累進稅最高邊際稅率越低，越是傾向於單一稅，由於對經濟的扭曲變小了，稅基反而越大，富人繳納的稅在整個繳納結構中比重反而更高。
簡單、有效率和公平的稅制乃是自由與繁榮之基。中國應該就單一稅展開一個廣泛而深入的公共討論，這也是切實的公民訓練和公民成長。
人人都關心政府「以看得見的方式」從自己的口袋裡掏走了多少錢，因此，個人所得稅時不時會成為熱門話題，每次調個稅起征點的時候如此，每年召開全國 兩會的時候也如此。以2011年為例，個稅徵收額為6054億元，佔稅收總額的比例為6.7%，比國內企業面臨的稅種如增值稅（佔比27%）、企業所得稅 （18.7%）、營業稅（15.2%）和國內消費稅（7.7%）等都要低，但民眾對個稅關注與參與的熱度顯然要遠高於企業稅。
這一次個稅改革又一次成為熱門話題的契機是財政部科研所副所長劉尚希的一篇文章。2012年7月20日，劉尚希撰文，提出按家庭徵收累進的個稅在中 國不可行的兩點理由：一是中國當前流動人口達到兩億多人，出現了「留守兒童」、「留守婦女」、「空巢老人」、「夫妻分離」等大量跨越時空的家庭結構，按家 庭來課徵個稅將使成本高到難以實施的地步。二是中國法治環境不佳，針對各個家庭的各種扣減、抵免、優惠無疑也會變形走樣。稅收腐敗無法避免，吃虧的最終是 普通老百姓。
劉尚希反對家庭累進個稅的理由，是訴諸中國的特殊性。不過，如果有一天，人口自由遷徙、社保福利隨人走且征稽人員和納稅人都能嚴守法律，那家庭累進個稅就可行了嗎？
放眼全世界，個稅征稽主要有兩種模式：累進稅和單一稅。前一種模式以美國為典型，後一種模式正在東歐諸國崛起，有向世界擴散的趨勢。我們從實證和理論上考察一下哪一種更為可取。
迷宮式的美國聯邦個稅制度
累進（Progressive）稅的鼓吹者為進步主義者（Progressives），即左翼，其主要動機為財富再分配：對富人適用更高的邊際稅 率，可「劫富濟貧」，降低由低到高排列的收入坡度，使得財富分配更「平等」。自20世紀30年代富蘭克林·羅斯福上台以來，在民主黨統治之下，美國聯邦個 稅最高稅率一路上漲，1944年達到駭人聽聞的94%。里根把最高稅率從上任初的70%逐步降到離任前的28%，目前為35%。
美國稅制，以複雜凌亂著稱於世。最新版本的《聯邦國內稅法》（The Internal Revenue Code），分10個子題（Subtitle），共有9834節。第一子題即為《所得稅法》，共有1564節，印出來有近1500頁；相配套的《聯邦稅 則》（Federal Tax Regulations）第一大塊是所得稅法的實施細則，印出來就更厚了，超過6000頁，令人抓狂的是，每年都有一定程度的更新！
就聯邦個稅而言，申報主體分為四種：單身；聯合申報的已婚夫婦或有資格的寡婦（鰥夫）；單獨申報的已婚者；一家之主。邊際稅率為10%至35%，共 六檔，稅率適用的應納稅收入範圍每年隨通脹調整，以夫婦聯合申報為例，2012年10%稅率的為0至17400美元，比2011年的上限17000美元多 了400美元，考慮不可謂不周全。
扣除設計就像迷宮一樣。第一種是免徵，如購買國債、州債和市政債獲得的利息，不計入總收入。第二種為調劑（Adjustments），可扣除的項目 包括撫養費、多種退休及保健儲蓄計劃的繳費、某些學生貸款利息等，性質上是與獲得收入直接相關的成本費用，總收入減去調劑稱為調劑後總收入。
第三種為扣減（Deductions），分為兩部分。（一）為個人免徵額，2012年為每人3800美元，比2011年多了100美元。（二）可在 兩種方式中任選其一。一種是標準扣減，2012年，單身、聯合申報的已婚夫婦、單獨申報的已婚者和一家之主分別為5950、11900、5950和 8700美元，分別比2011年增加了150、300、150和200美元。另一種是分項扣減，如超過調劑後總收入7.5%的醫療支出、按揭利息、慈善捐 獻等，可以看出，這些都是具體的支出，要獲得扣減，有種種條件和限制。
此外，還有稅款抵免（Tax Credits）。調劑後總收入減去個人免徵額與標準扣減或分項扣減，為應納稅收入（Taxable Income），對此逐級適用不同的邊際稅率，得出應納稅額。但未必就要繳納那麼多稅，往往可以少繳一些或獲得退稅，即稅款抵免。抵免分為兩種。一種是不 退錢的，如對老人或殘障人士的抵免，最高額度為1125美元，如果應納稅額為1000美元，那125美元也不會退給你。另一種是退錢的，如勞動所得抵免 （Earned Income Credit），低收入者可申請，如果3個及以上子女，最高額度可達5751美元（2011年），又如子女抵免（Child Credit），最高額度為每個子女1000美元。稅款抵免有非常具體的條件和限制。
以上是整個迷宮的簡圖。所得稅是美國聯邦歲入的大頭。以2011年為例，聯邦歲入為2.3萬億美元，其中，個人所得稅為1.0915萬億，佔比 47.4%；公司所得稅為1811億，佔比7.9%；社保稅為8188億，佔比35.6%。個人所得稅和社保稅可視為對個人徵收的稅，合起來佔聯邦歲入的 83%，剩餘的17%為公司所得稅、關稅和消費稅等。這樣的歲入結構，與中國相比，在個人稅和企業稅的輕重關係上完全顛倒了過來。
複雜稅制的社會成本
複雜個稅稅制製造了磚頭一樣厚、天書一樣難讀的聯邦個稅稅法和實施細則，裡面包含著紛繁複雜的扣除種類和稅款抵免項目，每一種扣除和抵免項目又有不 同的具體條件和限制。而且，不斷積累越來越多的臨時性稅收激勵條款，每一種又有不同的具體規定和廢止日期。對此，稅務人員有壓力，納稅人就更痛苦了。
由此帶來的第一塊社會成本：徵收與稽查的行政成本。聯邦個稅的徵收機構為美國國內稅務署（Internal Revenue Service，簡稱IRS），它發行480種稅務表格，其中聯邦個人所得稅申報所用的就是著名的1040表格。它還發行數百種稅務表格填寫指導書，指導 納稅人如何填對、不要填錯這些表格，全部印出來足有幾英呎厚。
IRS大約有11.5萬員工，其中，稅務稽查人員佔4萬人，超過1/3，其職責是隨機、武斷、「有罪推定」、沒有任何理由地查納稅人有沒有逃稅，被 查者要騰出時間來積極配合。這些稅務人員的薪水福利和公務支出是千億美元數量級的。複雜的稅制創造了更多的公職，全是非生產性的，由全體納稅人出錢供養， 屬交易費用。
第二塊社會成本是每個納稅人都要支付的合規成本（Compliance Costs）。對納稅人來說，最低限度是如何填對1040表格，更高的需要是如何保證自己用盡每一種扣除和稅款抵免項目，最高的需求是如何合理利用個稅稅 則，適當安排自己的資產、調整自己的收入來源，以最大限度實現避稅和合法逃稅。
對單身人士和收入一般的家庭來說，分項扣減太複雜，就選擇標準扣減了。家庭收入狀況比較簡單的，可選擇1040EZ（EZ即Easy，簡單）或 1040A表格，根據IRS估算，兩者填寫的平均時間分別為2小時和8小時。有學習能力的，買一本《某某年1040表格報稅大辭典》，研習一番，應該能少 繳一些稅。
對收入比較高的家庭來說，選擇分項扣減才能最大限度避稅。當然要用最全的1040主表，根據IRS估算，填寫此表平均時間68小時，有錢人的時間價 值高，得請專業人士打理。避稅在美國是一個龐大的產業，在十餘年前即有10萬稅務律師，20萬稅務會計師，超過10萬人的避稅投資顧問和經紀人。現在這個 數字翻番了。這些人的收入對社會來說，是非生產性的交易費用。
20世紀中葉，正是美國聯邦個稅稅率驚人地高的時代。在影片《肖申克的救贖》中，主角銀行家安迪蒙冤入獄。一位獄警繼承了一大筆錢，要繳納一大筆稅，安迪幫他想出了一項避稅辦法，把這筆錢贈送配偶即可免稅。此後，安迪成為獄警們免費的公用稅務會計。
據估計，大致每個美國人每年要支付相當於納稅額20%的合規成本。那意味著，2011年聯邦歲入的合規成本約為4600億美元，其中，聯邦個稅的合規成本為約2200億。
第三塊社會成本為稅收對經濟活動的扭曲導致的效率損失。平均而言，聯邦政府每從公民手裡拿走一美元，社會財富大約少創造0.3美元。那意味 著，2011年聯邦歲入導致的效率損失約為6900億美元，其中，聯邦個稅導致的效率損失為約3300億。考慮到累進稅的本質是累進地懲罰勤勞、累進地懲 罰財富的創造，比單一稅會有額外的效率損失。
美國聯邦個稅是複雜累進稅制，上面分析了其「複雜」導致兩種看得見的交易費用：稅務部門更多的行政成本，納稅人更多的合規成本，及一種看不見的社會 成本：效率損失——如納稅人不願幹那麼多活了，又如為了符合各類扣除和稅款抵免的要求，不可避免會有一些過度消費，這和商場購買多少錢額外打折對消費者的 吸引力是一樣的。這三種社會成本每年即有五六千億美元之巨。
累進必複雜
複雜與累進也有關係。累進稅設立之初雖然就要比單一稅複雜，但總體也比較簡單，反映了窮人財富再分配的訴求。隨著時間推移，在利益集團的遊說和政治 黨派的博弈下，越來越體貼入微，照顧到各種利益訴求，自然越來要複雜。窮人有了勞務所得抵扣，富人也可捐贈藝術品少繳稅。這簡直就是「破窗效應」的生動例 子：有累進稅設立相當於打碎了第一塊玻璃，給所有人暗示打碎玻璃不會有人管的，窗戶也就越來越千瘡百孔，累進稅制也就越來越複雜。
富人的一美元效用較低？
第一塊玻璃是如何打碎的呢，累進稅最初為何要設立？
第一個理由是功利主義的（Utilitarianism，更好的翻譯應為效用主義）。功利主義認為，富人一美元的效用要比窮人的低，舉的例子是5美元富人都懶得撿，但那可是窮人的一餐飯；因此，為「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幸福」起見，當向富人徵收更高稅率的稅，補貼窮人，這樣，社會總效用就會增加。
問題是，把這樣的邏輯推到盡頭，那社會總效用最大的情形是：所有人再分配後的收入完全一樣。功利主義者說：甲年收入100萬美元，乙10萬美元，甲 比乙富，甲最後10萬美元的效用要比乙10萬美元要低，言下之意要不斷抽甲的稅補貼乙，直到兩人收入最後一美元的邊際效用相等，即甲要給乙45萬美元。可 如果甲有一筆實業投資，少了這十萬美元不成呢？事實上效用是某物給某人帶來的滿足感，是個人主觀的認定，人與人之間不能比較、加總和平均，因為不可能找到 任何客觀的尺度。
高收入人士不在乎被多抽稅？
第二個理由是說，天賦異稟或能力強的人，掙的錢基本上都是天賦或能力的回報，即租金（Rent），理論上，拿走一部分租金、只要不全部拿走是不會改變其供應行為的，例如邁克爾·傑克遜和貓王收入高得嚇人，用累進稅抽掉其一部分收入，他們是不會少唱歌的。
就邁克爾·傑克遜和貓王而言，他們收入是高，不過別只看到賊吃肉，看不到賊挨打，看看中國每年報考藝術類院校的人有多少，但這些人中有幾個成為萬眾 矚目的明星？明星的收入，一塊是天賦帶來的租金，另一塊就是高概率失敗的風險補償，對大部分明星來說，後一塊才是主要的，如果對其征高稅率，看得見的供應 是不會改變的，但看不見的供應一定會改變，以後走演藝道路的人必然減少。
累進稅累進地破壞稅基
這個問題有更一般性的視角。高收入人士，在天賦之外，必然要投入成本學習、教育和培訓，成本包括學費和為此放棄的工作機會。人接受更高更好的教育的 基本理由是：未來能有比現在能找到的工作更好的職業選擇、更高的收入機會，即讓未來有更多更好的選擇（Option），本質上就是買入一項看漲期權 （Call option）。
看漲期權是你現在出一個價，讓你獲得一項權利：在將來某個時候以某個固定的價格（行權價格） 買入某項資產，只有在未來到期價格高於行權價格時候，你才會實際買入，否則就作廢。你現在出1元錢買入1個期權，允許你一年後以10元的價格買入1股股 票，那當一年後股票漲成12元，你行權，就賺了2元，回報率100%，無需投入更多的錢直接買入股票，可見期權可以以小博大。
以期權觀之，你現在支付的教育成本就是期權價格，將來能找到更好工作的收入是到期價格（假如預期年平均收入10萬美元），不深造你能找到的工作收入是行權價格（假如5萬，到期價格與行權價格的差10萬-5萬）越高，這個看漲期權價格也就越高，你也就越有意願投入更多的教育成本。
我們在市場上可以觀察到：越是較少需要專業知識和技能、替代性高的工作，如文員，供給者就越多，平均工資也越低，工資的波動率（同一工作的工資差別）也越低；而對專業知識和能力要求越高、替代性低的工作，供給就越少，平均工資也越高，工資的波動率也越高。
累進稅的效果是：（一）無論看絕對數值還是相對比例，高收入職業的平均工資比低收入工作下降更多更厲害；（二）大幅度降低高收入職業工資的波動率、將工資的差異拉平，兩者都會降低「工作期權」的價格，從而降低你對教育的投入。
第一種效果好理解，降低了你嚮往的工作和你現在有能力得到工作之間的收入差額，期權價格當然下降，如果征單一稅這兩種工作的收入分別為10萬和5萬，征累進稅後這兩種工作的收入分別為7萬和5萬，前一種情形下你可能會去讀MBA，後一種你就未必了。
第二種效果舉個例子就明白了，假定一種股票現價和一年後行權價格都是100元，一年後股價有50%的概率為120元和50%的概率為80元，則到期 平均價格為100元，你有50%的概率賺120-100元、50%的概率賺0元，意味著期權價格為10元；如果讓波動率上升，一年後股價有50%的概率為 200元和50%的概率為0元，則到期平均價格仍為100元，但你有50%的概率賺200-100元、50%的概率賺0元，意味著期權價格為50元。其他 條件不變，波動率越高，期權價格越高，這就是累進稅降低高收入波動率，導致教育投入意願下降的原因。
這是說，高收入者對累進稅是非常敏感的，累進稅相當於累進地懲罰勤奮、累進地懲罰財富的創造，相應地，也就是累進地削減、破壞稅基和自由與繁榮的根 基。歐洲的某麥肯錫新入職員工只比他在超市當搬運工的小學同學工資高一倍，始發於美國的2007年金融危機歐洲的遭遇比美國還慘，豈是偶然的？另外，就財 產性收入而言，高邊際稅率會促使納稅人把財產從生產性投資轉向免所得稅的政府債券上，這也會削減稅基。
稅率降低，富人反而繳稅更多
這一論斷從美國聯邦個稅邊際稅率變化的歷史中得到了印證。里根在第一個任期將最高邊際稅率從70%降為50%，在第二個任期的1986年，進一步降 為28%，在聯邦個稅的繳納結構上，最富裕的1%、5%和10%承擔的份額，反而分別由1981年的17.9%、35.4%和48.2%，上升為1990 年的25.6%、44%和55.7%，低收入階層的承擔份額也相應下降。克林頓的1993年增稅，將最高稅率從31%提到39.6%，與民粹的政客宣傳的 讓富人多出錢相反，富人承擔的份額卻連連下降。
上述史實充分說明，累進稅最高邊際稅率越低，越是傾向於單一稅，由於對經濟的扭曲變小了，稅基反而越大，富人繳納的稅在整個繳納結構中比重反而更高。這意味著即使僅僅出於讓政府增收或讓富人多繳稅的目的，30%至40%的最高邊際稅率仍有大幅降低的空間。
單一稅的優越性
所謂單一稅率（Flat Tax Rate），又譯統一稅率、均一稅率，是對所有納稅人的收入按同一稅率收稅的方案，在理論與實踐上也有兩種方案，第一種是沒有任何扣除或稅款抵免的原始版本，第二種是容許固定免徵額度的修正版本。
早在1962年，米爾頓·弗裡德曼即提出以第一種單一稅代替累進稅的建議。其後，胡佛研究所的經濟學家羅伯特·霍爾和拉布什卡提出第二種單一稅方 案：為個人所得設立統一的高免徵額，然後對所有人的所有收入適用同一稅率。他們1995年方案為四口之家的免徵額為25500美元，然後對所有個人和企業 適用19%的單一稅率。計算表明，這樣即可使聯邦政府的歲入由累進稅轉為單一稅後保持持平。
單一稅與美國現行的複雜累進稅制相比，優勢是顯而易見的。首先它簡單，很容易被瞭解，也不會有複雜稅制下的種種漏洞，一旦採用，將節省大量征稽的行 政成本、納稅人的合規成本，減少效率損失。其次它均一，生產力高的人士就有意願在邊際上多工作一些，也有意願將積累的財富用於生產性投資，為成為「高富 帥」或「白富美」，莘莘學子有意願進行人力資本投資，相當於以等於教育成本的價格買入「工作看漲期權」，這些才是財富創造的引擎。
一個好的稅制應是簡單的，應使包括征稽成本和合規成本在內的交易費用儘量低，應使效率損失儘量低（當然，稅收導致效率損失是不可避免的）。
有證據顯示：一個不高於20%的單一稅是最理想的。根據描述稅率與稅收關係的拉弗曲線，隨著稅率上升，稅基減少，由於稅率增加的正面效應超過了稅基 減少的負面效應，政府收入也隨之增加至一個最高點。如果稅率再上升，由於稅基減少的負面效應超過了稅率增加的正面效應，政府收入反而下降了。所以，拉弗曲 線就像一個倒扣的碗。1997年，美國聯邦資本收益稅稅率從28%降為20%，有人認為，未來四年的稅收總額會低於根據原稅率估計的2090億美元。結果 實際稅收為3720億美元。稅率降低之後，政府收入反而驚人增加，這意味著20%的稅率更接近給政府帶來最大收入的最佳稅率。
單一稅正成為世界潮流
美國朝野普遍認識到現行聯邦稅收系統過於複雜，有改革的共識，即要向一個更平滑的稅制演化，但有很多不同的具體方案。2005年，布什總統任上，聯 邦稅改總統顧問團批評說：現行稅制極端複雜，需要詳細的簿記、冗長的指示和龐雜的表格，等於是懲罰工作，打擊儲蓄和投資，阻遏了美國商業的競爭力。致力於 推動稅改的民間組織提出了種種不同的單一稅方案。
在歐洲的英國、德國和法國，單一稅也是熱門話題。不過讓羅伯特·霍爾和拉布什卡的方案大有用武之地的地方不是美國和西歐，而是東歐轉型國家。從20世紀90年代以來，這些國家紛紛採用單一稅。立陶宛現行單一稅率為24%（之前為27%）； 愛沙尼亞則從26%一路降到了現在的18%；斯洛伐克為19%；羅馬尼亞為16%；烏克蘭為15%；俄羅斯為13%；阿爾巴尼亞和保加利亞為10%。現在 大概有二十多個國家已實行單一稅，普遍是對個人所得和公司所得實行統一的稅率，有更多的國家正在就此話題展開激烈的公共討論。
不得不說，在美國這樣推行複雜累進稅遷延日久的國家，要轉為單一稅，不容易。因為依附於現行稅制，有一個食物鏈，形成龐大的既得利益者。一個是稅務 系統，政府機構的權力和影響力往往取決於其預算規模和人員規模，單一稅將大大縮減對稅務征稽人員的需求，斷別人豐厚的生計，人家會拚命維護；另一個是避稅 產業，上百萬的稅務律師、稅務會計師等，所以，當你聽到富裕的稅務律師大談現行稅制如何讓富人出血、如何周全地考慮到了窮人的利益，別感動得以為他們是社 會良心。很可能，這些人嘴裡談道義，心裡想生意。
對東歐轉型國家就容易多了。在以前計劃經濟體系裡，國家徵稅沒有意義，因為所有人都是政府的僱員，政府想給你多少就多少，犯不著欲奪先予。這些國家 在向市場經濟轉型過程中，沒有先前的累進稅包袱，反而能推行簡單的單一稅，給經濟發展奠定好的規則框架。經過這些年的發展，一些國家已成為初等發達國家， 單一稅功不可沒。
中國應施行單一稅
中國現行的是以個人為納稅單位的累進稅，最高邊際稅率為45%。過去的所謂個稅改革，基本就是調免徵額度，目前為3500元每月。前些年引入了年收 入超過12萬元個人申報，有越來越複雜的趨勢，稅務律師也正成為熱門行業。若將「建立綜合與分類相結合的稅收模式」的個稅改革目標逐步轉向以家庭為單位征 稽，必將使個稅制度更加複雜。
累進稅征稽的社會成本本來就高，且有自動日趨複雜的機制，再加上劉尚希提出的中國兩個特殊性，我們能輕易和不加反思地引進家庭累進個稅嗎？全社會需要好好思考：是走美歐的老路（人家也在求變），還是走同為轉型國家的東歐的新路？要美歐模式，還是要正日益成為世界模式的東歐模式？
簡單、有效率和公平的稅制乃是自由與繁榮之基。中國應該就單一稅展開一個廣泛而深入的公共討論，這也是切實的公民訓練和公民成長。
（作者為媒體人）
中國的商業環境持續惡化。水泥、煤炭和鋼鐵價格仍然在下跌，產能過剩在很多行業都非常嚴重。
地方政府為了維持GDP水平而向虧損企業施壓，令其維持生產。商品價格已跌至總成本價格以下，很快就會低於可變成本。如果地方政府想要保持現在的生產水平，它們就必須安排銀行貸款來支持虧損企業的生產。
中央政府已經放鬆了流動性控制，銀行借貸環境也已經變寬鬆，公司債券的審批速度大幅加快。儘管商品價格下跌，目前的生產水平可能會維持到四季度。當然，金融系統由於支持虧損企業的生產，未來將要承擔更多的不良資產。
庫存水平依然很高。煤炭、鋼鐵和汽車行業就是很明顯的例子。要消化這些庫存，必須大幅降價，並且減少生產。如果經濟體系在價格下跌的情況依然維持生產，就會延長惡性循環的時間。不幸的是，過去幾個月的流動性緩解只是增加了惡性循環的可能。
泡沫越拖越可怕
近來的一些新聞又似乎預示著房地產市場的復甦。五六月份的房地產銷售量的確有所回升。任何市場調整都不是直線的，從6000點到2000點，A 股市場泡沫的破裂過程也曾經歷過幾次顯著的上漲。這種上漲不過是困獸猶鬥，其原因是市場裡總會存在著一些抄底投資者。當抄底投資者被徹底吞噬之後，這種調 整也就徹底結束了。
房地產市場調整跟A股市場的調整很類似，只不過時間要更長一些罷了。當前的房地產市場就像5000點時的A股市場。這個向下調整的時間至少要兩 年。中國的土地市場將面臨巨幅調整，大多數城市土地價格可能會下跌80%，其金融後果也將會非常嚴重。大多數銀行貸款都是直接或間接由土地作擔保的，如果 土地價格下跌如此嚴重，銀行系統將難以承擔由此出現的不良貸款水平。地方政府在土地銷售的黃金時期就擴大了其支出胃口，它們要經歷一段艱苦的調整期才能適 應新形勢。它們拚命尋找新的收入來源，這將會在未來成為社會不穩定的主要原因。
政府可能要面臨或者貨幣貶值、或者土地價格崩潰的兩難選擇。我相信中國政府不會讓貨幣貶值。然而，某些時候這種選擇對於決策者來說將極具誘惑 力。貨幣貶值的實質就是將房地產泡沫破裂的成本轉移給民眾，從而挽救擁有既得利益的權貴階層。美國在2008年就是如此行事，應當意識到在中國也存在這種 風險。
除了泡沫破裂，人口增長率下降的前景也可能把中國房地產市場拖入日本那樣的永久性熊市。30多年的獨生子女政策種下了房地產需求大幅下降的種子。這股力量是在房地產巨幅擴建之後出現的。空置房屋將會影響中國經濟十年甚至更長時間。
房地產泡沫破裂過程的延長，將會破壞中國金融體系的資本，阻礙其創造信貸的能力。將來，會有越來越多的公司直接進入資本市場，進一步惡化銀行系統的平均資產質量。中國可能需要再實施一套計划來調整銀行系統的資本結構，否則經濟增長將會非常緩慢。
中國政府實施了很多政策來刺激經濟。在貨幣方面，已經降低了利率和銀行的存款準備金率；在財政方面，一些地方政府正在減稅，籌備了很久的營業稅 轉為增值稅的計劃，亦被視為某種形式的減稅；在資本市場方面，政府削減了交易成本；政府取消了長假期間的高速公路費。但這些措施對經濟的影響有限，政府旨 在以此製造巨大的心理效果。
然而，中國社會未來20年內對經濟會存在很深的悲觀情緒。已經公佈的政策並沒有取得預期的心理效果。頻繁的零敲碎打的政策變更，意味著政府不願解決中國經濟的真正問題，即政府部門過於龐大且效率低下。政府迴避真問題，加劇了民眾對於中國未來經濟的擔憂。
減稅措施很多，但總量很小。我曾經提議立即減稅1萬億元。想要穩定經濟，至少要減這麼多稅。希望通過小額減稅來獲得巨大的心理效果，是不切實際的。
不平等之患
解決收入不平等已經成為一個時髦話題。很多人猜測政府將會出台緩解收入和財富不平等的政策。不幸的是，迄今為止相關討論都是誤導性的，只會引發社會矛盾。
中國迅速增加的收入不平等並非市場競爭的結果，完全不能跟成熟的市場經濟國家的情況相提並論。中國迅速增加的不平等是由於資產泡沫和灰色收入造成的，這兩者都來源於貨幣供應量的快速增長，它強化了政府在經濟中的作用，促成了資產泡沫的產生。
在生產率提升所導致的經濟快速發展時期，民眾可以從實際工資上漲中受益。然而，在過去十年間，中國選擇了另一種發展方式，將貨幣供應增加了 4.5倍，引發了廣泛的資產通脹和全面通脹。這就把生產者創造的果實轉給了那些能夠最先獲得貨幣供應的人，後者理性地將錢投入了資產市場，因為他們知道快 速的貨幣增長將會導致資產通脹。因此，特權階層的投機性收入是導致不平等的首要因素。
國有部門貨幣資源的集中，導致了灰色收入的大幅增加，這是收入不平等的另一個重要因素。這把貨幣增長轉為通脹，通脹成本已經被擴散給了普通民眾，他們從勞動中掙到的財產已經由於物價上漲而越來越不值錢。
投機性收入和灰色收入意味著向民眾徵收通脹稅。這是由貨幣快速增長所維持的。因此，中國不平等現象的加劇是政策選擇的結果，而不是市場競爭的結果。
中國社會有關不平等現象的討論往往把貧富階層矛盾作為關注點，這是完全錯誤的。這類討論應當關注資產泡沫、貨幣供應量的過度增長，政府在經濟中過於龐大的作用以及由此導致的灰色收入激增。
有一種流傳很廣的觀點認為中國民眾有仇富情結，這也是完全錯誤的。民眾仇富並不是針對是一個人是不是富人，而是針對一個人是如何成為富人的。民 眾懷疑中國的大多數富人都是通過不合法的手段致富的。不幸的是，這種觀點是正確的。在產能全面過剩的情況下，極少有企業家能夠通過正常的市場競爭致富。
很多企業家放棄了通過正常的經營活動致富。相反，他們依靠培養同政府或國企的特殊關係來獲得特殊優勢，或者通過非法手段獲得銀行信貸用來投機。來自政府的特殊支持以及用他人的錢進行投機，是中國人致富的重要來源。正是這個原因，引發了中國民眾的仇富心態。
其他國家解決不平等現象的措施，例如增加對高收入者的稅收等等，在中國並不適用。增加稅收實際上是在加劇不平等。富人通常都是權貴階層。他們有 很多手段可以避稅，合法的手段就是把個人收入隱瞞為企業收入，其稅率僅為25%，而律師和企業經理人這樣的專業人士要繳納45%的所得稅。這無助於公平。 當然，擁有灰色收入的人更是根本不用交稅。導致收入不平等的最主要原因無法用任何當前討論的政策加以解決。
社會不滿的根源不是表面上的不均等，而是實質上的缺少公平。要解決這種矛盾，政府需要實施包括減稅和減小政府規模和權力等舉措在內的市場化改革。任何有關不平等現象的討論，如果諱言改革，都是言不及義，在設計初衷上就是錯的。
須先改變政府角色
中國依靠數量擴張來維持經濟增長已經有十年了。這種模式是寅吃卯糧，向未來借貸。工人過度加班，金融債台高築，為了降低成本而忽視環境保護，依靠資產泡沫獲得利潤和政府收入，過度開發自然資源。
現在中國只剩下了一個能夠維持未來增長的資源，那就是中國工人的生產率。他們的工資水平只是發達國家的八分之一。只有提高勞動生產率，中國才能維持下一個十年的增長。增加工資可以促進消費，提高生產率可以維持供給的增長，中國別無選擇。
生產率提高有賴於有效的資源配置。當前中國的增長模式是靠政府分配資源。金融資源由政府擁有的銀行系統所控制，投資項目大多數都要經過政府審批，雙管齊下，把資本配置的權力交給了政府。不改變當前這種模式，生產率就不可能成為增長的主要來源。
即便政府部門的支出已經佔到了中國經濟的一半資金，它們還在擴張，由此增加了浪費和灰色收入，嚴重降低了經濟效率。由於很多資本項目的初衷就是要讓特權人士賺取灰色收入，這些項目的效率很低。這就是為何中國經濟如此依賴投資和如此容易發生通脹的原因。
大多數有關經濟和社會問題的討論，都把中國的問題當成了跟其他國家類似的問題，這是完全錯誤的。中國的經濟問題源於政府對市場的干涉。改革首先必須改變政府角色，任何不致力於改變政府角色的改革都必將失敗。■
貴州省鳳岡縣，因為土地制度改革而知名。在省裡的推介中，這個縣是農村產權制度改革的先鋒，成立了農村資產交易中心，用於農村產權交易。
2009年開始的這項改革，特點和亮點是「三資轉換」，即農村資源變資產、資產變成資本，通過給農村土地、房產等資源確權頒證，這些資產再經專業評估後，即可在產權交易中心交易，並能在銀行抵押貸款，有了切實的價值。
不過，當我輾轉一天的山路，出現在該縣農村改革小組辦公室負責人面前時，他坦白地告訴我，改革開展三年來，主要是給當地的茶園確權，通過資產評估，讓茶園承包人能通過抵押資產在銀行貸到款，這也是配合縣裡走「茶葉產業化」道路的一項舉措。
至於我最關心的農房交易，他告訴我，當地政策上有一些突破，如允許城裡人到農村買房，但目前還沒有一樁交易。
我深感意外。到農村去買一處房產，呼吸鄉村的空氣，是很多生活在大城市人的夢想，只是苦於政策上不放開。現在放開了，怎麼會沒有需求呢？
這位負責人道明原委：「首先，現在放開的是城市圈之外的農村房屋，都離縣城很遠，近郊區不敢放開，放開了農民會把地上都蓋成房子，不符合整體規 劃，以後政府徵地拆遷也很難辦。」其次，現在放開仍然是縣城內封閉運營，只能是本縣的城裡人去農村買，需求有限，也沒有特意宣傳，大部分人不太清楚自己的 房子能賣。
既然要改革，為什麼又遮遮掩掩？他告訴我，「上面的大法不改，我們也不能有太大突破，突破大了就是違法。現在各地都要搞活經濟，想著怎麼把農村的資產流動起來，我們也不例外，只是想著用什麼方式把農村的產業帶動起來，現在的改革正好達到這個目的。」
不過，負責發放貸款的農信社工作人員告訴我，「大家對目前的改革仍充滿疑慮。貸款的風險很大，政府的擔保公司承擔90%的風險，我們要承擔10%，如果最終茶農還不起，擔保公司會拍賣茶園，資不抵債的話，就只能是壞賬了。」
「農村金融體系主要是農行、郵局和農信社，農行是由上到下垂直的管理系統，郵局沒有開展貸款業務，政府就要求農信社參與。」他說。█
對話人
張文魁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企業所副所長
王曉冰 財新記者
［對話背景］
快人快語、單刀直入，張文魁的文風、語風和學術風格中都帶著湖南人特有的一種直率和倔強。
張文魁是當年國資委成立前參與改革設計的學者之一，他也是引起各界熱議、被認為是中國未來20年改革大綱的世行報告《2030年的中國》的執筆人之一，他還參與過中國多個國有壟斷行業的改革，比如民航、鐵路。他形容自己，「總在說別人不樂意聽的話。」
他給中國經濟可持續發展開出的主要藥方就是「一臂之距」的市場化改革。鄧小平是他欣賞的政治人物，因為鄧小平有遠見，雖然沒有受過經濟學理論的專業訓練，卻天生具有認識問題本質的直覺。他認為中國此刻正需要有遠見的政治人物將中國帶離目前危險的漩渦。
我們對話時，還是2012年6月末，中國經濟初現增速下行的苗頭，隨後各種數據顯示下行之勢比預期更猛。沒有猶豫太久，中國很快推出了一系列貨 幣寬鬆措施，發改委又加緊批覆了一批投資項目，中國再次被拉回到投資拉動經濟的慣性軌道之中。張文魁一力主張的國企改革直至現在也沒有拉開大幕。
在中國，擺脫舊有的發展模式實非易事，因為國有企業已經成為最龐大的利益集團之一，除非決策層下定決心，或國企再度陷入破產困境，否則無論拆分還是股權多元化都是天方夜譚。
［對話摘登］
尋找內生增長動力
王曉冰：中國經濟經過30多年的高速發展，現在正步入前所未有的艱難時期。上世紀80年代人們曾將改革稱為闖關，你認為中國下一步要闖什麼關，或者說中國的下一個經濟增長機會是什麼？
張文魁：中國人均GDP去年已經超過5000美元，如果按照G-K國際元計算可能達到8000美元，經濟增速放緩符合規律，但目前的經濟失速指向一些深層次的結構性問題，而不能僅僅用週期性因素和政策性因素來解釋。
我認為，新一輪國企改革可以給中國帶來新一輪增長機會。一些研究表明，如果我們消除資源配置扭曲的話，不需要提高要素投入的程度，不需要通過顯 著失衡的方式將投資率拉高到40％以上的水平，就可以獲得2%的年均GDP增幅。而資源配置扭曲的背後主要是國有企業引起的。所以，邏輯很清楚：要想保持 較高速度而又不失平衡的經濟增長，就必須糾正資源配置扭曲的現象；要想糾正資源配置扭曲，就必須對國有企業進行改革。
我們的研究顯示，「十二五」潛在經濟增長率可以保持在8％的水平，但即使實現這個潛力，經濟增長從兩位數下降到一位數也會對既有的發展模式帶來 衝擊，這需要認真應對；而真正的嚴峻挑戰將在「十三五」出現，那時將是經濟顯著失速的敏感期。如果敏感期之前不能主動改革，就會迎來非常被動的局面，影響 經濟增長和社會穩定。高速發展時無論資源配置方式怎麼扭曲，反正就業有保證、財政收入有增長、銀行保持正常運轉，社會問題就不大。但如果經濟顯著失速再加 上結構嚴重失衡，社會就會進入一個脆弱期。為了度過這個敏感期和脆弱期，必須主動改革，特別是主動推進新一輪國有企業改革。
王曉冰：那你覺得目前有這樣的改革氛圍嗎？回到2003年國資委成立的時候，大家都在爭論國資委將來的主要職責是管還是賣，包括你在內的學者寄望於國資委扮演一個改革者的角色，但也非常擔心它實際上會變成國企的「婆婆」。事實證明這種擔心是很有遠見的。
張文魁：任何政府機構的定位和行為都應該有專門的立法來規範，我們當時希望國資委是一個由專門的立法來規定 其使命、目標、職能、行為的機構，國外叫做法定機構（StatutoryAgency）。遺憾的是，這最終沒能實現，連已經實施的《企業國有資產法》也是 在一種奇異氛圍下出台的，最後國資委成了一個行政化越來越厲害的部級機構
在中國，一個機構一旦生成，就有了生存和發展的自我需要，形成自我慾望和自身膨脹，這需要得到約束。所以這歸根結底還是頂層設計的問題。現在需要有新的有領導力和遠見的人，來開闢改革新局。
王曉冰：現在國企優秀論的觀點相當有市場，比如，認為國企 更有社會責任感，因此應該由國企來接手一些關係民生的重要領域。石油為什麼不放開，一個理由是擔心民企亂來；食品行業為什麼這麼亂，也有人認為是民營企業 無底線競爭所致。與其一盤散沙惡性競爭，不如由國企壟斷，你怎麼看這些觀點？
張文魁：這些觀點有市場，一方面是因為民眾的錯覺，另一方面是因為政府的自我開脫。一些行業的亂象，一些企 業的違法現象和缺乏責任感、道德感的行為，歸根結底靠國家嚴厲的法律和負責任的監管來解決。以國家所有制來替代國家法律和政府監管，難道不是政府的一種自 我開脫嗎？民眾認為國企比民企漂亮，有沒有想過這種漂亮是你花成本養出來的？如果你認為國企就是漂亮而且是沒成本的漂亮，那真是出錯覺了。
國企不可能成為解決上述問題的藥方。國內外許多研究都表明，以國家所有制來替代國家監管，會使國企越來越政治化，離商業化和市場化越來越遠，國 企自己也會不斷增加與國家的談判籌碼，從而導致資源配置的扭曲、公平競爭環境的破壞、法治規則的傷害。民企雖然存在問題，但從根本上說是可以解決的，而國 企的問題從根本上說是無法解決的。
因此，政府應該停止擴張國家所有權、停止分配經濟資源，應該致力於公正執法和嚴格監管。政府在這些方面可以大有作為。如果政府官員喜歡尋租，也 希望被人來尋租，政府只會把自己搞得越來越壞。國家應該對這些問題有一個清晰的判斷，重新校正政府、企業、市場之間的關係，推進「一臂之距」的市場化改 革，為中國的現代化爭取更好的前景。
王曉冰：現在央企一把手是一個很吸引人的職位，有較高的合法收入，同時可進可退，還能隨時回到官員序列晉陞。
張文魁：如果國企無法在商業化和政治化之間找到正確定位，國企負責人的身份也無法在行政化和市場化之間找到定位，這不但會引起國企負責人的薪酬是否合理、國企負責人轉任黨政高級幹部是否合適等方面的爭論，也會使監管環境更加不公平。
譬如說，一個大型國企的負責人明天就成為了這個行業的監管部門的領導，這個監管部門又有很大的分配行業資源的權力，那民企怎麼能夠公平地獲得資源呢？要麼不發展，要麼走歪路。這些都是很具體的事情，但點點滴滴加起來就是資源配置和經濟增長問題。
過去30多年，我們經濟增長來自於資源配置效率提高的部分，主要是生產要素從農業部門轉向工業部門，以及從國有部門獨佔資源到民營企業共享資 源，總的來說實現了資源從生產率低的部門轉向生產率高的部門，而現在這個進程似乎有越來越大的阻礙。如果繼續促使資源從效率低的部門轉移到效率高的部門， 一個重要途徑就是國企改革。
從被動改到主動改
王曉冰：你強調國有企業改革對中國經濟持續發展的重要性，中國的國有企業體量龐大，應該怎麼改？
張文魁：中國的國有部門在30多年前的產出佔工業產出的比重高達80％，經歷上世紀八九十年代非國有部門的 崛起和後來的國有部門大刀闊斧的改革，到2004年已經急速下降到了30％左右，之後也有溫和下降，到2010年已經降到了27％。研究發現，2003年 以來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得益於上一輪國企改革的改革紅利和入世紅利，而這些紅利已耗費得差不多了，我們需要創造新的改革紅利。國有部門儘管體量龐大，並且 在資源獲取上有較大優勢，但由於活力和效率明顯處於弱勢，其產出在經濟中所佔比重會自然下降。在2003年之後國企狀況較好的這幾年裡，工業當中規模以上 私營企業的增加值增速一般都高於國企10個百分點以上，營業收入高出20個百分點以上。按照這個趨勢，即使不主動改革，2030年國有部門的產出在工業中 的比重將會自然收縮到15％以下。如果通過主動改革消減國有部門的規模，到2030年這個比重可以降到10％以下。
降到10％以下不但有可能，而且有必要。如果國有部門還保持這麼高的比重，就無法顯著糾正資源配置的扭曲進而保持較高增長率。國企應主要集中於 涉及國家安全和提供公共產品的領域，以及其他極少數特殊行業，就不至於對市場化的資源配置和公平競爭的環境和法治體系構成實質性妨礙。如果100個人排 隊，有二三十個人可以合法插隊，就可能帶動其他人蠢蠢欲動，隊伍就會混亂，如果只有10個人想插隊，90個人瞪眼可能會阻止其中的幾個人插隊，隊伍就不至 於亂起來，所謂「蓬生麻中，不扶而直」。在許多市場經濟國家也有國有企業，但都是在10％以下的比重。
改革的方式可以按照中央的精神和國家的政策，通過重組、聯合、出售等方式放開搞活中小企業，通過股權多元化和混合所有制等方式改造大型特大型企 業。全國有12萬多家國企，小型企業超過10萬家，中型1.4萬家。全國國企虧損面達到35％，絕大多數是中小企業。所以中小企業的改製出售可以大力推 進。按照國資委分類的一般生產加工企業達到2.5萬家，佔全部國企20％以上，商貿服務和其他企業超過6萬家，佔50％以上，這些行業的許多企業可以整體 出售。重點和難點是大型企業，特別是央企母公司。我一直在說，央企的母公司要走法人整體改制這條路。央企的母公司100多家，基本上是國有獨資的，一半以 上是按照1988年的《全民所有制企業法》註冊的全民所有制企業，而不是按照後來的《公司法》註冊的公司制企業。全民所有制企業在中國是很特殊的，行政權 力和經濟權力高度結合。要搞現代公司治理，又不說推進對母公司的改革，肯定是不行的。央企母公司的法人整體改制，可以走法人整體上市這條路，但除了涉及國 家安全和提供公共產品等少數特殊行業的企業之外，還是要引入戰略投資者，在戰略投資者的持股比例上應該思想更加解放。
王曉冰：有一種看法，認為2003年至今國有資產增長了近3萬億元，並且很多國企的盈利狀況比較好，所以他們認為國有企業是能夠管好的，前景看好。
張文魁：有成績是沒錯，但這是一種典型的粗放型發展成績。一個很有意思的現象是，國企這些年的效率指標和總 量指標走向是相反的，總量指標增長很快，但效率指標卻在下降。2003年之後，利潤率指標停滯不前，這幾年甚至下降了。這意味著利潤的增長主要來自於總資 產的更快增長，而總資產的增長又來自於要素投入的大量增加，從而產生現金流和利潤。央企不斷地依靠資源投入來擴張規模，土地、貸款、礦產⋯⋯最後就是資源 爭奪大戰，政商聯手來搶資源，這對效率提升有什麼好處？可見，有些人對國有企業過去十年的發展存在誤判，這種誤判實際上是放縱粗放型增長。
王曉冰：為了管理國企，國資委建立了各種各樣的制度，包括央企董事會的試點、對企業海外投資計劃實現申報規管等等，這些措施有效果嗎？
張文魁：如果從加強管理漏洞，加強行為規範上說，毫無疑問是有一些成效的，但現在所做的絕大部分是在重複過 去。研究國企改革歷史可知，這些措施大部分是陳年舊貨，拿出來擦洗包裝一下甚至不做包裝又來使用，許多措施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都試過，甚至那時的執行力度 更大。歷史已經證明，修修補補無法擺脫國企發展的週期律，必須要推進國企產權改革，才是正確的做法。
王曉冰：你不是有句名言「搞不下去了才改，搞得下去的時候永遠不改」嗎？
張文魁：我們的報告用了一句話描述：「上世紀90年代的改革是對危機困難的一種反應，取得了很大成就。但是，現在我們更應該主動改革。」我把上世紀90年代的改革叫做Responsive Reform（反應式的改革），現在應該推進的改革叫做Proactive Reform（力行的改革），希望主動去適應環境的變化而推進改革。後者主動，前者被動。中國的資本積累已經很高，人口紅利行將消失，我們必須要適應這種環境的變化力行改革，而國有企業改革就是一個突破口。█
收入分配製度改革是一塊分外難啃的骨頭，從其最初被提出至今已逾十年，方案仍遲遲未出，今年仍然可能「難產」。
今年「兩會」期間，國務院總理溫家寶鏗鏘有力地表示，在本屆政府任期最後一年，一定要出台收入分配製度改革總體方案。
隨後，國務院常務會議將「制定收入分配製度改革總體方案」列於2012年要完成的七項主要任務之首。方案牽頭制定者國家發改委出台《關於2012年深化經濟體制改革重點工作的意見》明確，「抓緊制定收入分配製度改革總體方案」。
知情人士向財新記者透露，今年5月，發改委代表國務院，曾拿出與全國人大會商的方案版本，原擬6月底在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二十七次會議上討論， 「下半年有望出台」。但最後此方案未能得到討論，原因是其涉及多部門切身利益，國家發改委仍在反覆協調各方面的意見。另外，會議議程緊湊，沒有足夠的時間 討論此方案。
剛閃露的曙光迅速黯淡下去。
看過最新方案的人士告訴財新記者，由於阻力非常大，該方案反覆協調、修改過多次；現在的方案內容「比較鼓舞人心」，但和老百姓的期望可能還有較大差距。
即便總體方案出台，是否就能有效改善中國收入分配現狀？多位接受財新記者採訪的人士均表示不樂觀。「收入分配問題到今天這個地步，『冰凍三尺， 非一日之寒』」，一位參與方案討論的人士告訴財新記者，本屆政府解決不了這個問題，但可以出台總體方案，給下屆政府指引方向、鋪平道路。
拉鋸戰
收入分配製度改革方案早在11年前就已經著手，最初由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負責，後改為國家發改委牽頭。
一位長期進行收入分配研究的知情人士告訴財新記者，早在2001年，中央財經領導小組就設計出了總體方案，但是由於涉及面太寬，當時的方案被無限期擱置。
此後，收入分配改革方案的制定由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轉交給國家發改委。具體落實部門為國家發改委就業和收入分配司。其它參與部委包括，人社部、財政部、稅務總局、國資委、商務部、農業部等。
2004年開始，發改委醞釀改革方案，2007年起多次徵求專家意見。一位參與方案討論的人士告訴財新記者，最近一次討論是在2012年4月，發改委舉行小規模徵求意見討論會。此前一次向專家徵求意見是在2009年底，當時一度傳出分配改革方案將出台的消息。
發改委當時透露，方案已上報給國務院，中央表態要對方案進行修改。但此後便歸於沉寂。「方案制定和修改工作一直在進行，並沒有停頓」，上述參與方案討論人士稱。
一位參與方案制定的部委人士向財新記者透露，這是一個概述性總體方案，「主要是指導性文字」，包括指導思想、現狀描述、目標、基本步驟、主要政策、組織領導等幾個部分。
其基本原則是：抑制收入差距擴大趨勢，解決收入分配當中存在的幾個主要問題，包括壟斷部門收入過高、資源價格不合理帶來的暴利、政府部門權力過多地干預經濟帶來的部門利益等。
上述人士告訴財新記者，每個具體問題有一小段文字加以簡單闡釋。比如，在如何解決壟斷問題上，提到規範高管薪酬、保持壟斷企業內部合理差距等內容，不過，「沒有更細化的措施」。
難點
收入分配製度改革涉及面非常廣，既和收入分配體制本身不健全相關，也跟社會體制及經濟發展方式不合理相關，需要多方面深層次的改革。
方案多次提交又不斷被退回要求修改的重要原因在於，涉及的各個部門在某些關鍵問題上無法達成一致意見。
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研究員、中國勞動學會副會長兼薪酬專業委員會會長蘇海南對財新記者介紹，發改委是方案牽頭者，彙總各部門意見，對具體內容統籌規劃；其他部委各自負責提出相關領域涉及收入分配改革的具體建議。
具體而言，人社部主要從各類職工工資分配、保險福利角度來就職工收入分配提出建議。財政部從財稅體制改革角度建議：新收哪些稅？怎麼對低收入者 實行稅收減免？如何對高收入者加大調節力度？對國有壟斷企業的稅後利潤怎麼調節？國資委對國企薪酬分配、工資分配如何加強監管，使其收入分配更加公平合理 等提出建議。商務部側重怎麼在外資合同中更好保護外向型企業勞動者的權益，改善外向型企業收入分配等提出建議。
取得一致性意見的重要阻礙是如何調節壟斷行業收入。多位知情人士向財新記者透露，關於要不要「調節壟斷行業高收入」，相關部門尚持反對意見。 「反對的理由是，那不是壟斷企業，因為有競爭」，一位知情人士稱，「如果被定義為壟斷企業，下一步就是找出哪些是壟斷企業，這對他們來說很被動」。
另一位知情人士告訴財新記者，分配改革方案裡涉及到的國企紅利上繳問題，也遭到相關部門反對。他說，國資委未必要阻礙分配改革方案的出台，「但作為整個國企的利益代表來說，需要他們反對」。
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研究員魏眾認為，調節收入分配對經濟究竟會產生正面還是負面影響還看不清楚，這也是決策層難以下決心的原因。「控高」 方面，如果對富人徵稅過重，導致富人投資收益減少，富人或將資產轉走，或者減少投資，致使整體社會投資下降；「提低」方面，基本工資制度如果建立，將對勞 動者積極性產生抑制，「特別是會影響高收入群體的積極性」。
參與方案討論的人士告訴財新記者，今年4月的討論會上，發改委提出一系列問題讓與會專家討論。這些問題包括：壟斷行業收入到底高不高，應不應該 調節，應該怎麼調節；個稅3500元起征點到底合不合適，還要不要再提高；遺產稅要不要徵收；如何整頓初次分配秩序，等等。決策層對收入分配改革難以下決 心，顧慮也主要來自上述幾方面。
先易後難
雖然收入分配改革總體方案遲遲難以出台，但很多阻力較小的相關措施一直在逐步推進。「能看見以前討論的方案裡涉及的多項內容，現在已經在做了」，魏眾對財新記者稱。
多位參與方案討論人士向財新記者表示，收入差距過大是長期問題，不可能一下全部得到解決。決策層的思路是，先解決老百姓最關注、最突出的問題。 這包括壟斷部門高收入、公務員和企業退休人員養老金差距、城鄉收入差距、灰色收入等問題。「其中，『提低』相對容易，在漸進式改革中就先得到實施。」
已經出台的措施主要致力於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蘇海南告訴財新記者，中國低收入群體主要包括農民、城鄉貧困居民、企業退休人員和低收入工薪勞 動者四部分人；已出台措施覆蓋了除低收入工薪勞動者以外的三類人群。具體措施包括：對農民實行糧食直接補貼、良種補貼、農機具購置補貼等直接增加農民收入 為目的的補貼；農村新型合作醫療、教育「兩免一補」等。
北京師範大學中國收入分配研究院執行院長李實認為，各種對農民的補貼使得從事農業生產經營的農戶從中獲益，使其收入快速增長，有效縮小了農村內部收入差距。
一位方案參與者評論道，過去的改革推進了較容易推進的措施，「最難的留在了最後」。
拐點難期
中國收入分配現狀如何？收入差距擴大是否到了危險階段？隨著劉易斯拐點的到來，收入分配差距由擴大到縮小的轉折點——庫茲涅茨拐點是否已經來到？
北京師範大學中國收入分配研究院估算，2002年衡量全國收入差距的基尼係數為0.45，2007年上升至0.48，2007年至今收入差距處於相對穩定狀態。按照國際衡量標準，基尼係數在這個水平表示收入差距較大。
中國官方有兩個基尼係數，將城鎮和農村居民分開測算。
國家統計局的數據顯示，2011年中國農村居民基尼係數為0.3897，較2002年的0.37上升近兩個百分點；2011年中國城鎮居民基尼係數為0.34，較2002年的0.32上升兩個百分點。
官方統計的農村和城鎮基尼係數在近10年來漲幅雖然不大，但學者較為一致的觀點是，這並不意味著收入分配差距趨於緩和。
經濟學諾貝爾獎得主庫茲涅茨判斷，收入分配不均現象，隨著一國經濟增長先上升後下降，即「倒U型」曲線關係。收入分配差距由擴大到縮小的轉折點被稱為庫茲涅茨拐點。一般來說，劉易斯拐點到來會導致庫茲涅茨拐點的相繼到來。
中國社科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所長蔡昉認為中國在2004年跨越了劉易斯拐點。2004年以來，中國普通勞動力短缺現象普遍化，工資水平持續大幅度提高。按照庫茲涅茨的理論，在這個經濟發展的新階段上，各種力量都傾向於改善收入分配狀況。
但蔡昉認為，庫茲涅茨拐點在中國還遠沒有到來，收入分配差距仍在繼續擴大。「在常規的收入所形成的差距顯示某種程度緩解傾向的同時，包含灰色收入在內的全部收入所形成的差距仍呈持續擴大勢頭」。
李實告訴財新記者，農村內部收入差距擴大化趨勢確實有所放緩，但城鎮內部的實際收入差距在加速擴大，「未來收入分配狀況的變化趨勢並不令人樂觀，一旦經濟增長下滑或長期衰退，過大的收入差距和分配不公對社會不穩定的影響會更加凸顯」。
馬建堂也承認，城鎮高收入階層不經常記賬，而且灰色收入也不會記到賬面上，城鎮基尼係數被較大程度低估。
收入分配不公不但可能引發嚴重的社會矛盾，還成為調整中國經濟結構的重要不利因素。
世界銀行剛卸任的高級副行長、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名譽院長林毅夫今年6月回國後，多次提及改革收入分配製度的必要性，認為這已成為目前中國 面臨的最大問題。他認為中國收入差距擴大源於1979年開始的市場轉型。雙軌制轉型方式一方面繼續對重點領域提供暫時性保護，另一方面向私人企業和外國直 接投資開放勞動密集型領域。「這使中國實現了穩定和快速增長，但也導致收入差距的擴大。」
林毅夫認為收入不平等成為中國內外部經濟不平衡的根本原因。目前的收入分配格局推動投資以及生產能力的增長，卻壓制了國內消費。
野村證券中國首席經濟學家張智威認為收入分配改革是中國未來五到十年內最重要的政策之一。他稱，收入分配對經濟影響非常大，未來五到十年中國是否會出現硬著陸的風險，與現階段將採取什麼宏觀政策有很大關係。
不要期望太高
即便方案能出台，多大程度上能改善收入分配？人們並不看好。
美銀美林大中華區經濟研究部主管陸挺擔心，大而化之的總體方案可能沒有可操作性，「要防止看起來像是要改善收入分配，但實際上卻起到相反的效果，惡化了現狀」。
蘇海南告訴財新記者，作為整體指導規劃，方案不可能很細。除了總體方案，還需要有相應的法規、政策、制度多方面的有效配合，和各方面共同參與，經過相當長時期的努力，才可能取得成效，「指望這一個方案出來，所有的問題就得到解決，是很幼稚的想法」。
而且，收入分配改革總體方案不具備法律強制性，只是為各部門和地方進一步按總體方案的基本要求，去制定解決本部門、本地區分管領域收入分配問題的政策提供基本依據。
收入分配改革能多大程度拉動消費？張智威認為，除非是改革能真正擴大中產階級人群，「如果沒有一個中產階級，難以有效促進消費」。■
譚群釗是盛大集團的元老，其歷史可以追溯到陳天橋剛剛創立盛大之時。他長期擔任CTO一職，從2010年後接替當時的李瑜成為盛大遊戲CEO。
《零世界》和較早之前的《星辰變》，都是由譚群釗所主導的遊戲項目。此前，他還主導開發了盛大網絡廣泛部署於網吧之中的eSales系統，幫助盛大率先實現了對網遊「虛擬點卡」的銷售。
譚群釗解釋離職理由稱，因為業績不佳和身體不佳，他決定辭去CEO職務。
一位盛大遊戲內部人士說，盛大網絡（SNDA）退市後，公司的下一步計劃可能是精簡部分遊戲業務，專注於那些能夠帶來利潤的產品，改變過去不斷尋找代理遊戲的做法。但譚群釗未必會對大方向的調整和精簡盛大遊戲計劃都十分贊同。
過去數年盛大遊戲代理了多款最初被視為「戰略級」的遊戲產品，比如《永恆之塔》、《龍之谷》等，這些產品都為盛大遊戲帶來了營收，但已經難以複製《傳奇》系列的輝煌。
具備真正平台意義上的騰訊遊戲在大型遊戲業務上的追趕、遊戲市場競爭的激烈，都使得盛大開始考慮轉變盛大遊戲、以至整個盛大集團的業務策略。除了遊戲
業務，從2012年年初，盛大集團也對盛大在線進行了逐步調整，將其劃分為支付公司盛付通、云服務公司盛大云、以及廣告公司盛大廣告。
盛大過去圍繞遊戲用戶的業務佈局開始被打破。與盛大文學一樣，如今盛大廣告也位於一幢獨立的辦公樓中，「廣告業務將是盛大集團新的馬車」的標語被貼在
牆上的醒目位置。陳天橋在2012年6月的一次盛大離職員工的聚會上透露，當季由盛大廣告貢獻、來自盛大體系之外的營收已經達到了1億元。
退市、剝離非核心業務，降低遊戲業務比例這些看起來都沒錯。唯一的問題是，這家公司仍然只是在不斷「佈局」，而如果戰略始終無法清晰落定的話，它恐怕還是會重蹈「網絡迪士尼」的覆轍。
「如果深圳還希望像改革初期那樣，一下子就得到非常到位的政策，和其他地區拉開好大的政策差距，也不太現實。給多了，萬一遇到不可控因素怎麼辦？」
對前海改革，許多人將目光投向了中央政府。「從嚴格意義上說，前海改革是中央政府主導的。」
站在北緯22.53度、東經113.90度附近，你手機中的地圖可能會提示：你已經置身大海中。但實際上，你腳下是結實的土地，身邊是忙碌的工程車和飛揚的塵土。
這裡是前海，深圳西部一塊填海而成的「深港現代服務業合作區」。這裡被國務院總理溫家寶稱為「深圳的未來」，被冀望擔當中國下一步改革的探路尖兵。
2012年8月26日，前海迎來兩歲生日，一系列基礎建設項目開工，約2725億元的擬投資總額已經敲定。8月初，規格頗高的前海合作區諮詢委員會成立，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華建敏受聘主任委員。
前海再次成為公眾關注的焦點。不過和一兩年前相比，這一次輿論鮮有提及「體制創新」、「制度改革」。熱議的話題包括前海附近的房地產項目前景、「前海概念」股票的大漲，以及前海如果實行免稅政策，是不是不用跑到那一頭的香港去買化妝品了。
呱呱墜地之初，被稱為「特區中的特區」的前海曾因「體制創新」、「制度改革」備受關注。兩年過去，前海管理局的內部人士向南方週末記者坦承：「前海的改革實踐現在還沒有更多的特色」。
授權不夠，政策法規對改革創新的支撐不夠，被一些人認為是前海改革躑躅不前的主要因素。但也有人針鋒相對地提出：指望一步到位獲得極為超前的改革政策，既不現實，又有「等靠要」的嫌疑。
一塊面積僅僅15平方公里的土地，究竟應該如何承載改革遐想？與曾經「殺出一條血路」的深圳改革相比，深圳前海所代表的這一輪改革拓荒與制度創新，面臨著截然不同的環境，挑戰更為複雜。
法律權威，還是行政權威？
2012年8月22日，深圳市市長許勤在香港設宴幾十桌，招待企業家和金融人士，目的只有一個：推介前海。
前海合作區規劃獲國務院批覆兩年來，許勤頻頻組織或參與類似活動，不遺餘力地利用一切機會向各方人士推介前海。2012年兩會，前海開發也是許勤進京重點談及的問題。
「前海工作是許勤市長直接抓，各部門都非常積極地配合。」前海管理局經營發展處處長王錦俠向南方週末記者透露。王錦俠很感謝市委市政府的重視，但他又有些擔心：這是不是走回了與其他開發區相同的老路上？
為了體現政府的重視並更有效地推進工作，將領導職位「高配」是中國大多數開發區的共同特徵。以同在珠三角的兩個開發區為例，廣州南沙開發區管委會主任由市委常委、南沙區委書記直接兼任；珠海橫琴新區的管委會書記，身份也是市委常委。
但前海不同，它想走出一條靠法律權威、不靠行政權威的新路子。承載這一變化的，是前海管理局「法定機構」的特殊身份——這種介於政府與企業之間的機構，如其名稱所示，首先對法律而非上級負責。
「法定機構」是前海最重要的體制創新之一。按照局長鄭宏傑的說法，法定機構意味著企業化運作的政府，講究投入和產出，講究效益和效率。
深圳市人大常委會主任劉玉浦曾表示，「如果想把這個地方搞得活躍一點，搞得創新一點，就不能搞一個純政府機關在裡頭，但如果由純企業來開發前海，將 來下一步很嚴重的問題就出來了，將來它的社會管理誰來承擔？」深圳發展前海合作區的設想，正是在他擔任深圳市委書記的任內提出的。
「設立法定機構，主要是為了強調它有更多的自主權，強調它的依法運作，減少行政行為的隨意性。」深圳市政府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吳思康對南方週末記者說。
前海合作區和南方科技大學，都是深圳法定機構的改革試驗田。眼下，這兩家機構都面臨著改革困惑。由於登記註冊時可以選擇的類別依然只有「黨政機關」、「企業」、「事業單位」、「社會團體」等選項，找不到「法定機構」這一類型，前海管理局仍然登記為事業單位。
前海管理局的工作人員大多來自市委市政府各部門。他們放棄了公務員身份，但因為登記屬性的緣故，依然擁有事業單位編制。管理局現有8個處，編制56人。人員的辦公用品、出差標準等，也都必須遵照事業單位的「標配」。
在現實運行中，前海開發處處可見政府的影子。深圳市金融辦、發改委、交通運輸委、規劃國土委、監察局等十多家部門均負責了前海建設的一項或多項任務。
前海管理局要想獨立提供公共服務、整合各部門資源，單靠法定機構的定位，顯得力不從心。「我們對傳統體制內部門的動員能力很弱，只能找市政府領導，否則『玩不轉』，沒辦法協調工作。」王錦俠說。
「改革環境已經變了」
前海要想憑藉一己之力而不是市領導的權威「玩轉」各項工作，就必須由政府各部門移交一部分權力。但是，法定機構究竟可以擁有多大的權力，與政府部門如何對接，這些問題目前仍存在爭議。
深圳市人大代表、綜合開發研究院研究員劉魯魚全程參與了被稱為「基本法」的前海條例（《深圳經濟特區前海深港現代服務業合作區條例》）審議工作。他透露，條例第一稿中的不少內容都在申請獲得各種授權和政府部門事權移交，但這些條款後來基本均被刪去。
「各方權力邊界沒有釐清，討論中沒有形成共識。」劉魯魚對南方週末記者解釋說。
前海最初想要的授權，並不止一部分事權。「我們在制定前海條例時，預想是能夠像迪拜那樣。第一稿裡提出：現有的法律法規制度可以不適用於前海——不是說『不適用』，而是『可以不適用』。」王錦俠說。
作為中東地區的經濟和金融中心，迪拜在伊斯蘭教法規方面放鬆管制，甚至聘請英國前首席大法官為上訴大法官，整體移植普通法體制。
在王錦俠看來，如果得到改革充分授權，體制機制的創新就沒有包袱。「什麼機制能夠適應、推動、發展現代服務業，就實行『拿來主義』，吸收借鑑世界各國最合理、最先進的制度，經過本土化，建立一個全新的制度框架體系。」
迪拜之夢不是憑空而來。「前海立足於現代服務業，而現代服務業的開放發展，就必然帶來體制機制的改革和再造。」參與了前海相關政策研究的深圳市政府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吳思康說。
在2010年底由深圳市人大舉行的立法研討會上，曾出現觀點的激烈交鋒。有人支持前海在白紙上「另起爐灶」進行創新，但也有一些專家認為，前海「不能全部推倒內地的東西，而應該在本身政治制度和法律制度框架內進行創新」。
經過與全國人大常委會的溝通及反覆討論，前海條例一稿中提出的授權設想，在不斷地「往回收」，直至三審稿和最終出台的條例中，「迪拜夢」消失了。「先邁了些步子，後來又被扯回來了。」一位見證了前海條例審議出台過程的記者說。
深圳市人大法制委員會副主任周榮生對於條例改動的解釋是：「刪除或取消了原來的一些制度設計，是因為時機和條件尚不成熟，或者是為了與現行法律法規更有效銜接，使條例更具操作性。」
在劉國宏看來，「改革環境已經變了。如果深圳還希望像改革初期那樣，一下子就得到非常到位的政策，和其他地區拉開很大的政策差距，不太現實。給多了，萬一遇到不可控因素怎麼辦？」
「更重視接軌現有的體制」
條例第一稿中曾提出法定機構運行的機制設計，包括：前海管理局設立理事會作為決策機構；再如，仿照香港的廉政公署，設立獨立的監督專員公署。此外， 官員財產公開方面亦有突破——草案規定，前海管理局理事會理事、局長、副局長、高級管理人員以及監督專員和助理監督專員應當公開其收入以及與其決策有關聯 的利益情況。
但在人大的立法討論中，這些細節設計被一一否決，代之以「宜粗不宜細」的大原則。劉魯魚透露，這一原則是在市人大召開的第一次立法研討會上就被確定了的。
吳思康不認為這是「退步」。「事實上是給了更大的空間，在具體操作過程中可以通過制定具體事項的實施細則來推進，一事一報、一事一議地解決問題。」
劉魯魚也支持「宜粗不宜細」的原則。他覺得：既然現代服務業的合作區是新鮮事物，怎麼可能現在就把未來所有情況都預測了並做出規定？
他還直言：指望政策上的突破不是改革應有的態度，成功的改革都是在制度之前進行嘗試，而不是「等靠要」。「沒有任何一場改革不冒風險，改革就意味著風險。如果已經有框框了，還叫改革嗎？那就是正常行使職能了。」
正式通過的前海條例，還將前海管理局的職能由「負責經濟、社會和環境事務的管理」調整為「著重經濟建設」。周榮生說，這是因為前海正處於招商引資和開發建設任務艱巨的起步階段，管理局不宜承擔過多的經濟開發之外的事務。
然而，也有人持不同意見。
「前海的價值不在於增加多少經濟總量，它的價值主要體現在體制、機制和法治環境的創新方面，體現在能否先行先試走出一條與國際接軌的路子。」王錦俠說。
作為條例第一稿的主要起草者之一，王錦俠認為，這份於2011年7月通過的條例「正面作用是主要的，但它更重視接軌現有的體制，顯得穩健，存在可以改進的地方」。
他坦言，這一年多來，因為立法支撐不夠，以及既有行政體制的束縛，前海管理局的改革實踐上「現在還沒有更多的特色」。
「前海改革是中央政府主導的」
儘管一些改革設想一時未能落實，但前海依然顯示出了一些特殊之處。
「計劃單列市權限」便是其中之一。經過國務院批覆，前海管理局擁有了與深圳市平級的權限，進入前海的企業不再需要到深圳市和廣東省各個部門去解決自身發展所需要的各種服務，而可以在前海合作區就地解決。此外，需要進一步支持時，還能直接跟部委掛上鉤。
與部委的互動，有另一項獨創的專門制度予以保證，即「部際聯席會議」。2011年9月，第一次聯席會議在京舉行時，共有包括交通運輸部、稅務總局等在內的27家成員單位以及國務院法制辦、國家統計局有關負責人參加。
「前海不是深圳自己搞的一個很特殊的發展區域，它是中國現代服務業對外開放的一個試點，遇到問題需要各個部委來研究決策。」吳思康說，「這種聯席會議也便於他們總結經驗和問題，為其他地方的發展提供借鑑。」
此外，鄭宏傑還在接受媒體採訪時一口氣列出了許多個「第一」，以證明國務院批准的前海政策「特中之特」和「先行先試」的特點：第一次明確支持前海實 行比經濟特區更加特殊的先行先試政策而不是優惠政策，第一次明確將前海建設成為我國金融業對外開放試驗示範窗口，第一次明確前海要構建跨境人民幣業務創新 試驗區，第一次明確將個人所得稅優惠範圍擴展到境外高端人才和緊缺人才而不僅限於港澳居民，第一次在區域發展法律政策中要求探索香港仲裁機構在前海設立分 支機構，第一次明確支持前海建設深港人才特區。
但這些「第一」，都難掩前海在體制改革上遭遇的困惑。「前海機制還沒有理順，很多問題沒有解決。」劉魯魚說。他所言的問題包括：作為「事業單位」的 前海如何處理與下屬企業的關係？前海管理局如何處理與其他政府部門的關係？前海控股公司與市場又是怎樣的關係？前海是否要遵循其屬地南山區的政策……
王錦俠期待，前海可以獲得更多的改革授權。「過去，改革主要是勇氣問題；現在，改革主要是智慧問題。面對錯綜複雜的格局，怎樣一步步朝著目標邁進，需要大智慧。」
「從嚴格意義上說，前海改革是中央政府主導的。它首先不是深圳市的事情，而是中央政府的事情。」深圳市政協委員金心異說，「深圳需要結合中央的考慮部署節奏。」
但劉魯魚卻有不同的建議：讓企業唱起主角。他說，應該像當年蛇口改革交給招商局一樣，將前海改革也交給企業，特別是港資企業，而不是像現在由政府推 進為主。「前海合作區和其他開發區最大的區別在於市場化程度最高，深圳在這一點上有最好的基礎，但這個最大的優勢卻被漏掉了。」
無論設計中的改革路徑如何，各方都期待著前海更大的改革動靜。
| 2012-9-24 TCW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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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在北半球的許多同仁，不久將外出度假，因此我要趁這個機會，談一下本會計年度上半年的情形，以及今年剩下的時間內，我們必須做什麼事。 我們最近連三季獲利，今年到目前為止，我們的表現確實令人驕傲，我們推出了幾種重要的新產品，今年兩季我們的營業收入增加，獲利率維持穩定，而且費用支出做出了必要的大幅縮減，依任何標準來看，我們都有進步，而且可以說我們的衝力正在增強之中。 解讀》點出改革逐漸見到成效，告訴員工目前狀況 但是，當你們想到僅僅兩年前，我們的處境有多麼艱辛，也許也會受不了誘惑，往後一躺，開始輕哼「快樂的日子又回來了」，覺得情況再次恢復正常，我們可以回到大家都熟悉且熱愛的IBM昔日美好的日子。 我們回不去了，昔日的光陰已經逝去了，我們這一行，繼續以叫人喘不過氣來的速度在改變。 競爭同業繼續侵占我們的市場占有率，顧客正在評估他們全套資訊科技的方法，業界的利潤繼續下滑，我們不應該大肆慶祝，而必須十分專注於兩大任務：消除不必要的成本，以及執行我們的業務策略。 解讀》告誡不要因為營運轉好而放鬆，指出兩個仍須努力的方向 如你們所知我們的第四原則（編按：葛斯納上任時對IBM提出五點改革原則）就是——對生產力的注意永不停歇。最近比較IBM和競爭同業的研究報告指出，我們的成本結構依然落後於他們，我們的許多根本業務活動，依舊缺乏競爭力。 我們必須矯正這些毛病，我們正在「企業再造」的大旗底下，精簡決策和對市場的回應力。 你們許多人感到挫折，不瞞你們，我有時也感到挫折，說真的我雖然是IBM的董事長（編按：葛斯納身兼執行長與董事長），但卻也和你們一樣遇到「後退拉力」（push back）。 解讀》展現同理心，即便是身為董事長也會感到挫折，但是必須堅持 不過不管惰性力量有多強，我們——我們這一群人——毅然決定去做必須推行的變革，我們決定執行業務策略，我們決定恢復IBM的活力。 我們需要做三項承諾：一、承諾在市場上取得勝利二、承諾求新求變三、承諾彼此同心協力 解讀》以三項承諾要求員工不只行為改變，心態也要改變 不再把公司同仁當作標靶。應該把注意力放在競爭對手身上，幾年來，他們一直將我們當作標靶。 不要再開沒完沒了的會議，一方面說需要變革，一方面卻又積習不改，照舊只做自己的事。 很抱歉，不能讓大家選擇要不要許下這些承諾，這是我們建立新IBM需要的入場券，我們沒有退步空間，也沒有位子讓觀眾坐。對於積極推動建設性變革的人，我要感謝你們，並且鼓勵你們更加努力，今年上半年我們經營得不錯，大多是你們的功勞。 解讀》感謝支持者，明確指出改革列車啟動不再回頭，遲疑者將被拋在後頭 至於還沒有承諾這三件事的人，火車正要開出月台，請趕快上車，否則會被留在後面。我想，這趟旅程會很有趣且值得。 （全文請見《誰說大象不會跳舞》一書） | ||
對話人
謝國忠 獨立經濟學家、玫瑰石顧問公司董事
霍 侃 財新記者
［對話背景］
中國經濟將在三季度企穩的預期很可能再度落空。面對低迷的出口、乏力的投資，市場寄望寬鬆政策加碼，甚至更大規模的政府刺激計劃。國家發改委在 9月5日和7日集中發佈總規模約萬億元的項目和可行性研究報告批覆，以及地方政府陸續出台的涵蓋未來五年至十年的投資計劃，都一度被市場視為新一輪經濟刺 激計劃。
然而，由於資金來源能否落實存在很大疑問，投資穩增長的效果如何尚待觀察。從更長的經濟週期看，中國經濟真正的挑戰才剛剛開始。內外因變化都導 致出口引擎動力漸弱將成為常態。投資和消費失衡的局面仍未見改善，經歷了2008年應對危機的「4萬億」經濟刺激計劃後，甚至有惡化之勢。
投資、尤其是政府主導投資驅動的增長模式弊端越來越明顯，透支了企業和地方政府的財力和信用。部分行業投資過度和居民消費需求疲弱交織，產能過剩明顯，加劇經濟波動。
中國經濟面臨的困局已非短期應急式的刺激政策所能解決，需要著眼中長期結構調整的改革，帶來下一輪經濟增長的制度性紅利。
財新記者對話獨立經濟學家、玫瑰石顧問公司董事謝國忠。謝國忠曾擔任摩根士丹利中國經濟學家。他為中國經濟開出了完善收入分配、提高居民收入、減稅、提高投資效率、轉變政府角色等「藥方」。
這些「藥方」並不陌生，關鍵在於決策層是否有進行刮骨療毒式改革的決心和魄力。因此，「十八大」之後的改革圖景，尤其值得人們期待。
［對話摘登］
警惕經濟「殭屍」
財新記者：中國經濟放緩仍在繼續，我們看到一些地方政府開始出手相助面臨困境的企業，例如江西新余市政府甚至考慮把光伏製造商江西賽維的部分債務償還納入預算，這是否意味著經濟不會硬著陸？
謝國忠：我一直認為，中國經濟硬著陸不是壞事，軟著陸不是好事。早就預料到中國政府會去救一些企業，最後就會變得像日本一樣，經濟中出現很多「殭屍」：地方政府是殭屍，房地產企業是殭屍，城市商業銀行也是殭屍。這是很不利的局面。
財新記者：地方政府為什麼不願意讓經營不下去的企業倒閉？
謝國忠：因為這其中的貓膩太多了。很多企業並不是完全市場化的企業。中國經濟想要恢復增長，必須允許市場充分發揮作用。失敗的企業必須關閉或出售。
財新記者：今年我們也看到一些改革動向，例如浙江的民間金融改革，深圳前海的金融試驗區。你怎麼看這些改革的效果？
謝國忠：現在小修小補的改革很可能迷惑大家。浙江金融改革會給人一個印象，即民營經濟和民間金融的問題是金 融體系不完善引起的，是因為關聯擔保，把問題看作技術性問題，給人感覺是有答案的。其實根本不是，問題在於其商業模式，不少行業的企業都借錢進行土地、股 票、商品、名酒和現代藝術品等方面的投機。現在是通過宣傳，跟大家說在推進改革以提振信心。但我接觸的中國做生意的人，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悲觀過。想靠宣 傳來解決結構性的經濟問題是不可能的。
財新記者：這樣下去，最壞的結果可能是怎樣？
謝國忠：就是經濟中到處都是「殭屍」。有可能比日本當年更嚴重，因為日本當時已經是高收入國家，而中國還不是。
財新記者：很多人覺得近期內通脹無憂，你怎麼看？
謝國忠：通脹不能光看CPI數據。不能因為物價上漲的速度放慢了，就說通脹問題解決了，然後就再接著印鈔票。這樣印鈔票人民幣要貶值，前段時間人民幣貶值壓力已經很大，如果再減息再降准，刺激不了經濟，只是在補貼資本外逃而已。
財新記者：資本外流會不會成為特別嚴重的問題？是趨勢性的變化還只是短期現象？
謝國忠：不是短期現象。美國推出第三輪量化寬鬆政策（QEⅢ）前後，美元承壓暫時貶值，但不會改變現在美元 是強勢貨幣的狀態。現在資金是在向美國流，美國的股市不錯，房地產市場也有一定上升。所以，資本流回中國的可能性非常小，原因是，中國的資本投資回報低， 主要是靠炒作，「擊鼓傳花」的投資從來都走不了很久。
外匯儲備是「保命錢」，如果資本流動導致外匯儲備大幅度下滑，中國金融一定會出現大問題。浮動匯率很重要的目的應該是保護外匯儲備。金融改革要跨出的最重要的一步就是匯率波動，匯率波動之後才能提資本賬戶開放、人民幣國際化。
財新記者：從5月開始，房地產市場量價均有所反彈，土地市場交易也比較活躍，這是否意味著房地產市場的調整已經結束了？
謝國忠：房地產市場的調整不是一路到底的，當中會有很多次反彈。5月開始某些城市的量價齊升就是這樣一個反彈，也確實有一批錢進入房地產市場。但我認為，中國的房地產市場是進入多年的下滑調整狀態。
這一輪下滑最主要不是調控政策引起的，而是原來的泡沫崩盤了。過去兩年多，只有一線城市和部分二線城市有調控政策、實施限購，但現在問題最大的是沒有進行調控的三線城市。
可以說，三線城市的房地產市場已經整體崩盤了，沒有成交量，而且現在已經波及二線城市，最重要的原因是，相對於人口增長，房地產供應過多。所 以，三線城市的房地產市場可能永遠不會再回到原來的高點。一線城市比較好的地段，房價也會下跌，但降價之後會有人買，房子以後還是有一定價值的，可以保 值，就像當年的東京，但其他很多城市的房子就沒有價值了。
減稅刻不容緩
財新記者：當前中國經濟如何走出困境？近期地方政府相繼出台總規模超過10萬億元的投資計劃，但你今年多次建議大幅減稅，為什麼？
謝國忠：一般想到要推出的是刺激投資的政策，但中國投資效率已經非常低，負債率已非常高。此時再去刺激投資，即使短期內有一定支撐作用，但將帶來很多負面後果，即投資過多、產能過剩，而且威脅銀行體系資產的質量，是一系列的惡性循環。
若要打破惡性循環，需要調整收入分配。第一步該做的是減稅，我覺得，這是惟一能夠撐住中國經濟的措施。我很早就建議，要減稅1萬億元，通過降低 個人所得稅、消費稅，來提高家庭消費能力。從政府收支平衡來看，剛開始可以通過中央政府發行一定規模的債來補這個缺口，由此帶來的財政赤字靠今後幾年的財 政收入增長來消化。幾年之內，財政支出不要增加，讓家庭收入增長比經濟增速快，通過幾年的調整，經濟效益就會達到比較好的平衡。
財新記者：財政部近兩年常用的提法是「結構性減稅」，也出台了一些零零散散的措施，如中小企業企業所得稅的減免，這些措施會起到什麼樣的作用？
謝國忠：中國在經濟政策方面，政府想通過一些姿態來提高大家的信心，這種做法效果非常有限。現在中國企業對經濟非常悲觀，如果採取的措施是以形式為主，甚至有名無實，只會適得其反。
減稅一定要量化到總規模減多少。中國2011年是47萬億元的經濟規模，減稅1萬億元才可能起到一定的效果。如果光是談這個也減稅、那個也減 稅，但很多減稅措施最後加總只減了一點點錢，這個對企業來說是宣傳，起的是反作用，大家都會意識到其實不是真正減稅，而是想忽悠大家去花錢，最終錢又回到 政府的口袋。
財新記者：你提出增值稅和消費稅的稅率可以降低20%，這個是出於什麼考慮？
謝國忠：中國的增值稅稅率是相對高的，有的國家比中國還高，但不是很多。其他方面的稅收已經都那麼高了，增值稅再那麼高，對企業的壓力太大。
增值稅在中國，就是一個消費稅。不管收入高低，消費稅稅率都一樣，從收入分配來說是不利的，對社會公平也不利。所以，增值稅和消費稅的稅率不宜太高。
政府轉型是關鍵
財新記者：提到減稅，財政部門一直強調，近來財政收入增速已經有所放緩。按照現在的財政實力，可以承擔1萬億元的減稅嗎？
謝國忠：短期可以通過中央政府發債來對沖1萬億元的減稅。
中長期，政府要檢討自己到底該花多少錢，否則錢是永遠不夠花的。中國政府在經濟總量中的比重過高。長遠來說，政府花錢是要封頂的，在經濟中的比重要有上限。如果政府財政收入和國有企業投資佔GDP的比重過高，經濟效率一定是非常低的。
政府一定得轉型，從搞項目的花錢機器，轉變成服務的機器。政府最終是要解決老百姓在生活中遇到的問題，主要是維護社會治安，以及一些基本的公共服務。如果政府是做項目的公司，就會覺得錢永遠不夠。
中國的很多經濟問題根源在於政府對市場的干預。改革首先必須改變政府角色，任何不致力於改變政府角色的改革都必將失敗。除非政府轉型，否則經濟無法走出困境。然而，中國並沒有顯示調整經濟結構的決心。
財新記者：現在企業仍然覺得稅收負擔重，是不是導致微觀層面企業感受比宏觀數據反映的狀況更差的原因？
謝國忠：這是很重要的原因。現在有些地方稅收都要預付，即收「過頭稅」。企業從哪裡拿到錢呢？最後都是玩銀 行的錢，大家都綁在一起。這條路是走不通的，問題會越變越大，只不過是表面的數字好看而已。通過宣傳、鼓舞信心來管理經濟，維護社會穩定，最終是行不通 的。短時間內可能有效，但最終還是要有實質性的變化。
財新記者：解決個人收入分配問題，除了剛才提到的減稅，還有什麼建議？
謝國忠：最重要是提高效率。中國把所有資本往政府那邊轉，效率就取決於政府花錢的效率有多高。但中國政府現 在用錢的效率是非常低的。民營企業都被誤導去搞虛擬經濟，炒這個炒那個，企業都被耽誤了，最終是要依靠市場的力量引導企業去提高工人勞動生產率。中國工人 的工資水平只是發達國家的八分之一。只有提高勞動生產率，才能維持下一個十年的增長。增加工資可以促進消費，提高生產率可以維持供給的增長，中國別無選 擇。這樣，我們才能走向3萬美元的人均產值。韓國做得到，中國為什麼做不到？生產率提高有賴於有效的資源配置。當前中國的增長模式是靠政府分配資源。金融 資源由政府擁有的銀行系統所控制，投資項目大多數都要經過政府審批，雙管齊下，就把資源配置的權力交給了政府。不改變當前政府主導資源分配的模式，生產率 提高就不可能成為增長的主要來源。
財新記者：為了推動經濟結構轉型，中央和地方政府正在推動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這些政策是否能幫助中國找到新的經濟增長點？
謝國忠：中國產業政策的問題是靠數量增加，而不是靠市場調整去提高技術和質量。你有汽車工廠，我也建汽車工廠；你有鋼廠，我也建鋼廠，是靠重複建設來提升GDP。政府控制引起了很多嚴重的後果。■
本刊實習記者徐傑對此文亦有貢獻
這兩天讀了盧麟元的新作《十八大後經濟面臨歷史巨變》，文章從研究經濟史出發，概論中國改革二十多年來整體宏觀經濟政策的脈絡，指出現在經濟問題的來源和 病根，提出解決之道，並寄希望於即將召開的十八大，判斷十八大後中國經濟將會巨變，至於如何巨變，在可能的三種選擇中，作者相對樂觀的期許了最好的一種可 能，就是從被動全球化，向世界賤賣低廉的產品和勞動力到開啟自主經濟全球化的歷史進程，從而迎來下一個高速發展的歷史週期，而達成這個目標的操控盤，立足 點在於我國金融實力的迅速成長，一句話，核心就是人民幣話語權的強大。
印象中，盧麟元好像是被這一代領導層不認可的經濟學者，其近些年的多數文章也是以批評為主，尤其對樊綱和吳敬璉炮火最猛，而此兩位正是多年來經濟政策的主 要智囊人物，此次盧突然對十八大寄予厚望，這個轉變，有點突然，對於這一篇新鮮出品的萬字鴻文，作為讀者，有部分認同，但也有更多的不認同。
盧先生是經濟學者，經濟觀察的角度很宏觀，我是草根投資者，細微末梢之處看經濟，到底未來是宏觀的決策引導中國，還是微觀的改變顛覆中國，亦或是上下合 力，才能給中國一個光明之路，我以為，如此大的系統工程，靠誰的一己之力都是不夠了的，儘管十八大很重要，但是想靠一個會議，一個決策，就能起飛的時代可 能過去了，要想達到盧先生提出的自主經濟全球化，人民幣權重最大化，僅僅寄希望於政府，那是不可能的，尤其是貨幣權重，一個獨大的政府幾乎沒有可能，因為 這種貨幣的風險太大，一旦大政府政權有波動，相關利益方是不能承受連帶的貨幣危機的；另一面，一旦該貨幣權重國與他國發生爭端，引發民眾情緒和經濟摩擦， 對相關國的風險也很大，以這次釣魚島爭端為例，如果人民幣權重已經達到可以覆蓋中日韓貿易區，一個抵制日貨就把事情弄砸了，還伴著國內因此引發的惡性打砸 搶，所以按照盧文所希望的那樣，一個黨代會能夠奠定中國建立強勢國際金融地位，繼而擺脫被動的廉價供應鏈屬國位置，掌控具有國際金融意義的貨幣主導權，以 新姿態重回國際化舞台，如此恢弘的氣勢展望，要我說：沒有可能！
計劃經濟的影子，無時不刻的出現在各個層面，細細想一想，這很可能是中國人長期訓練出來的思維定勢，成為我們解讀西方的一種慣性的角度和思考方法，以為一 切都是計劃和謀定的，從《河殤》到《大國崛起》，都是這個味道，這個範式，事實上，一個好的結果不是某種主導力量規劃出來的，而是優秀的社會各方合力促成 的，這才是社會的力量，這才叫真正的人民群眾創造歷史，這一點，中國社會可能需要很久才能夠明白並能夠承認，以上述中國式思維定勢，很容易得出美國「陰 謀」中國的種種例證，盧麟元就是常常得出這種結論的一位研究者，劉軍洛和宋鴻兵也是，不過比起後者，盧先生的學識顯然要寬泛厚重的多，我只是感到這種思維 方式的害人不淺，即使一位學養比較深厚的人也不能擺脫其控制。
從鴉片戰爭以來，中國就開始了漫長的開啟民智的進程，這個過程漫長殘酷而又痛苦，代價巨大，這是因為本國本土既有的發展軌跡和現代化社會完全南轅北轍，讓 一個慣性地走了千年的文化徹頭徹尾的改造實在是一件百年工程，從衣著服飾，談吐舉止，教育體制，公共義務，社會福利乃至全部經濟貿易活動全盤拿來主義，走 到今天，我們大部分人仍然寄希望一個強大的開明的領導來實現強國之夢，具體到現在就是對一個會議寄予厚望，這是現實，連學者也做仰望星空的期許狀，這只說 明，中國的民智開啟還遠遠不夠。
讓一個百廢待興的經濟體騰飛和讓一個基數龐大，增長模式出現問題的經濟體成為主導性強勢經濟體，這兩個局面的把控難度係數有著天壤之別，就和電腦一樣，一 旦多元化和複雜性發展到一定程度的時候，一個單核的CPU是應付不了的，當英國王室不行的時候，還有唐寧街10號，當唐寧街不行的時候，還有各個大學和研 究機構層出不窮的研究和技術成果，每年的諾貝爾獎獲得者和企業界的成長都不斷為勞動生產率有效提升以及產業發展的新方向貢獻力量；美國也一樣，白宮國會、 聯儲、工商界、文化教育界，哪一個也不弱，都是協同的，只有一個社會的各個重要單元都強勢起來，才可保增長的潛力長盛不衰，對於中國，終有一天，社會的多 元和複雜會大到一個大政府根本無力承荷的地步，私營企業沒有黨支部一樣成為社會棟樑，就是這個變化的開始。
資本市場，是一個讓企業有恆產繼而有恆心的地方，如果它的回報性好，公平性好，那麼整個社會長期也會因有恆產而有恆心，在這個機制的基礎上，全社會的資產 得以保值，產業發展的新陳代謝得以持續和良性反饋，產權交易和優勝劣汰的循環不斷進行，上述種種，正是維持這個多元複雜社會良性發展的頭號悍將的能量。中 國還沒有完全意識到資本市場的巨大意義，它完全有超越行政的多種能力，只要保證它功能完善，公平公正有效率，長期的看，才是保證中國穩定持續發展的最有效 工具，而且資本市場對公有制的、計劃經濟中長出來的中國還有很多特殊的意義，經過二十年的曲折發展，不知政府是否有了一定的認識深度，如果是的話，並且能 夠在制度上儘早完善和改革，賦予其全部應有的功能，則將為中國後續的發展，帶來不可預估的好處。
十八大的召開，確實是當下一件極重要的事件，儘管本文上半部全部在否認它的長期重要意義，但不可否認它確實處於一個拐點的位置，一個雜合著巨量矛盾急需解 決的敏感時期，正因為它的極端不確定性，中國股市今年逆全球資本市場走勢不斷下滑再下滑，還有30天中國未來的綱領走向就可大白天下，不管向哪裡突破，沒 有資本市場的助力，一個大政府已經沒有可能像過去那樣僅靠行政指令和若干政策就可以掌舵如此龐大的經濟體了，中國有沒有能力培養社會各界走向優秀，並最終 依靠這種優秀的合力完成巨大的轉變，才是未來能否成為持續強國的最重要基因，十八大只是有可能提供一個契機，能不能優秀，是靠全社會，當一個社會中人，都 首先想到自己能做什麼的時候，民主的氛圍才算是形成，除此外的所謂民主，全部是假的，如果中國理解的民主就是給你一個說話的權力，那離入門還早呢。
最終細節決定成敗，組成資本市場的每一個單元，就是社會的重要細節，作為草根投資者我天天和它們打交道，不乏看到希望的曙光，這個社會並不缺優秀，缺的是 如何保護優秀和讓優秀更加優秀的激勵機制，制度的改變總要有一個可行的操作體系，如果資本市場可以承此重任，那將是一件非常有意義的事，內生力量強起來， 才有未來去主導世界經濟的基礎，這才是腳踏實地做實事，倘如此，倒是真有可能迎來歷史大底，開啟一個新紀元，並且這一次，才是真正的依靠他們口號裡一直喊 得「人民」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