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時間11月15日,在岸人民幣兌美元跌破6.86大關,創近八年新低。此前,人民幣中間價下調204點報6.8495,創近八年新低,為連續第八天下調。
近一個月來,人民幣先後跌穿了6.7、6.8的關鍵心理點位,各界心中都有個大大的問號——央行究竟意欲何為?人民幣要貶值到什麽點位才算是基本均衡?
近日,上海發展研究基金會和上海市社會科學界聯合會共同舉辦第122期沙龍,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上海發展研究基金會學術委員會主席余永定作了題為“8.11後中國匯率制度改革”的演講。
余永定贊同“中國經濟基本面不支持匯率長期大幅度貶值”的觀點。不過,他認為現在人民幣面臨貶值壓力,但我們應該克服貶值恐懼癥,並且目前貶值是利大於弊。
“現在其他國家都拼命地公開或者暗地貶值,唯獨我們幾乎不貶值。如果人民幣貶值,把資本轉移到國外的成本就會更高,這樣能夠抑制資本外流。”余永定認為,我們對匯率貶值沖擊的擔憂是不必要的和過度的。如果一個國家有大量經常項目的順差,有大量的外匯儲備,經濟增長速度全球第一,有一個非常有效的政府,那麽其匯率發生大幅度貶值的情況幾乎不可能。
余永定認為,人民幣加入SDR(特別提款權)後,釘住一籃子貨幣而不是某一種貨幣(如美元)是有益的,有助於保持我國的競爭力,不會由於其他國家貨幣之間的相對變化而造成麻煩。
主流觀點認為,中國的貿易夥伴包含眾多新興市場國家,過去幾年人民幣的強勢偏離了均衡水平,使得中國外貿出口承壓。雖然當前中國已經明確表示不會以促出口的目的而使貨幣貶值,但必須讓人民幣回歸到合理的位置。
國家外匯管理局國際收支司原司長管濤也呼籲,“沒有只漲不跌的貨幣,匯率有漲有跌,有利於吸收來自內外部的沖擊”。
管濤在新書《匯率的本質》中寫道,印度最近之所以經濟表現靚麗,成為新的國際投資熱土,就是因為經歷了2013年的資本外流、本幣下跌。亞洲金融危機後,新興市場匯率彈性普遍增強,也被認為大大改善了這些經濟體本輪國際金融危機的經濟韌性。“作為大型開放經濟體,我國應該對內平衡優先,將匯率政策作為次要政策,將其還原為政策工具,當成經濟運行的結果而不是手段”。
2016年2月之後,央行明確宣布實行“收盤價+24小時籃子貨幣穩定”的定價機制。新的匯率機制的成功之處在於:大大增加了人民幣匯率變動的不可預測性。
匯率制度無法同時解決“四難問題”:匯率穩定、保住外匯儲備、貨幣政策獨立性、資本項目適度開放(或維持適度的資本管制),必須在四個目標中選擇三個,或滿足於達成某種折中。
自從今年10月以來,央行的市場幹預已經顯著弱化,人民幣匯率波動已經日趨市場化。此外,近期的貶值主要由外因推動,例如英鎊閃崩導致美元被動走強,從而使得人民幣額外承壓;特朗普意外當選美國總統,且市場情緒意外強勢回暖,推動了此前疲軟的美元再度走強,加大了人民幣回調壓力。
余永定稱,匯率的市場化問題關鍵是不要失去風暴暫時平息時推進改革的時機。
無獨有偶,管濤也在新書中呼籲,“我們必須克服有壓力時不敢動,沒壓力時又不想動的‘浮動擔憂’,抓住當前外匯供求基本平衡、匯率水平基本合理的有利時機,積極推動相關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