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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付革命”的中國路徑：逆襲、失控與新秩序

上海首家無人超市“繽果盒子”。（視覺中國/圖）

（本文首發於2017年8月24日《南方周末》,原標題為《逆襲、失控與新秩序 “支付革命”的中國路徑》）

編者按：正按新發展理念奮力轉型的中國，恰逢全球技術革命的浪潮，一個個由技術與資本共同支撐的中國夢，便有了落地的時代機遇，並且深刻改變著中國經濟社會的現實。

移動支付，是其中一個典型的後發制人的中國故事。幾個世紀前最早使用紙幣的中國人，現在又在全世界率先習慣刷手機付錢。而當第三方支付摧枯拉朽改寫行業格局，卻又脫離監管狂奔之時，大國力量果斷出手，將其重新拖進監管框架。這場革命並未結束，在新秩序下，市場新力量們正在對數據展開爭奪，並因此向傳統金融發起了更深層的挑戰。

人工智能，則隨著AlphaGo戰勝世界排名第一的職業選手柯潔，而在中國完成了一場全民科普。事實上，這已是一個技術競賽的重要領域。中國已經制定了要成為全球人工智能領域的領導者的計劃，並希望借此帶來實體經濟的整體升級。

傳統的中國制造業，也在這波技術革命中向價值鏈的高端艱難攀升。隨著流水線上的痛點被越來越多的發掘與解決，隨著機器與人工的成本不斷得到再平衡，制造業正在朝著“智”造蛻變。

連金融這樣一個過去極為封閉的領域，也不可避免的被新技術攪動著。智能投資顧問與人們日益親密起來、保險精算師們在擔心會被機器幹掉、麥肯錫更是預計未來2-3年里就會有30%的銀行員工被取代……整個市場面臨著前所未有的一場大變。

本期專題，特此聚焦於中國的這場互聯網+浪潮。

第三方支付機構從通道變成入口，在二維碼的助攻之下，從水滴石穿演變成摧枯拉朽之勢，震驚了整個行業。

傳統支付遵循的是“四方模式”，支付寶和微信後來開創的直接連通銀行和商戶的“三方模式”，繞過了銀聯，也繞過了監管。網聯的成立，使新支付再度回到“四方模式”。至此，中國支付業寫下了一個從逆襲到建立新秩序的中國故事。

“這是中國最近出現的無人超市，店內沒有工作人員，您想買什麽就通過手機掃碼開門、支付。”2017年8月15日下午，兩位來自歐洲的遊客路過位於廣州塔附近的“F5未來商店”時，隨行的翻譯向他們介紹說。由於手機未開通通道，他們無法進入超市，只好在門口觀察。

“難以置信。”他們驚訝地對翻譯說。

2017年下半年，已有多家類似的無人超市在杭州、上海、廣州等大城市悄然開業。消費者只需一部裝有支付寶或微信且開通銀行卡支付通道的智能手機，即可全程自行購物。南方周末記者在“F5未來商店”觀察到，在下午六點前後的十分鐘內，共有44人進入店內，10人完成購物，多為中青年人。

無人超市，是中國移動支付的一個標誌性符號。而移動支付，則是罕見的中國領先全球把歐美國家也甩在身後的領域。

其發展之快，已經引得多家外媒的關註：《紐約時報》在2017年7月17日發表的報道《在中國城市，現金正在迅速過時》中稱，“中國的主要城市幾乎所有人都在使用智能手機支付一切費用，中國已跨入了‘無現金時代’的行列”。而在三年前，中國人都還主要以現金支付完成交易。

中國人上一次在這個領域領先全球，則是數個世紀前率先使用紙幣。

隨著世界最早由政府發行的紙幣“交子”在四川的出現，這種更為便利的支付方式日漸流行。到了13世紀的元朝，紙幣首次替代硬幣在全國範圍內流通，這種由桑樹制成的紙鈔帶有官方的標誌和印章，是由執政當局印發的銀票，可以直接兌換成銀子。

馬可·波羅親眼目睹這套貨幣體系的運行後，他驚呆了，“皇帝的造幣廠已經掌握了完美的煉金秘訣。”

現在，越來越多的中國人又率先把紙鈔這個名詞扔進了故紙堆，他們迅速習慣了刷一刷手機花錢。

這也與正在宣稱要進入“無現金社會”的瑞典等北歐國家情況不同——北歐人依靠的主要是銀行卡，但中國人卻“跳過了”信用卡，直接從現金轉向了手機支付：上述《紐約時報》報道的數據顯示，2016年中國手機支付總額達到5.5萬億美元，是美國1120億手機支付市場的50倍。

為什麽短短幾年，中國就發生了如此大規模的“支付的革命”？

移動支付的中國基石

移動支付的出現，使得中國一步跨越了西方長時間的支票、信用卡支付階段。

這是一個典型的後發制人的中國故事。

據《無現金時代的經濟學》一書作者戴維·沃爾曼觀察，目前發展中國家正在發生的移動支付革命是一種“跨越式現象”。因為在發展中國家，大多數人沒什麽金融服務的經驗，這意味著人們沒有任何根深蒂固的支付習慣。

在歐美發達國家，信用卡支付距今已大半個世紀，支票的歷史則長達幾百年。世界上最早的信用卡並非由銀行發行，而是起源於美國的一些百貨商店、飲食店等——為招徠顧客推銷商品，它們發給顧客一種類似金屬徽章的信用籌碼，允許顧客購貨賒銷。1952年，美國加州富蘭克林國民銀行發行了首張銀行信用卡。而最早的支票，則早在1659年就開始在北美使用。直至今天，信用卡和支票，仍然是歐美支付的主要形式。

由數位中國人民銀行官員參與合著的《支付革命：互聯網時代的第三方支付》一書認為，移動支付革命能在中國發生的原因有兩點：

首先，相對於歐美國家，中國人更愛用現金。2006年，中國流通中的現金占GDP比例約為13%，而美國為6.4%，英國3.5%。歐美銀行發展了幾百年，票據支付已成為國民難以逆轉的支付習慣。而在中國，1985年中國銀行珠海支行才發行了第一張信用卡。

其次，由於信用體系不健全，依托於信用的支付難以在中國快速發展。近期高盛發布的一份報告顯示，中國人平均有3.6張借記卡，但只有1/3的人擁有信用卡。

這種失衡的局面為移動支付的成長創造了土壤，因為消費者沒有固化的信用卡、支票支付習慣，使得中國人能更快適應移動支付。

移動支付的出現，使得中國一步跨越了西方幾十年。

《支付革命》一書寫道，“在銀行卡領域，中國落後歐美20年；在芯片卡時代，中國落後5年；而在互聯網支付領域，中國的差距僅有一年甚至更短”。這本書出版於2014年，實際上業界公認目前中國的移動發展水平已經在浪潮之巔。

在移動支付時代，信用體系正在快速建立起來，資金流動都會留下可追蹤的痕跡。如今騰訊與阿里巴巴都已建立起企業的個人信用體系，並基於大數據推出相應的信用貸款服務。

除了用戶習慣，技術手段的進步則是移動支付在中國起飛的另一時代機遇。

從技術的角度，中國的第三方支付可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以POS機物理網絡為依托，其網絡樞紐是銀聯這一清算平臺；第二階段是以電腦的物理網絡為依托，以支付寶等網上支付工具為代表；第三階段是以智能手機終端和3G/4G高速移動通信網絡為依托的移動支付，以支付寶、微信支付為代表。

中國的數字化支付的起點，要追溯到二十多年前的“金卡工程”和15年前中國銀聯的成立。改革開放之初，四大國有銀行相繼恢複或成立，但發展到2000年，分散在全國18個城市的銀行卡中心各自獨立運作、互不連通，銀行卡的全國受理網絡難以形成。而早在20世紀七八十年代，歐美發達國家就已經實現了信用卡的跨國使用。

1993年，國務院啟動以發展電子貨幣為目的的金卡工程。2002年3月，中國銀聯成立，意在實現銀行卡全國範圍內聯網通用，也使得異地跨行的網上支付成為可能，中國真正的清算體系建立起來。銀聯立項僅兩年，跨行交易成功率由成立前的不到50%提到90%以上。

彼時，在多銀行接口難以互聯外，另一個難題是金融網絡與互聯網的接口承接，因為系統繁瑣、成本高，銀行沒有動力去做。這時，市場上湧現了第一批第三方支付機構。它們往往曾是IT企業，因為給銀行開發信息系統，發現了電子商務這一支付痛點。

它們提供的是網關模式，即以中介形式連接商家和銀行，幫助商家和消費者在網絡交易支付過程中跳轉到各家銀行的網銀接口。

這一時期，第三方支付只是商戶到銀行的通道，是銀行的附屬角色。

但很快，隨著互聯網特別是智能手機的流行，支付的逆襲之火悄悄燎原。

第三方支付逆襲

在看似壁壘森嚴的銀行業面前，第三方支付從夾縫中生長出來，先以水滴石穿、後以摧枯拉朽的態勢，震撼了整個行業。

中國第三方支付真正實現飛躍，是從網關模式，升級為賬戶模式。

所謂賬戶模式，是指大量互聯網支付通過商戶和消費者註冊的第三方支付平臺的個人賬戶來完成。

在這種模式下，第三方支付機構真正作為一個平臺，處於交易流程中資金和信息的重要停留節點，基於這些資金流和信息流，它們可以做更多的增值服務，包括今天中國消費者所享受的繳費、轉賬、還款、授信、保理、理財、咨詢等。

從此，第三方支付機構從一個通道，變成了一個入口。而互聯網時代的秘訣就是“入口為王”，鎖定了客戶，就鎖定了生產、流通和消費。

賬戶模式的始作俑者，就是如今的行業巨頭支付寶。

為了解決網購交易中的誠信問題，給買賣雙方提供擔保交易服務，淘寶網於2003年10月推出了支付寶。接著，支付寶創造性地在網購流程中引入了虛擬賬戶，在這個賬戶里，你可以資金擔保，也可以收付款、充值、轉賬。

支付寶的虛擬賬戶實現了與大多數銀行渠道的互通，比如2010年12月，支付寶和中國銀行聯合推出信用卡快捷支付，支付寶賬號綁定銀行卡後，可以支付和還款，無需再通過網銀。這樣，支付過程就繞過了銀聯這一清算平臺。

支付寶不斷擴展虛擬賬戶的功能，2013年6月，它推出余額寶，將貨幣基金內置在其中，成為了中國互聯網理財的啟蒙產品。直到現在，這個虛擬賬戶依然還在不斷開發出新功能。

正是在這家互聯網金融新貴崛起的過程中，中國數字貨幣的發展趟出了第二條路：交易商的電子化，在電子商務中派生出的數碼記賬系統，比如預付卡、儲值卡和互聯網中的虛擬賬戶等。

在此之前的長久時間里，數字貨幣的主要路徑是銀行的電子化，即把紙面票據轉化為數碼記賬，比如磁條卡、IC卡和網上銀行。

在第一條路中，銀行是唯一的主角；第二條路則是第三方支付的逆襲，它使得銀行從前臺退到後臺，成為可缺席的支付媒介。

第二條路徑也正是當下正在中國發生的“支付革命”。

2008年－2010年，中國第三方支付異軍突起，交易額連續3年增長率超過100%。互聯網支付業務從2006年的485億元增加到2012年的6.89萬億元，增加了22倍。

在看似壁壘森嚴的銀行業面前，第三方支付從夾縫中生長出來，先以水滴石穿、後以摧枯拉朽的態勢，震撼了整個行業。

起初，商業銀行並沒有把支付業務看在眼里。商業銀行的營利以存貸業務為主，支付業務的利潤可以忽略不計，2012年全國14家商業銀行的支付服務收入僅占總收入的5%。

然而第三方支付就從這一金融的基礎服務做起，建立賬戶模式後開始向上層服務蔓延，使商業銀行處於被逆襲的局面。而阿里巴巴董事長馬雲的一句話也已經成為現實，“銀行不改變，我們就來改變銀行”。

不過，第三方支付狂飆突進的背後，也出現了部分第三方支付企業挪用備付金，不法分子通過第三方支付通道進行洗錢、套現等現象。

2009年4月，監管開始介入，對從事支付清算業務的非金融機構進行登記。2010年下半年，中國人民銀行頒布了《非金融機構支付服務管理辦法》及其細則。接著，發放第三方支付的牌照，2011年5月26日，支付寶獲得了國內第一張支付牌照。

《支付革命》一書中說，互聯網市場創新永遠走在監管前面，監管機構經常面臨“不知道什麽時候又冒出來了新東西”的情況。

技術功臣二維碼

隨著智能手機和4G、Wi-Fi網絡的發展，移動支付又成為了第三方支付行業新的顛覆者。

2012年以後，隨著智能手機和4G、Wi-Fi網絡的發展，移動支付又成為了第三方支付行業新的顛覆者。

快捷支付有兩個必要條件——標準的信息終端和輸入輸出設備。而支付更便捷，就需要輸入輸出設備可隨身攜帶，手機天然具備這一特點，黏在了消費者手上。

一般來說，第三方支付機構進軍移動支付的方式，是身份綁定與App開發，但是微信的出現，打破了這個剛建立不久的路徑，建立了微信通道。

2011年1月21日微信上線，2013年8月，在擁有4億用戶的基礎上，微信支付上線。次年春節，微信紅包面世。2015年，微信開始布局線下支付，迅速與支付寶齊頭並進，成為移動支付市場的雙寡頭。

最新的數據顯示，支付寶和財付通（包括微信支付和QQ錢包）在國內第三方移動支付的市場份額分別為53.7%和39.51%，合計占93%的市場。

《紐約時報》的報道認為，騰訊和螞蟻金服（支付寶運營方）已經坐在了“金礦的頂端”：這兩家企業可以通過微信支付和支付寶轉賬獲利，也可以向使用這一平臺的企業收錢，同時也獲取了大量的支付數據。最新的數據顯示，2018年螞蟻金服和騰訊在每日全球交易量上，將超越Visa等信用卡企業。

除了黏住消費者的手機，微信和支付寶如此迅速地攻城略地，背後的另一個關鍵的技術功臣是二維碼——掃一掃這個小方塊，線上世界與眼前的商家瞬間連接，買賣雙方才能真正牽扯進一樁交易之中。

二維條形碼最早發明於日本，它在代碼編制上巧妙地利用構成電腦內部邏輯基礎的“0”、“1”比特流的概念，使用若幹個與二進制相對應的幾何形體來表示文字數值信息。通過圖像輸入，“掃一掃”，即可實現信息的自動處理。

二維碼在移動商務方面的應用起步於2005年初的日韓市場，但因為手機智能化程度不高、推進力度有限、用戶接受度低等原因，幾年後歸於沈寂。而在歐美，二維碼支付從未落地。

相較於傳統的第三方支付終端POS機，二維碼技術的最大優勢是成本極低——商家只需要把一張打印有二維碼的白紙貼在墻上，即可收付款。而一臺POS機設備的售價則高達1000元左右。

2011年7月，支付寶在國內首推二維碼支付。從前的線下支付以銀行卡為主的格局被改變，二維碼迅速占領市場。2014年，因為對安全性的顧慮，央行下發緊急文件叫停。

但支付巨頭們沒有放棄這一技術，不斷對二維碼的技術模式和安全性進行改進。當年12月12日，支付寶高調宣布全國近100個品牌、2萬家門店推廣掃碼優惠，二維碼卷土重來。微信也緊隨其後，推出二維碼支付。

2016年8月，支付清算協會下發了《條碼支付業務規範》(征求意見稿)，至此，央行終於認可了二維碼支付。當年12月，此前觀望而未涉足二維碼支付的中國銀聯，也正式發布了銀聯二維碼支付標準。

重回“四方模式”

網聯來了，它相當於第三方支付領域的“銀聯”，意味著以後支付機構不能再單獨接入銀行。

傳統的第三方支付遵循的是“四方模式”，即發卡機構（如銀行）、收單機構、商戶和卡組織（如銀聯）四方參與，顧客通過手機支付時，仍然刷的是銀行卡，背後的清算方式與銀行卡交易相同，也要通過銀聯這樣的清算平臺。

但支付寶和微信後來開創的直接連通銀行和商戶的“三方模式”，繞過了銀聯，顛覆了“四方模式”。比如用戶通過支付寶賬戶向他人的支付寶賬戶轉賬，支付寶只需通過它自己在不同銀行的賬戶之間劃轉資金，即可完成這個過程。

這樣一來，交易信息無法通過跨行資金清算平臺被監管方直接采集，監管機構也難以在第一時間發現洗錢、套現等非法行為。

關於“三方模式”是怎麽形成的，一位淘寶前員工曾感慨說出現之初他們很不為金融機構“待見”，被迫想出了這樣的辦法。而一位曾在銀聯體系工作的員工向南方周末記者透露，微信支付和支付寶從前不願接入銀聯受制於人。因為它們吸納的資金體量大，商業銀行都會希望它們前去開設賬戶，為此不惜給出許多優惠條件，其中就包括對支付的限制少。

蘇寧金融研究院互聯網金融中心主任薛洪言也對南方周末記者分析，最早，第三方支付機構跟銀聯有過合作和溝通，“但這會讓銀聯切走一塊利潤分成”。後來在市場競爭中，有的第三方支付企業就做了一些“模式創新”，之後整個行業效仿，“三方模式”逐漸成為標配。“這一過程中可能是銀聯阻止不力，沒有及時叫停，但也可能是它沒有力量去叫停，形成這樣一個現狀。”薛洪言說。

中國政法大學金融創新與互聯網金融法治研究中心副秘書長趙鷂對南方周末記者說，三方直連模式這種做法只有中國才有，在國外是非法的，因為第三方支付機構並沒有支付清算的許可，卻在從事跨行清算的業務。它們能夠鉆空子，是因為我國沒有關於電子支付或清算支付的法律，“只有部門規章，沒法用法律去追究。”

“原來我們國家有259家第三方支付機構，網絡支付有一百多家，這一百多家都在跟銀行搞直連，就相當於一百多個小的清算機構，而且都脫離於監管，這在發達國家是不可思議的。”他說。

2017年8月4日，央行下發文件，要求各銀行和支付機構應於2017年10月15日前完成接入網聯平臺和業務遷移的相關準備工作。

網聯相當於第三方支付領域的“銀聯”，意味著以後支付機構不能再單獨接入銀行，一律先接入網聯，再由網聯接入銀行，從市場自發的“三方模式”再度回到“四方模式”。支付寶人士告訴南方周末記者，目前支付寶已接入網聯運營的非銀行支付機構網絡支付清算平臺。對用戶使用支付寶，包括支付和提現等功能暫時沒有影響，也沒有費用調整計劃。

多位采訪對象告訴南方周末記者，實際上央行成立網聯這件事已經籌劃了好幾年。

趙鷂說，2011年支付清算協會就說要搞一個網聯，但是由於當時的市場環境、技術條件等還不夠成熟和完善，所以處於研究的狀態。“這是包括支付機構、人民銀行、商業銀行等集體智慧的產物，也是我們國家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優勢，這個系統如果國外去做，無論是人力、物力、財力都是不可能的事，中國在這件事上其實已經跑在了前面。”他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