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魯先平：一個新藥的14 年

魯先平

14年過去了。

和同期回國做藥的人相比，魯先平是為數不多熬下來的人之一，並迎來了第一個藥—西達本胺的誕生。在業內人士眼中，這個藥比前幾年被衛生部前部長陳竺譽為“兩彈一星”的抗癌藥凱美納更具創新價值。

但和同期回國做CRO的人相比，魯還沒有取得商業上的成功，公司既未上市也未盈利；和新加入的做藥的人相比，魯的創新性不再獨樹一幟，現在創新藥公司如雨後春筍。與魯所經歷的蠻荒時代不同，這批做藥的人擁有更好的融資環境、更完善的產業鏈，已經無須再重走魯探索過的小徑。

“這麽多年看著他走過來，並且非常成功地把產品開發出來，確實印證了創業第一得有創業激情，第二得耐得住寂寞，第三得經得住打擊。先平在這中間體驗了很多的酸甜苦辣。”魯的朋友陳力對《創業家》說。2011年，陳力加入了創業者的行列，他創辦的華領醫藥被視為新一代中國新藥研發公司的代表，支持者正是CRO行業的成功者李革。

如果留在美國，魯的藥也許可以更早出來。在中國，它生在一個資本環境惡劣的時代，公司一度瀕臨清算；14年的時間里，有4年多是在藥審中心等待。他的好友李革曾多次提醒他“在中國的大環境不適合研發新藥”。

起死回生

西達本胺首次向藥監局遞交申請是2005年。這一年，是魯先平最艱難的日子。4年之前融來的600萬美元—當時中國生物醫藥產業最大的一筆融資—就要花光，有股東提出剩點兒總比什麽都不剩要強，董事會開始討論清算。

魯理解股東的舉動。在美國成功創過一次業後，他2000年回國。當時盛傳中國的“納斯達克”將開，融資之時各方已計劃好將來的退出。魯先平提前算好了賬：做藥三年一個坎，這600萬美金可以完成臨床前，屆時再融第二筆錢。回國創業之初，他還有個更樂觀的打算，將研發放在美國，希望美國風投參與，臨床及生產放在中國，但美國的投資人那時對中國的生物醫藥創新並不感興趣。“我們不能有美國的這一攤了，就將研發全部放於中國。”魯說。

中國的“納斯達克”夢也跟著破滅。“創業板沒開，影響很大，後面融資很難。”魯又將希望寄托在產業基金門下，找到國內多家藥廠談合作。“基本上你能想得出來的我都見過，都不成功。”

“那時候中國的醫藥界，由於我們的藥品管理法對新藥的定義沒有改變，企業的創新價值得不到體現，大家在價值上談不攏。如果當年價值能實現，有可能我也去創建其他的企業了。但歷史是不可重複了。”魯先平說。對創新藥價值的認可，在中國只是近幾年的事。和魯沒能談攏的一些公司幾年後也花巨資自建研發，但取得成果者寥寥。

所以，盡管魯先平和團隊的科研工作得到投資人的認可，但無法退出又不知何日有回報的投資人不願意再掏錢。找不到解決方案，公司只有關門。“作為創始人，你只有調整商業模式，讓投資者看到一些希望，讓資本市場看到一些希望，然後吸引新的投入。”

“李革說中國的大環境不適合做創新藥，對我來說是一個提醒。他很敏銳，發現中國的各項政策並不支持創新，所以後來我們做了一些商業模式調整，比如專利授權，為跨國企業服務。”

2006年，魯先平將一款候選藥物的海外權益授權給了一家美國公司。此舉不僅為這家瀕死的公司帶來了活下去的錢，還提升了公司的名氣和受關註度—中國醫藥史上首次將新藥的發明專利授權給美國公司使用。對這個“賣兒養女”的交易，魯先平一直很心痛。“融資好了不會在那麽早的階段進行專利授權。因為早期在研產品過大的風險本身會使得授權的收益低。而作為歷史上第一次，你完全處於最劣勢的地位。本來我們的收益會更大。”但據知情人透露，這一交易的買家是當時的唯一買家，由於該公司本身並不具備實力，這個藥物在海外向前推進的速度遠遠不如人意。“你要在歷史上第一個吃螃蟹，沒辦法。如果錯的話，只能說選擇在中國創業是錯的，因為中國的政策、資本環境是這樣的。”魯先平說。

同年，微芯與跨國大藥廠羅氏公司開展了合作。這一合作歷時五年，不僅為微芯帶來每年幾百萬元的收入，也給了微芯的能力一個很好的背書。2007年，微芯完成了第二輪融資，魯先平暫時安全了。

截至目前，仍未實現盈利的微芯經歷了五輪以上融資，股東多達二十多家。“2006年之前，都是我主動找投資人。”魯說，“無論是風投基金，還是產業基金，根本不行，那幾年確實非常不容易。2007年後都是投資人主動找到微芯。”

幾輪融資中，第一輪和第二輪的一些投資者已經得到了很好的回報，原先持股不多的創始人及管理團隊股權越來越多，成了最大股東。

坎坷的融資經歷讓魯感嘆中國的很多政策實為阻礙創新而設置。“當時中國的法律導致了這種情況，我們的投資者也知道這一點。”

“我們能夠生存下來，是在漫長的時間里，讓別人了解你、認可你，建立這麽一個信任。但是很多人可能看不到或不相信這個過程而過早放棄了，或者出於自身的原因無法建立這麽一個過程。”從第二輪起的投資人，幾乎都是認識魯先平和團隊在先，經歷過一段時間的磨合，走到一起的。

微芯生物項目進展圖

與藥監局一同成長

如果當時落戶北京或上海，魯先平會得到更多政府支持。但魯卻帶著錢、技術和團隊來到了學術和高校資源都不豐富的深圳。

“當時我們認可的是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魯回國的時候，中國出名的藥企是三九、太太、海王等公司，大多在深圳。“這樣的產品都可以賣出上億元，真正滿足臨床需要、救死扶傷的藥，不是能做得更好嗎？”對於技術，魯先平有足夠的信心，“我們從美國回來，覺得我們的技術和想法是在國際前沿的，超越了中國水平。”

“其實微芯是有機會拿到更多資助的。”魯對《創業家》說，“如果我們願意去配合一些東西，可以去誇大一些東西。但是我們不要這些錢。我們不希望跟某些東西關聯太深。”和魯同城的一些公司曾在中國新藥史上引發過很多爭議，行政幹涉導致了某些藥物的早產，最終造成了悲劇。“做原創藥，科學的真實性是我們大廈的基石，如果基石動搖了，那後面上億的投資，上十年的時間，一個人的一輩子都要為這個錯誤負責。如果作假，你回來創業是為了什麽呢？那還不如在美國退休。我從來不會請哪位專家照顧我的項目。科學作假是最無恥的，我個人非常反對。”

魯並不拒絕來自政府的支持。“我們希望成為政治家的政績之一，比如微芯的項目都是國家863和重大專項立項的，但要依靠自己的專業能力。我需要得到政府的支持，但是要通過正當的途徑，只不過拿的錢少一點。”2006年，微芯項目入選863計劃，獲得了400萬元的資金支持。“十一五”起，政府加大了對創新藥的扶持。之前，微芯的糖尿病項目也獲得了“十五”國家重大專項支持，但那個時候的支持力度是幾十萬元。

更早之前，微芯也曾中標廣東科技局的項目，得到共600萬元的支持。“那個年代200萬、 400萬的支持是非常大了，相當於今天的1000萬、2000萬。”魯說。在爭取那600多萬元的支持時，魯也發現了中國的專利查新體制是落後的，政府的那套機制根本趕不上他們這些市場化的公司。

微芯擁有國資背景，多年以後，魯先平才深刻理解了“國資”意味著什麽。盡管這已是一家孫子輩的國資公司，但很多手續耗時漫長，程序煩瑣，某些程序甚至要用一年時間。“所以我為什麽感慨，中國所有的政策都是阻礙創新的。”

2005年，西達本胺向藥監局提交申請時，因為鄭筱萸案發，藥監局很多工作都陷入停滯。 “即便在這個階段，我們這個針對腫瘤的創新藥，還是順利地走過了這段路，大概只等了11個月。因為沒有人再來質疑我們的真假，所以我們的運氣非常好。”

這得益於2004年魯先平第一次與藥監局打交道時給各方留下的深刻印象。2004年，魯第一次向藥監局申報材料，那是一個糖尿病藥物，魯按照FDA的要求，準備了很多細節材料，堆起來近一人高，送到廣東省藥監局。藥監局從未受理過這樣的申報材料，分管處長在驚訝之余決定親自陪同微芯的藥政事務人員去國家局提交申請。在這位處長的幫助下，國家藥監局花了近四小時完成了不涉及任何技術的格式審查，現場接受了申請，之後進入實審。

藥監部門對這個奇怪的陌生人表示出了很大重視。魯後來聽說，中國臨床藥學會開會時，很多專家曾被問是否知道深圳微芯。之後，藥審中心很快啟動審查。“讓我們去跟藥審專家開會，一起來討論。當時我們沒有要求，他們也沒有法律意義上的責任，但是他們主動幹了。這也就是主動咨詢和被動咨詢最早的雛形。”

那次審查給魯留下了深刻印象：“當時有不少內審專家，還有幾個外審專家。然後我們按照他們的要求，來介紹這個項目，大概講了半小時。講完後，最有意思的一環出現了，內審專家和外審專家提問，我們要把所有的問題集中聽完，記錄下來，然後再回答。問題大概問了40分鐘。一並回答完了後，我們的水平得到了認可。”與藥審中心的良性互動就此奠定，所以在鄭筱萸案的非常時期，微芯的項目仍獲得了向前走的機會。

雖然如此，西達本胺在研發的12年間，仍有4年多是躺在藥審中心里。“如果在美國，這個藥可能更早出來。”魯說。在各種等待的日子，魯也不斷地跟藥監局溝通：“發明了這麽一種藥，任何一個國家都會很快批準的，所以我當時跟藥監局的領導說，病人在絕望地等，到底還要拖到哪一天？官員們也無可奈何：‘我們都在努力，中國的現實條件，無法一下改。’”4年等待的時間中，兩年是在等待新藥及生產獲批。

早在2005～2006年，魯先平就希望中國實行藥品上市許可持有人的制度，對於微芯這樣的研發型公司，不希望再自建生產設施。“最早是跟市局、省局溝通，省局說你跟國家局溝通，我們就給國家局寫信。後來吳楨副局長說：我們怎麽能開放你一家，後面的出了問題怎麽辦？”後來微芯只有自己建廠，而這又要花錢，幸虧得到了深圳市政府的支持。

這些年對於中國創新藥環境的批評，讓魯先平被媒體冠以“新藥鬥士”的稱號。“回（國）來之所以是先驅、鬥士，不就是從基層往上推，推得動嗎？我只有給領導寫信。”魯先平說。

在今年的兩會上，審批及藥品上市許可人制度等問題又為人大代表與藥監官員所熱議。吳楨副局長稱中國的藥物審評管理法規正在修改，藥監局在增添人手，爭取加快審評速度，用三年解決審評問題，此外藥品上市許可持有人制度也將有望試點。這位官員的口號是“吃好藥是我們這代人的責任”。

一代過去，一代又來

2014年12月，西達本胺獲批上市。這款抗癌藥的適應癥為複發及難治性外周T細胞淋巴瘤。在中國，這一疾病的患者並不多，這樣的疾病也尚無其他藥物可治療。該藥又稱“孤兒藥”。二期臨床後可以直接進入生產銷售，這個早上市的策略也在為後來者所學習。

“2006年後，進入臨床一期，我們看到相關指標，就覺得這個石頭落地了。之後就是想著產品將來怎麽盡快上市。考慮到股東回報、風險承受能力等因素，選擇了一個小的適應癥，風險較小，能夠早日上市，有利於公司未來的融資，以支撐更多的新藥研發。”2009年，微芯將這一策略跟國家藥審中心進行了充分的溝通，同年深圳市政府開始對微芯提供建設西達本胺生產設施的產業化支持。

“2010年時公司的走向已經清晰，我們的融資能力增強，加上863及國家重大專項項目的支持，我們做了企業發展方向的調整。”魯先平說。2010年，深圳微芯與羅氏的合作結束。“因為要求我們大量博士的時間進行研究合作，而這樣就會讓我們的新藥無法推進了。”那個時候，羅氏中國開始遭遇困境，跨國公司在調整中國策略。曾經幫助魯先平渡過難關的陳力也將很快離開羅氏，創辦新一代的新藥研發公司華領醫藥。

目前，微芯的產品線覆蓋腫瘤、代謝疾病、自身免疫、內分泌等幾個治療領域。西達本胺除了現有適應癥外，關於肺癌和乳腺癌的三期臨床試驗也在進行中。微芯最早提交的糖尿病藥項目，也已進入三期臨床。魯稱這是中國目前最大規模的註冊性的實驗，需要一千多位病人，其中五百位要服藥一年。

“實際上微芯證明，本土的（新藥）產業也可以具有原創能力。”魯說。不同於魯時代從頭做研發，新一代的創業者選擇從海外買項目拿到中國做。“這個商業模式其實跟中國市場有關，是一個很好的商業模式，可以盡快占領某一個有需求的市場。但（缺憾是）沒有獲得自主的原創能力。”

十幾年間，魯看到很多同行消失了。“中國的資本環境不支持。藥不同於其他產業，它的研發投入是所有產業中最高的，而且受制於特殊的法律監管。”

最初回中國創業時，魯希望幾年後就可以回到美國，後來變得遙遙無期。“我跟太太開玩笑，說你嫁給了一個自認為有獨特才能的人。”對這種才能的堅信使魯留在了中國。“我從來沒有懷疑過這種才能，不撞南墻不回頭。我用所有合法的方式來實現我的才能。正是這一點，促使我創建了微芯，而且堅持了下來。我覺得我有種智慧和能力做這個事，它是我生活的目標之一。我現在唯一想的是政策。其實當年在美國創業環境會更好，但在中國它帶來的歷史意義不一樣。我們這些人對中國醫藥行業的歷史性的貢獻，我覺得非常榮幸，特驕傲。”

魯先平說如果自己再高5公分，就可能是專業排球選手了。他從小一直在業余體校田徑隊，得過全國大學生排球比賽第三名，短跑、跳遠都是其強項。“我們打球的時候，哪怕輸得褲子快掉光了，還想再抓到機會贏個一兩分回來，不認輸。”魯知道陳力也是個運動員，但不知道李革也曾是運動員，小時候的目標就是當冠軍。

“我們是最早的，都按照各自所堅信的去做事情，某種意義上，我覺得每家都是成功的。”魯先平說。2006年，《自然》雜誌報道了微芯等幾家中國新藥公司的故事。在魯看來，跨國企業到中國建立研發中心，也離不開他們這批回國者的示範及推動作用。

比起魯創業的時代，現在的創業者擁有更好的機會。“現在的確跟十幾年前不一樣了，有這麽多平臺，有這麽多CRO，研發的產業鏈非常完善，融資能力包括融資機遇都在，這麽多人回來，團隊組建更容易，一切都變得很好了。回想十年前，當時中國沒有CRO，我們要跟學術單位合作，學術單位是比較欠缺的。那個時候是最艱難的，因為你要克服很多先天的障礙。”

版權聲明：本文作者葉靜，i黑馬原創。如需轉載請聯系微信號zzyyanan授權，未經授權，轉載必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