醞釀已久的徵地制度改革終於在今年年初加速。三四月間，國土資源部和業內專家的各種內部研討會緊鑼密鼓，由國務院法制辦牽頭、國土資源部參與制定的徵地制度改革方案在加緊推敲。
改革方案將體現在兩份法律法規中。其一是計劃在今年6月公開徵求意見的《土地管理法》修正案，這也是當前徵地制度改革的基礎性工作；其二是擬在 修法基礎上出台的《集體土地徵收條例》（下稱《條例》）。距《土地管理法》修正案公開徵求意見的時間越來越近，有關的意見磨合已進入倒計時。
所謂徵地，是指國家為了公共利益強制性將土地收歸國有。但在中國，實際操作中幾乎所有的建設項目都可以辦理土地的徵收。現有法律框架下，中國土 地分為農村集體土地和城市國有土地兩種性質，由於農村集體土地不能買賣、也不能進行非農建設，因此只要強制性將農村集體土地變為國有土地，各地政府即有權 將其在國有土地市場交易，用於各種非農建設，獲取高額地價收入。隨著建設用地需求增加，農民抵制徵地產生的衝突日益升級。
與此有關，徵地制度改革總體涉及三大方面：一是明確徵地範圍，二是提高徵地補償水平，三是完善徵地程序。其中，徵地範圍和徵地程序將由《條例》作出具體規定，《土地管理法》修訂則著重於徵地補償標準的重新界定。
今年「兩會」期間，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已傳達出要求改革提速之意。為促改革方案早日出台，原擔任國家土地副總督察的甘藏春年初調任為國務院法制辦 副主任。他強調，由於徵地範圍的明確界定有一定難度，而目前徵地衝突的源頭均與補償不到位有關，因此「中國目前完善徵地制度的重點，主要應該放在對被徵地 農民的補償安置上，這恐怕更符合中國國情。」
徵地範圍爭議暫擱置
事實上，業內公認徵地範圍的縮小是徵地制度改革的核心問題，但由於爭議激烈難決，《土地管理法》的修訂暫不涉及於此。
對於徵地用途，現有《土地管理法》已規定了明確原則，即國家可出於「公共利益的需要」徵地，這本身並無不妥。但在具體操作中，現有法律法規仍缺乏對「公益性用地」的清晰界定，也沒有明確的認定方式和程序。
早在近十年前，隨著徵地矛盾增加，徵地制度改革已提上議事日程。當時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農村部研究員劉守英便提出，應縮小徵地範圍，僅有真正公益性用途的土地可通過徵地獲得，經營性用地應通過市場交易獲得，農民合理補償由此便可通過市場議價實現。
2008年召開的中共十七屆三中全會明確將「縮小徵地範圍」作為改革目標，但同時強調「逐步」實現，徵地限於公益性項目。會議提出，「城市規劃圈外的非公益性項目」允許農民以集體土地「參與開發經營」，並「逐步建立城鄉統一的建設用地市場」。
由此，政策上認可了徵地範圍的縮小，但界限是城市的規劃圈，即城市規劃圈內的非公益性土地仍可通過徵地獲得。《土地管理法》的相關修訂也提上日 程。對此，劉守英等學者則表示，還應進一步打破「圈內」「圈外」的約束，將「圈內」徵地範圍縮小為「公益性用地」，在城市規劃圈內探索集體建設土地不經徵 用直接入市。土地管理部門應列出「公共利益徵地的否定式目錄」，凡是列入該否定性目錄的項目，一律不得徵地。
是否且如何以立法形式體現上述思路，成為《土地管理法》修法的一大爭議點。在傾向穩妥推進改革的學者看來，改革很難一步到位，徵地範圍只能逐步 縮小。中國土地勘測規劃院規劃所所長張曉玲曾多次參與修法的討論。她分析，若城市規劃圈內的非公益性項目也不能徵地，會增加地方政府的徵地成本，也會影響 政府主導的城鎮化進程，地方政府會是最大的反對力量。
據財新記者瞭解，國土資源部曾委託中國土地勘測規劃院起草一份公益性用地目錄來配合《土地管理法》修改，但2009年的修法方案因爭議太大被打回重修，該目錄並沒有出爐。
因此在此輪徵地制度改革方案設計中，立法者採取折衷之道。據財新記者瞭解，徵地範圍不列入《土地管理法》修訂內容，而是由下位的《條例》來約 定，這也有加速改革方案出台之意。具體可徵地範圍則參照此前出台的《國有土地上房屋徵收與補償條例》，但考慮到徵地制度更為複雜，內容會有微調。
按2011年初出台的《國有土地上房屋徵收與補償條例》，出於國家安全、促進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等「公共利益的需要」，實行徵收制度的範圍有六 條規定，包括「國防和外交」「能源、交通、水利等基礎設施建設」「科技、教育、文化、衛生、體育、環境和資源保護、防災減災、文物保護、社會福利、市政公 用等公共事業」「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設」「舊城區改造」以及「法律、行政法規規定的其他公共利益」等。其中，後兩類因執行彈性較大，成為方案研討過程中爭議 最大之處。
中國社科院農村發展研究所研究員王小映分析，將舊城改造納入徵地範圍，意味著在地方政府主導的城市化中，經濟建設項目也可以徵地，這是妥協的結果。一些堅持方案應一步到位的學者則表態說，目前距離理想的「徵地範圍」仍有差距，但徵地範圍已經有所縮小，畢竟有進步。
據財新記者瞭解，按照立法者的設想，目前的經濟發展階段，政府仍需要徵地來推動城市化發展，因此公益性用地的範圍暫不做過於嚴格的約定。但這一概念將隨著發展階段進行調整，徵地範圍會逐漸縮小，待城市化完成時，再縮小為單純「公益性」項目才能徵地。
補償標準如何提高
按照決策者的思路，目前改革的重點應集中於如何提高徵地補償。據財新記者瞭解，《土地管理法》的修訂將主要針對有關徵地補償的第47條展開，改革思路將體現在最終的修正案之中。
據財新記者瞭解，此次修法仍沿襲現有補償原則，按照被徵收土地的原用途給予補償，即按照集體土地的農用地價值來確定補償標準，但標準會有所提高。這具體又包含兩條新原則，一是拓寬補償安置方式，二是保障被徵地農民居住水平有改善。
按現行《土地管理法》第47條規定，徵地補償費用包括「土地補償費、安置補助費以及地上附著物和青苗的補償費」三大塊，其中土地補償費和安置補助費均按照耕地徵收前三年平均年產值的倍數計算，房屋作為地上附著物和青苗的補償標準，由省級政府規定。
補償辦法具體的標準由地方制定，這為地方壓縮徵地補償提供了空間。在北京、海南陵水等地，地方政府也嘗試將徵地補償多元化，拓寬補償渠道，但在全國層面，補償偏低而不能被農民接受，由此導致的衝突仍是普遍現象。
提高補償標準成為改革的共識，但如何補償一直見仁見智。北京大學教授張千帆就認為，土地補償應該按照徵地後使用用途補償，至少應該按照徵地后土地價值的50%分享給農民。
但王小映對此並不贊同。他說，土地被徵收後的增值收益，很大程度上與土地規劃有關，按徵地後用途進行補償，一塊地被規劃為住宅、工業或綠地，會 帶來完全不同的收益，按規劃用途補償對失地農民也不公平。他認為應該按照原用途進行「同地同價」的公正補償，補償應當包括經濟社會發展、政府公共投資和土 地稀缺引起的普遍而又普惠性的土地增值。現在的問題是農地價值被低估，補償很少考慮與土地區位有關的普遍性土地增值，導致補償不該歸公的一部分土地增值在 徵收過程中也歸公了。
據財新記者瞭解，雖然目前立法者仍傾向於按照原用途補償，但相比以往將土地作為資源計算補償，改革方案中的補償標準會更強調土地的財產性，突出補償的長期性。
在立法者看來，徵地補償是對土地財產市場價值的補償，安置是對失地農民的工資性補償，兩者意義不同。改革將拓寬補償安置方式，改變一次性貨幣安置為主的模式，原本折合在一起的補償和安置區別開來。
具體而言，耕地補償不再按以往的土地產值為標準計算，而是傾向於按照區片綜合農地價格，根據土地的區位、等級、產值等進行綜合性估值計算補償；安置則因地制宜選擇「安置留地、入股」等多元化方式；此外，將就業與城鎮就業體系相銜接，改變以往農民失地便失業的困境。
補償標準裡最惹眼的變化，是不再將房屋簡單作為「地上附著物」給予有限的補償，而是作為失地農民財產評估其價值。財新記者瞭解，目前的思路是， 保障被徵地農民居住水平有改善，對農民房屋拆遷單獨給予補償，重新分配宅基地的採取房屋重置價安置，不再分配宅基地的按當地城鎮居民的居住水平安置，保障 農民能按照當地城鎮居民的居住水平購買住房。
多位學者對財新記者分析，因為《物權法》已經明確宅基地是用益物權，是村民的財產權利，因此方案側重對農民財產權利的補償。
程序瓶頸
理想的徵地制度改革方案，在縮小徵地範圍的同時，還應「開放集體建設用地市場」。如果集體土地可以上市流轉，真正實現城鄉土地「同地同價同權」，有助於徵地範圍進一步收窄。但據財新記者瞭解，目前方案並未涉及集體建設用地流轉的內容。
財新記者瞭解到，國土資源部有一份調查稱，在現有土地流轉實踐中，農民和用地單位談判中並不佔優勢，農民得到的補償並沒有比徵地補償高。因此立法者暫時仍會將「農地入市」規模限制在目前少數的試點範圍內。
王小映則認為，應逐步縮小徵地範圍、開放農村集體建設用地市場，總的方向，最終要允許合法合規的宅基地入市。目前，宅基地作為用益物權，其流轉 受到嚴格限制。他指出，徵地範圍明確劃定後，範圍之外符合條件的集體建設用地就可通過流轉方式入市，為此，政府還需出台集體建設用地流轉管理辦法或條例予 以規範。
一位接近國土資源部人士分析，雖然中共十七屆三中全會規定城市規劃圈外非公益性項目土地可直接入市，但實際上圈外主要是國家重大工程的單獨選址項目，公益性和非公益性很難界定，因此也難界定圈外土地可流轉的對象。
基於此，法律界曾寄希望通過完善徵收程序，引入「公共利益認證機制」，鼓勵農民參與決定是否屬於「公共利益」用地。但目前程序上的優化側重於保障被徵地農民對補償方案的知情權和參與權。
按照現行《土地管理法》規定的程序，國家徵地方案僅在獲批後對當地農民「兩公告一登記」，即依照法定程序批准後，由縣級以上地方政府公告後，被 徵收土地農民在公告規定期限內，辦理徵地補償登記；徵地補償安置方案確定後，地方政府再公告，聽取被徵地的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和農民的意見。
針對地方反映徵地手續繁瑣、效率低等問題，「兩公告一登記」可能調整為「一公告一登記」。被徵地農民在補償標準公開後，可以參與提出不同意見， 增加知情權和參與權。對補償不滿意，可以申請仲裁，協調不成功的可起訴，增加了權利救濟的渠道。然而，農民的訴訟行為只能針對徵地補償發起，對於徵地本身 並不可訴。
長期代理土地案件的北京市才良律師事務所律師王令分析，按《土地管理法》，土地徵收審批權歸中央和省級政府，但《行政訴訟法》規定，對國務院各 部門或者省級政府所作的具體行政行為提起訴訟的案件，屬中級法院管理。由於徵地涉及群體範圍廣、情況複雜，加之現行管理體制，法院面臨省級政府壓力，對徵 地行為的訴訟基本不受理。
據財新記者瞭解，完善徵地程序的呼聲在學界其實十分強烈。中國政法大學教授王衛國指出，對於土地是否屬於公益性用地，是否能徵地，必須讓農民參 與決策。不少法律學者均強調，應當將法院裁決的受理範圍擴大，不僅僅限於補償和安置問題，對聽證、公告、徵地實施等程序的異議，都應當可以提交裁決機構解 決。對裁決機構作出的裁決不服，可以提起行政訴訟。更為重要的是，徵地爭議不解決，徵地就不能實施；裁決不是前置程序，當事人可以選擇裁決或者訴訟；最終 由法院對徵地爭議作出判決，這三點重要內容必須在法律中予以明確。
問題是，在方案更傾向提高農民補償的前提下，能否在程序上開放農民對於徵地本身的質疑，農民是否有恰當的渠道質疑徵地行為的合法性，目前仍懸而未決。
編者按：
二十年前，溫州曾經是金融改革的先行者，後來卻因為害怕風險裹足不前，改革停滯甚至倒退。此後，溫州在全民借貸的畸形之路上越陷越深，最終在去年引爆信貸危機。
危機催生了新的改革。3月底，國務院批准溫州進行金融綜合改革試驗。
無論對民間金融，還是中國經濟來說，這都是一次不容錯失的機會—— 「溫州悖論」長久地困擾著中國經濟：一邊是有錢無處投，一邊是有項目缺錢。打通民間資本與實體經濟之間的血脈通道，成為改革的重中之重。
至於如何改革，坊間關於「頂層設計」與「基層設計」的爭辯尚未有結果。也許，中國的改革從來沒有劇本，更值得期待的是演員的表現。
已過花甲的楊嘉興現在最大的夢想，就是重拾舊業：1986年，他開辦了新中國第一家股份制私營銀行——溫州鹿城城市信用社。
次年，大洋彼岸的《紐約時報》撰文點評：「在溫州，中國國營銀行的壟斷地位被打破。」
然而，此後十餘年，現實卻指向了相反的方向——民間金融創新卻停滯不前。
1995年，在得知溫州43傢俬營的城市信用社和金融服務社要被國有金融資本「收編」之際，安全經營了10年的楊嘉興全身而退。自此，他一直密切關注國家的相關金融政策，試圖東山再起。
之後，中央出台了若干政策鼓勵民間資本進入金融領域——包括2005年的「非公經濟36條」、2010年的「新非公經濟36條」，以及2008年的小額貸款公司放開，然而楊嘉興卻只收穫了一次又一次的失望。
終於，2012年3月28日，他等來了這輩子最大或許也是最後的一次機會。當日，國務院常務會議批准實施《浙江省溫州市金融綜合改革試驗區總體方案》。
這也讓楊重燃「民營銀行家」的夢想。在4月13日溫州當地的一個關於金融改革的公開論壇上，他忘情高呼，「我們這批人再次向金融機構進軍的時間到了！」
第二條，破局的「試金石」
在國務院交給溫州綜合金融改革的十二項任務中，最重要的就是第二條，那就是，能不能成立真正意義上的「民營銀行」。
在3月28日這一天，總理溫家寶主持召開國務院常務會議，決定設立溫州市金融綜合改革試驗區。幾天後，溫家寶在福建調研時指出，打破金融壟斷，「中央已經統一了思想」。
「我這裡坦率地講，我們銀行獲得利潤太容易了。為什麼呢？就是少數幾大銀行處於壟斷地位。現在所以解決民營資本進入金融，根本來講，還是要打破壟斷。」溫家寶在調研中說。
中國現有國有銀行壟斷的金融體系偏向大型國有企業，中小企業一直備受融資難的困擾，尤其這兩年隨著央行緊縮銀根，中小企業貸款變得更難。催生民營銀行對改善整個壟斷失衡的金融系統有著不可替代的意義。因此，本次溫州金融改革被外界貼上了打破金融壟斷的標籤。
然而，備受期待的利率市場化、民營銀行試點兩項內容，在《總體方案》中被淡化，這也令一些市場改革派人士有些失望。
儘管民營銀行的提法被弱化，但《總體方案》還是發出了積極信號——政策層面肯定了民間資本可發起新型金融組織。
輿論普遍認為，在國務院交給溫州綜合金融改革的十二項任務中，最重要的就是第二條，那就是，能不能成立真正意義上的「民營銀行」。
溫州本地一位不願具名的企業家和投資家把中國當下的股份制商業銀行統稱為「偽民營銀行」——儘管民營資本佔大股，但行長任免是由政府部門而不是股東決定。
社會各界簡直是拿著放大鏡、「字斟句酌」地在研究第二條的這兩句話，即「鼓勵和支持民間資金參與地方金融機構改革，依法發起設立或參股村鎮銀行、貸款公司、農村資金互助社等新型金融組織。符合條件的小額貸款公司可改製為村鎮銀行」。
楊嘉興的希望也就在這條。如果這條意味著民間資本，包括像楊這樣的自然人，可以作為主發起人設立村鎮銀行——不僅投資主體是民資，而且也是由民資自己而非國有的金融機構來管理，那麼楊的夢想就有望實現。
「只要銀行不參股，是大是小、什麼名稱都沒有關係，哪怕再小搞個金融服務社都行。」楊嘉興說。他只希望能有個國家承認的名分去做26年前他就已經在做的業務：做大銀行不願意做的個體戶和小微企業貸款。
實施細則的出台和落實，也讓楊嘉興在內的溫州民間金融人士翹首以待。尤其是第二條的實施細則，被廣泛看成是溫州這次聲勢浩大的金融綜合改革試驗是創新還是守舊，是前進還是倒退的「試金石」。
失落的十年
因為害怕風險而裹足不前，導致溫州的金融改革因噎廢食，此後十年時間裡，溫州在全民借貸的路上深陷泥沼，並最終引爆了大規模的高利貸危機，這也成為溫州金改「失落的十年」。
事實上，這並不是溫州第一次成為金融改革試驗區。
早在改革氛圍濃厚的1980年代，溫州就是金融改革的先行者。
1984年，溫州誕生了第一傢俬人錢莊，1986年誕生第一家民營股份制城市信用社。隨後，幾十家類似金融機構誕生。這些機構，基本上都執行著市場化的利率。
當時，溫州當地官員頂著各種壓力，極其支持這些改革，溫州民間金融得以迎來一個發展的黃金年代。不過，發展的過程魚龍混雜，也缺乏監管，「台會」由此盛行，並一度造成一場金融秩序的大混亂，甚至多次鬧出人命。
那場混亂與隨後的大整頓，讓許多人都心有餘悸。溫州金融改革的步子，由此慢了下來，即使是後來央行批准溫州成為金融改革綜合試驗區，結果也是不了了之。
2002年，時任央行行長戴相龍批准溫州成為當時中國惟一的金融改革綜合試驗區，其內容比本次改革還要超前：不僅提出了這次改革沒有提及的利率市場化，還明確提出允許民間資本成立民營銀行等內容。
央行行長戴相龍當年在溫州調研後，曾公開表態：「溫州市場經濟活躍，發展富有活力，在此實行某些金融改革最有基礎和條件。」
當時的改革框架是：要把吸引民營資本改造股份制商業銀行這面旗幟樹立起來，吸引民資改造中小銀行，比如溫州城市商業銀行這家地方性商業銀行可以吸納 民間資本再擴股；要加快農信社改革，吸引民間資金、更多農民入股，有條件的農村信用社比如樂清、瑞安農信社可以組建農村商業銀行；此外進行利率改革、建立 小型投資公司、成立擔保公司等等。
2002年，溫州本地一批有實力的民營企業家，就在戴相龍調研中表達了設立民營銀行的意願，這些溫州民間資本甚至籌集了10億，還從四大行挖了個行長，為籌建民營銀行積極厲兵秣馬，但銀監會對此事始終未作批覆，後來也就不了了之。
在戴相龍溫州調研前後，關於民營銀行的爭論已經波瀾四起。反對的聲音認為，溫州在1990年代初期就出現過亂集資、亂批金融機構、亂從事金融業務的 「金融三亂」，最多時整個溫州有200多家基金會、170多家城市信用社，溫州民間資本也活躍在這些金融機構之間，儘管這些機構都限制民資的進入，但不少 民營資本設法戴上集體帽子，從而成為實際的出資人。
由此滋生的問題是，一些機構一開始就把它當作圈錢的地方，出資人另外辦企業並源源不斷地向自己的企業貸款，這樣形成的壞賬數額驚人。
這種野蠻成長的結果，一度造成金融混亂的慘痛局面。到了1999年，溫州不得不對225家農村合作基金會、民融資金服務部以及農村金融服務社進行清理整頓。而在此之前，溫州已於1998年對57家城信社進行了清理整頓。溫州也就被視為民間金融領域的「罪魁禍首」。
2005年，溫州市銀監分局和溫州市體改委聯合完成的一項研究課題認為，「在當前的形勢和經濟、金融環境下，設立民營銀行時機尚未成熟」，民營銀行「不可能解決中小企業融資難的問題」。
這場改革於是無疾而終。事隔10年，溫州再次來到幾乎同一起跑線上，只是現在，曾經在金融創新領域一騎絕塵的溫州已遠遠落後：溫州沒有如北京中關村 和上海張江高科技園區那樣的新三板市場（即OTC市場，非上市公司股權場外交易市場），溫州沒有本地的信託基金，私募股權投資基金也屈指可數，而且幾乎都 沒有投本地企業。
即使在溫州人曾經領先的為中小企業服務的民營銀行方面，台州、寧波等城市都已後來居上。「他們都是在學我們呢。」在1984年就創建了新中國第一個 私人錢莊的方培林羨慕嫉妒恨。而溫州自從上世紀90年代收編了私營的股份制城市信用社後，就再也沒有出現過官方承認的民營銀行。
因為害怕風險而裹足不前，導致溫州的金融改革因噎廢食，此後十年時間裡，溫州在全民借貸的路上越陷越深，並最終引爆了大規模的高利貸危機，這也成溫州金改「失落的十年」。
「高利貸危機」倒逼改革
「如果中央不馬上批准在溫州改革，讓民間資金搞活，溫州會死定的。」楊嘉興說。
外界普遍認為，2011年下半年溫州爆發的民間借貸危機，直接促成了這次國家層面的金融改革試驗區落地溫州。
然而事實上，早在2010年，剛剛履新的溫州市委書記陳德榮在察覺到了溫州的高利貸問題後，很快就決定以此為契機推動一場金融改革。
時任浙江大學社會科學學部主任的史晉川就是當時為溫州市委撰寫改革方案的學者之一。2011年清明節後，史晉川任組長的浙江大學課題組完成了《溫州地方金融改革創新研究報告》。正是這份報告，成為日後溫州上報國務院「綜改方案」的藍本。
溫州方面將報告整合成一份「溫州地方金融改革創新試點」方案向上申報。據史透露，當時溫州市委領導帶著方案「跑省裡跑北京」，卻「到處碰軟釘子」。
直到2011年下半年危機浮出水面，震驚全國。2011年10月4日，溫家寶總理視察溫州後，金融綜合改革試驗區方案才駛入了申報快車道。
不過，儘管自2011年下半年以來國家出台了多項緩解溫州中小企業貸款難問題的舉措，但溫州的民間信貸危機還遠未結束。
記者從多方消息源證實，由於支撐溫州民間信用的擔保體系崩塌，溫州民間信貸已基本「冬眠」，無論銀行還是小額貸款公司等非銀行金融機構現在都非常「惜貸」，跑路潮仍在繼續——據多方消息，2012年1-3月，溫州又跑了六十多人，因信貸壓力而自殺的事件仍不斷見諸報端。
而接下來的4-6月，隨著新一輪還貸高峰的來臨，危機或許還會升級。「接下來跑路的或許就是銀行行長了。」溫州中小企業協會會長周德文對南方週末記者說。
溫州銀監局的資料顯示，2012年2月末溫州銀行業不良貸款率為1.74%，已經8個月呈現上升態勢，比2011年6月末最低時的0.37%飆漲了370.27%，達到了十年來的歷史高位。其中，一家國有大行溫州分行的不良貸款達到20.9億元，居各家銀行之首。
伴隨持續不斷的跑路潮，溫州的民間信用已瀕臨崩潰，一個電話就能籌資幾百萬上千萬的日子已經過去。業內人士稱，現在溫州的銀行一聽到「永強」（溫州民間信貸危機的重災區之一）就怕，而全國的銀行一聽到「溫州」就怕。
「現在外地商家一聽到是溫州的，都要求先交錢再發貨。」一位溫州本地企業家說。
「這種信用危機，幾年都恢復不了。」新中國第一家「私人錢莊」——溫州蒼南縣「方興錢莊」的創始人方培林說。
當銀行和民間資金同時擰緊水龍頭，人工、能源等成本仍在上漲之際，更讓溫州中小企業雪上加霜的是，2012年開始出現罕見的「訂單荒」。
據溫州海關數據統計，2012年2月溫州外貿出口5.14億美元，同比減少30.87%，環比減少更高達72.05%。其中受歐債危機影響，對歐盟貿易額為1.5億美元，同比減少44.35%。
按產業分的話，溫州典型產業鞋靴、服裝、通斷保護電路裝置、眼鏡及閥門2月的出口金額，分別同比下降為40.17%、47.86%、24.44%、51.13%和27.51%。
溫州鞋業協會會長謝榕芳告訴南方週末記者，溫州鞋業出口第一季度高達15.3%的下降幅度，為「歷年來所沒有的現象」。
「溫州經濟正遭遇幾十年未遇的困境。」鹿城一家小額信貸公司不願透露姓名的總經理說。
溫州佑利控股集團董事長胡旭蒼，也是溫州第一傢俬募股權基金的創始人，更是極端悲觀，隨著未來兩個月還債高峰的到來，如果銀根再不放鬆，「溫州民營企業可能全死光」。
正是在這樣的大背景下，溫州人對「金融綜合改革試驗區」能以前所未有的僅5個月的速度獲批給予了「民間」解讀。「如果中央不馬上批准在溫州改革，讓民間資金搞活，溫州會死定的。」楊嘉興說。
打通中小企業的融資渠道
如何打通約8000億民間資金和實體經濟之間的通道，正是溫州這次金融改革的著力點。
3月28日，當溫州成立國家級金融綜合改革試驗區的消息一傳開，溫州中小企業協會會長周德文的辦公室立馬車水馬龍。找他的人基本可分為兩類，一類是 陷入生存危機的企業家們，前來諮詢這場改革能否以及如何幫助他們走出困局？另一類是手握大量現金的企業家，他們關心的問題則是：他們能做什麼。
這恰好就是溫州悖論的集中寫照：民間仍然有很多的錢卻沒地方投，而本地中小微企業又嗷嗷待哺。如何打通約8000億民間資金和實體經濟之間的通道，正是溫州這次金融改革的著力點。
「改革主要是建機制。」溫州金融辦主任張震宇說。
鏈接
溫州市委書記陳德榮在《溫州金融改革再出發——對溫州金融風波的認識及推進改革思路》中提出的金融改革建議：
一是對融資性擔保公司、小額貸款公司、農村資金互助社等民間金融機構，取消計劃審批制，實行登記備案制；
二是放寬小額貸款公司、村鎮銀行發起人的資格限制，向合格的自然人投資者開放；
三是在溫州的地方法人金融機構中開展利率市場化改革試點；
四是在溫州試點建立OTC（場外交易市場或櫃檯交易市場）。
這個機制，在浙大的史晉川看來，就是構建一個與溫州民營經濟發展相適應的地方金融體系，即小微企業可以通過向小額貸款公司、村鎮銀行、農村信用社等 地方金融機構貸款（間接融資），而當企業要轉型升級、融資數額大增的時候，則可以通過私募股權基金以及非上市公司的場外股權交易等方式進行直接融資。
2011年溫州跑路潮中最典型的案例——溫州「眼鏡大王」胡福林就是倒在了融資問題上。
2008年4萬億時代中，銀行行長們追著胡福林貸款，鼓勵他投新興產業。胡福林於是選擇了資本密集型的光伏太陽能。然而2009年年底，銀根開始收緊，胡買設備的錢已經支付，可設備還沒有到位。無奈之下，他籌借了高達5億的民間高利貸。
「實際上他的融資方式不恰當，不太適合銀行貸款，尤其是絕對不適合用銀行的短期貸款。」史晉川說，「最好是股權融資，因為這種投資不是說一年兩年就能收回來的。」
私募股權投資（PE）就是一種對非上市企業進行投資，在企業上市後通過出售股權等方式套現退出的一種投資行為，通常需要經歷若干年的投資週期。
「直接融資的問題，也就是地方資本市場發展，是我們這次改革的重中之重。」溫州金融辦的張震宇說。
頂層設計VS基層設計
周德文更是直言，現在就要看溫州地方官敢不敢把「烏紗帽放在桌上」。
與外界對溫州金融綜合改革試驗普遍歡飲鼓舞不同的是，溫州本地對這個消息的反應頗為複雜。
感到振奮的人如溫州中小企業的代言人周德文。2011年溫家寶總理溫州調研期間，周專門向總理建言溫州試點金融改革並得到總理首肯。他告訴絡繹不絕地前來打聽投資機會的會員企業家們，這次，民間資本「可以堂而皇之地進入金融領域」。
悲觀的也大有人在。在方培林看來，這次改革如果不是倒退（因為上世紀80年代溫州就已經大量存在真正意義上的民營銀行，並實際上執行市場化利率），也至少是在原地踏步。
「不管改不改，這12條其實溫州都在做。」他說，「這就好比兩人結了婚，孩子也大了，現在你來發個結婚證。」
一位不願具名的溫州投資家更是從這12條中讀出了「決策層沒有人想真正打破金融壟斷」。他說，除非誕生真正的民營銀行，否則，「在溫州辦幾家小貸公司就能打破金融壟斷？在這12條裡我看不出一絲曙光！」
相比樂觀和悲觀，持觀望和審慎樂觀的人似乎更多。
溫州經濟研究者、前溫州市政策研究室主任馬津龍告訴南方週末記者，儘管國務院的「12條」措辭模糊，但正好給地方提供了「想像空間」。改革能不能成 功，關鍵看地方政府能不能以積極、主動的改革態度落實細則。「上世紀80年代溫州私營銀行誕生的草莽年代，連個影子文件都沒有！」
評論者馬光遠也持相同觀點。他說，「中國的改革沒有劇本，我更期待的是我們的溫州『演員』。」
周德文更是直言，現在就要看溫州地方官敢不敢把「烏紗帽放在桌上」。
4月9-10日，央行行長周小川到溫州調研。根據公開報導，他的發言未有提及「打破金融壟斷」，而是強調改革要立足溫州實際，解決溫州當前經濟金融運行中存在的「兩多兩難」（民間資金多投資難，中小企業多融資難）的突出問題。
不過他對溫州說，改革「允許試錯」。面對「尚方寶劍」，溫州負責金改的一位官員在近期的一檔財經節目中則表示，對他而言，這次改革「只許成功，不許失敗」。
溫州本地學者擔心，在這種思想指導下，地方政府可能會趨於保守，事事請示，層層報告。
「中央是允許你試錯，但一旦錯了，你的官是升不了了。」溫州本地一位熟悉官場的企業家對南方週末記者說。
至少，目前在如何闡釋最關鍵的第二條，即能否誕生真正的「民營銀行」，溫州地方官員尚不能確定。
溫州金融辦主任張震宇明確地告訴南方週末記者，到底民間資本能不能取代之前的銀行業金融機構，成為村鎮銀行的主發起人，溫州目前由明星企業作為主發起人的小額貸款公司能不能直接轉製為村鎮銀行（這意味著同時保留對村鎮銀行的自主經營權），審批權在「銀監會」。
而12條中的「推動更多企業尤其是小微企業通過債券市場融資」，是另一個溫州向國家爭取的改革領域，審批權則在證監會。張震宇指出，溫州希望私募債的價格能定在小額貸款公司（最高為銀行基準利率的4倍）和銀行貸款利率之間，「我們現在跟證監會在討論」。
不過，就在溫州金改獲批前不久，溫州市委書記陳德榮在一篇文章中透露的改革思路，尺度極大，令人期待。
在2012年3月1日出版的《中國改革》上，溫州市委書記陳德榮撰寫了《溫州金融改革再出發——對溫州金融風波的認識及推進改革思路》。在這篇文章中，他指出，溫州要立足長遠，本著更加積極主動的態度，更大力度地推進金融改革。
文中所提的4條建議，前兩條內容意味著溫州將完全放開本地的非銀行類金融機構的准入，村鎮銀行不僅要成為民資自主管理的民營銀行，而且主發起人可以不再是企業，而是合格的自然人。
這些建議，除了利率市場化以外，都可置於措辭模糊的「12條」之內。現在人們最為期待的是，這些建議能出現在溫州即將出台的改革細則中。
地下民間借貸「陽光化」
作為放貸方的個人，害怕露富，特別是公務員和官員。作為借貸方的中小微企業，如果要來這裡登記借款，也相當於把企業的財務狀況曝光。
溫州幾乎全民放貸，民間借貸規模大約有1000億。如何讓這筆龐大資金從地下走到地上，納入規範化管理，亦是這次金改的重點。
就在溫州金融綜合改革試驗區獲批的第二天，一家全新的公司——民間借貸登記服務有限公司註冊成立。正是這家由14家法人、8個自然人投資設立的公司，被賦予了「讓溫州地下借貸陽光化」的重任。
不過，公司開業的時間一拖再拖，其原因據說是因為投資人和政府並沒有完全想好這個東西具體該怎麼做。
首先遭遇的就是法律困境。由於旨在讓地下錢莊陽光化的《放貸人條例》總是難產，在現有的法律框架下，能向企業貸款的就只有銀行等金融機構，企業如果向個人融資就是違法。中國因為非法集資被司法處置的案例從未斷過。
當然，既然民間借貸登記服務有限公司已經完成註冊，那麼企業向個人融資的行為就應該是得到有關方面默許的。
但是，真正要讓借貸雙方都有動力來這裡登記，尚有許多難題。
作為放貸方的個人，害怕露富，特別是公務員和官員。而且一旦有利息收入，根據國家法律還要繳納高達20%的個人所得稅。而原來民間借貸因為是地下，所以沒有納稅。
而作為借貸方的中小微企業如果要來這裡登記借款，也相當於把企業的財務狀況曝光。現在溫州很多出現財務危機的中小企業，即使政府有資助資金都不敢 用，就怕被銀行知道，列為「關注」對象，斷了今後從銀行貸款的路。而且如果出現還貸逾期或者不還，不僅下調信用評級，企業還要面臨司法訴訟。
「如果沒有給放貸人保障，沒有給借款人貼息，我幹嘛來這裡登記，不嫌麻煩嗎？」方培林反問道。
企業一旦開張後，還將面臨一個很大的挑戰，即如何平衡一家民營企業的逐利衝動和承擔民間信貸「陽光化」重任這個准公益組織之間的矛盾。
一位知情人士告訴南方週末記者，民間借貸登記服務中心本來是政府要辦，但專家討論的結果是，如果政府辦，「完全不可能辦起來的」。
「因為一旦政府直接介入，就面臨借貸雙方需要繳稅的問題。」該人士說，「另外，政府擔心一旦有借款不還的情況，出資人會找政府算賬。但其實投資總是存在風險的」。
所以溫州政府後來決定讓民間來辦，並讓鹿城區明星企業開元集團牽頭。
民間借貸登記服務中心負責人徐智潛說，當前登記中心的運營費用是依靠向入場中介機構收取租賃費。「現階段，登記中心是不以盈利為目的的，而是帶有公益色彩的純服務機構。」
「如果虧損，那麼財政會補貼一點。」徐說。
面對所有潛在的問題，作為股東之一的溫州中小企業協會會長周德文強調：辦法總比問題多。
「其實就是想通過這個平台服務中心，重新建立溫州的契約精神。」上述知情人說。溫州的信用重建並非一兩天之功，也不是說設立了一個登記服務中心馬上就能解決。「不過，這是我們必須要走出去的一步，一直堅持下去，路慢慢會走通的。」
轉眼，電改步入了第十個年頭。
2002年2月，國務院下發《關於印發電力體制改革方案的通知》（亦稱「五號文件」）。電力體制第二輪改革啟動，確定政企分開、廠網分開、主輔分離、輸配分開和競價上網五大任務。
如今，五項改革仍然在繼續，然而10年光陰終究沒磨出一把好劍，電力市場並沒有最終形成。
現存的市場格局讓外界甚為感慨：政企分開不到位，廠網分開不徹底，主輔分離形成新壟斷，輸配分開陷入停滯，電網統購統銷，電力調度不獨立，發電企業與大用戶不能直接交易，電力市場監管乏力……
以至於國家電監會第一任主席柴松岳在2012年「兩會」期間連連擺手，「電改沒有達到當初（2002年） 中央設計的目標」。
國研中心產業部部長馮飛直言不諱地指出，「目前電力體制非計劃、非市場，最為糟糕。」因改革滯後，電力市場化改革與計劃體制交疊，電力工業矛盾重重。「猶如一個壯漢，被捆住手腳，限制自主發展。」一位電力改革派專家說。
是什麼讓電力改革如此步履艱難？
一位體制內官員如是對本報記者評價，「目前，無論項目建設、電量交易、電價形成、發電量分配都掌握在政府部門或壟斷企業手中，根本沒有電力市場。如果不加緊推進改革，再過十年，仍是現在的格局。」
多位接受採訪的專家一致認為，未來的電改需要高層自上而下強有力的推進，否則又將進入下一個徘徊期。
改革的與未改革的
電改的成就之一是讓經濟告別「硬缺電」，但「軟缺電」揮之不去。
2002年廠網分開以來，國內發電裝機快速增長，到2011年底，9年時間新增裝機7億千瓦，相當於1949——2002年53年全部裝機容量3.5億千瓦的2倍。
廠網分開使電源建設由計劃轉向市場競爭，競爭降低火電工程造價。國家電監會《「十一五」期間投產電力工程項目造價監管情況》專項通報稱，「十一五」期間新建火電工程決算一項可減少投資約196億元。
與此相比，電網企業造價控制的內在動力有差距。報告顯示，「十一五」期間投產交流輸電線路工程單位造價比「十五」上漲17.93%。
同樣來自電監會的統計顯示，2010年主要電網企業輸配成本合計4222.41億元，較上年同期增長20.92%。而2006年，這一數據是2000億元左右。
在電改過程中，外部經濟環境發生較大變化。「以煤炭、石油為代表的一次能源價格出現大幅上漲。這是改革之初沒有預料到的。」原能源部政策法規司副司長朱成章說。朱本人深度參與第二輪電改思路論證。
基於煤價快速上漲，作為過渡方案，2004年我國出台煤電聯動政策。但該政策並沒有執行到位，自改革至今煤炭價格出現2.5倍以上的上漲，但電力銷售價格僅增長30%——40%。
改革十年來，煤價大幅上漲、輸配電成本提高，但上網電價與銷售電價卻由政府管制。基於此，火電企業盈利能力走弱，甚至虧損。
華電集團政策法律部主任陳宗法提供的數據顯示，從2008年到2011年，五大發電集團火電板塊連虧4年，累計虧損達923億元。同期，五大發電集團平均資產負債率也超過國資委85%的高限。
與多元的發電端不同，電網環節始終集中度高且透明度不足。「電網輸配電價實際上是購銷差價，是壟斷、粗
放的經營方式。」發改委內部官員說。
在電量交易中，電網統購統銷，並掌握電力調度權，這種模式使電網和電廠處於不對等的地位。正因此，發電企業尤其是火電企業改革重啟的呼聲大。
中國電力發展促進會專職顧問姜紹俊說：「應放開發電市場和售電市場，改進中間輸配電網環節的監管，建立M個賣點、N個買點的格局，多買多賣。這才叫真正的電力市場。現階段，電網統購統銷只是一個過渡階段。」
「電網公司應變成輸電公司，擔當電力輸送責任，國家核定輸電價格。電網在電力交易中獨立出來，由供需雙方自主談判。」姜紹俊說。
但現實的問題是，電網企業不斷逆勢擴張。2002年，國家設立華北、東北、西北、華東、華中五大電網公司。但目前，國家電網上收區域電網權限，區域電網被架空。此外，以國家電網收購許繼等兩家電氣設備為標誌事件，電力體制改革陷入尷尬境地。
一位不願具名的專家說：「這一輪電改，中央定了規則，有頂層設計。但企業不執行，甚至走回頭路。即便出現了問題，也沒有人被問責，這種狀況讓各個方面很尷尬。」
競價上網尚難實施
五號文件確定「競價上網」的改革思路，但實施與否仍有懸念。
2004年5月到2006年，國家在東北區域、華東四省一市曾實行競價上網改革試點，並建立多個電力交易中心。但這一期間，我國出現嚴重電荒，競價上網宣告擱淺。
國家電監會市場監管部主任劉寶華說：「競價上網是電力交易的高級形式，可以實時發現價格信號，調節實時供需，引導長期電量合同和投資。但前提條件是電力供需基本平衡，或者略有富餘不會出現大幅盈虧。」
2000年美國加州爆發電力危機，危機過後，2001年3月，美國開始實行雙邊合同主導的新交易規則。英國也用雙邊交易為主的新市場機制，取代實施10年之久的競價交易模式。
朱成章介紹，世銀出具的一份名為《美國加州電力改革與危機：發展中國家電力市場應汲取的教訓》的報告認為，電力體制引入競爭需四條件：一、是否有足夠的裝機容量；二、電網是否覆蓋全國各地；三、是否有完整的電價體系；四、電力監管機構是否有經驗。
「競爭性電力市場必須有合理的電價形成機制、電網輸送能力有較大富裕、有健全的電力法規體系等，中國不具備這些條件。」朱成章說。
取代競價上網，電力行業希望明確獨立輸配電價，開展大用戶直接交易。目前，大用戶直接交易僅在福建、江蘇等少數地方試點，交易電量僅佔全社會用電量千分之幾。
目前，大用戶直接交易難以規模化推進。主要受兩方面掣肘：一是獨立的輸配電價機制沒有形成，二是國家部門之間尚未達成共識。
輸配分開走什麼路徑？
廠網分開、主輔分離後，電改進入深水區。輸配到底分，還是不分？兩大陣營各有說辭。
4月10日，國家電網公司總經理劉振亞《中國電力與能源》一書發佈。在書中，國家電網公開表示堅持輸配電一體化和電網調度一體化。這一表態讓輸配分開再添懸疑。
中電聯人士告訴本報記者，協會內部討論認為，現階段輸配沒有必要分開。可以選擇地區做輸配分開試點，對比輸配分開的優劣，然後下定改革的決心。
「此外，若輸配分開，配電網交給地方，不利於地方電網建設、投資、運營和農網改造，有礙電網發展。」上述中電聯人士說。
作為電力行業專家，姜紹俊親身參與並見證電力體制改革全程，其認為廠網分開、主輔分離後，必須堅持輸配分開。「電網可以繼續橫向切分，形成北中南三個勢力相當的電網。配電公司下放地方後，可以調動地方發展的積極性。」
輸配到底如何分開？國家電監會選擇在蘇州和深圳開展輸配財務獨立核算試點，但這被指不是改革的核心領域。
「有一點要注意，必須放開配電網，接納新能源，鼓勵建微電廠。全世界都是這種運營模式，而我國在項目審批上設置障礙。當輸電系統和配電系統建立後，探索合同供電模式，使電力調度中立。」前述發改委內部專家說。
姜紹俊提出更為審慎的方案，作為過渡方案，在輸配分開前可逐步放開大用戶，與發電企業直接交易。「但輸配要分開核算，成本公開。」姜紹俊說。
首先，放開年用電1億千瓦時，用電負荷大約2萬千瓦用戶；兩年後放開年用電1000萬千瓦時，用電負荷2000千瓦及以上用戶；再過1~2年，放開年用電100萬千瓦時，用電負荷200千瓦及以上的用戶。
在此基礎上，實施輸配分開，成立配電公司參與市場交易，代表小用戶及居民進場購電，統銷給低壓小戶和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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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刻，我們正居住在一個美麗新世 界，一個名副其實的福爾摩沙之島；對於未來，人們充滿希望；對外來競爭，人們極有自信。 這一切的轉折，就發生在九年前。 當時，島上怨氣沖天，因為政府宣布一連串漲價、加稅措施，從油、電、健保費、到證所稅……。其實，人們不是不知道，油電若不漲，國營事業的虧損黑洞只會越 來越大，終究還是要每個人埋單。只是，人們望著十幾年未漲的薪水袋，要如何面對漲價的現實？ 癥結始終解不開，在於島上有太多的管制，掐住島民的競爭力，綁住他們的手腳，讓他們逐漸喪失戰鬥力。 眼看著福爾摩沙之島要萬劫不復，連老天爺都看不下去了，於是，他啟動時光扭轉機，派了一個無私的領導人下凡，它只有一個使命：讓這個島不再作繭自縛。於 是，小島開始轉變！ 如果有一天，出現了美麗新世界…… 第一天，一場激烈的抗爭正進行。 中油員工頭綁白布條，寫著「賤賣資產、圖利財團」，在高雄林園廠區靜坐抗議。他們時而高聲吶喊，時而鼓譟，反對民營化。政府與他們進入對立，中油董事長、 經濟部長柔性喊話、保證完全沒用。 無私領導人出現了，他一方面給承諾，絕不會讓中油落到財團手中，以專業而鐵腕的方式執行分拆，把中油「探勘與煉製」技術獨立出來，保留在國家；大宗化商品 則分割出去，以中油公司名稱釋股、進行股票掛牌。最重要的是，他動員所有執政資源，立法通過全面開放油品市場競爭。 一場腥風血雨因此畫下句點，民營化順利推動。 美麗新世界出現了！站在街頭，你可選的加油站多達六家，除中油、台塑化外，富井集團也進入油品市場，國外的GG也進軍台灣，英國BB石油與統統超商合作， 貝殼石油與麥噹噹聯盟加入競爭。 就像荷蘭有二十八家電力公司、英國人可以挑選三十種汽油品牌，德國人可以選擇七千種電力費率般（見第五十八頁），台灣的加油族們，從只能被漲價的悲情一 族，變成高高在上的消費貴客。 中油拒當提款機並開始賺錢 網路上，每天更新的「好康比較網」，會告訴你各油品的差價、業者提供的優惠。例如離家近的富井加油站，今天附贈NONO購物台折價券三十元，等於一公升少 了一元，用富井卡付油錢，每公升還可以減價兩元。 競爭者增多，並沒有削弱中油的競爭力，反而因為卸下配合政策的包袱，讓它像一個正常企業般，以最大化股東權益為目標，提升營運效率，原本每股盈餘一元的中 油，突飛猛進提高到四元。 中油獲利提升，「甩開配合」、「拒絕補貼」，是兩大關鍵。 過去，「要去健行經費不夠，怎麼辦？」別擔心，找中油就對了。別以為這是玩笑話，在中油的「敦親睦鄰」的支出項目中，就可用來支付民間團體的健康之旅。而 這只是中油每個月補助數百個活動中的一項。 更大條的，是慷人民之慨的補貼。油價上漲，交通部要補貼計程車，每部計程車，每公升油費補貼五元，總計一年達二十三億元的費用，由中油埋單，面子卻做給交 通部。例子不勝枚舉，國營事業，成為各部會、縣市的最佳提款機，這還不包括民意代表要求支持、贊助的款項。 不再補貼又莫名其妙漲價 這些錢加起來，不是一筆小錢，初估百億。更重要的是，誰來決定納稅人繳的錢，以及要補貼誰？為什麼油費補貼是給計程車、遊覽車，而不是機車騎士，或你我？ 這一切，難道只存之政府官員一心嗎？ 自從無私領導人下凡後，中油卸下國營事業身分，這些，都不用面對了。對民眾而言，一切回歸使用者付費，再也不用擔心，我們的納稅錢被莫名其妙的補貼了誰， 或者又要莫名其妙的被漲價了。 員工的態度也改變了。過去，中油的員工有「三宅一車」的稱號，薪水高、工作輕鬆，不少人一輩子工作下來，可以存三棟房子、養一部百萬名車，但這些福利，與 他的績效並無密切相關。 民營化後，他們的績效與所得連動，且股票掛牌、員工分紅，吃大鍋飯的心態跟著調整。員工們即便因獲利得到分紅，也可以抬頭挺胸，不用承受異樣眼光，好像是 全民小偷般。 台電股息報酬率比定存還要高 中油成功的民營化，四年多後，台電也加入。切掉靠台電奶水過活的民營電廠，少了每年必須以高價向他們收購電力的一千四百億元，還有許多不需要的補貼，過去 幾乎年年虧損的台電，也開始賺錢。 反映在資本市場上，「買進中油股票十張」，小股民跟營業員下單。兩分鐘後，他再度拿起電話「再買進台電股票十張」。這筆錢是老闆發給他的紅包，他決定買進 這兩檔股票，當作退休基金。 經營效率提升，中油每年每股盈餘超過四元，台電則保持在三到五元，每年股息投資報酬率超過三％，比銀行定存利息還要高，現在，他們跟中華電信、中鋼一樣， 成了投資人心中最愛的定存概念股。 但是這一天，你得回到現實世界…… 美夢終須醒來。很抱歉，此刻，我們得把你從假想的美麗新世界拉回來了。現在，請回到地球表面！ 中油及台電民營計畫零進度 這裡，是現在的台灣，中油民營化在原地踏步，台電的民營化也還躺在立法院。依照政府規畫，二○○三、二○○五年，中油、台電應該開始民營化。只是，九年過 去了，這一切都沒有發生。 中油與台塑化兩家公司的營運績效越差越離譜，去年兩家的成績單如同翹翹板一樣，一個在天、一個在地。台塑化稅後淨利二百二十五億元，中油虧損三百八十七億 元，用人效率、設備運轉率，是兩家公司營運表現兩極化的兩大關鍵。 台塑化的員工數是中油的近四分之一，台塑化人事成本卻僅約中油的六成；中油的設備運轉率約七成到八成，台塑化則是百分百。 立委、經濟部和立院就是絆腳石 回溯歷史，誰是中油民營化的絆腳石？工會、經濟部與立法院，三方都是關鍵。還原真相。二○○三年，中油曾提出民營化申請，但工會反對並拒絕協商，民營化計 畫書還躺在經濟部與立法院，民營化原地踏步九年了。 當時工會唯恐公司淪為財團化，工作不保；經濟部則懼怕員工群起抗議，一萬五千名員工，是重要選票；民意代表則擔心中油民營化後，要申請的補助、要求的配合 不若以往容易。各有盤算下，民營化的進度就這麼被耽擱著。 台電也曾在○八年七月提出民營化申請，前提是要立法院修正配套的《電業法》通過後才能進行。五年了，申請案依舊躺在立法院，何時會被喚醒？不知。 九年的時間，可以讓一個嬰兒成長為小學三年級的學生。中油原地踏步的代價，就是到去年底，累積虧損達三百六十一億元，虧掉四分之一個股本。台電的情況更 慘，從二○○六年出現虧損迄今，就沒賺過錢，到去年底，累計虧損達一千一百七十九億元，賠掉約三分之一個股本。 根據台電資料，在賠錢的同時，地方區公所辦理員工暨眷屬文康活動，找台電贊助，一出手就是十萬元。台電猶如沒落的二代，已經欠了一屁股的債，還要打腫臉充 胖子。 當中油要調漲油價、台電要抬高電價，上從董事長、下到員工，從薪水到績效獎金，都被立委、名嘴拿出來做文章，好像公司賠錢都是因為員工A了全民的錢。兩大 漏洞沒補，政府是元兇 面對此景，員工也很委屈，大制度就是如此設計，任何一個人來到這個位置，難道會有不同做法？何況，有些還是危險性極高的工作。爬上電塔時，會不會一不小心 踩空掉下來；油廠失火時，能否全身而退；今天出門，晚上還回不回得了家門？ 誰讓中油、台電員工這麼委屈？是政府。政府看到問題卻放任不管，讓他們成為外界指責的元兇。 回到根本來解決問題，中油、台電的虧損才能真正止血，「不當補貼」與「不當支出」是中油與台電營運開大洞的兩大漏洞。 漏洞一：不當補貼。以台電為例。全台灣路燈的電費由誰補貼？答案是台電。這筆原本該由各縣市政府埋單的費用，結果台電每年花了快三十五億元補貼，面子則做 給各縣市政府，台電連續賠錢五年，卻還要流血輸出，大做爛好人。 高價買民營電力，變相圖利財團 這只是小案例，與收購民間發電廠、汽電共生廠電力的費用相比，則是小巫見大巫。一九九一年，政府為鼓勵民間設立電廠，台電提供向民間電廠與汽電共生廠各保 證收購二十五年與十五年，且以高於台電售價成本約莫兩成價格收購。 有富爸爸撐腰，吸引了九家財團成立電廠（見左上表）、超過百家公司設立汽電共生設備。這樣的設計，美其名是電業自由化，其實是變相的圖利財團。 保證收購電價，是無風險的金雞母生意，這些民營電廠發越多電，就賺越多錢，台電則越虧錢。這種沒競爭的機制，被冠以自由化之名，是低估全民智慧！ 而台電為此付出什麼代價？台電財報資料顯示，去年台電收購電力的金額高達一千四百零八億元。根據立委羅淑蕾的資料推算，等於是讓這些民間電廠每年穩穩的從 台電身上賺取超過兩百億元。 可別小看這些民間電廠，他們可是各個有來頭的財團，如台泥辜家、亞泥徐家，還有台塑王家等。他們在賺取台電白花花鈔票時，也等同在賺全民的錢。 漏洞二：不當支出。住社區大樓的人，每個月就要繳管理費，若沒有競爭機制，我們就無法調整管理費，以提升管理員的服務態度。 台電似乎「寄居」了一個隱形「管理員」，每年固定收取高額管理費。 「敦親睦鄰」費用年花三十億 在台電財報中就編列一項「推銷費用」。壟斷台灣電力的台電，竟還需要推銷？且每年推銷費用約六十七億元。儘管連續虧損六年，推銷費用金額可都一樣，一點都 沒變。而台電的「敦親睦鄰」費用每年更高達三十億元。這些錢都是誰花了？在大家享受低油價的同時，這些，外界都看不到的「隱形成本」，確實扎扎實實的從你 我口袋中，挖出去的錢。 要把漏洞堵住，民營化不是萬靈丹，卻不失為是讓企業規避外人上下其手，肩負起經營成敗責任的好方法。中鋼與中華電信的民營化，可供借鏡。中鋼民營化後，政 府撤掉保護傘、讓鋼品自由進口，競爭對手從全台放大到全球。不景氣時，中鋼提出「一○二○」方案，利用降低成本的方式縮減開支。 中華電信在政府開放電信市場後，過去費率過高、通話品質不良，服務態度不佳的狀況逐漸消失。現在，三不五時還會接到客服人員來電詢問服務品質的電話。 中華電信靠降低成本、提升服務品質，每年每股盈餘維持在五元上下。誰說民營化就會影響到獲利，對業績不利，甚至損害消費者權益、價格一定會上漲？ 一個改善計畫拖八年才開始 借鏡中鋼與中華電信，回頭來看中油與台電，充斥不少荒謬之事。 八年前，中油為趕上台塑，內部曾提出製程改善計畫，最後竟拖到最近才開始，為何一個簡單的製程改善計畫要拖了八年？答案不是技術難度，而是過程當中的種種 行政程序審批，最後還要立法院點頭才行，這就是國營事業最大的問題。 把漏掉的洞補起來、不該付的錢去掉。算起來，包括幫各部會補貼、敦親睦鄰、推銷費、購買民間電廠費用以及不該發的獎金，這兩家公司，可以為民眾的荷包減少 一千八百億元的支出。 再就兩家國營事業的負債來看，總負債約一兆八千億元，相當於每位國民為這兩家公司背債七萬八千元；而其累計虧損已達一千五百億元，也就是說，這次的漲價， 根本不足以彌補兩家事業的虧損，全台灣三百七十萬納稅戶，平均每戶得從口袋拿出四萬一千六百二十二元，才能幫他們把虧損彌平。 所以，現在不從根本改革，讓國營事業民營化，並開放市場競爭，這樣的漲價夢魘有終止的一天嗎？ 因為繼續讓國營恐龍存在，窟窿只會越來越大，我們還能坐視政客們繼續和稀泥，虛擲我們辛苦掙來的血汗錢嗎？ 我們要求，馬總統任內務必解決此事，而且，我們不要做半套的油電雙漲，我們要看到有終止漲價惡夢的方案！ 【延伸閱讀】若油品開放，賣吃的、金融業都能開加油站…… ——中油民營化預想圖 平日加油好康多，週一至週五加油每公升減價3元。98無鉛→3595無鉛→33柴油→27 加油5次，送你免費洗車1次。98無鉛→3495無鉛→32柴油→24 加油可以挑選加贈麥噹噹漢堡，或是咖啡。98無鉛→3295無鉛→30柴油→26 送NONO購物台折價券30元、刷富井卡每公升減2元。98無鉛→3695無鉛→34柴油→25 【延伸閱讀】一樣賣石油 國營、民營差很大 中油 虧387億 員工數：15,000人設備運轉率：70％-80％人事成本：247億元營收：7,646.16億元外銷占比：17%購油成本：30％使用高價油 台塑化 賺225億 員工數：3,700人設備運轉率：100％人事成本：150億元營收：7,985.33億元外銷占比：74%購油成本：100%使用低價油 產能效益中油人力4倍 設備運轉率僅8成中油人力是台塑化4倍，設備運轉率卻不及台塑化的8成。 用人效率中油薪水多6成 績效卻只有近1/4人事成本比台塑化多6成，每人每年營收貢獻度卻只有台塑化近1/4。 成本結構高價油占3成，賣價又比台塑化低每年購油成本比台塑化高約60~100億元，外銷比重低，自然賣輸台塑化 【延伸閱讀】台電1年被A走1,554億——台電8大不該花錢的項目 1.每年購入民間電力1,408.0億元 最高額！2.離島供電虧損55.0億元3.公用路燈電費34.9億元 誰該付錢：縣市政府4.敦親睦鄰費30.0億元 最誇張！5.學校用電費9.3億元 誰該付錢：教育部6.公用自來水費8.4億元 最離譜！ 誰該付錢：自來水公司7.電化鐵路變電站5.8億元 誰該付錢：台鐵8.農漁用電費2.8億元 誰該付錢：農委會 民間電廠賺越多 台電賠越多 電廠：長生主要股東：王記汽車、台灣艾希亞投資、德產汽車、日商丸紅2011年稅後淨利（億元）：23.6 電廠：和平主要股東：台泥2011年稅後淨利（億元）：22.8 電廠：森霸（註1） 主要股東：台汽電、開發工銀、兆豐銀、台糖、大亞2011年稅後淨利（億元）：17.9 電廠：嘉惠主要股東：亞泥2011年稅後淨利（億元）：11.5 電廠：麥寮主要股東：台塑、南亞、台化、台塑化2011年稅後淨利（億元）：11.1 電廠：星能（註1）主要股東：台汽電、開發工銀、兆豐銀、台糖2011年稅後淨利（億元）：8.6 電廠：國光（註1）主要股東：中油、中鼎、台汽電2011年稅後淨利（億元）：7.7 電廠：新桃主要股東：台灣桃電投資、九電新桃投資、豐業投資、日商丸紅2011年稅後淨利（億元）：7.6 註1.為台電轉投資電廠註2.台電各項目數據皆取自2011年資料來源：經濟部商業司、網路、各媒體、台電 【延伸閱讀】如果油電自由化，每人可減債7.8萬，少納4.2萬的稅 負債總額1.8兆中油5,303億元台電12,678億元相當於每個人背債7萬8,260元 累計虧損1,540億中油361億元台電1,179億元代表370萬納稅戶每戶多付隱形成本4萬1,622元 註1.數據為2011年註2.納稅戶數以2010年為計算基礎資料來源：中油、台電 | ||||||
觀察企業一季度財報和4月的數據，中國經濟下滑的跡像已十分明顯。未來一段時間內，可 以想見有很多呼聲要求政府採取更寬鬆的金融和財政政策以推動經濟增長。筆者認為，基於這輪下行週期的背後有一定的結構性因素，單單以放鬆銀根促進經濟復 甦，不是最切實際，更要考慮的是，什麼樣的政策才能釋放中國經濟的內生增長潛力？
從一季度業績看，2381家A股上市公司中，2339家非金融類企業的總營業收入為4.5877萬億元，比去年上升10%。在全球嚴峻的經濟環 境下，此增速相當不錯。問題在於中國企業十多年來，習慣了高營收增長速度（如2009年四季度至2011年三季度間，A股公司的營收增速每季度都超過 25%），因此它們往往以相當樂觀地用營收增長預期來安排投資。一旦經濟出現下滑，產能過剩的問題便立即顯現。
同時，儘管有10%的營收增長，但這2000多家企業的淨利潤同比下跌14.6%至2105億元，這表明中國企業在提高產品質量以爭取較高定價 權，以及在營收放慢時控制成本的能力仍有待提高。42家金融類A股公司得益於利益受保障及不良貸款未反映，淨利潤較去年同期升14.7%，在一季度達到 2912億元，超出了2000多家非金融類企業利潤總和的近40%。
4月的經濟數據不甚理想，消費品零售總額、M2增長、進出口和工業增加值增長也不盡如人意。據1月到4月房地產投資增長推算，4月房地產投資增 長應回落到10%以下。CPI雖停留在3.4%，但工業出廠價格（PPI）已同比下降0.7%。這等於說在生產者環節中，中國已出現通縮情況。可以想像， 若上述情況持續，二季度的GDP和企業營運狀況將比一季度更糟。
眼下，政府當然有理由調整政策。4月12.8%的M2增速已明顯低於14%的政策目標，因此把存款準備金率適度調低是合理的。至於是否該進一步推進政策調整，如再度推出諸如2008年至2009年的財政政策或鬆動房產調控政策，則值得商榷。
如前文所述，中國企業應對經濟放緩的能力仍有欠缺，它們的「低免疫力」多沿於以往的經驗——當經濟放慢時，政府會出手相救。企業缺乏如何適應低 潮的準備，而這種坐等政府搭救的心態在某種程度上構成了「道德風險」。若持續下去，中國企業恐怕很難學會如何適應低增長的環境。從這個角度看，政府長期維 持經濟增長在一個較低但又非硬著陸的水平，將是促進企業良性發展的好方法。
回顧過去二十多年，中國每次重大的經濟啟動都由深遠的改革所奠定。最明顯的例子莫過於1998年至2002年，政府大力推動入世、國企改革、房 改和銀行業改革，從而造就了2003年至2008年的經濟上升。再往前，1992年的「鄧小平南巡」雖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之後兩年經濟過熱，但當時所明確 的市場經濟改革方向，無疑是日後中國經濟起航的基礎。但2008年和2009年的經濟刺激政策，卻是一種典型的只有寬鬆但無配套改革的政策。這段時期的改 革甚至有點「走回頭路」，引發了「國進民退」的討論，其後遺症正逐漸顯現。因此，對於眼下的經濟回落，重複2008年和2009年的刺激政策並不可取，這 只會把問題往後推，造成將來更大的難題。
同時，與1998年到2002年不同，年齡結構的轉變，減少了政府在就業問題上的壓力，現在的工作重點應是如何提供更好的就業機會，這更依賴於經濟結構的改革，而非單純的經濟增長。
綜上，我們不應再追求過去的經濟高增長，更應加速推進利率和匯率市場化，並推動國企改革、加大民營經濟活力。另一方面，筆者在上次專欄中提到的降低地方政府對經濟干預的體制改革也十分必要。■
作者為瑞信證券中國研究部主管
對話人
許成鋼 香港大學經濟學教授、財新《中國改革》首席經濟學家
吳素萍 特約記者、《比較》副主編
［對話背景］
香港大學經濟學教授許成鋼小時候的夢想是當一名工程師。「文革」爆發後，16歲的他去了北大荒，在農村思考為什麼社會主義會產生新階級。
被關進牛棚之後，他開始自學數學、無線電和英語，後來以初中學歷直接考上清華大學研究生。
1984年，許成鋼受哈佛燕京學社資助前往哈佛大學，先是作為訪問學者，後轉為博士研究生。他的博士論文導師是轉軌經濟學國際權威科爾奈（Janos Kornai）和後來的諾貝爾獎得主馬斯金（Eric Maskin）。
與自身經歷緊密相關，許成鋼出國後早期研究工作的核心問題集中在經濟體制改革上。他研究了中央 計劃經濟為什麼會失敗、為什麼會有鄉鎮企業奇蹟、中國改革的機制及制度原因，以及蘇聯和東歐轉軌失利的制度原因，等等。許成鋼的許多研究已成為轉軌經濟學 中的重要文獻。他還研究金融與司法制度及其對經濟發展的影響。他提出的不完備法律的概念為深刻認識司法制度提供了分析框架，代表了用經濟學分析方法研究法 律問題的一個重要方向。
1991年從哈佛大學畢業之後，許成鋼一直在倫敦經濟學院經濟系任教，並於1998年獲終身教 職。為了更深入地研究中國經濟改革，他回到香港大學任教。在此前研究的基礎上，許成鋼又開始關注最基本的體制問題，比如憲政、法治。許成鋼的特殊經歷，使 得他對於社會主義的經濟制度和中國的經濟改革有著深刻的認識，對很多問題往往有獨到的見解。
2011年，許成鋼受聘成為財新《中國改革》首席經濟學家。在中國經濟前景未明之時，在許多人開始擔憂中國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之際，《比較》副主編吳素萍與許成鋼共同探討中國經濟與社會的基本問題與可能出路。
［對話摘登］
吳素萍：30多年中國經濟經歷了持續的高增長，成為世界第 二大經濟體。這個成就被大家驚呼為「奇蹟」，國人也備受鼓舞，甚至沾沾自喜。但是也有識者對此提出不同看法，比如清華大學經管學院院長錢穎一就說，從國際 上來看，當年的日本和韓國都曾經歷過這樣的增長，中國並不獨特。你怎麼看？
許成鋼：中國改革開放後的經濟增長，放到世界近100年的歷史中看，非常了不起。從對全球中長期經濟增長的 貢獻看，由於人口眾多，中國近30年經濟增長的影響可與美國19世紀末的狀態相媲美。但是我們必須看到，當時的美國，依靠其體制的優越性，依靠其第二次產 業革命的領導地位，在總值和人均水平上都超過當時世界第一的大英帝國。相比之下，今天中國的人均GDP只相當於美國的十一分之一（按照市場匯率計算），或 六分之一（按照購買力計算）。在全世界只名列第94位（IMF，2011），還不及泰國。如果把歷史時間拉長一點，根據最近十幾年國際經濟史界整理核算的 世界各國的歷史數據，就會清楚地看到，即使只看GDP總值，最近30年中國取得的成就也只是一個中等水平的歷史地位的恢復，而且才只恢復到了中國歷史上衰 落時期的水平。從歷史和比較的角度進行反思，能讓我們實事求是地認識到中國還差得很遠，還有很遠的路要走；同時也能告訴我們，經濟的持續發展依賴體制和技 術進步。
吳素萍：的確，經歷了數十年的高速增長之後，中國經濟不可 避免地出現了減速。這種減速固然有主觀的意願，但更主要的是受客觀條件的制約。在制約因素當中，國際經濟衰退所導致的外需長期不振是一個重要原因，但許多 學者認為，當前決定中國經濟能否持續高增長最為關鍵的因素是自身的結構問題。對此，你有什麼看法？
許成鋼：對經濟的可持續發展來說，結構問題的確非常重要。最近有兩位經濟學家謝長泰和克列諾的研究很好地從 宏觀角度概括了中國的經濟結構問題。他們的估算表明，由於資本和其他資源的錯誤配置導致中國的生產率比美國低約50%。也就是說，不需要增加投資，只要糾 正結構性問題，改善一下資源配置，中國的經濟就能增長很多。這證明結構問題浪費了中國大量的資源。
我更強調的是，中國當前最重要的幾個結構問題，如出口比例過高、內需不足、收入分配不平等、製造業升級換代以及環境問題等，都產生於同一個體 制。如不解決體制問題，結構問題就解決不了。中國歷史表明，體制問題是落後的根源，而貧窮落後本身並不能保證持續發展。中國的經濟發展能不能走遠，能走多 遠，歸根結底取決於體制改革。
吳素萍：說到體制問題，我注意到最近你在《經濟文獻雜誌》（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上發表的一篇文章，題為「中國改革和發展的制度基礎」。其中就提到無論是中國突飛猛進的發展，還是它所面臨的諸多嚴峻問題，都源於一個體制，你把它稱為「分權式威權制」。應該怎麼認識這個體制？
許成鋼：「分權式威權制」是我以古今中外許多研究為基礎，加上自己長期研究抽象概括出來的概念，忽略了相對 次要的因素。其主要特點是中央對政治、人事權的高度集權與在行政、經濟控制權方面向地方高度放權相結合。這二者的緊密結合使中國的體制在世界上獨一無二， 超出政治學和政治經濟學已有的理論範疇。該體制決定了中國改革與發展的軌跡，同時也製造了我們所面臨的嚴重的結構性問題。
吳素萍：對於中國的經濟奇蹟已經有許多不同的解釋。基於你的理論框架，請具體解釋一下，這個體制是如何發揮作用，成就了中國經濟的持續高增長？為什麼又說，當前最重要的經濟結構問題，乃至社會問題都根源於這個體制？
許成鋼：分權式威權制主要通過地方競爭GDP增速來發揮作用。分權式威權制是創造中國地區間競爭的最基本的 體制結構，是地區競爭和地區實驗的制度基礎。這個體制幫助解決了地方政府的激勵機制問題和信息問題。由於解決了這些最核心的激勵機制問題，地區競爭和地區 實驗使中國經濟在向市場經濟轉軌的過程中，在市場經濟還沒有很好發展的階段就能產生強勁的驅動力，從而造就了30多年的快速增長。
地方競爭是一個極其強有力的推動經濟增長的工具，但是它也可以成為一個威力巨大的摧毀工具。在分權式威權制下，地方競爭做什麼，取決於中央或上 級規定的競爭目標是什麼。在中國很窮的時候，所有人都認為經濟增長最重要。所以各地方競爭GDP增長速度自然成為過去改革30年的競爭目標。但是當中國的 經濟已經脫離貧困，進入低中等收入水平後，大量超出GDP範圍的社會經濟問題變得越來越重要。各地方競爭GDP增長速度不僅不能滿足民眾的意願，甚至產生 出大量社會經濟問題，比如地方保護和忽略環境保護等不能直接促進增長的任務等。
吳素萍：你的意思是說，如果放棄GDP指標，地區競爭的機制就不能解決收入分配、社會穩定、環境保護等問題？
許成鋼：分權式威權制沒有辦法解決GDP增長之外的問題。只要面對的問題和GDP增長不直接或間接相關，這個體制就沒有辦法解決。這些不能解決的問題中包括大量的社會問題：不平等、不正義、環境污染等。
為了說明這一點，我們先要解釋，為什麼地方競爭GDP增速，能有效解決地方政府的信息和激勵機制問題。實際上，這是事關經濟改革的最基本問題。 如果地方競爭能獨立於市場解決社會經濟定量指標的問題，我們30年前就不需要推動經濟體制改革。分權式威權制並不是新的體制，地方競爭也並不是改革才有的 新機制。市場才是中國體制裡新的東西，GDP才是新的東西，而且是一個特別好的東西，它是市場活動的總體指標。
地方政府競爭GDP增速是決定中國經濟改革不同於計劃經濟的關鍵點，也是決定中國經濟改革不同於前蘇聯、東歐改革的一個關鍵點。地方政府競爭 GDP增速的時候，競爭的既不是計劃體制下的單項定量指標，也不是千百萬定量指標，而是市場的整體活動。當行政與市場有矛盾時，這一競爭可以大大削弱改革 的阻力。
由於市場向所有人開放，GDP是市場活動的總體指標，無需授權，任何獨立的機構都可以獨立地從任何地區的市場收集信息，從而驗證各地區的GDP 統計數字。這使得經濟數據難以造假，在很大程度上幫助解決了考核地方政府的信息問題。當地方競爭GDP之外的東西時，信息和激勵機制方面的基本問題無法解 決。
吳素萍：隨著中國進入中等收入國家行列，大量社會經濟問題超出GDP範圍，如你所說，分權式威權制不能解決這些問題，已到了必須改革的階段。其實，改革已成為整個社會的共識。問題在於，改革從何入手？
許成鋼：改革分權式威權體制，首先，通過重新分配部委和省級政府的任務可以緩解多任務的問題。地方政府承擔 的任務範圍應該縮減。比如，帶有很強跨區外部性的活動應該由部委來集中管理。而且，為了減少中央層面的多任務問題，中央政府擔負的任務應該交給專門的部 委、專門的法院和專門的監管機構來完成。
其次，很多監督、執法和管理功能都可以從地方政府剝離，比如由媒體和司法來完成。這不僅將有效緩解地方政府的多任務問題，而且還能極大提升監督和執法的中立性、客觀性、公正性和有效性。
第三，大部分市場活動應該由企業開展，地方政府應從市場中抽出身來，這還能進一步鞏固改革。此舉不僅能縮減地方政府的任務，而且在即便地方政府激勵減少的情況下，也使企業有推動經濟發展的強烈動力。
最後，也是最重要的，是向法治轉化。這要求以法律為基礎的治理機制逐漸代替大量的行政機制，要求憲法保護民眾的私有財產，包括土地私有權，要求各級司法獨立於各級地方政府，要求各級政府必須服從憲法。
根據以往改革的經驗，中國應該開始在最基層的縣級建立獨立的司法體系，然後由下而上推進改革。
如果沒有相當程度的法制改革，法治的缺乏將使利益團體（尤其是腐敗官員）阻礙改革、拖後發展，甚至威脅國家的政治穩定。■
進入5月下旬，鐵道部密集出台一系列鐵路新政。5月18日，鐵道部官方網站公佈了《關於鼓勵和引導民間資本投資鐵路的實施意見》（下稱鼓勵民間資本意見）。
5月20日，中央治理工程建設領域突出問題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鐵道部又聯合發佈《關於鐵路工程項目進入地方公共資源交易市場招投標工作的指導 意見》，要求取消鐵道部和18個鐵路局（公司）原有的鐵路工程交易中心，改革鐵路工程招投標管理體制，防範領導幹部違規干預鐵路工程招投標、明招暗定、權 錢交易等問題。最重要的是，招標意見明確未來所有鐵路工程項目按照屬地或授權原則，進入地方公共資源交易市場招投標。
5月22日，北京鐵路局又傳出消息，鐵道部已將新的全國鐵路貨運統一運價報至發改委，鐵路貨運價格將在現有水平上每噸公里提高1分。
對民間資本開放，下放招標權，提高貨運價格，鐵道部的一系列組合拳，表明公眾高度期待卻沉寂已久的鐵路改革終於發動了，前兩個政策針對的是業內 外長期批評的鐵路痼疾——壟斷、封閉和集權，後一個則是為了緩解鐵路在高鐵大發展後帶來的負債問題。一些接近鐵道部人士還期待鐵道部未來進一步下放鐵路貨 運定價權。
鐵路建設缺乏資金已在2012年第一季度顯現，鐵路投資同期下降50%。為緩解鐵道部資金壓力，以往鐵道部發債按照證券法對公司制企業的規定， 發債額不能超過淨資產的40%。今年，發改委提出將鐵道部按非公司制企業處理，放寬限額至不超過淨資產，國務院已審批通過。近幾年，鐵道部發債額在每年 1000億元左右，放寬後，市場預計鐵道部的發債2012年會增加到1500億元。
與此同時，財新記者獲悉，國家發改委也在研究鐵路整體改革的方案。方案由發改委的體改委和基礎產業司兩個部門著手制定，鐵道部也參與，現在還在 初步論證階段。據參加討論的消息人士透露，對具體改革方式的爭議很大，例如是否搞網運分離？如果客運下放，是一省一個，還是按區域劃分？各省之間如何銜 接？等等。在他看來，任何政策都有兩面性，是利弊博弈。
民資謹慎樂觀
在具體開放領域方面，鐵道部18日在鼓勵民間資本意見中承諾，將在新建線路項目、鐵路工程建設、設備採購招標、產品認證等多個領域向民資開放，並專門強調「不單獨設置附加條件」。
同時鐵道部還承諾推進鐵路投融資體制改革，拓寬民間資本投資參與鐵路建設的渠道和途徑；減少鐵路行政審批，「凡市場機制能有效調節的，公民、法 人及其他組織能夠自主決定的，可採用事後監管和間接管理方式的，一律不再實行行政審批」。為讓民間資本放心投資鐵路，鐵道部表示，將按照「平等准入、公平 待遇」原則，在「鐵路市場准入條件、財務清算辦法、運輸管理、項目審批、接軌許可及公益性運輸負擔」等方面，建立健全規章制度。
在債務重壓和國務院高層要求之下，鐵道部終於打開大門，放棄過去堅持的鐵道部控股等條件，引進民間資本以緩解資金壓力的意願十分迫切。
投資者對此普遍歡迎，但很多投資者在接受財新記者採訪時表示，整個文件仍相對籠統，至少在幾個關鍵問題上鐵道部還沒能打消投資者的疑慮。
發改委一位參與制定政策的人士表示，發改委過去一直主張鐵路對民資開放，這次確定大方向後，具體投資措施正在細化，特別是改革過去鐵道部針對民 資設置的種種具體障礙，否則民營資本投入鐵路的「玻璃門」現象依舊難以打破。「貨運以前就放開，但鐵道部會在民營鐵路接軌國道上刁難，民營企業無法對客戶 承諾運輸到目的地。」上述人士說。在「玻璃門」後還屏蔽著鐵道部內部封閉的清算機制，民營資本很難參與到主幹線的建設中。近幾年，只有幾家大的央企例如神 華集團，參與修建了幾千公里的鐵路。「神華集團有自己的貨源，在鄂爾多斯有自己的煤礦，也有自有港口和船隊，不怕鐵道部刁難，但有這種條件的企業不多。」
在改革大方向上，發改委上述人士認為，在放開民資同時，不僅要保障民營資本的利益，也要考慮到鐵道部的特殊職能。鐵道部多年來政企不分，有壟斷 市場的弊端，也由於承擔了春運、軍事運輸等政府職能。「這部分公共職能應由國家補貼，但實際上國家投入杯水車薪。此外，國線的運營收入有三分之一屬於國 家，鐵道部不能自行支配，以後民企修建的鐵路如果完全自行支配，對鐵道部也不公平。」上述人士說。在爭取國家補貼方面，財政部和發改委意見相左，鐵道部也 尚未提出清晰方案。
北京交通大學經濟管理學院教授趙堅認為，「鐵道部想引入民間資本的態度非常積極，但要打破阻礙民間資本投資的玻璃門，並不僅是投融資體制問題，而涉及鐵路深層次改革。目前鐵道部的文件並未觸及。」
在他看來，鐵路深層次改革一是鐵路定價權。目前國內鐵路實行統一運價，鐵路運輸企業對客貨運輸價格進行調整需獲得國家發改委批准。「一方面國家 對鐵路運價嚴格控制，同時鐵路又承擔著農產品運輸和學生票、春運等公益性職能，運價不變成本不斷上升，民營資本怎麼贏利？」趙堅表示。
浙江一位合資鐵路人士在接受財新記者採訪時表示，缺乏定價權，公司難以根據運輸市場變化調整票價，直接影響公司盈利。該公司曾向國家發改委提出 客運價格浮動的建議，屢遭駁回。「春節時，黑市車票票價翻了一番，我們沒辦法提價；平時飛機票有時比我們的軟臥還便宜，我們又沒辦法降價。」
在鐵道部此次公佈的意見中，鐵道部對於定價權及對企業的公益性運輸任務的補償沒有給出解決方案。
二是列車運行調度權。目前國內列車運行圖與列車編組計劃均由鐵道部統一編制，合資鐵路的過軌、運量分配、行車密度等，均納入鐵道部下屬鐵路局編 制的日常運輸計劃。鐵道部不願放棄調度權。今年3月，新疆廣彙集團投資的新疆首條民營鐵路——新疆至甘肅的紅淖三鐵路已經動工。廣彙集團一位內部人士表 示，「這條鐵路是廣匯控股，鐵道部參股，但未來線路運營調度權，仍需聽從鐵道部的統一調度指揮。」
和航空業類似，鐵路運輸存在對黃金運輸時刻的爭奪，能否在客貨流高峰儘量安排更多的車次直接影響企業收入。民間資本進入後，存在與原國有鐵路線路的結算問題。中國過去也曾有地方投資的鐵路和極少數民間資本參與投資建設的合資鐵路，大多效益不佳。
工程、貨運先行一步
如果說因為鐵路整體改革方案仍未出台，民間資本對於直接投資鐵路建設、運營和管理心存疑慮的話，它們目前更感興趣的是鐵路工程建設、機車製造和 鐵路配套服務等領域。「只要能賺到錢，民營資本都願意進。」一位鐵路供貨商表示，民間資本過去幾年通過分包等方式暗中進入了鐵道工程市場，但由於中鐵、中 鐵建等國企是總承包，轉包條款苛刻，回款拖欠嚴重，民企利益完全得不到保障。
招標權下放到各地受到鐵路供貨商普遍歡迎。據鐵路業內人士介紹，以前鐵路工程招投標由鐵道部工程招標投標管理辦公室及各路局招標辦公室負責，包 括審查招標人、組建並管理招標評標專家庫等。除特殊情況外，鐵路招標一律在鐵路內部交易中心進行，包括鐵路工程交易中心和各路局的二級市場等。
很多供貨商在接受財新記者採訪時認為，由鐵路系統主導的招投標，負責招投標的官員及專家組成員都來自鐵路系統內部，官員影響結果很容易。「劉志 軍下台前，招標結果基本上都是人為操縱。下台後，一些和劉志軍有關的領域成了嚴防目標。選擇最低價是沒有政治風險的，因此中標價越低越好，一些企業為了進 入打出低於成本的價格，也不利於安全。」一位供貨商表示。
從2011年下半年開始，鐵道部已在北京等城市招標時引入第三方平台來評標，監管工程項目招標評標、資格審查等政策仍執行鐵道部原有規則。
此次新的改革打破了以路局為主導的招標方式，路局只派一個人參與，專家庫也擴大了，由鐵道部自己的專家擴展為全國的專家，並採用隨機抽取的方式 選擇。據供貨商稱，在這種情況下，由於不知道哪些專家會參與，走關係會非常麻煩，成本更高。而且專家參與會側重於從技術角度衡量可行性。
被漠視的投資者權益
在目前的鐵路體制之下，以往業外資本投資鐵路，最終結果令投資者滿意的例子很罕見。
今年3月國家審計署發佈的《京滬高速鐵路建設項目2011年跟蹤審計》顯示，從2011年6月30日開通試運營，到10月底的四個月間，京滬高鐵的客票收入達到51.24億元。市場分析，全年的客票收入當超過百億元。但這一消息並沒有令投資人興奮。
「這本身是條好線路，但鐵道部至今未明確跨線收入是否屬於京滬高鐵股份公司，我們應得的利益並未得到保障。」一家接近京滬高鐵的投資人稱。
2007年底京滬高鐵股份有限公司成立，註冊資金1100多億元，中國平安保險（集團）等七家險資投資160億元，佔13.93%的股份，成為 第二大股東；全國社保基金理事會出資100億元為第三大股東。鐵道部及八家地方政府性投資公司總計佔近80%股份，對重大事項有很大表決權。2008年4 月京滬高鐵正式動工，機構投資者在動工前入股，當時沒有談及跨線收入的問題。按照常規，其他鐵路運輸公司使用京滬高鐵線路需要支付線路使用費，這在過去並 不多見，因為以前大的鐵路投資項目沒有外來資金進入，不涉及利益分配問題。據投資人瞭解，鐵道部的大致原則是，跨線運營方與京滬高鐵的分成是1:1，即一 半收入歸京滬高鐵。
投資人多次與鐵道部談及跨線運營的分成問題，都沒有得到明確答覆。上述投資人分析，目前高鐵路網正在建設，跨線運營的還很少，但據投資人測算， 到2015年高鐵全部建成以及2020年運力充足的時候，跨線收入將至少佔30%，如果一半歸京滬高鐵就是15%，這是一個不小的數字，缺少了這塊收入對 投資人將是巨大損失。
在京滬高鐵投資中，投資人還遇到其他事先沒有預料的問題。一是投資概算大增。2006年7月，在中國保監會的積極協調下，鐵道部正式就京滬高速 鐵路項目向保險業進行了專門推介，四五十家保險公司、保險資產管理公司的相關負責人到會。當時稱投資預算超過1600億元，到2007年9月獲批即增至 2200億元。對投資人而言，這會帶來投資收益的很大變化。
二是高鐵降速。雖然降速更符合實際情況與經濟效益，但肯定會降低發車次數，在未來運力飽和的情況下對收入也有影響。由於近年高鐵投資猛增，鐵道 部資金壓力大，也非常希望引入機構投資者，但鐵道部一貫強勢作風令投資人在實際運營中缺少話語權，如果上述實質問題不解決，投資人熱情很難提高。2005 年投資1166億元的武廣高鐵正式動工時，鐵道部有意引入社會資本。2006年9月，鐵道部內部人士曾向媒體透露，中國鐵路建設投資公司出資約300億 元，平安保險旗下的平安信託等投資者出資170億元（其中平安信託出資80億元），共同建設這條高速鐵路。
但是因為當時武廣高鐵還在建設期，離開通還有三年時間，這期間沒有任何收益，很多投資人選擇了退出。最終只有社保等少數投資人還在觀望，但到2011年2月劉志軍被查之後，引資陷入停滯。
京滬和武廣高鐵並非國內業外資本投資鐵路建設項目的惟一先例。1991年9月，當時的國家計委批准浙江省與香港聯盈興業有限公司合資建設金溫鐵 路，開創了新中國內地與境外合資建設鐵路的先例。1998年4月金溫鐵路全線通車，成為中國第一條股份制鐵路。在投資過程中，卻因為預算不斷超標，香港合 資方不滿鐵路管理體制，認為浪費嚴重，幾經曲折，最終撤資。最終金溫鐵路由浙江省和鐵道部接盤，其中浙江省持股55％，鐵道部佔股45％，成為省部共有的 合資鐵路。
「民資投資鐵路是要盈利的，現在除煤運專線外，鐵路項目很難盈利，客運專線可能一進來就要虧損，沒有盈利很難吸引民間資本。」趙堅表示。
據上述新疆廣匯知情人士透露，廣匯之所以投資紅淖三鐵路是出於產業配套的考慮，主要目的是為了把煤炭運出去，並不看重鐵路本身收益，「目前礦區有一條從新疆到甘肅的公路，但運力滿足不了公司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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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盤Ａ股基金十三年，在市場締造淨值成長十二倍的傳奇經理人王亞偉日前辭職，在中國金融界投下震撼彈。法人分析，王亞偉下台，代表中國官方對Ａ股的改革邁進一大步，也象徵真正的價值投資將在市場成為主流。 撰文‧周岐原 彼得林區（Peter Lynch）被外界譽為「二十世紀十大頂尖操盤手」之一，是因為他在一九九○年卸下經理人職務時，由他掌管的「富達麥哲倫基金」，規模從一千八百萬美元，茁壯到一四○億美元，投資報酬率高達二七六三％，成為實踐「價值投資」的傳奇經理人。 日前，有位號稱「中國彼得林區」的傳奇基金經理人辭職，他的離開甚至被視為一個時代的結束，他是誰？又給中國股市帶來什麼影響？ 他就是有「中國基金教父」之稱的前中國華夏基金公司副總經理王亞偉，在中國股市改革的高潮中，五月六日這位操盤明星突然宣布辭職，引發數千萬股民議論。消息見報後一星期，關於這位經理人的網路新聞累計多達二十萬則，影響力可見一斑。 基金淨值十三年成長十二倍「這是中國彼得林區時代的終結！」王亞偉離職消息一出，在中國引發鋪天蓋地的報導與評論，中國媒體紛紛將王亞偉與傳奇大師彼得林區對比。 巧合的是，王亞偉的操盤資歷與彼得林區相同，兩人都花十三年時間實際負責基金投資，同樣締造不凡績效。王亞偉操作的「華夏大盤精選基金」，在他卸任時淨值成長高達一一九九％。 有市場人士感嘆，在近年陸股頗為低迷的走勢壓迫下，王亞偉還能為操盤基金帶來十二倍的驚人成長，倘若他也身處在彼得林區的年代，績效說不定更勝一籌！ 王亞偉曾自稱是「價值投資者」，但他之所以成為中國股市傳奇，歷年來他一再精選類似台灣全額交割股的「重組股」（代號前標記ＳＴ的垃圾股票），趕在這些企 業資產重組或被借殼上市前低價布局，然後漂亮收割獲利，是最主要的原因。只是這與一般投資界認知的「價值投資」，兩者之間有頗大落差。 專挑垃圾股 疑靠內線獲利「『劍走偏鋒』吧，只能說他（王亞偉）的觀念和我們很不一樣，ＳＴ股一般基金經理人是不能買的，他反而注意。」一位駐上海台資券商代表私下分 析：「市場有那麼多股票可以選，經理人卻選擇重組股，在其他國家是不被允許的。」從二○一○年九月恢復交易的「ＳＴ昌河」一役，可以了解王亞偉的投資嗅覺 有多驚人。 昌河原本是一家連續三年虧損的公司，因體質不佳遭停牌並進行資產重組，照常理推斷，應該沒有法人對這檔「垃圾股」有興趣。但暫停交易前，王亞偉操盤的兩檔基金大量買進，成為持股第二、第三大股東。 經過一年半等待，﹁ＳＴ昌河」受中航工業集團借殼轉型為工業股，復牌當天暴漲一六八％，不僅轟動市場，也讓王亞偉的基金獲利上億元人民幣。 大陸垃圾股多達數十家，正因為重組消息難以捉摸，王亞偉的投資「直覺」卻屢屢命中，難免讓市場懷疑，王亞偉是因為擁有內線消息，才能提前布局，在這片灰色地帶出奇制勝。 不過去年底，郭樹清由建設銀行董事長轉任中國證監會主席，全力改革中國股市，祭出嚴厲的下市法則，讓王亞偉一再獲利豐碩的「重組股」大門大力闔上。業界普遍認為，這才是讓王亞偉掛冠求去的主因。 「以後市場會越來越規範，監管趨向嚴格，Ａ股裡有很多內線消息。」一位券商研究員坦言王亞偉離開基金業，代表中國股市叢林時代的結束（編按：集資籌資）。 陸股改革 關上暴富大門巧合的是，在王亞偉離職同日，郭樹清也在中國證券業創新大會上公開警告券商：「把投資者當傻瓜圈錢的日子，一去不復返了。」法人直言，郭樹清全力推動交易改革，已在陸股掀起重大變化。 過去地方政府為促進就業和提升形象，即使上市公司體質再差，也千方百計挹注資源、重組資產以維持掛牌，藉此保護既得利益，令Ａ股出現「只有慶生會，沒有告別式」的怪象，實施逾十年的下市規範形同具文。 如今連王亞偉都承認布局重組股的時機不再，個股不正常的重組將被下市取代，長期被視為「野蠻叢林」的中國股市，有機會朝制度化發展邁進一大步。 在王亞偉宣告辭職的記者會上，他還對記者分析，未來市場發展的方向雖然還不清楚，「但我比較看好藍籌股（大型龍頭股）的機會。」一位券商法人指出，這意味 陸股大行情即將到來，是王亞偉帶來的新啟示。他分析，陸股沉寂多年，官方又積極改革，等到修訂進度大致完成，「真正的價值投資才會成為主流，講基本面的人 才能在這個市場生存。」一位基金經理人離職，牽動全中國對證券業的檢討，甚至成為媒體連日報導的焦點，這恐怕是王亞偉始料未及的盛況。 王亞偉 出生：1971年 現職：無 經歷：中信國際公司、華夏基金經理人、華夏基金副總經理學歷：清華大學電子系、企管系畢業 | ||||||
中國證監會主席郭樹清去年底上任以來，證監會密集推出了多項改革，同時加大了對內幕信息的查處力度。一方面，A股市場指數沒有上漲，甚至小幅下跌；另一方面，學術界、輿論界對「郭樹清新政」異常關注，叫好聲不絕於耳，對於具體改革方案的研討更是呈現前所未有的活躍局面。
然而，由於改革多頭並進，加之步伐異常快速，市場難以迅速接受與消化，擔心改革會對證券市場行情造成負面影響的保守言論也逐漸顯現，更有既得利益集團擔心利益受損開始發出不同意見。
那麼，我們到底如何看待中國證監會的密集改革呢？財新《中國改革》記者與中國證券市場創立者之一、中國國際金融公司董事長李劍閣進行了一次對話。
李劍閣，曾任職於國家計委等中央國家機關，後出任中國證監會副主席，國務院體改辦副主任，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他經歷了中國證券市場從設立到發展壯大的全過程。現任中國最大的合資投資銀行中國國際金融有限公司董事長。
李劍閣一直被譽為「學者型管理者」，其從業資歷深厚，且三次獲得中國經濟學界最高獎項——孫冶方經濟學獎。有分析人士認為，在中金面臨轉型之際，由他出掌中金，可以穩定大局，並為中金備戰券商創新業務。
財新《中國改革》：如果要對中國證監會主席郭樹清這輪改革作一個總體評價，你如何評價？
李劍閣：郭樹清上任以來，面對許多中國資本市場多年存在的本質性難題，採取了不迴避、不推諉、不拖延的堅決態度，改革搞得有氣勢、有成效。
財新《中國改革》：中國證券市場上最為引人矚目的改革就是發行體制改革，其中涉及的問題非常複雜，利益盤根錯節。證監會最近在發行體制上實施了大量改革，你對此有什麼看法？
李劍閣：發行制度改革，就是要強化信息披露，淡化監管機構對上市公司盈利能力的判斷，讓市場去做市場應該和可以做的事情，政府儘量退出發行過程。這項改革意義重大。
正如一位以前的證券監管機構高層人士曾經說過的那樣，這是一場「靈魂深處的革命」。由發行制度入手，揭開證券市場改革的大幕，需要魄力和勇氣。當然，我們不要低估改革的阻力和難度。我們要有足夠的耐心，給監管層必要的時間。
從2006年發佈的IPO（首次公開發行）管理辦法開始，監管部門按照證券法，細化了相關規則。再加上六年來不斷向保薦機構下發的書面和口頭通 知，形成了複雜龐大的一整套規則體系。正是這些規章制度的存在，大大提高了A股發行上市的門檻，特別是在盈利能力方面的要求最為嚴格，但是，這樣做有時反 而增加了投資者對監管機構審核判斷的依賴。
在成熟市場，如美國兩大主要的股票交易所紐交所和納斯達克也對主板上市公司的盈利能力、股東數量和持股市值等有明確的要求，上市標準不低於中國 的滬深主板。但是，美國監管機構與香港證監會一樣，都不做實質性判斷，其審核的主要目標是確保發行人的招股文件沒有重大遺漏和誤導，投資者可以根據披露的 信息,作出自主的投資決策。
2012年4月28日，《關於進一步深化新股發行體制改革的指導意見》出台。這個指導意見的方向是完全正確的。與此同時，監管層已經決定將創業 板公司非公開發行公司債的初審權調整至交易所，這一步意義不可低估。然而，對於整個發行體制改革來說，即便把所有IPO企業和再融資的發行審核的權力都放 至交易所，只要仍維持審核的形式，發行體制市場化改革依然不能認為「功成名就」。
發行制度的市場化改革需要時日，但是，放開發行節奏控制，增強發行窗口選擇的靈活性，是否可以先行一步？從海外市場來看，發行上市企業在通過審核或註冊後可以自行選擇時機啟動發行。
從最近的情況看，許多拿到發行批文的公司主動推延，或者縮小發行規模，並沒有要監管部門多操心。未來A股市場可以考慮進一步放寬有關規定，提高發行人和主承銷商根據市場需求和承接能力，自主選擇發行窗口，通過市場力量調節發行節奏。
財新《中國改革》：證監會一直希望能夠讓資本市場成為一個理性市場，也就是希望投資者根據上市公司業績來投資，而不是聽信各類 內幕信息或者實施市場操縱。這就需要上市公司增加對投資者的投資回報，增加分紅比例，但是，這一問題多年懸而不決，分紅比例還不斷降低。如何看待這一問 題，又應當如何解決？
李劍閣：我認為，上市公司分紅或者不分紅，應該由股東自主決定。對於規範運行、股東至上的公司，如果公司發展需要資金，股東往往會支持擴大公積金而減少甚至放棄年度現金分紅。多年來，大家詬病的是「一股獨大」的A股上市公司不尊重大多數小股東的意願，持續多年不分紅或少分紅。
十年前，監管層就開始努力完善股市的分紅制度。2001年，證監會規定將上市公司再融資資格與股利分配水平相掛鉤。2006年又提出，要求上市 公司公開發行證券應符合「最近三年以現金或股票方式累計分配的利潤不少於最近三年實現的年均可分配利潤的20%」。兩年後，制度性要求再度加強。2008 年，將上市公司再融資條件明確為「最近三年以現金方式累計分配的利潤不少於最近三年實現的年均可分配利潤的30%」，同時強調了現金分紅而非原先的「現金 或股票方式」。
最新公佈的數據顯示，近三年現金分紅的上市公司家數佔全部上市公司家數的比例、平均每股現金分紅金額均呈上升趨勢，上市公司現金分紅金額佔當年 實現淨利潤的比例呈下降趨勢。2008年至2010年，實施現金分紅的上市公司家數分別為856家、1006家和1321家，佔所有上市公司家數的比例分 別為52%、55%和61%；現金分紅金額分別為3423億元、3890億元和5006億元；平均每股現金分紅金額分別為0.08元、0.09元和 0.13元。而上市公司現金分紅總額佔當年所有上市公司實現的淨利潤總額的比例2008年至2010年分別為41.69%、35.85%和30.09%。
看來，現有規定並未對上市公司形成有效約束。當然，有些公司不分紅的原因是一直虧損或累計未分配利潤為負。2010年未實行現金分紅的公司中， 近一半公司不具備現金分紅條件。連續五年未實行現金分紅的公司中，53%的公司五年來每年累計未分配利潤均為負數。但是，確有一些公司治理機制尚不健全， 分紅主動性不足，極少數公司累計淨利潤為正、現金流情況較好,卻連續多年未現金分紅，且無充分合理的說明。
去年以來，證監會已要求各派出機構核實瞭解本轄區累計淨利潤為正、現金流情況較好但未分紅公司的詳細情況，並將這類公司作為關注重點，核實其對外披露的不分紅原因及未用於分紅的資金留存公司的用途與實際情況是否相符。根據目前中國的情況,這些措施是必要的。
總之，改革和健全上市公司分紅制度必須尊重市場規律和股東意願。市場和人心是桿秤，只有讓投資者感受到滿意的公司業績，市場才能讓我們看到滿意的行情。
財新《中國改革》：中國證監會目前推進的改革中包括建立投資者適當性制度，郭樹清更是公開表態很多投資品種是小眾產品，不適合大批散戶。你認為，這樣做能夠有效改變A股市場的投資者結構嗎？
李劍閣：在資本市場上，儘管每個人的風險偏好屬於人權範疇的事情，都應該得到充分的尊重，但是，每個人的風 險認知水平是不一樣的,風險承擔能力畢竟也要受到財力的約束。監管層應該要求證券從業人員作出必要和充分的風險揭示。對於那些風險承受能力弱，風險識別能 力低的群體，應該予以格外提醒。證券經紀人應該杜絕「傳銷」心態。當然，從業人員的「良知」，不能完全建立在道德勸說上，必要的風險揭示應該有法規作保 證。
郭樹清履新伊始便致力於投資者適當性制度的建立，這是與他提倡改革和創新聯繫在一起的。
監管部門針對創新業務的投資者適當性管理制度正在逐步跟進。證券自律性機構也在著手制定、完善投資者適當性管理和客戶服務等兩項指引，作為服務性規則，它們將為證券業內開展投資者適當性管理和客戶服務工作提供一個範本和參考。
2012年3月，深交所發佈《關於進一步深化落實創業板市場投資者適當性管理工作的通知》，明確提出，投資者交易經驗滿兩年方可參與創業板交 易。對於交易經驗不足兩年的新申請投資者，原則上不得為其開通創業板交易。對於交易經驗滿兩年但風險測評結果顯示風險承受能力低（保守型）的新申請投資 者，原則上不得為其開通創業板交易。
同時規定，經過勸導和風險教育後，投資者仍堅持要求開通創業板交易的，會員應對客戶申請、風險揭示及相關勸導工作等情況通過書面、電子或錄音等 方式予以詳細留痕，以備核查。同時要求對此前已開戶但不滿足風險評估標準的投資者、後續評估風險承受能力較低的投資者持續跟蹤，加強其風險意識，審慎入 市。
除了股票和基金，2011年年底，上交所提高了債券交易門檻。債券市場投資者按照產品認知水平和風險承受能力分為專業投資者和普通投資者。根據 上交所的規定，除上交所國債、地方政府債和公司可轉換債是兩類投資者均能投資外，專業投資者可投資分離交易可轉換公司債券中的公司債券（含企業債券）、債 券質押式回購的融資及融券交易；普通投資者僅能從事分離債、債券質押式回購的融券交易。
我覺得這些規定都很好，是重要的進步。當然，關鍵還要靠監管機構、金融機構和證券業所有的從業人員認真落實。
財新《中國改革》：證券市場的退市制度喊了十年，但是，真正退市的上市公司可謂鳳毛麟角，各種各樣的阻力要保「殼」，地方利益、部門利益在其中上下其手，退市的難度異常巨大。那麼，現在的監管層是否能夠頂住壓力推進改革？
李劍閣：作為一項監管新政，監管部門大力強調要完善退市制度。這和最近嚴懲一些市場違規者一樣，向市場宣示中國的監管者是長牙齒的，而且是敢於和能夠啃硬骨頭的牙齒。
2001年發佈的《虧損上市公司暫停上市和終止上市實施辦法》，規定上市公司連續三年虧損可能暫停上市，暫停上市的公司在寬限期內第一個會計年 度繼續虧損可能終止上市，也就是說，上市公司要連續虧損四年才符合退市條件。而創業板的退市條件更加嚴格一些，現行深交所《創業板上市規則》規定，創業板 公司如連續出現兩年虧損或最近一個會計年度淨資產為負將直接退市。
自A股上市公司退市制度2001年啟動以來，滬深兩市主板因觸碰監管規則而退市的公司共有42家，佔比不到2%。多數公司在長期停牌之後，都能 通過重組借殼等方式重新返回股市。而創業板成立兩年以來，還未出現退市公司。根據WFE的統計數據，總市值排名前五的證券交易所2010年退市股票市值佔 交易所國內總市值的比例分別為：紐交所（1.6%），納斯達克（2.7%），東京證券交易所（1.5%），倫敦證券交易所（2.2%）。而A股總市值全球 排名第二，2008年以來無一家公司因觸碰監管規則而退市，退市制度形同虛設。
創業板自2009年10月30日以來已經運行兩年。這兩年來，創業板經歷了開板之初的狂熱，單個公司的發行市盈率動輒超過70倍，月均發行市盈 率也屢創新高，2010年11月月均發行市盈率曾創下99.8倍的高點。經過兩年的發展，創業板公司的成長性卻讓投資者大失所望，創業板上市公司的負面新 聞不斷。
因此，應該完善和嚴格執行現有退市制度，堅定不移地「埋葬死者」，讓其成為投資者理性擇股的清醒劑，成為懸在上市公司頭上的生死牌。
財新《中國改革》：中國證監會現在非常鼓勵創新，包括產品創新、業務創新等方面，但是，創新難免會增加風險，尤其是在美國次貸危機以及歐債危機之後，金融創新似乎並不受歡迎。在當前的形勢下，如何平衡防範風險與創新的關係，哪方面更重要？
李劍閣：我一直認為金融創新是一種社會科學領域裡的創新。我們應該像容忍自然科學領域裡的創新會遇到挫折和失敗一樣，容忍金融創新的挫折和失敗。
人類社會的發展依仗經濟的發展，經濟發展得益於金融，金融的存在和發展來源於不斷的創新。這是不爭的歷史事實。我們不能指望任何科學創新都不付出代價，而危機有時也是社會進步所必須付出的代價。
次貸危機摧毀了一批過度槓桿化的金融機構，教訓了所有倖存的金融機構，同時澄清了許多理論認識，確立了新的市場規則。從這個意義上說，這也可以 看做一種社會進步。自2008年以來，對金融創新的批評可以說是不絕於耳，但是，國際經濟學界也已經開始了理性討論和冷靜思考。
中國證券業還處於發展的初級階段。我們當然應該從這次全球金融危機中汲取有益的東西，但是，絕對不能因噎廢食。不能因為發達國家遭到一時的挫折，我們的改革就失去了方向。在目前這種情況下，證券監管機構大膽啟動金融創新，顯得格外難能可貴。
2011年10月後，證券監管機構開始了對資本市場的一輪較為全面徹底的改革，體現出尊重市場、鼓勵創新的取向。監管部門為了提升中國資本市場 的效率，決心為證券公司塑造創新環境，繼續放鬆行業管制，鼓勵行業對外開放，培育本土券商的跨境服務能力，永遠不對行業創新說「NO」。這些新的理念和舉 措，得到了社會和業內的廣泛好評。
過去由於證券公司的聲譽不佳，從挪用客戶保證金到違規信用交易，引發無數市場風波。近年來，監管層對於證券公司的管理一直從嚴從緊是完全必要的，也是十分正確的。但是，束縛券商的手腳，禁錮券商的頭腦，其實也積累了證券行業的整體風險。
由於業務模式單一並且趨同，券商的低水平競爭愈演愈烈。目前，最具通道業務特質的經紀業務仍是多數券商的主要收入來源。多數券商70%的收入來 自經紀業務，經紀佣金收入中則有63%來自資產在100萬元以下的投資者頻繁交易獲得。經紀佣金費率越來越低，很多證券營業部難以為繼。通道型的經紀業務 不僅使得證券公司同質化競爭，甚至影響了整個市場的格局和特質。
A股市場散戶參與度高，短線操作頻繁，在通道型業務模式的激勵下，短線買賣、投機操作的特點難以改變。
證券市場的創新需要各個相關部門的支持和配合。比如，銀行資產證券化的創新，就要得到央行、銀行監管部門、商業銀行等的理解和支持。
最近，國務院領導同志說要改變商業銀行的壟斷局面，許多人不能理解。他們認為，中國的商業銀行之間的競爭已經十分慘烈，根本無法壟斷。可是，我們換一個角度，從商業銀行資產規模佔全社會資產總規模的比重看，國務院領導同志的判斷就可以理解了。
目前全社會倚重間接融資的局面當然不是商業銀行的過錯，但改革勢在必行。證券行業對這場必然到來的改革，應該提前做好技術和組織準備。
證券監管機構在鼓勵創新的同時，也非常注意風險提示和防範，特別強調投資者適當性原則的重要性。對於推向市場的創新產品，提出要嚴格區分公募與 私募，不能亂發私募產品，做到風險可控；提醒券商不要做自己不懂的產品，風險敞口始終保持在可控範圍，「必須要有最壞的準備」。
創新帶來了新的業務機會，也帶來了新的競爭壓力。目前，有66家券商獲得了融資融券資格，行業覆蓋率超過75%。但是，2011年融資融券的規 模僅為476億元，開戶總數達到42.9萬戶，業內人士預計，今年年底融資融券餘額有望突破900億元，但依然遠遠不能滿足獲得資格的券商的業務需要。
包括中金公司在內的所有券商應該以積極的姿態迎接創新。任何恐懼、迴避、抱怨、抵制，並不能改變創新改革的歷史潮流，也改變不了同業你追我趕的客觀現實。遲疑、鬆懈和疏忽，只會讓自己永遠落後掉隊。正所謂「沉舟側畔千帆過，病樹前頭萬木春」。
如前所述，不改革，我們前面的路越走越窄，生存空間越來越小；改革可以給我們帶來希望的明天，當然伴之而來的也可能有無數難以預見的風險。
我們應該儘量避免風險、化解風險，但是，我們永遠也不要把風險歸罪於改革創新。因為不改革創新，我們其實已無路可走。 ■
李劍閣為中央匯金公司副董事長、中金公司董事長
在前海金融改革中，有兩方面的具體創新尤其值得關注。
其一，跨境雙向貸款的創新。人民幣回流渠道的缺失一直是制約其國際化的一大阻力，在境外人民幣市場尚未形成規模、缺乏人民幣計價的金融產品，以 及境外機構或個人持有的人民幣流回境內渠道不暢的情況下，境外主體持有人民幣的積極性也相對有限。作為離岸人民幣的主要市場，香港人民幣存款到今年5月末 已達5539億元，但流動性不足，特別是回流管道不暢正限制著香港人民幣市場的進一步發展。支持香港金融機構向前海企業發放人民幣貸款，實際上打通了一條 人民幣回流渠道，也落實了廣東一直在探討的跨境人民幣貸款回流機制問題。
對於這一渠道的發展來說，還需關注幾方面的問題。一是跨境人民幣貸款也意味著資本項目將進一步開放，由於資本項目開放過程並不可逆，也帶來一定 風險，必須注意資本項目的開放仍需循序漸進，不應該過快、全面放開。二是與跨境貿易、直接投資以及證券投資相比，跨境貸款並非是主導性的貨幣回流模式，也 不應過於誇大和依靠其作用，還要充分關注其他方面的機制創新。三是要注重跨境人民幣雙向貸款同步發展，實現人民幣資產的有效流動。四是在起步階段，要避免 純粹為促進人民幣回流而推動「大額」貸款，更著眼於利用境外人民幣貸款滿足內地的中小企業、創業企業的融資需求，而非都是「兩基一支」領域的貸款。
其二，股權投資母基金、人民幣債券等金融創新業務也是業內預期較高的政策內容。一方面，發展股權投資母基金，將有助於深圳成為私募和創投中心。 按照已有政策信息，深圳強調在現有信息、生物、超材料、新能源四隻國家創業投資基金的基礎上，積極推動設立前海股權投資母基金，支持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 這不僅能夠切實服務於具體行業產業發展，而且能夠發揮母基金的引導、帶動和支持作用，進一步增強深港民間私募和創投基金的活躍度。
另一方面，在港發人民幣債券也具有重要意義。對香港來說，近年來其國際金融中心地位不斷受到挑戰，債券市場的薄弱也降低了香港金融市場的穩定 性。以推進人民幣債券為契機，香港可盡快發展一套包括支付清算在內的金融基礎設施，使其債券市場發展獲得有力支撐，進而彌補其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資產結構 缺陷。對內地來說，這必然會增加人民幣計價資產的規模，促進人民幣國際化步伐。同時，以人民幣債券促進香港債券市場發展，反過來也會對內地債券市場產生激 勵作用。當前內地債券市場也相對較弱，人民幣債券在港推出，將會加快內地債券市場在基礎設施、交易規則、產品和規模等方面的發展。
另外還要注意的是，前海人民幣業務的創新，對於人民幣國際化有三方面作用：一是進行人民幣回流機制創新，二是建立人民幣「走出去」的新渠道，三 是通過促進人民幣計價資產的跨境流動和創新，來創造人民幣的投資和儲備需求，配合併促進貿易結算需求的提升。對於香港人民幣離岸中心建設來說，一是提供了 更有效的貨幣流動性支持，二是提供了機構和人民幣資產的支持，三是為香港金融業提供了更大的擴展和盈利空間，增加離岸業務積極性，四是提供了政策信心的支 持，五是加快了粵港澳一體化的大背景支持。
總的來看，前海金融政策與目前國內討論的金融改革有許多不同點。目前國內探討的金融改革，範疇和內涵都比較廣，從國家層面來看，重點還是金融政 策、金融管理體制、金融機構體系、金融市場體系等大的層面。從地方來看也有幾種類型，一是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建設，其相關金融改革與國家層面的政策突破直接 相關；二是溫州金融改革，重在解決民間資本、小企業融資等「草根金融」的困境；三是諸多城市的金融中心建設，重點還是在於如何集聚金融資源，服務於當地經 濟增長和政府財稅。
與內地其他地區金融改革相比，前海金融改革最大的不同點，一是開放性的，即最終目標是金融市場的內外雙向開放，金融資源流動性的提高；二是國際 性的，即圍繞粵港澳金融一體化的大思路；三是邊際性的，即在不突破國家現有政策約束的前提下，在有限範圍內進行政策創新和試錯。
目前的國內金融市場改革，最需要考慮下述問題。一是加快進行頂層設計，從中央層面創新金融管理及改革推動機制，明確多層次金融市場的內涵，掌握 好金融市場分散化和集中化發展的平衡；二是金融市場的改革發展，不能過分偏重於比較優勢部門，如工業產業、基礎設施、大企業等，而對小企業、民營企業、農 村領域的創新支持明顯不足；三是金融市場發展要避免為創新而創新，也就是說，創新的目的不只是為了增加銀行、證券、保險等行業利益，而最終是為了服務於實 體經濟，服務於企業發展和居民福利的需要；四是目前自下而上的金融創新的動力最終也應該落到「草根」身上，而不是地方政府行政主導；五是政府推進的創新往 往缺乏活力和效率，應該進一步放鬆管制，發揮技術等因素的促進作用，給予市場主體以合理規避管制的創新空間；六是加強國家、地方、草根三個層面的金融發展 和創新的銜接和互動，避免發展脫節，努力實現共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