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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層面的“搜救演習”是如何演的?

時間：5月19日

地點：交通運輸部綜合應急指揮中心

演習單位：19個部委及其所屬力量;廣東現場參加演習的有廣東省海上搜救中心成員單位、香港海上搜救協調中心等42個單位。共有35艘船舶、4架飛機、1300余人。

演習總指揮：國家海上搜救部際聯席會議召集人、交通運輸部部長楊傳堂

事件：當日上午，一艘由珠海開往香港的高速客船“銀河星”輪與一艘L國籍危險化學品船“烏托邦”(UTOPIA)輪在廣東珠江口水域發生碰撞，碰撞造成高速客船船體破損進水，約有20人落水、多名旅客受傷，船舶有沈沒危險。

廣東省海上搜救中心報告，碰撞後，危險化學品船第一貨艙發生爆炸並引發火災，現場有刺激性氣體產生，人員出現不適反應，且險情存在進一步惡化的可能，將對事故現場附近陸島居民安全產生嚴重影響。

險情發生後，國家、省、市三級海上搜救中心立即啟動應急響應，按照海上突發事件“統一指揮，分級管理，屬地為主”的處置原則，組織力量開展救援。

第一財經記者從交通運輸部了解到，這場演習采用國家層面桌面演習與現場實戰演練相結合的方式，根據重特大海上突發事件應急處置實際，分別在北京、廣東和現場設置國家、省、市三級指揮機構，並通過視頻會商的方式實現國家、省、市(現場)整體聯動。

演習按照《國家海上搜救應急預案》和《海上突發事件應急響應程序》，模擬重特大海上突發事件應急處置全過程，包括響應啟動、指揮決策、現場處置、應急支援、媒體應對五部分。

為何選在珠江口?交通運輸部有關人士告訴第一財經記者，珠江口水域是珠江水系的主要出海口，區域內有廣州、深圳、珠海以及香港、澳門等多個大型港口和多條重要的航路，是我國船舶活動最密集的水域之一。

統計數據顯示，近年來每天航經珠江口水域的船舶約4000艘次，其中客船約700艘次。最近3年該水域發生險情約400起(含重特大事故23起)，占全國海(水)上險情的6.60%，遇險人員4900余人，占全國海(水)上遇險人員的9.42%。

從2014年起，廣東省深入開展了珠江口綜合治理行動，經過大力開展綜合治理，珠江口安全形勢明顯好轉。2015年，珠江口水域事故發生率與遇險人員死亡率分別下降21%和64%。

廣東省海上搜救中心介紹，2015年共接報各類海(水)上報警事件319起，海(水)上遇險人員3214人，協調組織派出參與救助船舶1538艘次，協調組織派出救助飛機57架次，救起3100人，搜救成功率為96.45%。2016年一季度共接報各類海(水)上報警事件88起，海(水)上遇險人員721人，獲救699人，搜救成功率96.9%;遇險船舶共83艘，獲救63艘，成功率75.9%。

而在“十二五”期間，廣東省海上搜救中心共接報各類海(水)上報警事件1750起，海(水)上遇險人員15319人，遇險船舶1943艘;協調組織派出救助船舶7662艘次，協調派出救援飛機311架次;與相鄰省(區)搜救合作777起;在各搜救成員單位的密切配合下，成功救起海(水)上遇險人員14801人，平均每年救起2960人，搜救成功率96.6%。

“應充分認識新形勢下海上搜救工作的特殊重要性，進一步發揮好國家海上搜救部際聯席會議制度的優勢，有效提高海上突發事件應急反應能力，為共建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和建設海洋強國等國家重大戰略當好先行官，為經濟社會發展和人民群眾安全便捷出行當好守護者”楊傳堂在演習結束後說。

據第一財經記者了解，國家層面參加演習的有交通運輸部、外交部、工業和信息化部、公安部等19個部委及其所屬力量;廣東現場參加演習的有廣東省海上搜救中心成員單位、香港海上搜救協調中心等42個單位。共有35艘船舶、4架飛機、1300余人參加演習。

交通運輸部介紹，此次演習實現了“四個首次”：首次實現國家海上搜救部際聯席會議全體成員單位直接參加演習，進一步磨合了部際聯動機制，增強了海上搜救部際協調、快速反應的應急處置能力首次實現用無腳本實戰模式開展現場演練，演習真實性、實戰性和針對性更強，全方位提升了重特大海上突發事件應急響應和處置能力;首次實現國家、省、市三級全方位聯動，展示了我國海上搜救應急體制機制的特色和優勢;首次實現香港空中救援單元直接轉運遇險人員至珠海，簡化了海上險情應急處置環節，提高了海上搜救效率。

博鰲亞洲論壇攜手絲綢之路國家論壇進入阿斯塔納

博鰲亞洲論壇將於2016年5月24日至26日，在哈薩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納，舉辦主題為“一帶一路對接歐亞經濟聯盟”的“博鰲亞洲論壇能源、資源與可持續發展會議暨絲綢之路國家論壇”。

該會由博鰲亞洲論壇和阿斯塔納經濟論壇共同主辦，並背靠今年的第9屆阿斯塔納經濟論壇(24日至27日)舉行。屆時，來自“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和歐亞經濟聯盟成員國的政府官員、企業家和學者將齊聚一堂，重點討論能源、資源與可持續發展、“一帶一路”與歐亞經濟聯盟兩大倡議以及如何對接、如何抓住合作機遇。

哈薩克斯坦第一副總理Bakhytzhan SAGINTAYEV、意大利前總理Romano PRODI、哈薩克斯坦前總理捷列先科、博鰲亞洲論壇副理事長、中國國務院原副總理曾培炎、新加坡國務部長KOH Poh Koon、塔吉克斯坦經發展部部長Nematullo HIKMATULLOZODA、拉脫維亞福利部長Uldis AUGULIS、愛沙尼亞財政部部長Sven SESTER、中國國家能源局副局長張玉清、哈薩克斯坦能源部副部長Aset MAGAUOV、中國中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李長進、哈薩克斯坦歐亞資源集團董事長 Alexander MACHKEVITH、中國華能集團公司副總經理張廷克、哈薩克斯坦國家石油天然氣公司 CEO Sauat MYNBAYEV、中國華信能源有限公司總經理臧建軍等約300位代表將出席會議。

除開幕式及最後的阿斯塔納全體大會外，會議議程還包括5個分論壇和1個圓桌會議，分別圍繞“一帶一路”對接歐亞經濟聯盟、全球能源新格局、亞歐產能合作新藍圖、亞歐基礎設施互聯互通、亞歐經貿合作以及中哈能源合作對話展開。

這是博鰲亞洲論壇首次在哈薩克斯坦舉辦會議，也是論壇能源、資源與可持續發展會議在海外舉行的第四屆會議。在哈舉辦能源、資源與可持續發展會議可望將能源、資源與可持續發展問題與絲綢之路沿線國家經濟發展相結合，現實意義重大。

博鰲亞洲論壇在哈薩克斯坦舉辦會議，旨在通過論壇平臺積極促進絲綢之路沿線的亞洲、歐洲國家之間在能源、資源與可持續發展領域加強合作，也希望在助推建立能源資源夥伴關系方面，發揮積極作用。

哈薩克斯坦是博鰲亞洲論壇的29個發起國之一。論壇在哈目前擁有3家會員。聯合國際基金會以及中央信貸銀行於2001年成為論壇發起會員，屬永久會員。2013年，“薩姆魯克-卡澤納”國家福利基金成為論壇3年期鉆石會員。

歐亞經濟聯盟是一個由白俄羅斯、哈薩克斯坦、俄羅斯、亞美尼亞、塔吉克斯坦、吉爾吉斯6個前蘇聯國家為加深經濟、政治合作與融入而計劃組建的一個超國家聯盟。歐亞經濟聯盟作為一個概念，是由哈薩克斯坦總統納紮爾巴耶夫於1994年在莫斯科大學演講期間提出的。2015年1月1日，歐亞經濟聯盟正式啟動，除塔吉克斯坦是候選成員國外，其他5國為正式成員。到2025年，該聯盟預計實現商品、服務、資金和勞動力的自由流動，終極目標是建立類似於歐盟的經濟聯盟，形成一個擁有1.7億人口的統一市場。

出口一臺核電相當於出口30萬輛汽車 央企擔當國家科技創新主力軍

19日，在中央企業科技創新宣傳月啟動儀式上，國資委規劃局副巡視員袁雷峰稱，2014年，央企研發投入達到3500億，占到全國總研發經費的四分之一。全國整體研發投入大概僅次於美國。

另外，全部央企2014年研發投入占主營業務收入的比重達到了1.41%

袁雷峰表示，黨的十八大作出了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的重大部署，大會也強調科技創新是提高社會生產力和綜合國力的戰略支撐，必須擺在國家發展全局的核心位置。近年來，中央企業研發能力不斷增強、創新成果不斷湧現，成為名副其實的國家科技創新的主力軍。

袁雷峰表示，從2011年到2014年，中央企業累計擁有有效專利和發明專利，每年增長的數量都超過30%。截至到2014年底，中央企業累計擁有的有效專利數達到了32.5萬項，擁有有效發明專利9.8萬項。

特別在重大科技成果中，袁雷峰以第三代核電舉例說，中國核工業集團和廣核集團兩家聯合自主研發的第三代核電，使我國成為繼美國、德國和俄羅斯之後又一個獨立掌握該項技術的國家。按照目前我們在國際上已經出口的核電機組來看，每一臺核電機組直接帶動的產值大概在300億人民幣左右，相當於30萬輛汽車的出口價值。如果進一步考慮到天然鈾、核燃料、運維、退役等全產業鏈的貢獻，單臺機組全壽期直接帶動約1000億元。

目前，中央企業國內研發機構大概2600家，境外機構達到60家。國家級的研發機構已經超過了700個。其中，國家級研發機構全國已經有90家，企業國家重點實驗室占到一半以上，另外，很多中央企業設立了企業研究院。中央企業的研發機構，特別是國家級研發機構，都占到全國的三分之一以上。

“十二五”期間，中央陸續出臺很多頂層設計的文件，從布局結構調整、資源配置角度去促進央企的創新。袁雷峰說，從國資委的職能和職責出發，主要從考核和分配的激勵角度來促進中央企業開展創新工作。

為進一步激發廣大技術和管理人員的積極性和創造性，促進國有科技型企業健康可持續發展，今年3月，財政部、科技部、國資委三部委聯合下發《國有科技型企業股權和分紅激勵暫行辦法》。

袁雷峰認為，這個文件對國有科技型企業中長期激勵做了非常細的安排，包括實施範圍進一步擴大，另外激勵的重點非常明確，不僅僅是對技術人員、對經營管理人員也有激勵。同時，激勵的力度逐漸擴大，分配的原則也在完善。根據科技型企業的規模確定不同檔次的激勵額度，激勵辦法做了非常明確的安排。這個辦法對中央、國有科技型企業以及國有控股沒有上市的企業工作人員有非常大的促進作用。

對於這次選擇在國家科技創新大會召開前夕啟動科技創新宣傳月，國資委宣傳局局長盧衛東表示，一方面是為了發揮中央企業的示範引領作用，調動企業廣大員工投身科技創新實踐的積極性、主動性，凝聚通過科技創新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促進中央企業提質增效、把企業做強做優做大的共識;另一方面是為國家科技創新大會的召開營造良好氛圍，激發企業廣大員工創新活力和創造潛能，強化企業在科技創新中主體地位的意識，為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貢獻力量。

據了解，宣傳月活動內容豐富，將舉辦10場“對話新國企”網絡訪談，7場“走進新國企”，組織開展中央企業科技創新骨幹進高校、“一線工程師”故事、“中央企業創新大講堂”、“中央企業科技創新成果研討會”等活動。

國家級的農信擔保公司來了 將形成150億資本金

19日，記者從財政部獲悉，由財政部會同農業部、銀監會組建的國家農業信貸擔保聯盟有限責任公司(下稱“公司”)日前成立，公司股東包括財政部和全國省級農業信貸擔保機構，擬分三年形成約150億元的資本金規模。

財政部稱，這標誌著我國在建立健全全國政策性農業信貸擔保體系方面邁出重要一步。

目前全國已有13家省級機構完成工商註冊，其余的省級機構預計於今年年底前完成機構組建工作。公司初始註冊資本金40多億元，其中，中央財政30億元，其余由黑龍江、河南、安徽、四川等11家首批參股的省級機構出資。

財政部表示，公司作為全國農業信貸擔保體系的國家層面政策性擔保機構，不以盈利為目的，在堅持自身信用和可持續發展基礎上，實行政策性主導、專業化管理、市場化運作。旨在統一擔保業務標準、強化系統風險控制、規範農業信貸擔保體系建設，更好發揮擔保的經濟助推器功能和財政資金的“四兩撥千斤”作用，將更多金融活水引入農業農村發展領域，推動糧食結構調整和農業適度規模經營，促進農業發展方式轉變。

國家農業信貸擔保聯盟有限責任公司相關負責人介紹，公司的職責和任務主要包括七個方面。

一是落實國家農業支持政策，制定再擔保業務標準，為省級機構提供業務指導和規範指引。

二是為所有省級機構提供再擔保服務，根據各省級機構的信用評級和風險控制水平，制定合理的代償風險分擔比例和再擔保費率。

三是研究開發農業信貸擔保產品和服務，擴大信貸支持農業的覆蓋面。

四是與銀行等金融機構開展總對總的戰略合作，建立適用於公司和省級機構的銀擔風險共擔機制。

五是建立風險補償和風險救助機制。

六是研發建立統一規劃、統一標準的全國農業信貸擔保業務數據信息系統，實行線上申報和管理，實現項目評審和風險控制等工作的信息化。

七是組織全國農業信貸擔保專業人才培養和人員培訓，指導省級機構建立一支紮根農村、熟悉農業、懂金融會管理的基層擔保員隊伍。

這位負責人還表示，建立由財政支持的農業信貸擔保體系，既是引導推動金融資本投入農業，解決農業“融資難”、“融資貴”問題的重要手段，也是新常態下創新財政支農方式，放大財政支農政策效應，提高財政支農資金使用效益的重要舉措，不僅有利於加快轉變農業發展方式，促進現代農業發展,而且對於穩增長、促改革、調結構、惠民生也具有積極意義。

2015年5月，經國務院批準，財政部、農業部聯合印發了《關於調整完善農業三項補貼政策的指導意見》(財農〔2015〕31號)，明確提出，支持糧食適度規模經營資金重點要支持建立完善農業信貸擔保體系。

2015年7月，財政部、農業部、銀監會聯合印發了《關於財政支持建立農業信貸擔保體系的指導意見》(財農〔2015〕121號)，對全國農業信貸擔保體系建設進行了全面部署，調整部分農業補貼資金作為註冊資本金，計劃用三年左右的時間，在全國各省、自治區、直轄市、計劃單列市建立省級農業信貸擔保機構，並向市縣延伸業務分支機構，直接為農業新型經營主體提供信貸擔保服務;同時，在國家層面組建國家農業信貸擔保聯盟實體機構，為省級機構分險增信，構建起完整的專門支持農業適度規模經營的擔保、再擔保組織機構體系。

劉振亞卸任國家電網掌門人，投身全球能源互聯網事業

在國家電網總部服務已超過14年、執掌12年的現任董事長劉振亞5月16日正式卸任。劉振亞將持續推動全球能源互聯網。

今年3月30日，以“全球能源互聯網-以清潔和綠色方式滿足全球電力需求”為主題的2016全球能源互聯網大會在北京召開。全球能源互聯網發展合作組織宣告成立，這是中國在能源領域發起成立的首個國際組織，劉振亞當選合作組織主席。

此前國家電網公司投資，註冊了“全球能源互聯網集團有限公司”，劉振亞是該公司法人代表。

劉振亞當時講話稱，構建全球能源互聯網，加快形成清潔主導、電為中心、全球配置的能源發展新格局，是實現能源變革和可持續發展的必由之路。全球能源互聯網是以特高壓電網為骨幹網架、全球互聯的智能電網，是清潔能源在全球範圍大規模開發、配置、利用的基本平臺，實質就是“智能電網+特高壓電網+清潔能源”。

對於能源互聯網的影響，劉振亞認為，全球能源互聯網作為世界上最大的能源系統，將產生巨大的經濟、社會、環境綜合效益。

劉振亞分析，世界能源發展面臨資源緊張、環境汙染、氣候變化三大挑戰，根本出路是構建全球能源互聯網。全球能源互聯網是永續供應、綠色低碳、經濟高效、開放共享的能源系統，是實現人類可持續發展的必由之路。

劉振亞表示，構建全球能源互聯網，重點要集約規模開發各大洲清潔能源，靈活經濟開發各類分布式能源。加快跨洲跨國電網互聯，實現能源生產全球化、配置全球化、貿易全球化。建設集電能傳輸、資源配置、市場交易、信息交互、智能服務於一體的“物聯網”。大力推進工業、交通、商業和居民生活等領域的電能替代，以電代煤、以電代油、以電代氣，推進能源消費電氣化。

2015年2月，劉振亞發布《全球能源互聯網》一書，是其繼《中國電力與能源》、《特高壓交直流電網》、《特高壓電網》、《智能電網技術》等書之後的新著作。

在《全球能源互聯網》中，劉振亞解釋，全球能源互聯網將是以特高壓電網為骨幹網架(通道)，以輸送清潔能源為主導，全球互聯泛在的堅強智能電網。

具體而言，全球能源互聯網將由跨國跨洲骨幹網架和涵蓋各國各電壓等級電網的國家泛在智能電網構成，連接“一極一道”(即北極和赤道)和各洲大型能源基地，適應各種分布式電源接入需要，能夠將風能、太陽能、海洋能等清潔能源輸送到各類用戶，是“服務範圍廣、配置能力強、安全可靠性高、綠色低碳的全球能源配置平臺。”

劉振亞還提出一個願景：到2050年基本建成全球能源互聯網的目標。屆時，清潔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費總量的80%左右，成為主導能源。而這就意味著每年可替代相當於240億噸標準煤的化石能源，減排二氧化碳670億噸、二氧化硫5.8億噸，全球能源碳排放115億噸，僅為2009年的50%左右，可以實現全球溫升控制在2℃以內的目標。

對於全球能源互聯網的前景，劉振亞提出，全球能源互聯網會很曲折，但充滿期待。除了專門著作，劉振亞在2015年、2016年兩會期間，都在《人民政協報》發表署名文章，談能源互聯網建設。2015年文章為“落實‘一帶一路’戰略 構建全球能源互聯網”，2016年為“共同推動構建全球能源互聯網”。

至少從2014年起，劉振亞就通過國內媒體，以及在“電氣與電子工程師學會電力與能源協會年會”上宣揚全球能源互聯網，一度引領國內能源互聯網討論的潮流。

【獨家】腫瘤藥最高降價50% 國家醫保談判首批名單本周公布

第一財經記者獨家獲悉，醞釀已久的國家醫保談判首批名單擬在本周正式公布——歷經半年的艱難談判過程，最終入圍的四家制藥企業覆蓋了跨國制藥公司和本土創新藥公司，而腫瘤藥大幅度降價或將成為這一首次亮相制度的最大看點。

腫瘤藥：最高降價50%

如無意外，醞釀已久的國家醫保談判首批名單將在本周正式對外公布。

“最後關頭，有一家腫瘤藥(企業)還是退了出來，最終公布的入圍品種很可能變成了4個。”18日，有不願具名的接近國家醫保談判方面人士向第一財經記者透露。

按照第一財經此前獨家確認的消息，首批國家藥價談判5個品種分別為;治療晚期非小細胞肺癌的吉非替尼、厄洛替尼和埃克替尼，以及治療慢性乙肝的韋瑞德(GSK)和治療多發性骨髓瘤的來那度胺;涉及制藥企業分別為英國阿斯利康、瑞士羅氏制藥、浙江貝達、英國葛蘭素史克和美國新基制藥。

由於衛計委牽頭16個部門的國家“采購”方與五家制藥企業分別談判劃定規則，最終呈現的標準和企業“降價”方式並不統一。

“從去年就開始談(判)了，根據企業自身品種能夠接受的方式和降價幅度來一家一家地談，協議也是一家一家的簽。” 前述消息人士告訴第一財經，“每一家都有自己不同的定價原則，跨國公司還需要維持全球的價格體系穩定，這是個並不太容易的過程。”

今年3月，國家衛計委主任李斌曾公開表示，國家衛計委選取了5個左右涉及癌癥治療及重大疾病治療的藥品，作為談判試點，通過談判，價格比較貴的專利藥、進口藥藥價降幅可達50%以上。

國家衛計委副主任馬曉偉進一步表示，藥品談判成功以後，衛計委將考慮納入相關的藥品報銷目錄，使藥價得到降低。同時，全國推行大病保險後，要對二十幾種疾病進一步給予補償;在談判降價的同時，衛計委也註意在國內對仿制藥的研發、國產化。

但原本計劃在3月全國“兩會”後公布的名單，因為突發的疫苗安全事件被耽擱下來，延宕至現在。

由於醫保的國家付費機制，作為藥價談判最核心的醫保價格談判一直被認為是中國藥價改革的核心突破點——而在這個最敏感、企業也最重視的醫保領域，藥價談判將被如何應用，也毫無疑問地成為後續藥價談判在全國範圍推行的風向標。

公開資料顯示，根據國際經驗，藥品價格的參考依據主要是藥物經濟學評估、內部價格參考、外部價格(國外價格)參考。

而藥品價格談判的準則各個國家相差不大，以較為系統的意大利為例，大致包括：對療效欠佳的藥品分析其成本效益、對可替代的藥品對比其風險效益、對功效相同的藥品對比其每天治療成本、評估國民醫療保健體系的經濟影響、評估新藥品的市場份額、歐洲國家的價格和消費數據等。

“第一批選的幾個品種針對的疾病，肺癌、慢性乙肝都是目前國內比較高發而且用藥負擔比較重的，這是一個基本原則，我們希望能夠從公眾感受最明顯的品種和疾病上減輕他們的負擔。”前述人士向第一財經表示。

據統計，現階段我國肺癌發病率每年增長26.9%，肺癌已成為我國首位惡性腫瘤死亡原因，預計到2025年，我國肺癌病人將達到100萬，成為世界第一肺癌大國——而一項針對三級專科醫院住院肺癌患者的經濟負擔研究顯示，患者年人均總費用約為15萬元。

2015年，在千名白血病患者聯名信和輿論壓力下，被稱為國內“抗癌藥代購第一人”的陸勇被撤銷起訴，此前，他曾因幫助病友從印度代購仿制藥涉嫌銷售假藥被湖南沅江檢察院起訴，被關在看守所117天。

而由此事件，重癥患者的“天價救命藥”再度成為話題中心。

在目前的癌癥治療中，靶向藥物是主要且有效的治療方式——對於肺癌晚期病人來說，如果不做靶向治療，常規的化療放療能夠存活一年左右;而使用靶向治療後，能夠延續三四年的壽命。

然而，由於研發成本持續走高，目前常規肺癌靶向藥物非常昂貴。

英國阿斯利康的“易瑞沙”每盒10片裝售價5000元;瑞士羅氏制藥“特羅凱”每盒7片裝售價4500元;國產新上市的“凱美納”21片裝售價2750元，每日需服用3片，折合每日所需費用，分別是500元/天、650元/天、392元/天;一個月所需藥費約為1.5萬元、1.8萬-1.9萬元、1.1萬-1.2萬元。

地方醫保：“先鋒”實驗

事實上，對於“含金量”極高的醫保而言，企業通過降低價格獲得入圍醫保的身份，拿到穩定的銷量和市場，更多的藥品進入患者使用範圍，一直是雙方博弈和得以最終談判成行的籌碼所在。

而在國家層面醫保談判啟動之前，各地的醫保價格談判為之後的國家政策出臺投石問路。

2013年，《建立藥品價格談判機制試點工作方案》(下稱《方案》)公布，臨床實際使用需求成為進入談判範圍藥品的第一原則。

“以需求為導向，重點將腫瘤用藥、心血管用藥、兒童用藥、公共衛生用藥、中成藥中的專利藥品和獨家產品納入談判範圍，積累經驗，逐步擴大談判藥品類別和品種數量。”《方案》明確。

而此前，接近衛計委方面權威人士向第一財經透露，將建立國家和省、區、市兩級藥價談判機制，不同類別的專利藥和獨家生產藥品會有不同的辦法談判，市場份額、臨床使用需求等都會成為談判參考因素。

早在2010年，人社部將部分跨國制藥公司的高質量藥品引入醫保的嘗試中，美國禮來、美國輝瑞、瑞士羅氏和南京先聲等在內的多家制藥公司，都曾不同程度參與醫保談判的試點工作，但最終由於規則統一和不同部門對接等實際操作問題擱置。

但即便如此，各地的醫保談判工作卻並未停止——由於各地經濟發展水平差異，醫保付費能力不同，因此談判的原則和品種也有所區別。

公開資料顯示，2013年以來，江蘇、浙江等經濟發達的省份開始嘗試省級的高價藥物價格談判。

2014年12月，浙江省人社保將31個高值藥品納入該省大病保險特殊用藥談判範圍，以解決參保人員罹患重特大疾病的特殊用藥問題，超過一半的為外資品牌，諾華、禮來、輝瑞、拜耳等均榜上有名;國內企業入圍的則有百泰藥業、蘭生股份參股的中信國健、江蘇奧賽康、正大天晴、江蘇豪森藥業等。

2015年3月，經過浙江省內各區市人力社保、衛生計生等部門和部分權威醫療機構推薦，兩輪臨床專家遴選，浙江省人社廳從31種治療癌癥等大病的高值藥物中選取15種納入大病醫保支付範圍，包括赫賽汀、格列衛、易瑞沙、美羅華、晴唯可等，以進口藥為主，藥價平均降低19.27%，直接降幅最大的達到54%。

而此前北京、青島、江西等地也開始引入醫保談判機制——江西省人社廳官員曾表示，該省納入醫保範圍的5種特殊藥品，通過啟動談判機制，總價將降到1.59億元，降價幅度約為14.5%，在獲邀談判的廠家中，有21家屬於外資公司。

江蘇省的特藥制度自2013年1月1日起實施，醫保部門與藥品生產企業談判議價，之後陸續將赫賽汀、格列衛、達希納三種抗腫瘤治療藥品納入醫保基金支付範圍。據報道，截至2014年10月，全省共有約3900名大病患者得到了特藥保障，成為該項政策的受益者。

對此，複旦大學公共衛生學院教授、上海市衛生發展研究中心主任胡善聯評價認為，“創新藥物的定價政策，從藥廠的角度來講，是希望提高新藥的市場可及性和企業的收入;支付方則是為了控制價格，根據社會意願支付和支付的能力，為衛生服務提供合理的藥價，最終達到鼓勵進一步藥品創新的雙贏政策。”

跨國藥企：“黃金時代”之後

而通過松動價格，鞏固和擴大目前的市場，對於價格談判“主力”的跨國制藥企業來說，已經清晰地成為未來的“新常態”。

“國家主管部門首先要的是降價，這也是公眾對於醫療服務最明顯的感受;而跨國制藥公司這幾年在中國的日子普遍不如以前，增長放緩、優待政策取消，來自國內產品的競爭壓力也越來越大，以前那種黃金時代的日子已經過去了，要繼續生存就必需得適應變化。”前述消息人士向第一財經表示。

《亞洲制藥新聞》此前數據顯示： 2015年第一季度，10家主要跨國藥企的銷售額平均增長11%，相比2014年全年的平均增長率低了1個百分點——而同期中國醫藥企業利潤率在2014年下滑至5.3%後，2015年第一季度已回升至6.9%;利潤水平在2015年初迅速升至26%，這顯示出中國正在通過減稅和藥品優惠定價來幫助醫藥企業增長，同時更廣泛地鼓勵醫藥創新和研究。

此外，專利藥到期、單獨定價政策的即將取消等因素也都將導致外資藥企的利潤大幅下滑。數據統計，在未來四年全球有接近400種專利藥物將陸續到期，直接沖擊跨國藥企的市場表現。

而變化的市場格局背後，是重新確立的市場規則和新產生的市場機會。

2016年初，治療罕見病的肺動脈高壓進口靶向藥物“全可利”主動降價80%，從每盒19980萬降到每盒3996元，不僅成為價格降幅最大的藥品，也打破了進口專利藥一直以來的“貴族藥”堅冰，成為中國醫藥市場的標誌性事件。

“全可利進入中國市場的這些年里，在商業模式上與其他進口的高值專利藥一樣，一方面延續國際價格體系制定的高價格，另一方面實施全可利慈善援助項目，對中低收入家庭患者實施以高價為前提、慈善為基礎、買贈為循環、年度為周期的藥品慈善援助為主的模式。” 愛可泰隆亞太區副總裁西蒙·伊德就此話題接受第一財經專訪時透露。

由於患者數量少、市場狹窄，相對於一般藥物，罕見病治療藥物的研發成本和價格極高——即便是在對於中低收入患者的藥品援助中，3萬元依然是一個不小的負擔。

西蒙·伊德告訴第一財經，目前治療肺動脈高壓的藥物還沒有進入國家醫保目錄，但考慮到各地患者的實際需求，他們正在通過與各地的大病保險探索“合作”的可能。

來自愛可泰隆方面的信息顯示，截至2016年3月，全可利已經進入青島、沈陽、深圳三市的大病保險特藥目錄;包括天津、北京、上海、廈門、遼寧、山東、山西、湖南和寧夏、福建的醫保工作也進展順利。

而現階段，深圳引入商業保險共付的機制效果最顯著——在國家政策開始向“三保合一”(職工基本醫療保險、城鎮居民基本醫療保險、新農合)和鼓勵引入商業保險的背景下，用攻城拔寨式的方式，將觀望中的周邊省份一個個拿下，是西蒙·伊德覺得切實可行的中國醫保市場“切口”。

對於國家藥價談判，中國外商投資企業協會藥品研制和開發行業委員會(RDPAC)曾公開表示，“我們理解並支持政府部門協調各方，實現降低藥價和及時報銷的目標，逐步緩解大病患者的疾病負擔。”

作為外企的代表，RDPAC認為，降低藥價和及時報銷，是當前降低中國癌癥等病癥患者的醫療負擔的兩個重要方面，國家通過建立專利藥談判機制試點，是一種嘗試。RDPAC還指出，許多地方政府已開展了不同試點，多方籌資、分擔風險已經累積了一些經驗，應該鼓勵各利益相關方參與，逐步完善基本原則和運作機制，再穩步開始專利藥談判機制的試點，目前實施這類談判機制的國家和地區，基本有著完善的配套政策和法規，才能取得理想的結果。

“土十條”的神秘前傳毒地修複：百余國家試點，到底試了什麽

（農健/圖）

旨在修複毒地的“土十條”國家行動計劃即將頒布，在此之前，國家已在全國各地實施了名目繁多的試點，但大多都秘而不宣。“是到了梳理的時候了。客觀地評估示範成果，總結經驗、反省過失，是修複行業走向成熟的理性選擇。”

“這可是敏感詞啊！”2015年，國家重金屬汙染防治重點區域競爭性評審項目下發了28億元資金，第一個開工的是雲南省陸良縣歷史堆存渣場汙染土壤修複治理項目。但這個在2011年因非法傾倒鉻渣而引起全國媒體關註的縣城拒絕了采訪。

在全國土壤汙染總點位超標率已高達16.1%的局勢下，旨在指導土壤修複的《土壤汙染防治行動計劃》（以下簡稱“土十條”）頒布在即。可是，那些年動輒耗資數億元的土壤修複試點，目前大多秘而不宣。

“項目才剛剛開始招投標，你們明年再來采訪吧。”湖南省懷化市辰溪縣、東安縣、雲南省紅河州元陽縣均獲得了2015年重金屬汙染土壤修複治理示範項目資金，但都婉拒了采訪。

土壤汙染修複分為場地、耕地和礦區，在公開稱謂上，它們大都被定義為“某地塊”。南方周末記者根據公開資料，搜尋了多個試點項目，發現它們有的是上世紀開礦的礦區，比如湖北大冶、廣西河池。有的是電鍍區、電子垃圾拆解地，如珠三角、浙江臺州。有的是鉛蓄電池生產地，比如重慶市巴南區、浙江長興縣。有的曾是鉻鹽產地，比如青海湟中。有的只是單純的汙水直排灌區，比如甘肅白銀。

實際上，專事土壤修複的示範項目並不多，更多的是其他類型的國家專項里，會涉及土壤修複。據南方周末記者根據公開資料不完全統計，類似的試點項目有上百個。

連名字都如此敏感，相應的試點總結更難得一見。南方周末記者遍訪試點相關人員，以管窺試點的經驗得失。

“是到了梳理的時候了”

2004年，北京宋家莊地鐵站施工工人中毒，中國的毒地問題開始受到重視。但要找到中國第一個土壤修複的試點卻不容易。

中環循環境技術中心主任龔宇陽印象中，2007年前後開始的重慶天原化工場地修複項目應該是國內第一個從汙染調查、風險評估，到修複和驗收的完整案例。項目後被評為環保部科技進步二等獎，也是中國汙染場地修複項目的第一個獎。

2009年涉足土壤修複領域的廣西博世科環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自稱參與了多個國內“第一”的項目。全國最大的北京建工環境修複有限責任公司則認為其在2012年承擔的原武漢染料廠生產場地複合汙染修複，是國家發改委首個重金屬汙染土壤治理與修複試點示範工程。

多個項目自稱“首家”並不為奇，因為這些國字頭的試點名目紛繁，甚至還包括“資源枯竭城市轉型”，它們不一定是土壤專項，但土壤修複是不可缺少的一環。

比如，試點項目治理的汙染物不同，有的是重金屬，有的是有機物，還有的是複合汙染。範圍也不同，有的是地域性的，比如湘江流域重金屬汙染治理實施方案；有的是跨區域的，比如南水北調工程水源地水質安全保障。分管的單位也包括發改委、農業部和環保部等，甚至在環保部內部還來自不同的部門。

同一個地區也可申請多筆資金，很難歸屬於某個示範項目。據當地提供的資料，比如在湖南省湘潭市嶽塘區，重金屬汙染治理、全國老工業基地整體搬遷項目節能減排綠色搬遷專項、工礦棚戶區搬遷改造……多個項目都給竹埠港工業園區治理提供了資金，每一筆資金均以千萬甚至億元計數。

這些年國家資助了哪些項目，起到了什麽示範作用？多位受訪者表示：範圍太大、內容太多，很難理清。

“是到了梳理的時候了。”龔宇陽說，“客觀地評估示範成果，總結經驗、反省過失，是修複行業走向成熟的理性選擇。”他記得業內人士多次呼籲梳理已有的試點，環保部固廢中心曾試圖出版示範項目的案例集，中環循還曾交過案例，但至今尚未見出版。

工業地塊：“小而嚴”

根據已有報道，場地（指工業地塊，集中在城市）和耕地是“土十條”關註的重點。場地修複的相關試點，從技術到管理以及資金，都已積累了不少經驗。

“小而嚴”是南方周末記者查詢到的場地修複試點的特點。比如在大地益源修複有限公司總經理辜曉平的印象中，公司承擔過江蘇溧陽農藥場地修複。公司通過招投標拿到這個世界銀行的項目，雖只有300萬元，卻使用了四種技術，方案由環保部委托南京環科所設計，驗收由環保部組織。

當時沒有相關技術與標準的導則，只能參考國際標準，試點中的經驗對以後的工作仍大有裨益。比如在工廠拆遷之前，修複公司就要進入，以防止拆遷過程中造成二次汙染。參與評估的龔宇陽點評說，這次示範最大亮點是首次解決了農藥生產設施的無害化處理問題，最終還出了導則。

項目在信息公開上也有啟示。“施工之前要求公告周邊百姓，我們在做什麽，怎麽做。”辜曉平記得一開始要公告時，大家還有顧慮，怕引起恐慌，結果公眾很支持。所以在後續項目中，公司都會找來當地政府各個部門、街道辦，告知修複情況，甚至還安排修複的參觀路線。

在湖南，重金屬土壤修複的規範流程已日臻嫻熟。湖南凱天重金屬汙染治理工程有限公司總工史學峰發現，在2009年剛剛啟動時，企業的利潤還比較高。現在業主對於流程已相當熟悉，連征地、搬遷費用都愈發規範，工程公司的利潤低多了。以前還曾出現農民為了一棵橘子樹的補償而阻工，得當地政府出頭幫忙協調，現在則少得多。

進一步的，不僅是修複項目，場地修複在管理上也有試點。2014年環保部選擇了湖南、重慶以及江蘇常州、靖江開展汙染場地環境監管試點工作。環保部曾向媒體解釋過試點的背景：“我們選取了一個省、一個直轄市、一個地級市和一個縣級市作為試點，這些試點的共同點在於其前期基礎工作開展得比較好，如果這些試點成效顯著，我們將擇機向全國推廣。”

這也是南方周末記者唯一找到的針對土壤修複監管的試點項目。

江蘇聖泰環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經理楊軍就記得，在公司中標修複的汙染場地中，靖江當地的環保部門不知道如何驗收，還委托了環保部的專家編制了驗收表。

重慶在2015年排查出疑似汙染場地387塊，湖南省環保廳提供的數據也顯示，湖南篩查出891個重金屬汙染場地，分級排序建立了重金屬汙染場地數據庫。

這些都已經和“土十條”摸清底數、開展詳查的要求非常接近。“為下一步建立潛在汙染場地清單信息數據庫及‘土十條’項目儲備庫提供了支撐。”重慶市環保局回複稱。

而在國家相關的標準還沒有修訂之前，湖南和重慶的管理辦法和地方標準都已先行頒布。

耕地：敏感、無定論

因可轉為城市建設用地，汙染場地修複的商業模式已較為清楚，這些年來的國家試點項目已經減少。對於耕地而言，專門的土壤修複的項目不多，主要依托於重金屬汙染防治。

2013年，在廣西河池，歷時兩年的“大環江河流域土壤重金屬汙染治理工程項目”一期工程耗資兩千多萬元，修複了1280畝受到砷、鉛、鎘、鋅等重金屬汙染的農田，被媒體解讀為“環江模式”。

作為技術支撐單位負責人，中科院地理科學與資源研究所環境修複研究中心主任陳同斌認為環江從技術和產業模式上都有了探索——政府主導，科技支撐，企業參與，農民實施的模式把各個利益相關方都調動了起來。

不過，相較於場地，耕地修複的經驗要少得多，在有著“鎘米”難題的湖南亦是如此。據凱天重金屬汙染治理工程有限公司技術副總經理李娟介紹，湖南的耕地都還在做試點，沒有成熟的技術和模式，規模都不大。公司計劃今年以1000畝為單位，在修複的耕地上種植有機食品提高價格，逐步推廣。

其他的重金屬示範區也嘗試修複耕地，但最終還是因為成本太高而放棄。在銅產量連續18年同行業全國第一的甘肅白銀，廢水汙灌造成了流域七千多畝農田重金屬嚴重汙染。雖然獲得了7.2億元的專項基金，但用於農田修複的並不多，只修複了65畝農田，因每畝成本高達10萬元而未能大規模推廣。

“我們想尋找既經濟又實用的技術來治理農田，但國家並沒有明確的技術和標準。”白銀市環保局總工張瓊說，“修複完以後雖然重金屬不超標了，所用的試劑會不會形成二級汙染？是不是可能比重金屬還嚴重？這些都沒有定論。”

多位專家表明，國外幾乎沒有耕地汙染，無法借鑒經驗，而國內已有科研成果的應用也不多。比如“農業面源和重金屬汙染農田綜合防治與修複技術研發”重點專項2016年度申報指南就直接指出：我國在近十年中針對農業面源和重金屬汙染形成的理論和技術多數僅停留在“實驗室”和“論文”里。

相較於場地，耕地示範區的另一特點是地偏，敏感，大部分地區不太願意接受采訪。

環保組織申請信息公開也杳無音信。湖南省環保組織曙光環保在實地調研後發現了一些問題，便三次向當地環保局申請《石門雄黃礦區砷汙染綜合治理工程（一期、二期）建設項目竣工環境保護驗收報告》，但都沒有回應。

陳同斌坦陳，環江農田土壤修複的效果，驗收結果，錢花的是否合理，都有第三方監理和評估報告。但項目涉及到局部地區汙染信息，而且管理部門也沒有要求公開。“不是對土壤數據保密，而是擔心公開農產品質量數據，會造成不良影響。”陳同斌說，“以後如果項目管理公開，可能會向公眾公開。”

陳同斌覺得，環江農田修複工程除了取得技術和工程突破外，吸引廣泛農民參與土壤修複活動，同時還取得良好社會效益尤為重要。項目的實施還獲得了精神文明典範。環保部曾在環江召開“農田土壤修複現場會”。

國家“ 土十條”即將開啟我國土壤修複新時期。（CFP/圖）

評估不足，修複過度

根據《十三五規劃綱要》，“十三五”期間要完成100個農用地和100個建設用地的汙染治理試點，建立六個示範先行區。這些內容很可能也會在“土十條”中體現。

這六個示範區包括貴州銅仁、廣西河池、廣東韶關、湖南常德、浙江臺州以及湖北黃石。據專家介紹，這些試點都有前期技術儲備和實驗，比較成熟，故抽出來作為重中之重來支持。

修複產業界對於迫在眉睫的“土十條”非常期待，卻也表示了擔憂。反映最多的是前期評估不足以及後期的過度修複。

前期評估好比去醫院看病。在臺灣，評估要占到土壤修複一半的時間和精力。但現在國內項目申報期限都很短，導致前期評估工作不夠細致，後面的工程實施難免有出入。“如果診斷得不對，很可能將小感冒誤診為大手術，明明是大腿有毛病，卻把胳膊切了。”高能環境修複公司副總經理馮國傑說。

不僅時間短，評估工作在國家撥款之前就要啟動，需要事先墊資。所以在項目批下來之前，評估公司的積極性並不高，最終只能是地方政府墊資。“得探索模式調動第三方評估公司的積極性，不然在重點汙染區域，十幾個項目的評估都要地方政府墊資，根本墊不起。”史學峰說。

對於修複到什麽程度就足夠了，企業也是沒底。多位受訪企業人士表示，目前的試點中存在過度修複的情況——如果該場地是用作展覽會用地甚至公共綠地，並不需要投入大量資金。而在一些偏遠地區，非耕地的土地上切斷汙染源，做好生態恢複就已足夠。“不是修幹凈，而是減少到可以接受的風險水平。”龔宇陽強調。

對於基層環保部門來說，在示範之外，更希望得到監管方面的指導。“土壤修複這塊，我們確實是門外漢，我們學到的知識和接下來的工作不配套，有點著急。”浙江省長興縣環保局汙防科科長俞文傑說。在被列為國家重金屬汙染防治重點區域的浙江省長興縣，如何開展鉛蓄電池關閉場地治理修複工作，迫切需要技術指導和支持。

陳同斌希望“土十條”中的示範區可以建立起一系列管理模式和制度，如果這樣區域性試點取得成功，就可以為提供可複制到全國其他地方的經驗。

更重要的是，他希望有關部門要篩選和推薦成熟技術，多組織現場會和培訓會，也要加強宣傳教育和正確引導，“我們要告訴老百姓土壤汙染的問題和危害，但也要讓他們建立這樣的意識：土壤修複好比量大面廣的慢性病，有的可以治療，但不會短時間解決，需審慎樂觀。”

近日長江沿線將有強降雨 國家防總派6工作組指導防汛抗洪

25日，記者從水利部獲悉，據氣象水文部門預報，5月25～28日，西南東部、江淮、江南北部將有一次移動性較強降水過程。國家防總派出6個工作組，將陸續赴湖北、湖南、江西、安徽、江蘇、浙江等省，協助指導開展防汛抗洪工作。

預報顯示，25至28日，西南東部、江淮、江南北部累積面雨量一般30～50毫米，其中貴州東部、湖南北部、江西北部、湖北東南部、安徽南部、浙江北部等地50～90毫米。26日降水最強，貴州東北部、湖南西北部、安徽南部、江西東北部、浙江北部、雲南東南部將有大到暴雨。

針對入汛以來南方強降雨過程連續、部分地區土壤飽和、江河湖庫水位偏高、局地已遭受嚴重洪澇災害的嚴峻防汛形勢，國家防總副總指揮、水利部部長陳雷要求提前安排部署，督促地方落實各項防範措施。

5月24日，國家防總向上海、江蘇、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四川、重慶、貴州、雲南、陜西等省市防指發出通知，要求高度重視本次較強降雨過程，密切監視天氣變化，加強監測預報預警，強化應急值守，及時啟動應急響應，充分發揮山洪災害防治非工程措施作用，及時發布預警信息，提前組織轉移危險區人員，有效避免山洪、滑坡、泥石流災害。

國家防總要求，嚴格督促在建涉水工程施工單位切實落實各項防範措施，水庫管理單位要做好超汛限水庫(水電站)騰庫迎洪和巡查防守工作;著力做好中小河流洪水和城市內澇防範工作，確保人民群眾生命財產安全。

國家防汛抗旱總指揮部辦公室24日通報,入汛以來全國共有118條河流發生超警洪水,為近5年以來同期最多。通報顯示,入汛以來,全國平均降水量130毫米,較常年偏多23%,列1961年以來第2位,其中甘肅北部、內蒙古西北部、吉林中部偏多1倍以上,江南、華南、西南、西北、東北等地部分地區偏多3成至1倍。江淮、江南、華南、西南等地連續出現了14次移動性強降水過程。

據國家防總預測,今年汛期我國降水總體偏多,長江、松花江、淮河、西江等可能發生大洪水,不排除其他大江大河發生洪水的可能,華北地區、華南東南部可能出現較重旱情。

國家防總：今年長江松花江等可能發生大洪水

國家防汛抗旱總指揮部辦公室24日通報，今年汛期我國降水總體偏多，長江、松花江、淮河、西江等可能發生大洪水，不排除其他大江大河發生洪水的可能，華北地區、華南東南部可能出現較重旱情。

通報顯示，今年入汛以來全國共有118條河流發生超警洪水，為近5年以來同期最多。全國平均降水量130毫米，較常年偏多23%，列1961年以來第2位，其中甘肅北部、內蒙古西北部、吉林中部偏多1倍以上，江南、華南、西南、西北、東北等地部分地區偏多3成至1倍。江淮、江南、華南、西南等地連續出現了14次移動性強降水過程。

受強降雨影響，湖南湘江、江西贛江、廣東北江、廣西桂江、福建閩江等118條河流發生超警洪水，為近5年以來同期最多。南方大部江河來水量明顯偏多，其中長江偏多4至5成，洞庭湖水系湘江和鄱陽湖水系贛江分別偏多6成和8成，西江偏多7成。當前長江、淮河、西江、太湖等江河水位較常年偏高0.32至3.71米，其中長江中下遊幹流及鄱陽湖、洞庭湖偏高2.49至3.26米，均高於1998年同期，但均低於警戒水位。

核電布局已覆蓋八省區 核應急今成立國家隊

央視24日報道，當日舉行的國家核事故應急協調委員會五屆三次全體(擴大)會議宣布，中國核應急救援隊正式組建成立。

中國核應急救援隊是在國家核應急體制框架下，依托軍隊及核工業現有核應急力量組建成立的國家級核應急救援隊，重點承擔複雜條件下重特大核事故突擊搶險和緊急處置救援任務，並可參與國際核應急救援行動。

中國核應急救援隊是在全國已有的25支核應急救援分隊的基礎上另行組建完成的，共計320人，專業覆蓋輻射防護、醫學救援等多個領域。

公開資料顯示，中國現有25支核應急救援分隊，約1300余人。

國家核應急協調委副主任委員、國防科工局局長許達哲在會議上說，國家核應急工作要深入貫徹落實習近平總書記國家安全觀、中國核安全觀，落實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五大發展理念，確保核能安全高效、持續健康發展。

國家核應急協調委委員兼國家核應急辦主任、國防科工局副局長王毅韌會議上說，“十三五”時期，國家核應急工作要加強核應急演習演練與培訓，切實提高我國核應急準備與響應的綜合能力。

第一財經記者註意到，在1月27日國新辦舉行的《中國的核應急》白皮書有關情況發布會上，許達哲回答提問時說，中國核電發展很快，2015年(國家)批複建設的核電機組是8臺，開工建設6臺，投入運行8臺，其中投入商業運行的6臺。

許達哲當時介紹，現在中國主要還是在沿海布局，從北到南，在遼寧、山東、江蘇、浙江、福建、廣東、廣西、海南八個省份部署了54臺在運、在建的核電機組。

記者註意到，中國還要建設更多的核電機組。根據國家“十三五”規劃，到2020年，核電運行裝機容量要達到5800萬千瓦，在建達到3000萬千瓦以上。規劃提出，要開工建設一批沿海新的核電項目。這意味著，到2020年之前，中國平均每年需要投入約六臺百萬級千瓦的核電機組。

作為中國在涉核領域發表的第一部白皮書，全文約1.2萬字的《中國的核應急》說，核能發展伴隨著核安全風險和挑戰。人類要更好利用核能、實現更大發展，必須創新核技術、確保核安全、做好核應急。