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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安全性失控時　自駕車系統要會「自殺」

慧球科技“失控” 交易所以ST“相脅”

慧球科技(600556.SH)“屢教不改”,交易所被迫以ST相脅。進入8月份以來，上海證券交易所(下稱“上證所”)向慧球科技連續出手，下發監管函、公開表達不滿甚至要求股票停牌，但上市公司方面不但置之不理，還無視法規公然泄露重大信息。

上證所8月19日在回應記者提問時直言“極為罕見”。交易所同時表示，慧球科技信息披露已處於失控狀態，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存在重大缺陷。如果公司長期不能落實整改要求，上證所將研究對公司股票實施其他風險警示，即予以ST處理的必要性。

“交易所的處分威懾力有限，不過慧球科技涉嫌違法情節比較嚴重，未來被證監會處罰可能性極大。交易所目前已經提請證券監管部門查處，預計幾天之內證監會將對慧球科技立案調查。”浙江裕豐律師事務所高級合夥人厲健對《第一財經日報》記者表示，如果慧球科技被ST,是否會退市，還取決於證監會和交易所進一步調查的結果。

據本報記者觀察，在以往被處以ST的上市公司多是因為業績指標不合格等問題，因經營管理規範性存在問題而被ST的情況比較少見。在這場多回合的監管與反監管背後，可以看到中國證券市場一直以來的“業績導向型”監管，正呈現出向“規範導向型”轉變的趨勢。

公然對抗監管

從監管角度來看，慧球科技主要有兩大問題，一是信息披露存重大缺陷，二是公司治理機制失控。無論是哪一個問題，在交易所下達監管命令之後，慧球科技幾乎都置之不理。

慧球科技最開始受到市場關註，是因為原董事長顧國平在去年股市異動期間股權遭遇強制平倉。這一事件也是後來上市公司出現“內憂外患”的直接導火索，公司控制權一度陷入迷局，至今仍未理清。

慧球科技與上證所的首次對抗是之前的“5%”爭議。今年7月底，“外來入侵者”瑞萊嘉譽通過二級市場增持慧球科技股份達到4.999978%，根據相關規則，已經達到披露線。但是上市公司以持股未達5%等為由,一直拒絕披露。

此後，慧球科技多次未按規定和監管要求履行信息披露義務，公司董事會聘任的董事會秘書、證券事務代表均不具備任職資格，公司董事長也不與交易所保持有效聯系，上證所公司監管部門已失去關於公司的有效信息來源。對於市場廣泛質疑的公司實際控制人情況，交易所也多次進行監管督促，但公司依然拒不披露。

對於慧球科技的挑戰，上證所也只好出手應對。8月8日，因信息披露違規，上證所公司管理部暫停了慧球科技的“信息披露直通車業務”，對公司公告由事後審核，變為事前審核。

但是慧球科技再次做出了公然對抗的舉動，在將重要信息提交上證所審核、尚未對外發布時先行向市場進行泄露。據上證所的調查，8月17日收盤後，慧球科技通過信息披露業務系統向上證所提交了擬對外發布的公告，交易所人員審核發現存在問題，隨即要求慧球科技核實相關事項是否涉及關聯交易以及是否須履行股東大會決策程序。但公司未按監管要求進行修改，公告也未對外發布。令人意想不到的是，當日晚間，前述公告的主要內容在東方財富網股吧全文出現。

《第一財經日報》記者查閱東方財富網股吧發現發現了這份“關於全資子公司購買荊門漢通置業有限公司房屋資產的公告”的文件截圖。而荊門漢通置業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是目前飽受爭議的慧球科技證代、原匹凸匹(600696.SH)董事長鮮言。

發現信息泄露之後，上證所在8月18日開市之前撥打公司董事長董文亮電話，竟然無法取得有效聯系，此前要求其接受監管談話，對方也置之不理。

一而再，再而三。上證所發現暫停直通車業務、進行事前審核已經無法保障正常合規的信息披露，於是立即對慧球科技實施了停牌，希望慧球科技再停牌期間積極整改。

為了督促公司整改，上證所不得不以ST“相脅”。上證所19日再次公開督促慧球科技各方落實監管要求、以實現早日複牌。而如果公司長期不能落實整改要求，上證所將研究對公司股票實施其他風險警示，即予以“ST”處理的必要性。

或遭立案調查

被處以ST，慧球科技會“怕”麽?查閱上證所相關規則可以發現，被實施ST的直接影響較為有限。

根據《上海證券交易所風險警示板股票交易管理辦法》，風險警示包括四種類型，即：(一)被實施退市風險警示;(二)因暫停上市後恢複上市被實施其他風險警示;(三)因退市後重新上市被實施其他風險警示;(四)因其他情形被實施其他風險警示。

其中，出現前款第(一)項情形的，股票簡稱前冠以“*ST”標識，出現前款規定的其他情形的，股票簡稱前冠以“ST”標識。

作為退市制度的配套措施，ST最大的威懾力在於可能導致股票退市。根據上交所的《股票上市規則》，風險警示分為退市風險警示和其他風險警示。符合退市風險警示的情形有12種，包括凈利潤、凈資產、營業收入、審計缺失、財務虛假、年報、股權分布、欺詐發行、信息披露違法、解散、破產以及其他方面。可以看出，財務指標依然是主要考慮因素。

符合其他風險警示的情形有6種，包括未發年報、無法經營、賬戶被限、董事會失控、非法占用以及其他情形。

對照暫停上市的觸發因素可以看到，業績、股本、審計、欺詐發行、信息披露違法等方面的問題是退市機制的主要觸發點。換言之，被處以”退市風險警示“可能直接導致退市，而”其他風險警示“的股票並沒有非常直接的退市觸發條件。

因此，若慧球科技因為”其他風險警示“被ST，而非因為”退市風險警示“被ST，那麽被ST之後是否直接導致退市風險還很難評判。

不過，目前上證所對慧球科技已經啟動”死磕“模式，預計很快將有進一步監管措施。據上證所透露，對於慧球科技涉嫌的信披違規行為，已啟動紀律處分程序，將對公司及相關責任人予以追責。同時，也已經提請證券監管部門進一步查處。

厲健告訴本報記者，從公開信息來看，慧球科技不僅涉嫌信息披露違規，相關責任人還可能涉嫌泄露內幕信息、內幕交易等違法、違規行為，未來被證監會處罰可能性極大。

事實上，在A股2000多家上市公司當中，內部打架、治理失控的現象並不少見。但是由於監管導向長期以來都是重業績指標、輕治理規範，且“殼價值”高企，只要通過一定的資本運作，就能防止被市場淘汰的風險，這也讓上市公司肆無忌憚。

但是慧球科技與交易所的“交手”，撕開了最後的這塊遮羞布，讓上市公司治理之亂象呈現於億萬投資者面前。之所以如此，一方面是因為慧球科技相關責任人的肆意妄為，另一個不容忽視的背景就是當前的政策趨勢——監管層工作重心不僅從事前審批、向事中事後轉移，監管導向也在從“業績導向”向“規範導向”轉移。

“根據當前公開信息，慧球科技明顯涉嫌多項信息披露違規，上證所啟動紀律處分程序、提請證券監管部門查處、擬對其實施其他風險警示，法律依據充分、完全符合法定程序。“厲健告訴本報記者，交易所已經提請證券監管部門查處，預計證監會很可能會對慧球科技立案調查。

環保部：機動車汙染占比大 防治有失控因素

“天不高，氣不爽”。面對再度襲來的重汙染天氣，3日下午，環境保護部大氣環境管理司司長劉炳江表示，“重汙染天氣的頻次可能會多，但汙染強度不會達到去年爆表的程度。”

但他同時表示，“如果極端天氣比去年還極端，那就沒辦法了。”

環境保護部大氣環境管理司司長劉炳江。攝影/章軻

進入10月份以來，受逆溫層、靜穩天氣等不利氣象因素影響，京津冀地區累計已出現3次空氣重汙染過程，影響範圍主要包括京津冀中南部、山東西部和河南北部。

在當日環保部召開的重汙染天氣應急督查和京津冀及周邊地區“高架源”自動監控超標情況通報會上，劉炳江介紹，機動車汙染物排放量逐年增長，2015年排放量達到4532.2萬噸，已成為大氣汙染的重要來源。北京市機動車源汙染物占本地排放源的31.1%，在重汙染天氣期間的貢獻率甚至會超過50%。

“北京目前機動車總量達到565萬輛，監測數據顯示，高排放車輛占總量的10%，約50萬輛。在北京，所有的氮氧化物中，機動車占56%。”劉炳江說，機動車不僅自身排放，還擾動路上的塵。此外，每天北京有30萬輛大貨車在路上行駛，20萬輛是北京的，10萬輛是外地車。一輛大貨車排放的汙染物相當於200多輛私家車排放的汙染物。

劉炳江對《第一財經日報》記者表示，“我不太認同機動車汙染失控的說法”，從年檢的情況看，私家車達標比例是非常高的。

劉炳江也承認，“機動車汙染防控有幾個方面是失控的”。一是重型載貨車總量大，今年10月份銷售量同比增加49%，而且生產企業特別多。重型載貨車用油質量差，排放量大;二是對於黃標車，有些地區的淘汰率還不高，一些城市本應就地銷號的黃標車，轉為外地車繼續上路行駛。

劉炳江表示，下一步，環保部將構建機動車環保監管制度體系。依法實施新生產機動車和非道路移動機械環保信息公開制度，建立環保達標監督檢查、環境保護召回制度。同時加快制修訂標準，加強對新生產機動車的監督。加快國六排放標準制定發布進程，鼓勵具備條件的地區提前實施，強化新生產機動車環保一致性檢查。

對於如何降低在用機動車排放水平的問題，劉炳江表示，環保部將加快推進國家、省、市三級機動車排汙監控平臺聯網，加強對重型柴油車等高排放車輛的監督管理，推進黃標車、老舊機動車加速淘汰，堅決完成國務院確定的淘汰380萬輛黃標車和老舊車任務。配合有關部門加快制定發布國六油品標準，推進車用柴油、普通柴油和部分船用燃料油並軌。2017年1月1日起全國供應國五標準車用汽、柴油。

環保部環境監察局局長田為勇。攝影/章軻

通報會上，環保部環境監察局局長田為勇介紹，為有效應對空氣重汙染過程，環保部已累計派出22個督查組，對北京、天津、石家莊、廊坊、保定、唐山、邯鄲、邢臺、衡水、濟南等城市開展了督查。

田為勇介紹，督查發現，部分高架源企業仍在超標排放汙染物，部分城市重汙染天氣應急預案減排措施未落實，個別“土小”企業群環境問題突出。

截至目前，北京市、天津市、河北省廊坊、保定、衡水、滄州、唐山、石家莊、山東省德州、聊城等城市已經發布黃色預警，啟動了重汙染天氣三級響應;河北省邢臺巿發布橙色預警，啟動了重汙染天氣二級響應。

田為勇介紹，現場督查發現，河北省遷安市政府對企業提出的應急減排措施不合理，在啟動應急響應後，部分企業未采取任何實際減排行動;對企業應急響應措施督導力度不夠，檢查內容流於形式，無法促進企業實際減排。遷安寶利源煉焦有限公司未采取有效措施落實汙染物減排，無法達到河北省應急預案要求的減排比例，企業內部無應急響應流程記錄。

此外，督查還發現，唐山新興隆鋼鐵有限公司高爐爐頂排放黑煙;津西鋼鐵高爐附近無組織排放問題明顯;唐山東海鋼鐵集團有限公司高爐爐頂排放黑煙;遷安中化煤化工有限責任公司一座焦爐爐頂荒煤氣放散，無組織排放明顯，另外一座焦爐爐頂黑煙無組織排放明顯;建龍簡舟鋼鐵公司焦耐廠出焦過程無組織排放嚴重;唐山松汀鋼鐵有限公司廠區物料堆場防風抑塵網破損嚴重;灤南縣一家廢舊塑料加工企業無汙染治理設施，車間大量焚燒塑料制品，濃煙滾滾，異味彌漫;灤南縣宋道口鎮唐港線、樂亭縣龐各莊鄉唐港高速路北等道路沿途發現垃圾焚燒現象;樂亭縣寧莊唐港線、樂亭縣王灘鎮遠大物流東側道路揚塵嚴重。

田為勇表示，針對上述問題，環保部已責成河北省環保廳和相關城市政府進一步調查，依法嚴肅處理，盡快落實整改要求。

11月3日，環保部重汙染天氣應急督查和京津冀及周邊地區“高架源”自動監控超標情況通報會。攝影/章軻

就10月份京津冀“高架源”超標情況，田為勇介紹，今年10月份，京津冀及周邊地區“高架源”企業大氣汙染物排放自動監控數據異常、涉嫌超標的共有10家，涉及唐山、衡水、邯鄲、濟南、德州、聊城6個城市。環保部將責成所在地省級環保部門組織實地查證，對超標排放汙染物的依法高限處罰並向社會公開處罰結果。對篡改、偽造監測數據等弄虛作假的，將移送公安機關依法處理。

失控的銀幕開啟院線洗牌：數量世界第一，盈利逼近紅線

當電影產業投資的潮水退去，是誰在沙灘上裸泳?

“(票價)太便宜了”，在遼寧省沈陽，一位王先生笑著告訴媒體。最近幾年，在離他家步行10分鐘的範圍內開出了規模不等的5家電影院。如果從網上或電商處購票的話，一般30元左右的電影票只賣9.9元的“特價”。

不只是在沈陽。隨著休閑方式的改變，觀影人數的增加，影院林立已成為許多城市商業街的常態。盡管超低價格能在競爭中吸引更多觀眾，但票房利潤已經變得“比紙還薄”。

17億元、9552塊銀幕——這分別是去年中國電影票房增長和銀幕數的增長量。票房增速遠遠落後於銀幕數增長，影院整合大幕將開啟。

北大文化產業研究院副院長陳少峰向第一財經記者表達了對前景的擔憂：“影院整合潮已經來臨，大批影院會面臨倒閉或被整合，這是必然的。”

影院收益逼近紅線

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電影局的最新統計顯示，2016年截至12月20日，中國內地銀幕總數已達40917塊。全年保持了平均每天新增26塊銀幕的高速，比2015年每天新增22塊的速度還要快。

對比美國電影協會的市場報告，截至2016年5月份，美國銀幕總數為40759塊。因美國銀幕數增長微弱，到2016年年末，中國銀幕總數達41179塊，已成為世界上電影銀幕最多的國家。

而另一方面，中國的電影票房卻大幅下滑，剛剛過去的2016年，中國電影市場結束了連續5年30%的增長，全年票房止步457億元，比2015年僅增加了17億元，漲幅3.73%，遠遜於2015年票房近50%的增幅;除了第一季度(春節檔)延續了2015年的穩增外，後面的9個月里有5個月票房負增長。

在陳少峰看來，這一切早就在預期中。“我在4年前就已經預言中國票房達到350億元之後將進入中速和低速增長，2015年雖然創造了440億元票房，但去掉票補及票房註水的80億元左右，票房就是370億元，已經進入中低速增長期。”

“但電影院並沒有因此停止建設，現在院線、銀幕數還在增長，影院的盈利水平下滑是必然的。”陳少峰表示，“未來，中國電影票房將維持在5%~12%這樣的低速增長，必然無法支撐銀幕數的高速增長。洗牌隨之而來。”

在票房敗退的背後，是去年我國單影院和單銀幕的票房產出雙雙大幅下滑，同比跌幅達到了17%和20%。平均下來，去年每塊銀幕僅產出票房110萬元，與2015年相比降幅已超過20%，收益被迅速攤薄。單個影院及銀幕的平均產出已逼近盈利紅線。

電影投資人高軍向媒體表示，銀幕數在增加，但是院線的盈利能力在持續下降，2016年普遍都低了十多萬元，最嚴重的是新建影院的單銀幕產出只有80萬元。

這是有警示作用的——院線和影院的生存出現了一定的問題。高軍分析，場均收入的紅線正在逼近，“電影內部人士特別關註的點，叫作場均收入，就是每場電影收入多少錢。2015年是七八千元，2016年降到了610元。而且有一條紅線，如果場均收入低於550元，影院收入就會受到威脅。”

銀幕建設“產能過剩”？

眼下的癥結在於，影院建設速度已經失控，而影片本身乏善可陳。

據統計，中國去年的電影平均票價為33元，同比跌幅達5%。除了電影院價格戰的影響，電商不再貼錢票補又中間抽成，也極大影響了影院盈利。

陳少峰表示：“影院增多必然加劇競爭，票價還是會繼續下跌，加上失去了電商的票補，單個影院的平均收入會進一步下滑，市場會越來越難做。影院為了吸引人流只能自己補貼，主動降低利潤。”

據媒體報道，河南南陽的一家橫店影城去年3月開業，就實行了長達半年的微信購票9.9元的促銷。而為了保持同行最低價，另一家大地院線則堅持在早場“倒貼錢”放映。影院負責人李經理很無奈地說：“上午看電影的人確實很少，可即使只有一個觀眾我們也照放不誤。因為這樣可以給觀眾留下一個好口碑，贏得更多的觀眾，畢竟現在競爭太激烈了。”

某院線前高管、一發行公司的常務副總黃群飛告訴第一財經記者：“整個大勢不好，影院產業必然會面臨困境，倒閉整合在所難免。但問題的關鍵是，影院建設的速度並不會因此而快速下降，影院建設有慣性，不可能一下子就剎車，很多影院在兩三年前就已經規劃好了，項目不可能說停就停下來，還是會繼續上馬，速度也許會減慢，但不會隨著票房的大幅下滑而立即減少。”

陳少峰也表示，今年銀幕數預計還將會增加七八千塊，銀幕數這樣的增速還將持續，但市場已經很難支撐這樣的增速了。

與此同時，按照影評人楊時旸的說法，2016年的中國電影開始發生變化——“爛片”無法再肆無忌憚地騙錢了。他表示，此前，“IP”變成了避風港，隨便找一個耳熟能詳的書名，編一個毫無邏輯的故事，再配一大堆明星，就能投入院線等待高額回報。但是，人們的熱情被迅速耗盡了。“2016年，眾多按照之前的慣性堆砌出的影片都沒能取得期盼中的高票房，片方發現靠欺騙和忽悠就能獲得成功的短暫而甜蜜的時代過早地結束了。”

影迷也更有辨別力更趨成熟。“每一次你花的錢，都是為你想要變成的世界投票。”一位藝術從業者告訴第一財經記者，他只為值得的電影去影院捧場。

院線公司何去何從

在這樣的市場情況下，行業整合在所難免。

那麽影院發展會呈現哪些趨勢呢?專註文化產業的葉榕投資創始人黃歷接受第一財經記者采訪時表示，會有兩大趨勢出現。一方面，將出現大規模的並購，上海電影、中國電影、幸福藍海等大型院線公司相繼上市，有意願有能力完成同業並購，擴大規模;另一方面，影院出現高端化、功能化發展趨勢，如華誼兄弟要自建高端影院品牌，國美要建VR(虛擬現實)影院，蘇寧要建智能化、個性化影院等。

盡管如此，黃歷還是認為，影院投資還會快速增長，但投資者的訴求不一。“有以萬達為榜樣的房地產商，如保利地產、寶能集團、泰禾集團，擬以影院帶動商業人流，進而提高物業租售價值;也有為構建產業鏈閉環而自建或並購的投資方，如完美世界並購今典院線，阿里影業、華誼兄弟投資大地院線;還有受互聯網沖擊謀求轉型，將自持或長約物業轉為社區型娛樂中心的傳統零售業主，如國美、蘇寧。因此，影院的盈虧狀況並非投資者關心的唯一問題，亦有歸類為戰略投資、為主業服務的考慮。”黃歷說。

但這些主要是對擁有其他產業為主的大公司而言，對小院線公司或者純粹只有院線業務作為支撐的公司，其倒閉或被收購將成為大概率事件。

陳少峰告訴第一財經記者，這幾年，影院投資熱度的升溫炒高了物業租金，影院成本也不斷增加，消費端卻沒有相應增長，單靠影院運營很難有好的發展空間。可行的做法是轉型成大型文化公司，走產業鏈模式，影院業務則變成其產業鏈上一個環節或者說渠道載體，為自己的影視內容、廣告營銷、衍生品業務服務。

“院線公司一定要轉型成文化產業集團，才具有可持續性，必須業務擴展到其他文化產業門類中，才能形成競爭力。”陳少峰強調。

失控的銀幕開啟大洗牌：數量世界第一，盈利逼近紅線

當電影產業投資的潮水退去，是誰在沙灘上裸泳?

“(票價)太便宜了”，在遼寧省沈陽，一位王先生笑著告訴媒體。最近幾年，在離他家步行10分鐘的範圍內開出了規模不等的5家電影院。如果從網上或電商處購票的話，一般30元左右的電影票只賣9.9元的“特價”。

不只是在沈陽。隨著休閑方式的改變，觀影人數的增加，影院林立已成為許多城市商業街的常態。盡管超低價格能在競爭中吸引更多觀眾，但票房利潤已經變得“比紙還薄”。

17億元、9552塊銀幕——這分別是去年中國電影票房增長和銀幕數的增長量。票房增速遠遠落後於銀幕數增長，影院整合大幕將開啟。

北大文化產業研究院副院長陳少峰向第一財經記者表達了對前景的擔憂：“影院整合潮已經來臨，大批影院會面臨倒閉或被整合，這是必然的。”

影院收益逼近紅線

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電影局的最新統計顯示，2016年截至12月20日，中國內地銀幕總數已達40917塊。全年保持了平均每天新增26塊銀幕的高速，比2015年每天新增22塊的速度還要快。

對比美國電影協會的市場報告，截至2016年5月份，美國銀幕總數為40759塊。因美國銀幕數增長微弱，到2016年年末，中國銀幕總數達41179塊，已成為世界上電影銀幕最多的國家。

而另一方面，中國的電影票房卻大幅下滑，剛剛過去的2016年，中國電影市場結束了連續5年30%的增長，全年票房止步457億元，比2015年僅增加了17億元，漲幅3.73%，遠遜於2015年票房近50%的增幅;除了第一季度(春節檔)延續了2015年的穩增外，後面的9個月里有5個月票房負增長。

在陳少峰看來，這一切早就在預期中。“我在4年前就已經預言中國票房達到350億元之後將進入中速和低速增長，2015年雖然創造了440億元票房，但去掉票補及票房註水的80億元左右，票房就是370億元，已經進入中低速增長期。”

“但電影院並沒有因此停止建設，現在院線、銀幕數還在增長，影院的盈利水平下滑是必然的。”陳少峰表示，“未來，中國電影票房將維持在5%~12%這樣的低速增長，必然無法支撐銀幕數的高速增長。洗牌隨之而來。”

在票房敗退的背後，是去年我國單影院和單銀幕的票房產出雙雙大幅下滑，同比跌幅達到了17%和20%。平均下來，去年每塊銀幕僅產出票房110萬元，與2015年相比降幅已超過20%，收益被迅速攤薄。單個影院及銀幕的平均產出已逼近盈利紅線。

電影投資人高軍向媒體表示，銀幕數在增加，但是院線的盈利能力在持續下降，2016年普遍都低了十多萬元，最嚴重的是新建影院的單銀幕產出只有80萬元。

這是有警示作用的——院線和影院的生存出現了一定的問題。高軍分析，場均收入的紅線正在逼近，“電影內部人士特別關註的點，叫作場均收入，就是每場電影收入多少錢。2015年是七八千元，2016年降到了610元。而且有一條紅線，如果場均收入低於550元，影院收入就會受到威脅。”

銀幕建設“產能過剩”？

眼下的癥結在於，影院建設速度已經失控，而影片本身乏善可陳。

據統計，中國去年的電影平均票價為33元，同比跌幅達5%。除了電影院價格戰的影響，電商不再貼錢票補又中間抽成，也極大影響了影院盈利。

陳少峰表示：“影院增多必然加劇競爭，票價還是會繼續下跌，加上失去了電商的票補，單個影院的平均收入會進一步下滑，市場會越來越難做。影院為了吸引人流只能自己補貼，主動降低利潤。”

據媒體報道，河南南陽的一家橫店影城去年3月開業，就實行了長達半年的微信購票9.9元的促銷。而為了保持同行最低價，另一家大地院線則堅持在早場“倒貼錢”放映。影院負責人李經理很無奈地說：“上午看電影的人確實很少，可即使只有一個觀眾我們也照放不誤。因為這樣可以給觀眾留下一個好口碑，贏得更多的觀眾，畢竟現在競爭太激烈了。”

某院線前高管、一發行公司的常務副總黃群飛告訴第一財經記者：“整個大勢不好，影院產業必然會面臨困境，倒閉整合在所難免。但問題的關鍵是，影院建設的速度並不會因此而快速下降，影院建設有慣性，不可能一下子就剎車，很多影院在兩三年前就已經規劃好了，項目不可能說停就停下來，還是會繼續上馬，速度也許會減慢，但不會隨著票房的大幅下滑而立即減少。”

陳少峰也表示，今年銀幕數預計還將會增加七八千塊，銀幕數這樣的增速還將持續，但市場已經很難支撐這樣的增速了。

與此同時，按照影評人楊時旸的說法，2016年的中國電影開始發生變化——“爛片”無法再肆無忌憚地騙錢了。他表示，此前，“IP”變成了避風港，隨便找一個耳熟能詳的書名，編一個毫無邏輯的故事，再配一大堆明星，就能投入院線等待高額回報。但是，人們的熱情被迅速耗盡了。“2016年，眾多按照之前的慣性堆砌出的影片都沒能取得期盼中的高票房，片方發現靠欺騙和忽悠就能獲得成功的短暫而甜蜜的時代過早地結束了。”

影迷也更有辨別力更趨成熟。“每一次你花的錢，都是為你想要變成的世界投票。”一位藝術從業者告訴第一財經記者，他只為值得的電影去影院捧場。

院線公司何去何從

在這樣的市場情況下，行業整合在所難免。

那麽影院發展會呈現哪些趨勢呢?專註文化產業的葉榕投資創始人黃歷接受第一財經記者采訪時表示，會有兩大趨勢出現。一方面，將出現大規模的並購，上海電影、中國電影、幸福藍海等大型院線公司相繼上市，有意願有能力完成同業並購，擴大規模;另一方面，影院出現高端化、功能化發展趨勢，如華誼兄弟要自建高端影院品牌，國美要建VR(虛擬現實)影院，蘇寧要建智能化、個性化影院等。

盡管如此，黃歷還是認為，影院投資還會快速增長，但投資者的訴求不一。“有以萬達為榜樣的房地產商，如保利地產、寶能集團、泰禾集團，擬以影院帶動商業人流，進而提高物業租售價值;也有為構建產業鏈閉環而自建或並購的投資方，如完美世界並購今典院線，阿里影業、華誼兄弟投資大地院線;還有受互聯網沖擊謀求轉型，將自持或長約物業轉為社區型娛樂中心的傳統零售業主，如國美、蘇寧。因此，影院的盈虧狀況並非投資者關心的唯一問題，亦有歸類為戰略投資、為主業服務的考慮。”黃歷說。

但這些主要是對擁有其他產業為主的大公司而言，對小院線公司或者純粹只有院線業務作為支撐的公司，其倒閉或被收購將成為大概率事件。

陳少峰告訴第一財經記者，這幾年，影院投資熱度的升溫炒高了物業租金，影院成本也不斷增加，消費端卻沒有相應增長，單靠影院運營很難有好的發展空間。可行的做法是轉型成大型文化公司，走產業鏈模式，影院業務則變成其產業鏈上一個環節或者說渠道載體，為自己的影視內容、廣告營銷、衍生品業務服務。

“院線公司一定要轉型成文化產業集團，才具有可持續性，必須業務擴展到其他文化產業門類中，才能形成競爭力。”陳少峰強調。

俞敏洪：新東方曾經失控，我狠心做了幾件事

創業家 2017-06-30 09:53

來源 | 創業家（ID：chuangyejia）

 口述 | 俞敏洪 

 整理 |  曹珂

 編輯 |  劉建強 

“一個公司，創始人永遠是船長。創始人一開始賦予公司的氣質和精神，那種超乎利潤和業績之上的終極追求，只有他自己最清楚。不管這個公司經歷多大的挑戰或者輝煌，這種精神如果稀釋了，這個公司就會碰到問題。

而在危機時刻，如果創始人能夠很快重整河山，就說明這個公司的創始人精神還是足夠的。 無論是蘋果、聯想還是俞校長的新東方，都證明了一點。”

——牛文文

6月28日，黑馬成長營導師、新東方創始人俞敏洪在黑馬成長營15期開課，講述三年前新東方擴張失敗後自己的應對辦法，以及創業者需要具備的素質與能力。俞校長所講均為經驗之談，翔實生動，切中要害。以下為其授課內容節選，經創業家&i黑馬編輯。

今天我不給你們黑馬營學員講商業理論課，在我看來，系統的商業理論課程是把人固定在某種規律性思維上，但規律性思維恰恰是做生意的大敵。商業學習永遠不是面的學習，而是點的學習。有時面學得越清晰，點的突破能力就越差。點和點之間的關聯方式不是直線關系，而是拐彎關系。

任何人照著死板的商業原則模仿，都是不可能創業成功的。我今天講一下這幾年新東方變革過程中遇到的問題，以及我的一些思考。

第一點思考：痛點在哪里？

做生意首先要解決痛點，創業者要根據痛點來設定商業模式。那麽，痛點是什麽？就是客戶的需求。

1、尋找真正的客戶需求

當初我做新東方時，面對的是出國需要考托福或GRE的學生。他們的痛點是什麽？得高分。怎麽得高分？很簡單，核心要素是頂級老師和頂級教材。

我發現，教材問題不難解決，因為美國人考試的全真題目就是最好的教材；但老師問題就不一樣了，當時全北京30多家培訓機構的老師，要麽是中學老師，要麽是大學老師，沒接受過講考題的培訓。這些老師教的結果是：學生拿不到高分或高分不明顯。

新東方開始第一期班，用了不少北大的老師，我也給學生教課。結果，比起那些跟著其他老師學習的學生，選擇聽我課程的學生考的分數明顯較高，甚至後來聽我講課的學生達2000人。學生對我講：“盡管他們是北大老師，但我們不能聽他們上課，因為他們講的對考試沒有幫助，我們只想聽你上課。”沒辦法，我不得不用自己的方式來培訓新東方第一批老師。後來，新東方老師按照我培訓的方式上課，解決了學生的痛點。

因此，當初僅用了3年，新東方就統領了全國所有國外考試市場，想考托福和GRE的大學生，後來都只到新東方來。能做到這一點，最關鍵的是解決了學生的痛點：最頂級的教學資源。

此外，我們還解決了另一個痛點。

對學生來說，漫長的托福、GRE考試是一種折磨，如果老師再一本正經講解每道題，毫無疑問是在學生痛苦之上又撒了把鹽。所以，我要求所有新東方老師講課時必須幽默，必須帶有人的氣息和勵誌氣息，把很難、很嚴肅的課易化，讓學生更輕松地學習。結果，有許多學生來聽課，不是為了考試，而是覺得老師講的好玩、水平高。

2、痛點是否真實

3年前，新東方出了些問題。

一些管理者認為新東方要想極速發展，不能光靠教學質量，因此他們定了個構建性戰略。比如某學校今年要增長50%，於是便計算增長50%需開多少教學點，以至於一年內全新東方增加了二三百個教學點。又招了1萬名未經任何培訓的老師，然後，開始做大量營銷招收學生。為了沖收入，甚至不斷提高各門課程的價格。

結果，雖然一段時間內新東方收入暴漲70%，但後來卻收到大量家長和學生的退款要求。因為我們光建了教學點、光顧做營銷把學生忽悠進來，卻沒有解決一個根本問題：合格的老師。其實，家長交錢到新東方至少都有一個要求：比公立學校老師上課水平高。然而當時新東方招的一大批老師，既沒教學經驗，也沒好的背景。

新東方開始出現崩盤效應：家長退費、口碑下降……2014年底，新東方總收入只增長14%，凈利潤率下降8％，更嚴重的是學生人數減少11%。管理者看班級里學生越來越少，又開始“忽悠”家長1對1（創業家&i黑馬註：一個老師配一個學生），甚至有些教學點為了留住學生，一下收取3年的高額學費。

2014年底，我發現如果再不停下來，新東方會越來越差。任何一個教學點質量差了，3年之內連翻本的機會都沒有。因為老百姓上一次當，3年之內絕對不會再相信你了。

於是，我狠下心大變革管理團隊，組成新的核心管理隊伍，並在所有大會上強調教學質量、研發教學產品，而且要嚴格限制一對一業務。

2015年初，我告訴所有新東方人員做兩件事：

第一件事：所有考核必須把收入和利潤指標去掉。

結果，財務部和預算小組找我說：一年抓管理者的指標就是有多少收入、多少利潤，現在不讓管收入和利潤，那還要財務部和預算小組幹什麽？

第二件事：人力資源對關鍵人物的考核體系，嚴禁使用任何收入和利潤數據。

人力資源說，那該考核什麽？我說，考核能讓新東方走向健康軌道的指標。什麽叫健康軌道指標？

1）學生人數增長，而非收入的增長。

2）老師素質的提高。如何考核？比如教這門課的老師，必須考到一定分數之上。我還要求，2015年新東方教師隊伍中211、985畢業的必須占到40%，2016年調到65%，今年調到75%。

3）在老師考核基礎上，給老師加工資，不合格的老師全部淘汰。

所有學校一算說，現在已面臨虧損狀態，如果給老師加工資，明年就沒利潤了。我說我不要你們利潤，一年內全國老師平均工資必須提高30%左右，要把優秀老師培養出來。

4）客戶滿意度、客戶推薦率

所有指標加一起，校長的分數必須到85分以上，今年會提到90分。低於85分的獎金迅速下降；低於80分的，獎金沒有。幾乎在一瞬間，所有人轉向了我所強調的“收入利潤放一邊，狠抓教學質量和教學產品”。

不過，我也有所擔心。我當時預計雖然新東方不會倒，但至少2年內收入和利潤上漲會比較艱難，因為夯實基礎不是件容易的事。但其實當你把事情做對的時候，好事比預想的來的快得多。不到3個月，家長發現新東方老師教課水平變高了，於是陸續把孩子領回新東方，不到半年，學生人數上升。2016年初，公司收入增長25%，利潤增長4%，股票升到40多美元，新東方“起死回生”。

到今天，新東方股票接近80美元；市值從當初約30億美元到今天的130億美元；總收入從14年底60多億人民幣到今年130億。這就是企業發展的正常之道。只有真正抓住客戶痛點，才能長遠發展。

3、在解決一個痛點時，不能創造別的痛點

三四年前，教育領域出現了O2O或C2C的熱潮，最熱鬧的模式是什麽？建立一個平臺，這邊老師在平臺上展示自己上什麽課，那邊學生和家長到平臺尋找匹配的老師。

當時，我想了想說，新東方不做。因為我認為雖然模式解決了一個痛點：老師上門服務，家長不用送孩子到教室，省了許多時間，但卻創造了幾個新痛點：

痛點1：如何從幾十萬老師中找到水平最高的？家長無法快速判斷老師的教學水平。

痛點2：老師到家里，孩子與老師相處是否安全？尤其是男老師和女學生、女老師和男學生。另外，老師人品是否過關，是否會偷東西，給家庭帶來安全風險？

痛點3：新東方每小時收學生300元，老師拿100元。如果上O2O或C2C平臺，平臺只抽取10%，家長每小時只需交250元，老師還能多拿錢。但後來，許多老師發現這事挺累的。為什麽？比如某老師4點要到俞敏洪家教孩子，5點要到牛文文家教孩子。但從俞敏洪家到牛文文家打車費就100元，而且路上還要花2個小時。更何況老師到家教學生時，有些家長還反過來教老師如何講。如此一來，老師也生氣了，說到底你是老師還是我是老師。許多老師不願去學生家里，家長也不願讓老師到家里了。

4、痛點市場是否足夠大

有些人雖然找到了痛點，但痛點市場不夠大，痛點不夠大的市場不是創業者應該幹的。當然，如果你就想做個小生意也可以，但如果你想做一家上市公司，一定要找痛點足夠大的市場。

舉個例子。前兩天，有一個創業者找我說想做一個翻譯平臺。我說，雖然這件事有一定的市場需求和痛點，但你還是別做了，因為：

1）翻譯家水平無法判斷，而且高水平的翻譯家不缺活兒，根本不需要到平臺上對接需求。就好比好的老師，已經被預定到3年之後了，還上什麽平臺？

2）多數B端公司都會委托給固定的專業翻譯公司，不需要在平臺上找個人翻譯，2B翻譯平臺這個市場本身並不大，更何況現在科大訊飛都開發出了十幾種語言的翻譯機器了。

第二點思考：投入和團隊

1、創業是一場冷靜投入和計算的過程

人一生的時間、金錢是有限的，生命之所以有意義，是因為在有限的時間之內，做出了無限的事情來。所以，創業一定是一場冷靜的投入和計算的過程。

當初，如果我把新東方單獨交給王強和徐小平，他們是做不起來的，而我之所以能做起來，很重要的一個原因我是農民出身。盡管農民有眼光狹窄的缺點，但也有一個優點，那便是善於計算。正是因為中國農民善於計算，農民出身的人創業不會亂來，會更加成功。當然，不亂來不等於沒激情，我還是很有激情的。當然農民有狹隘，所以我就需要王強徐小平這樣有想象力和創造力的非農民出身的人一起合作。

2、金錢、時間、精力、能力的投入

很多人創業之所以失敗，就是因為不管金錢、時間、精力、能力的投入，一頭紮進去出不來，不進行計算。

至今為止，我自己加上洪泰基金共投資了300多家公司，死了幾十家，這些公司死亡主要原因有兩個：

1）亂花錢。公司在下一個融資點還未出現時就把錢花完了，甚至有特別過分的，投完第二天就換一個大辦公室。另外，沒把步伐邁好，沒有計算好投入與產出的關系。

2）多頭投入導致精力分散。比如給他一筆錢，他應該好好打磨產品，但卻又投放市場費用，又投放銷售費用，產品仍然很爛，不能得到市場認可。

我們頭腦中要有一個概念：花出去的錢，都要計算。而且這錢是投資，不是花費，既然是投資，就該要回報。怎麽計算回報呢？

舉個例子。上個月我帶新東方2000個老師包了個遊輪在海上漂流了5天，共花2000多萬人民幣。當初提該方案時，新東方決策層都反對，因為覺得不花這2000多萬老師照樣拿工資、上課，公司賬上還能多出2000多萬利潤；但花了這2000多萬，按照市盈率計算，相當於損失了10億人民幣。

後來我說，團建是必須的。這2000多個老師是公司最頂尖的老師，花費2000萬讓老師們在豪華遊輪上團建，會產生什麽效果？首先，老師們會更認同公司；其次，全中國人民會關註，雖然花了錢，但買了全國人民的關註，其它培訓機構只能自嘆不如。這產生的效果絕對不只是1、2億，甚至會超過10億帶來的效果。

所以，有時候你不僅僅是投出去了錢，還要帶來很多額外的東西。

再比如，新東方為什麽要給老師漲工資？好的薪酬使得老師穩定了，好老師願意留在新東方，帶來高質量的教學，新東方發展得到了更好的回報。

3、團隊的構成和團隊的搭配

團隊構成最重要的是抓入口，而不是抓培養。剛開始創業時，寧可一個人幹，也要謹慎找人。你可以讓人幫你幹，可以給他們錢，但千萬不要讓他們隨便成為你的合夥人，你的合夥人一定是能幫你打天下的人。

新東方前四年就我一個人幹，雖然當時也有30多個老師，但他們不足以成為我的合夥人。因為我對合夥人有標準：眼界比我更開闊，思想比我更先進，而且必須是國外回來的。

2000年，這批老師全部離開新東方。離開時，我給了他們一點股份，有的給了0.5%，有的給了0.2%。他們說：老俞，我們給你幹了10年，你才給0.5%；王強、徐小平他們回來，就給5%、10%，不合適。我說0.5%足夠了，你留著未來就是富翁。但他們不相信，有的老師還說，0.5%換成10萬塊錢吧。結果新東方上市以後0.5%值5000萬人民幣，現在0.5%相當於6000多萬美金。

新東方為什麽能做這麽大？和團隊的投入和搭建有很大的關系。我把王強、徐小平從國外請回來，他們跟我沒有上下級關系，敢說真話，敢改變新東方的運營原則，敢用世界的東西跟我對標。雖然他們也不是管理出身，沒有管理理念，但畢竟在國外呆了7、8年，對英語、西方文化的理解都比我高。我知道新東方的發展要靠高人，不是靠老師。老師可以換，但這些高人不能換。

4、投資者是否能夠帶來錢之外的其它幫助

1）是否能得到著名投資機構的投資。如果是著名投資機構，你後續比較容易融資。

2）投資人本身能否給你提供資源上的幫助。

第三點思考：創業者的素質與能力

1.激情＋冷靜

創業者一方面要對自己做的事有激情。比如，我對教育這件事本身是有激情的，我走上講臺就會忘掉自己。

另一方面也要足夠冷靜。當你真正投入錢、人的時候，要非常理性地思考這樣做是否安全。

2.自信＋謙卑

一方面你要對自己做的事充滿自信，有理想主義情懷，讓所有人覺得跟著你幹絕對能成；另一方面也需要謙卑，面對新的技術、創業合夥人、客戶，為人處事要謙卑。一個人謙卑對外不會惹麻煩，對內也能有更多時間和精力處理核心問題。

俞敏洪與黑馬營學員合影

3.個人英雄主義＋集體榮譽

創業者要樹立個人英雄主義形象，這樣才更能夠樹立威信；不過，你也一定要有集體榮譽，把利讓給別人。我在新東方的股份從一開始的100%讓到15%。我覺得挺好。

4．偏執狂＋格局王

偏執狂很好，偏執能起到真正讓事情做大的作用；但是偏執不等於狹隘，一定要有格局。

5.洞察能力

對於業務發展、市場等的洞察能力。

6.專註能力

專註才能把事情一點一點做好，所謂多元不是一上來就多元。我發現許多創業公司收入總量也就幾千萬，但卻做了6、7個不相關的業務。其實，當你做到幾個億的時候，再來考慮做相關的第二個業務會比較好。

7.文化建設能力

文化能力要反複講、日日講，而且還必須天天放在行為中。新東方每次文化建設，我一定親自參與，為什麽？因為這樣能夠跟大家融為一體，你總自己高高在上，那怎麽行？

第四點思考：高科技與創業的關系

高科技與創業的關系就3句話：

1.高科技帶來巨大的商業模式的變遷，蘊含了巨大的機會

比如教育領域出現的Vipkid（創業家&i黑馬註：一家通過北美外教1對1在線教授美國小學課程對在線少兒英語公司）等外教線上口語，雖然沒有顛覆線下模式，但卻帶來了一種新的教育模式，讓幾萬公里外的外國老師給中國學生上課，這種模式，創造了新的機會。

2.不要把高科技當作解決一切問題的靈丹妙藥

科技永遠不是障礙，你能用的，我也能用。科技背後的內容才是障礙。為什麽2000～3000家教育領域的公司現在很多倒閉了？理由非常簡單，就是因為他們認為科技是一切，但教育領域中內涵和質量才是一切。

3.商業的本質和高科技無關，高科技是用另外的捷徑實現商業的本質和邏輯。

當你理解了某個領域的商業本質以後，要考慮用現代化的技術到底能不能把商業本質以最短的路徑、最小的代價實現得更好，甚至把大公司顛覆掉。我始終相信，商業的本質不會變，人們內心的需求不會變，當然會進步，你只是實現他的需求。

第五點思考：新東方改革要素

1.你要什麽就考核什麽

我要教學質量，就圍繞教學質量考核，種瓜得瓜、種豆得豆。

2.從具體事情入手改變文化

新東方有一個核心價值觀“好學精進”，要求每一個人都要進步。但喊了三年，卻沒有效果。後來我提出一個要求：只要進新東方，每個人每年必須讀完20本書。我把“好學精進”變成具體數據，如果不讀完20本書，一不能加薪；二不允許參加學校和公司層面任何優秀員工、優秀老師的評選。

3.凡是重要的事情要天天講

4.第一負責人的態度決定了結果

5.用靠譜的人，做偉大的事，分更多的錢

新東方有一個Slogan叫A Better You, A Bigger World（創業家&i黑馬註：更好的你，更大的世界。）

把一個學生變成一個更好的學生，他必然能夠創造一個更大的世界；新東方老師，把自己變得更好，你的世界也必將變得更大。所以：

新東方就是要用靠譜的人，入口把住，因為很多人是培養不出來的；

我們做這件事情是偉大的，千萬不要說我這件事是為了掙錢。可能工作是為了掙錢，但掙錢有不同的掙法。我們掙的錢，一定是真正有意義的錢；

我每年到下面視察時，就問一句話：領導給你們漲了多少工資？他們答平均7%，我說不夠，下面員工拼命鼓掌。最後的結果就是新東方錢分的越多，賬上的錢也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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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享經濟在失控：讓市場著魔的投機主義與邪教化

歪道道 2017-07-30 14:30

以共享為名，濫竽充數之輩最近越來越多。共享經濟幾乎變成了共享主義。經濟的不景氣，更讓打著共享之名的市場投機行為，入侵越來越多的行業。

共享雨傘、共享籃球的余波未過，帝都中關村的“享睡空間”再次成為共享經濟的新爆點，隨後上海、成都等地陸續效仿，似乎一副燎原之火的架勢。然而僅僅數日，政府約談、停運停業，這一披著共享外衣、實為膠囊旅館變種的假模假式，被遏止在萌芽之中。

不過可以預想，一個共享睡眠艙倒下，並不影響千千萬萬個共享形式興起，畢竟這次風口持續了近一年，還未有停歇的跡象，而且共享經濟本身就潛藏著顛覆和變革整個行業的商業價值，更令無數創業者頂禮膜拜。

伴隨著這股狂熱情緒，已經沒人在乎共享經濟到底如何經濟，更多的都是為了共享而共享。儀式感參與感已經大過了實際效用，導致了後者越來越不重要。甚至可以說，共享變成了信仰，教徒者眾。

只是隨著形形色色的共享產品爭相湧現、繼而隕落，不免令人懷疑共享模式，是否已經觸及到共享經濟的邊界？有一個詞叫做過猶不及，應該值得各大共享產品們停下腳步，仔細思考自己否已經越界，而盲目的跟從和鼓動，是不是讓共享經濟變成了讓市場著魔的投機主義，甚至有了一些邪教化的意味？

拋開投機主義驅動，哪有那麽多產品可以共享？

共享經濟發展至今，多少已經有了盲目跟風和混淆視聽的傾向，即使是掀起這一浪潮的共享單車，也一直背負著“偽共享”的質疑。不過就是這種介於租賃經濟和共享經濟之間的新生事物，確實在資本相助和市場需求之下造就了數個行業巨頭，反過來想，其實可以說，是這種發展形勢在擴展原本就界定模糊的共享經濟的內涵，從而為共享模式創造了更多可能性。

據百度百科介紹，共享經濟一般是指以獲得一定報酬為主要目的，基於陌生人且存在物品使用權暫時轉移的一種新經濟模式。而智庫百科則將其定義為，擁有閑置資源的機構或個人有償讓渡資源使用權給他人，讓渡者獲取回報，本質是閑置資源使用權的暫時性轉移，更通俗的說法是，分享型經濟倡導“租”而不是“買”。

維基百科也有不同之處，它認為共享經濟是以P2P為基礎、通過在線平臺協調取得使用權的一個混合市場模式。從這些說法來看，智庫百科的界定更符合如今共享創業的現狀，它將機構置於和個人供給者相同的位置，明顯地將“租”看作是共享的形式之一，因而按照這個理論，共享單車並非“偽共享”。

再者，這些定義雖莫衷一是，但都離不開兩個核心關鍵詞，即閑置資源和使用權轉移。後者自不必說，對於前者，創業者和資本關註的焦點其實本來就在閑置資源的價值上，而並不刻意強調其來源。

換句話說，只要能充分利用商品或服務長時間閑置的特征，為用戶提供便利，就可以稱之為共享經濟，很少有人在乎其提供者是商家還是個人。就像共享單車，它創造了一種“我不騎的時候，任何其他人都可以騎”的新形式，從根本上改變了這種生活用品的使用方法，這才是符合共享經濟的本質特性。

共享經濟內涵嬗變所對應的是市場的變化，又或者可以以狹義和廣義之分來重新界定共享經濟，所以從這個角度出發，只要雙方自願，其實可共享的產品應該是無邊界的。但這並不意味著共享經濟同樣沒有邊界，因為能否形成某個領域內具有發展前景的共享商業模式，關鍵是在於市場需求狀況，而不能只看閑置資源的價值。就像之前的共享雨傘、共享睡眠艙，之所以在短時間內銷聲匿跡，主要是因為缺乏剛性需求和供應量不足等市場要素。

更深入一些，共享模式的真正適用需要有恰如其分的動力和環境。其一，供應端和需求端的契合，一方面，用戶對共享產品有實質需求、亦能接受短暫使用權的方式，另一方面，市場上供給量嚴重不足，迫切需要盤活閑置資產來增加供給、解決供需矛盾。

其二，借助市場需求的強大動力，共享經濟應該具有打破傳統行業模式、升級產業服務的內在優勢，這點主要是指低成本、高效率。優步和滴滴就是最好的例子，它們顛覆了出租車久居出行領域的主導地位，為行業性問題提供了變革方式，在自身實力擴張的同時，也刺激傳統行業的服務進行新一輪的升級。

另外，除了市場要素，從共享經濟的亂象中還可以明顯看出，人性是所有共享模式的統一邊界。任何商業形式所存在的基礎在於最大限度地利用人性需求，而很少有像共享經濟一樣，是在考驗人性，這帶來的不僅是信譽問題，根本上還會影響第三方平臺的盈利狀況。

共享經濟的邊界無限？沒有邊界的模式那是傳銷

在大多數理論研究中，共享經濟的極致狀態是用使用權代替占有權，換句話說就是，未來人們的需求都可以以共享的方式得到滿足，而不再通過產品交易。就像《使用權時代》一書中所述，摒棄市場和產權交易，從觀念上推動人際關系以實現結構性轉變，就是從產權觀念向共享觀念的轉變。

按照這種理論設想，共享經濟無論是縱向深入還是橫向擴展，其前景可以說是無限放大，而且可以不受邊界困擾，但現實中這種狀態真的能實現嗎？

恐怕很難。一方面，盡管隨著共享意識的深入，共享經濟可波及的領域會不斷擴大，但某些涉及隱私、安全的產品從根本上是難以實現共享的，況且同時又要具備市場要素，更使得共享標的範圍縮小。因而未來如果共享需求呈現急速擴大化，那可共享的資源總是會碰到最後的邊界。

另一方面，維基百科對共享經濟的界定中提及，整體經濟形勢狀況良好時，人們可能會失去共享的意願，這就意味著未來共享需求並不是一定會隨著共享經濟的發展而增加，畢竟經濟條件和外部環境允許的情況下，人的占有欲要比共享意識強烈。

總而言之，共享經濟雖然因為在優化社會資源配置方面的特殊作用，而具有深厚的商業潛力，但依然擺脫不了行業、產品、地域和人性等因素的限制，這就決定了長時間內共享模式只能是產權交易的輔助，而非取代。

而且最關鍵的是，如今的共享平臺漸趨偏離共享的本質，即使是行業巨頭也不例外。比如真正崛起於閑置資源利用的共享界鼻祖優步和Airbnb，前者私人閑置車輛越來越少，後者民宿占比也是逐漸縮小。這種趨勢對共享模式來講未必是好事，因為伴隨著這種改變，共享平臺的業余性正在被職業性所取代，也就是謀生者代替共享者，後果有可能是一種趨向傳統模式的倒退。

最明顯的就是滴滴，在經過政策風暴的洗禮和行業壟斷之後，很多用戶又面臨著新一輪的打車難問題，這種狀況集中反映的問題除了政策受限之外，還有車主拒載、隨意加價等亂象，基本上和出租車壟斷出行市場時的情況相似。也就是說，供給者成為職業性工作者，在趨利性刺激下，又產生了和傳統模式相似的行業性問題。

還有一個弊端不容忽視，據摩根大通研究所最新數據顯示，利用技術將勞工與需要服務的人相匹配的勞動平臺，如優步和Airbnb，成年人參與率已經開始下滑，其中全部收入來自共享平臺的人下降到37%，56%的人表示因受雇其他公司而在過去12月內退出。因而摩根大通表示，當經濟形勢轉好、個人財務狀況更穩定之時，從業者很有可能放棄這種工作。

從這個角度來講，共享經濟的發展邊界還有行業壟斷傾向和員工動向。除此之外，根據共享標的的不同，行業中湧現的共享平臺還面臨著業務的不同延展傾向，像共享房屋、共享出行可以通過跨界方式構建共享生態，而共享單車卻只能在規模上擴張，由此可見，也許共享經濟的垂直傾向也會限制其發展前景。

共享經濟正在變成一場新與舊的利益博弈大戰

不可否認，共享經濟確實是改變市場供需矛盾、升級產業的可行之路，但如今風口愈勝，投機者甚多，反而將共享模式的弊端提前暴露，再加上其本身也存在著眾多約束性邊界，因而透過資本熱捧的虛火，理應謹慎看待其中的風險。

從行業的微觀角度來看，我國雖擅長複制美國商業模式，進而通過本土化運作催生出強有力的新生力量，但往往因為缺乏適應性條件，而不得不在急速發展中解決一些猝不及防的問題，由此不斷修正新產業的漏洞。

比如針對共享經濟，征信系統、共享觀念等一些在美國已經成熟的要素，在我國反而長久缺失，可能更多的是國情原因，但這種現狀確實導致了共享經濟發展過程中出現了信任危機，它也將在風口過後成為共享平臺最大的風險之一。

當然先天不足，並不足以阻擋資本助推下的瘋狂滋長，只是對於一些已經浮現在共享市場上的問題，由於切關平臺生存和良性發展，很難忽視。

一方面，共享雨傘等沒有多少市場需求的產物接二連三出現，已經證明盲目跟風漸成趨勢，長久下去隨著共享模式不斷覆蓋新的行業，未來必然會引起同質化競爭。

在這點上，或許可以效仿美國，我們看到諸如能源共享、實驗室共享和奢侈品共享等模式，都因貼合某個垂直領域的市場需求才應運而生，甚至是難民房客的出現也折射出應對政治問題的社會責任，這種循序漸進的狀態才是良性發展。此外，作為僅次於Uber的第二大打車應用公司，Lyft的差異點在於突出朋友文化，這是其面對巨頭壓力的主要立足點，顯然不同於我國共享單車單純以規模論成敗。

另一方面，責任界定已經刻不容緩，這關系到產品安全和平臺監管的長遠利益。日前，ofo被卷入一場高額賠款的訴訟案件，起因是3月份11歲男孩騎單車發生車禍致死的事件，這是共享單車面臨的第一場官司，也意味著會給平臺責任帶來強制性的界定，對於未來發展其實不無好處。

行業內部沖突是共享模式內因所致，不過除此之外，從宏觀角度來看，共享經濟的興起還是新生商業模式和傳統產業的利益博弈，這關系到兩方生存的根基。以共享單車為例，短期利益上，共享模式給漸趨沒落的自行車行業帶來了新的活力，尤其是兩大平臺相繼與傳統自行車生產廠商形成穩定合作，為其重新激發了市場需求。

但是從長遠利益來看，局勢對傳統制造商和銷售商極為不利，共享方式能給用戶帶來使用權的轉移，那購買單車的需求直線下滑，對於依賴傳統渠道的自行車廠商將是長久損失。再者，共享平臺占據了單車產業的主導地位，隨之議價能力和話語權將會逐漸增加，屆時這些傳統上下遊企業將會很大程度上受制於人，局勢必然大大改觀。

總之，從互聯網誕生伊始，我們就存在於共享的生活環境，未來也不能排除通過共享模式實現市場交易升級的可能性，不過共享邊界遠遠限制了共享經濟的想象空間，因而在推崇其帶來的商業變革的同時，應該多關註這種約束。

當然，最重要的是，共享經濟在探索創造價值的同時，更要警惕變成假大空的共享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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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不起，Facebook的AI系統沒有“失控”……

黑智 2017-08-02 15:48

文 | 楊潔    編輯 | 黑智

機器碾壓人類的時刻要到了？

馬斯克和紮克伯格關於AI威脅論的爭論還沒有遠去，日前，又傳出Facebook關閉了一個“失控”的人工智能系統的新聞，據稱是因為聊天機器人開始用他們自己的語言說話，這些語言使用英語單詞，但人類無法理解。

據報道稱，Facebook 於 6 月開始測試的 AI 系統出現了問題，兩個智能對話機器人在對話時“失控”了。當然，它們並沒有關閉全球的電腦或者作出其他什麽類似的行動來，而是它們在對話時停止使用英語，並開始使用只有它們自己才能理解的新創建的語言。Facebook不得不拔掉正在研究的人工智能系統的插頭。

和馬斯克表示人工智能是人類文明面臨的最大風險、應該積極“監管”的言論對照，這自然讓人容易產生更大的擔憂。機器是否可以脫離研究人員設置的腳本，改善溝通的結果，進而“欺騙”人類？

但事實上，這個擔心還是太早了。

很快，Facebook解釋稱，兩個機器人為實驗性質，且並沒有發明新的語言，因為他們還是在用i、balls、the等英文單詞溝通，只是沒有設置“英語語法”的激勵項，於是創造了一種新的表達方式而已。因此，官方也表示，他們關閉人工智能系統的原因也並非是由於它們“失控”，而是因為這樣做沒有意義，因為他們更“希望AI和人溝通，而不是相互溝通。”

所以，大概的原因，我們可以解釋為，這兩臺機器，它們只是英語不好。

就如同兩個嬰幼兒，在用大人聽不懂的話交流，但是其基礎還是人類語言。

但不用擔心的是，這兩個孩子沒有人類一樣複雜的思維和創造力。

壹

AI威脅論已經不是個新鮮話題了。

幾年前，谷歌旗下人工智能實驗室DeepMind的聯合創始人哈薩比斯造訪馬斯克的SpaceX火箭工廠時，馬斯克說，SpaceX的終極目標是這個世界上最重要的項目：星際殖民，這樣“將來如果人工智能向人類發起攻擊，我們還有一個藏身之地。”

哈薩比斯的反應是哈哈大笑說，那人工智能也會追著人類去火星。

因此，馬斯克的擔憂一直沒有被打消。

著名物理學家霍金也抱有同樣的憂慮。他曾向BBC表示：“我認為，人工智能的發展可能預示著人類的滅亡。”

貳

人工智能是否如此兇猛？

李開複在給Quartz的約稿中提到：人工智能擅長對目標明確的工作進行優化（但是不能創造，沒有感情）；機械控制的發展速度較人工智能軟件的發展要緩慢得多；傳感器雖然得到迅猛發展，但價格昂貴、體積偏大且太耗電。

人工智能時代正在走近，機器在幫助我們提升工作效率、節省成本、帶來效益，甚至在高重複性勞動中能夠替代人的部分工作，但是，它們還遠不具備“人性”。人工智能在數年前，還連貓和狗都無法區分。它們現在，也許只是攝像頭、車輛中的自動駕駛系統、按照設置腳本完成工作的物流機器人，或者輔助教學的工具。

擁有自我意識、情感的機器，目前還沒有出現。

那麽，這一天是否終會到來呢？

魯白曾在博鰲論壇上表示：“人工智能可以有認知功能，包括邏輯思維分析，以及決策之類。人還有另外的一個方面的認知叫做高級認知功能，里面包括語言包括自我的意識，包括想象力、創造力最後還有人所特有的一種目的性的行為，而我認為，人類是在這方面，是不能被機器代替的。”

在深圳IT領袖峰會上，李彥宏曾表示，機器學習的算法還在初級階段，未來還有很多提升空間，但同時，他說，強人工智能時代，可能永遠也不會到來，用電腦的方法模擬人腦，達到人腦的水平，是永遠做不到的：“人工智能什麽時候能挑戰人的認知能力？我覺得還有很長很長的時間。我說話比較保守，我說很長，但我其實認為，這一天永遠不可能來到。”

叁

但對人工智能，人類對它的“不信任”是存在的。因為，從本質上看，目前深度學習，是個非常黑的“黑箱”。也即是，你是不能看出它是如何工作的。也許機器輸出的結果，可以給到合理的解釋，但也有可能，有的你還完全沒有任何理由去推斷。

因此，我們在利用機器決策時，不能簡單地去相信或拒絕相信它的判斷，同樣，我們也要保證，如何讓AI系統學會作出符合我們道德標準和社會規範的判斷。

之前，美國五大科技巨頭谷歌、Facebook、亞馬遜、IBM和微軟罕見攜手，成立了人工智能合作組織。此外，歐盟也開始探討機器人和人工智能方面的道德問題。

當然，AI之間對抗的實驗也已經在進行。

Google本部的人工智能團隊Google Brain（不是 DeepMind），就針對這個問題在去年做了實驗。研究者用到了三個並不複雜的神經網絡，其中兩個均未學過任何的加密知識，而是單純依靠二者之間的共識（一段共享的密鑰 K），去設計出一個加密的方法；另一個則為解密方。

結果發現他們搭建的人工智能系統，自己創造出了一個加密算法，不光人猜不透，還能“自我升級”，讓算法無法破解。

DeepMind 則是找了兩個人工智能玩對抗遊戲，結果發現，它們之間也能學會共贏和合作。

在今年5月烏鎮的圍棋峰會的人機配對賽中，即將終局前，面對劣勢，與古力搭檔的AlphaGo決定投子認輸，古力卻拒絕了AlphaGo的要求，仍堅持鏖戰。而之後，AlphaGo的棋路變得越來越消極，最終，古力在不可逆轉的情勢下，也只得認輸。

但是，這些實驗並沒有脫離人類的控制，作為環境的搭建者，人類需要設計和搭建神經網絡，以及對失敗和成功的定義等。

但對於AI威脅論，在馬斯克忙碌之余，我們或許現在還大可以放下心來。用馬雲的話說，現在AlphaGo還不會下臭棋，那麽，so wh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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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付革命”的中國路徑：逆襲、失控與新秩序

上海首家無人超市“繽果盒子”。（視覺中國/圖）

（本文首發於2017年8月24日《南方周末》,原標題為《逆襲、失控與新秩序 “支付革命”的中國路徑》）

編者按：正按新發展理念奮力轉型的中國，恰逢全球技術革命的浪潮，一個個由技術與資本共同支撐的中國夢，便有了落地的時代機遇，並且深刻改變著中國經濟社會的現實。

移動支付，是其中一個典型的後發制人的中國故事。幾個世紀前最早使用紙幣的中國人，現在又在全世界率先習慣刷手機付錢。而當第三方支付摧枯拉朽改寫行業格局，卻又脫離監管狂奔之時，大國力量果斷出手，將其重新拖進監管框架。這場革命並未結束，在新秩序下，市場新力量們正在對數據展開爭奪，並因此向傳統金融發起了更深層的挑戰。

人工智能，則隨著AlphaGo戰勝世界排名第一的職業選手柯潔，而在中國完成了一場全民科普。事實上，這已是一個技術競賽的重要領域。中國已經制定了要成為全球人工智能領域的領導者的計劃，並希望借此帶來實體經濟的整體升級。

傳統的中國制造業，也在這波技術革命中向價值鏈的高端艱難攀升。隨著流水線上的痛點被越來越多的發掘與解決，隨著機器與人工的成本不斷得到再平衡，制造業正在朝著“智”造蛻變。

連金融這樣一個過去極為封閉的領域，也不可避免的被新技術攪動著。智能投資顧問與人們日益親密起來、保險精算師們在擔心會被機器幹掉、麥肯錫更是預計未來2-3年里就會有30%的銀行員工被取代……整個市場面臨著前所未有的一場大變。

本期專題，特此聚焦於中國的這場互聯網+浪潮。

第三方支付機構從通道變成入口，在二維碼的助攻之下，從水滴石穿演變成摧枯拉朽之勢，震驚了整個行業。

傳統支付遵循的是“四方模式”，支付寶和微信後來開創的直接連通銀行和商戶的“三方模式”，繞過了銀聯，也繞過了監管。網聯的成立，使新支付再度回到“四方模式”。至此，中國支付業寫下了一個從逆襲到建立新秩序的中國故事。

“這是中國最近出現的無人超市，店內沒有工作人員，您想買什麽就通過手機掃碼開門、支付。”2017年8月15日下午，兩位來自歐洲的遊客路過位於廣州塔附近的“F5未來商店”時，隨行的翻譯向他們介紹說。由於手機未開通通道，他們無法進入超市，只好在門口觀察。

“難以置信。”他們驚訝地對翻譯說。

2017年下半年，已有多家類似的無人超市在杭州、上海、廣州等大城市悄然開業。消費者只需一部裝有支付寶或微信且開通銀行卡支付通道的智能手機，即可全程自行購物。南方周末記者在“F5未來商店”觀察到，在下午六點前後的十分鐘內，共有44人進入店內，10人完成購物，多為中青年人。

無人超市，是中國移動支付的一個標誌性符號。而移動支付，則是罕見的中國領先全球把歐美國家也甩在身後的領域。

其發展之快，已經引得多家外媒的關註：《紐約時報》在2017年7月17日發表的報道《在中國城市，現金正在迅速過時》中稱，“中國的主要城市幾乎所有人都在使用智能手機支付一切費用，中國已跨入了‘無現金時代’的行列”。而在三年前，中國人都還主要以現金支付完成交易。

中國人上一次在這個領域領先全球，則是數個世紀前率先使用紙幣。

隨著世界最早由政府發行的紙幣“交子”在四川的出現，這種更為便利的支付方式日漸流行。到了13世紀的元朝，紙幣首次替代硬幣在全國範圍內流通，這種由桑樹制成的紙鈔帶有官方的標誌和印章，是由執政當局印發的銀票，可以直接兌換成銀子。

馬可·波羅親眼目睹這套貨幣體系的運行後，他驚呆了，“皇帝的造幣廠已經掌握了完美的煉金秘訣。”

現在，越來越多的中國人又率先把紙鈔這個名詞扔進了故紙堆，他們迅速習慣了刷一刷手機花錢。

這也與正在宣稱要進入“無現金社會”的瑞典等北歐國家情況不同——北歐人依靠的主要是銀行卡，但中國人卻“跳過了”信用卡，直接從現金轉向了手機支付：上述《紐約時報》報道的數據顯示，2016年中國手機支付總額達到5.5萬億美元，是美國1120億手機支付市場的50倍。

為什麽短短幾年，中國就發生了如此大規模的“支付的革命”？

移動支付的中國基石

移動支付的出現，使得中國一步跨越了西方長時間的支票、信用卡支付階段。

這是一個典型的後發制人的中國故事。

據《無現金時代的經濟學》一書作者戴維·沃爾曼觀察，目前發展中國家正在發生的移動支付革命是一種“跨越式現象”。因為在發展中國家，大多數人沒什麽金融服務的經驗，這意味著人們沒有任何根深蒂固的支付習慣。

在歐美發達國家，信用卡支付距今已大半個世紀，支票的歷史則長達幾百年。世界上最早的信用卡並非由銀行發行，而是起源於美國的一些百貨商店、飲食店等——為招徠顧客推銷商品，它們發給顧客一種類似金屬徽章的信用籌碼，允許顧客購貨賒銷。1952年，美國加州富蘭克林國民銀行發行了首張銀行信用卡。而最早的支票，則早在1659年就開始在北美使用。直至今天，信用卡和支票，仍然是歐美支付的主要形式。

由數位中國人民銀行官員參與合著的《支付革命：互聯網時代的第三方支付》一書認為，移動支付革命能在中國發生的原因有兩點：

首先，相對於歐美國家，中國人更愛用現金。2006年，中國流通中的現金占GDP比例約為13%，而美國為6.4%，英國3.5%。歐美銀行發展了幾百年，票據支付已成為國民難以逆轉的支付習慣。而在中國，1985年中國銀行珠海支行才發行了第一張信用卡。

其次，由於信用體系不健全，依托於信用的支付難以在中國快速發展。近期高盛發布的一份報告顯示，中國人平均有3.6張借記卡，但只有1/3的人擁有信用卡。

這種失衡的局面為移動支付的成長創造了土壤，因為消費者沒有固化的信用卡、支票支付習慣，使得中國人能更快適應移動支付。

移動支付的出現，使得中國一步跨越了西方幾十年。

《支付革命》一書寫道，“在銀行卡領域，中國落後歐美20年；在芯片卡時代，中國落後5年；而在互聯網支付領域，中國的差距僅有一年甚至更短”。這本書出版於2014年，實際上業界公認目前中國的移動發展水平已經在浪潮之巔。

在移動支付時代，信用體系正在快速建立起來，資金流動都會留下可追蹤的痕跡。如今騰訊與阿里巴巴都已建立起企業的個人信用體系，並基於大數據推出相應的信用貸款服務。

除了用戶習慣，技術手段的進步則是移動支付在中國起飛的另一時代機遇。

從技術的角度，中國的第三方支付可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以POS機物理網絡為依托，其網絡樞紐是銀聯這一清算平臺；第二階段是以電腦的物理網絡為依托，以支付寶等網上支付工具為代表；第三階段是以智能手機終端和3G/4G高速移動通信網絡為依托的移動支付，以支付寶、微信支付為代表。

中國的數字化支付的起點，要追溯到二十多年前的“金卡工程”和15年前中國銀聯的成立。改革開放之初，四大國有銀行相繼恢複或成立，但發展到2000年，分散在全國18個城市的銀行卡中心各自獨立運作、互不連通，銀行卡的全國受理網絡難以形成。而早在20世紀七八十年代，歐美發達國家就已經實現了信用卡的跨國使用。

1993年，國務院啟動以發展電子貨幣為目的的金卡工程。2002年3月，中國銀聯成立，意在實現銀行卡全國範圍內聯網通用，也使得異地跨行的網上支付成為可能，中國真正的清算體系建立起來。銀聯立項僅兩年，跨行交易成功率由成立前的不到50%提到90%以上。

彼時，在多銀行接口難以互聯外，另一個難題是金融網絡與互聯網的接口承接，因為系統繁瑣、成本高，銀行沒有動力去做。這時，市場上湧現了第一批第三方支付機構。它們往往曾是IT企業，因為給銀行開發信息系統，發現了電子商務這一支付痛點。

它們提供的是網關模式，即以中介形式連接商家和銀行，幫助商家和消費者在網絡交易支付過程中跳轉到各家銀行的網銀接口。

這一時期，第三方支付只是商戶到銀行的通道，是銀行的附屬角色。

但很快，隨著互聯網特別是智能手機的流行，支付的逆襲之火悄悄燎原。

第三方支付逆襲

在看似壁壘森嚴的銀行業面前，第三方支付從夾縫中生長出來，先以水滴石穿、後以摧枯拉朽的態勢，震撼了整個行業。

中國第三方支付真正實現飛躍，是從網關模式，升級為賬戶模式。

所謂賬戶模式，是指大量互聯網支付通過商戶和消費者註冊的第三方支付平臺的個人賬戶來完成。

在這種模式下，第三方支付機構真正作為一個平臺，處於交易流程中資金和信息的重要停留節點，基於這些資金流和信息流，它們可以做更多的增值服務，包括今天中國消費者所享受的繳費、轉賬、還款、授信、保理、理財、咨詢等。

從此，第三方支付機構從一個通道，變成了一個入口。而互聯網時代的秘訣就是“入口為王”，鎖定了客戶，就鎖定了生產、流通和消費。

賬戶模式的始作俑者，就是如今的行業巨頭支付寶。

為了解決網購交易中的誠信問題，給買賣雙方提供擔保交易服務，淘寶網於2003年10月推出了支付寶。接著，支付寶創造性地在網購流程中引入了虛擬賬戶，在這個賬戶里，你可以資金擔保，也可以收付款、充值、轉賬。

支付寶的虛擬賬戶實現了與大多數銀行渠道的互通，比如2010年12月，支付寶和中國銀行聯合推出信用卡快捷支付，支付寶賬號綁定銀行卡後，可以支付和還款，無需再通過網銀。這樣，支付過程就繞過了銀聯這一清算平臺。

支付寶不斷擴展虛擬賬戶的功能，2013年6月，它推出余額寶，將貨幣基金內置在其中，成為了中國互聯網理財的啟蒙產品。直到現在，這個虛擬賬戶依然還在不斷開發出新功能。

正是在這家互聯網金融新貴崛起的過程中，中國數字貨幣的發展趟出了第二條路：交易商的電子化，在電子商務中派生出的數碼記賬系統，比如預付卡、儲值卡和互聯網中的虛擬賬戶等。

在此之前的長久時間里，數字貨幣的主要路徑是銀行的電子化，即把紙面票據轉化為數碼記賬，比如磁條卡、IC卡和網上銀行。

在第一條路中，銀行是唯一的主角；第二條路則是第三方支付的逆襲，它使得銀行從前臺退到後臺，成為可缺席的支付媒介。

第二條路徑也正是當下正在中國發生的“支付革命”。

2008年－2010年，中國第三方支付異軍突起，交易額連續3年增長率超過100%。互聯網支付業務從2006年的485億元增加到2012年的6.89萬億元，增加了22倍。

在看似壁壘森嚴的銀行業面前，第三方支付從夾縫中生長出來，先以水滴石穿、後以摧枯拉朽的態勢，震撼了整個行業。

起初，商業銀行並沒有把支付業務看在眼里。商業銀行的營利以存貸業務為主，支付業務的利潤可以忽略不計，2012年全國14家商業銀行的支付服務收入僅占總收入的5%。

然而第三方支付就從這一金融的基礎服務做起，建立賬戶模式後開始向上層服務蔓延，使商業銀行處於被逆襲的局面。而阿里巴巴董事長馬雲的一句話也已經成為現實，“銀行不改變，我們就來改變銀行”。

不過，第三方支付狂飆突進的背後，也出現了部分第三方支付企業挪用備付金，不法分子通過第三方支付通道進行洗錢、套現等現象。

2009年4月，監管開始介入，對從事支付清算業務的非金融機構進行登記。2010年下半年，中國人民銀行頒布了《非金融機構支付服務管理辦法》及其細則。接著，發放第三方支付的牌照，2011年5月26日，支付寶獲得了國內第一張支付牌照。

《支付革命》一書中說，互聯網市場創新永遠走在監管前面，監管機構經常面臨“不知道什麽時候又冒出來了新東西”的情況。

技術功臣二維碼

隨著智能手機和4G、Wi-Fi網絡的發展，移動支付又成為了第三方支付行業新的顛覆者。

2012年以後，隨著智能手機和4G、Wi-Fi網絡的發展，移動支付又成為了第三方支付行業新的顛覆者。

快捷支付有兩個必要條件——標準的信息終端和輸入輸出設備。而支付更便捷，就需要輸入輸出設備可隨身攜帶，手機天然具備這一特點，黏在了消費者手上。

一般來說，第三方支付機構進軍移動支付的方式，是身份綁定與App開發，但是微信的出現，打破了這個剛建立不久的路徑，建立了微信通道。

2011年1月21日微信上線，2013年8月，在擁有4億用戶的基礎上，微信支付上線。次年春節，微信紅包面世。2015年，微信開始布局線下支付，迅速與支付寶齊頭並進，成為移動支付市場的雙寡頭。

最新的數據顯示，支付寶和財付通（包括微信支付和QQ錢包）在國內第三方移動支付的市場份額分別為53.7%和39.51%，合計占93%的市場。

《紐約時報》的報道認為，騰訊和螞蟻金服（支付寶運營方）已經坐在了“金礦的頂端”：這兩家企業可以通過微信支付和支付寶轉賬獲利，也可以向使用這一平臺的企業收錢，同時也獲取了大量的支付數據。最新的數據顯示，2018年螞蟻金服和騰訊在每日全球交易量上，將超越Visa等信用卡企業。

除了黏住消費者的手機，微信和支付寶如此迅速地攻城略地，背後的另一個關鍵的技術功臣是二維碼——掃一掃這個小方塊，線上世界與眼前的商家瞬間連接，買賣雙方才能真正牽扯進一樁交易之中。

二維條形碼最早發明於日本，它在代碼編制上巧妙地利用構成電腦內部邏輯基礎的“0”、“1”比特流的概念，使用若幹個與二進制相對應的幾何形體來表示文字數值信息。通過圖像輸入，“掃一掃”，即可實現信息的自動處理。

二維碼在移動商務方面的應用起步於2005年初的日韓市場，但因為手機智能化程度不高、推進力度有限、用戶接受度低等原因，幾年後歸於沈寂。而在歐美，二維碼支付從未落地。

相較於傳統的第三方支付終端POS機，二維碼技術的最大優勢是成本極低——商家只需要把一張打印有二維碼的白紙貼在墻上，即可收付款。而一臺POS機設備的售價則高達1000元左右。

2011年7月，支付寶在國內首推二維碼支付。從前的線下支付以銀行卡為主的格局被改變，二維碼迅速占領市場。2014年，因為對安全性的顧慮，央行下發緊急文件叫停。

但支付巨頭們沒有放棄這一技術，不斷對二維碼的技術模式和安全性進行改進。當年12月12日，支付寶高調宣布全國近100個品牌、2萬家門店推廣掃碼優惠，二維碼卷土重來。微信也緊隨其後，推出二維碼支付。

2016年8月，支付清算協會下發了《條碼支付業務規範》(征求意見稿)，至此，央行終於認可了二維碼支付。當年12月，此前觀望而未涉足二維碼支付的中國銀聯，也正式發布了銀聯二維碼支付標準。

重回“四方模式”

網聯來了，它相當於第三方支付領域的“銀聯”，意味著以後支付機構不能再單獨接入銀行。

傳統的第三方支付遵循的是“四方模式”，即發卡機構（如銀行）、收單機構、商戶和卡組織（如銀聯）四方參與，顧客通過手機支付時，仍然刷的是銀行卡，背後的清算方式與銀行卡交易相同，也要通過銀聯這樣的清算平臺。

但支付寶和微信後來開創的直接連通銀行和商戶的“三方模式”，繞過了銀聯，顛覆了“四方模式”。比如用戶通過支付寶賬戶向他人的支付寶賬戶轉賬，支付寶只需通過它自己在不同銀行的賬戶之間劃轉資金，即可完成這個過程。

這樣一來，交易信息無法通過跨行資金清算平臺被監管方直接采集，監管機構也難以在第一時間發現洗錢、套現等非法行為。

關於“三方模式”是怎麽形成的，一位淘寶前員工曾感慨說出現之初他們很不為金融機構“待見”，被迫想出了這樣的辦法。而一位曾在銀聯體系工作的員工向南方周末記者透露，微信支付和支付寶從前不願接入銀聯受制於人。因為它們吸納的資金體量大，商業銀行都會希望它們前去開設賬戶，為此不惜給出許多優惠條件，其中就包括對支付的限制少。

蘇寧金融研究院互聯網金融中心主任薛洪言也對南方周末記者分析，最早，第三方支付機構跟銀聯有過合作和溝通，“但這會讓銀聯切走一塊利潤分成”。後來在市場競爭中，有的第三方支付企業就做了一些“模式創新”，之後整個行業效仿，“三方模式”逐漸成為標配。“這一過程中可能是銀聯阻止不力，沒有及時叫停，但也可能是它沒有力量去叫停，形成這樣一個現狀。”薛洪言說。

中國政法大學金融創新與互聯網金融法治研究中心副秘書長趙鷂對南方周末記者說，三方直連模式這種做法只有中國才有，在國外是非法的，因為第三方支付機構並沒有支付清算的許可，卻在從事跨行清算的業務。它們能夠鉆空子，是因為我國沒有關於電子支付或清算支付的法律，“只有部門規章，沒法用法律去追究。”

“原來我們國家有259家第三方支付機構，網絡支付有一百多家，這一百多家都在跟銀行搞直連，就相當於一百多個小的清算機構，而且都脫離於監管，這在發達國家是不可思議的。”他說。

2017年8月4日，央行下發文件，要求各銀行和支付機構應於2017年10月15日前完成接入網聯平臺和業務遷移的相關準備工作。

網聯相當於第三方支付領域的“銀聯”，意味著以後支付機構不能再單獨接入銀行，一律先接入網聯，再由網聯接入銀行，從市場自發的“三方模式”再度回到“四方模式”。支付寶人士告訴南方周末記者，目前支付寶已接入網聯運營的非銀行支付機構網絡支付清算平臺。對用戶使用支付寶，包括支付和提現等功能暫時沒有影響，也沒有費用調整計劃。

多位采訪對象告訴南方周末記者，實際上央行成立網聯這件事已經籌劃了好幾年。

趙鷂說，2011年支付清算協會就說要搞一個網聯，但是由於當時的市場環境、技術條件等還不夠成熟和完善，所以處於研究的狀態。“這是包括支付機構、人民銀行、商業銀行等集體智慧的產物，也是我們國家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優勢，這個系統如果國外去做，無論是人力、物力、財力都是不可能的事，中國在這件事上其實已經跑在了前面。”他說。

“支付革命”的中國路徑：逆襲、失控與新秩序

上海首家無人超市“繽果盒子”。（視覺中國/圖）

（本文首發於2017年8月24日《南方周末》,原標題為《逆襲、失控與新秩序 “支付革命”的中國路徑》）

編者按：正按新發展理念奮力轉型的中國，恰逢全球技術革命的浪潮，一個個由技術與資本共同支撐的中國夢，便有了落地的時代機遇，並且深刻改變著中國經濟社會的現實。

移動支付，是其中一個典型的後發制人的中國故事。幾個世紀前最早使用紙幣的中國人，現在又在全世界率先習慣刷手機付錢。而當第三方支付摧枯拉朽改寫行業格局，卻又脫離監管狂奔之時，大國力量果斷出手，將其重新拖進監管框架。這場革命並未結束，在新秩序下，市場新力量們正在對數據展開爭奪，並因此向傳統金融發起了更深層的挑戰。

人工智能，則隨著AlphaGo戰勝世界排名第一的職業選手柯潔，而在中國完成了一場全民科普。事實上，這已是一個技術競賽的重要領域。中國已經制定了要成為全球人工智能領域的領導者的計劃，並希望借此帶來實體經濟的整體升級。

傳統的中國制造業，也在這波技術革命中向價值鏈的高端艱難攀升。隨著流水線上的痛點被越來越多的發掘與解決，隨著機器與人工的成本不斷得到再平衡，制造業正在朝著“智”造蛻變。

連金融這樣一個過去極為封閉的領域，也不可避免的被新技術攪動著。智能投資顧問與人們日益親密起來、保險精算師們在擔心會被機器幹掉、麥肯錫更是預計未來2-3年里就會有30%的銀行員工被取代……整個市場面臨著前所未有的一場大變。

本期專題，特此聚焦於中國的這場互聯網+浪潮。

第三方支付機構從通道變成入口，在二維碼的助攻之下，從水滴石穿演變成摧枯拉朽之勢，震驚了整個行業。

傳統支付遵循的是“四方模式”，支付寶和微信後來開創的直接連通銀行和商戶的“三方模式”，繞過了銀聯，也繞過了監管。網聯的成立，使新支付再度回到“四方模式”。至此，中國支付業寫下了一個從逆襲到建立新秩序的中國故事。

“這是中國最近出現的無人超市，店內沒有工作人員，您想買什麽就通過手機掃碼開門、支付。”2017年8月15日下午，兩位來自歐洲的遊客路過位於廣州塔附近的“F5未來商店”時，隨行的翻譯向他們介紹說。由於手機未開通通道，他們無法進入超市，只好在門口觀察。

“難以置信。”他們驚訝地對翻譯說。

2017年下半年，已有多家類似的無人超市在杭州、上海、廣州等大城市悄然開業。消費者只需一部裝有支付寶或微信且開通銀行卡支付通道的智能手機，即可全程自行購物。南方周末記者在“F5未來商店”觀察到，在下午六點前後的十分鐘內，共有44人進入店內，10人完成購物，多為中青年人。

無人超市，是中國移動支付的一個標誌性符號。而移動支付，則是罕見的中國領先全球把歐美國家也甩在身後的領域。

其發展之快，已經引得多家外媒的關註：《紐約時報》在2017年7月17日發表的報道《在中國城市，現金正在迅速過時》中稱，“中國的主要城市幾乎所有人都在使用智能手機支付一切費用，中國已跨入了‘無現金時代’的行列”。而在三年前，中國人都還主要以現金支付完成交易。

中國人上一次在這個領域領先全球，則是數個世紀前率先使用紙幣。

隨著世界最早由政府發行的紙幣“交子”在四川的出現，這種更為便利的支付方式日漸流行。到了13世紀的元朝，紙幣首次替代硬幣在全國範圍內流通，這種由桑樹制成的紙鈔帶有官方的標誌和印章，是由執政當局印發的銀票，可以直接兌換成銀子。

馬可·波羅親眼目睹這套貨幣體系的運行後，他驚呆了，“皇帝的造幣廠已經掌握了完美的煉金秘訣。”

現在，越來越多的中國人又率先把紙鈔這個名詞扔進了故紙堆，他們迅速習慣了刷一刷手機花錢。

這也與正在宣稱要進入“無現金社會”的瑞典等北歐國家情況不同——北歐人依靠的主要是銀行卡，但中國人卻“跳過了”信用卡，直接從現金轉向了手機支付：上述《紐約時報》報道的數據顯示，2016年中國手機支付總額達到5.5萬億美元，是美國1120億手機支付市場的50倍。

為什麽短短幾年，中國就發生了如此大規模的“支付的革命”？

移動支付的中國基石

移動支付的出現，使得中國一步跨越了西方長時間的支票、信用卡支付階段。

這是一個典型的後發制人的中國故事。

據《無現金時代的經濟學》一書作者戴維·沃爾曼觀察，目前發展中國家正在發生的移動支付革命是一種“跨越式現象”。因為在發展中國家，大多數人沒什麽金融服務的經驗，這意味著人們沒有任何根深蒂固的支付習慣。

在歐美發達國家，信用卡支付距今已大半個世紀，支票的歷史則長達幾百年。世界上最早的信用卡並非由銀行發行，而是起源於美國的一些百貨商店、飲食店等——為招徠顧客推銷商品，它們發給顧客一種類似金屬徽章的信用籌碼，允許顧客購貨賒銷。1952年，美國加州富蘭克林國民銀行發行了首張銀行信用卡。而最早的支票，則早在1659年就開始在北美使用。直至今天，信用卡和支票，仍然是歐美支付的主要形式。

由數位中國人民銀行官員參與合著的《支付革命：互聯網時代的第三方支付》一書認為，移動支付革命能在中國發生的原因有兩點：

首先，相對於歐美國家，中國人更愛用現金。2006年，中國流通中的現金占GDP比例約為13%，而美國為6.4%，英國3.5%。歐美銀行發展了幾百年，票據支付已成為國民難以逆轉的支付習慣。而在中國，1985年中國銀行珠海支行才發行了第一張信用卡。

其次，由於信用體系不健全，依托於信用的支付難以在中國快速發展。近期高盛發布的一份報告顯示，中國人平均有3.6張借記卡，但只有1/3的人擁有信用卡。

這種失衡的局面為移動支付的成長創造了土壤，因為消費者沒有固化的信用卡、支票支付習慣，使得中國人能更快適應移動支付。

移動支付的出現，使得中國一步跨越了西方幾十年。

《支付革命》一書寫道，“在銀行卡領域，中國落後歐美20年；在芯片卡時代，中國落後5年；而在互聯網支付領域，中國的差距僅有一年甚至更短”。這本書出版於2014年，實際上業界公認目前中國的移動發展水平已經在浪潮之巔。

在移動支付時代，信用體系正在快速建立起來，資金流動都會留下可追蹤的痕跡。如今騰訊與阿里巴巴都已建立起企業的個人信用體系，並基於大數據推出相應的信用貸款服務。

除了用戶習慣，技術手段的進步則是移動支付在中國起飛的另一時代機遇。

從技術的角度，中國的第三方支付可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以POS機物理網絡為依托，其網絡樞紐是銀聯這一清算平臺；第二階段是以電腦的物理網絡為依托，以支付寶等網上支付工具為代表；第三階段是以智能手機終端和3G/4G高速移動通信網絡為依托的移動支付，以支付寶、微信支付為代表。

中國的數字化支付的起點，要追溯到二十多年前的“金卡工程”和15年前中國銀聯的成立。改革開放之初，四大國有銀行相繼恢複或成立，但發展到2000年，分散在全國18個城市的銀行卡中心各自獨立運作、互不連通，銀行卡的全國受理網絡難以形成。而早在20世紀七八十年代，歐美發達國家就已經實現了信用卡的跨國使用。

1993年，國務院啟動以發展電子貨幣為目的的金卡工程。2002年3月，中國銀聯成立，意在實現銀行卡全國範圍內聯網通用，也使得異地跨行的網上支付成為可能，中國真正的清算體系建立起來。銀聯立項僅兩年，跨行交易成功率由成立前的不到50%提到90%以上。

彼時，在多銀行接口難以互聯外，另一個難題是金融網絡與互聯網的接口承接，因為系統繁瑣、成本高，銀行沒有動力去做。這時，市場上湧現了第一批第三方支付機構。它們往往曾是IT企業，因為給銀行開發信息系統，發現了電子商務這一支付痛點。

它們提供的是網關模式，即以中介形式連接商家和銀行，幫助商家和消費者在網絡交易支付過程中跳轉到各家銀行的網銀接口。

這一時期，第三方支付只是商戶到銀行的通道，是銀行的附屬角色。

但很快，隨著互聯網特別是智能手機的流行，支付的逆襲之火悄悄燎原。

第三方支付逆襲

在看似壁壘森嚴的銀行業面前，第三方支付從夾縫中生長出來，先以水滴石穿、後以摧枯拉朽的態勢，震撼了整個行業。

中國第三方支付真正實現飛躍，是從網關模式，升級為賬戶模式。

所謂賬戶模式，是指大量互聯網支付通過商戶和消費者註冊的第三方支付平臺的個人賬戶來完成。

在這種模式下，第三方支付機構真正作為一個平臺，處於交易流程中資金和信息的重要停留節點，基於這些資金流和信息流，它們可以做更多的增值服務，包括今天中國消費者所享受的繳費、轉賬、還款、授信、保理、理財、咨詢等。

從此，第三方支付機構從一個通道，變成了一個入口。而互聯網時代的秘訣就是“入口為王”，鎖定了客戶，就鎖定了生產、流通和消費。

賬戶模式的始作俑者，就是如今的行業巨頭支付寶。

為了解決網購交易中的誠信問題，給買賣雙方提供擔保交易服務，淘寶網於2003年10月推出了支付寶。接著，支付寶創造性地在網購流程中引入了虛擬賬戶，在這個賬戶里，你可以資金擔保，也可以收付款、充值、轉賬。

支付寶的虛擬賬戶實現了與大多數銀行渠道的互通，比如2010年12月，支付寶和中國銀行聯合推出信用卡快捷支付，支付寶賬號綁定銀行卡後，可以支付和還款，無需再通過網銀。這樣，支付過程就繞過了銀聯這一清算平臺。

支付寶不斷擴展虛擬賬戶的功能，2013年6月，它推出余額寶，將貨幣基金內置在其中，成為了中國互聯網理財的啟蒙產品。直到現在，這個虛擬賬戶依然還在不斷開發出新功能。

正是在這家互聯網金融新貴崛起的過程中，中國數字貨幣的發展趟出了第二條路：交易商的電子化，在電子商務中派生出的數碼記賬系統，比如預付卡、儲值卡和互聯網中的虛擬賬戶等。

在此之前的長久時間里，數字貨幣的主要路徑是銀行的電子化，即把紙面票據轉化為數碼記賬，比如磁條卡、IC卡和網上銀行。

在第一條路中，銀行是唯一的主角；第二條路則是第三方支付的逆襲，它使得銀行從前臺退到後臺，成為可缺席的支付媒介。

第二條路徑也正是當下正在中國發生的“支付革命”。

2008年－2010年，中國第三方支付異軍突起，交易額連續3年增長率超過100%。互聯網支付業務從2006年的485億元增加到2012年的6.89萬億元，增加了22倍。

在看似壁壘森嚴的銀行業面前，第三方支付從夾縫中生長出來，先以水滴石穿、後以摧枯拉朽的態勢，震撼了整個行業。

起初，商業銀行並沒有把支付業務看在眼里。商業銀行的營利以存貸業務為主，支付業務的利潤可以忽略不計，2012年全國14家商業銀行的支付服務收入僅占總收入的5%。

然而第三方支付就從這一金融的基礎服務做起，建立賬戶模式後開始向上層服務蔓延，使商業銀行處於被逆襲的局面。而阿里巴巴董事長馬雲的一句話也已經成為現實，“銀行不改變，我們就來改變銀行”。

不過，第三方支付狂飆突進的背後，也出現了部分第三方支付企業挪用備付金，不法分子通過第三方支付通道進行洗錢、套現等現象。

2009年4月，監管開始介入，對從事支付清算業務的非金融機構進行登記。2010年下半年，中國人民銀行頒布了《非金融機構支付服務管理辦法》及其細則。接著，發放第三方支付的牌照，2011年5月26日，支付寶獲得了國內第一張支付牌照。

《支付革命》一書中說，互聯網市場創新永遠走在監管前面，監管機構經常面臨“不知道什麽時候又冒出來了新東西”的情況。

技術功臣二維碼

隨著智能手機和4G、Wi-Fi網絡的發展，移動支付又成為了第三方支付行業新的顛覆者。

2012年以後，隨著智能手機和4G、Wi-Fi網絡的發展，移動支付又成為了第三方支付行業新的顛覆者。

快捷支付有兩個必要條件——標準的信息終端和輸入輸出設備。而支付更便捷，就需要輸入輸出設備可隨身攜帶，手機天然具備這一特點，黏在了消費者手上。

一般來說，第三方支付機構進軍移動支付的方式，是身份綁定與App開發，但是微信的出現，打破了這個剛建立不久的路徑，建立了微信通道。

2011年1月21日微信上線，2013年8月，在擁有4億用戶的基礎上，微信支付上線。次年春節，微信紅包面世。2015年，微信開始布局線下支付，迅速與支付寶齊頭並進，成為移動支付市場的雙寡頭。

最新的數據顯示，支付寶和財付通（包括微信支付和QQ錢包）在國內第三方移動支付的市場份額分別為53.7%和39.51%，合計占93%的市場。

《紐約時報》的報道認為，騰訊和螞蟻金服（支付寶運營方）已經坐在了“金礦的頂端”：這兩家企業可以通過微信支付和支付寶轉賬獲利，也可以向使用這一平臺的企業收錢，同時也獲取了大量的支付數據。最新的數據顯示，2018年螞蟻金服和騰訊在每日全球交易量上，將超越Visa等信用卡企業。

除了黏住消費者的手機，微信和支付寶如此迅速地攻城略地，背後的另一個關鍵的技術功臣是二維碼——掃一掃這個小方塊，線上世界與眼前的商家瞬間連接，買賣雙方才能真正牽扯進一樁交易之中。

二維條形碼最早發明於日本，它在代碼編制上巧妙地利用構成電腦內部邏輯基礎的“0”、“1”比特流的概念，使用若幹個與二進制相對應的幾何形體來表示文字數值信息。通過圖像輸入，“掃一掃”，即可實現信息的自動處理。

二維碼在移動商務方面的應用起步於2005年初的日韓市場，但因為手機智能化程度不高、推進力度有限、用戶接受度低等原因，幾年後歸於沈寂。而在歐美，二維碼支付從未落地。

相較於傳統的第三方支付終端POS機，二維碼技術的最大優勢是成本極低——商家只需要把一張打印有二維碼的白紙貼在墻上，即可收付款。而一臺POS機設備的售價則高達1000元左右。

2011年7月，支付寶在國內首推二維碼支付。從前的線下支付以銀行卡為主的格局被改變，二維碼迅速占領市場。2014年，因為對安全性的顧慮，央行下發緊急文件叫停。

但支付巨頭們沒有放棄這一技術，不斷對二維碼的技術模式和安全性進行改進。當年12月12日，支付寶高調宣布全國近100個品牌、2萬家門店推廣掃碼優惠，二維碼卷土重來。微信也緊隨其後，推出二維碼支付。

2016年8月，支付清算協會下發了《條碼支付業務規範》(征求意見稿)，至此，央行終於認可了二維碼支付。當年12月，此前觀望而未涉足二維碼支付的中國銀聯，也正式發布了銀聯二維碼支付標準。

重回“四方模式”

網聯來了，它相當於第三方支付領域的“銀聯”，意味著以後支付機構不能再單獨接入銀行。

傳統的第三方支付遵循的是“四方模式”，即發卡機構（如銀行）、收單機構、商戶和卡組織（如銀聯）四方參與，顧客通過手機支付時，仍然刷的是銀行卡，背後的清算方式與銀行卡交易相同，也要通過銀聯這樣的清算平臺。

但支付寶和微信後來開創的直接連通銀行和商戶的“三方模式”，繞過了銀聯，顛覆了“四方模式”。比如用戶通過支付寶賬戶向他人的支付寶賬戶轉賬，支付寶只需通過它自己在不同銀行的賬戶之間劃轉資金，即可完成這個過程。

這樣一來，交易信息無法通過跨行資金清算平臺被監管方直接采集，監管機構也難以在第一時間發現洗錢、套現等非法行為。

關於“三方模式”是怎麽形成的，一位淘寶前員工曾感慨說出現之初他們很不為金融機構“待見”，被迫想出了這樣的辦法。而一位曾在銀聯體系工作的員工向南方周末記者透露，微信支付和支付寶從前不願接入銀聯受制於人。因為它們吸納的資金體量大，商業銀行都會希望它們前去開設賬戶，為此不惜給出許多優惠條件，其中就包括對支付的限制少。

蘇寧金融研究院互聯網金融中心主任薛洪言也對南方周末記者分析，最早，第三方支付機構跟銀聯有過合作和溝通，“但這會讓銀聯切走一塊利潤分成”。後來在市場競爭中，有的第三方支付企業就做了一些“模式創新”，之後整個行業效仿，“三方模式”逐漸成為標配。“這一過程中可能是銀聯阻止不力，沒有及時叫停，但也可能是它沒有力量去叫停，形成這樣一個現狀。”薛洪言說。

中國政法大學金融創新與互聯網金融法治研究中心副秘書長趙鷂對南方周末記者說，三方直連模式這種做法只有中國才有，在國外是非法的，因為第三方支付機構並沒有支付清算的許可，卻在從事跨行清算的業務。它們能夠鉆空子，是因為我國沒有關於電子支付或清算支付的法律，“只有部門規章，沒法用法律去追究。”

“原來我們國家有259家第三方支付機構，網絡支付有一百多家，這一百多家都在跟銀行搞直連，就相當於一百多個小的清算機構，而且都脫離於監管，這在發達國家是不可思議的。”他說。

2017年8月4日，央行下發文件，要求各銀行和支付機構應於2017年10月15日前完成接入網聯平臺和業務遷移的相關準備工作。

網聯相當於第三方支付領域的“銀聯”，意味著以後支付機構不能再單獨接入銀行，一律先接入網聯，再由網聯接入銀行，從市場自發的“三方模式”再度回到“四方模式”。支付寶人士告訴南方周末記者，目前支付寶已接入網聯運營的非銀行支付機構網絡支付清算平臺。對用戶使用支付寶，包括支付和提現等功能暫時沒有影響，也沒有費用調整計劃。

多位采訪對象告訴南方周末記者，實際上央行成立網聯這件事已經籌劃了好幾年。

趙鷂說，2011年支付清算協會就說要搞一個網聯，但是由於當時的市場環境、技術條件等還不夠成熟和完善，所以處於研究的狀態。“這是包括支付機構、人民銀行、商業銀行等集體智慧的產物，也是我們國家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優勢，這個系統如果國外去做，無論是人力、物力、財力都是不可能的事，中國在這件事上其實已經跑在了前面。”他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