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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T之痛:騰訊社交帝國的死里逃生和未知恐懼

來源: http://www.iheima.com/top/2016/0429/155485.shtml

BAT之痛:騰訊社交帝國的死里逃生和未知恐懼
Luke Luke

BAT之痛:騰訊社交帝國的死里逃生和未知恐懼

騰訊的危機不在於現在,在於不可預知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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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度看到了一條高速路,在入口建了個收費站,通過高速路的人都得繳費;

阿里建了個線上的“萬達廣場”,在里面交易的商家都得付租金;

騰訊建了一座城,只負責發身份證,其他生老病死都有人來管,他向所有人收稅。

之前我們說過百度的弱點,阿里的焦慮,今天我們扒一扒騰訊的危機吧。

百度建立在開放的基礎上,阿里建立在生態的基礎上,這兩家都屬於開放和半開放的業務模式。騰訊則建立在封閉的基礎上,就像蘋果,完全自我循環。

封閉的系統,當內部足夠強大的時候,一切都無限可能,無論外面是刮風下雨,里面總是風和日麗。這就像蘋果手機賣得特別好的時候,蘋果的生態非常健康,開發者蜂擁而來,粉絲翹首盼望新品上市。

但當封閉系統不夠強大的時候,立刻危機四伏,並且這種危機傳導的速度飛快,且可能會出現斷崖式的奔潰。

而騰訊的危機,可能正是根植於此。

(一)

從“即時通訊軟件”到“社交之城”,騰訊完成了中國互聯網史上最典型的S曲線。

大約1998年,馬化騰為廣東電信開發的“網絡尋呼機”沒有中標,這就是OICQ的前身。

後來看,這對中國的互聯網是一件好事,就像某位外國的專家說的,在中國很多事情是反邏輯的喜劇。

如果當年網絡尋呼機中標電信運營商,那後面最多也就是個飛信。

恰恰因為花了50萬開發的產品沒有中標,Pony才有機會自己成立公司運營這款模仿了國外ICQ的軟件。

英雄不問出處,qq從即時通訊軟件(IM)出發,做到了行業最大,並且完成了從軟件產品到互聯網入口的超越,這不能用偶然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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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說qq的增長是因為產品的功能與市場空白給予了機會,那麽騰訊從IM軟件到PC內容生產和社區的演進,應該是非常大的戰略突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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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可以將騰訊的擴張分為四個階段:IM成熟期、自由內容生長期、內部生態循環啟動和外部生態循環啟動四個階段。

1.IM成熟期

IM成熟期經歷了接近4年的時間,這期間QQ遭遇到的最大對手就是MSN。當年MSN和QQ對戰的時候,有一篇文章寫得很有意思,大致意思是“大家沒有必要擔心QQ的發展,因為小孩子用QQ,大人(職場人)只會用MSN。”,文章標題是《長大後我就成了你》。

但作者顯然估計錯了,QQ憑借其離線文件、斷點續傳、語音通信、QQ秀、群、組等功能的不斷叠代,對MSN形成了長期的攻擊,而MSN一直半死不活地不做任何本土化的改變,自己作死了。

2.自由內容生長期

很快,因為QQ用戶的增長,IM的功能已經不能留住用戶,產品上出現了用戶“溢出”現象:產品的容量無法滿足大量用戶的長時間使用。

為了改變這種現象,QQ開啟了新的產品線,最早的QQ秀、QQ遊戲大廳、QQ門戶和QQ空間。除了QQ秀後來發展得不太好之外,其它幾個產品都非常成功。

遊戲大廳直接將聯眾遊戲從最高處拉了下來,市場占有率跌到1%;QQ門戶也快速躋身四大門戶之一;QQ空間成為中國最大的社交平臺,日獨立訪問用戶超過4億。

這些服務和內容一方面為騰訊帶來了商業化的收入,另一方面,也滿足了日益增長的QQ用戶的需求,增加了QQ的粘性和活躍度。

3.內部生態的循環

用戶一直增長,騰訊自有的服務也越來越不能滿足更多用戶的需求,特別是垂直類需求。2010年前的騰訊以山寨為主,不斷地形成了自己的山寨文化和不好的口碑。在同時面臨用戶需求和行業口水的時候,騰訊開始了開放平臺的策略,將Qzone的用戶開放給了開放平臺的開發者,並推出了OpenID接口,“QQ登錄”成為了很多產品的標配。

4.外部生態的循環

從內部生態循環開始,QQ的生態逐步往外部走,並改變了原來的競爭策略:從抄襲到投資,從控股投資到戰略投資,所以有了後來的京東、58同城、大眾點評和滴滴的投資,當然,這個時候微信已經替代QQ成為移動端的主要入口。

(二)

十五年的發展,騰訊的策略概況為:從內到外擴展內容,從端到雲積累用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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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過QQ和微信這樣的IM產品為自己的內容和外部的內容導流,滿足了用戶的長尾需求,也帶來了其它產品線源源不斷的用戶資源。

而這些服務或者產品也不斷地鞏固IM產品的入口地位,增強IM產品的競爭力。

今天阿里很容易做一個來往APP,但內容、服務、開發者的資源的稀缺讓來往很難快速搭建出一個適合用戶生活的城市。

而用戶已經習慣在QQ玩遊戲、在微信看文章、看視頻、買電影票。

要說清楚騰訊的戰略是很難的,甚至騰訊是否有真實的產品戰略存在也是存疑的。

馬後炮一樣的總結雖然沒有太多價值,但我想對於後來者理解還是有些幫助的。

有人問微信為什麽沒有上市,但估值超過800億美金?

我說,那是因為通過微信,騰訊養活了騰訊視頻、遊戲、新聞,也為騰訊用性價比很高的價格購買了滴滴出行、京東、58同城和大眾點評(美團),這比微信本身一年收入幾十個億來的性感多了。

所以微信最大的價值不是賺了多少錢,而是攜用戶以收割垂直行業的重要資源。

(三)

用死里逃生來形容騰訊在移動化時代的遭遇應該是準確的。

雖然QQ和手機QQ有龐大的用戶群,但面臨移動化時代的到來,騰訊其實有很大的危機。

飛信顯然不是一個合適的對手,但米聊差點就成功了。

在2011年來臨,QQ的用戶增長接近停滯,用戶同時在線人數也沒有增長,各項指標都表現平緩。

而米聊因為小米手機的原因迎來了快速增長,用戶規模一度達到了5000萬以上。要知道這和當年的手機QQ差不了太多。

如果再給米聊一年時間,我相信互聯網的故事應該重新書寫。

但2011年開始,微信從騰訊內部殺了出來,先模仿Kik、緊接著模仿FB的Public page,推出公眾號。不斷地在模仿國外優秀產品和本土化上做工作,最後快速超越了米聊。

我一直說,微信的起來,給騰訊續了一條命。

互聯網產品經理都知道產品有條叫“S曲線”的產品生命周期曲線。

其實一個公司也有自己的“S曲線”。

QQ賦予了騰訊公司第一個S曲線,微信又拉升出了一條S曲線。

我聽說IBM曾經有過三次這樣的S曲線。

顯然微信不僅是一條S曲線,簡直是一條“J曲線”,在非常短的時間內完成了對QQ的超越,和米聊的“秒殺”。

我很難想象,雷軍看著用戶在小米手機上卸載米聊,安裝微信的表情。

應該說,小米失去了一個移動端的機會,微信抓住了這個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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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借助微信的卡位,騰訊獲得了至少5年的移動互聯網的安全位置,並且因為乘勝追擊和布局得當,很快地在移動互聯網上建立了自己的產業版圖,一座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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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阿里投資了很多家公司,無論是小米還是uc瀏覽器,都發展的不夠好。百度也投資了不少公司,發展的也都不甚如意。

但騰訊在投資方面表現出了香港人獨有的金融思維和眼光,我認為投的都不錯。

騰訊的投資策略是開放的,並且是戰略性的投資,而不是為了財務和控股。

在互聯網里,控股有時意味著死亡,比如去哪兒被百度控股,UC被阿里控股。

但騰訊2010年後就已經不以謀求這樣的控股,在遊戲、泛文化娛樂和社交領域,騰訊基本上控制了中國所有有潛能的新興公司。

不怕他們死亡,就怕他們做起來不是自己的。

但這不代表騰訊沒有自己的危機。

我認為騰訊的危機有兩小一大三個危機。

(五)

我們先說兩個小危機:新的社交產品突然殺出和Facebook順利入華。

1.代際鴻溝和新的社交產品

不同年齡層的人,對社交的理解和需求不一樣,對社交產品形態的要求也不一樣,這是現實生活里常說的“代溝”。

這種社交代溝,在社交這種產品里,表現出有很強的“代際標簽”。就像80後大學生喜歡用“chinaren校友錄”,而90後的大學生更多用“校內網”來交流。

我們的爺爺一輩人喜歡寫信,父輩更喜歡打電話,我們則大部分用IM來溝通。

所以,我們今天的人們並不能準確的知道00後和2010後的孩子們會處於什麽樣的社交場景,偏愛什麽樣的社交軟件。

事實上,這樣的事情已經發生了,不信你看看17歲-20歲的女孩子的手機看看,她們手機里可不只有微信一個社交軟件。

上次在飛機上,我遇到一個女孩,起飛前她一直在用各種社交軟件,我看到她的手機里微信、陌陌、抱抱、探探都安裝了,而且熟練地在各種社交軟件之間切換,並且我敢保證,絕對不是“約”那麽簡單,人家是喜歡陌生人社交。

這對於騰訊來說是很可怕的。

社交虛無縹緲,很難有強規律可循,也沒有重門檻可依賴。

所以你無法肯定某一天不會突然殺出一款產品,以“迅雷不及掩耳盜鈴兒響叮當仁不讓”之勢殺出來,並且紅遍大江南北。

就像誰也不能保證微信這樣的產品永遠只會出現在騰訊自己家一樣。

現在,騰訊處理這個危機的方法是:寧可錯殺一千,不能放過一個。

就像對待今天突然爆發的產品“朋友印象”,先是微信里封殺,然後出手談投資,一邊是警棍,一邊是胡蘿蔔,創業者要麽接受投資並且享受微信給你的資源,要麽就被全面封殺。

所以朋友印象順利地被騰訊投資。

騰訊投資朋友印象等一系列社交產品,不一定是為了財務投資,而是為了消滅潛在的競爭對手,為自己挖建護城河。

對於騰訊來說,世界上最痛苦的事情不是自己投資的公司死掉了,而是一款社交產品做起來但不是自己的。

2.Facebook入華

要知道,全球的互聯網只有美國和中國兩個奇葩,花開兩支,各有特色。

一個風靡全球的社交軟件,因為我們都知道的原因無法入華,但客觀上為中國的社交產品提供了很大的避免競爭的空間。

然而小紮一直都沒有放棄,並且頻頻和中國官方互動,希望早日進入中國。

不過即使FB進入中國,我也不認為能對目前的騰訊社交帶來多大的危機。

一方面社交有強關系和濃厚的文化因素存在,用戶很難在一個沒有朋友、文化沙漠一樣的“火星”上快速活下來,而微信上有很多朋友和熟悉的文化語境。

第二方面則是所有入華的跨國互聯網企業,截止目前為止沒有活的很好的,比如亞馬遜、Aroupon、Booking、Agoda、Airbnb都不算出色,究其原因主要是本土化不好。

(六)

以上兩點算是小危機,無大礙。最大的危機,就像前面提到過的。

百度看到了一條高速路,在入口建了個收費站,通過高速路的人都得繳費;

百度有很多危機,但只要它不斷尋找高速公路,建立新的收費站,雖然發展乏力,但不會突然倒塌。

阿里建了個廣場,在里面交易的商家都得付租金;

雖然阿里的入口不明確,但阿里可以不斷地建造網上的“萬達廣場”,繼續收租金,即使下滑,速度也可控。

騰訊建了一座城,只負責發身份證,其他生老病死都有人來管,它向所有人收稅。

但如果有人造了另一座城呢?

我想起了電影《逆世界》,一個平行於我們存在的另外的世界是否真的存在?

如果今天不存在,未來是否存在?騰訊能否一直讓大家在這個城市里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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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微信,難道不像《楚門的世界》里的那個布景一樣的世界麽?

騰訊的大危機,就是楚門有一天會走出自己的布景世界。

就像前面提到的,不同年代的用戶對社交的需求不一樣,社交的場景不一樣。

出現新的社交產品也許騰訊還是可以接受的,但出現新的“社交異類”就不一樣了。

也許這些“異類”是反社交的,也許未來的組織方式和生活方式是非社交的,也許未來在社會學和人類學上有斷層式的變化?

也許有一個平行的世界已經存在,他們的生活和社交語言我們不懂。

當這樣的世界出現,整個微信將轟然倒塌。

我在《產品的視角》里提過,17歲的女孩,是產品經理的紅顏知己,也是新產品的引領者。

誰抓住了17歲的“科技紅顏”誰將掌握互聯網的未來。

用戶是不長情的,尤其在社交產品里面,指望用戶一直在一個社交產品上生存是不可能的。

我想,騰訊的危機不在於現在,在於不可預知的未來。

這就是社交,眼下贏者通吃,但終究怕不可知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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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交 B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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奧蘭多槍擊案幸存者的恐懼:美國為何盛產“獨狼”

來源: http://www.yicai.com/news/5026792.html

“當時,我們以為有好多槍手,因為槍聲非常響,而且一直在響,聽上去就像許多人在同時開槍,我感覺自己就像在阿富汗那樣糟糕。”當地時間6月12日淩晨,美國奧蘭多的“脈動”夜總會里發生了美國歷史上死亡人數最多的槍擊案,28歲的艾沃里·麥克尼爾因為躲在了露臺上才幸免於難。

但50死53傷的恐懼並沒有因為29歲的美籍阿富汗裔槍手馬丁(Omar Mateen)被警方擊斃而消散,包括麥克尼爾在內的許多幸存者都在問,這起自“9·11”以來死傷最嚴重的恐怖襲擊案為什麽會發生在這家夜總會?為什麽是馬丁?為什麽是6月12日?

夜總會的墻上到處都是子彈孔

根據美國聯邦調查局(FBI)的說法,這是一起“獨狼”式的恐怖襲擊,即襲擊者往往受仇恨意識驅使,在沒有充足外部協助的情況下單獨行動,相比其他恐怖襲擊更難追蹤和防範。以馬丁為例,雖然他曾兩次因為極端言論受到FBI調查,但在事發前並無任何異常。

槍擊案發生十幾小時後,在正面戰場節節敗退的“伊斯蘭國”卻聲明對此負責。蘭州大學中亞研究所所長楊恕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伊斯蘭國’的宣傳範圍很廣,最終(受影響)產生行動的是個別人。所以,更應該看重的是個人所處的具體環境、思想和心理狀況,但這些在事發前很難了解。也就是說,在受到極端思潮影響後,哪些人接受並轉化為行動,是很難預測的。”

槍手學過刑事司法

據報道,馬丁在行兇後撥打了911報警電話,宣稱對“伊斯蘭國”首領效忠,言語中還提到了2013年的波士頓馬拉松爆炸案。然而,根據馬丁身邊人所述,雖然他曾有過暴力行為,但很難與恐怖襲擊掛上鉤。

馬丁的父母雖然是阿富汗人,但他出生在紐約,案發前居住在佛羅里達州,擁有當地兩項合法持槍許可,曾是一家少年管教所的保安。

馬丁的自拍照

美國煙酒槍炮及爆裂物管理局的官員表示,馬丁案發前曾通過合法途徑購買了兩把槍,一把是AR-15步槍,另一把是9毫米半自動手槍。前者是美國最普遍的步槍之一,系美軍M16步槍的民用版,標準彈夾可裝載30發子彈。此外,馬丁申請佛羅里達州的持槍執照時,他的行為記錄沒有任何問題。

AR-15步槍和Glock手槍

馬丁還於2006年在印第安河州立學院(Indian River State College)拿到了刑事司法的副學士學位。畢業後,他還曾向身邊的朋友透露過自己想當警察的願望。

馬丁前妻尤斯菲(Sitora Yusifiy)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表示,2009年結婚後,馬丁一直對她使用家庭暴力,“他有時會因為我沒洗完衣服或其他什麽事對我拳打腳踢。”

2011年離婚後,馬丁對宗教更加虔誠。他身邊的朋友告訴媒體,馬丁曾前往沙特阿拉伯朝聖,過去幾年還一直規律地參加居住地皮爾斯堡(Fort Pierce)的宗教集會。馬丁的家庭成員則表示,雖然馬丁曾對同性戀群體表示反感,但並沒有因此出現過仇恨情緒或做出任何犯罪行為。

馬丁的父親沙迪克對於槍擊案的發生感到震驚,他認為馬丁的作案動機是仇恨同性戀,並非因為他的宗教背景。但《華盛頓郵報》的報道指出,馬丁是阿富汗塔利班的支持者,他還經常在臉書上發布視頻,假裝自己是阿富汗總統。

FBI的情報官員也表示,馬丁曾於2014年被懷疑與一名佛羅里達人前往敘利亞接受恐怖培訓,並在敘利亞實施恐怖襲擊的極端分子有關系,但調查最後以“無可疑信息”而結束;2015年,馬丁又因為在工作期間發表與恐怖組織相關的言論而引起執法部門的註意,但調查同樣無疾而終。

“獨狼”來襲

雖然還不能認定馬丁發動此次恐怖襲擊的原因,但“伊斯蘭國”已在事發十幾小時後聲明對槍擊案負責,並宣稱“‘伊斯蘭國’的戰士發動了此次襲擊”。

美國總統奧巴馬則將此次槍擊事件形容為“一次恐怖活動和仇恨行動”。FBI也明確表示,這是一起“獨狼”式的恐怖襲擊。

事實上,“伊斯蘭國”最近一直都在鼓動那些無法前往中東受訓的支持者在西方國家展開“獨狼”式襲擊。背後的原因很簡單,因為“伊斯蘭國”在中東的戰場已接連受挫。

隨著“伊斯蘭國”在伊拉克、敘利亞和利比亞的幾處主要據點接連失守,該組織正通過其他方式進行報複,比如已在伊敘兩國境內多次制造汽車炸彈襲擊和自殺式炸彈襲擊等恐怖襲擊事件,造成嚴重人員傷亡。因此,針對西方的恐怖襲擊的可能性也隨之增大。

“這是很自然的,他們此前是征召大批人去中東、北非‘建國’,現在被打敗後,從軍事行動的戰略角度考慮,武裝集團對抗正規軍的方法不行了,很自然地就會化整為零,采用分散法。”楊恕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

因此,最難被偵測和防範的“獨狼”式襲擊對“伊斯蘭國”來說是報複西方國家最好的選擇。美國政府也早已認識到了這一點。早在“9·11事件”十周年前夕,奧巴馬便發出了警告,稱美國面臨的更大威脅不再是大規模、高度協調的襲擊,而是“獨狼”式襲擊,應該對此保持高度警覺,奧巴馬還將其解釋為“一名襲擊者在沒有精心策劃的組織協助下展開單獨行動並殺害數十人”,這些“獨狼”受仇恨意識驅使,而且難以追蹤。

哪來那麽多“獨狼”

近年來,“獨狼”式襲擊在全球並不鮮見,在美國也已發生多起。

2012年7月,一名持槍男子在美國科羅拉多州奧羅拉市的一家電影院內向觀眾掃射,造成至少12人死亡;2013年4月的波士頓馬拉松爆炸案同樣是一起“獨狼”襲擊,造成4人死亡,超過180人受傷;今年1月7日,一名自稱效忠“伊斯蘭國”的槍手在賓夕法尼亞州費城的街道上叫停一輛警車並向車內的警察開槍射擊,造成警察受傷。

波士頓馬拉松爆炸案現場

美國非營利性維權組織南方貧困法律中心曾做過一項研究,對2009~2015年由美國極右派和本土滋生的極端分子展開的暴力活動進行了分析,得出的結果是平均每34天就有一起本土恐怖襲擊事件得逞或被挫敗。另外,這些恐怖活動中的74%由“獨狼”策劃或執行,90%的案件背後都只有1~2名策劃或執行者。

美國之所以會出現那麽多“獨狼”,與其對中東地區的幹涉、本土的移民政策,以及槍支管控較松不無關系。

AR-15槍族不僅是美國執法部門的最愛,其在美國民間市場流通量也巨大,不少罪犯和恐怖分子也將其視為首選

第一財經記者粗略統計,今年以來美國發生的主要槍擊事件已達16起。另據統計,2015年美國發生各類槍擊案件超過5萬起,造成1.3萬多人死亡,2.6萬多人受傷。槍支暴力事件在美國已成為常態。

“這種獨狼襲擊造成的傷亡很大,特別是在美國,一個重要原因就是美國的槍支管理很松散,從作案動機來講,這起案件(奧蘭多槍擊案)沒有什麽特殊的,但更主要的應該看重作案手段。”楊恕表示。

此外,美國對中東的幹涉主義行動,不僅讓這一地區動蕩不安,還客觀上造成極端組織崛起,恐怖主義毒膿外溢蔓延。

與此同時,美國雖然是個移民國家,但移民和少數族裔的快速增長與美國白人長期主導政治、經濟生活的矛盾日益凸現。根據新華社報道,美國社會前1%的富裕家庭中,超過96%是白人家庭。且美國白人家庭與少數族裔家庭之間的貧富差距正在擴大。這樣惡化的收入不平等和財富不平等共同造成了機會不平等的惡性循環,使得少數族裔和移民群體對美國的疏離感升高。

自2001年“9·11”以來,美國反恐已過去15年,卻陷入了越反越恐的怪圈。奧蘭多槍擊事件再次給美國的政治家們提了個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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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永定:克服貶值恐懼癥 人民幣浮動利大於弊

北京時間11月15日,在岸人民幣兌美元跌破6.86大關,創近八年新低。此前,人民幣中間價下調204點報6.8495,創近八年新低,為連續第八天下調。

近一個月來,人民幣先後跌穿了6.7、6.8的關鍵心理點位,各界心中都有個大大的問號——央行究竟意欲何為?人民幣要貶值到什麽點位才算是基本均衡?

近日,上海發展研究基金會和上海市社會科學界聯合會共同舉辦第122期沙龍,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上海發展研究基金會學術委員會主席余永定作了題為“8.11後中國匯率制度改革”的演講。

余永定贊同“中國經濟基本面不支持匯率長期大幅度貶值”的觀點。不過,他認為現在人民幣面臨貶值壓力,但我們應該克服貶值恐懼癥,並且目前貶值是利大於弊。

“現在其他國家都拼命地公開或者暗地貶值,唯獨我們幾乎不貶值。如果人民幣貶值,把資本轉移到國外的成本就會更高,這樣能夠抑制資本外流。”余永定認為,我們對匯率貶值沖擊的擔憂是不必要的和過度的。如果一個國家有大量經常項目的順差,有大量的外匯儲備,經濟增長速度全球第一,有一個非常有效的政府,那麽其匯率發生大幅度貶值的情況幾乎不可能。

余永定認為,人民幣加入SDR(特別提款權)後,釘住一籃子貨幣而不是某一種貨幣(如美元)是有益的,有助於保持我國的競爭力,不會由於其他國家貨幣之間的相對變化而造成麻煩。

主流觀點認為,中國的貿易夥伴包含眾多新興市場國家,過去幾年人民幣的強勢偏離了均衡水平,使得中國外貿出口承壓。雖然當前中國已經明確表示不會以促出口的目的而使貨幣貶值,但必須讓人民幣回歸到合理的位置。

國家外匯管理局國際收支司原司長管濤也呼籲,“沒有只漲不跌的貨幣,匯率有漲有跌,有利於吸收來自內外部的沖擊”。

管濤在新書《匯率的本質》中寫道,印度最近之所以經濟表現靚麗,成為新的國際投資熱土,就是因為經歷了2013年的資本外流、本幣下跌。亞洲金融危機後,新興市場匯率彈性普遍增強,也被認為大大改善了這些經濟體本輪國際金融危機的經濟韌性。“作為大型開放經濟體,我國應該對內平衡優先,將匯率政策作為次要政策,將其還原為政策工具,當成經濟運行的結果而不是手段”。

2016年2月之後,央行明確宣布實行“收盤價+24小時籃子貨幣穩定”的定價機制。新的匯率機制的成功之處在於:大大增加了人民幣匯率變動的不可預測性。

匯率制度無法同時解決“四難問題”:匯率穩定、保住外匯儲備、貨幣政策獨立性、資本項目適度開放(或維持適度的資本管制),必須在四個目標中選擇三個,或滿足於達成某種折中。

自從今年10月以來,央行的市場幹預已經顯著弱化,人民幣匯率波動已經日趨市場化。此外,近期的貶值主要由外因推動,例如英鎊閃崩導致美元被動走強,從而使得人民幣額外承壓;特朗普意外當選美國總統,且市場情緒意外強勢回暖,推動了此前疲軟的美元再度走強,加大了人民幣回調壓力。

余永定稱,匯率的市場化問題關鍵是不要失去風暴暫時平息時推進改革的時機。

無獨有偶,管濤也在新書中呼籲,“我們必須克服有壓力時不敢動,沒壓力時又不想動的‘浮動擔憂’,抓住當前外匯供求基本平衡、匯率水平基本合理的有利時機,積極推動相關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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藍湖資本胡磊:創業,在恐懼中爆發

來源: http://www.iheima.com/news/2016/1124/159994.shtml

藍湖資本胡磊:創業,在恐懼中爆發
石慧 石慧

藍湖資本胡磊:創業,在恐懼中爆發

任何一個VC,不管你多聰明,多有經驗,最後都是靠那麽幾個項目掙錢,80%的決策都是錯的。

藍湖資本成立於2014年,創始合夥人胡磊曾任紀源資本(GGV)副總裁,在GGV的七年間,投資了去哪兒網、美麗說、豆果網、世紀互聯等項目,另一位創始合夥人殷明,此前是紅杉資本副總裁,投資的公司包括趕集、途牛、土巴兔、杏仁醫生等。

一同創辦一家新基金,始於一個實驗性的想法。當時,胡磊和殷明算了一筆賬,兩人投資了這麽多項目,加在一起,已經一共掙了10億美金的現金回報。“感覺挺好的。”兩人又忍不住看了看,行業里還有誰掙的錢多。結果發現,有掙五六十億元的,但都不是做VC的,而是做二級市場對沖或者PE的,有點井底之蛙的感覺。

他們分析之後,發現這些人有一套早期VC比較少用的行業分析、趨勢判斷的方法論。現在,藍湖確立了“研究驅動”的策略——用研究驅動投資,也通過研究來幫助創業者。

“我們設想,像中後期機構一樣,做行業分析、趨勢判斷,基於這些再去看中早期的投資機會。作為一個VC,這樣也許能抓住更大的機會,獲得更高的回報。”胡磊說,現在,藍湖會做一些在其他VC看來是無用功的事,做深入的行業分析。走過一些彎路之後,他們嘗到了這條路徑的甜頭,找到了一些比較獨特的投資視角,投到的項目有美菜網、鬥米兼職、手機貸、周末去哪兒、5miles第三石科技等。

說起投資的項目,胡磊的邏輯清晰,但他也頻頻提到“運氣”二字。“所有投資都是靠運氣,運氣是人生的一部分。”胡磊的心理預期如此,“任何一個VC,不管你多聰明,多有經驗,最後都是靠那麽幾個項目掙錢。80%的決策都是錯的。”

“那我們是不是就全靠運氣?當然不是。” 胡磊認為,一方面是積累的人脈發揮了巨大作用,另一方面,“把研究做在市場的前面,這樣公司一出來,我們就可以沖上去”,做到快速決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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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藍湖資本創始人胡磊)

以下為胡磊口述,經創業家&i黑馬編輯:

從老牌基金跳出來的“井底之蛙”

我和殷明還在老東家的時候,覺著倆人加起來已經掙了10億美金的現金回報,感覺挺好的,但看到行業里還有人都掙了五六十億了,就有點井底之蛙的感覺。

我們設想像中後期機構一樣,做行業分析、趨勢判斷,基於這些再去看中早期的投資機會。作為一個VC,這樣也許能抓住更大的機會,獲得更高的回報。這是一個實驗性的想法,光想不行,得實踐一下,看是不是靠譜,我們兩個一商量,說不如一試。

藍湖起步的時候,我們找了美國所有五十億美金以上市值的公司,有1700家,列了一個清單,分成各行各業。我們分析哪些行業還沒有被互聯網充分滲透,有進一步提升革新的機會,特別是在中國市場。這是一個很大的話題,1700家公司,你從什麽地方開始研究,怎麽研究,這個研究是不是真的能帶來實質性的投資機會,當時不知道,這條路沒人幫你走過,是靠我們自己一步一步摸出來的。

我們做了很多行業分析,過程漫長而痛苦,我們剛開始這麽做也沒有經驗,走了一些彎路。一般VC不願意這麽做,但我們這樣走過兩三次之後,發現還真是挺有用的,找到了一些比較獨特的投資視角,也投到了一些成功的項目。

自己做基金,變化確實蠻大的。跟很多創業者一樣,我們經過了一個一邊犯錯、一邊學習的過程。要說犯過的錯,太多了,兩個小時都說不完。比如我招人招得比較晚。2014年下半年,正好市場特別熱,那時候我大部分時間都忙著看項目,每天眼睛一睜,到晚上十一二點,一個小時一個項目的節奏,都見不過來,沒空去招人。回過頭想,這樣不對,要先把人招來,才能看更多項目。這肯定是一個錯誤。

另外,那一波大家投得比較快,而我們的投資策略比較新,也做了一些實驗,犯了一些錯誤。

我經常這麽打比方,就像打高爾夫球,你換了一個握桿姿勢,可能覺得掄得特別爽,比原來打得遠很多直很多,但一些原來能打得很好的球,反而飛得到處都是。我們當時投資就是這個感覺,有一個調整適應的過程。

“這些公司三分之二都做錯了市場”

在人工智能方向,我們會找一些相對垂直的應用場景,用人工智能來解決現有的、看得到的問題,而不是做一些基礎性的人工智能。地圖測繪和客服機器人可能有大機會,還有教育、醫療、金融風控。

企業服務方向,我們也會找一些相對容易被搬到雲端的軟件。搬到雲端要符合兩個條件,一是移動,二是一個消費獨立的業務場景。

在物流這塊,大家老拿中國的高速公路說事兒,說過路費高,車船稅高,導致公路物流成本高。我們一開始也這麽想,但後來仔細分析了一下,覺得大家罵錯了,問題不出在高速公路。我們把過路過橋費、車船稅都算上,發現中國運輸成本和德國一樣。中國在路上跑的大卡車,都是村里面幾個親戚,或者一對夫妻,把所有積蓄拿出來買個車,沒日沒夜地開,其實效率是非常高的。

問題不是出在物流上,而是在分銷上。中國的分銷體系還比較差,很多東西要被搬很多次,如果能提高分銷的效率,就有可能分到一杯羹。

我們就去看哪些行業可以通過少搬幾次貨來提升效率,可能是煤,可能是電子元器件……。

我們特別看好農產品。中國的農產品分銷多,產出時點很不規律,菜經常爛在地里。能不能通過信息技術做提升?有了這個想法,我們就慢慢開始找相應的公司。後來,殷明通過人脈關系找到了真格投的一個項目,叫美菜,我們做了投資。

美菜現在服務全國100多萬家餐館。它更大的價值在於,解決了很多農民蔬菜銷售問題。現在它跟農民簽一個包銷協議,保證農民至少三分之二的菜賣給它。農民不用把每根菜都賣給美菜,可能怕菜價好的時候賣虧了。這樣,菜即使爛了也就爛三分之一,農民後顧之憂減少,能放心種菜,甚至敢擴大產能。

我們看了各行各業的物流,建材、化工、五金、布匹、成衣、汽車配件……到現在還是最看好農產品,這個行業的改善空間會更大一點。

鬥米兼職是殷明主導的。當年大家都說經濟要轉型,我們研究了統計局各個行業十幾年來的發展數據。數據大家都有,但解讀能力是檢驗一個投資人好壞的標準。我們思考這些數據意味著什麽,做了很多假設,一條條去驗證,工作量很大。

我們看到,日本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美國和歐洲在上世紀四五十年代,也都經歷過經濟轉型。

我們發現,這些國家和地區,跟人力資源、消費金融相關的領域,都有一百億美金以上市值的公司,而且不止一個,但中國一個也沒有。這個落差太大了,的確是非常好的投資機會。

當時同類公司不少,為什麽選擇了鬥米兼職?

因為這些公司三分之二都做錯了市場。大部分覺得兼職就是大學生兼職,其實大學生兼職只是冰山一角,而且是比較差的市場。因為大學生兼職,一是季節性嚴重,寒暑假很多人出來兼職,但平時很少,考試期間根本沒人。另外大學生兼職能做的工作很有限,你讓他去倉庫理貨,他不去,企業也不願意招他們。還有很多公司做藍領兼職,這也錯了。因為經濟結構調整,他們是被革命的一群人。

我認為,正確的市場是服務行業的兼職、就業、招聘。

用這些條件一一排除,真正做對的公司就鳳毛麟角了,在剩下的公司里,團隊比較優秀,發展策略又很清晰的,就更少了。

殷明因為在紅杉的時候投了趕集,認識楊浩湧,他倆喝咖啡的時候聊起來,楊浩湧說有個兼職的生意要分拆,你們想不想看一看,我們說太好了,找了半天就在找這個。之前,我們市場調研做了9個月,把市場都搞清楚了,一看有人做這件事,講半個小時我們就明白了,基本上當場就拍板定了。

手機貸在成為金融公司之前,是個大數據公司。它發現中國的小額消費貸沒辦法做,不是沒錢,也不是沒人,是因為征信成本太高了。我一千塊錢借給你一個月,可能利息收不了多少,也就收二三十塊錢,如果征個信要花一百塊錢,這個生意是沒人做的。在美國,這個問題能解決,是因為美國有個人征信,但中國的央行征信起步比較晚,數據基礎比較差,不足以做大多數消費者的小額消費信貸支撐。現在中國也就有1.2-1.3億的信用卡持卡人群,我們覺得中國有四五億人是可以被信用卡或者類似的消費消費金融產品提供服務的,但因為征信成本問題,沒有被服務好,或者壓根兒沒有被服務到。那有沒有辦法用大數據去抓取過去抓不到的數據源,比如手機通訊記錄、電商購買記錄、GPS信息等等,和個人征信配合,就可以做這件事了。

我們找了很多公司,最後找到了這家。創始團隊曾是招商銀行卡中心的創始成員,一直在做消費金融、信用卡分期產品,他們和我們看到了同樣的機會,雙方一拍即合。他們也很看好我們對業務的認知,為了我們說服前面的投資人,幫我們專門開了一輪,用一個還算合理的估值投了進去。一年半的時間,這家公司的業務漲了兩百倍。

好基金都是鋸齒形上升的,總有創業者能找到機會

任何一個VC,不管你多聰明,多有經驗,最後都是靠那麽幾個項目掙錢,80%的決策都是錯的。所有投資都是靠運氣,運氣是人生的一部分,任何一個行業都是這樣。

我相信基金都是鋸齒形上升的。投資要有長期的心態,不能說最近一兩個季度沒什麽熱點,我就撤了,那等下一個季度市場熱了你再回來,你肯定趕不上了。

好公司永遠都有,每個時代出來的公司,體量都會讓前面的公司驚掉下巴。過去覺得美國百億級的上市公司,已經頂了天了,但到2007、2008年,就出現過千億的公司,現在已經有公司市值過萬億了。

很多公司的成長突破了人們的想象,可能很難再有一個遊戲公司能做得像騰訊那麽大,但在滴滴出現之前,大家也不會想到有一個出租車公司能做這麽大。這正是互聯網投資的魅力所在,你永遠不知道未來三四年會出個什麽公司,總有一些有能力的創業者,能從中找到機會。

運氣重不重要,很重要。我們是不是就全靠運氣?當然不是。一方面,我們積累的人脈有很大作用,另外,因為我們把很多功課做好了,所以能快速決策。大部分人覺得做研究會導致決策慢,你看到項目再做研究那肯定慢,但我們是把研究做在市場的前面,這樣公司一出來,我們就可以沖上去。

不是每個研究最後都能導向一個投資,好多研究做完,發現沒什麽好投的,死路一條,或者短期內沒有可投的項目,只能暫時擱置。這個過程很痛苦,很折磨人。

風口這件事兒也很考驗投資人的心理。在那個時間點上,不投,怕錯過市場,O2O就是很好的例子。

複盤很容易看出哪些是坑,哪些是真的機會,但在當時,判斷是不容易的。我自己就經歷過很多次,戶外媒體、線下教育、新能源,當時大家都覺得是風口,能改變未來,改變世界,到最後真正跑出來的公司也就一兩家。

所以,從一個VC的微觀操作層面來講,不用太把風口放在心上,因為你不是投行業,是投公司,只要你對公司本身業務、它所處的賽道、模式、團隊有信心,是不是風口並不重要。

投早期項目,看事看人都挺重要。我在跟創業者交流的時候,問的比較多的一個問題是,你最擔心什麽事情。很多時候,創業過程中爆發出來的能量,是被恐懼驅動的,而不是被貪婪驅動的。競爭對手、市場環境、公司現金流、客戶給你的壓力、員工給你的壓力……在這種高壓狀態下,能不能把這種恐懼變成正向的動力,是區分好的創業者和一般的創業者的一個標準。

生存危機、發展瓶頸,這兩點創業者一定要有一個好的認知。很多創業者說,只要錢到位,我們就能一馬平川。這肯定是胡扯,說這種話的人,往往是信心不足,沒底氣,或者是真的無知。這樣的人不能投。好的創業者能很好地認識到自己的問題,不懼怕自己的問題,有好的應對措施。

我也算有經驗了,但所謂的風口來了,大家都在投的時候,還是會不可避免地一直問自己,我是不是錯過了什麽,不可能有投資人不想這個問題。在這個過程當中,免不了會有一些錯誤決策,投資人其實最後70%-80%的決策都是錯的,要有這個心理預期。不要怕犯錯,投資跟創業一樣,總結錯誤,從中成長,這是最關鍵的。

投資 藍湖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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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小平寫給2017的親筆信:創業是一場誇父追日的馬拉松,別人恐懼時更要貪婪

來源: http://www.iheima.com/zixun/2017/0118/160931.shtml

徐小平寫給2017的親筆信:創業是一場誇父追日的馬拉松,別人恐懼時更要貪婪
徐小平 徐小平

徐小平寫給2017的親筆信:創業是一場誇父追日的馬拉松,別人恐懼時更要貪婪

創業是馬拉松,甚至是一場誇父追日的馬拉松。每一步都讓我們離太陽更近一步。

本文由真格基金(ID: zhenfund)授權i黑馬發布。 

2016 年的聖誕節,我過得格外熱鬧,俞敏洪、王強等很多好朋友打電話問我:聖誕節在哪?怎麽過的?和誰過的?我說和家人在一起,一口氣看了三部電影——《羅曼蒂克消亡史》、《神奇動物在哪里》、《血戰鋼鋸嶺》。都說這個冬天有點冷,而我卻時常感到很溫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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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說,2016 年是投資界的“寒冬”。我們最近看到一組數據:雖然 2016 年新增創業項目數量減少了,但其實基金的募資額和 2015 年保持了持平。對真格基金來說, 2016 年正是真格投資最火熱的一年,投資了 150 多個項目。不僅項目質量高,估值也回歸到更合理的水平,更加接近商業本質。真格基金不懼“寒冬”,別人貪婪的時候我們貪婪,別人恐懼的時候我們更貪婪!

雖然經歷了“寒冬”的洗禮,青年人的創業潮卻成為了中國社會的更強音。創業者在社會上獲得的認可和接受度早已進入暖春。去年,真格基金與零點咨詢合作發布了“千名中國創業者調查”,調查顯示創業後社會支持度明顯提升,朋友數量大幅增長。接受調查的創業者甚至認為個人魅力和異性緣都飆升了,搞得我都想再次創業了!在我和俞敏洪、王強創業的年代,異性緣怎麽就沒有得到提升呢?!

我認為,這背後展現的是社會價值觀的變革,一種全新的奮鬥價值觀在生根發芽——通過個人奮鬥為社會做出更大貢獻,從而實現個人價值的追求。調查中,超過一半的創業者表示是在為實現理想和財富夢想在創業。青年人創業或是加入創業公司,逐漸成為了常態,已經不再是職業選擇的特例。

2016 年,有兩個創業現象似乎是完全相反的趨勢:一是創業更加平民化,同時更趨向高精尖。

什麽意思?“網紅”現象和直播平臺的火爆,內核是平民創業、草根創業。普通人不需要通過權威機構發布內容,就可以獲得巨大的社會影響力並且進行商業變現——這也是我對 “網紅” 的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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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振宇在羅輯思維跨年演講中提到,網紅現在已經多到我們認不全的程度,並列舉了好幾個例子,比如微博粉絲 2800 萬的“回憶專用小馬甲”,發一條微博報價 6 萬;淘寶一天銷售額就有 1000 萬的網紅“delicious大金”;有位叫“ PDD 嬌妹”的男人,簽約費 5 年 3 個億……我沒有聽說過他們,但是他們早已成為中國創業浪潮中洶湧的洪流。

2016 年真格基金投資了大量的自媒體,比如 Papi醬、英國報姐、混子曰、胡辛束、二更、知識分子等。這也對整個創業生態產生了積極的作用。我認為,創業者都應該像網紅和自媒體一樣,具有運用互聯網進行營銷、與用戶直接進行對話的超強能力。

第二個趨勢是創業更加高精尖。2016 年我看到大量大公司的頂級科學家、大學教授、博士生創立公司,他們都是高黑科技領域的探路者、領頭羊。真格基金投資了很多這樣背景的團隊,比如耶魯大學教授創立的 LED 項目 Saphlux、斯坦福教授和博士創立的杉數科技、北航王田苗教授的實驗室孵化的 Remebot。

一直以來,真格基金都遵循“投人”的投資理念,這讓真格得以在高黑科技某些領域“早耕耘,早收獲”。比如在投資依圖科技的時候,人工智能的風口還未到來。在杭州 G20 峰會上,依圖科技參與了重要的安保工作,承擔了國家級的人臉識別和大數據項目,這無論是在商業上還是戰略上都有重大意義。

創業更加平民化,更加高精尖,看似完全相反的趨勢,實際上是創業創新文化的平鋪延展以及深耕細作,表明創業創新的勢頭在不斷攻城略地,為中國經濟帶來新的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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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然而,在燎原之火中能百煉成鋼遠非易事。創業的過程是個馬拉松長跑加拳擊運動,就看創業者能不能夠帶著對艱難險阻的預期,一路面對競爭對手的伏擊以及資金、管理等多方面的挑戰,堅定地奔向終點。

展望 2017,我想給準備創業和已經在創業路上的人幾條實實在在的建議:

一、專註。真格基金碰到不少創業者自認為有精力同時做兩三個項目,吃著碗里的看著鍋里的。但創業就像談戀愛、結婚,專註是必要條件,也是底線。

二、股權。團隊比模式更重要,而優秀的團隊必須要有合理的股權激勵作為回報。如果一個創始人自己控股 90%,不願意與創業團隊分享果實,讓他們缺乏歸屬感。我們會勸這類型的創業者重新思考公司的股權架構。

三、品德。人生的路很長,一個創業者可以成功五年、十年、十五年,但是品格和品德才是最終使你一生輝煌的,或是曾經失敗但能再次輝煌的東西。一個優秀的創業者最重要的品質就是正直。

創業是馬拉松,甚至是一場誇父追日的馬拉松。雖然你可能永遠都追不到太陽,但是每邁出一步,承受辛苦和灼熱,都讓你離太陽更近一步。我相信,當創業者實現夢想的那一刻,他自己的光芒就能融化嚴寒,刺破霧霾!

創業 方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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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恐懼就是恐懼本身


最大的恐懼,就是恐懼本身。做手術,不是一個處理身體的過程,而是自我了解的殘酷體驗。

一直自認,無甚優點,唯一一個,就是心理質素極高。記得多年前,一次大型家庭聚會中,老長輩忽然跣腳撞穿頭,剎那間大廳沾滿一地鮮血。全世界恐慌尖叫之際,我已致電報了警,交待了細節,大家回過神來,救護車已到門口。

十年前,不眠不休為傑哥助選期間,家人忽然得了重病。我用幾分鐘消化了消息,就在餘下的競選期內,用十級冷靜的心情與效率,把公與私的重要事項一一完成。

考試、比賽、面試、求職如是。我不比人聰明,也不比人勤力,但勝在情緒穩定。大難臨頭照樣出街玩,深信不把考驗當回事,考驗自不給你添麻煩。「淡定有錢剩」——一直是我的座右銘。

但是,但是——當得悉要做手術,自己像變了另一個人!整整兩星期,不出街,不見人,不去玩。腦海內環迴播放電視上看過的手術片段:大光燈射下來,醫生手起刀落,「唰」一聲,鮮血噴在白布上,然而手術床被推出來,樸克臉的醫生告訴家屬,抱歉我們已經盡了力……

為了分散注意力,迫自己入場看電影。豈料,就連看見麥廸文在銀幕上殺怪獸,怪獸流血慘叫,都想起自己要做手術,心一揪,全身冒汗,心緒不靈,戲看了白看。後來預備入院,陸續收拾行李,拿起日用品時,手在抖……

為甚麼?為甚麼我會怕成這樣子?我明明是個甚麼都夠膽死的人。《The Power of Now》的作者Eckhart Tolle說,恐懼是幻想力的錯誤應用(fear is the wrong use of imagination),這一刻的我,卻把錯誤的幻想力,發揮得淋漓盡致。

這個我,很陌生。而這種陌生感,比手術本身,更可怕。(手術記/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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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功權:創業就像生二胎,身處其中,我開始恐懼

來源: http://www.iheima.com/zixun/2017/0406/162415.shtml

王功權:創業就像生二胎,身處其中,我開始恐懼

王功權:創業就像生二胎,身處其中,我開始恐懼

要在適合的年齡去創業,投資是需要經驗的。

“原本我以為我做了17年投資,天天指導別人創業,已經看得很清楚,但真正身處其中,我開始恐懼。打理青普就像生第二個孩子,每一塊尿布都省不下來,每一瓶奶都要餵下去。”

2015年5月創立青普旅遊,是王功權的回歸。“從哪兒來回哪兒去,還是回到商場老老實實賺錢。”

重回商場,投資是王功權堅決不做的了。在逐漸離開自己與同為“萬通六君子”的馮侖、潘石屹等創立的萬通實業集團後,王功權陸續加盟IDG資本和鼎暉投資,作為國內風險投資行業第一批從業者,投資,他做了17年。

創業倒是尚可。這些年來,工作以外的多數時間,王功權要麽自己看書,要麽和人文學者聊天,要麽和創業團隊打交道。把自己喜歡的東西變成商品、服務,找到願意回到原初、並願意為之買單的那些人,王功權再稱心不過——於是,有了青普旅遊文化公司。

“不要以為我們是做酒店的,不要以為我們是搞旅遊的,說一句很狂的話,我們要讓青普的產品和青普倡導的人文度假生活方式成為中國大陸上的時尚傳承。別人說你不一定能實現,這不重要。人活在世上總要找一個讓自己敬重自己的理由。

“你做點什麽,我們大家跟你一起做”

2015年,潘石屹萬通時期的得力幹將,後來成為王功權多年合作夥伴的楊雪山回國,見到了清閑許久的王功權,“你不能這麽呆著,你做點什麽事情,我們大家跟你一起做。”當時的楊雪山正經營著一家甘南有裕固族民族特色的酒店,度假產品與人文內容、情感的交融匯合,這在王功權看來會是未來市場的爆發點。

但王功權漸覺年紀大了,要有年輕人配合。此前他在哥倫比亞大學訪學期間認識了大紐約地區學聯總會主席邵偉誌,和楊雪山同樣,“王總不管你做什麽,我都跟著你做。”在當年,青普旅遊著手成立。

“創業不易,近日忒忙,看見一塊石頭都想問願不願意加盟合夥。”這是王功權去年4月在朋友圈發出的感慨,到如今,青普旅遊已有10位高級合夥人。在萬通時期,六個兄弟遵循的是“座有序,利無別”,在IDG資本和鼎暉,也是典型的投資機構合夥人制,這種習慣,也被王功權延續到了青普,在企業真正實行合夥人制。

一方面是不同領域的事務由在這一領域實力較強的人負責,給予相當大自主權;另一方面是,青普旅遊最大的股東並非是王功權,而是期權公司,這些期權是要發給中高層團隊的。“到目前為止沒有哪家創業公司最大股東是期權公司。”王功權說。

投資做久了,真正開始創業,王功權也逐漸感受到其中的不易。“要懷著膜拜的心情對待創業者,永遠向創業者學習。不要覺得自己就像雄雞一樣在高崗上,天天鳴叫,你不叫天就不亮。創業者每天遇到的事情不知道要比投資者紛繁複雜多少倍。

寧可在調性上被罵死,也不搞粗俗

但一位投資老將轉創業多少是帶些自信的。

按照官方說法,青普旅遊是一家人文度假生活方式的提供商,穿透文化、度假和線下精品酒店三個行業,其產品表現形式:

一是文化主題的度假路線,每一路線有文化導師帶隊,兼具遊學、度假和旅遊的特點,比如到騰沖,會複原生活狀態,像當地的納西人一樣,原汁原味地生活;

二是今年7月馬上上線,在雲南、福建等地建設的行館;

三是基於行館和酒店,品質和審美符合度假場景的文化類產品。

“在消費升級的過程中,文化消費也在升級,會有非常大的空間,但市場上真正符合升級需求的產品和服務太少了。”目前,青普的產品還未開始鋪開銷售,王功權說不會倉促拿出來證明模式,而是需要打磨產品。而青普,也從不討論價格問題。

在青普的官網上,以“回到民國”為主題的不包含往返交通費的五天蘇州行售價為雙人間19000元/人,單人間21000元/人,相比同目的地的傳統旅遊價格高了些,但在青普的旅行中,會有包括學習白話詩、參加民國太太的餐廳、學習餐桌禮儀等等包含眾多人文風情的環節。

王功權多年合作夥伴的楊雪山回國,見到了清閑許久的王功權,“你不能這麽呆著,你做點什麽事情,我們大家跟你一起做。”

我對我們的模式非常有信心,這麽大的度假市場,這樣規模的消費升級,我就不信人們不想到山清水秀的地方去,讓心靈回到原初。在中國沒有用戶群體,我一點都不相信,我拒絕一切市場調查。

雖然堅決不做市場調查,但王功權是有自己的用戶畫像的:

第一,有能力安排自己的度假時間的;

第二,有品位追求的;

第三,肯於開放和互動的;

第四,能夠解決支付能力的。

“蘋果手機出現前,你會知道人們需要這種產品嗎?你會想到收入不高的人也願意買蘋果嗎?”王功權反問道。

在現階段,他也不在乎是否能夠盈利。今年3月,青普宣布獲得2億人民幣A輪融資,此前它也曾獲得6800萬人民幣的天使融資,但看上去,這對於還未實現大規模銷售的青普而言並不足夠。王功權介紹說,在建的5家行館每家投入大抵在2000-3000萬左右,而同時為保證度假品質,青普行館客房與公共空間的比例達到了1:1,而一般的酒店幾乎不低於2:1。

“我們的行館投資了多少,一家行館多少房間,一間房一日單價多少,收入都明擺著,如果搞投資這麽多年,連這都不會算,我就白活了。”王功權說,顯然,青普在做另外的嘗試——將傳統的旅遊向度假轉,同時融合社群、互聯網與文化。

事實上,自建行館也並非青普完全自己投入,其采取了與其它公司合作開發的方式,共同入股,但在品位和品質控制上由青普負責。“想要提供高品位的服務,關鍵元素和環節必須掌握在自己手里。我們寧可在這樣的調性、這樣的品位、這樣的檔次上被別人罵死,絕不搞粗俗、低俗的東西。”

今年7月份,青普的行館要開業了,而青普近日宣布的戰略投資的花間堂也將作為青普對外產品基地,與行館進行業務的疊加。這也意味著,青普的主題度假之旅也要開始大規模銷售了,王功權說,青普在2018年下半年會實現規模化營收,2020年會達到符合上市要求的標準。

“害怕會賭輸嗎?”有人向王功權問道,“賭就有贏和輸。”

不會再重回投資界了

而為了賭贏,王功權已經把95%的時間都花在青普上,早9點到晚9點是王功權的工作時間,甚至連做夢都會夢到青普,夢到青普資金緊張。“你們以為我融資就很容易嗎?沒有這回事。”

那麽,如果有一天青普的資金緊張到需要王功權自己再投入資金,他還會堅持嗎?王功權說,至少現在還沒遇到這種情況,B輪融資也正在進行中,但如果公司資金真的緊張到那種程度,是會再投入的。

“不過,我是沒有多少錢的。”王功權笑說,“那些年說是管理著幾十億、上百億的資產,實際上都是給投資人賺錢,所以實質上我沒多少錢,就是因為錢不夠花、不夠捐的,所以我又來創業了。”

雖然大多數時間鋪在青普上,雖然他說投資幾乎無法再帶給他更多的更深層次的體驗,但在周末王功權有時還會抽出給創業者免費指導時間,對於投資界,他依舊有自己的關註。

2015年,王功權曾指出整個投資界已經亂了陣腳,到了今年,他則表示,投資界變得相對成熟和穩定,雖然在個別案例上還會有火熱的情況出現,畢竟機會太少了。

“經濟發展和財富積累應該是有基本邏輯在的,個別有奇跡性的增長和奇跡性的回報的案例,往往都是出現了重大的技術突破和應用變革,否則不會有爆炸性的增長。世界上絕大部分的產業平均回報實際上是有10%幾到20%及之間。”

在周末王功權有時還會抽出給創業者免費指導時間,對於投資界,他依舊有自己的關註。

他也建議年輕人不要輕易往投資界跑,要在適合的年齡去創業,投資是需要經驗的。“在該創業的年齡沒有創業實際上是損失,雖然並不是所有人都適合創業,但至少可以與團隊一起去體驗。”

同時,王功權認為,進入創業領域,如果你沒有非常強的技術門檻和技術實力,或者在商業模式上沒有非常創新的能力,就要調整自己的心態,不要指望自己的公司瞬間成功,而也不是所有的公司都適合引入風險投資。

從投資到創業,也讓王功權對過去的17年投資生涯有了些反思。他說,以前作為投資人,會告訴創業者,這個事情不可能,放棄吧,當時會想,創業者怎麽這麽固執,怎麽就不聽自己的話呢?但成為創業者,當你後面沒有退路時,有人來跟談退一步海闊天空,你真不知道他是什麽心情。“創業之後,我會有一些恐懼,自己體會到的恐懼和別人告訴你的恐懼,完全不同。

王功權 創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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橋水達里奧:破產教會我“恐懼和謙虛”

全球最大對沖基金橋水基金創始人達里奧在1982年曾失去過一大筆財富,而這件事完全改變了他做生意的方式。

13日在接受Business Insider采訪時,達里奧表示,破產教會了他“恐懼和謙虛”,從而讓他得以打造了管理1030億美元資產的對沖基金巨頭橋水。

那一年是1982年,橋水遷入康涅狄格洲Westport第一家像樣的辦公室一年左右時間。

7年前,達里奧在自己的公寓中創辦了橋水。當時他認為,美國的銀行向新興拉丁美洲國家貸出了太多款項。在回顧這一判斷時,達里奧表示,當時這一分析在一眾看漲的投資者中“十分具有爭議”。

1982年年初時,美國銀行家們依然希望,自己手中的資金能夠“啟動”這心新興經濟體、產出巨額回報——盡管當時拉丁美洲國家已經向美國幾大銀行欠下了3270億美元債務。

當年8月,墨西哥財長在紐約聯儲和100名國際銀行家會面,告知後者墨西哥無力償還800億美元債務,其中200~300億美元是欠美國幾家銀行的債務。由於石油價格意外下跌、墨西哥比索貶值、利率上升等原因,墨西哥的經濟夢在那時已被無情碾壓。

墨西哥將重制債務計劃表,這將導致多米諾骨牌效應,15個拉丁美洲國家將相繼效仿。

“我當時認為經濟和股票行情將大幅下跌,”達里奧說,“然而經濟和股票行情卻大幅上漲了!”

同年8月,美聯儲降息引發市場火爆行情,達里奧的大筆押註失敗了。

“我失去了自己的錢,也失去了客戶的錢,”達里奧說,“我輸得很慘,不得不從父親那里借了4000美元。當時真是太痛苦了了。”

但時至今日,達里奧回憶起那一刻時,卻把它看作是“在我身上所發生過的最好的事,”他說,“因為這改變了我的想法。”

他把自己的投資思維乃至做生意的方式從“我知道abc”改成了“我怎麽知道abc?”

“這讓我抱有一種開放的心態,讓我有一種敬畏之心,平衡了我的激進作風。”他說。

“我這一生所獲得的成功之中,有許多是因為我知道如何處理自己的無知(才得來的)。”達里奧如是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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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們為什麽恐懼大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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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們為什麽恐懼大企業?
大象公會 大象公會

人們為什麽恐懼大企業?

人們為何對大企業素有不滿?這種印象靠譜嗎?企業能否做到大而美?

來源 | 大象公會

作者 | 胡斯

如果我們無法忍受一個擁有政治權力的君主,我們應當同樣也不能忍受一個完全控制生活必需品生產、運輸、銷售的商業巨頭。我們不會屈服於一個專制君主,也不會屈服於一個能夠在貿易中固定價格、排除競爭的獨裁統治者。

這是共和黨參議員約翰·謝爾曼於 1890 年在國會為通過《謝爾曼反托拉斯法》所做的辯護詞。法案最終以眾議院 242 比 0、參議院 51 比 1 的絕對優勢獲準通過,當時大企業的形象可見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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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翰·謝爾曼(1823.5.10-1900.10.22)

而今天大企業的形象仍然偏負面。無論所在國家「姓資姓社」,消費者對大企業仍然心懷戒備。

大企業真如同想象中那般邪惡不堪嗎?面對非議,大企業又是如何應對的?

恐懼的起源

十九世紀後半葉,美國在內戰結束後統一了全國市場。與此同時,鐵路和電報的發明使得跨區域經營成為可能。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一批企業脫穎而出,在各自領域的市場份額中獨占鰲頭。大企業時代就此來臨,其中最具代表性的當屬約翰·D·洛克菲勒的標準石油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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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準石油公司的 logo

1870 年,野心勃勃的洛克菲勒在俄亥俄州創立了標準石油公司,通過不斷的技術創新和對競爭者的兼並、整合,逐步確立了石油行業的領先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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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翰·洛克菲勒(1839.7.8-1937.5.23)

在 1872 年的短短兩月時間里,標準石油公司就兼並或擊敗了 21 家競爭對手。到 1890 年,標準石油公司已經控制了全美 88%的煉油產量。而到了 1904 年,標準石油更是占據了 91%的煉油產量和 85%的銷售量。

由於標準石油公司的巨大成功,各行業特大型企業紛紛崛起,大企業創造出前所未見的巨量財富。但社會的貧富分化也因此加劇,人們對現狀的不滿很容易轉移到大公司身上。

在對巨頭的批評中,影響最大的應屬記者艾達·塔貝爾所寫的《標準石油公司歷史》。她在書中將洛克菲勒描繪成暴躁、貪婪的賭徒,把標準石油的成功歸因於不擇手段的競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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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扒糞記者」(也稱黑幕揭發記者)之稱的艾達·塔貝爾

在偏頗的媒體宣傳下,很多人都以為成功的大企業都是道德敗壞的,它們的利潤都是通過剝削工人、榨取消費者利益、官商勾結得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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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描繪成邪惡章魚的標準石油公司

與此同時,支持大企業的威廉·麥金萊總統不幸遇刺身亡,副總統西奧多·羅斯福接替總統職位。老羅斯福總統對大公司持反對態度,授權聯邦政府對標準石油公司展開了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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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奧多·羅斯福(1858.10.27-1919.1.6)

1909 年,美國司法部正式起訴標準石油公司,認為它違反了《謝爾曼反托拉斯法案》。標準石油公司最終被被勒令拆分成 34 個小公司,並處以當時美國歷史上最高昂的罰款——2924 萬美元。

此後,美國還通過了新的反托拉斯法——1914 年的《克萊頓法》和《聯邦貿易委員會法》。其他國家的相關法律多照搬了美國,可以說是全球同質化程度最高的法律之一,對大公司的偏見也傳播開來。

背黑鍋的大企業

某種意義上,反托拉斯法就是反對大企業及其成長的法案。而人們之所以對大企業抱有偏見,一是擔心企業做大後可能有損消費者利益,二是懷疑其優勢地位的獲取並不道德。但這些並不符合事實。

在自由市場中,企業做大並不會有損於消費者。因為企業規模的增大有利於攤薄固定成本,投入更多的研發基金,以更低的價格提供更優質的服務,對低收入者反而更加友好。歷史上的大企業幾乎都證明了這點。

還是以標準石油公司為例。隨著標準石油公司市場占有率不斷提高,其生產的煤油價格也大幅下降。1865 年,煤油的價格是 58 美分/加侖;1870 年,這個數字降至 26 美分/加侖;而到了 1890 年,煤油的價格就只有 7 美分/加侖了。

標準石油甚至還給窮困家庭免費贈送煤油燈,改善他們的照明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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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式煤油燈

與標準石油一樣曾輝煌一時的美國鋁業公司,其產品價格也經歷大幅下降。在 1887 年的鋁價為 5 美金/磅,到了 1937 年,價格降至 22 美分/磅。

此外,對大企業作惡來獲取優勢地位的擔憂也是不必的。企業優勢地位的獲得來自技術和管理上的創新,僅憑作惡的企業幾乎不可能做大做強。

而且大企業的優勢地位並不是永久的。大企業的市場領先地位總是會由能提供更好替代品的新企業打破,這個過程被經濟學家熊彼特稱為「創造性毀滅」。這個結論已被無數技術進步導致的市場洗牌所證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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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彼特(1883.2.8-1950.1.8)

微軟的興起與式微就充分說明了這點。

在微軟興起之前,IBM 公司在大型電腦的硬件、應用軟件和操作系統領域占據絕對優勢。但是隨著微型個人電腦的迅速發展,微軟憑借創新的 windows 系統取代 IBM,成為了新的霸主。據統計,微軟在配置 intel 芯片的個人電腦操作系統市場上的份額曾超過 95%。

不過樹大招風。自 1994 年以來,司法部多次向微軟發難,後於 1998 年 5 月份正式起訴了微軟,認為它將瀏覽器軟件與視窗操作系統軟件非法捆綁銷售,濫用優勢地位。

控辯雙方就微軟是否存在捆綁銷售各執一詞。雖然司法部一度贏得了判決,但他們遲遲拿不出可行的分拆微軟的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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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庭上的比爾·蓋茨

最後這一問題被市場本身的創新所解決。隨著以蘋果的 iOS 系統和谷歌的安卓系統為代表的移動計算的崛起,微軟長達十幾年操作系統的領先優勢不再,訴微軟一案也就以和解告終。

所以,表面風光的大企業背後是片刻不停的焦慮,辛苦贏來的優勢可能轉瞬即逝。市場只青睞創新者,這或許是對人們擔心大企業最好的回應。

大而美的企業

雖然企業追逐利潤,提高生產效率,本身就是善舉,但總免不了非議。為了維護自己良好的社會形象,今天的很多企業會主動承擔社會責任,開展慈善與公益行為。

以美國企業為例。在 19 世紀和 20 世紀前半期,人們崇尚勤勉致富,認為企業就應追求利潤最大化,而慈善會侵蝕企業資源,損害企業利潤。

除了觀念,當時的法律也限制了企業慈善活動的權限。1881 年, 美國一家鐵路公司就因資助慈善活動而遭股東狀告公司越權,最後法庭判公司敗訴,此司法先例持續多年之後才被推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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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時期美國企業慈善基金會占比(數據來自基金會中心網),可以發現 1950 年之前的企業基金會非常少

所以,當時的慈善捐助除了來自國家和教會之外,主要是個人捐助。一些企業家在退休後才成為個人慈善家。積累了巨額財富的洛克菲勒,在 1917 年設立了洛克菲勒基金會以「改善人類的生活」,一生直接捐出了 5.5 億美元的巨款。北京協和醫學院即為洛克菲勒基金會捐資建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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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1937 年洛克菲勒基金會「中國項目」資助款項情況 / 數據來自徐勇的《洛克菲勒基金會與“中國項目”》

而鋼鐵大王安德魯·卡內基在慈善上也不示弱。1911 年,卡內基以 1.5 億美元創立紐約卡內基基金會,他興建了諸多圖書館,創辦卡內基大學,奠定了現代慈善事業的基礎。

▍安德魯·卡內基(1835.11.25-1919.8.11),20 世紀初的世界鋼鐵大王兼首富

到了 1930 年代之後,隨著企業股權結構日益分散,股東控制權的弱化,外部利益相關者對公司的影響力變大。公眾對企業的評價變得重要,聯邦政府也加強了對企業經營行為的幹預。日益強大的工會和逐漸興起的環保運動更是讓公司意識到其生存和發展離不開社會的支持。

▍全美汽車工人聯合會組織工人罷工

在這種情況下,公司通常被迫做慈善來回應外界預期,樹立公司良好的社會形象。從此,慈善捐贈和公益活動從個人行為變為了企業行為,雖然多是被動選擇。

後來,隨著企業社會責任等新理念的提出,企業在註重社會效益的同時,賦予慈善行為以更多的商業目標。慈善行為是企業主動采取的策略性行為,但還是從屬於盈利目的。

1970 年代,戴維·洛克菲勒就提出,企業的投資必須「符合當地民眾的需求」,「利用創新的經濟可行的方法」,「尊重當地社區的社會規範」。他認為,這樣的項目將塑造更富活力的市場,也會給企業帶來更多利潤。

▍戴維·洛克菲勒(1915.06.12-2017.03.20)是洛克菲勒家族第三代兄弟中最小的一個

而時至今日,很多大企業的慈善行為更是脫離盈利目的,成為了企業價值觀的一部分。部分歐美企業會明確要求在確定企業利潤水平時,把員工、企業和社會的利益統籌均衡。這不僅明確了企業的發展方向,還對企業及員工行為起了導向和規範作用。

中國企業在這方面起步稍晚,但也在快步追趕。他們的價值觀不再停留於企業層面對社會責任的主動承擔,也包括在個人層面對員工踐行利他行為的鼓勵。

2012 年,海航集團就曾重獎見義勇為、制服劫機歹徒的機組人員。雖然巨額的鼓勵一度受到非議,但這也體現了企業對善舉的堅定支持。

不過見義勇為的機會畢竟少見,日常的善舉更能溫暖人心。如果海航例子太過特殊,那同樣屬於交通出行行業的滴滴,他們對司機和員工普通善行的鼓勵,或許更具說服力。

品牌推廣

滴滴專車司機周旭,跨越半個中國將一位病危患者送回家鄉落葉歸根。33 個小時 3 千多公里,日夜兼程,只是出於專車司機的擔當。

滴滴出行大數據員工王先生,用科技為乘客最快匹配司機,最大化實現運力滿足,提高乘客出行效率。

這些都是以「擇善而行」為價值觀的滴滴發現的優秀司機和員工。在該平臺的鼓勵下,「樂於行善」得到了更廣泛的詮釋。

滴滴出行相信,只有真心服務消費者、擇善而行的企業才能做大做強。而他們的成功,正是消費者用真金白銀作出的表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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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市越升我越恐懼

網誌分類:股票經
網誌日期:2017-08-05

最近,港股勢如破竹,連升七個月,衝破27,600點,向2015年「大時代」創出的28,588點高位進軍。大部分分析員都看好後市,投資者情緒樂觀。這種市場普遍樂觀的情緒,反而令我有點坐立不安。

股市越是上升,我就越是恐懼,越會按計劃逐步減持手上股票的比重。因為價值投資者本質上就是逆向投資者,行動往往需要遠離群眾。雖然我無法預測大市何時見頂,但我卻可以做好準備。我認為穩健的投資者應該在市況良好的時候,做足防風措施及風險管理的工作,以策安全。

前兩天跟太座在酒樓飲早茶時,鄰桌有四位長者正在高談闊論,分析目前股市形勢,講得天花亂墜,不亦樂乎!他們說在收音機財經節目聽取了一些「貼士」,然後買賣個股短期獲利了,但後悔太早沽出而少賺數千元,因為他們肯定股市還會再升云云。今個星期,我還不約而同在街上及茶餐廳遇到有股民在談論股票,令人感覺股市真的有點熾熱。

傳統智慧說明,當投資者發現自己在股市很容易賺錢,別人更容易賺錢,人人都在談論股票的時候,股市可能已經被推到一個估值偏高的水平,投資風險正在不斷增加。所謂位高勢危,高估值相當於低防禦力,萬一股市出現壞消息,甚至是「黑天鵝事件」,隨時有大幅調整的可能和風險,投資者不得不防。

這個時候,我想起「股神」畢菲特的名句:「只有退潮時才知道誰在裸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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