行為定罪可能更加困難。他解釋:「三星集團為了鞏固既得利益,並持續獲取更多利益,蓄意經營龐大收買賄賂網絡,以及為了賄賂所隱藏起來的祕密資金規模,絕對是亞洲企業第一名!」「韓國政治與司法沉淪墮落,三星要負起最大的責任!」事實上,三星李健熙家族的司法爭議層出不窮。最轟動的案件是○八年李健熙被檢方控瀆職、逃稅、背信等而被法官定罪,僅隔一年,前總統李明博卻以須藉李健熙之力協助舉辦冬季奧運為由給予特赦。一二年,李健熙兄姊控告李侵占父親李秉拃遺產,也獲法院判李健熙勝訴。

「三星第一」光環下 有許多失敗的投資案金勇澈還說:「韓國社會過度把李健熙經營事蹟神格化,對三星集團的未來未必是好事。」金勇澈指出,李健熙本人不僅愛用名牌,也渴望擁有名牌企業,因此鼓勵集團積極蒐購名牌企業,但很多因過於衝動,加上下屬刻意逢迎拍馬,因欠缺縝密的規畫而以失敗收場。

金勇澈在結構調整本部任職時就處理過祿來︵Rollie︶的轉售事件。他指出,李健熙喜歡蒐集名錶,九五年指示三星科技︵Samsung Techwin︶以一千億韓元蒐購德國光學廠祿來,冀望以祿來的光學技術進軍鐘錶業。然而,祿來的發音與瑞士鐘錶巨擘勞力士︵Rolex︶過於接近,引起後者提告並獲得勝訴。後來祿來生產的錶只能在韓國販售,很多國家均禁售。加上,蒐購祿來後許多核心技術人員離職,最後落得以一百萬韓元廉價轉讓的下場。還有李健熙因為個人嗜好一意孤行想進軍高級音響業,於九七年推出「帝王音響」︵Emperor︶,但由於一組售價數千萬韓元,正值亞洲金融危機的韓國,根本乏人問津。

事實上,在「三星第一」的光環下,李健熙有許多失敗收場的投資案,只是較少人提起而已。對韓國社會衝擊最大的,當屬三星汽車以及三星商用車的破產。

李健熙一九八七年出任三星集團董事長第一年就決定進軍汽車業,當時遭到許多老臣以韓國汽車產能過剩為由反對。但在其一意孤行積極謀畫下,三星汽車於九五年正式成軍,但不過四年的時間即宣告破產。金勇澈批評,三星汽車最後無力支付高達二十一億美元的債務,而債權人大多是韓國金融機構,這形同是韓國納稅人為李健熙經營不當所付出的慘痛代價買單。

至於李健熙最為人津津樂道的「七.四制」改革(早上七點上班,下午四點下班),親身經歷過的金勇澈指出,早上七點上班,無法與公家機關或其他多數公司行號的時間配合,導致公司內部怨聲載道,員工要在下午四點下班根本不可能,結果實施了十年就廢止了。他批評「七.四制」是李健熙沒有考慮到現實狀況下,最失敗的改革之一。

財閥壯大 小百姓苦哈哈三星的成功,以及在海外市場揚眉吐氣,讓韓國人民深感驕傲。然而,以三星為首的韓國大財閥成功背後,到底對社會帶來多少實質益處以及副作用?首爾大學社會系教授張慶燮提供了一個發人深省的觀點。

張慶燮指出,九七年亞洲金融風暴雖給韓國經濟帶來嚴重危機,但同時也是大財閥脫胎換骨的轉捩點。韓國政府接受國際貨幣基金︵IMF︶金援後,在極短的時間內實施開放外資的改革。

九七年前,單一外資最多僅能持有韓國企業股權七%,所有外資的持股上限則是二六%,IMF金援後,外資投資韓國企業上限取消,而當時韓國股價極為便宜,外資大舉進入韓國股市,外資持股比率快速躥升。

張慶燮以三星電子為例,如果加上不能投票的特別股,外資對三星電子持股比重達六○%,但事實上,持有三星電子的韓國國內法人(投信及壽險公司),外資參股也相當高,若把這部分加上去,外資直接與間接對三星電子持股比重,將逼近八○%。張慶燮說:「從股權角度,三星電子基本上已是外國公司,過去十幾年來,三星的壯大成長,也反映在市值迅猛地增加上。顯然,這個好處主要是外國投資人享受到了!」張慶燮進一步分析,近幾年來,在三星與現代等出口導向的大財閥壓力下,韓元巨幅貶值,是導致韓國物價節節升高的最大元凶(在首爾市的星巴克喝一杯大杯拿鐵,約需新台幣一八○元,是台北市的一.七倍)。

張慶燮說:「能在三星或現代上班,固然可享高薪,但別忘了,韓國中小企業仍雇用了近八○%的勞動力,在大企業上班相對是少數,但大企業的擴張如八爪章魚伸進各領域。相對之下,中小企業生存空間日益艱困!」「韓國所得呈兩極化,大企業員工吃香喝辣,受雇於中小企業的則苦哈哈!」金勇澈說:「人民對三星這種大財閥不滿聲浪日益升高,但財閥與政治勾結太深了,完全無法對政府抱什麼改革期望。」「只有寄望民眾能認清事實,不能再放任大財閥恣意地把觸角伸進更多領域, 否則大多數人民的日子將愈來愈難過。」

李健熙重大司法爭議簿

1996因行賄總統盧泰愚遭起訴,判緩刑兩年,但隔年即遭豁免。

2000愛寶樂園以僅市價的九%價格,發行可轉債供李健熙兒女認購。遭四十三名法學學者集體控訴李逃稅及不當繼承。但李與子女皆無罪,愛寶樂園兩位專業經理人被判刑。

2008涉逃稅一一○○億韓元,以及瀆職與背信被檢察官起訴。

2009獲前總統李明博特赦,特赦理由是需要藉李健熙之力舉辦二○一八年冬季奧運。

2012兄姊控告李健熙侵占父親李秉拃留給其他子女的遺產,法院判李健熙勝訴。

企業大不大,韓國大學畢業新鮮人起薪差很多大企業員工1000人以上入社第一年平均月薪76800元中企業員工300 1000人之間入社第一年平均月薪65800元小企業員工300人以下入社第一年平均月薪59000元

單位:新台幣

資料來源:Korea Employers-Federation 2012年調查,薪資含紅利與獎金韓國上班族把工作看得比生命重要到韓國採訪時,在首爾市政府附近剛好遇到有人在示威抗議。趨前了解,原來是韓國雙龍汽車於二○○九年時將一條汽車生產線移往中國上海,裁員國內三千名員工所引起的。

三十九歲的高東岷也在抗議之列,他原本是雙龍汽車生產線組裝員。雙龍裁員時,他與許多同事不願接受資遣條件,選擇走上抗議之路。高東岷說,○九年迄今,被裁的三千名員工已有十一人自殺身亡,三十幾人得重度憂鬱症。至於他則是已經投遞了數百封履歷仍無法找到工作。「這三年多來,老本花完了,只有靠著賣房子的錢來過生活,抗議時,民眾也會捐錢,作為員工生活基金。」首爾大學社會系教授張慶燮說,許多韓國人把工作看得比生命還重要,如果丟了工作,叫他們去屈就職位更低或更低薪的工作很困難,叫他們去創業或擺路邊攤更難上加難。韓國失業率為三.八%,在OECD(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國家屬偏低水準,也比台灣低,但「如果把放棄找工作的人算進去的話,狀況可能就很不一樣了!」張慶燮說。

首爾市的晚上十一點多了,許多辦公大廈仍燈火通明,據向當地民眾詢問,幾乎都是加班族還在挑燈夜戰,韓國上班族的拚勁的確值得台灣效法。不過,在生命的韌性與生活的幸福感上,台灣應該遠遠超過韓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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